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30日 星期一

专访曹长青:西藏终将脱离中共殖民统治重获自由

美国华人作家曹长青,近期在台北出席“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时,接受了本台的专访。他在展望西藏的未来时非常乐观,指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带领下,西藏终将脱离中共政府的殖民化统治,重获应有的自由。
在台湾与著名作家、学者曹长青先生留影

曹长青首先从这次的“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谈起,分析了此类互动会议的目标与成果。
曹长青:“我觉得召开这样的会议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会议的主题叫‘寻找共同点’。西藏人、中国人还有台湾人相聚在一起,寻找这个共同点。当然会议有自己的主要目标,谈论西藏宗教与环境、文化的保护等等,这些均为共同点。但是我作为一名参加者、20多年来关注西藏问题,支持藏人选择独立的权利、重新恢复西藏国家权力的研究者、关注者的角度,我觉得最大共同点不是环境的问题。我住在美国,美国很多人也注重环境问题,这不是特殊的问题;说到语言,台湾的很多原住民、包括很多的台湾人要求说我们要说台语,台语在蒋介石的时代是被禁止的,必须说国语、中国话,这个语言的共同点也不是最主要的。”

“作为一个关注者、研究者,我觉得最重要的共同点,是必须要结束中国对西藏的殖民统治,否则环境与宗教、文化及语言等,这个四项问题均没有解决的条件。今天仍有那么多的藏人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采取自焚的方式,我看到这些消息非常悲痛,那些生命就消失了,一个人生活在世上生命是最宝贵的,有了生命才会有爱情、家人,才会有孩子,人类才会繁衍。更悲惨的是那些自焚后严重烧伤生还的藏人,他们将终身残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无法想象外在的形象被烧毁之后,那份永生的痛苦。”

“藏人付出不可想象的巨大代价,来争取的是什么呢?不仅是文化与语言,更是要西藏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恢复它原有的国家独立地位。怎么恢复?西藏本来就是个独立的国家,五十年代被中国军队占领了、殖民了,这个殖民统治才是根本原因。”

2805a“今天我们无论是中国人、台湾人、西藏人、美国人,我们的共同点是必须要结束中国对西藏的殖民统治。所以这个世上不存在西藏问题,西藏从来不是问题,是中国问题,或更准确一点–中共问题,它在剥夺西藏几百万藏人的选择权利。我们这次的会议选在台湾台北召开,台湾不久前进行了一次全国大选,选出新一届总统。从1996年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已过去整整20年了,产生了几届民选总统。今天西藏人民需要自己的民选,选出自己的国号、国旗及国家。西藏本来就是一个国家,有自己的领袖达赖喇嘛,有自己的国旗雪山狮子旗,今天就挂在我们寻找共同点会议上。”

“西藏国旗雪山狮子旗不仅被藏人热爱、信奉,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包括在美国,美国一项民调显示,有34%的美国中学生能够辩认出西藏的雪山狮子旗,说明西藏问题在美国受到广泛同情报道,反而是联合国的标志旗帜,没有几个美国中学生可以认出。今天说到共同点,就是必须要共同结束殖民统治,而前提就是结束共产党的专制,专制不结束中国没有民主,西藏问题没法谈,跟北京永远谈不出什么结果。”
曹长青指在中共侵占统治下,西藏人民所承受的痛苦已经达到极点,藏人不惜采取自焚的方式来诉说他们的委屈。

“哥伦比亚大学一位研究西藏问题学者、也是一位非常尊敬达赖喇嘛尊者的学者,将中国比喻为恶龙,而西藏是小海豚。为什么美国中学生认识西藏国旗?他们都喜欢小海豚可爱、不伤人,恶龙却是欺负海豚。今天我们说这海豚与恶龙能够双赢、能够谈出结果吗? 显而易见,谈不出来!所以今天的共同点不在西藏与中国间寻求,寻求不了。狼和羊之间是没法找到共同点的,如果你相信,结果就是羊被狼欺负、被狼统治、最后被狼吃掉。”

“今天我们召开寻找共同点会议,必须结束中国的殖民统治,必须告知世界,尤其告诉我们开会地点的民主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西藏人受到什么样的摧残,台湾原来受到国民党的专制,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痛苦。而今天西藏人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都用自焚的方式了,可想而知他们的痛苦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极点,而这就是人类的极点。”

“我作为一个外来的参加者,强烈感受到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寻找真正的共同点,结束中国的殖民统治,恢复西藏原有的国家地位,然后用藏人与达赖喇嘛的智慧,解决西藏内部的环境问题、语言问题、宗教问题及文化问题。”

曹长青随然对“中间道路”并不乐观,但他指出,达赖喇嘛与藏人示出的善意改变不了中共,但可以启迪中国的民众。

曹长青:“达赖喇嘛尊者提出中间道路,提倡我们不寻求独立,也不接受中国殖民统治,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自治,让藏人来管理西藏的一切事物,包括跟北京政府进行谈判。我觉得这样一个愿望可以被理解,起码向世界、向非常关注西藏问题的美国,世界其他工业国家,民主国家法国与德国、英国等等,尤其包括华人社会,包括台湾,包括海外的华人,释放出了强有力的信号。”

“这是什么信号?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非常有善意,我们不采用暴力、也不去对抗,我们虽不喜欢中国的宪法,但是愿意在现有的框架下,希望能够解决问题,缓和西藏内部严酷的镇压,不再发生自焚这样悲惨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善意的表示,让国际社会更加的同情,那么海豚做出很多的善意,世界会更同情西藏这个海豚,更痛恨北京这个恶龙,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西藏流亡政府提出这个角度,我们也好理解。”

“但是从过去20、30年谈判的结果,双方代表多次接触,前几年我记得就有8次,还是没有结果。因为北京政权连对汉人自己都没有人性,怎么可能对藏人网开一面?中共只有在一种能够情况下做出让步,在国际压力下,就西方社会包括联合国对西藏人权严重关注的情况下。北京需要跟世界接轨,要发展经济,发展双边贸易,要扮演世界大国,在这种压力下可能会做出一定的妥协或一定的改变。”

“从根本意义上跟北京谈,谈不出结果。但是我们可以向世界放出藏人的善意信号,这也符合藏人佛教本身的慈悲,相信人性都是善的,希望能够坐下来。我们感动不了中国政府,起码可以教育与启迪更多的中国人,让他们觉醒。在恶龙和海豚之间,谁对谁错,我们应该同情哪一边,应该更多的倾听哪一边的声音?人民是相信北京强大的宣传,还是来相信那个没有钱、没有力量的西藏人微弱的声音?但是最后人类历史已经证明,西藏人的声音再怎么微弱,都一定会战胜那个貌似强大的虚假的宣传。”

在被要求对西藏的未来作展望时,曹长青表示非常乐观。

曹长青:“我对西藏的前途非常乐观。我们看看以色列,曾经这个国家完全没有了,人民流散到世界各地,跟以色列比起来西藏人民还在这块土地上,虽然被殖民统治,没有散到世界各地。最后以色列重新复国,建立自己的国家,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周边阿拉伯国家联手想灭掉它没有成功,今天以色列成为强大、自由的中东国家。”

“今天西藏也是这样,就是因为西藏具备几个条件,所以没有被灭掉,殖民统治不能将它完全同化。西藏人民很幸运有达赖喇嘛,在西藏几千年历史上14位达赖喇嘛中,这一世达赖喇嘛是最长寿者之一,还是最走向世界,受到世界广泛尊重的世界性的宗教领袖,也是西藏人民的宗教领袖。”

“第一个条件,是达赖喇嘛非常有智慧,尊者的形象在全世界就代表了西藏人。看到达赖喇嘛就想到西藏、想到西藏人,这样一个形象感动了全世界。这一形象从毛泽东到江泽民、习近平,中共用多大的力量也改变不了。”

“第二个条件,是西藏有自己完全独立的历史,这个历史谁也改变不了,你或我、多大的政治人物、罗马教皇、美国总统及中国所有独裁者谁也改变不了历史。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你可以掩盖,但不能改变。西藏独立的历史,中国唐宋元明清这五个主要的朝代西藏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何况其中两个朝代根本不是汉人统治,清朝与元朝分别由蒙古人和满族人统治,跟汉人没有关系,剩下的唐宋明,三个汉人朝代跟西藏也没有什么关系。”

“西藏完全是独立的国家,只不过中共用强权、用解放军、用500万大军打入西藏。西藏当时的人口都不到500万怎么能打败中共军队,没有办法被中共殖民统治,这个历史不能改变。西藏有自己的语言文化,藏语跟汉语完全不一样,书写不一样、发音不一样,中共怎么去改变?”

曹长青认为,西藏的独特历史、宗教与文化,使得这个民族永远不会被打败、同化,西藏终将恢复独立地位。

“另外西藏是个宗教国家,全民信佛的国家,这跟中国不一样。这些历史条件与文化、宗教的原因,包括今天国际的原因,全世界193个联合国成员国,60%以上都是民主国家,民主是潮流,殖民统治已经被淘汰,只剩下中共对西藏的殖民统治,几乎很小的国家基本都走向独立。包括民主国家的一些地方都要走向独立,前年9月苏格兰与英格兰独立公投,英国是个独立的国家、民主的国家,它的人民还要公投,结果差一点通过了,55%比45%,主张独立的占45%,很大比例,再有六个百分点就要过半了。”
“西藏是暂时被中国殖民统治,早晚有一天一定会恢复自己独立国家的地位、一定会保住自己独有的文化、环境、语言,这对中国人、对世界都有很大的贡献,所以我对西藏的前景还是非常乐观。”

“我们看科索沃,只有200万人口,从南斯拉夫独立出来。南斯拉夫多少人口?多么强大?科索沃还是成功了,现在成为联合国成员国,是在几年前发生的事情,近在眼前!我们再看东帝汶,多小的地方?70万人口。印尼一亿多人口对它殖民统治,一亿和70万多大的比例?但人们起来抗争,经过多年的奋战,死了很多人,独立了!现在东帝汶是联合国第191个成员国。”

“这些历史都在证明全世界的潮流不是‘统’,不是中国人迷信的大一统,而是独立。因为联合国成立的时候才50多个国家,现在193个,那不等于将近增加了4倍吗?那说明独立才是潮流!看达赖喇嘛的那些书、他的讲话、他的慈悲为怀、善意,包括中间道路,更能感到我们跟达赖喇嘛同一时代很幸运。而且,我们也相信,西藏的这些历史,能一步一步地教育中国人,毕竟中国现在是网络时代,手机时代、键盘时代,不再是过去共产党完全舆论一致的统治时代。”

“这次这么多汉人来台北参加汉藏会议,你问他们10年前参加这种会议吗?他们不敢!有这样的认识吗?没有!那他们怎么改变了呢?信息在改变,时代在进步,所以我相信,作为在中国出生的我能改变,这次与会的其他汉人能改变,中国人就能够改变。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对西藏的前景充满信心。不要被中共强大外表所吓倒,要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历史、宗教、包括自己的领袖,充满信心。”

“一个民族最后的失败不是被外部打败,而是被自己内部打败,最后是不自信,在心里先垮台了,这个民族才会真正消失。如果这个民族的心不被打败,这个民族就永远不会被打败。而我接触的西藏人,包括年轻一代,我觉得他们更多的,还不是对佛教的信仰,而是对独立这个价值、民族的尊严、个人的自由,这些人类朴实(普世)价值的信仰。他们更加强调、信奉、追求西藏要恢复它原来的独立国家的地位,然后才能进一步保护自己的文化、宗教、遗产等等。”

----------西藏之声2016年5月28日报道

2016年5月23日 星期一

专访邵江博士:西藏、台湾、大陆与香港应互相支持对方的自决权


五月 21, 2016

【西藏之声2016年5月21日报道】英国“华维藏团结会”发起人中国学者邵江博士,日前在挪威接受西藏之声总部主任的采访时,介绍了他对西藏自由抗争、大陆与香港的民主运动,以及台湾现局等的看法。他强调,上述四个地区应该互相支持对方的自决权,因为那样也是在支持自己的自决权。

和邵江先生在“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


邵江博士首先谈到了日前在台湾举行的“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表示此次大会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较有收敛。

“这次藏汉寻找共同点的会议,比我第一次在日内瓦参加的情况,感觉讨论的问题更广泛一些,对大汉族主义的克服也要比以前好一些。因为日内瓦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只有少数人同意藏族的民族自决权。这次相对来说,一定要在中国框架下的这种大一统的东西,好像人数减少了不少。但是我觉得这跟会议地址选择有关系,因为选择台湾是一个非常大的、有指标性意义的地方。台湾本身也是一个公民自决要求很高的地方。你到了台湾之后,你必须得理解藏人是要求自决,支持民主的人。一个基本的前提也是支持藏人的自决权。”

不少支持西藏运动的华人,都持“中国民主化,西藏才能获得自由”的观点。邵江直言:用中国民主化来绑架藏人自决权,将非常危险。
“我觉得当然要求支持中国民主化的很多人,有观点说‘中国民主了西藏才可获得自治,或相对的一些自由’。其实,这也有几个前提,那也不一定先民主了,西藏问题才解决。有可能西藏自己先独立了,或者是给中共造成很大的麻烦自己先脱离了中共,那也是一个可能性。”
“实际上你在设计未来的时候,不能预设太多。你说一定是中国民主化了才有西藏问题的解决,这本身就是一种神话。因为中国问题的解决,可能是一个多途径的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你必须支持藏人的自决权。那样的话藏人反而有更多的空间,可能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还能是一个贡献的力量。否则的话,现在的这个情况中国民间社会这么弱,可能等不来民主化。藏人的情况可能会越来越恶化。如果用中国的民主化绑架藏人的自决权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
“香港也有一些学者来论述香港的民主和香港的自决。这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香港也慢慢开始理解到自决权的重要,因为自决权首先要脱离中共的统治,是个基本的、清晰的为设定运动目标的一个清晰方向,没有这个思想,老在按中共的框架底下谈自治,其实那个自治也不会有的,因为这个很明显,中共这个问题,主要是一个大一统下的一个共产党专制,所以你不太可能在这种状况下,得到所谓的自治。他那个民族自治法,你不要指望他真的是给你民主自治,不要指望中共的专制。这是另一个角度的问题。不要指望在中共的专制下,你有自治,或藏人的文化宗教自由权利得到保护。所以,这是两方面问题。一个是汉人要无条件的支持民主自治权。另一个角度就是,流亡藏人也不要因为所谓的‘高度自治’ ,就放弃民主化的目标。”
邵江认为,香港、台湾、大陆还有西藏,应该互相支持对方的自决权。
“这个民主化恰恰是四个地区人民最大的共同点,台湾也是继续需要民主化,它虽然实现了单一民主,但是它的民主还没有完成。所以你现在还必须继续民主化。包括他现在在实践的这个参议民主和审议民主,就是让公民更多地决定他们自己的事物,用自己的方式和权利去决定而不是光靠几个代表。这是民主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转变阶段。”
“第二,香港现现在也是争取民主化。因为香港的这个民主化跟他的自决运动,包括有些人叫做‘高度自治’实际上是已经变成了一个目标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非常重要。民主化,你无论是讲普选权还是其他,也是分享这四个地区的重要共识。西藏也一样,流亡社区也要继续民主化,继续以民主的方式成为一个实现境内藏人摆脱专制、摆脱中共占领的这么一个情况。”
“中国大陆也一样,这么多民主和维权人士,也在争取民主化的真正启动。现在这个情况,如果是说你不把民主作为一个共同的选项、共识的话,那你各自为战,为了所谓自己的一个自治跟中共做一些交易,那最后损失的是你自己,结果是全盘皆输,民间社会全被中共控制住了。”
“所以你现在作为四个地区的民间社会,恰恰是互相支持、互相支持各自的自决权。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同时另一个方向就是推动民主化进程,这大概是一个最大的共同点。所以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就像刚才讲过的中国的这个民主人士,支持西藏的民主自决权,其实就是支持中国的民主化。这个原因也比较简单,因为你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理念上的角度这个是无疑的。从现实政治的角度,你支持了藏人的自决权、支持香港人的自决权、台湾人民的自决权,恰恰是争取自己的自决权,摆脱中国的统治。 这是一个基本的,从政治操作层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路径和方法。”
“另一个自决权的问题实际上也跟整个国际法连到一起。因为在国际上你讲到自决权,基本上是现代人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你会在国际上争取更大的空间。如果你按照中共的宪法范围之内,本来中国宪法实际上跟国际法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无论是从理念到实际的内容,都是有非常大的不同,所以你争取四个地区的各自自治权,恰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让你的民主运动、社会运动和自决运动恰恰能得到更多的国际空间。而不是说把你自己画地为牢,进入中共的一个宪法框架。这样你也可以得到国际民间社会的更多反映、更多支持。如果你光谈中国的宪法的话,那国际社会会觉得那你好,你直接按中国的框架里解决,国际社会支持你来还有什么意义呢?你直接跟中共谈就完了,但是你没有足够的力量。”
“实际上另一个问题就是西藏问题的解决、中国问题的解决、以及香港和台湾问题的解决。现在在全球化,中共经济的实力越来越扩张,它实际上这四个地区已经变成一个国际化问题。
现在要找出中共的弱点是什么?要找出真正支持你的国际力量。
“所以你现在要知道你最大的支持在哪里?中共在全球化过程中,它这种全球战略也必然有它的弱点,因为它依赖全球各地的东西也多起来,那现在要找中共的弱点是什么?你也要知道你得到最大支持的是哪些国际社会的成员,或者是哪些力量是真的支持你,你要把它找出来。否则你在中共框架底下的话,发现不了谁是你真正的,在理念上真正热爱民主和人权的人,你只能按照中共的方式发言,等于是你越来越画地为牢,越来越把自己的空间缩小,但你这整个运动是没有希望的,这个大概是另一个方向的问题。”
“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实际上最开始讲中国的民主化和西藏的关系,你不能预先设置这个问题,哪一个最先解决。这本身就是平等的概念,大家互相并肩作战,团结争取共同创造自由,共同的一个价值标准。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整个反抗中共的过程中,它现在实际上是跟整个国际资本的秩序结合到一起,那实际上对这些弱小民族和小国,包括受中国压迫的这些人民来讲,现在就是不光是反对中共的专制问题,实际上中共现在参与到全球资本的规则设置过程中。这样的话,实际上这四个地区的运动,不光是一个本地区的运动,而是应该跟全球公民反对剥削、反对霸权连到一起。”
“把目标设定为彼此之间互相支持自决权,按照国际人权标准去互相支持,这本生也能让你获得其他地区公民社会和享受这些价值的人的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你脱离不开全球国际化的过程,你必须得修改过去那些不平等的规则,比如说不光是中共的打劫,还有以前不平等的美国霸权和其他的老牌帝国主义的霸权,像英国、法国的霸权你都得反。”
“不光是反对中共的专制,也要反对这些专制跟过去这些霸权,造成经济上不平等的这些国家,这些帝国主义,也要反对他么的霸权和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的规则,这样就跟全世界的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运动 ,真正的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互相支持,这样全人类才可能真的解放。谢谢。”

2016年5月16日 星期一

唯色:《西藏记忆》:西藏文革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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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选自唯色的《杀劫:镜头下的西藏文革》一书, 拍摄者是唯色的父亲。摄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拉萨五万人集会游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西藏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正式拉开。
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之际,我的两本有关西藏文革的著作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一本是我依据我父亲拍摄的近三百张被文革席卷的西藏其况貌的照片(被认为是关于西藏文革最全面的民间照片),在拉萨等地所做的长达六年多的采访、搜集与调查,而完成的图文书——《杀劫:镜头下的西藏文革》。一本是我采访二十三位藏、汉、回经历者,口述西藏文革种种的《西藏记忆》。

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我重新修订图文书,并补充了一万四千多字的后记,及二十多张近年拍摄的照片(我用我父亲当年拍摄西藏文革的相机在同一地点拍摄),继续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强调是文革五十周年纪念新版,主题:文革依然是禁区,《杀劫》依然是禁书。

而在十年前出版的《西藏记忆》一书中,附有一篇<西藏文革大事记>,是我依据中国官方发行出版的书籍、报刊,及相关资料整理而成。主要包括:1、《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2、《西藏大事辑录(1949-1985)》,由西藏农牧学院马列教研室、西藏自治区党校理论研究室合编,1986年;3、《西藏日报》(1965年-1970年);4、《周恩来与西藏》,西藏自治区党史办公室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5、《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由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编委会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合作编撰,宋永毅主编,2002年。等等。

出于让世人了解西藏(指今中国行政区划的西藏自治区)文革的概况,在此发表这篇<西藏文革大事记>(有修订,有补充)。需要强调的是,众所周知,文革在中国是禁区,西藏文革则是禁区中的禁区,我以一己之力了解到的所谓西藏文革大事,只是概貌。正如我在《西藏记忆》的前言中所写:“在这本书里仅收入了对其中二十三位的采访,远不足以再现西藏的文革面貌,无非是一些人在人生中最为值得纪念的故事。但这些故事有太多的叹息和泪水,都是每个人心中的重负,当我倾听,当我记录,当我公布,最大的希望就是让更多的人记住,而不是忘却。发生在西藏的文革,其实存在于千家万户的故事里,存在于民间每个角落的记忆中。”

以下是修订后的西藏文革大事记:

1966年


5月底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立,随后,各地、各单位的“文革领导小组”陆续成立。

6月15日7月5日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做出在全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8月19日 拉萨五万群众集会,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西藏自治区党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号召下,西藏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正式拉开。

8月24日 拉萨中学、西藏师范学校等学校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拉萨各居委会要求居民对所辖区的寺院、佛殿、佛塔等宗教建筑“破四旧”。大昭寺等寺院被砸。

8月26日至8月31日 《西藏日报》,连续六天头版报道:“造反有理 革命万岁 拉萨红卫兵举起铁扫帚横扫旧世界”;“拉萨红卫兵向旧世界发动猛烈攻击”;“拉萨红卫兵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四旧’”;“破旧立新的革命风暴席卷拉萨全城”;“拉萨红卫兵闻风而动决心在斗争中进一步向解放军学习”;“拉萨红卫兵破旧立新宣传活动深入居民庭院”。

8月27日 在政府统一指挥下,拉萨市各居委会组织积极分子和居民沿街游斗所辖区的“牛鬼蛇神”,并在大昭寺的讲经场集中批斗。“牛鬼蛇神”主要包括宗教界人士、旧政府官员、贵族、商人、旧军官和农村牧区的庄园主、头领等。

10月1日 拉萨举行五万人参加的“建国十七周年”集会。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剑拔弩张。张国华在前一天的内部高层会议上提出西藏情况特殊,要劝阻进藏学生和本地学生到部队抓人搜家。

10月15日 周恩来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十一名西藏学生,发表关于西藏的谈话。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制度彻底打碎,解放小喇嘛。……西藏正在破四旧,打庙宇,破喇嘛制度,这都很好,但庙宇是否可以不打烂,作为学校,仓库利用起来。佛像,群众要毁可以毁一些,但也要考虑保留几所大庙,否则,老年人会对我们不满意。”

10月28日 张国华向周恩来恳求不要汉族学生到西藏串联,但未果。
10月 大昭寺被设为“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办公室”,全拉萨在“破四旧”时收缴的佛像等珍贵佛教用具集中于此,由拉萨市公安局局长带领工作组驻扎数月,经版、经书、唐卡等被当成燃料使用。

10月26日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提出在边境地区一般不进行“文革”运动。

11月初 北京多所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第二医学院、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和咸阳西藏民族学院及哈尔滨军工大、内蒙古交通学校等学校的红卫兵到西藏串联。

11月12日 西藏自治区第一支“毛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从拉萨出发,徒步去北京串连。

11月22日 中国各地约十一万份传单寄到西藏。

12月22日 造反派“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简称“造总”)成立,上千人集会,发布成立宣言。总部设在“尧西达孜”(原为达赖喇嘛家族府邸,达赖喇嘛及家族流亡印度后被没收,改设西藏自治区第二招待所)。总司令是拉萨中学老师陶长松。有《红色造反报》藏汉文版。主要组织为“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西藏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拉萨革命造反公社”等。成员包括学生、工人、干部、居民、农牧民。

1967年


1月11日 中共西藏自治区各部、委、厅、局相继被造反派夺权。

1月23日 “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拉萨革命造反公社”和“首都赴藏造反革命总部”,代表拉萨三百多个“造反组织”主持召开了两万多人参加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誓师大会”,通过给毛泽东的致敬电和“告西藏全区人民书”,举行火炬游行。

1月下旬 中共中央同意张国华(西藏军区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去北京治病,并任命周仁山为西藏自治区党委代理第一书记。

2月5日 造反派“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简称“大联指”)成立。总部设在布达拉宫下的“雪”村和自治区党委院内班禅小楼。总指挥是自治区党委秘书刘绍民。有《风雷激战报》藏汉文版。主要组织为“农奴戟”、“农牧民司令部”、“工总司”等。成员包括学生、工人、干部、居民、农牧民。

2月9日 首都红卫兵和拉萨一部分群众组织的成员冲进西藏军区,揪斗张国华。

2月10日 西藏军区大院实行军事戒严。

2月15日 西藏军区奉命实行军事管制。

2月26日 西藏军区对西藏日报社、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和拉萨有线广播站实行军事接管,抓了陶长松等一批人,《西藏日报》一度停刊。

3月初 先是成立了“军区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办公室”,任命军区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阴法唐为主任,下设农牧、工交、文革、政法等组。此后,各地(市)也随之成立了类似的“办公室”。

3月5日 以“大联指”为主的各界群众和解放军军人近三万人,在拉萨举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之后举行全城大游行。

3月7日 《西藏日报》刊登军区三月三日发布的通令,规定一切“革命群众”和“群众组织”都要协助军区完成军事接管任务。

4月1日 中央文革小组下达“四·一指示”,表示要为造反派平反,命令军队停止镇压造反派。关押七十一天的陶长松获释,“造总”东山再起,数日后在拉萨召开上万人群众大会,谴责“大联指”。

5月11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藏军事管制委员会,张国华为主任,任荣、陈明义为副主任,他们都是“大联指”观点的支持者。“军管会”设在自治区交际处内,由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联络部、后勤部各部选派人员约两百人,分宣传组、生产组等,有《高原战士报》和广播车。毛泽东给各地军管会的任务是“三支两军”。

5月 张国华调四川,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组长,兼西藏军区司令员。西藏高层官员为争夺张遗留的权力空缺,各自利用“群众组织”明争暗斗,西藏武斗恶化。《西藏日报》一度停止出版。

6月25日 第一批藏汉文对照的《毛主席语录》三十万册在西藏发行。

6月 西藏军区派一个连的兵力进驻大昭寺,金属佛像、金属法器、金属供具等佛教用具被运出西藏。

8月23日9月17日 两派群众组织在拉萨武斗,制造大量死伤。

9月18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京召见西藏领导人。周恩来要求两派通过大批判实现大联合,停止武斗。并下发“关于制止西藏武斗的五项指示”。

1968年


2月26日 西藏自治区在北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军队干部、群众组织负责人和地方干部三百多人参加,为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做准备。

5月8日 毛泽东等接见在北京学习的西藏人员,就文化大革命问题作指示。

6月7日 拉萨发生西藏文革血案“六·七大昭寺事件”。解放军拉萨警备区部队军事攻击被“造总”设为广播站的大昭寺,开枪,在寺院内打死十人,在寺院外打死两人,伤多人。

8月2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示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9月5日 中共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军管会被撤销。

11月9日 “西藏自治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造反总指挥部”(“大联指”)宣布撤销总部并同时停刊《风雷激战报》。

11月13日 西藏军区在拉萨人民体育场为“拉萨革命造反总部”(“造总”)等群众组织召开平反大会。在“六·七大昭寺事件”中丧生的十二人,被埋葬在拉萨西郊“烈士陵园”内特别修建的小陵园,西藏军区和西藏革委会为其立碑。

11月14日 毛泽东针对“六·七大昭寺事件”批示:“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替受害人民伸冤,这种态度是国家兴旺的表现。”“造总”制作刻有毛批示的像章。

12月7日 西藏军区由大军区改为省级军区,归成都军区领导。

12月9-10日 西藏自治区革委会要求群众组织停止武斗,收缴武器弹药,“削平山头”。但是各地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仍然不断。

1969年


2月11日 毛泽东、林彪签发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西藏地区文化大革命应该注意的问题》的文件,被称为“红五条”。

3月9日 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丁青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丁青县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成立所谓‘怒澜两江卫教神军总指挥部’,武装袭击当地机关和驻军,抢劫各种枪支三百余支、国营牧场牛羊九百余头(只)、国库粮食五十余万斤,毒打残害干部、群众二十余人。”

3月22日 西藏自治区革委会、西藏军区发出《关于建立各级革委会的范围的通知》,规定地、县、区、乡(人民公社)、街道办事处均建立革委会,生产队建立革命领导小组。

3月25日 “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拉萨革命造反公社”、“西藏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决定撤消总部、各分部和司令部。

4月1日 “大联指”所属的“工总司”等九个群众组织撤消总部。

6月8日 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一月底,边坝县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定了‘不要共产党、不要交公粮、不要社会主义’的‘三不’反动纲领;继而又建立‘四水六岗卫教军’,和所谓‘翻身农奴革命造反司令部’。五月二十日,袭击县委机关,打伤干部职工三十余人。六月八日,又集中两千余人袭击县委机关,夺县革委会的权,抢走县革委会各办事机构公章。接着,又几次袭击边坝县、区机关和军宣队,抢劫县人武部武器弹药,炸毁军宣队住房,打、抢、烧、杀达十七天之久,打伤干部、战士上百名,还进行砍手、剜眼、剖腹等野蛮手段,残害致死干部、战士五十余人。”

6月13日 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尼木县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尼木县一反动尼姑赤列曲珍利用宗教迷信,跳神并呼喊口号,煽动群众围攻、殴打军宣队,军宣队二十二人全部被害。二十一日,在尼姑庙杀害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十三人。”

7月 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日喀则地区南木林等县出现骚乱活动日 日喀则地区南木林、谢通门、拉孜、昂仁等县反动分子造谣惑众,制造骚乱,搞垮了一大批县、区、乡(公社)革委会。”

7月26日 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比如县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

8月 为贯彻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备方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各省、市、自治区也成立“人民防空领导小组”,掀起挖防空壕、建防空洞、搞防空演习的热潮。包括拉萨等地。

9月25日 中共中央指示:“西藏一些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民族情绪,宗教迷信,煽动胁迫群众抢劫国家和群众财物,破坏交通,已完全属于反革命性质”。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让其蔓延”。西藏军区下达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命令。当时被定性“再叛”(再次“叛乱”)。所谓“再叛”,是相对1956-1959年全藏区发生的藏人武装反抗中共政权的事件而言。

9月 大昭寺被拉萨警备区司令部所占据,直至1970年代初。一层数十间佛殿被当成猪圈,二层佛殿是军人宿舍,护法殿被设成男女厕所。大昭寺另一部分设为屠宰场。警备区司令部撤出后,大昭寺被改成拉萨市委第二招待所。

9月26日 西藏各地区革委会全部成立。

9月27日 《西藏日报》报道:拉萨中学首批一百三十二名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

10月 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将全区大部分机关干部职工约五千余人集中到林芝、波密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边劳动、一边进行清队、整党,长达近四年,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和命案。

1970年


2月初 在拉萨人民体育场举行数万人集会的“拉萨市革命委员会公判大会”,公审尼木县尼姑赤列曲珍等十八名“反革命叛乱分子”,并游街押往流沙河刑场处决。之后多次举行公审大会及公开处决。

4月14日 《西藏日报》报道:一年来,驻藏人民解放军组织成千上万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农牧区宣传毛泽东思想。

6月10日 西藏自治区内办起六百多个人民公社,其中十三个县已实现“公社化”。

12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表示同意西藏全面实行“公社化”。毛泽东在文件上批了“照办”二字。

1971年


4月7日 中共中央决定免去曾雍雅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军区司令员职务,由任荣代理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陈明义任西藏军区司令员。

4月29日 西藏自治区革委会、西藏军区等举行三万人的批判大会,批判周仁山、王其梅等人,罪名为“刘、邓路线”(刘少奇和邓小平)安插在西藏的“黑手”。

8月 西藏自治区第一届党代会在拉萨召开,会议宣布将周仁山、王其梅永远开除出党。
12月 西藏第一批少数民族工农兵上大学,是文革以来中央民族大学和西藏民族学院第一次在西藏招生。

1972年


1月6日 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发布《关于维修拉萨地区寺庙的通知》,指哲蚌寺、色拉寺、罗布林卡和布达拉宫等处为保留寺庙。

2月21日 原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在成都去世。

3月 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的西藏民族学院复院。

6月至7月 中共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西藏工作会议,是“中央在全国形势仍很复杂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有关西藏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重要会议,对纠正文化大革命前期对西藏的冲击和破坏,稳定西藏局势,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周恩来接见西藏军政官员,指出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日建交,全国将采取有领导的开放,西藏也不例外。

7月2日 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发布《关于重点文物古迹单位的保护、维修事宜》的通知,要求各地市立即组织力量,指定专人负责,对重点文物进行调查了解,防止盗窃等。

7月14日 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批转拉萨市《关于哲蚌、色拉两寺维修、保护、使用问题的请示报告》。规定一律不准占用拉萨三大寺的经堂。并要求对已占用空房、仓库,占用单位要负责保护、维修,严禁拆毁和破坏。同时要求昌都、日喀则、山南三地革委会着手组织检查和维修一些重点寺庙。

8月22日 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同意重点对大昭寺进行维修。大昭寺维修工程从1972年1月开始,到1975年7月基本完工。

10月5日 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批转文教局《关于加强文物保护管理规定的报告》,规定凡是历史文物,要进一步做好登记、保护工作,防止将文物当作非文物处理。

1973年


2月 春节期间,西藏自治区歌舞团藏族男女演员学演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在拉萨大昭寺南传统上通过辩经考取藏传佛教高级学位的讲经场演出。

2月20日 西藏自治区农牧业战线在拉萨举行“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掀起了“远学大寨,近学列麦”群众运动。

6月 由中国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翻译出版藏文版的学习雷锋文件。

8月 西藏第三次牧区工作会议关于牧区人民公社分初级社、高级社。

11月8日 西藏军区在海拔3800米高寒地区大规模种植冬小麦丰收。被认为“这是西藏历史上农业发展的重要变革“。

11月 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办事组要求:继续维修已保留下来的国务院和自治区管理的文物保护单位,大昭寺、哲蚌寺、色拉寺、扎寺、白居寺、萨迦寺、卓玛拉康,退还占用保留寺庙和清真寺。

1974年


2月28日 西藏自治区党委在拉萨召开一万八千人的“批林批孔”(批判林彪和孔子)大会。会后,西藏全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8月 由240多名县以上干部赴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及河北、河南、四川等地参观学习。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年底召开全区农业牧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

10月5日 西藏自治区全区共建立1921个人民公社,除个别未改乡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乡建人民公社,基本上实现人民公社化。

10月 300名藏人被选送北京等地上大学。

11月17日 中共副总理陈永贵到西藏视察,推动“学大寨”运动(大寨位于山西,是曾在陈永贵领导下的一个生产大队,被中共竖为全国农民学习的榜样)。

1975年


9月5日 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以华国锋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拉萨。

12月20日 西藏开展“反击右倾反案风”运动。

1976年


2月14日 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批转自治区文化局《关于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中认真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报告》。

4月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西藏高原大寨花》上映,讲述西藏第一个人民公社即堆龙德庆县的通嘎人民公社“劈山开石、造田、治水,一场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在西藏高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9月9日 毛泽东去世。16日和18日,拉萨举行三万多人和五万多人的追悼大会。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2016年5月10日 星期二

然而这不是属于尊者一个人的问题(唯色)

2016-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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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发表了由三位资深记者撰写的深度长篇报道:China co-opts a Buddhist sect in global effort to smear Dalai Lama(中文译为:为了在全球抹黑达赖喇嘛,中国收买了一个佛教流派)(网页截图)
   
















路透社于去年底发表的关于凶天内幕的深度长篇报道,显然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以至于今年三月初,名为“国际雄登社群”(ISC)的网站上出现了这样一个声明:决定“完全停止组织反对达赖喇嘛的抗议”,并宣布从3月10日以后该组织及其网站将解散。

BBC等媒体报道了这个消息,称达赖喇嘛表示已知这个组织的解散决定,虽然不了解其背后的原因;并且,达赖喇嘛身边的人说,尊者最近的大部分活动没有再遇到凶天组织的抗议。

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需要谨慎对待,仔细观察,毕竟许多年来不断发酵、如同病毒蔓延的凶天问题,不太可能因为一篇报道就会终结,说不定是三十六计又在酝酿之中。正如我在之前的文章《当宗教问题成了政治问题》中写过:“迄今以来,很多人都把凶天问题当成了宗教问题,而且当成了格鲁派的内部事务……然而,更大的问题是,凶天这个宗教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尊者达赖喇嘛的宗教改革一直遭到干扰,原因其实已不在藏传佛教内部和藏人社会内部,而是因为有外力明里暗里大力介入”,故而需要强调的是,凶天问题绝不是属于尊者一个人的问题。凶天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僧人之间的战争,根本就不是什么藏人之间的问题,甚至根本就不是不必计较、不必理会的小问题!面对这个已经脱离了西藏传统社会的政治问题,需要藏传佛教各教派的精神领袖、需要境内外藏人知识分子以及民族精英们都来发声。

至于那群好似在为藏传佛教争取信仰自由的西方凶天信徒,他(她)们永远无法了解藏人的心灵,永远看不见藏人的精神世界,说实话,他(她)们更像是作秀者。正如流亡藏人对他(她)们的警示:“我们很感谢你们对西藏未来的关心,但作为藏人我们想明确表示,让我们藏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未来,你们不必把你们的观点强加给我们,藏人需要国际支持,但我们不需要那些自以为比我们藏人更了解西藏的人对我们指手划脚。”而这,也是生活在境内的藏人们的心声,希望这些人不要以藏传佛教的名义给藏人带来更多的痛苦和苦难,不要以藏传佛教的名义将政治问题有意无意地误读为宗教问题,不要沉浸在某种自我优越的伪宗教感中,充当射向西藏的子弹!

作为藏人自己,无论是境外流亡中的藏人,还是境内不自由的藏人,应该认识到凶天问题当中的复杂因素,所以在凶天派大喊大叫斥责尊者达赖喇嘛的场合,若还是用藏人愤怒的方式唾弃凶天派,比如吐口水,投掷东西,显然不妥。应该做到毫不理睬,不屑一顾,随他们去喊破嗓子,若为之动怒、动情,反倒给他们增添了吸引眼球的机会。应该冷静下来,用21世纪全球化的方式,理性地收集每一个真凭实据,理性地展示每一个真相事实。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2016年5月2日 星期一

西藏著名作家唯色女士献给《天葬台》的推荐词




桑杰嘉,半生在被占领的家乡刻骨铭心地度过,半生在至少两个异国他乡铭心刻骨地度过。倘若家乡不被占领,他就不会在异国他乡流亡。然而这样的因果却成就了一位穿行于不同的地域与文化,更懂得所属文明之无比珍贵的作家。桑杰嘉以侵略者排斥的母语及侵略者的语言同时写作,更获得沉痛的经验和深刻的领悟来阐释图伯特文明的种种,尤其对真相与记忆的书写具有力量和深度,而成为人类史上诸多遭受摧残的伟大文明内部的发言者之一。如果你想听闻今日图伯特人的发声,而不是他者的代言,请阅读这本完成于流亡光阴之中不可缺少的著述,你将会看到,正如桑杰嘉所译的另一位流亡者——伟大的噶玛巴仁波切所写的诗句:“心中流淌的鲜血/都是为了正义/说一声:/失败过,但没有流过泪”。
——唯色

我的新书《天葬台》的自序




天葬台,是藏人将珍子的和合之体予其他生命的地方,是藏人一生中最后布施的地方。天葬是奉献、布施、供养的最高境界, 是最底利他的布施,是藏人最神圣的宿:不求回、不留下一留恋,不向人共同的家园取一寸土地和空——

《天葬台》,是我的第一本文集,也与我的博客同名。《天葬台》选录的是我多年就西藏问题、西藏史、文化和宗教以及人表的文章之合集。些文章曾表在各中文刊物和网站上, 人世界提供与中国官方和中国传统观念不同的藏人的点。因此,《天葬台》也是雪域奉献我微弱力量的一隅。

在共殖民治下接受教育而成的我,无法逃避被洗、被重腐和同化的命运,无是价值观是思模式,剩血肉之躯不能被替。因此,流亡之后我花了好几年时间,重新修复被破坏的思言和价值观是一个艰难的、失而复得的程,但幸的是我找回了真正的自己。

流亡,是自己的另一种方式的惩罚,是向大的罪,是向捍国家而献出生命的祖辈们的祭祀。流亡中的写作,是血的记录,是的抵抗,是对谎言的揭,以及答雪域母养育之恩。

流亡是反抗。反抗入侵者,反抗占者,也反抗得更道、更可信任的——这类人留居于中国之外的自由国家,以流亡藏人的朋友或支持者的身份出西藏史事做更精、更出心裁的改。流亡中的写作是对谎决地,不!无炮制言的是大的治者或个人。

《天葬台》不能称之雪山雄之吼,但是一个雪域之子血管里回蹄的声音,倒在雨中的西藏英雄流下的一滴泪,是非法入侵者罪行径的揭露与控

西藏流亡社区主要由第一代流亡藏人和出生在国外的第二代流亡藏人构成,他大多接受的是藏文和英文教育,因此,五十多年来西藏流亡社会培养了大量的英文和其他言的人才,他们对社会介西藏问题真相,争取理解与支持,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但是,由于没有学中文的机会,西藏流亡社会中掌握中文者都是新流亡的藏人,主要是上世八十年代后流亡的藏人。他在西藏境内学后,流亡印度流亡政府和流亡社会工作。而新流亡藏人中,接受良好教育,特是高等教育者数有限,所以,流亡社会向中文世界介西藏问题以及西藏史、西藏境内况等受到很大局限,与英语领域相比,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当然,中国政府在中文世界期的歪曲宣也是主要原因。

21纪虽然是信息大爆炸的代,但在中国真理部的罩下,中文者想了解真的西藏非常困。一方面,中国大众西藏的认识一直停留在中国官方宣的水准上,真正的西藏史、文化、宗教等了解不但极有限,而且被宣引入中国政府定的模式。另一方面,中国当局也清楚政府公信力越来越差,所以,正如在海外派遣或收国外媒体一,中国大外宣也包括收海外某些中国人,以学者、家、研究者和作家的身份配合中国政府需要,西藏史、主、西藏问题行“佯大帮忙”式理,手段更加蔽和具欺性,以起到中国政府直接宣达不到的效果,在中文世界制造持性的误导

我于上世末流亡印度之后,在流亡政府外交部从事中文工作。从那发现了以上问题非常重。因此,开始在工作之余用中文写作。正如我西藏的女儿、作家唯色所:“写作即游,写作即祈祷,写作即见证”。我的目的是揭穿言,出作一个藏人的声音。我从西藏境内生的一些事件起点,一点一滴地诉说西藏,斥中国真理部的歪曲道,揭露占者的言,也向中文世界的人流亡藏人的生活、抵抗运、教育等情况。

随着西藏境内外更多人的努力,中文世界的人开始逐关注西藏问题,中国境内有更多的人突破信息封,在国外媒体找与政府宣不同的声音,也有更多国外的信息通各种渠道向中国境内散。因此,向中文者呈被遮蔽的真相、揭示被误导角、原西藏史、阐释藏人的西藏讲诉西藏的文化等得更重要。我将此视为命中注定用中文来完成的使命,视为我不可推卸的任。我相信,了解真相是解决问题的首要条件,解决西藏问题,首先要中国人了解西藏问题、了解西藏史主的真相。也正因真相直指中国政府治西藏的合法性,因此,真相不但是当前藏汉对话现实,也是影响西藏未来的关。更由于西藏境内藏人被扼喉封口,流亡者的中文写作就尤为紧迫;而且,出藏人自己的声音,口蜜腹的代言保持警醒,也是我在殖民和后殖民境中,不可回避的行

就是我写作《天葬台》内文章的思考。

希望《天葬台》是者了解藏人的,藏人的价值观和藏人精神、思想的一扇窗口,以便更接近西藏问题的根源与核心,了解西藏境内正在生的多事件的真原因,以及藏人的求。

我个人来,《天葬台》的意,也在于供养和重生。

201623日于西班牙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