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
为完成《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在德里藏人定居点采访的唐丹鸿和桑杰嘉。(唯色提供)
在《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这本书中出现的十一位口述者，除一位女性当时在逃亡中身为反抗战士的妻子与女儿，其他都是男性，都是当年投身反抗的战士。其中，口述者夏克.顿云令我难忘。因为他不但与我父亲同乡、同龄——都是康区德格人，都生于1937年——更因为我见到他的照片时很惊讶，他与我父亲长相很像。我反复读了几遍他的口述。夏克.顿云作为德格公主的非婚生子，十三岁第一次去德格城里的德格王宫时，我十三岁的父亲参加中共军队离开德格，随军开拔昌都；夏克.顿云十八岁携父母和妻子逃离家乡德格，以朝圣为名抵达拉萨，我父亲也在拉萨，大概当了解放军少尉；而夏克.顿云作为CIA培训的“四水六岗护教军”骨干，带领七人小组空降西藏境内组织和培训抵抗之时，我父亲是西藏军区联络部群工处的上尉军官，如果他们当时狭路相遇，同龄、同乡且又容貌相似，却是敌对双方，必须相互为敌，这会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场景实在悲哀，无法想象会有怎样的心灵冲撞，却又必须自相残杀。
另一位口述者，老噶伦居钦.图登朗杰，他也是德格人。他其实是我表姑的亲戚，而我表姑是我父亲的表妹。而居钦.图登朗杰是我表姑的父亲那边的亲戚，与我父亲好像没有亲戚关系。然而这一点，我从来就没有弄清楚过，多年前我问过我当时在世的父亲，但他不愿意多说，我也就不甚了了。然而到底有没有亲戚关系并不重要，我想说的是，读居钦.图登朗杰的口述，尤觉感受复杂。从年龄讲，他比我父亲年长六岁。从经历看，他脱下袈裟，成为反抗战士，离开德格去往拉萨及其他藏地战斗时，我父亲作为解放军的一名军官，实际上也在拉萨或其他藏地，虽然他没有上过战场而是当翻译或做文职工作，但他们相互之间已然是彼此为敌的关系。
我还注意到居钦.图登朗杰讲述1955年底，德格开始搞所谓的“民主改革”，天天开批斗大会，诋毁宗教信仰，他被德格王室派到拉萨，请求噶厦政府支援武器。但他抵达拉萨时发现：“在布达拉宫和大小昭寺都供有有上千盏酥油灯，而那些贵族官员们正在大兴土木盖房子，到处都有打夯的歌声。……贵族官员们大做买卖，盖新房子，唱歌跳舞，一片歌舞升平。”这让我想起藏学家茨仁夏加在《龙在雪域：1947年后的西藏》（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一书中所描述的，当中共军队进入拉萨，为“争取爱国上层阶级”，用专为西藏重新制造的“袁大头”银元极其慷慨地购置所需东西，拉萨不少大贵族和商人见钱眼开，“认为这是一个大捞一票的好机会”，欣欣然又是卖自家大屋，又是卖土地，又是卖存粮，又是卖羊毛，并且很快乐地参加解放军举办的豪华宴会、交谊舞会，每个月让仆人用马驮回装满口袋的大洋，这样的甜蜜时光实在令人作呕。
藏学家艾略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在2012年秋天撰文《死亡统计》（The Body Count）。我在我的博客转载中文译文时，推介说这是“一篇相当重要的文章。对于历史；对于图伯特（西藏）；也对于中国。当然，更对于人性（这话尤其要对某些刻意罔顾事实、被大屠杀凶手改变人性的所谓学者大声强调）。”
这篇文章写道：“在大约1950年到1975年期间，图伯特是否存在群体死亡事件是一个无需争论的问题。……发生大屠杀的事实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发生在图伯特的集体死亡事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极少被提及，至少在官方层面一直如此，而且即使提到也只是为了否认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件。”
史伯岭先生之所以撰文，是因为几张拍摄于该年5月的照片，记录了在康囊谦（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发现的乱葬坑：白骨成堆，怵目惊心。当地藏人揭露是在1958年被屠杀的僧俗人士的遗骸。于是，过往的一切用这样的乱葬坑发出自己的呐喊，过往的一切不会在乎中国政府是否感觉难堪。而不止一处的乱葬坑，佐证了《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的见证意义。
史伯岭先生指出：“被查禁的大屠杀历史还会通过其他一些渠道突破中国当局强行设置的障碍与缄默。”为此列举的事例，包括1982年的中国第一份人口调查数据图，“在整个图伯特高原普遍存在男女比例失衡，而事实上，唯一能解释这种不平衡的原因只能是暴力斗争。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伯特高原是范围最大的一片突出地呈现为红色的区域，在这个地区女性人口数量一直高于男性。而玉树地区正处在这片红色区域……”《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中就有两位藏人是这片红色区域的余生者。
史伯岭先生还说，“归根到底，中国方面掌握的档案记录必须公诸于众。若想了解发生在图伯特的恐怖和残暴行径，仅仅通过直接的个人记述和其他渠道的间接资料是不足够的。”但在今天，当局的档案记录依然封存于黑幕背后，余生者的口述及更多的见证文学尤其迫切而重要。正如属于康理塘的热珠阿旺老人所说：“共产中国人没有信仰，逼迫藏人摧毁寺院。以头人、活佛、僧人剥削人民为名，屠杀头人、活佛和僧人。他们动用国家军队对康和安多的藏人进行镇压。国家军队有枪炮、飞机、炸弹等，而我们除了私人买的枪支外，没有别的武器。他们对这样的民众进行无情的屠杀，这件事我们藏人会一代又一代讲述下去，永远不会忘记。直到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也不会忘记。”
我和唐丹鸿，最早结识于她在成都开的卡夫卡书店。她是个典型的成都美人。她的书店开在当时的古朴巷子，而今的仿古景点。我被书店里的西藏专柜吸引，而她就走到了我面前。这之后，是长达二十年的友谊日益深厚。而今，她在遥远的以色列特拉维夫，我在中国帝都，我们已经十一年未见面了。
我和唐丹鸿，我们都有着与生俱来的写诗热情与天赋。而她拍的纪录片很宝贵，记录了楚布寺的天葬与法会、少年噶玛巴仁波切的风采，还有康扎西卡（今称石渠县）的生态与民俗。她多次来拉萨，有时与我住在一起，我们去寺院朝佛，我们到处游逛，吃川菜或藏餐。
我俩的相似之处，不仅在于年龄，写诗，文艺；不仅在于都说四川话；不仅在于对西藏深切的爱，而我的爱因为来自骨血更多亲密——正如丹鸿在邮件中对我说：“他们是你所爱的乡亲，也是因神秘的因缘而为我所爱的人们……”；更在于我们都怀有深深的耻感：她的耻感，缘于她是汉人；我的耻感，缘于我有四分之一的汉人血统，缘于我的解放军父亲。因为耻感，我们心灵不安，甚至感到羞耻和罪恶；因为耻感，我们希望以写作者的身份来补过甚至赎罪，也为此，丹鸿在2008年3月的西藏抗暴事件爆发之后，写了《西藏：她的痛楚，我的耻辱》等文章，其中这样写道：“18年前，在我第一次踏上西藏的土地之前，我不能想象我将对那里，对那里的人，抱有越来越深的、无以排解的歉意；我也不知道，我的生命将因与她相遇而蒙获终身享用不尽的恩泽；我也不知道在蒙获她的抚慰与悲悯的同时，一种与我个人毫无关系，而是与藏人、汉人两个民族有关的痛苦，将在我这个个体的生命中弥散绵延……”
正因为耻感，丹鸿和我都共同走上了见证文学之路。我们希望破除的是，包括了国家与国家主义者、强权与强权授权的殖民者的“除忆诅咒”。罪恶存在过，而且还在不断累积，正如苦难存在过，而且也在不断累积。而这所有的一切，并不是不曾存在过，更不是“除忆诅咒”就能够销毁或涂改。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所写的非人(unperson)，是被肉体消灭且似乎从未存在过的人；而《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中，十一位流亡藏人所讲述的无数被屠杀的藏人，肉体在当时被消灭，曾有过的存在也被消失在有形或无形的无数乱葬坑中，就像是他们（她们）从来没有存在过。然而，证言终究让同胞的存在不被消灭。
最后要提到桑杰嘉，他老家在安多，七十年代生人，注定是新一代的流亡藏人，先是从境内藏地流亡至达兰萨拉，而今旅居欧洲，虽然我们未曾谋面，但也友情深厚，在此我要感谢他多次帮我翻译藏文文章。
2015年8月，北京
另一位口述者，老噶伦居钦.图登朗杰，他也是德格人。他其实是我表姑的亲戚，而我表姑是我父亲的表妹。而居钦.图登朗杰是我表姑的父亲那边的亲戚，与我父亲好像没有亲戚关系。然而这一点，我从来就没有弄清楚过，多年前我问过我当时在世的父亲，但他不愿意多说，我也就不甚了了。然而到底有没有亲戚关系并不重要，我想说的是，读居钦.图登朗杰的口述，尤觉感受复杂。从年龄讲，他比我父亲年长六岁。从经历看，他脱下袈裟，成为反抗战士，离开德格去往拉萨及其他藏地战斗时，我父亲作为解放军的一名军官，实际上也在拉萨或其他藏地，虽然他没有上过战场而是当翻译或做文职工作，但他们相互之间已然是彼此为敌的关系。
我还注意到居钦.图登朗杰讲述1955年底，德格开始搞所谓的“民主改革”，天天开批斗大会，诋毁宗教信仰，他被德格王室派到拉萨，请求噶厦政府支援武器。但他抵达拉萨时发现：“在布达拉宫和大小昭寺都供有有上千盏酥油灯，而那些贵族官员们正在大兴土木盖房子，到处都有打夯的歌声。……贵族官员们大做买卖，盖新房子，唱歌跳舞，一片歌舞升平。”这让我想起藏学家茨仁夏加在《龙在雪域：1947年后的西藏》（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一书中所描述的，当中共军队进入拉萨，为“争取爱国上层阶级”，用专为西藏重新制造的“袁大头”银元极其慷慨地购置所需东西，拉萨不少大贵族和商人见钱眼开，“认为这是一个大捞一票的好机会”，欣欣然又是卖自家大屋，又是卖土地，又是卖存粮，又是卖羊毛，并且很快乐地参加解放军举办的豪华宴会、交谊舞会，每个月让仆人用马驮回装满口袋的大洋，这样的甜蜜时光实在令人作呕。
藏学家艾略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在2012年秋天撰文《死亡统计》（The Body Count）。我在我的博客转载中文译文时，推介说这是“一篇相当重要的文章。对于历史；对于图伯特（西藏）；也对于中国。当然，更对于人性（这话尤其要对某些刻意罔顾事实、被大屠杀凶手改变人性的所谓学者大声强调）。”
这篇文章写道：“在大约1950年到1975年期间，图伯特是否存在群体死亡事件是一个无需争论的问题。……发生大屠杀的事实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发生在图伯特的集体死亡事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极少被提及，至少在官方层面一直如此，而且即使提到也只是为了否认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件。”
史伯岭先生之所以撰文，是因为几张拍摄于该年5月的照片，记录了在康囊谦（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发现的乱葬坑：白骨成堆，怵目惊心。当地藏人揭露是在1958年被屠杀的僧俗人士的遗骸。于是，过往的一切用这样的乱葬坑发出自己的呐喊，过往的一切不会在乎中国政府是否感觉难堪。而不止一处的乱葬坑，佐证了《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的见证意义。
史伯岭先生指出：“被查禁的大屠杀历史还会通过其他一些渠道突破中国当局强行设置的障碍与缄默。”为此列举的事例，包括1982年的中国第一份人口调查数据图，“在整个图伯特高原普遍存在男女比例失衡，而事实上，唯一能解释这种不平衡的原因只能是暴力斗争。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伯特高原是范围最大的一片突出地呈现为红色的区域，在这个地区女性人口数量一直高于男性。而玉树地区正处在这片红色区域……”《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中就有两位藏人是这片红色区域的余生者。
史伯岭先生还说，“归根到底，中国方面掌握的档案记录必须公诸于众。若想了解发生在图伯特的恐怖和残暴行径，仅仅通过直接的个人记述和其他渠道的间接资料是不足够的。”但在今天，当局的档案记录依然封存于黑幕背后，余生者的口述及更多的见证文学尤其迫切而重要。正如属于康理塘的热珠阿旺老人所说：“共产中国人没有信仰，逼迫藏人摧毁寺院。以头人、活佛、僧人剥削人民为名，屠杀头人、活佛和僧人。他们动用国家军队对康和安多的藏人进行镇压。国家军队有枪炮、飞机、炸弹等，而我们除了私人买的枪支外，没有别的武器。他们对这样的民众进行无情的屠杀，这件事我们藏人会一代又一代讲述下去，永远不会忘记。直到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也不会忘记。”
我和唐丹鸿，最早结识于她在成都开的卡夫卡书店。她是个典型的成都美人。她的书店开在当时的古朴巷子，而今的仿古景点。我被书店里的西藏专柜吸引，而她就走到了我面前。这之后，是长达二十年的友谊日益深厚。而今，她在遥远的以色列特拉维夫，我在中国帝都，我们已经十一年未见面了。
我和唐丹鸿，我们都有着与生俱来的写诗热情与天赋。而她拍的纪录片很宝贵，记录了楚布寺的天葬与法会、少年噶玛巴仁波切的风采，还有康扎西卡（今称石渠县）的生态与民俗。她多次来拉萨，有时与我住在一起，我们去寺院朝佛，我们到处游逛，吃川菜或藏餐。
我俩的相似之处，不仅在于年龄，写诗，文艺；不仅在于都说四川话；不仅在于对西藏深切的爱，而我的爱因为来自骨血更多亲密——正如丹鸿在邮件中对我说：“他们是你所爱的乡亲，也是因神秘的因缘而为我所爱的人们……”；更在于我们都怀有深深的耻感：她的耻感，缘于她是汉人；我的耻感，缘于我有四分之一的汉人血统，缘于我的解放军父亲。因为耻感，我们心灵不安，甚至感到羞耻和罪恶；因为耻感，我们希望以写作者的身份来补过甚至赎罪，也为此，丹鸿在2008年3月的西藏抗暴事件爆发之后，写了《西藏：她的痛楚，我的耻辱》等文章，其中这样写道：“18年前，在我第一次踏上西藏的土地之前，我不能想象我将对那里，对那里的人，抱有越来越深的、无以排解的歉意；我也不知道，我的生命将因与她相遇而蒙获终身享用不尽的恩泽；我也不知道在蒙获她的抚慰与悲悯的同时，一种与我个人毫无关系，而是与藏人、汉人两个民族有关的痛苦，将在我这个个体的生命中弥散绵延……”
正因为耻感，丹鸿和我都共同走上了见证文学之路。我们希望破除的是，包括了国家与国家主义者、强权与强权授权的殖民者的“除忆诅咒”。罪恶存在过，而且还在不断累积，正如苦难存在过，而且也在不断累积。而这所有的一切，并不是不曾存在过，更不是“除忆诅咒”就能够销毁或涂改。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所写的非人(unperson)，是被肉体消灭且似乎从未存在过的人；而《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中，十一位流亡藏人所讲述的无数被屠杀的藏人，肉体在当时被消灭，曾有过的存在也被消失在有形或无形的无数乱葬坑中，就像是他们（她们）从来没有存在过。然而，证言终究让同胞的存在不被消灭。
最后要提到桑杰嘉，他老家在安多，七十年代生人，注定是新一代的流亡藏人，先是从境内藏地流亡至达兰萨拉，而今旅居欧洲，虽然我们未曾谋面，但也友情深厚，在此我要感谢他多次帮我翻译藏文文章。
2015年8月，北京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