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国出版审查低头的世界

马克·基多 

2014年12月30日

纽约时报中文网

10年前，我写了一本书，名叫《这就是中国》(That’s China)，讲的是我在中国办杂志的事情。那期间我一路奋战，对手大部分时候都是管控媒体的政府部门。政府后来夺走了我的杂志，毁掉了我的职业生涯。

该书的出版商起初对这个项目充满热情。我们知道，这些内容会让中国的当权者恼火。“我们喜欢有争议的东西，”他们说。“出版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此。”

在最后关头，出版商发了一份书稿到旗下的北京办事处，其回复是：“如果出版这本书，我们就永远没法在中国发展业务了。”

出版计划于是取消了。编辑私下里承认是因为他们有顾虑。

我很了解中国政府的力量。我曾经每天与审查者打交道——他们喜欢被称作“内容审查员”。我听他们解释过：“我们喜欢争议，我们喜欢论辩。但是，我们不能让你的读者争论起来，特别是在他们是中国人的情况下。”

我也确实会不时触怒审查部门。他们指责我支持台独、干涉西藏问题、鼓励法轮功教派、兜售性服务和色情内容，最终还说我支持穆斯林分裂主义。然而，每次我陷入困境，都不是因为审查人员自己查看到什么东西，发现了令他们不安的内容，而是因为我的商业对手帮他们找到了这些。

审查是一种商业工具，是经营业务的一件武器。你用它来伤害别人。我们的个人分类广告遭到了“性服务”投诉，导致杂志失去了数千美元的收入。偷袭我们的竞争对手后来却经营起了自己的分类广告版块，其中有好多页的按摩服务广告承诺“包您满意”。

如今，不少政治领袖和企业领导者一边抱怨中国的审查及其恶劣后果——比如关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这样的作家——另一边却默默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审查。为了避免触怒中共，更糟的是，为了避免损及他们在中国的牟利前景，有些人甚至在进行自我审查。

南非拒绝给达赖喇嘛颁发签证。2012年，伦敦书展任由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我的老对头）在嘉宾名单上发号施令，并封禁了另一名诺贝尔奖华人得主、流亡法国的高行健。今年11月，Facebook、领英(LinkedIn)和苹果(Apple)等全球科技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出席了在浙江省举办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众多与会企业的站点和服务在中国大陆遭到屏蔽，但尽管有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人向主办大会的官方机构公开提出质疑。亦没有任何人予以嘲讽，至少没有公开这么做。今年3月，在印刷公司的要求下，《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对在中国印刷的一本出版物做了删减。同月，彭博社(Bloomberg)董事长公开提出，自家机构是否应该“重新考量”在中国对政治敏感内容的报道。

全世界都在争先恐后地取悦于中国共产党。我们只说是中国，但不过是拿了一个便利的借口，一块遮羞布，用来掩盖我们的尴尬。

共产党有一种出类拔萃的能力，也是它最大的成就之一，那就是为一股看不见的巨大势力制造出一种无形的骇人印象，就像是隔壁房间的一头怪物。它没有名字，没有身份。它是中共的魂魄，是“革命先烈”的幽灵。就连中共领导人自己都害怕它。如果你不能给某个东西命名，你就不能与之对话或理论。你能做的无非就是害怕。

这个机制的成功运转依靠的是恐惧感。然而，共产党本身就非常害怕民众。因此，它会审查和处罚那些敢于站出来说话的人。

现在，中共的怪物也将恐惧注入西方。西方领导人认为，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它是唯一的希望。必须安抚它。然而，西方政府和大公司的领导者又抱怨审查，抱怨对作家、思想家和人权的压制。这种双重标准正中中共下怀。它左右西方按照自己的规则来行事。在这种规则中，虚伪就是最高原则，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罪的，无论谁是负责人，只要他愿意，就可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世界让中国来作主。这是一个非常古老、非常狡猾的中国政治伎俩。对于中共来说，让中国成为世界霸主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如果不是工业革命和世界史上的其他几件大事，世界霸主的位置一直都是中国的。中国是文明世界的正当领导者。

就像几个世纪前中国周边的小国一样，世界再次向中国进贡，希望获得优待。中共认为这种情况展示了其地位的提升，并把进贡视为理所当然，觉得进贡者软弱可欺，虽然外国政府或公司很高兴获得了进入了中国市场的许可，或者拿到了中国的投资。他们忘记或忽略一个事实，即中国市场是为中国人服务的，利润也是一样。

今年11月上旬在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上，中国审查制度，它的运转机制，应该如何勇敢地面对它，西方政府如何对待它，这些东西在最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的一个短暂瞬间迸发呈现。当时，《纽约时报》的记者向习近平提出了关于中国向外国记者颁发签证的问题。《纽约时报》很难获得签证，因为它曝光了一些党内高层人士拥有的私人财富，这也是彭博社要重新思考的课题。习近平直接无视了这个问题。站在一边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转身面朝媒体，扬起眉毛，笑着耸了耸肩。

但愿这个姿势表示的是不以为然，而不是接受。

马克·基多(Mark Kitto)是英国的出版人，著有《这里是中国：英国愤青单挑中国宣传机器》(That’s China: How a British Rebel Took On the Chinese Propaganda Machine)一书。此书已于今年11月问世
。

中共政权在西藏进行的文化灭绝政策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23/2014

作者: 桑杰嘉

1949年，中共入侵西藏安多和康区广大地区，拉开了非法统治藏人的铁幕。以“解放”之名50年代完全占领西藏，而西藏人民也开始展开反侵略抗争至今天。中共在所谓“民主改革”、“平叛”、“大跃进”、“反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政治运动对西藏文化和社会造成史无前例摧毁。“自从1949年起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间的岁月，国际上普遍认为是西藏物质和精神文明遭到全面凌迟的顶峰时期。”在西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荡、死亡和文化毁灭。近些年来，特别是2008年之后，中共政权对西藏的镇压力度明显加大，限制藏人在西藏自由迁徙，打击西藏知识分子和音乐人，大规模地强制推行爱国主义教育，严格监管佛教寺院等等，导致西藏130名藏人自焚抗议中共专制统治，多地大、中、小学生上街抗议中共政府对西藏语言文化教育政策等等。大量事实证明中共政权在西藏实施了文化灭绝政策。

谈到中共在西藏的文化灭绝政策，很多人印象中是上世纪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事情。而且，有人相信中共的宣传，如今西藏文化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很多人，特别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中共非法入侵西藏以及在非法占领的六十多年里实施各种政策破坏西藏文化造成西藏民族面临“种族灭绝”边缘的悲惨情况。当然如今中国共产党政权仍然进行着有计划、有系统地对西藏实施文化灭绝政策，所以，专题研究学者称：“文化灭绝持续进行式”1。 谈到西藏文化被毁灭的问题时，很多中国人，包括在海外流亡的民主人士喜欢说：“中共也摧毁了中国文化，汉人也受了不少苦——”。对此，研究者指出：“——中国与西藏的情势有着本质的差异，因为被统治的人民与握有主控权垄断国家强制力的阶层分属不同的种族。而这一点正是构成“文化灭绝”罪行的必要特征——”2。笔者认为最大的区别：中共是非法入侵后对西藏进行种族灭绝，是入侵者的行为，而在中国不是。专家指出：“文化灭绝并不会出现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里，而是发生在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不断拉锯的动力过程。”3 1949年，中共入侵西藏安多和康区广大地区，开始了非法统治藏人的铁幕。以“解放”之名50年代完全占领西藏，而西藏人民也开始展开反侵略抗争至今天。中共在所谓“民主改革”、“平叛”、“大跃进”、“反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政治运动对西藏文化和社会造成史无前例摧毁。“自从1949年起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间的岁月，国际上普遍认为是西藏物质和精神文明遭到全面凌迟的顶峰时期。”4在西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荡、死亡和文化毁灭。 在所谓的“民主改革”和“平叛”运动中，中共出动三十多万正规军队和武装人员对西藏人民进行镇压，以陆军和空军组成的步兵、骑兵、炮兵、装甲兵、航空兵、工兵、防化兵等清洗雪域高原。仅仅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摧毁了两千五百多座西藏文化中心——寺庙5。当然，其余的寺庙没有逃过之后的“文化大革命”的洗劫。中共非法占领西藏后开展的政治运动以及人为事件造成一百二十万藏人非正常死亡。国际法学专家的研究报告也证明了中共政府在上世纪1950至1960年代在西藏犯有或者批准执行了“种族灭绝罪行”。 中共在西藏的政策始终没有放弃对西藏文化进行毁灭性打击的路线，在打击西藏文化的策略中始终对西藏传统文化中心——寺院进行了最严厉的打压。因为，西藏的寺院是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摇篮，对共产党无神论文化与意识型态有着抵触。所以，中共实施镇压寺院警示西藏社会，抹黑西藏宗教领袖以及对西藏文化特质进行歧视和边缘化，加大开展共产党意识型态教育、国家资本操控下的大型工程和产业投资、庞大的移民和强制西藏牧民停止传统的游牧生活等等。据国际上权威研究者发现中共对西藏文化的摧毁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些手段除了规模更大、技巧更现代化、以及意识型态的弦外之音更少露出破绽外，几乎没有太大改变。”6因此，2013年11月，西班牙国家法院认定中共领导人在西藏犯有 “种族灭绝罪行”，并发出逮捕令。 也许有人认为，中共发表的有关西藏的《白皮书》中有很多西藏文化发展和保护的数字：如建了多少所学校、为保护西藏文物投资多少多少，等等，以证明西藏文化是受到保护和发展。另外，也看到西藏寺院开放，藏人自由进出寺院（寺院里安排派出所等是一特点）、西藏文化机构名目繁多。对此王力雄先生指出：“因为民族文化首先不是别的，而是民族的自我表述。这种表述并非只是复述历史和表演传统，更重要的是对本民族现实处境的感受、思考和诉求。既便是对历史与传统的表述，也只有发自民族本体，并与民族现实意识结合在一起，才是活的文化。否则失去民族的自我，割断了与现实的联系，文化就成为空壳和傀儡，徒具形式而不再具有生命。”7王先生进一步指出：“举例说，即使把民族文字保留得再好，但是不允许用民族文字诉说民族的真实感受，只能复述帝国统治者的声音，那种文字还有多少真实的文化意义？因此判断民族文化是否得到保护，主要的衡量不是对传统的保留，更不是投资数量的多少。”8 有专家提出政府若锁定符合“作战年龄”的男性，也会被视为种族灭绝的早期预警信号。那么西藏的现况是这个预警早已亮了红灯，西藏的寺院的僧人被中共锁定、西藏的学生（不分男女）被锁定、西藏农牧民（不分男女）被锁定、西藏知识分子（不分男女）被锁定、体制内的藏人更不用说—— 著名的种族灭绝研究学者里欧.库珀认为触发种族灭绝的症结点：一是侵略者与受害者在宗教信仰上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鸿沟，导致受害者被扭曲异化成没有人性的野兽、可以毫不迟疑地以残酷手段消灭他们。二是受害者不断为更大的自治空间奋斗不懈，侵略者则执意否认他们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9 中共是无宗教论者，且是毁灭宗教者，而西藏民族是具有数千年宗教信仰的民族，所以，两者之间有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所以，中共入侵一开始就妖魔化西藏社会——专用词“旧西藏”——“最黑暗、最落后、最野蛮——－” 因此，“中国政府在西藏策动的计划性的、持续的、处心积虑的文化破坏行动，也一直集中火力在颠覆与意图控制绝大多数藏人所信仰的藏传佛教。10 另外，西藏境内外藏人为获得更大自由而抗争。至于民族自决权不仅仅侵略者中共执意否认，而且，身在美国等自由世界的自称为民主转型理论学者、“汉族学者和自由知识分子”张博树们都否认，所以，可知西藏要面对的问题非同一般的严重。因此，研究人员确认以上两点为导致西藏文化灭绝具体发生的核心要素。 虽然，中共对西藏文化的打压“随着不同时代的政局或有起伏，但即时情况最好的时候，仍然充斥着非常严厉的高压手段与各种文化摧毁行动。” 11从中共入侵西藏开始，为了同化西藏在政策与做法都持续将重点放在消灭西藏文化、宗教信仰、藏人的民族认同 ，其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而近几年来，特别是2008年之后，镇压力度明显加大，限制藏人在西藏的自由迁徒、打击西藏知识分子、音乐人、大规模的爱国主义教育、严格监管寺院等等。导致西藏130名藏人自焚抗议中共，大、中、小学生上街抗议政府对西藏语言文化教育政策等等，事实证明了中共在西藏完全实施文化灭绝政策。 中共打击西藏文化的另外一种方式是藏人防不胜防、毁灭行的移民政策，其严重后果是，出现西藏六十多户藏人的村子集聚中国11省28县的汉族移民，该村年轻人已经不会说一句完整的藏语——如此严重的移民是由政府一手操作而实现的。 在西藏由国家霸权支配的官方资金与开发计划，如所谓的西部大开发、西藏各地的水电开发项目、矿藏资源开发项目以及还有以“投资”者的身份潮水般涌入的中国移民对西藏的文化、信仰、价值观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腐蚀。虽然，中共改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强制移民的方式，“但永远供应着源源不绝的结构性与政策激励措施，同样能达成预期效果。”12而藏人试图阻止这种人海般的移民涌入将会指控为“犯罪”，更何况事实上藏人绝对不可能防止的，因为由“国家”在推波助澜，是“政策”。 有关中共在西藏实施文化灭绝政策的研究，最具全面深入的是《西藏文化灭绝六十年》。这是以第三方观察家对西藏局势客观的全景解析报告，由国际声援西藏组织2012年出版发行。其中，理出了中共在毁灭西藏文化的核心区块，而且，该报告也详细阐述了每个区块的情况，并揭露了中共在西藏的文化灭绝政策真面目。为了便于了解列出各区块如下： 打压宗教信仰、蛮横施以粗暴的经济开发政策、打击藏族知识分子与俗世文化生活、歧视藏人并消弭西藏文化的正当性、历史上曾经有种族灭绝的不良记录、残酷且计划性的国家暴行与军事镇压、族群间的冲突、激化族群裂痕与族群对立的宣传运动、不正义且带有歧视心态的法规与相关措施、仇恨宣传、严重的经济失衡、其他的风险因子等十二条。 该报告不仅阐述了西藏如今的悲惨现状，而且，也呼吁国际社会：“经过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的暴政统治与压迫，如今的西藏已经满目疮痍、草木皆兵，眼前的局势迫切需要国际社会以有别以往的方式做出更有效的回应。”13 2014年12月12日 注释： 1、《西藏文化灭绝六十年》国际声援西藏组织报告，台湾雪域出版社2013年出版发行。 2、《西藏文化灭绝六十年》国际声援西藏组织报告，台湾雪域出版社2013年出版发行。第271页。 3、同上，第277页。 4、同上，第101页。 5、十世班禅喇嘛《 七万言书》。 6、《西藏文化灭绝六十年》国际声援西藏组织报告，台湾雪域出版社2013年出版发行。第158页。 7、8、王力雄的文章《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唯色事件》. 9、里欧.库珀《种灭绝和大屠杀的类型》《认识与预防灭绝种族罪》——《西藏文化灭绝六十年》国际声援西藏组织报告，台湾雪域出版社2013年出版发行。第285页。 10、《西藏文化灭绝六十年》国际声援西藏组织报告，台湾雪域出版社2013年出版发行。第272页。 11、同上，第289页。 12、同上，第212页。 13、同上，第（003）

12月16日（燃灯节）、12月22日，两位男女牧民相继自焚牺牲

唯色整理记录

桑杰卡（སངས་རྒྱས་མཁར། Sangye Khar）

2014年12月16日，是图伯特重要的传统宗教节日“甘丹安曲”（汉译“燃灯节”），上午约9点，在安多桑曲（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阿木去乎镇，34岁的牧民桑杰卡在阿木去乎镇派出所前点火自焚，当场牺牲。他的遗体被军警抢走。

桑杰卡是夏河县阿木去乎镇琼日塘（音译）村人，父亲名叫旺洛，母亲名叫玉珍，家有妻子和两个女儿。

其他情况未知。

从2009年至今的138位自焚藏人中，仅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就有18位藏人自焚抗议，包括打工者、牧民、护林员、僧人和学生；其中，属于阿木去乎镇的有7人，包括1位僧人、6位牧民，即：

2012年10月26日自焚牺牲的阿木去乎镇牧民、24岁的拉毛才旦；
2012年11月20日自焚牺牲的阿木去乎镇牧民、34岁的才让东周；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牺牲的阿木去乎镇牧民、18岁的关曲才让；
2013年1月12日自焚牺牲的阿木去乎镇牧民、22岁的才让扎西；
2013年2月13日自焚牺牲的阿木去乎镇牧民、26岁的珠巴卡；
2013年12月19日自焚牺牲的阿木去乎寺僧人、42岁的次成嘉措；
2014年12月16日自焚牺牲的阿木去乎镇牧民、34岁的桑杰卡。

又，在传统宗教节日“甘丹安曲”（汉译“燃灯节”）自焚抗议的有3位藏人，即：

2012年12月8日自焚牺牲的安多碌曲（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牧民、23岁的白玛多杰。
2012年12月8日自焚牺牲的安多若尔盖（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若尔盖县）格尔底寺（达仓拉姆格德寺）僧人、24岁的贡确佩杰。
2014年12月16日自焚牺牲的安多桑曲（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阿木去乎镇牧民、34岁的桑杰卡。

才让卓玛（ཚེ་རིང་སྒྲོལ་མ། Tsering Dolma）

2014年12月22日下午4点左右，在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麦尔玛乡，年仅20岁的牧女才让卓玛在乡政府前点火自焚，当场牺牲。她的遗体被公安、特警抢走，未交还她的家人。

才让卓玛是麦尔玛乡四村牧民，小名叫才白。她读过小学，未结婚。父亲名叫秋多，母亲名叫金华。她有六个兄弟姐妹。

其他情况目前未知。

从2009年至今的139位自焚藏人中，仅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阿坝县就有37位藏人自焚抗议，包括僧人、尼姑和牧民；其中，属于阿坝县麦尔玛乡的有7人，包括3位僧人、4位牧民，即：

2011年3月16日自焚牺牲的格尔登寺僧人、20岁的彭措；
2011年9月26日自焚重伤、下落不明的格尔登寺僧人、彭措的弟弟、18岁的洛桑格桑（尕尔让）；
2012年2月8日自焚牺牲的原格尔登寺僧人、麦尔玛乡牧民、19岁的仁增多杰（柔白）；
2012年8月10日自焚牺牲的麦尔玛乡牧民、24岁的觉巴；
2013年12月3日自焚牺牲的入赘到麦尔玛乡的牧民、30岁的贡却才旦（原籍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
2014年3月16日自焚牺牲的格尔登寺僧人、23岁的洛桑华旦；
2014年12月22日自焚牺牲的麦尔玛乡牧民、20岁的才白。

用绘画记录藏人自焚的日本画家Tomoyo Ihaya（井早智代），为自焚牺牲的桑杰卡绘画。

用绘画记录藏人自焚的日本画家Tomoyo Ihaya（井早智代），为自焚牺牲的才让卓玛绘画。

以下，是2009年以来自焚抗议的139位藏人简况——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4年12月22日，在境内藏地有134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5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39位藏人自焚，包括21位女性。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已有118人牺牲，包括境内藏地115人，境外3人。

目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有51位自焚藏人（境内48人，境外3人；包括两位伤者、46位牺牲者、3位生死不明者）专门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许多藏人在自焚之时所呼喊的，包括：“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等等。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

2月27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8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2起。
10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11月3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在印度新德里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12月1起——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起。

2012年1-12月，86起自焚（境内藏地85起，境外1起）：

1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起。
2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3月1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
4月4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2起（注：这两起自焚迄今未被藏人行政中央承认，原因不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起。
5月3起——拉萨大昭寺前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6月4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2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1起。
7月2起——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1起。
8月7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6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1起。
9月2起——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即住建部）门口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起。
10月10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5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2起。
11月28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9起、泽库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若尔盖县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夏河县3起、碌曲县3起。
12月5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碌曲县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

2013年1-12月，28起自焚（境内藏地26起，境外2起）：

1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1起。
2月9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3月5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4月3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2起。
5月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1起。
6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7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
8月1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9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11月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
12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

2014年2-12月，10起自焚（境内藏地10起）：

2月2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3月3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1起。
4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1起。
12月2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5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4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和安多，在以下记录之内；另一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即138人：安多109人，康23人，嘉戎3人，羌塘2人，卫藏1人。而安多藏区中，安多阿坝（今阿坝县）自焚藏人最多，为37人；其次是安多拉卜让或桑曲（今夏河县）18人和安多热贡（今同仁县）11人，以及安多左格（今若尔盖县）9人。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即138人——
四川省藏区68人：阿坝州阿坝县37人、壤塘县6人、马尔康县3人、若尔盖县9人、红原县1人；甘孜州甘孜县2人、道孚县5人、康定县2人、色达县2人、巴塘县1人；
甘肃省藏区31人：甘南州玛曲县2人、夏河县18人、合作市5人、碌曲县6人；
青海省藏区30人：果洛州甘德县2人、班玛县2人；玉树州称多县2人、玉树县2人、曲麻莱县1人；海西州天峻县1人；黄南州同仁县11人、尖扎县1人、泽库县6人；海东地区循化县1人、海东地区化隆县1人；
西藏自治区9人：昌都地区昌都县2人；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人；拉萨市当雄县2人；那曲地区比如县4人。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118人，女性21人。其中有26位父亲，10位母亲，遗下未成年的孩子。

最年长的64岁，最年轻的16岁。大多数是青壮年，平均年龄约27岁。

僧尼：3位高阶僧侣（Rinpoche，朱古），37位普通僧侣，7位尼师，共计47位僧尼，涉及藏传佛教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觉囊派，以格鲁派僧尼居多；

农牧民：70位牧民和农民，大多数是牧民；其中10位牧民曾是僧人，遭当局工作组驱逐出寺；4人曾是僧人，属自己还俗离寺。其中1位自焚牺牲的农民，原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寺院僧人；7位自焚牺牲的牧民，属藏传佛教觉囊派所在地区。1位自焚牺牲的牧民，是著名的贡唐仓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学生；4位男学生；3位在拉萨、康区或青海某地的打工者；4位商贩；1位木匠；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党员及退休干部；1位护林员；1位洗车店店主。可以说，涉及藏人社会的多个阶层，其中这三个群体值得关注：僧侣；牧民；学生。

还有两位是流亡藏人，是社会活动人士。

4、自焚者状况：

139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118人牺牲（境内115人，境外3人），其中85人当场牺牲（1人在尼泊尔自焚当场牺牲），31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1人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被送往印度新德里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即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绝食牺牲，1人被亲属同乡送往医院救治。

另有15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有13人情况不明。其中6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于2012年5月、12月和2013年2月和5月播的官方宣传片中有在医院治疗的镜头，但并未回到寺院或家中，如同人间蒸发，更多情况不明，他们是：

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
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尕尔让）和洛桑贡确（贡确旦巴）；
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
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7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
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在拉萨打工的阿坝人达吉；
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
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农民永仲；
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小生意人丹增；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的色达学生旺嘉；
2013年2月25日自焚的阿坝德普寺僧人桑达。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1人，即2012年2月8日自焚的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据报道他于数月后被军警送回称多县拉布乡的家中，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目前状况不明。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1人，即2012年12月2日自焚的夏河县博拉乡牧民松底嘉，据报道他于2014年11月23日被军警送回家中，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目前状况不明。

2014年3月29日自焚的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尼师卓玛的情况不明。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自焚后，先是被僧俗藏人送到医院，出于担心自焚者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目前状况不明。

境内藏人玉树退休干部巴桑拉毛自焚后在医院治疗，目前状况不明。

5、自焚者名单：

（1）134位境内自焚藏人：

2009年（1人）——扎白。

2011年（12人）——彭措，次旺诺布，洛桑格桑，洛桑贡确，格桑旺久，卡央，曲培，诺布占堆；丹增旺姆，达瓦次仁；班丹曲措，丁增朋措。

2012年（85人）——达尼，次成，索巴仁波切，洛桑嘉央，索南热央，仁增多杰，丹真曲宗，洛桑嘉措，丹曲桑波，朗卓，才让吉，仁钦，多杰，格贝，加央华旦，洛桑次成，索南达杰，洛桑西绕，其美班旦，丹巴达杰，朱古图登念扎，阿泽，曲帕嘉，索南，托杰才旦，达吉，日玖，旦正塔，丹增克珠，阿旺诺培，德吉曲宗，次旺多杰，洛桑洛增，洛桑次成，卓尕措，角巴，隆多，扎西，洛桑格桑，旦木曲，巴桑拉毛，永仲，古珠，桑吉坚措，丹增多杰，拉莫嘉，顿珠，多杰仁钦，才博，丹增，拉毛才旦，图旺嘉，多吉楞珠，丹珍措，多吉，桑珠，多吉嘉，才加，格桑金巴，贡保才让，宁尕扎西，宁吉本，卡本加，当增卓玛，久毛吉，桑德才让，旺青诺布，才让东周，鲁布嘉，丹知杰，达政，桑杰卓玛，旺嘉，关曲才让，贡保才让，格桑杰，桑杰扎西，万代科，才让南加，贡确杰，松底嘉，洛桑格登，白玛多杰，贡确佩杰，班钦吉。

2013年（26人）——才让扎西，珠确，贡去乎杰布，洛桑朗杰，珠岗卡，南拉才，仁青，索南达杰，彭毛顿珠，桑达，才松杰，贡觉旺姆，洛桑妥美，格吉，拉毛杰，贡确丹增，秋措，洛桑达瓦，贡确维色，丹增西热，旺钦卓玛，贡确索南，西琼，才让杰，贡确才旦，次成嘉措。

2014年（10人）——彭毛三智，洛桑多杰，久美旦真，洛桑华旦，卓玛，赤勒朗加，贡觉，拉莫扎西，桑杰卡，才白。

（2）5位流亡自焚藏人：

2011年（2人）——西绕次多，博楚。

2012年（1人）——江白益西。

2013年（2人）——竹钦泽仁、嘎玛俄顿嘉措。

（另，在2009年之前自焚的，还有1998年自焚牺牲的流亡藏人图丹欧珠，2006年自焚受伤的流亡藏人拉巴次仁。）

补充：

1、中共当局在全藏地颁布“反自焚专项斗争实施方案”、“关于反自焚工作暂行规定的通告”，强调“哪里发生自焚案件就对哪里进行‘严打’整治”，即对自焚者家人、亲属、所在乡村及寺院等进行连坐。并且，严密封锁自焚消息外泄，严厉打击外传自焚消息者，以及对自焚者亲友或所在地软硬兼施，令其闭口或编造虚假信息等等。在这种高压下，已经出现多起自焚事件在发生后数日、甚至数十日才艰难传出的情况，还出现了自焚者家人因遭威胁或担忧蒙难而不敢承认自焚实情的情况，还出现了西藏自治区高官矢口否认本藏区已有数起自焚发生的情况，还曾出现过流亡西藏政府与民间方面在统计自焚藏人人数上不一致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极有可能的情况是，全藏地及境外的自焚事件可能不止以上所记录的137起，可能有被当局动用一切力量竭力掩盖的自焚事件已经发生，外界却不得知。并且，仅依据目前所报道的（包括境外涉藏媒体和组织报道的，以及中国官方媒体如CCTV、新华社、新华网报道的）案例，至少有50起与47位自焚者相关的案例，其中至少有两百甚至更多的藏人因此被拘捕、被判刑，最高刑期是死刑（2013年3月13日自焚牺牲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妇女贡觉旺姆的丈夫卓玛甲，被阿坝州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最低也是一两年，更多的是数年重刑，但一定还有未被报道的连坐案例已经发生。

2、7位试图自焚或自焚未成的藏人：是境内藏地的成列、多吉热丹、卓玛杰、久谢杰；其中多吉热丹在异地蹊跷身亡，久谢杰服毒自焚时毒发身亡；而成列与卓玛杰均被捕，目前情况不明。以及在印度的流亡藏人隆日多杰、次成多杰、达瓦顿珠。

3、2013年3月底，从康结古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结古镇），传出一名藏人妇女因抗议当局强拆其房屋而自焚受伤的消息，10月底时方才被证实，名叫贡觉措姆，40岁，是结古镇桑则（音译）村人，后从医院返回家中。但这一事件因不详及很迟传出，未计入2009年以来藏人自焚抗议的记录中。

——唯色记录。

在帝国主义摧残中坚持抗争的西藏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2/2014

作者: 桑杰嘉

中共政权以无孔不入的权力魔爪对西藏知识分子、宗教人士、艺术家等进行残酷打压，并利用所谓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压制西藏语言文字，同时在教育、社会和就业等领域边缘化西藏语言文字，使西藏文化如一盏狂风暴雨中挣扎的酥油灯；更加恶毒的是国家制订优惠政策鼓励大量汉人移民西藏腐蚀传统文化，威胁藏人生存空间，加上中国知识分子傲慢的文化优越感，使西藏文化在“两种帝国主义”的清洗中生存空间几近窒息。王力雄先生在《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唯色事件》中指出：“当代的帝国主义不再仅仅是军事和政治的，也不再是一小撮帝国当权者的行为，必然同时也是文化的，而且是由帝国民众共同参与，从政治帝国主义扩大到文化帝国主义。”在西藏，由于政治帝国主义残酷统治更加激励着文化帝国主义的无限膨胀，文化帝国主义又维护政治帝国主义的统治地位，从而使西藏人民遭受到更加严重的压迫。

中共政权以无孔不入的权力魔爪对西藏知识分子、宗教人士、艺术家等进行残酷打压，并利用所谓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压制西藏语言文字，同时在教育、社会和就业等领域边缘化西藏语言文字，使西藏文化如一盏狂风暴雨中挣扎的酥油灯；更加恶毒的是国家制订优惠政策鼓励大量汉人移民西藏腐蚀传统文化，威胁藏人生存空间，加上中国知识分子傲慢的文化优越感，使西藏文化在“两种帝国主义”的清洗中生存空间几近窒息。 王力雄先生在《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唯色事件》中指出：“当代的帝国主义不再仅仅是军事和政治的，也不再是一小撮帝国当权者的行为，必然同时也是文化的，而且是由帝国民众共同参与，从政治帝国主义扩大到文化帝国主义。” 在西藏，由于政治帝国主义残酷统治更加激励着文化帝国主义的无限膨胀，文化帝国主义又维护政治帝国主义的统治地位，从而使西藏人民遭受到更加严重的压迫，面临文化和种族灭绝的边缘。 王先生指出：“文化帝国主义的表现首先是一种惟我独尊的傲慢。”西藏著名历史学家得荣•泽仁邓珠在他历史著作《藏族通史•吉祥宝瓶》中指出：“过去很多史学家，特别是汉族史学家，对西部藏区与东部中原在石器和彩陶文化上的密切联系，不加分析地说成是由中原传入西部。这当然是处在大民族的观点上看问题所致。”在历史研究领域这种观点极其严重，中国考古学家在西藏发现旧石器时代或者更早的文物，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对接中国考古文物，说是中国某某文明的分支或者一部分。中国学者一般不用想或者不用假设会是西藏本地的文明遗址，更不会反过来想，是不是西藏的古文明影响了中原文明。因为，“惟我独尊的傲慢”，他们从来不觉得西藏文化或者其他所谓少数民族古文化可以影响中国文化。虽然，铁证如山、符合现实逻辑，也会直接否定，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不需要考虑或者既定不可能的事。我中国才五千年文明史，你怎么会有比我更遥远的文明史呢？ 比如，得荣•泽仁邓珠公开提出：“考古学家证实青藏高原德旧石器与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有着亲缘关系。华北古人类迁徒甘、青广阔地区越过唐古拉到西藏高原去寻找安息之地是不可能的。而藏族先民沿着雅鲁藏布江河谷移民到青海，在沿着黄河、渭河，带着石器、陶器到华北地区是可能的——”。很多汉人无法接受，总想应该是华北文明到西藏才是正确的答案。还有，如中国人以炎黄子孙为荣。他们常常把汉人以外的很多与炎黄没有干系的民族和族群拉过去高呼“炎黄子孙”。但是，当有人研究发现炎帝是藏人种姓时无法接受，总觉得自己永远是老子，别人永远是孙子，发现自己才是孙子时就觉得受到了伤害。 当然，以上谈到的是古代文明，还涉及不到政治的问题，更没有主权归属等问题。至于牵扯到政治、主权等问题时中国体制内外、专制制度下和自由西方国家的历史称述者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都无法面对历史实事，宁愿相信共产党的谎言。其中，自由世界里最具代表的有臭名昭著自诩为西藏专家的徐明旭，还有自称为“汉族学者和自由知识分子”张博树等人。对于他们谎言永远比史实重要，主权永远高于人权。 王先生说文化帝国主义的表现是“一种惟我独尊的傲慢。”而且，“那种傲慢以群体和个体、自觉与不自觉的方式渗透在方方面面。”藏人每天都会面对的群体和个人的傲慢，在大学校园里中国学生会问：“你是藏族还学藏文？”（当然反问你是汉人也不在学汉语吗？哑口无言）。汉族教授面对着四十多名西藏学生极其傲慢地说：“我们不怕你们少数民族，藏人、新疆人——一夜间可以把你们全部杀光——”。中共政府部门职员、商店销售员、巴士司机、出租车司机、商贩、观光客——等等不可胜举。真是王先生说的：“这种傲慢不仅存在于官员，西藏的各种汉人都会认为自己高当地人一等。即使是三轮车夫、水果小贩或包工队的力工，说起藏民都口气轻蔑，把他们视为愚昧落后。” 2008年之后，文化帝国主义西藏变本加厉。这主要是由于中共为了掩盖其在西藏犯下的滔天之罪，对藏人的抗议进行歪曲的宣传、妖魔化藏人制造藏汉民族对立，从而促使文化帝国主义膨胀到极点。 记得2008年抗议事件不久后，一位网友发在网上的文章。这位网友和哥哥去西宁市一家商店买音乐光碟，由于光碟有质量问题和店主发生争议，该店主直接给110打电话说藏人在这里进行“打、砸、抢”。110即时赶到，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所谓“打、砸、抢”的问题，但是，警察还是准备押走两位藏人。幸好这位网友的哥哥来自北京某中央民族事务部门。最后，警察离去。网友说：“如果我哥哥不是北京的干部，是一个普通的藏人，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自2009年藏人第一起自焚抗议中共事件发生后，西藏三区自焚抗议事件接连发生，中共又开始对藏人实施更加严厉的打压和限制行动自由。在中国各城市藏人无法住宿、机场百般为难藏人。有位青海省的藏人高级官员出差，在返回时中国某城市机场职员处处为难，这位干部也如同一位普通藏人，让他们胡作非为。等到飞机快起飞时，他才拿出工作证等证件向机场职员说担负有中央重要任务，只能向中央汇报无法乘机——机场职员叫爹求爷、尿流屁股。经典的还有拉萨的士司机说：“藏族人现在变温顺了——” 中共对西藏文化的打击更为惊人，迫使西藏学生一次又一次的走上街头抗议教育政策，其中包括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上街抗议。中共对学生的抗议进行了血腥镇压、重判学生入狱。传统文化中心——寺院的打击更是严厉，如同“文革”。 据国际声援西藏组织2013年6月发表的报告《西藏文化灭绝六十年》中指出：“2008年以来，已经有超过80名藏族知识分子被捕入狱或者［神秘失踪］——”。该报告也确认了中共在西藏实施“文化灭绝政策”。另外，2013年11月，西班牙国家法院确认中共领导人江泽民、李鹏等五人在西藏犯有“种族灭绝罪行”而发出逮捕令。 总之，在中共政权对西藏的文化、种族灭绝政策以及文化帝国主义的摧残中，西藏仍然在艰难中为生存、自由而不屈抗争。 2014年11月26日

独立的西藏－一些事实

By Jamyang Norbu 
Sunday, Mar 7, 2010

作者／嘉央诺布为「让赞连盟」编纂

译者／台湾悬钩子

运作良好的国家

1909西藏国民大会奉献给达赖喇嘛的新国瓕。

西藏在中国入侵之前，是个运作健全的独立国家。它既不威胁它的任何邻居，还年复一年丶从不失败地让自己的子民得温饱，不靠外界的援助，也不欠外国或国际机构任何债款。虽然封闭保守丶政教合一丶也不是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西藏却能够在其国内维持法律与秩序，并且认真地遵守它与其他国家所签定的条约与协议。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立法保护野生动物与自然环境的国家－－从1642年以来就经常性地颁布〝山谷令〞(1)，甚至可能更早。(2)

西藏在1913年就废除了死刑（被许多外国的旅人所提到(3)），也是世界上最早如此做的国家之一。没有任何纪录显示它曾经迫害少数民族（亦即穆斯林(4)）或者不时大肆屠杀百姓之中的部份人口，如中国仍然在做的（记住天安门）。虽然西藏跟印度丶尼泊尔与不丹的国界是完全不设防的，藏人也是〝伟大的旅行者〞(5)，却少有藏人以经济或政治的难民的身份远走他乡。在中共入侵以前，美国与欧洲没有一个西藏移民。

* * *

外国军事入侵，不是什麽「和平解放」

拿着西藏国旗的西藏士兵

在1950年10月5日的黎明时分，中共红军第十八军的第五十二师丶五十三师丶五十四师（大约超过四万名军队）(6)对於直曲（译注：中文称之为金沙江）的停战线（mentsam-shagsa）展开攻击，防守这条停战线的西藏部队不过三千五百名正规军，与两千位康巴民兵。之前，在1949年底，中共的军队进入了西藏的东部（康）与东北部（安多），当时处於国民党所支持的地方军阀政府所占领的地方。最近有一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显示，毛泽东在1950年1月22日见到史大林时，曾经要求苏联空军支援西藏入侵。史大林回覆是：〝你准备要攻击西藏，很好。西藏人需要征服。〞(7)

一位英格兰的无线电播报员罗伯·福特（当时在西藏政府中任职）就在昌都的前线，他描写在直曲主要渡口的西藏先锋防守军，英勇奋战，战到最後几乎只剩下一个人为止。(8)　南边在芒康的附近的渡河口，根据英格兰的传教士目击者的记录，西藏的前锋部队英勇地战斗，但被完全歼灭。(9)　残存的部队一面战斗着向西彻退。在彻退的第四天，一个兵团受猛烈的攻击，被消灭。在第一波攻势开始的两个星期後，西藏军队终於投降。一个共产党军官的传记写道：〝许多藏人在昌都之役被杀死或受重伤。〞〝···西藏士兵英勇奋战，但他们不是中国军队优势人数与较完备训练(10)的对手〞。根据唯一描写中国入侵西藏的西方军事家的说法：〝···红军至少有一万人死伤。〞(11)　红军的一个兵团借道新疆，从西部对西藏进行攻击，但一个中国士兵的回忆录中提到(12)，他们的先遣部队在阿里的改则宗（Gertse）受到牧人民兵的压制，几乎完全无法推进。这个士兵也写道，红军的将领无法找到任何一份描绘该地区的中文地图，无法策划他们的入侵行动，最後只好使用一份在英属印度出版的地图。

伟大的康巴起义始於1956年，扩散到全国，最高潮就是1959年的三月起义。其後，游击队继续活动，其行动一直持续不断，到1974年才终止。〝一个保守的估计，应该不少於五十万〞(13)藏人在此场战斗中死亡。还有更多人死於接下来的政治运动丶劳改营丶与大饥荒中。西藏从1987年至1990年各地也发生革命性的起义事件，最晚近的是2008年－－中国紧接着采取严酷的报复行动－－清楚地显示了西藏的奋斗仍然持续到今天。

* * *

国旗

历史悠久的狮子旗，由丹增G.哲彤与阿尼玛卿研究所慷慨提供。

现代的西藏国旗是在1916年正式采用的。(14)　它首次在国际上亮相，是1934年在《国家地理杂志》的「世界的旗帜」那一期里(15)。它甚至在1933年就在欧洲的一个烟标（cigarette-card）(16)系列中登场。这面旗子也许太新，所以未能收录在《国家地理》杂志所发行的世界旗帜创刊号里（1917），但是西藏确实在同一期讨论中古旗帜的文章中被提起。(17)　根据一位杰出的旗帜学家皮耶·吕克斯－沃姆教授（Professor Pierre Lux-Wurm）的研究，西藏的国旗应该是根据图伯特皇帝松赞干布，曾在七世纪所使用的一面古老雪狮旗为基础而设计出来的。(18)　我们应该铭记在心的是，联合国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国家之国旗，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後才创造出来，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内。西藏的国旗正式在国际舞台亮相，是在1947年，在第一次亚内会议上（Inter-Asian Conference），也是圣雄甘地亲临发表演讲的场合。西藏国旗跟其他亚洲国家的国旗一起展示，在讲台上的西藏代表团前面，还有一个圆形的国旗徽章。(19)

图说：1947年在德里召开的亚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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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歌

旧的西藏国歌，Gangri Rawae，亦即《雪山壁垒》(20) 是於1745年由（俗人）西藏统治者颇罗鼐所制作的。(21)　它在官方的仪典结束後演唱，也会在拉萨的歌剧表演开始时演唱。(22)

当西藏政府来到印度流亡时，正式采用了一个更加现代化的国歌，Sishe Pende （《大千世界之和平与幸福》）(23)。其歌词是由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仁波切所撰写(24)，他是古典nyengak（梵文：kaviya）传统的伟大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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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7年地图的细部。

有关西藏的地图

1950年以前的大部份地图丶地球仪与地图集，包括亚洲最早记录在案的地图，都把西藏画成一个独立国家，与中国分开。西藏在这些地图上的名称多有不同，如Tobbat, Thibbet, Barantola。一份由荷兰的制图师彼亚塔·范德阿（Pietar van der Aa）在1680年所绘制的，虽以两个部份显示西藏，却明显与中国有区别(25)，如同法国地图师吉雍姆·德利尔（Guillaume de L’Isle）在1700年所绘制的地图一样，西藏在其上被指称为 “Kingdom of Grand Tibet”（大西藏王国）(26)。1877年在美国所出版的一份印度丶中国丶西藏地图把西藏画成与这两个国家有别的地方(27)。1827年费城的安东尼·芬黎（Anthony Finley）所画的地图，清楚地显示Great Thibet，与中华帝国明显区别。(28)

马丁·贝海姆所制作的地球仪，位於纽伦堡（Nuremburg）。

世界上最古老的球仪，可能也是第一个地球仪，是由马丁·贝海姆（Martin Behaim，当时是葡萄牙国王的地理师）於1492年所建造的，它所描绘的是发现美洲之前的世界。西藏很清楚地以德文标明”Thebet ein konigreich”，亦即〝西藏，一个王国〞。(29)

全世界最大的彩色玻璃地球仪（在波士顿），是以兰德·麦克那利（Rand McNally）1934年出版的世界地图为基准，显示西藏是与中国有别的国家。(30)

麻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地球厅（Mapparium）。

早期的中国地图并不把西藏算成中国的一部份。1594年所绘制的一份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地理图(31)，由明朝的一位按察副使王泮付梓的《舆地图》上。他在上面题识说这张图已经包括了整个中国的领土，但这张图却没有包括任何西藏的土地，甚至极东端的安多或康，都没有出现在这份地图里。

图说：1594年明朝地图的上半部。

在满洲皇帝康熙出版了他委托法国耶稣会教士绘制的地图集（译注：《皇舆全览图》）之後，一些中国的丶欧洲的地图开始把西藏描绘成中国的一个殖民地，或一个藩属国。然而这些耶稣会士没办法亲自到西藏进行测量与绘制（如他们已经测量中国与满洲那样），因为西藏不是中华帝国的一部份。所以他们在北京训练了两位蒙古僧人(32)，并且派他们到西藏进行秘密测量。英国的地图制作者也采用类似的秘密测量法，他们利用受过训练的喜马拉雅原住民，甚至一位蒙古僧人。一位美国的汉学家，在写到这些事情时，评论道：就像欧洲的殖民政权一样，中国利用制图学来促进它在西藏与韩国的〝殖民事业〞(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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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货币

古典文学的文献(34)里，提到金丶银丶铜铸块的硬币，甚至玛瑙贝殻在古代的西藏被使用来作为钱币。从1650年左右以降，西藏境内使用的银币是在尼泊尔（the Bhal-tang）打造的，在两国签定条约协定以後(35)。在一七九二年，当尼泊尔军队被西藏－满洲军队打败後，镌刻着藏文与中文的硬币开始流通。但西藏政府继续发行自己的硬币，包括只有藏文铭文的宫巴章噶(Kongpar tanka，1791-93)丶甘丹章噶（Gaden tangka，1836-1911）。另有一式银币，称之为格桑章噶（Kalsang tangka）的，在1909年时打造，可能是为了庆祝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北京返回拉萨。

宫巴章噶丶甘丹章噶丶格桑章噶丶与一个面值为三桑(Srang)的硬币。

1912年在驱逐中国军队之後，西藏开始在拉萨铸造自己的金银铜币，使用佛教与西藏的设计花纹，并写着西藏政府的名字。纸币也在二十世纪早期引入西藏，并且根据钱币学家沃夫冈·伯奇（Wolfgang Bertsch）的说法，这些纸钞是〝小型的艺术精品〞。(36) 西藏的纸钞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就是纸钞上的发行数字是由一个专业的书法家行会（”epa”）以手写成，以防止伪造。

西藏的纸币。

即使是在中共入侵以後，西藏人还是成功地抗拒了中国接管其货币的努力。中国官方的人民币只有在1959年3月达赖喇嘛与西藏政府离开西藏之後，才在西藏开始使用。(37)　西藏整个历史里，在1959年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中国的法定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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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护照

西藏政府发放自己的护照给进入它国界的旅人，还有（少数）旅行到国外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护照〞这个名词包含了签证丶及一般的旅行文件。西藏护照发放给外国旅行者，最早的纪录是在1688年，发给一位亚美尼亚商人，约翰尼斯（Hovannes）(38)。1780年，一份护照从拉萨(39)正式发出，对象是印度总督华伦·哈斯丁斯的使节，普伦吉尔·高桑（Purangir Gossain），他希望能打开西藏跟东印度公司的贸易。

1921年发给第一次埃佛勒斯峰探险队的护照。

西藏政府在1921年正式同意让首次的埃佛勒斯（译注：即珠穆朗玛峰）登山队前往登山。当时在拉萨访问的英国外交官，查尔斯·贝尔写道：〝我从西藏政府处得到了官方形式的一本护照，上面正式给予了攀登埃佛勒斯峰的许可证。〞(40)　接下来的埃佛勒斯峰探险队，1924年与1936年(41)的那两次，也都得到西藏政府所发给的护照。护照有时候也为了科学研究而发给：1939年薛弗尔（Schaeffer）的人类学考查队(42)，1949年杜齐（Tucci）的民族学考查队(43)，以及1924年植物猎人法兰克·金敦·沃德的植物采集之旅。(44)

（西藏政府派的贸易访问团团长）夏格巴的护照。

罗斯福总统在1942年派到西藏的两位使节，是在亚东被授予他们的护照的(45)。美国人劳尔·汤玛士二世与一世在1949年访问西藏，并且在错模（译注：即今日亚东）被发给了〝西藏护照〞。他写道：〝当达赖喇嘛的护照在我们面前摊开时，我不禁想到许多未能抵达拉萨的西方探险家，一定会很珍惜这样的一份文件。〞(46)

1912年以後，护照也被发放给那些前往外国的西藏人。(47)　第一份现代西藏护照(48)，上面记录着个人的资料丶照片丶给签证与加签预留的空间，是在1948年发放的，对象是西藏贸易访问团的成员。它是以1915年的国际单页折叠式护照为范本而制作。英国丶美国与七个其他的国家，都在此文件上发放了签证与过境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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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

图说：公元821至822年汉博条约（译注：中文又称《长庆会盟》）之石碑。

图伯特帝国与中华帝国最重要的一个条约之一（在图伯特军队一场决定性的军事胜利之後两国商定的）可回溯於公元821年至822年。其内容，以藏文与中文写成，被铭刻在三大石柱(doring)上。唯一残存的石柱(49)目前是在拉萨的祖拉康（译注：大昭寺）附近。条约的内容写道：〝···‘敌人’这个词在两国〞之间不应再提，而关於两国的国界（靠近现今的甘肃-陕西的国界），〝往东的是大唐国；而往西的，无疑地，就是大图伯特国。〞(50)

雪石柱。

这一个条约石柱有时候被误解，以为它是树立於布达拉宫前面更加显眼的雪石柱（Shol doring），而这个石柱上所镌刻的是图伯特另一次伟大的胜利：公元736年攻占唐朝首都长安。

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西藏跟邻近的国家签定条约：1681年跟布夏尔（Bushair），1638年与1842年跟拉达克，1856年跟尼泊尔等等。

西藏跟英国签定了一些条约与协定，最後签定的是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之中英属印度与西藏达成了两国共同国界的协议(51)。印度今日对於其国土北界的划分主张（麦克马洪线）就是根据这个条约而来，而这个条约是由独立的西藏所签定的－－不是中国。

英国与西藏所签定的国界，即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图。

1913年1月，西藏与蒙古在库伦（Urga，今乌兰巴托）签定了一个条约，其中的序言写道：〝鉴於蒙古与西藏已经摆脱了满洲王朝，脱离中国，并且已经变成独立的国家，又鉴於这两个国家一直信奉同一个宗教，而为了让他们古老又相互之友谊得以强化的目的···〞(52)。接下来的各个条款里载明着友谊丶互助丶佛教国家的兄弟情谊丶贸易等等。整份文件里不时使用到藏文字眼〝让赞〞，来指称〝独立〞。

1913年的蒙古西藏条约。

* * *

外交关系

外交局的人员合影。

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北京回到拉萨之後，1909年(53)西藏建立了外交局，而西藏人民以一种象徵拒绝满洲统治的动作，向他呈上奉献了一个新的国瓕。(54)　而外交局似乎在1941年进行了一次重组(55)，负责与英国丶美国丶尼泊尔丶独立的印度与中国之外交事务经营。尼泊尔於1856年丶中国於1934年丶英国於1936年在拉萨建立起代表处。代表独立国家西藏的外交局官员，参加了1947年3月23日在印度举行的亚内关系会议（Inter-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以评估二次世界大战後亚洲地位的问题。西藏也在1948年参加了非亚会议（Afro-Asian Conference）。许多参与的国家尚未去殖民化，让西藏成为少数在该次泛亚会议上已经独立的国家之一。(56)

外交局发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先生〞，信上的日期是1949年11月2日，其中描述西藏是个宗教国家，从〝古早时代〞一直是独立，并且要求该共党领袖〝发布严格的命令〞给他的军官，不要越界进入西藏的领土。有关於早期被中国所并吞的西藏领土，这封信上说：〝···西藏政府希望在中国内战结束之後，与贵国展开协商。〞(57)

西藏外交局致毛泽东先生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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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罗斯福总统派的两位使节（左），以及送给达赖喇嘛的礼物（上）。

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中立国

西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争被宣布为中立国（bharnas gyalkhap）。西藏政府成助地抗拒来自英国的压力丶中国入侵的威胁丶甚至罗斯福总统本人(58)所提出来的要求，他希望在西藏的领土上兴建一条军事道路，或者允许军事物资借道西藏领土。出於人道的考量，稍後西藏同意非军事的物资被可以借道。西藏政府也同意给予两位逃离印度的英国战俘营的奥地利人(59)以政治庇护。它也援助了1944年在西藏失事的一架飞机的美国籍驾驶员，并且给他们提供交通工具。(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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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与电报系统

现代西藏的邮政系统，是以早期图伯特帝国及後来的蒙古驿站之信差系统为基础而建立的。一个「快马邮递」（atrung）的服务专门是用来传递官方书函，而一般的信件则是由邮差（bhangchen）所传送。「中央邮政与电报局」（dak-tar laykhung）於1920年在拉萨建立(61)，这个机构接收了西藏各地的古老驿站（tasam）。本土设计的各种面值的邮票由手工印刷，现在变成收藏家的宝物。虽然西藏并不是万国邮政联盟的会员国，但也有一个健全的系统，使西藏的信可以传送到国外的地址(62)，而从国外来的信件也可以送到西藏境内。

从西藏寄到美国纽泽西的信封与西藏邮票。

1936年访问西藏的史宾赛·查普曼（Spencer Chapman）宣布：〝西藏的邮政与电报系统是最有效率的。〞(63)　同样的系统在1950年之後又继续运作了几年。捷克导演弗拉基米尔·席斯（Vladimir Cis，为中共政府工作），有一封他的家人从布拉格寄给他的信，他在西藏的荒山野地里收到了，是一位邮差交到他的手上的。(64)

从印度到拉萨的一条电报线延着一条基本的电话线，於1923年建构完成。两条线都提供大众使用。这个事件，甚至在伦敦的皇家地理学会出版的刊物里面加以纪念。(65)

西藏的首都是在1927年通上了电。水力发电厂和电力分配的系统之兴建，这两者的工程几乎〝只手〞(66)由一位年轻的西藏工程师，仁岗（Ringang，中文译名：强俄巴·仁增多吉(Changoepa Rinzin Dorjee)）所完成。这些工程计画都是由西藏政府主动开始并且提供经费的。

拉萨广播电台於1948年成立，并且以藏文丶英文丶中文广播新闻。(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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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西藏的见证者

西藏作为一个和平而独立国家的这个事实，由许多中立的西方观察家所写的书所证明，这些西方观察家不但造访了中共入侵之前的西藏，也在西藏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正如同他们的书名彷佛很自豪地宣称的：《西藏二十年》（大卫·麦当劳(68)）丶《西藏七年》（海恩里希·哈勒(69)）丶《西藏八年》（彼得·奥弗施奈特的自传(70)）。

理查森在拉萨的一个花园宴会上。

研究西藏最卓越的学者，休·理查森，他在西藏住了九年，他的许多着作(71)都揭露了一个运作良好丶井然有序丶和平安定而且有悠远政治独立历史与文化成就的国家。他後来写道：〝英国政府是西方国家之中唯一与西藏有协定关系的国家，却为了自己的利益，食言而肥，置西藏於困危之境而不顾···。〞理查森对英国政府拒绝承认西藏历史独立地位，表示他自己感到〝非常惭愧〞(72)。

查尔斯·贝尔爵士。

另外一个伟大的学者与外交官，查尔斯·贝尔，也是公认的〝英国西藏政策的缔造者〞，他相信英国与美国拒绝承认西藏的独立（但在对他们有利的时候，却又默默地承认），大体上是被他们想要〝增加他们在中国的商业利润〞(73)的欲望所主导。

几乎肯定的是，在中国出版品中妖魔化西藏的所有官方宣传专家，没有一位曾经亲眼目睹旧西藏的生活究竟是怎麽样的。事实上，没有一位北京所信任的西方西藏宣传家（迈克尔·帕伦蒂丶谭·戈伦夫丶沙伯力丶梅·戈尔斯坦，等等(74)）曾经在1980年以前造访过西藏。前两位藉着有选择性地引用英格兰的记者与官员（华达尔丶兰登丶埃德蒙·坎德勒丶W.F.T.欧康纳上校）的记录，而歪曲诋毁了西藏。华达尔等人皆伴随着1904年入侵的英军而来到西藏，也是设法藉着妖魔化西藏社会与政府来合理化该次暴力血腥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人。

沈博士与西藏外交局大臣索康扎萨。

唯一拥有一点学术资历丶位阶又高丶曾经待在西藏比较长时间的中国官员，只有沈宗濂博士了，他也是中华民国驻拉萨的代表（1944-1949）。在他的书《西藏与西藏人》里，沈博士描写一个明显与中国迥然相异的国家，也是〝···从1911年以来就完全独立的国家。〞他忠实地描绘了一个阶级分明丶作风保守的社会，〝彷佛化石般封存了数个世纪〞，但其人民井然有序丶澹泊安宁丶好客有礼－－虽然也是〝非常会告状的人〞，又说〝世界上少见这麽滔滔不绝丶口若悬河的诉讼人〞了。沈博士也提到：〝诉愿可以向诉讼人所属任何官府提出，甚至也可以向达赖喇嘛或他的摄政提出。〞(75)

* * *

注释：

1. 在1642年，第五世达赖喇嘛发布了Rilung Tsatsik (ri klung rtsa tshig)，一般译为〝山谷令〞。另外一个资料来源（http://www.tibet.com/WhitePaper/white9.html）描述它是个保护动物与环境的法令。自从那时候开始，这个法令每年都会发布一次，一直到1958年为止。在新年庆典之後，这个法令的副本将会发送到全国各处，并且由地方官员向聚集的民众展示丶并朗诵给他们听。为了要使其上的讯息恰当地让人感到敬畏，达到教导晓喻的目的，此文件本身即令人印象深刻：大约三英呎宽，六到七英呎长，文件的边缘富丽堂皇地装饰着吉祥的图案与插图，最下面还盖着达赖喇嘛的印玺。French, Rebecca Redwood. The Golden Yoke: The Legal Cosmology of Buddhist Tibet, Cornell University, Ithica, 1995. p 208, 209 & 213. （蕾贝卡·法兰奇《金轭－－佛教西藏的法律宇宙学》，绮色佳：康乃尔大学，1995年。第208丶209丶213页。）

2. 根据学者扎西茨仁（阿尼玛卿研究所的所长）的研究，在仁蚌巴王朝与藏巴国王时，就已经有文献提到《山谷令》的颁布。

3.  Bell, Charles. Tibet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查尔斯·贝尔：《西藏的往昔与现在》，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24年。）见索引页：西藏废除死刑（Capital punishment abolished in Tibet），第142丶143与236页。

Byron, Robert. First Russia then Tibet. London: Macmillan & Co., 1933.  p. 204. （罗勃·拜伦《先至俄罗斯，再到西藏》，伦敦：麦克米伦。1933年。第204页。）

McGovern, William. To Lhasa in Disguise. New York: Century Co., 1924. pp. 388-389. （威廉·麦卡文《伪装到拉萨》，纽约：世纪公司，1924年。第388-389页。）

Kingdon-Ward, Frank. In the Land of The Blue Poppie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3. pg 222. （弗兰克·金敦·沃德《身在蓝婴粟之乡》，纽约：现代图书馆，2003年，页222。）

Winnington, Alan. Tibet: The Record of a Journey.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Ltd., 1957. pg99. （阿蓝·温尼顿《西藏：旅记》，伦敦：劳伦斯＆威夏有限公司，1957年。第99页。）

Brauen, Martin. Peter Aufschnaiter’s Eight Years in Tibet. Bangkok: Orchid Press, 2002. Pg 77. （马丁·布拉文，《彼得·奥弗施奈特的西藏八年》，曼谷：兰花出版社，2002年。）第77页写着：〝这里没有死刑···〞

4. 少数几本有关於穆斯林在西藏的专书，清楚地显示西藏政府丶宗教机构丶社会对此少数群体的宽容：
Henry, Gray. Islam in Tibet. Louisville, Kentucky: Fons Vitae, 1997.（葛瑞·亨利，《伊斯兰教在西藏》，肯德基州路易斯维耳市：冯斯维达，1997年。）
Nadwi, Dr. Abu Bakr Amir-uddin. Tibet and Tibetan Muslims, Dharamsal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 Archives, 2004.（阿布·巴克·阿米尔－乌定·拿德博士，《西藏与西藏的穆斯林》，达兰萨拉：西藏作品与档案图书馆，2004年。）

5.  植物猎人金敦·沃德描写康巴的文字中提到〝这些男人都是伟大的旅行者，往往把妻子留在家里一走就好几个月，而这些好人想办法从其他旅人处寻得慰藉。〞金敦·沃德认为这可能就是造成西藏一妻多夫习俗的原因。他在怒族身上看到支持上述揣测的证据：虽然怒族也与藏人有接触：〝他们···就我所知，是一夫一妻，这一点给了上述理论的反证多了一些重量，因为这些怒族部落是有名喜欢待在家里不远游的人。〞Kingdon-Ward, Frank. (ed. Tom Chirstopher) In the Land of The Blue Poppie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3. pg 175. （弗兰克·金敦·沃德《身在蓝婴粟之乡》，纽约：现代图书馆，2003年，页175。）

6. Goldstein, Melvyn. 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untso Wangy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g 137.（梅·戈尔斯坦，《一位西藏革命家：平措汪杰的政治生涯与时代》，加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137。）

7. Chang, Jung &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5.（张戎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故事》，伦敦：强纳森·开普，2005年。）

8.  Ford, Robert. Captured in Tibet. London: George G. Harrap & Co., Ltd, 1957. pg 158.（罗伯·福特，《在西藏被俘虏》，伦敦：乔治·哈拉普，1957年，第158页。）

9. Bull, Geoffrey T. When Iron Gates Yield.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55. pg 130. （杰弗瑞·布尔，《当铁门被迫打开时》，伦敦：霍德与史道顿，1955年。第130页。）

10. Goldstein, Melvyn. 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untso Wangy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g 139.（梅·戈尔斯坦，《一位西藏革命家：平措汪杰的政治生涯与时代》，加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139。）

11. O’Ballance, Edgar. The Red Army of China. London: Faber & Faber, 1962. pg. 189-190. （奥拜伦斯，《中国的红军》，伦敦：法柏与法柏，1962年，页189-190。）

12. Kong Fei-Tsi (?), tse srog gi bhul skyes (Gift of Life), translated by Wanglag, Tibetan People Publishing House, Lhasa, 2001. （孔飞之（？音译），《生命的礼物》，Wanglag藏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

13. Norbu, Jamyang. “The Forgotten Anniversary–Remembering the Great Khampa Uprising of 1956“.  Thursday, December 07, 2006, Phyayul.com. （嘉央诺布，〈被遗忘的周年日－－回忆1956年伟大的康巴起义〉，2006年12月7日〝故乡网〞。）

14. Tsarong, Dundul Namgyal. In the Service of His Country: The Biography of Dasang Damdul Tsarong Commander General of Tibet. Ithaca: Snow Lion Publication, 2000, pg 51. （擦绒·占堆朗杰，《报效国家：西藏军司令长官擦绒·达桑占堆传记》，绮色佳：雪狮出版社，2000年，第51页。）

15. Grosvenor, Gilbert and William J. Showalter, “Flags of the World”.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September, 1934 – Vol. LXVI- No. 3.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1934.（吉尔柏特·葛洛佛纳及威廉·萧瓦特，〈世界各国的旗帜〉，《国家地理杂志》，1934年9月，第66卷3号，华府国家地理协会，1934年）

16. 西藏国旗，保加利亚烟标，德勒斯登，1933年。（非欧洲国家系列，影像201-400）来自德国扬·安德森教授（Prof. Jan Andersson）的收藏，感谢他提供照片。

17. Grosvenor, Gilbert H. “The Heroic Flags of the Middle Ages.”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October, 1917 – Vol. Xxxii – No. 4.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1917.　（吉尔柏特·葛洛佛纳，〈中古时代的英勇旗〉，《国家地理杂志》，1917年10月，第32卷第4号，华府：国家地理协会，1917年）

18. Lux-Wurm, Pierre C. ”The Story of the Flag of Tibet.” Flag Bulletin: Vol. XII – No. 1. Spring 1973.　（皮耶·吕克斯-沃姆，〈西藏国旗的故事〉，《旗帜志》，12卷1号，1973年春。）

19. 1947年3月23日，亚内关系会议在印度召开，好评估亚洲在二世次界大战後的地位。在这个会议上，西藏以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出现，如同会议上的地图所证明，以及第一次（国际会议上）出现的西藏国旗。 与会的中国人们（当时是国民党）大怒，并向会议主办者抗议。在西藏代表坐的讲台上，扬起了西藏国旗，而代表前也放有西藏国旗的圆形徽章。圣雄甘地到会场致词。西藏外交局的代表，特吉桑颇丹增顿珠（Theiji Sampo Tenzin Thondup）丶堪琼洛桑旺杰（Khenchung Lobsang Wangyal ）与吉布旺堆诺布（ Kyibug Wangdue Norbu ，翻译者）也参与了1948年在德里所举办的非亚会议（Afro-Asia Conference）。有趣的是，许多参与的国家都尚未去殖民化，使得西藏成为此泛亚会议上少数已经独立的国家之一。（会议的照片。）

20. 西藏国歌（旧曲）

གངས་རིའི་ར་བས་བསྐོར་བའི་ཞིང་ཁམས་འདིར།།
ཕན་དང་བདེ་བ་མ་ལུས་འབྱུང་བའི་གནས།།
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བསྐལ་བཟང་རྒྱ་མཚོ་ཡི།།
ཞབས་པད་སྲིད་མཐའི་བར་དུ་བརྟན་གྱུར་ཅིག།།

Circled by ramparts of snow-mountains — this sacred realm,
This wellspring of all benefits and happiness.
Kalsang Gyatso, bodhisattva of compassion
May he reign till the end of all existence
(嘉央诺布英译)

雪山绵延环绕的圣土
一切利乐事业之缘源
格桑嘉措慈悲观世音
愿其足莲恒久驻百劫

21. 杰出的西藏学者，扎西茨仁引用史书《一位内阁部长的自传》（Bka’blon rtogs brjod，多卡夏仲·策仁旺杰着，中国大陆译：《噶伦传》）的说法，说这首诗是西藏统治者，颇罗鼐，（在1745／1746年）为了赞美七世达赖喇嘛而作。”Reflections on Thang stong rgyal po as the founder of the a lce lha mo tradition of Tibetan performing arts,” The Singing Mask: Echoes of Tibetan Opera, Lungta, Winter 2001 No 15, eds. Isabelle Henrion-Dourcy and Tashi Tsering)　（〈深思唐东杰布作为西藏表演艺术「阿吉拉姆」(藏戏)传统之创始者〉，《歌唱的面具，藏戏的回声》，《风马旗》，2001年冬天，第15号，伊莎贝·昂里雍-杜尔西与扎西茨仁编辑）

感谢扎西茨仁提供木板印刷之《颇罗鼐传》复本。

22. Techung在尼玛·嘉波伴唱下，一起演唱的国歌之朗达（namthar，咏叹调），感谢旧金山的Chaksampa （造桥师）歌剧公司慷慨提供。

23.  西藏国歌（新曲）
Sishe phende dhoe gu jung wei ter
Thubten sampel norbu honang bar
Tendro nor dzin gyache kyong wey gon
Trinle kyi rolsto gye
Dorje kham sum tenpey
Chok kun jham tse kyong
Nam khoe gawa gyaden u pang gungla beg
Phuntso deshi nga thang gye
Bhojong cholkha sum gyi kyonla deyden sar pey khyap
Chosi kyi pelon tar
Thubten chochu gyepe dzamling yangpi kyegu shidi pela jor
Bhojong tendro getzen nyi woe kyi
Tashi woe nang humdu tro mi zi
Nachoe munpey yul ley gye gyur chi

(英译)
The source of temporal and spiritual wealth of joy and boundless benefits
The Wish-fulfilling Jewel of the Buddha Teaching, blazes forth radiant light
The all-protecting Patron of the Doctrine and of all sentient beings
By his actions stretches forth his influence like an ocean
By his eternal Vajra-nature
His compassion and loving care extend to beings everywhere
May the divinely appointed rule achieve the heights of glory
And increase its fourfold influence and prosperity
May a golden age of joy and happiness spread once more through the three regions of Tibet
And may its temporal and spiritual splendour shine again
May the Buddha Teaching spread in all the ten directions and lead all beings
in the universe to glorious peace
May the spiritual Sun of the Tibetan faith and People
Emitting countless rays of auspicious light
Victoriously dispel the strife of darkness

灿烂的如意珠宝：
佛教是政教和乐一切希望的源泉和宝藏。
广施普泽教化众生的大地怙主，
你们的事业像大海般发达兴旺。
位於永固不坏的金刚界以慈爱治理诸方。
天赐噶登颇章威望齐天，
四分圆满权威强，
西藏三区之域，
幸福圆满充盈，
遍布政教和乐的祥瑞景象。
愿佛教传偏十方，
让大千世界的众生充满幸福和平之荣光。
愿西藏佛法和众生的正义之光，
战胜邪恶的黑暗。

(中文译文来源：〝西藏之页〞网站。)

24. 歌词是由达赖喇嘛经师赤江仁波切於1959年所作，地点於印度北方邦木苏里。The Collected Works of the Glorious Master of the Dharma, Yongzin Trichang Vajradhara (yongjog tempae ngadak kyapche yongzin trichang dorjee chang chempoe sungbum), published by Mongolian Lama Guru Deva, New Delhi, Vol Gha, pg 299.　（《佛法怙主永津赤江金钢总持作品集》，由蒙古喇嘛姑如提婆所出版，新德里，第299页。）

25. （图片）荷兰制图师，彼亚塔·范德阿在1680年左右所绘的亚洲地图，其上以两个部份显示西藏，但与中国有别。

26. （图片）法国制图师，吉雍姆·德利尔於1700年左右所绘的亚洲地图，西藏被称之为〝大西藏国〞。

27. （图片）〝印度斯坦丶印度之外丶中国与西藏地图〞费城的W. 威廉斯（W. Williams）所构成并镌刻。根据1877年的美国国会法案纳入，提供者是华府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办公室的山缪尔·奥古斯塔斯·米契尔(S Augustus Mitchell)。

28. （图片）费城安东尼·芬黎於1827年所绘的亚洲地图，清楚显示「大西藏」，明显与中华帝国有别。

29.  Ravenstein, Ernest George. (1834-1913) Martin Behaim: His Life and Ｈis Globe, (With a facsimile of the globe printed in colours, eleven maps and seventeen illustrations), G. Philip & Son, Ltd., London. 1908. （恩斯特·乔治·雷文斯汀(1834-1913)，《马丁·贝海姆：他的一生与他的球仪》（书中附他制作的球仪复制图，以彩色印刷，十一张地图与十七张插图），伦敦：菲力普父子有限公司，1908年。）
这个地球仪，是由旧金山的罗伯·巴列（Philip Palais）慷慨地通知本文作者知道，他并且提供（在嘉诺的博客上）了好几个可以得到贝海姆地球仪的相关资讯的网址：

University of Utah
Wikipedia
Henry Davis Consulting (image)
Henry Davis Consulting (description)

30. 地球厅（The Mapparium）是一个三十英呎的彩绘玻璃球形房间，位於波士顿基督教科学出版会的大厅，给观众一个特别的世界〝内观〞。该地球仪的政治国界大约固定於1935年左右，根据的是兰德·麦克那利公司於1934年出版的世界地图。因为这个球仪尺寸的关系，其图例大约是二十二英哩对比上一英吋。在照片里，可见到西藏（粉红色）位於英属印度（红色）的正上方，位在中国（橘色）的旁边。请以以下的连结查看此厅的历史与如何前往的指南。

roadsideamerica.com
designorati.com

31. Norbu, Dawa. China’s Tibet Policy. Richmond Curzon, 2001（达瓦诺布，《中国的西藏政策》，（英）李奇蒙：寇松，2001年）
资讯局。蒙古与西藏。

32. 根据西藏研究者鲁噶嘉木(Lugar Jam)的说法（2009年7月的谈话），这两位被耶稣会制图师派到西藏去的蒙古僧人，叫做竹清桑波（Tsultrim Sangpo (churbizanbo) ）与拉木坦巴（Lhamo Tempa (lanbenzhanba)）。

33. Hostetler, Laura.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萝拉·霍斯泰特勒，《清朝殖民事业：近世中国的民族志与地图》，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1年。）

34. 举例而言，从密勒日巴的传记中，我们有密勒日巴的母亲缝了七块金子在一件旅行斗蓬里，好秘密地送给她的儿子的故事。

35. Bertsch, Wolfgang. The Currency of Tibet. Dharamsal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 Archives, 2002. （沃夫冈·柏奇 ，《西藏的货币》，达兰萨拉：西藏作品与档案图书馆，2002年）。

36.  Bertsch, Wolfgang. A Study of Tibetan Paper Money: With a Critical Bibliography, Dharamsal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 Archives, 1997. （沃夫冈·柏奇，《西藏纸钞研究：附重要参考书单》，达兰萨拉：西藏作品与档案图书馆，1997年。）

37. Rhodes, N.G.  “The First Coins Struck in Tibet” Tibet Journal. Winter 1990: (LTWA), Dharamsala. （N. G. 罗兹，〈西藏首次打造的硬币〉，《西藏期刊》，1990年冬：达萨：西藏作品与档案图书馆。）

38.  Richardson, Hugh. “Reflections on a Tibetan Passport” High Peaks Pure Earth: Collected Writings on Tibetan History & Culture. London: Serindia Publications, 1998. pg 482.  （休·理查森，〈反思一份西藏护照〉，《高峰净土：西藏历与文化作品集》，伦敦：西域出版社，1992年，页482。）

39. 发给普伦吉尔·高桑的拉萨与日喀则护照之复本。Das, Sarat Chandr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rammar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Motilala Banarasidas, Delhi 1972. Appendix 1, pg 4-5.　（萨拉特·钱德拉·达斯，《西藏语言文法入门》，德里：模提拉拉·巴那拉斯达斯，1972年，附录1，页4-5。）

40.  Bell, Charles. Portrait of a Dalai Lama: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Great Thirteenth.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1987. pg 278. （查尔斯·贝尔，《一位达赖喇嘛的画像：伟大十三世的一生与时代》，波士顿：智慧出版社，1987年，页278。）
（第一份埃佛勒斯峰护照之照片；感谢仁青多杰提供，他在大吉岭的喜马拉雅登山研究所博物馆里翻拍。）

41. Gould, B.J. The Jewel in the Lotus: Recollections of an Indian Political.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7. pg 210-211. （B. J.顾尔德，《莲中宝石：回忆一位印度政治人物的一生》，伦敦：查图与温德斯，1957年，页210-211。）
（护照之照片。（译注：当时英印驻锡金特使助理）印度荣誉爵士诺布顿珠(Rai Bahadur Norbu Thondup) 拿着护照的照片。）

42. Englehardt, Isrun. Tibet in 1938-39: Photographs from the Ernst Schafer Expedition to Tibet. Chicago: Serindia, 2007. pg 121.  （伊斯朗·英格哈特，《1938-39年的西藏：恩斯特·薛弗尔（Ernst Schafer）到西藏去探险之照片》，芝加哥：西域，2007年，页121。）
（护照的影本。）

43. Tucci, Guiseppe. To Lhasa and Beyond. New Delhi: Oxford and IBH, 1983. pg 14-15. （朱赛培·杜齐，《到拉萨及更辽远之处》，新德里：牛津及IBH, 1983年，页14-15。）
（护照影本。）

44. Cox, Kennith. Frank Kingdon Ward’s, Riddle of the Tsangpo Gorges. United Kingdom: Antique Collector Club, 2001. pg 75.　（肯尼斯·寇克斯，《法兰克·金敦·沃德，《雅鲁藏布峡谷之谜》，英国：古董收藏家俱乐部，2001年，页75。》

45.  Tolstoy, Lt.Col. Ilia. “Across Tibet From India To China”.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August 1946. （伊利亚·托尔斯泰中校，〈从印度穿过西藏到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华府：国家地理协会，1946年8月。）引文：〝这封信是一块红色的棉布，大概有十六英吋宽，两英呎长，可以藏在胸口里携带，或者由一个先遣的骑士携带，这位必须先走在主要团员前面大约一天到两天的路程。信里面写着两位美国官员正在前往晋见达赖喇嘛的路上···。〞

46. Thomas, Lowell Jr. Out of This World: Across the Himalayas to Forbidden Tibet. New York: The Greystone Press, 1950. pg 79-80. （罗威尔·汤玛斯二世，《世外桃源：过喜马拉雅进入禁地西藏》，纽约：格雷斯东出版社，1950年，页79-80。）
（护照的影本，还有一张罗威尔·汤玛斯在亚东拿到护照的照片。）

47. Bell, Charles. Portrait of a Dalai Lama: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Great Thirteenth.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1987. 420（查尔斯·贝尔，《一位达赖喇嘛的画像：伟大十三世的一生与时代》，波士顿：智慧出版社，1987年，页420。） （贝尔提到一份护照发给了1925年前往英格兰的印度荣誉爵士帕拉（Diwan Bahadur Phala）。）

48. 夏格巴的护照照片，感谢〝印度西藏之友会〞慷慨提供。

49.  公元821-822年的两国条约石柱照片，它被一个保护墙所包围起来。
Richardson, Hugh. High Peaks Pure Earth: Collected Writings on Tibetan History & Culture. London: Serindia Publications, 1998. Plate 10.　（休·理查森，《高峰净土：西藏历史与文化作品集》，伦敦：西域出版社，1998年，插图十。）
译注：长庆会盟的汉文原文：〝洮泯已东，大唐封疆，其塞已西，尽是大蕃境土，彼此不为寇敌···。〞

50. Richardson, H.E.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244-245　（休·理查森，《西藏及其历史》，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2年，页244-245。）

51. The Sino-Indian Boundary Question (Enlarged Edition). Pek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1962. （《中印边界问题（放大版）》，北京：外文出版社，1962年。）麦克马洪线东段之原始地图影印本，包含西藏与英国签署人的签名与印章，日期标示为1914年3月24日，地点在德里。原始的图例：1:5000,000。

52. 1913年的西藏－蒙古条约之复本，其内容在理查森《西藏及其历史》一书中有翻译。（Richardson, H.E.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g. 265-267.）

53.  Shakabpa, Tsepon W.D.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227. （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西藏政治史》，耶鲁大学出版社，1967，页227。）

54. Shakabpa, Tsepon W.D.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Frontispiece.　（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西藏政治史》，耶鲁大学出版社，1967，卷首插图。）

55. Neushar, Thupten Tharpa. bhod shung tse yiktsang dang chegyal las khung. (The “Peak” Secretariate and the Foreign Bureau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 Oral History Series No: 5,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 Archives, Dharamshala, 1998. （柳霞·图登塔巴，《西藏政府〝最高级〞秘书处与外交局》，口述历史系列五，达兰萨拉：西藏作品与档案图书馆，1988年。）柳霞说外交局是在达札摄政时代，藏历铁蛇年（1941）年所设立。其办事处所在位於祖拉康（大昭寺）的西南方，并由扎萨索康（zurpa）旺清次旦（Dsazak Surkhang Wangchen Tseten）与〝最高级秘书处〞长官（Ta Lama）贡觉仲尼（Kunchok Jungnas）所主持。夏格巴在他写的史册里，认为外交局是在1913年左右就成立了。

56. 1947年3月23日，亚内关系会议在印度召开，好评估亚洲在二世次界大战後的地位。在这个会议上，西藏以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出现，如同会议上的地图所证明，以及第一次（国际会议上）出现的西藏国旗。 与会的中国代表（当时是国民党）大怒，并向会议主办者抗议。在西藏代表坐的讲台上，西藏国旗高挂，而代表前也放有西藏国旗的圆形徽章。圣雄甘地到会场致词。西藏外交局的代表，特吉桑颇丹增顿珠（Theiji Sampo Tenzin Thondup）丶堪琼洛桑旺杰（Khenchung Lobsang Wangyal ）与吉布旺堆诺布（ Kyibug Wangdue Norbu ，翻译者）也参与了1948年在德里所举办的非亚会议。有趣的是，许多参与的国家都尚未去殖民化，使得西藏成为此泛亚会议上少数已经独立的国家之一。（会议的照片。）

57. 信件影本。感谢阿尼玛卿研究所慨然提供。

58. Tolstoy, Lt.Col. Ilia. “Across Tibet From India To China”,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August 1946.（伊利亚·托尔斯泰中校，〈从印度穿过西藏到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华府：国家地理协会，1946年8月。）

59. Harrer, Heinrich. Seven Years in Tibet. London: Rupert Hart Davis,1953.
Brauen, Martin. Peter Aufschnaiter’s Eight Years in Tibet. Bangkok: Orchid Press, 2002.（马丁·布拉文，《彼得·奥弗施奈特的西藏八年》，曼谷：兰花出版社，2002年。）

60. Starks, Richard & Murcutt, Miriam. Lost in Tibet: The Untoldf Story of Five American Airmen, a Doomed Plane and the Will to Survive. The Lyons Press, Connecticut, 2004. （理查·史达克斯＆米莉安·默卡特，《迷失在西藏：没说过的五位美国驾驶员丶一架坠落的飞机与求生意志的故事》，康乃迪克州：里昂出版社，2004年。）

61. Waterfall, Arnold C. The Postal History of Tibet. London: Robson Lowe Ltd., 1965. （阿诺·C.·华特弗，《西藏邮政史》，伦敦：罗伯森罗威公司，1965年。）

62. 寄给纽泽西州纽沃克的A.C.罗斯里尔先生（Mr. A. C. Rosslier）的信之照片，以及几张不同的西藏邮票。

63. Chapman, F. Spencer. Lhasa the Holy Cit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40. pg 87.　（史宾塞·查普曼，《圣城拉萨》，伦敦：，1940年，页87。）

63. Sis, Peter. Tibet, Through the Red Box. New York: Francis Foster Books, 1998. （彼德·席思，《父亲红盒子里的西藏》，纽约：法兰西斯·弗斯特书店，1998。）

65. King, W.H. “The Telegraph to Lhasa”,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63 (Jun., 1924). Pp 527-531.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on behalf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with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W.H.金恩，〈到拉萨的电报〉，《地理杂志》，第六十三卷（1924年6月），第527-531页。布雷克威尔出版社代表皇家地理协会与英国地理师协会出版。）
所有参与架设电报线的官员丶工程师丶工程人员丶当地的工人之团体照。从左到右：噶伦堡的索朗泽仁先生（Mr. Sonam Tsering，印度邮政局派来的代表），也是拉萨第一位电报师。仁岗先生（即强俄巴·仁增多吉）。W. H. 金恩先生（主工程师），W. P. 罗斯麦尔先生（W.P.Rosemeyer，助理工程师），与吉布先生，官方的翻译员。官员凯苏拉（Kesura）与玖杰（Jorgay）也受命监工，可是不在照片上。

66. Tsarong, Dundul Namgyal. In the Service of His Country: The Biography of Dasang Damdul Tsarong Commander General of Tibet. Ithaca: Snow Lion Publications, 2000. pg 62.　（擦绒·占堆朗杰，《报效国家：西藏军司令长官擦绒·达桑占堆传记》，绮色佳：雪狮出版社，2000年，第62页。）

67. 1948年，拉萨广播电台开始对外界进行每日的广播。每天下午五点，电台开始播放节目。新闻首先以藏语念出，接着由雷吉诺·福克斯（Reginald Fox）或曾经被派到英格兰拉格比去留学的丶也是西藏外交局的官员吉布（Kyibuk）以英文念，最後，再由达赖喇嘛的姐夫，达拉·朋措扎西以中文播报。官方的公告也透过广播宣布，以下这个就是奥弗施奈特所准备的：〝我们备感荣幸地宣布，印度标准时间：1950年11月17日周五下午五点四十五分，拉萨广播电台将会播放西藏统治者达赖喇嘛登基的宣告，以及一份西藏政府对西藏人民与世界的公告。〞(Brauen, Martin. Peter Aufschnaiter’s Eight Years in Tibet. Bangkok: Orchid Press, 2002.　马丁·布拉文，《彼得·奥弗施奈特的西藏八年》，曼谷：兰花出版社，2002年。）

68. David, MacDonald. Twenty Years in Tibet. New Delhi: Vintage Books, 1991. (first published1932). （大卫·麦当劳，《西藏二十年》，新德里：古书，1991年，最早於1932年出版。）

69. Harrer, Heinrich. Seven Years in Tibet. London: Rupert Hart Davis, 1953. （海恩里希·哈勒，《西藏七年》，伦敦：鲁伯特哈特戴维斯，1953年。）

70. Brauen, Martin. Peter Aufschnaiter Eight Years in Tibet. Bangkok: Orchid Press, 2002. .（马丁·布拉文，《彼得·奥弗施奈特的西藏八年》，曼谷：兰花出版社，2002年。）

71. Richardson, H.E.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休·理查森，《西藏其及历史》，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2年。）
Richardson, H.E. and David Snellgrove. A Cultural History of Tibet. London: George Wiedenfeld & Nicholson,1968.　（休·理查森及大卫·史聂格罗夫，《西藏文化史》，伦敦：乔治·温登非尔德＆尼可森，1968年。）
Richardson, H.E. High Peaks Pure Earth: Collected Writings on Tibetan History & Culture. London: Serindia Publications, 1998.（休·理查森，《高峰净土：西藏历史与文化作品集》，伦敦：西域出版社，1998年。）

72. Wikipedia

73. Bell, Charles. Portrait of a Dalai Lama: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Great Thirteenth.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1987. 396. （查尔斯·贝尔，《一位达赖喇嘛的画像：伟大十三世的一生与时代》，波士顿：智慧出版社，1987年，页360。）

74. Norbu, Jamyang. “Running-Dog Propagandists“, Phayul.com, [Monday, July 14, 2008 09:37], （嘉央诺布，〈走狗宣传家〉，故乡网，2008年7月14日，上午九点三十七分。）

75. Shen, Tsung-lien and Shen-chi Liu. Tibet and the Tibetan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112.  (沈宗濂与柳升祺，《西藏与西藏人》，加州：史丹福大学出版社，1953年，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