西藏问题的“汉人”，一个敏感词

作者: 唐丹鸿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中国人不仅指汉人。鉴于在西藏问题中，的确没别的民族什么事，遵照约定俗成，这里的“中国人”指的是政治的、种族的、文化的“汉人”。……“蕃於蕃国受安，汉亦汉国受乐”这是公元823年，藏汉签署的盟约中重要的一条原则，铭刻在唐蕃会盟碑上。若把清朝看成满人帝国的话，那么至少从民国起，汉人背叛了祖先的承诺，自认为从满人的帝国“继承”了对西藏（图伯特）无中生有的“主权”，在战争中强占了康和安多的大片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完成了对西藏（图伯特）的全面占领。

一．“汉人”，一个敏感词

藏人认为：“博是博，加是加”。“博”即政治的、民族的、文化的西藏地域（Tibet），包括多卫康及嘉绒、羌塘等地，藏谚称“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多康六岗”；“加”指的是不包括“博”在内的中国。“博巴”可译为藏人；“加米”应译为中国人（英语通常都译为中国人Chinese），但汉译习惯上译成了汉人[1]。

“蕃於蕃国受安，汉亦汉国受乐”这是公元823年，藏汉签署的盟约中重要的一条原则，铭刻在唐蕃会盟碑上。若把清朝看成满人帝国的话，那么至少从民国起，汉人背叛了祖先的承诺，自认为从满人的帝国“继承”了对西藏（图伯特）无中生有的“主权”，在战争中强占了康和安多的大片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完成了对西藏（图伯特）的全面占领。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中国人不仅指汉人。鉴于在西藏问题中，的确没别的民族什么事，遵照约定俗成，这里的“中国人”指的是政治的、种族的、文化的“汉人”。

经历了长期的被敌意和被漠视后，西藏问题终于进入了部分中国现行政治反对者和异见文化人士的视野。既然西藏问题关乎中国对西藏（Tibet）的吞并、殖民与压迫，对中国人来说，自然就涉及了罪责与不道德，刺激了荣辱感和负疚感，触动了自我审视与心理防御，“汉人”就成了一个敏感词。

例如：我采访了一些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流亡印度的藏人。近日我在博客上发表了部分藏人的访谈录，也有其他博客作者和媒体分享了这些访谈。在老人们回顾了痛苦的一生后，我都有一个模式化的问题：您最想对汉人说什么？有老人说：“汉人侵占了我的家乡，部落头人死在了汉人的监狱里，部落的人和我的亲人被汉人杀了……我这一生的痛苦是汉人造成的。我本应为众生祈祷，但我做不到为汉人祈祷。”

当流亡者遭受这一切灾难，“穿越时间中所有的痛苦”时，没有一个汉人为他们说话，没有一个。而正如犹太人说“德国人”、中国人说“日本人”一样，当藏人用了“汉人”（加米，中国人），一个共同体的名称时，有汉人针对老人的话说：“该受难藏人没有认识到共产党的直接迫害及洗脑才是祸首……却主要怪在汉人身上，这不是完全怪错了人吗？对于受难者，弄清自己受难的罪魁祸首，是很关键的……”；还有人说：“关于二战前和期间的各种反人类罪行，如果把行为者表述为‘德国人’、‘日本人’、‘苏联人’……都是简称，严谨的表述在这些词的后面都要加上‘纳粹’、‘军国主义’、‘共产党’”。

不单这位八十多岁的受害者、在痛苦中度过了一生的老人，在这些对“汉人”一词敏感的人的眼中，即弄不清罪魁祸首，又用词不严谨；而且，任何藏人或同情西藏的汉人，在表述“汉人”这一集体身份时，都得小心。只要你一说“汉人”、“我们（汉人）”，他们立刻就痛陈无辜。反应极端的，不仅“审核”词语，而且火眼金睛立刻看出来了，如果你是藏人的话，你就是一个“破坏汉藏友好”的民族主义者；而如果你是汉人，那你就是挑起民族仇恨的特务或五毛。[2]

在中国现行政治反对者和文化人中，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中共入侵西藏，在西藏犯下了严重罪行。汉人也是中共的受害者，被中共迫害惨死的汉人人数远远超过藏人；藏汉人民都是共产党的受害者。不能把中共犯的罪加在汉族人民头上，普通汉人对在西藏发生的屠杀一无所知，不应该让汉民族为自己不知道、也没做过的事情承担责任。因此，西藏问题是共藏问题，不是汉藏问题（民族问题）。[３]


二.选择性遗忘的“汉人”

“是中共入侵西藏，在西藏犯下了严重罪行。”——用“中共”替换“中国”，以示中共不能代表中国和人民，这是典型的当今政治反对者的立场，道理也没错，比如中共没经过民选，比如建政以来的极权统治和各种恶行。

但如果回到“当时”呢？

我们的上一代是否还记得：1949、1950年前后，中国人民心目中的中共，中国政权角逐的胜利者，啧啧，虽然没经过投票大选，但难道不比太阳还光辉？难道不是令人民欢欣鼓舞的正能量？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民就意识到被中共窃国了？还是都认同自己是“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人民的大多数都真心实意跟党走，拥护中共的政策，甘受中共的统治，这样的“加米”难道不算与中共构成了一个政治共同体吗？

印度出生的图伯特诗人丹增尊珠在一次采访中说：“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中国人民觉得是革命的胜利，是进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寄希望成立的，是中国人的一个党，中国人民也曾寄望于这个党能公平地对待工人、农民，以及社会各阶层，寄望于这个党带领他们走向繁荣富强，这是中国人的期望，从大的方向说，是中国人认可的党和政权。”[4]

正是这个当时“被中国人认可的党和政权”，在当时派遣国家军队将西藏（图伯特）“收回了祖国的怀抱”。当中共以“驱逐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整”的名义“解放”西藏（图伯特）时，中国人民不赞同吗？中国人民不认为中共正在代表“我们”采取行动吗？

“中国（吞并西藏）的政策必须在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脉络之下检视：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都对民族主义有极大的热情，并且相信现代中国的领土疆界止于喜马拉雅山脚下。”图伯特历史学者茨仁夏加在《龙在雪域》里写到［5］。在当时，不仅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图伯特人与中国人（汉人）都没什么共同之处，而且面对被统治，两个民族大众的心理也决然不同：一方是被异国侵略占领的、无奈而伤痛的、亡国的人民，另一方是涌上街头载歌载舞、以鞭炮锣鼓和秧歌欢呼《十七条》签署的人民[6]。收归蛮邦“五族共和”是中国人早有的理想，中共“解放西藏”、“完成统一大业”的行动获得了中国人的普遍认可。

“汉人也是中共的受害者，被中共迫害惨死的汉人人数远远超过藏人；藏汉人民都是共产党的受害者。”问题是这里有一个时间差啊：1949年，解放军进入康和安多，1950年攻陷昌都，1951年逼签《十七条》。这三年，藏人已然是受害者了，不单是中共的受害者，也是“汉人”的中华爱国主义、汉人的中华民族主义的受害者。而当时，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视为高尚道德的汉人民尚不是“受害者”。这个“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大多数个体都有纯朴善良正直的个人品质，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道德感召下，由衷支持了中共“解放西藏”这一“正义”行为。

当时，一方是面对当头厄运，深知寡不敌众、孤立无援的人民，强调一下，当时的藏人已经是双重的受害者了；另一方是由道德的人组成的不道德的社会，是眺望着共产主义乌托邦、拥护中共的反帝反封建反殖民的解放事业、积极参与杀富济贫均贫富的革命行动、建设民族“团结”的统一的新中国、充满沙文主义激情的、走在通向奴役之路上的人民。

在此，我不惮阴暗地假设一下下：如果当时是中共政治共同体的“汉人民”，后来没有成为极权统治的受害者，如果没有后来的历次运动，没有大饥荒，没有文革，如果“被中共迫害惨死的汉人人数”没有“远远超过藏人”……那么，面对藏人的反抗与控诉，清白无辜的对词语敏感的“汉人”，将会说什么？

当使用“广大汉人”、“人民”这类词来表达一种“清白无辜”的群体时，请别忘了群体身份的形成和显现，除了血缘种族地域等“不能自选”的因素外，还必然与其“可自选”的社会性活动紧密关联。“人民”并非一个乌托邦整体，并不具有天然“纯真性”。请别忘了，当时的“广大汉人”是一个有强烈爱国主义、强烈民族主义、强烈共产主义价值观的群体。

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这种群体的支持，中共是否仍然会无所顾忌地吞并图伯特？但我们知道，无论如何，当时中共需要而且拥有了“正义”的理由，这理由建立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心理上，这是被中国人民认可为正义的理由，人民支持了中共“解放西藏”，以彰显自己的正义感和有道德。

当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平叛”的公告和决议，发表关于“平叛”的社论时，中国大众同样是理解和支持的，因为“分裂祖国”、“西藏独立”与大一统的爱国主义道德相冲突；当中共喉舌连篇累牍炫耀 “平叛”的业绩：战斗天数、缴获的武器数字、歼灭和俘获的“叛匪”数字……那是党为民除害，代表我们消灭了分裂祖国的敌人。中共的“平叛”符合中国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价值观，因而是“道德和正义”的。

2008年3月西藏抗暴事件发生后，汉人的反应再次向世人展示了：西藏问题中的“汉人”，仍然秉持着与长辈同样的爱国主义，再次理解和支持了中共“反分裂”的行动，因为“反分裂”、“反藏独”仍然符合他们的道德观和正义感。虽然这正义与道德，因他国的沦亡而闪耀，因他族的血和白骨而鲜艳。

当把“我们汉人”这一集体身份放到具体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去，与特定历史时刻中的政治社会变革联系起来时，我们并不是我们自以为的那么正义和道德，也不是自以为的那么无辜。

在西藏问题这一具体的政治社会背景中，不同种族身份的受害者有自己的视角。当躺在砧板上任人宰割，屠夫身后围着鼓掌欢呼的人群，是一种悲哀；当别人遇害的时候鼓掌欢呼，还分得了一块肉一杯血，等杀到自己后方知道成了砧板上的肉，这是另一种悲哀。受害于人与自相残杀是有区别的。

“汉藏人民都是共产党的受害者”是一句选择性遗忘的真话。

被中共迫害惨死的汉人不是用来跟藏人比较死亡数字的。这无论对谁都不妥。


三.词义漂移的游戏和责任

“不能把中共犯的罪加在汉族人民头上，普通汉人对在西藏发生的屠杀一无所知，不应该让汉民族为自己不知道、也没做过的事情承担责任。”——写此文的时候，我假想的读者是有能力理解如下问题的人：“我们”是谁？西藏问题中的“汉人”与“汉民族”是同一个概念吗？西藏问题里的“汉人”与“普通汉人”是一样的意思吗？

集体身份通常包含两个层次，一种单指与种族、语言、地域、宗教或传统有关的自然集合体，比如“汉民族”；另一种则是除以上因素之外，还与政治、政体、时代、社会活动、价值取向等一系列因素有关的政治性的文化集合体。

中共是汉人中产生的一个政治组织，中共政权实质是一个汉人的政权，中国吞并图伯特的行为背后，充满了汉人大一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背景，鼓掌支持的、围观打酱油的、利益上分得一杯羹的都是汉人，西藏问题中的“汉人”，恰恰不是指的“汉民族”这个自然集合体，而是指西藏问题产生以来，这个政治的、民族的、经济的、文化的集合体。

在政治话语中，正如犹太人说“德国人”，指的就是特定时代的特定政治环境中的“德国人”而非日尔曼民族；正如中国人说“日本人”，并非指古往今来的大和民族。西藏问题中的“汉人”，就是西藏问题中的汉人，这一身份具有明显的时代和政治特征。当我问流亡老人“您想对汉人说什么”、当流亡者说“我这一生的痛苦是汉人造成的”、当同情图伯特的汉人说“我们汉人应当反思”、当同情图伯特的西方人说“Chinese”……不言而喻，这里的加米、汉人、中国人凸显的恰恰是时代和政治特征，而非种族特征。

对这一词义的理解，并不一定要通过以上这番说明。没读过书的人可以准确领会，民运老将或饱学之士也可能使之意义漂移，看什么心态了。但是，作为政治反对者和文化人，二十一世纪了应该具备这个知识水准：集体身份不局限于血缘和种族上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在具体的政治社会环境中这一集体是什么？

谁说了要把中共犯的罪加在汉民族头上？谁又能够把中共犯的罪加在普通汉人头上？这些敏感词的人们永远不会给你提供来源或出处，因为出处就是他们自己。他们把中共和“汉人”的逻辑外延变得一样大，切割得毫无关系，仿佛中共是天外来客，汉人是汉人，中共是中共；中共不是汉人，汉人不是中共，在词义的游戏中漂来漂去，让你不敢相信有如此奇葩的反智和自欺欺人……到底在敏感什么呢？他们说了：“不应该让汉民族为自己不知道、也没做过的事情承担责任。”

二战结束两年后，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德国罪过问题》中反思了极权统治下的国民罪过，将德国人在这场悲剧中的罪过和责任进行了四重区分：

第一种是刑法罪过,它侵犯的是法律。由法院在正式诉讼中，依凭所发现的事实和所适用的法律裁定。

第二种是政治罪过,它源自参与罪恶的政治制度。涉及政治人物和国民的作为。政治责任使受国家权力支配、受命行事的个人，都得承担国家行为的后果。每一个体都要为其被国家统治的方式负责。

第三种是道德罪过,它关系到个人的错误行为。即无论何种情况，个人的每一行为仍然受到道德审视，个人应对自己所有的言行负责。道德责任的行使权属于个体的良心，即律己而非律人。

第四种是形而上罪过，指的是不能尽人的责任去维护文明的人性。

“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四种罪过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前二者属于公众领域，后二者则属于私人领域。雅斯贝尔斯指出，一国人民不应在法律、道德和形而上这三个层面上承担国家或政权的罪行责任，但他们必须在政治层面上承担这一责任。这就是著名的公民对国家罪行负有集体责任……不能免除的公民罪过就是公民的政治罪过……

 “德国人无论是否具体参与过纳粹政权的罪行,都必须以一国成员的身份‘为一国的政体承担(政治)责任。’这样做的理由有三条。第一，一国成员因政体组织关系而分享共同利益，他们因此必须分担政体的责任；第二，国家有制度化的决策机构和程序，公民既参与其中，就应对其结果负有共同责任；第三，即使国家不具有这样的政策结构和程序，其居民也不能完全推诿共同政治责任，因为他们必须为‘屈从(权力)的环境’负责，正是由于他们的屈从，专制权力才有机会猖狂施虐。” [7]

比照雅斯贝尔斯对罪责的四重区分，西藏问题中的罪责也一目了然：刑法罪过只能是中共的有关决策人承担，永远轮不到“普通汉人”；道德和形而上责任是律己的，已经有汉人、特别是境内的开始不惧危险，为图伯特遭受的奴役发声，这就是道德承担，相信未来这样的汉人会越来越多，西藏问题中的“汉人”形象也会随之改观。多数人的沉默或分享殖民利益，是被他们的良心允许的，别人无权干预，但承受道德指责，承受“汉人”一词带来的不舒服和过敏，也是行为的后果。

作为中国现今政治反对者或关注西藏问题的文化人，如此将“中共”和“汉人”用黑白二分法归类，让反正已经罄竹难书的中共包揽一切，充当“人民”的“替罪狼”，至少会遭遇一些逻辑难题：比如中共是什么种族身份？你说是中共入侵的西藏，那毛时代的中共跟习近平的中共一样吗？中共八千万党员中，很多党员也是极权统治的受害者呢，很多普通党员也淳朴善良，对在西藏发生的屠杀一无所知，“解放西藏”、“平叛”、文革时，好多党员还没出生呢，还有“三退”的党员呢，是否就不该承担责任了？

藏人的逻辑学（因明学）训练是十分了得的，喇嘛们“啪啪”击掌辨经的场景世界闻名。让我们想象一下：聚光灯和世界媒体的长短镜头中，一位异见领袖侃侃而谈，为汉人喊冤，说西藏问题是共藏问题。忽然一个绛红色的身影站起来，问出以上那些问题。您咋整啊？指责别人是“挑起民族仇恨的特务或五毛”？

还是以雅斯贝尔斯《德国罪过问题》这样的角度，来思考“汉人”在西藏问题中的政治责任更文明一点吧。汉人在西藏问题中的政治责任与德国人在二战中的政治责任有异有同，那是另个一议题，但的确有不能免除的责任。


四．“共藏问题”：变更概念的问题

西藏问题虽无明确固定的定义，但纵观西藏历史和西藏现当代史，以及国际藏学界的学术结论和国际法学界的几次调查结论［8］，这么说应该是靠谱的：中国自清末开始否认西藏（Tibet）的国际地位，产生了一系列藏中冲突；1949年、1950年中国通过战争和武力威胁等手段剥夺了西藏（Tibet）的领土和主权，是西藏问题的关键；以及西藏（Tibet）被异国中国占领、被异族中国人殖民统治后，带来的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其他各种问题。

民族问题，狭义来说是指在同一个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矛盾冲突；与国家领土和国家主权无涉。广义来说，也包括被异族压迫的民族争取独立（如科索沃独立），以及被殖民民族从殖民统治下争取独立。

由上可见，西藏问题绵延一百多年来，既有中国对西藏（图伯特）的侵略占领问题，也包含了（汉藏）民族问题，特别是大量汉人移民涌入图伯特后，西藏问题更呈现出藏、汉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矛盾冲突。“藏人在起义之时既反华又反共。但是一般而言，他们区分旧中国人和新中国人（即共产党）[9]。”在我对流亡藏人的访谈中，他们也使用国民党汉人（国民党加米）、共产汉人（共产加米）、汉人（加米）来表述这一“异族”，在不同时期对他们的压迫。从西藏（图伯特）被占领到今天，藏人的反抗包括抵抗异国侵略、抵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殖民、也抵制经济文化上的汉化殖民。无论是争取恢复独立，还是争取高度自治，都表明了不仅是拒绝共产党统治，也拒绝异族统治。这一切都符合民族问题狭义的和广义的定义。那么，说“西藏问题不是民族问题”就比较政治圆滑了，将民族问题排除不符合事实。

最主要的是“西藏问题是共藏问题”这类表述，给西藏问题重新设定了概念范围，然后按这一范围下的逻辑，把中国的国际罪行：以领土兼并、主权剥夺、文化颠覆、经济控制和掠夺为目的，对另一国家西藏（图伯特）发动侵略战争、武力建立和维持殖民统治、大屠杀、文化灭绝、环境破坏……等一系列由国家实施的犯罪行为，解释为了由一犯罪组织（共产党）实施的行为。[10]

实施国际罪行的实体是国家，包括国家机关、行使政府权力的实体和人，并不以是否极权国家而将政党政府与国分离。国家在实施侵略殖民犯罪的时候，往往得到了该国公众精神的和社会性的支持、得到公众除作战之外的其他形式的参与，国民多少分享了殖民行动带来的精神和物质利益。

而组织犯罪（无论组织规模多庞大、是否跨国）与国家罪行的最大差别在于：“组织”（“黑帮”、“团伙”）的地下性、非法性、犯罪行为由组织成员实施；组织的非官方性质、组织武装不是国家军队，组织身份不能代表国家和国民[11]。

在今天，中国的政治反对人士，通常将中共定义为一个非法组织，我没意见，也无意争论。我只想提醒一下：1930年代，党和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时，仅被藏人看成一个邻国非法武装的骚扰（红汉匪）；而中共建政后，联合国咨询机构“国际法律人委员会”的报告是《西藏（Tibet）与中华人民共和国》[8]；联合国有关西藏问题的数个决议，其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完稿于2013年9月14日　Yom Kippur犹太教赎罪日
特拉维夫

资料来源：

[1]藏文原文：བོད་ནི་བོད་རེད།རྒྱ་ནི་རྒྱ་རེད། 博是博，加是加；བོད་པ། 博巴；རྒྱ་མི། 加米。

[2]网上有一些这方面的讨论和争议，读者若有兴趣可自行搜索：http://gongwt.com/shows.php?BD=0&ID=164517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1179190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1212/Article_20121227213116.shtml

[3]共藏问题：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950777
http://www.liaowangxizang.net/drupal-6.3/zh-hans/content/%E4%B8%93%E8%AE%BF%E5%88%98%E4%B8%9C%E6%98%9F%EF%BC%9A%E6%B1%89%E8%97%8F%E4%BA%BA%E6%B0%91%E6%98%AF%E5%85%84%E5%BC%9F%EF%BC%8C%E5%85%B1%E5%90%8C%E6%95%8C%E4%BA%BA%E6%98%AF%E4%B8%AD%E5%85%B1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1179112

[4] 《民主中国》：西藏文化人和国际藏学家谈西藏问题的起源与性质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2561

[5]　茨仁夏加：《龙在雪域》P.131第四章　恓惶的共存　台湾左岸文化出版　翻译：谢惟敏

[6]　 1951年人民日报：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取得协议 全国各地人民欢腾庆祝 各民主党派发表宣言或谈话表示拥护 http://www.people.com.cn/GB/other5410/5417/20010521/470511.html

[7]《纵览中国：徐贲：个人忏悔和政治责任的区别》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4800
并参见：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NEW YORK * 2000

[8]　1960年，联合国咨询机构“国际法律人委员会”《西藏（Tibet）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对西藏国际地位如下裁定：“西藏在1951年《和平解放协议》（即《十七条》）签订时，不论如何，是个实质上独立的国家；1959年西藏噶厦政府废除了这份条约，也证明完全于法有据……西藏从1913到1950年所展现的国家状态，一般为国际法所接受。”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1960.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A Report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Geneva.P.346
——《遮蔽的图伯特：国际藏学家解读（中共版）<西藏百题问答>》P.69 译者：谢惟敏 台湾前卫出版社
《1997 国际法学家协会的西藏研究报告》：在拉萨的西藏政府所管理的西藏地区，从1913年至1950年之间是做为一个完全符合国际法的独立国家而存在。 1950年该地不仅有人民、被统治的地域和行使权力的政府，而且在该地方的一切管理都是在没有外力干涉或影响等情况下自由、独立的实施的。 1913年至1950年间，西藏的外交工作完全由西藏政府自己直接办理。因此，西藏至少是一个事实独立的国家。
http://xizang-zhiye.org/%e8%a5%bf%e8%97%8f%e7%9a%84%e4%ba%ba%e6%ac%8a%e5%92%8c%e5%8f%b8%e6%b3%95%e5%88%b6%e5%ba%a6/

[9] 达瓦诺布(Dawa Norbu) ：1959年西藏叛乱：一种诠释（The 1959 Tibetan Rebellion: An Interpretation）注释６
http://shiyulong.wordpress.com/2012/09/23/%E8%AF%91%E6%96%87-1959%E5%B9%B4%E8%A5%BF%E8%97%8F%E5%8F%9B%E4%B9%B1%EF%BC%9A%E4%B8%80%E7%A7%8D%E8%AF%A0%E9%87%8A/  

[10] 　International crime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_crime
Organized crime  Definition
http://www.businessdictionary.com/definition/organized-crime.html
谷歌、百度：国际罪行 有组织犯罪定义

[11]　即使合法组织，如真主党，其武装并非黎巴嫩国家军队，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冲突，并不被认为是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冲突。

[12]同[8]

佛法介绍到西方世界的重要人物---秋扬·创巴仁波切

来源：藏人文化网

　

秋扬·创巴(邱阳/丘阳创巴)仁波切（1939-1987)，男，藏族，1939年生于西康囊谦(今青海玉树境内)。
　　第十一世创巴朱古，东藏苏芒寺总住持，伏藏师，持有噶举及宁玛两派传承，同时也是利美(宗派无偏向)运动的支持者。他是藏传佛教中最早至西 方弘法的先驱人物，欧美人士心目中最具有影响力的精神导师之一，同时也是优秀的学者、诗人、艺术家。他的一生富于传奇，以狂慧（Crazy Wisdom）的风格为人所熟知，同时也因其前卫大胆、惊世骇俗的行事作风而倍受争议。
　　生平
　　一、降世
　　1939年，出生在囊谦一个穷苦的家庭。
　　1岁时，被认证为第十一世创巴朱古，被迎入苏芒寺，当上了苏芒寺的主持。
　　二、闻思修
　　8岁，由噶玛巴授沙弥戒，师从噶举高僧伦巴多吉、第十世创巴仁波切的弟子噶玛丹增等人，学习佛教戒律、书法、绘画 、舞蹈等各方面的知识。
　　9岁时，遇见了蒋贡康楚·钦哲欧泽仁波切，13岁，去雪谦寺，跟随蒋贡康楚仁波切学习禅修，学业方面则以岗夏堪布为师。经过严格的苦修苦读，他对藏传佛教的教义都有了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尤其在坐禅方面的功夫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17岁，取得了堪布学位，被认定是一位有资格的伏藏师。
　　三、深造
　　1959年，到达印度。
　　1959-1963年间，担任“青年喇嘛学校”的精神导师。
　　1963年，获得了斯邦尔丁倡议者（SPAULDING SPONSORS SHIP）的资助，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
　　在牛津大学期间（1963—1967年），他研习了比较宗教学、心理学、艺术、西方文化等课程，不仅掌握了在西方传播藏传佛教的工具——英语，同时也对西方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他也学习日本花道，并得到草月流日式插花学校的学位。

　　四、还俗
　　1969年，创巴仁波切因一场车祸而左半边身体瘫痪。这个事件为他带来了清晰又充满着解放意味的心灵启示，他决定不再囿于莫测高深的僧侣形象，而选择舍戒还俗。
　　同年，他完成生平第一本英文佛学实修著作《动中修行》（MeditationInActon)，分别在英国及美国出版。
　　1970年，与迪安娜·朱迪斯·皮布斯（ DIANA JUAITH PYBUS ）结婚。
 　　这事在桑耶林坐禅中心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随后创巴仁波切离开了苏格兰，去了美国。这一变更，却为藏传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开创了新局面。
　　五、弘法
　　1967年，创巴仁波切来到苏格兰，与阿贡喇嘛一起，在约翰·斯同之家（JOHN STONE HOUSE）建立了西方第一个藏传佛教中心——桑耶林（Samye Lin）。
　　1970年 5月，创巴仁波切抵达美国，受邀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佛法。
　　不久，在佛蒙特州北部的青山创建了噶玛曲林佛教坐禅研究中心，别称为“虎尾坐禅中心”。
　　1970年11月，又在科罗拉多州的不尔顿（ BOULDER）创立了噶玛宗坐禅中心。这个中心规模较大，能容纳近千名美国的藏传佛教修习者。中心分两部，一部分在城区，用作坐禅、工作、住宿等活动； 一部分则在郊区，克林思要赛西北约 50里处的洛佛法中心（THE ROCHY MOUNTAIN DHARMA CENTER），这是一处占地 40英里的环境优美的多山地带，极适宜坐禅、修行。
　　以这个坐禅中心为基础，秋扬·创巴仁波切先后在美国各地成立了多处坐禅中心。

顶果钦哲仁波切与创巴仁波切

在北美传法的17年间，创巴仁波切打响了活泼有力和具争议性的老师名号。他的英文流利，属于第一批能够直接和西方学生讲话而不需要翻译的喇嘛之一。他的足迹遍及北美和欧洲，主持数百场开示和研讨会。他在美国的佛蒙特和科罗拉多，以及加拿大的新斯科细亚省都建立了主要的中心，许多较小的佛法修习中心也遍布北美和欧洲的城市。
　　1973年，在学生及好友铃木禅师的支持之下，创巴仁波切又设立了“金刚界”（Vajradhatu）这个世界性的组织，来统筹管理全美的直属静坐中心。
　　1974年，他在科罗拉多州建立了“那洛巴学院” （Naropa Institute），后来发展为那洛巴大学（Naropa School）。这是一所结合了哲思研习和人文艺术课程的创新学院，是西半球第一所佛教大学，被超个人心理学家肯恩·威尔伯喻为“目前全美唯一的一所真正 具有整合精神的佛学院”。
　　1976年，创巴仁波切开始发展出一种伞状的世界性培训组织，取名为“香巴拉精神勇士中心”，并结合了日本书法、花艺、茶道、养生、舞蹈、剧场及心理治疗等课程项目，为的是将艺术融入日常生活的修行中。
　　他还开设过曼陀罗戏剧班，将古老的藏舞、藏戏与西方现代表演艺术融合起来。
　　1983年，创巴仁波切在加拿大东岸新斯科夏省（NovaScotia)远离尘烟的一座小岛上，建立了甘波修道院，并指派佩玛·丘卓为首任院长，这是北美第一所为西方人设立的藏密修行道场。
　　六、示寂
　　1986年，创巴仁波切移居加拿大新斯科细亚省哈利伐克斯市。
　　1987年4月，创巴仁波切于新斯科夏省辞世，得年48岁，他短暂而丰硕的一生以及精彩绝伦的演出就此划下句点。

　　著作
　　创巴仁波切共出版了14部富有时代精神的现代佛典，诸如众所熟知的《突破修道上的唯物》、《自由的迷思》、《动中修行》、《东方大日》、 《觉悟勇士》等等。他融通东西方哲学、宗教、心理学、艺术、戏剧等文化素材，最为人尊崇的才能就是擅长以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来诠释传统佛法的最高旨趣。
　　他在翻译的领域也很活跃。他和法兰萨斯卡·弗曼特共同新译的《藏密度亡经》，于1975年出版。之后他成立那澜陀翻译委员会，目的是为学生翻译法本和仪轨文，也公开发行重要的法本。
　　评价
　　创巴仁波切是把佛法介绍到西方世界的重要人物。他把西方文化和自己的传统结合起来，使得最古老且甚深的教法以完全当代的方式呈现。他讲授的 “狂慧”(crazy wisdom) 和“无情的慈悲” (relentless kindness)吸引了一大批“垮掉的一代”美国青年。他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去讲解、阐释藏传佛教，赢得了无数西方弟子的厚爱。
　　纳长仁波切( Ngak'changRinpoche)指出：“创巴仁波切之弘法，尤其是在当代英语中对大乘佛法的弘扬，是一次突飞猛进的渗入，足以带来超越文化和历史形态的意义。”
　　在西方教授佛法的短暂时间里，创巴仁波切的成就是深远非凡的。仅就经典的《觉悟勇士》一书，自1984年在美出版后，至今已被翻译成16种 世界语言发行，利益众生，已远超越地域、文化、宗教的藩篱。现在，世界各地的大小香巴拉禅修、闭关中心，亦多达两百座。他所强调之众生本具的“本初善”， 他的宏观眼界、奉献无私与无尽慈悲的精神，深深启发着所有的学生，以及那些未曾谋面、仅仅阅读过他的书籍的真挚求法者。
　　创巴仁波切在诗歌领域中的贡献同样突出。他长于将西藏古典诗歌的因素与西方文化，与美国生活形式结合起来。他的诗歌创作，充分显示了诗人驾 驭英语的能力。其西藏民族特色的意象和生动活泼的字句，表现了一种将宗教色彩和世俗情感融为一体的独特风格，把读者带进前所未闻的精神境界。
　　他的弟子，诗人金斯堡指出：创巴仁波切从早期的藏语格律诗到1975年自由体的即兴诗，反映了西藏上师的“善巧法门”，他采用意象主义、后 超现实主义的幽默，现代主义的边角废料，主体的直抒胸臆的个人主义表现形式，借用“指头画”(fingerpainting)的手法，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密 续中的慈悲的甘露。他吸取了现代西方诗歌的琼浆。他的诗歌，像宏法一样，是昔日上师在其神秘渐悟的沉思中很少表现出来的。
　　虽然创巴仁波切的弟子认为他是个善巧的老师，但是他不受佛教戒律拘束的风格和怪异的行为，也使他倍受争议。创巴仁波切并不鼓励他的弟子去仿 效他的行为，第三世蒋贡康楚仁波切在一次教授中，也曾对创巴仁波切的弟子说：“不要想尝试去审判或模仿丘阳创巴的行为，除非你能够模仿他的心灵。”
　　

               主要参考资料：《西藏诗人与美国精神——简介秋扬创巴仁波切的一生》
                                             纪录片《Crazy Wisdom》

《翻身乱世：流亡藏人访谈录》之 康区理塘 热珠阿旺（二）

热珠阿旺：1927年生于西藏康区理塘。九岁入理塘寺出家。1950年代表理塘寺院和理塘地方民众赴达孜多（康定）与中共接触，前往中国北京等地参观。1957年，以抵抗中国奴役为宗旨的“四水六岗”组织创立者之一。1958年，前往山南珠古塘成立“四水六岗”军，担任要职。多次与中共军队正面交战，并在山南工噶县境内伏击中共军方车队大获全胜。1959年3月，从扎囊护送达赖喇嘛尊者至琼结后，再次返回山南阻击中共追兵。1959年流亡印度。1962年至1976年在印度西藏特种军22军服役，担任代本（团长）。现居住在印度新德里

 

 

 

 

 

 4．汉人进入了理塘

我 们一到达孜多，就把理塘寺和理塘民众分别写给毛泽东、十八军和达孜多汉人的信转交给了共产汉人。在理塘寺和理塘民众事先写好的声明上，主要表达的是：“请 尊重我们的宗教和当地风俗。如果你们遵守这些条件，我们就不把你们当敌人，可以与你们合作。如果你们不遵守这些条件，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共产汉人在我们 的声明上签了字，同意，同意，什么都同意了。我们把理塘寺花很多钱买的见面礼给了那些共产党，礼物是用红丝绸做的锦旗，大小和唐卡差不多，上面写了扎西德 勒等字。我们给十八军的礼物是一顶帽子，当然，我们说是因为天气寒冷，其实每个藏人都非常清楚，这是非常不好的礼物哈哈哈（译注：可能按当时当地的风俗， 送帽子不是好礼物）……共产党也很有礼数，给我们寺院回赠了五十砣茶叶，三十多匹丝绸等。

到达孜多第二天就听说平措旺杰也要来开会。汉人已给平措旺杰封了很大的官，他在达孜多那边已经很有名了。几天后汉人通知我们去欢迎平措旺杰，让我们站在路两旁夹道欢迎他，就像迎接达赖喇嘛一样哈哈哈……与 平措旺杰一起来的还有十来个巴塘小伙子，汉人对他们的保护非常严密，前前后后都有卫兵。随后共产汉人在达孜多召开了一个大会，召集所有文武官员，包括在岗 托渡口的十八军的头头们，加上我们这些各地头人和部落代表，参加会议的有近千人。会议整整开了一天，在会上平措旺杰发表了讲话，主要讲的是共产党的好处。

平措旺杰是用汉语和藏语两种语言讲话的。在藏语的讲话中他说：“我是一个藏人，我为了藏民族的利益去了汉地学习。我听说，有藏人责怪我把共产党从中国领来了。这不是事实。以前因谣言所害，我被驱逐出了西藏（译注：见维基百科 平措旺杰），谣言说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想推翻噶厦政府。事实上不全这样，我们确实是共产主义者，但我们并没有推翻噶厦政府的想法……毛 泽东不是要共你们的产，而是要建立红色政权，是为了各民族的发展而来帮助大家的。你们不必担忧，也不必怀疑。以前国民党政府欺压人民，毛主席带领人民进行 革命，最后毛主席胜利了。毛主席走到哪里，都是为了帮助人民的，有非常完整的计划……”等等。他用藏语和汉语分别讲了两次，都很长。

平 措旺杰讲话完毕后，会场里放鞭炮庆贺。我并没有相信平措旺杰的话。我是这样想的：他和汉人在一起，肯定要说汉人想说的话，为了他将来的地位和利益，他肯定 要这样说，他当然会赞颂共产党、毛主席的。我认为共产红军之前已经与我们发生过冲突，他们是同一个共产党，没有什么区别。

我 当天也讲了话，为我翻译的是一个巴塘小伙子。我说我们是理塘寺的信使，首先重申了理塘寺和理塘民众信中声明的内容，提醒汉人应该遵守的原则。我并且强调： “你们已经在我们的声明要求上签字同意了，请必须按照已经签字同意的那样坚守承诺。特别是十八军，你们将要去与噶厦政府军作战。噶厦政府实力强大，他们有 可能会派遣三大寺的僧兵出战。如果你们以此为借口破坏寺院，那我们藏人不分男女，18岁 以上的人都会加入反抗的，除非你们把我们全部杀光！你们自己的承诺必须要遵守。如果你们口是心非，我们会认为是非常可恶的！”我故意说得很夸大哈哈哈…… 我这样演说后，那些亲汉人的藏人对我和同伴说：“朋友，再不要说什么大话了，说这些没有用的。”也有的藏人说：“说的好！说的好！”

开 完会后，平措旺杰从理塘去了巴塘，然后也去了岗托渡口。我拿着那些汉人签完字后的声明，返回理塘寺，交给了理塘寺堪布。汉人就这样进入了理塘。由于理塘藏 人放弃抵抗了，所以共产党没有派大部队进来，只来了五十多人。理塘这边国民党的旅长什么的就投降了，他们在理塘当地没有被杀，被押送去了达孜多，押去后什 么结局就不知道了。理塘和巴塘的国民党残部就这样投降了。

后来1980年我回理塘探亲时，还见到了当年我讲话时的那个巴塘翻译。他在成都，大家叫他扎西主任。我们一起吃过饭，还一起去见了班禅喇嘛。

 

5．汉人带给我们的都是恐惧

1950年，汉人从岗托渡江攻打噶厦政府的军队（译注：昌都战役）。当时噶厦在昌都的最高官员是阿沛.阿 旺晋美。不到一个月，他就投降了。听说噶厦政府派了僧兵下来，可僧兵还未到，阿沛就已经投降了。那时汉人在理塘已经建了广播站，每天都在广播昌都的情况、 岗托的情况，所以理塘人都知道。那时我在理塘，对噶厦曾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我们认为噶厦有军队、有武器，军队受过军事训练，至少可以抵挡汉人一、两年。没 想到汉人几天就把噶厦政府军给打败了！当时我还年轻，心想：噶厦政府太无能了！

接下来，汉人从康区、从北边等各路开进了拉萨！汉人不仅在广播里说，还在理塘寺召开了大会，宣布噶厦已经与中国签订了《十七条》：什么“解放”、什么“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意思是说噶厦政府不能与外国联系什么的哈哈哈……得知噶厦与中国人签订了这样一个协定后，我对噶厦政府所抱有的希望全都破灭了。我认为藏人民众将面临进一步的困境，更担心三大寺会遭到汉人的破坏。

其 实，那时达赖喇嘛担心被中国军队抓捕，转移到了亚东。噶厦政府派了包括阿沛等几个贵族官员去北京谈判。在北京，西藏代表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十七条》就是 毛泽东的意志，如果西藏代表不签字，统统会进监狱；如果西藏代表签字，实际上又没有得到达赖喇嘛的批准。而没有达赖喇嘛的批准，西藏代表是无权签字的。阿 沛是个很聪明的人，在这种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他没有噶厦政府的印章，就在北京现做了一个赝品，然后用赝品盖章，签了字。中国是先武装占领了昌都以后，才 “和平解放”了西藏。

共 产党刚到我们家乡时说了很多好话，什么“宗教自由”、“尊重当地风俗”、“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因为你们至今未能发展，落后于世界，所以毛主席派我们来帮 助你们”等等好听的话。他们没有与民众发生任何冲突，连买木柴都会给大洋；不仅在我们理塘，在康区其他地方和安多等地也是如此。总之，所有说的都是好听 的。

共产党还召开头人会议，给各地头人和大德等封官：封县长、主席什么的。他们不但给毛垭土司雍热奔封了官（译注：毛垭土司世系来自巴颜喀喇山，迁徙康区后，世袭七代。雍热奔.索朗旺杰，末代毛垭土司。1956年初，他率领理塘民众起义，抵抗中国统治。3月30日，解放军包围理塘寺，并在大经堂浇上汽油准备焚烧寺院，以逼迫寺内僧众投降。已经突围的雍热奔又返回理塘寺，要求解放军释放被困民众。最后他宁死不屈，向一名解放军军官开枪，中国军人乱枪齐发，雍热奔倒在了理塘寺的大经堂，时年25岁），还给理塘寺堪布和其他僧人也封了官。封官以后，让他们去理塘县上班。

虽 然我父亲拒绝参加头人会议，汉人还是给他封了一个官，要给他发工资。我父亲不要，他说我自己有吃的。他说要是我拿了工资，就得按照他们的话去做。这是我无 法做到的。后来共产党又给了我父亲一个什么“主席”的头衔，他仍拒绝接受。他说：“我是老人，我不需要这些头衔。如果你们到我们地方来，我会给你们提供帮 助，因为以前国民党到我们地方来，我也提供过帮助。”共产党就对我父亲说：“你必须接受。”而且每个月按时派人给他驮来大洋，说是工资。来人有汉人，也有 藏人。可我父亲从来没有接受过。有时我和我哥哥对父亲说：“收下吧，人家理塘寺的堪布都收了。”我爸就呵斥道：“闭嘴！等我死了以后你们再收吧！我知道什 么钱该收什么钱不该收！”

偶 尔会有十几个汉人来住在我家。临走时要留下很多大洋，说这是柴米钱。我父亲不收，说我家有柴米，不是用钱买的，你们不需要给钱。见我父亲坚决不收，汉人又 说：“您自己不要没有关系，您可以发给穷人，或供养给理塘寺。”我父亲回答说：“你们自己去给穷人，或者自己去供养给理塘寺吧。”几个月后，那些汉人又来 我家住了一段时间，走时仍要给钱。我父亲坚决不收，汉人就把钱分成两半，一半发给了穷人，一半给了寺院。我父亲就是这样，他的脑袋壳很硬，没拿共产党一个 大洋。

我 们没有，也不愿跟那些汉人交朋友。虽然他们嘴上说得像抹了蜜，但我们一直对此有疑虑。一方面，汉人带给我们的都是恐惧，不仅是共产汉人，包括以前的国民党 汉人，还有更早时候砍过大喇嘛和僧人头的满清汉人；另一方面，我们已经见识过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行为让人恐惧。汉人来到藏地本身就是很讨厌的事，我们 对他们根本没有好感。当然，我在达孜多做生意时，有私交很好的生意上的汉人朋友。

（待续）

采访者：唐丹鸿
翻译：桑杰嘉
采访地点：达兰萨拉
采访时间：2010年8月

中国道德崩溃，何不就教于达赖喇嘛？

（陈破空）

图片：达赖喇嘛在离开前接见一批地方印度盲人学生。（记者丹珍拍摄）

Photo: RFA

退休的前中共外交部长李肇星，最近到深圳某大学演讲，谈到中国人大举移民外国，讲了一个故事，说他在美国见到一个转去读书的中国小孩，他问这个 小孩，在两个地方上学有什么不一样。小孩说，他喜欢美国的小学，因为同学看到他，会帮他推车、搀扶他，但在国内，同学见到他就喊：“瘸子来了，瘸子来 了。”

这是两个社会的对照，一个有德的社会和一个无德的社会。讲这个故事，李肇星把中国的社会问题，归咎于“国人素质”，说：“国家的进步和振兴，还得靠国人素质的提升。”

所 谓国人素质，来自于社会风气；而社会风气的形成，除了传统文化的遗传基因，在当代中国，更多地，源自社会制度，尤其政治制度。根本的一条，就是：一党独霸 国政，剥夺民众权利，拒绝参与，不准监督。这种霸王心态和官本位意识，上行下效，反映到社会上，便是：唯我独尊，恃强凌弱，肆无忌惮的专横与歧视。

李肇星所述的小故事，再次证明，在美国制度下，善的种子，一早就播进了幼小的心田，博爱，与人为善，尊重他人，成为美国社会的文化和风气；而在中国制度下，恶的种子，一早就播进了幼小的心田，自私，与人为祸，贬损他人，成为中国社会的文化和风气。

中国政府动辄指责美国“爱管闲事”，殊不知，爱管闲事，恰恰就是博爱的代名词；中国人的不管闲事，恰恰就是冷漠、冷血、冷酷的代名词。道德，成为当今中国的洼地。连李肇星这样的原中共强硬派高官，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可悲的现实。

道德滑坡，道德沦丧，道德崩盘，其成因，除了政治制度层面，重要的，还有宗教信仰层面。美国社会，拥有深厚的宗教传统；美国制度，保障信仰自由。但中国制度，扼杀信仰自由，毁灭宗教传统，甚至迫害秉持真善忍的法轮功信众。

今日中国，那些浮在表面上的庙堂、法事、和尚、尼姑等，早已变质，有其名而无其实，徒披宗教外衣。和尚不像和尚，贪财好色；寺庙不像寺庙，敛财蓄奸；而大批贪官涌进寺庙，烧香拜佛，祈求保佑，更是对神圣佛地的公然亵渎。

中国，虽然没有基督教的传统，却自有佛教的传统。而根植于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随着达赖喇嘛的流亡，不仅没有式微，反而在世界洪传，远逾国界，吸引了世界各国的无数信徒。今日藏传佛教，在世界上拥有极高地位，源远流长，蔚为大观。

尊者达赖喇嘛，不仅受到海内外藏人的热爱，也受到世界各族人民的崇拜。不久前，尊者访问曾遭受苏联统治的波罗的海国家，所到之处，受到热情欢迎，盛况空前。再次显示：世界对达赖喇嘛的高度推崇，达赖喇嘛对世界的巨大影响。

行程中，达赖喇嘛重申他的“中间道路”，即，并不寻求西藏独立，而是寻求藏区“富有实质意义的自治。”谈到北京的西藏政策时，达赖喇嘛说，中国过去几十年实施的强硬西藏政策已经失败，正在变得更加实际。

这显然是鼓励性的说法，尊者鼓励中国政府面对现实，使中藏关系朝正面方向发展。如果说，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语），那么，更应该说，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就是中国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这本身，就是中国政府需要面对的现实之一。

当中国社会世风日下、人心颓废、道德沦丧之时，中国，无须舍近求远，只须亲近藏传佛教，无须另请高明，只须迎回达赖喇嘛，在中国社会的精神层面，就能挽狂澜于既倒、化腐朽为神奇，事倍功半。

作为藏传佛教的正宗传人、西藏最高宗教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尊者，有的是德行、资格和声望，教化世界人民；也有的是德行、资格和声望，教化中国人民；他可以对世界产生影响，更可以对中国产生影响。

可 以想见，一旦中国政府解除对达赖喇嘛的禁足，欢迎尊者回到西藏，让尊者行走于中国各地，达赖喇嘛尊者，不仅会受到西藏人民的盛大欢迎，也肯定会受到中国人 民的盛大欢迎；不仅会受到藏人的膜拜，也肯定会受到汉人的推崇。这种欢迎和推崇，于中国社会的道德拯救，将是一场及时雨。

换言之，达赖喇嘛回到西藏，不仅有助于藏区社会的稳定，也有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习近平政权念兹在兹的“社会稳定”，何不由此做起？或者，何不就教于达赖喇嘛？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達賴喇嘛尊者在拉脫維亞宣揚和平精神

 2013/09/11

9月8日（星期天）下午，達賴喇嘛尊者一行抵達了波羅的海沿岸的拉脫維亞首都～里加。這是達賴喇嘛尊者第三次訪問拉脫維亞，之前二次分別是1991年和2001年。

9日上午，尊者在拉脫維亞展開第一個公開行程。他與媒體記者會面時說：「很高興三度來到這個美麗的城市，無論我走到哪裡，都強調我個人的兩大責任：作為人 類的一分子，我們有一個共同的責任，以建立一個更加和平的社會。 所以，有必要強調提升人類的道德意識。作為一名僧人，致力於促進宗教間的和諧，這也是我義不容辭的職責。關於西藏，我已經退出政壇，然而依然承擔起維護藏 傳佛教文化的責任，這也是和平、慈悲、非暴力的文化。」

熱情的拉脫維亞民眾歡迎達賴喇嘛尊者的到訪

尊者在回答有關敘利亞的狀況時表示，暴力不能解決問題，唯一的解決辦法是使用非暴力。因此，在二十一世紀，我們需要透過對話和協商來解決一切的衝突與爭端，放任武力的結果是不可預知的。

達賴喇嘛尊者還指出，過去的30年間，一直致力於宗教和諧。同時，也與現代科學進行對話。對於二十一世紀的佛教徒而言，學習和理解是必不可少的。

達賴喇嘛尊者接受拉脫維亞電視台的採訪時表示，他決定移交政治權責，是他從童年時期就有的想法，當年權力大多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是不公平的。民主才是保障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最佳途徑，特別是民主可以讓人們享有改變他們政府的權利。

公元七、八、九世紀，中國、蒙古和西藏是亞洲三個強大的帝國，這是歷史。今天，由於外在物質條件的落後，西藏有意願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這對西藏的物 質發展是有利的。所以我們在1974年就作出一項決定，遲早要和中國政府對話，爭取實現西藏真正的自治。當中國公眾知道藏人尋求真正的自治，而不是完全獨 立時，其實他們也想知道為什麼他們的政府不允許西藏自治。

當問及想要向拉脫維亞人民傳達的消息時，達賴喇嘛尊者說：「如果依靠金錢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這是錯誤的，請多多關照自己的精神世界，學會調伏自己的內心，這樣，可以學習如何解決自己所面臨的很多問題。」

隨後尊者在接受愛沙尼亞雜誌採訪時表示：非常感謝他們對西藏的支持，並重申，主要關注的不僅是西藏人民的政治權利，也要關注維護藏傳佛教和西藏文化。尊者呼籲愛沙尼亞人民，盡己之力協助維護和平與慈悲的文化。

達賴喇嘛尊者參加「全球社會的和平與幸福的路徑」的圓桌論壇

9日下午，在首都里加體育館，四千多人集聚一堂，由拉脫維亞西藏聯盟創辦人詹尼斯．馬丁斯-史庫佳(Janis Martins Skuja)介紹達賴喇嘛尊者到訪拉脫維亞。與會的民眾手持百合花一一來到舞台邊，向尊者供養鮮花。

達賴喇嘛尊者開始發表演說：「拉脫維亞的兄弟姐妹們，我非常高興能夠來到這裡，有機會再一次與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經驗。感謝主辦單位，儘管他們在安排這次活動時，面臨了很多不便和障礙。也感謝大家今天即使在這樣一個工作日裡，來到這裡聽我講話。

每當我有機會，便會談談關於人類的內在價值，我們身處在一個物慾橫流的社會裡，不過，這只是為我們提供了感官上暫時的滿足，而非是內心長期的快樂。找到真正的寧靜與平和的內心，是我們身體健康的一個重要因素。

無論我們的工作是建設性或破壞性，完全取決於我們的動機。當我們關心自己與別人的需要時，應該是真誠，而且沒有欺暪與矇騙。學習帶領我們的生活更加透明，為我們帶來相互信任和友誼。

我們需要明確的知道哪些情緒是有害的，而哪些是有用的。我們需要培養那些有利於安頓身心的情感。通常由於缺乏知識的結果，我們接受憤怒和仇恨是我們腦海中自然的部分，造成一個無視於問題來源的例子。我們可以藉由加強正面的力量，降低毀滅性的情緒，促進一個健康的社會。」

在回答聽眾提出什麼是單身者的生活要點時，尊者回答說，結婚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但也有跌宕起伏，而獨身生活少了豐富多彩，但穩定且利於發展內在的平靜。另一位提問者想知道尊者是否了解其他的宗教傳統，尊者讚許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兄弟姐妹們致力於完成教育普及，非常感人。

最後，被問及人生的意義，尊者表示，「我常說生命的目的就是要快樂，而我們生命的存在是基於希望。我們的生命根植於幸福快樂的機會，並不一定是富裕；但快 樂取決於我們自己的內心，如果我們只沉迷於感官的滿足，那麼我們跟動物沒有什麼不同了。事實上，我們擁有奇特的大腦和智慧，所以必須學會如何運用。」

達賴喇嘛尊者在全場熱烈的掌聲中離開了演講台。主辦單位宣布歡迎任何有興趣者在下午五點時，加入在道加瓦河供養百合花的活動。

9月10日上午，達賴喇嘛尊者開始了他在里加第二天的行程。首先接受「里加時間」雜誌的專訪。哲學家阿尼斯提出第一個問題：尊者和觀世音菩薩的關係時， 尊者回答說，他從來沒有聲稱自己是菩薩，觀世音菩薩是他的老闆。他和幾位前世達賴喇嘛一樣都是菩薩的追隨者。他本人在佛教科學和現代科學之間建立對話作了 一些貢獻，這是他與前世達賴喇嘛不同之處。最後問到， 「佛陀的教導的本質是什麼？ 」時，尊者說：「使用人類的智慧，最好的辦法，你可以改變你的情緒，以積極的方式。 」

接下來是一場由官員、學者、社會活動人士組成的圓桌論壇，討論主題是「全球社會的和平與幸福的路徑」，主持人說，達賴喇嘛尊者不需要介紹，並邀請他來展開話題。

「在當今的全球社會不再有任何真正的邊界。例如，氣候變化的東西，會影響所有人類，無論我們身在何處。我想向大家介紹自己 ，我認為自己只是一個像你這樣的普通人。」尊者說。

「我們的問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不過，我們有一個奇妙的智慧，使我們能夠評估我們的情緒，判斷帶來幸福與和平的心態和帶來麻煩的心態。」

與會者問及達賴喇嘛是否會重生在西藏，尊者解釋說，早在1969年他公開宣布達賴喇嘛轉世是否應該延續下去，由西藏人民的意願來決定。最近他宣布，當他的年齡到90歲左右時，與其他西藏精神領袖共商他的轉世問題。

10日下午，應拉脫維亞部分議員的邀請，達賴喇嘛尊者前往議會參與座談。議會主持人在發表簡短開場白時表示，我們將一如既往地支持西藏，以保持他們的文化 和身份。 達賴喇嘛尊者回應說：「尊敬的議會和西藏支持團體的成員，感謝你們邀請我。在過去50多年裡，我在我們的社會中引入民主制度作出了小小的貢獻。 2011年，我能夠完全退休，我的所有政治權責移交給了民選的政治領導人。」

達賴喇嘛尊者與部分拉脫維亞議員在議會大夏合影

尊者提出什麼是西藏問題。首先是環境，西藏的環境直接影響亞洲的飲水資源，數以百萬計的亞洲人依賴著來自雪越高原的各大江河；第二是藏傳佛教文化的保護和 發揚，這不僅對西藏本身而對擁有四億左右佛教信眾的中國也是有益的；第三是人權和宗教自由；第四個是西藏的地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中國和印度之 間的緩衝區。西藏局勢正常化，可能導致減少在該地區龐大的軍事部署，並增加信任與和平。

今天（11日）下午，達賴喇嘛尊者將前往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在那裡展開為期兩天的活動。

《翻身乱世：流亡藏人访谈录》之：康区理塘 热珠阿旺（一）

热珠阿旺：1927年生于西藏康区理塘。九岁入理塘寺出家。1950年代表理塘寺院和理塘地方民众赴达孜多（康定）与中共接触，前往中国北京等地参观。1957年，以抵抗中国奴役为宗旨的“四水六岗”组织创立者之一。1958年，前往山南珠古塘成立“四水六岗”军，担任要职。多次与中共军队正面交战，并在山南工噶县境内伏击中共军方车队大获全胜。1959年3月，从扎囊护送达赖喇嘛尊者至琼结后，再次返回山南阻击中共追兵。1959年流亡印度。1962年至1976年在印度西藏特种军22军服役，担任代本（团长）。现居住在印度新德里。

1959年3月达赖喇嘛出走途中。图前骑马护卫者为热珠阿旺，图中为尊者。（图片由西藏流亡政府电视台资料中心提供）
 

 

1．好日子即将不再

我1927年 出生在理塘热钟啦。我母亲叫卓玛曲尊，父亲叫平措仁钦。父亲是这个地方的头人，这个头人头衔是国民党给的哈哈。之前我父亲并不是头人，但在村子里有一些影 响，比如调节纠纷，冲突双方都听他的，他的人品得到了公认。我九岁那年听人说，父亲被国民党的一个旅长和巴塘的一个师长任命为了“甲本”（译注：百户 长）。

我 父亲主业是做生意。我家在牧区和农区都有产业，父亲也管理在牧区和农区的事务。我母亲操劳很多：我们有五个兄弟和一个妹妹，母亲照料孩子、在农区照料田地 庄稼，到牧区关照放牧牛羊等事。尽管那么忙，但母亲每天坚持磕五百个长头。我九岁左右时，母亲就去世了。因为她人好，当时村里的人都哭。母亲去世后，我妹 妹每到晚上就哭着要妈妈，整夜整夜地哭。虽然有保姆，但几个月来都是这个样子，让父亲辛苦了很久。

我童年时的家务是去山上放羊。村里孩子们都喜欢从家里带一些食物，到野外野餐。小孩子还偷村里人的木柴，晚上点一堆火玩，不回家。这些就是我小时候喜欢玩的事。另外我还喜欢念玛尼（译注：经咒），没有人特别教过我，我是自己学会的。

九 岁那年，我去理塘寺出了家。我是自己要去当僧人的。在我们家乡，如果你逗小孩：“你是想出家呢？还是想嫁人或者娶老婆？”小孩子都会说：“我要出家！我要 出家！”如果你再逗，说：“不不，给你找媳妇儿或老公”小孩子就会哭闹。所以，出家既是小孩子的愿望，也是父母的愿望。我父母有五个儿子，四个都出家当了 僧人。慢慢长大后，也有还俗的。比如我哥哥还俗了，我还俗了，我弟弟也还俗了。我们兄弟几个只有一个坚持没有还俗，他最后考上了格西，利益了家乡的寺院！

在 去理塘寺出家的路上，我平生第一看见了汉人，他们是国民党的驻军。以前就听父母说过：“‘筷子’是汉话，‘馍馍’也是汉话，汉话和藏话是不同的，汉人和藏 人也是不同的。”所以看见汉人驻军时我心想：以前父母说汉人跟藏人不同，现在亲眼见到，果然不同啊。汉人连衣服都跟藏人完全不一样！

我 出生以前，赵尔丰、国民党，都在我的家乡打过很多仗，所以我很小就听大人们讲过，汉人砍过很多仁布切（译注：转世高僧）和僧人的头，以前被汉人杀死的人， 转世后从他们身上都能看到一些印记。我们那儿有一个人，年纪比我小一点，他脖子上有一圈胎记，大家都知道那是他前世被砍头的印记。听过太多这类故事，所以 在见到汉人前我就不喜欢汉人。

就在我出家的那一年（译注：1935年）， 共产党被国民党追赶，红军到过达孜多（译注：中国更名为康定）、理塘、甘孜等地，跟当地藏人也发生了很大的武装冲突。当时共产党从郎仓到了理塘，那些红军 是沿着娘曲河来的。理塘的僧俗民众守候在河边阻挡，与红军打了惨烈一仗，双方都有很大伤亡，但理塘人最终未能挡住红军，民众退回了寺院和家里，红军就直接 开进了理塘寺，强行占领理塘寺十多天，抢了粮食和钱财，但没有摧毁寺院。然后共产红军去了甘孜，一个也没有留下。我们还听说毛主席也来过甘孜，后来才知不 是毛主席而是周恩来（译注：应该是朱德）。他们经德格、甘孜等返回中国去了。

我 从九岁到十八岁都在理塘寺学习。十八岁那年我被选为了寺院的“雪仓”。“雪仓”要为寺院经商，挣钱提供僧人们的日常开销。“雪仓”必须是出生于大户人家的 人，不然生意做亏了没法赔偿。我生意做得很好，职位节节迁升，差一点就当了理塘寺的最高长官哈哈。理塘寺有一个“雪巴果仓”（译注：寺院的财经办公室）， 一共有六个人。我有一个搭档叫达热曲杰，也是“雪仓”，他与我一起负责寺院的贸易事务。我们的大多业务是在达孜多（康定），以经营茶叶为主，有时候也去云 南。

在达孜多，我们跟那里的国民党官员都认识。他们说：“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打仗，如果共产党打赢了，你们藏人和我们汉人都没有好日子过。共产党打赢的可能性很大。”这些人还说：“你们如今还做什么生意啊？赶紧及时行乐 吧，以后没有好日子了。”我们听了后，也没有做生意的心思了。

 

2．杀了那么多人

1949年， 我二十一岁，在寺院的职位迁升了，除了做“雪巴”，还担任了“贡松朵旦巴”（译注：寺院的一种高级管理）。那年国民党战败时，我正在达孜多收账，有些国民 党汉人欠了我们很多钱。还有些茶叶没发货，我是去办这些事的。我到达孜多时，共产党也到了达孜多。当时达孜多的民众欢迎共产党进入，国民党也没有抵抗，所 以没有打仗。共产党进达孜多不久，国民党的“田师长”又来了（译注：原国民党军田中田师），共产党就撤走了，田师长又挂出了国民党的国旗。一周后有一天， 田师长通知民众不许出门。那天来了两架国民党的飞机，空投了很多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很多。空头的第二天，田师长拿了这些东西往木雅方向去了。 后来听说田师长他们从木雅去了理塘，还去了察隅。田师长的真正目的是去西藏，想与噶厦政府联合抵抗共产党，噶厦政府没有答应他。田师长他们只好从察隅去了 缅甸。田师长和其他官员最后去了台湾，而他的大多数部下却在察隅被共产党歼灭了。

这 边共产党又进了达孜多，把田师长没能带走的东西都分给了穷人，富人们不敢去领。在达孜多，共产党开始清查国民党残部。凡是给国民党做过事的人都被抓捕了， 每天抓四到五辆军车的人，把他们拉到达孜多的一个飞机场。机场附近有一条河，共产党在河边把他们捆起来，插上一个牌子，用机枪枪毙。每天拉四五辆车的人去 枪毙，众人可以走近去观看杀人，但我和我的同伴没有近看，远远的看。当时我们异常吃惊，觉得共产党真的是魔鬼，杀这么多人！虽然杀的不是藏人，是国民党的 残部。他们每天就这样杀上百的人，杀了十五天左右。另外还有很多汉人自杀。在达孜多的阿曲河边，每天早上都能看到，有国民党残部的家属自杀。跳河没有死成 的妇女，在河边抱着大石头哭泣。共产党人看到后就把他们给抓走了。后来有一天，突然停止屠杀国名党残部的人了，据人讲是因为联合国指责毛泽东杀人太多，毛 下令让停的。这些事情使我们看清了，将来绝不会有好日子过，所以达孜多的藏商们都丢下商店跑回家乡了。

 

3．代表理塘与汉人见面

汉人到达孜多不久，就以平措旺杰和另一个藏人的名义（译注：平措旺杰，见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6%8E%AA%E6%B1%AA%E6%9D%B0 ）， 给理塘寺写了一封信，说共产党要去理塘，劝说理塘寺不要组织抵抗。理塘人认为，以前红军来理塘时与我们打过仗，所以这次这些汉人是要回来报复。理塘僧俗做 了充分准备，派了人在娘曲河边防守。结果共产党知道了这个情况，解放军没有直接进入理塘，而是改从木雅到了道孚，从道孚去了德格岗托。共产党给理塘当局发 来电报，请理塘派代表与他们会面。共产党说：“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我们不是以前的共产红军，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接到这个电报后，理塘方面也派了探子去道孚观察。探子回来说：“那些汉人对一路的民众很好，的确不是以前那个共产红军了。”

理 塘寺也给我来了电话，让我去见一下达孜多的共产汉人。可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做什么，就决定回理塘去问个究竟。路上我也看见解放军，是十八军，正从道孚、甘 孜、木雅等地向岗托开进。我抵达理塘时，遇到了那些沿娘曲河防守的理塘人。他们问我路上是否看到汉人了？我告诉他们汉人从道孚走了。回到寺院，高僧们和僧 众、理塘所有的头人和民众、还有那些从道孚等处回来的探子，正在理塘寺里开会，讨论是否派代表去达孜多与汉人会面。我就是这样知道上面那些情况的。这期间 平措旺杰他们还派人送信到理塘寺，劝我们不要跟解放军打，说如果打的话，对我们没有任何利益。

究 竟要不要派代表去见汉人？理塘寺这个会开来开去确定不下来。人遇到麻烦时就问神，理塘寺喇嘛多，就让喇嘛们占卜看看。喇嘛们占卜后说还是去好，主要是去对 共产党说明：请你们尊重我们的宗教自由、尊重当地风俗。如果你们遵守这些条件，我们就不把你们当敌人，可以与你们合作。如果你们不遵守这些条件，我们就不 能接受。

接 下来派谁去，又决定不下来。喇嘛们又在班丹拉姆像前占卜（译注：班丹拉姆，藏传佛教护法神，汉译吉祥天女）：把六个候选人的名字分别写在纸上，包在糌粑团 里，供在班丹拉姆前，然后僧人整夜念经。第二天由寺院堪布把包着名字的糌粑团放在一个盘子里，端着盘子晃圈，嘴里念着“觉沃仁布且”，转着转着盘子里的糌 粑团跳了一个出来，打开看是我的名字，我就成了寺院方面的代表。我的名字之所以在这六个人中，一是因为我是寺院的“贡松朵旦巴”（高级管理），二是寺院的 大喇嘛和其他负责人都不敢去。另外还有一个理塘民众代表，也是这样占卜出来的。我们两个就是理塘派去达孜多与汉人会面的代表。

我 们骑着马，带了随从帮夫就去达孜多了。解放军派了两辆车在达孜多外的宗嘎迎接我们，到达孜多后给我们安排了很舒适的房子。康区其他各地的头人代表，德格、 木雅、娘荣、霍则等部落的头人们都已经到了达孜多，僧人俗人代表共约上百人。那时，十八军已经从达孜多进入木雅，开到了岗托渡口。（译注：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第十八军为攻打昌都战役的主力。1950年10月中国发动昌都战役，解放军三万余人很快打败了仅有八千余人的西藏军队。1951年5月签订城下之盟《十七条》）

（待续）

 

采访者：唐丹鸿
翻译：桑杰嘉
采访地点：达兰萨拉
采访时间：201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