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隐喻的藏獒

唯色

2015-05-05

西藏图片： 转自网络2011年11月28日新闻：一名姓牛的男子称，他是南四环一个藏獒基地场主，这次是专门找来纯种藏獒给自己基地中的藏獒配种，配成功一次需5万元以上，为给身价不凡的两只藏獒接风造势，他特意请来美女礼仪和安排宝马车，来自玉树的客人和两只藏獒接风开道。 （唯色提供）

其实在看到这个被热议的消息时——即纽约时报4月19日爆料称中国富人已不把藏獒当宠物，曾卖出天价的藏獒被五美元贱卖给屠宰场，做成火锅食材、仿皮和御寒手套的里子——我并不惊讶，就像是早知道西藏高原的标志性动物——藏獒，被带出高海拔的家园会有这样的下场。只是这所有悲剧中最不堪的下场未免来得太快，两年前还听玉树朋友说他亲戚家的藏獒卖给做狗生意的河南人四百万元人民币，河南人先付了两百万元，另外两百万元等转手卖出后再付。如今，那头待价而沽的玉树藏獒是不是也沦为了火锅中翻滚的肉片？

玉树被说成是纯种藏獒的故乡，这种说法更似出自拿玉树藏獒大做买卖的各路炒作者。记得五年前玉树地震后，甚至有穿“消防救援”橘黄衣的救援队公然偷小藏獒，被志愿者在现场拍摄到。许多人至今不肯相信。参加救援的媒体人文涛当时在推特上说：“偷獒是肯定的，利益驱动。”也有藏人志愿者披露：“其中还有借志愿（组织）偷藏獒、借志愿组织挖掘富家人财物的团体……”

不只是玉树一地，包括拉萨在内的全藏许多地方布满所谓的藏獒基地，不少是解放军、武警等军警单位所设，乃豢养、培训、买卖藏獒的大户，规模大，獒数多。我曾见识过这样的一个庞大基地，在拉萨去往贡嘎机场的老路上，属于消防武警部队，听说腐败不是一般。

2011年，面对仍在升温的“藏獒热”，藏人导演万玛才旦的电影《老狗》发出了藏人的悲鸣。儿子要卖掉藏獒换钱，父亲珍视与藏獒的感情并坚持禁止买卖狗类的传统，而卖狗人要将它卖给有钱人当宠物，最后老父亲忍痛杀狗。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在影评中写道：“这部电影探讨中国的经济转型（而不是文化大革命）对西藏（或任何其他民族）文化的侵蚀及其产生的不稳定影响。……《老狗》从藏人的视角看今日藏地图景……《老狗》中遍布着充分体现入侵的主旨：栅栏既象征私有化经济，又象征对土地和民众的剥夺；试图说服老人卖狗的贩子，他说狗到了城里的生活会更好（老人回应：“那城里人又在害怕什么？”）；及因为贪婪和商业机会主义而遭窃的穷人的宝贵财产。”

被带往中国各地的藏獒变成了宠物其实更像是某种隐喻。简单地说，作为隐喻的藏獒揭示的是藏人的命运。关于这，我就2008年三月的全藏抗议带来民族关系的变化，在《原来是宠物与人的关系》一文中这样写道：

“就像藏獒，青藏高原最闻名于世的动物，似乎很稀罕，很名贵，中国的那些大款或者附庸风雅之流都争着花高价卖来当成自家宠物，每天都要喂食很多肉。可是，有一天，藏獒突然发了脾气，咬了这个原本不是主人的主人，当即就会被气愤地打死，中国的报纸上常有这类报道。而这正是藏人和中国人的关系。这才是中国社会的民族之间真正的、根本上的关系。藏人如果安于当宠物，那好，汉人还会跟藏人保持以前的那种温情脉脉；而那些汉人还会继续‘热爱’西藏，就像愿意给他喜欢的猫啊狗啊这些宠物吃喝。但人不是宠物，宠物没有自我意志，而人是有自我意志的。藏人不愿做宠物，因为当宠物的下场是丧失自我，最终丧失西藏，因此，藏人只要不安于当宠物，只要不甘于接受当宠物的命运，勇敢地为自己是人而且是藏人进行抗争，这就会惹来麻烦。事实上，已经惹来了麻烦，如被抓捕、被囚禁、被虐待，甚至被屠杀，这是遭到国家政权的惩处，对于民间意义上的汉人来说，许多汉人的那种变脸之快也把真相呈现出来了——真相是，藏人不能做人，一旦想做人，那只有被置于死地。”

而隐喻仍在继续。遭到天价藏獒如今如此不堪的打击，有文化的尤其是有名气的藏人们在社交网络上，纷纷传递一张用中文和英文写着“带你回草原”的图片，一头黑色藏獒的全身侧影与广袤的绿色草原构成画面。事实上，若真要将被卖往偌大中国许多地方的藏獒带回草原并不容易，这么多年来，被杂交、被配种、被注入硅胶、被整容的藏獒已经面目全非，性格全非，即便能带回草原一些，又会不会造成藏獒变异以至于更加混乱？我倒是认为，诗人嘎代才让几年前写的《藏獒之死》的最后一段，才是真实现实：

“我本想心醉神迷地在这个故事中找出点什么东西，譬如藏人和獒犬间的非常感人的意义。最终，我不想再探究这慈悲深处的某种背叛了，或者隐含了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意图。这是一番难以想象的总结，发生在我生生世世的故乡——青藏高原。可如今，人们想念着藏獒，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还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有什么卖什么，直到两手空空！”

2015年5月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

從「駐京西藏活佛」看中藏關係

安樂業

　　中外學者討論西藏近代史的時候，除了「駐藏欽差大臣」（部分中國學者今改為「住藏大臣」）之外，卻忽略了「駐京西藏活佛」（「喇嘛」或現今叫「仁波切」）。因此，還原歷史真相有利於深化藏漢交流以及正確看待中藏的歷史。

　　清廷和西藏政府的關係

　　其實，藏史上所稱的西藏和清朝之間的「供施關係」（Protector of the Doctrine）建立在「駐京西藏喇嘛」（活佛）制度之上。歸根結底是一種「保護和被保護的關係」，宗教上清廷處於被保護的地位，而在軍事上拉薩則處於被保護的地位。比如，因康熙帝對五世達賴喇嘛的請求，第二世章嘉活佛（一六四二──一七一五）奉西藏政教領袖五世達賴喇嘛之命，於一六九三年抵達北京擔任駐京活佛，至第七世章嘉活佛（一八九一──一九五七）年輕時清朝被推翻。一九四九年，第七世章嘉活佛跟隨國民黨退居台灣，並圓寂於那裡。第八世章嘉活佛降生於青海土族的一個農民家庭，由十四世達賴喇嘛認定，現今在印度南部哲蚌寺研習佛學。

　　從第二世章嘉活佛（喇嘛）成為駐京西藏喇嘛以來，其政治地位與清廷「駐藏欽差大臣」不相上下，但和「駐藏欽差大臣」的不同在於章嘉活佛是轉世世襲活佛，「駐藏欽差大臣」是輪換交替，而且，章嘉活佛是清廷的帝師（康熙四十六年供奉為帝師，稱其為「呼圖克圖」，即「精神導師」）。清廷給章嘉活佛在五台山修建鎮海寺，在北京修建弘仁寺，又給藏傳佛教領袖級活佛（如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另建了一座「菩薩頂」，清廷歷代皇帝做佛事的寺院為殊像寺，主要供奉文殊菩薩。章嘉活佛是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師徒的弟子，格魯派（黃教）中的重要喇嘛（活佛）之一。他扮演著宗教上保護清廷和向達賴喇嘛請示重大佛事和政教大事的角色。

　　對京派駐西藏活佛的歷史

　　公元十七世紀，因滿清入主中原，並於一六四四年順治帝即位以來，前後派三次使臣入吐蕃（西藏）邀請達賴喇嘛進京。一六五二年正月，五世達賴喇嘛率隨行人眾三千人，自吐蕃啟程，前往清都北京會晤大清順治皇帝，互贈尊號。皇帝向五世達賴喇嘛贈送「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的尊號；而五世達賴喇嘛向大清皇帝回贈「金光四射，銀光普照，旋乾轉坤，人世之天，文殊大皇帝」的尊號。從而大清歷代皇帝繼承了這個尊號，這標誌著藏傳佛教格魯派（漢史稱「黃教」）確立為大清國教，並對京派駐西藏活佛的歷史序幕。

　　滿清入主中原時，已經把王朝改名為「清」，意即「純潔」，又把民族改名為「滿洲」（Manchu）。這個詞解釋為梵文中的文殊菩薩，原因應該是文殊菩薩不僅是智慧之神，而且是中國人把文殊菩薩視為保護神，五台山又是居住文殊菩薩的聖山，因此，五世達賴喇嘛贈送皇帝的尊號正中清廷的下懷，等於有了冠冕堂皇的認證書，並有利於統治中國。這並非筆者的臆斷，皇太極的舉措證明了這個判斷。一六四二年（西藏噶丹頗章政權正式建立），第五世達賴喇嘛派遣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為代表，前往瀋陽。次年到達盛京（瀋陽），清太宗親皇太極率領親王、貝勒、大臣等出城迎接。皇太極還親自對天行三跪九叩之禮。清廷把藏人使臣的到來視為出自天意的安排，因此要感謝上天。

　　軍事上，西藏處於被保護的地位。十八世紀初，由於六世達賴喇嘛的靈童爭奪問題，時任藏王（蒙古裔，主管軍事）拉藏汗聯合藏蒙同黨廢除第司（相當於總理，主管政務）主持認定的六世達賴喇嘛以及殺害「第司」，並另立六世達賴喇嘛寶座。擁護六世達賴喇嘛的另一股藏蒙勢力，即準噶爾蒙軍和藏人聯合的勢力殺害藏王拉藏汗，囚禁拉藏汗等擁立的達賴喇嘛。拉藏汗領導的藏蒙勢力請求清廷派軍援助，清廷派來的第一個軍隊在今那曲（黑河）全軍覆沒，震驚清廷。兩股不同的藏蒙勢力在藏的角逐仍延續。

　　第六世達賴喇嘛在青海圓寂（有說南蒙古，即現在的內蒙），被認定的轉世靈童躲在安多格本強巴林（即青海塔爾寺）。當時清廷把這位靈童視為六世達賴喇嘛，後來因藏蒙聯合勢力的強大壓力而默認為第七世達賴喇嘛。清廷以護送達賴喇嘛為藉口，第二次派兵入藏，沿途鼓勵藏蒙頭人隨軍前行，護送十三歲的達賴喇嘛，因為有達賴喇嘛藏蒙不會抗衡清軍。一七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先遣兵員抵達拉薩，在拉薩實施了血腥鎮壓，尤其準噶爾蒙軍和藏人聯合的勢力有關人員通通遭到殺害。同時，也迫使拉薩政府內部進行改革。一七二八年清廷第一次派駐「欽差大臣」。歷代駐拉薩「欽差大臣」對西藏內政的干涉程度不一，當初暗中監視當政者的舉動，又防範藏蒙勢力的形成，後來就享受榮華富貴，有的徒有虛名。

　　關於「對藏行使主權說」

　　由於「欽差大臣」和清廷先後派遣援軍等原因，現在很多學者津津樂道的話題之一是「清廷對藏行使主權說」，他們的歷史依據是《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筆者原來以為確實有這樣的一個章程，但是經過研究，否定了這個假設。因為這個章程有兩種藏文版本、三種漢譯版本。《章程》藏文本分別珍藏在拉薩大昭寺和扎什倫布寺中。扎什倫布寺所藏的藏文原本，在五○年代初由西藏工委照藏文原本全文譯出，定名為《駐藏大臣二十九條權力》，中共中央統戰部辦公室於一九五三年五月曾鉛印若干本，供內部參考。

　　非常有趣的是北京沒有佔領西藏之前，這個文件只有藏文版本而沒有中文或滿文版本，因此，至少留下了三個疑問。第一，清廷是否知道此文？如果知道，為何沒有留下中文或滿文版本？第二，這是否藏方當政者為平息內鬥拿清廷嚇唬藏人而杜撰的一種舉措？第三，是否清廷援軍領頭人和藏方當政者之間口頭上討論並未能付諸行動的一份草稿？

　　即使北京政府竭力把此章程翻譯為中文，應用到清廷管理西藏的歷史依據，但是，歷代清廷皇帝和所謂法統代表中華民國根本就不知道有這麼一個章程，因此，只能說這個章程是個未有實施過的一份藏文草稿。可見章程對西藏的宗教事務、外事、軍事、行政和司法所作出的詳細規定也就成了空中樓閣。

　　從國際角度看清藏關係

　　從國際角度看，英國先後與清廷簽署的《煙台條約》（一八七六年）的附加條件中加入清廷給予英國商人進入西藏的權利，但遭西藏拒絕。一八九○年英國又在印度的加爾各答和清廷簽署《英中條約》（Anglo-Chinese Treaty），試圖界定西藏和錫金的邊界。於一八九三年，兩國之間又簽署《西藏貿易規則》（Tibet TRADE Regulation），英國的企圖仍然落空。英國發現清廷對西藏沒有實權之後，一九○四年英軍入侵西藏，同年九月藏英之間首次簽署了《英藏條約》（Anglo-Tibetan Convention），主要內容為允許英國派駐拉薩使節，並要求西藏賠款。雖然大炮打開了西藏封閉已久的大門，但是西方國家首次承認了西藏擁有主權。一九○六年英國和清廷簽署的條約中清廷承認了《英藏條約》的合法性。

　　由於英國和沙皇俄國在東亞的角逐，於一九○七年英俄之間簽署的《英俄條約──關於西藏安排》（Arrangement Concerning Tibet）中，兩國首次承認清廷對西藏的宗主權（suzerainty）。但是於一九一一年清廷被推翻。針對這個「宗主權」，於一九一三年蒙藏之間簽署的《藏蒙條約》中明確宣示「兩國互相承認對方的獨立地位；藏蒙已脫離清廷」等內容，當時英、俄兩國沒有提出異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