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蔡詠梅
——讀唐丹鴻、桑杰嘉的《翻身亂世——流亡藏人口述錄》 全民信佛的藏人不太重視自己的歷史，給機會於中國大作文章，隨意塗改歷史的真實性。《翻身亂世》通過對藏人口述歷史的記載，對抗中國對中藏關係歷史敘說的壟斷，為藏人爭回歷史的話語權。
唐丹鴻和桑杰嘉在印度採訪
2008年314拉薩事件之後，藏人受到空前打壓，中國大漢族民族主義的憤青也對藏人喊打喊殺。那時我和海外一些朋友都很憤怒，我第一次在facebook上建立了一個群組Support Tibetan People，呼籲面書網友聲援遭受鎮壓的藏人，向拉薩方面的當政者打電話抗議，我自己也親自打了兩個電話到拉薩的西藏自治區政府。就在這個時候我在網上讀到一篇文章《西藏：她的痛楚，我的耻辱》，向那些圍剿藏人的中國憤青開火，文字辛辣無比，給我印象極深，特別是如下幾句：
你們這些喊打喊殺的秦始皇的後代，你們就是以強凌弱的沙文主義者，你們就是躲在槍炮後面鼓動朝受害者開槍的狐假虎威者，你們這些斯德哥爾摩症患者，你們這些在「先進」的凌遲文化、宮刑文化中沾沾自喜的嗜血狂，你們這些揮動「愛國」旗子宣洩變態荷爾蒙的敗類，我鄙視你們。如果你們是漢人，我以與你們同族為恥。
唐丹鴻：孜孜不倦的藏人口述歷史工作者
作者是唐丹鴻，因此文章我第一次知道了這個名字，隨即發現她是我推特上的一位網友，其實早已讀過她在推特上的文字，只是名字沒有記住。這位筆鋒辛辣的作者是一位女詩人，很巧的是還是我的同鄉，曾在我家鄉成都開辦了第一家純學術書店和文化沙龍——卡夫卡書店。不過寫這篇文章時，女詩人已遠嫁到以色列。經過我們共同的朋友介紹，我結識了丹鴻，2010年復活節及次年春節兩遊以色列，在特拉維夫，都住在丹鴻的家裡，受到她和她夫君大衛的熱情接待。
我第一次遊歷以色列時獲悉丹鴻在做藏人口述歷史工作，已去過一次印度的藏人定居社區採訪。就在我離開以色列後的這年夏天，丹鴻利用暑假時間冒著酷熱再到印度遍訪藏人聚居地。次年春節我又到以色列時，她此書《翻身亂世——流亡藏人口述錄》的合作者、流亡政府的青年工作人員桑杰嘉正住在丹鴻家中，幫助她翻譯訪問稿。更巧的是，桑杰嘉我也認識，2003年7月我到達蘭薩拉採訪，他曾熱情接待我，為我做翻譯。
我知道丹鴻這本書寫的很辛苦，她是兩個幼兒的母親，在忙於操持家務之時，還在特拉維夫大學教中文，只能在百忙中抽空整理訪問稿、查核資料、撰寫註解，從採訪到成書，歷時五年。在此期間，她曾把整理出來的訪問稿陸陸續續發表到網上，而全書則直到2015年底才在台灣正式出版。
丹鴻和桑杰嘉的《翻身亂世》是一部藏人的口述歷史，是從普通藏人的視角回憶中共一九四九年揮軍入藏後整個西藏地區遭遇的大動盪這個時代，丹鴻這本書共訪問了十一位流亡藏人，內容主要是中共入侵西藏前後他們及其家族的經歷和變遷，讀來是聲聲淚，字字血，有好幾次因太過悲慘我不禁流淚掩卷嘆息。
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建立極權政權後，以軍事征服者的姿態佔領西藏，強行要在這個佛教國土複製中國式共產極權社會，大搞殘酷的階級鬥爭，並有計劃地摧毀藏民族精神賴以安身立命的佛教文化，結果給世世代代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民族帶來千年未有之大災難。據各方估計，當時人口三百四十萬的藏人中估計至少五六十萬，最高可能達一百二十萬（西藏流亡政府估計）死於中共的屠殺、監禁、批鬥迫害和毛澤東大饑荒（在中國大躍進失敗導致的大饑荒中，有三千到四千萬人餓死，西藏是受害最嚴重的地區之一）。這個非正常死亡數按最低估計也遠遠超過南京大屠殺的數字。對於一個人口如此之小的民族，這實際是一場種族滅絕。
藏人悲慘的反抗故事
在中共建立極權政權後，在其統治的疆域中，只有藏民族敢於反抗，但其命運也特別可歌可泣。丹鴻訪問的藏人都是當年抗擊中國入侵及反抗階級鬥爭暴政的西藏三區游擊隊員。他們當年奮起反抗，面對武裝到牙齒，人數遠遠壓倒他們的中共大軍，明知打不贏，仍然勇敢地以弱抗強，以小敵眾，視死如歸，猶如飛蛾撲火，慘烈而又悲壯。在這場力量極之懸殊的反抗中，不少村落和家族因為集體逃亡和集體反抗慘遭解放軍殺害剿絕。有些則只是因為要逃離家鄉而被解放軍追殺殆盡。這些流亡者都是這一歷史慘劇的見證人。其中一位受訪者回憶說：
藏人逃亡的一路上，都有這樣的雪巴（藏人基層自治社區的音譯，中文一般翻譯為部落，丹鴻認為這個翻譯有歧視成分）。特別是波密和加拉班巴等地。有大量婦女兒童被屠殺。在波密，有個雪巴與解放軍遭遇打了一天，死了二百多人，包括女人和小孩，只有十幾個人逃脫。在挫鄂讓湖邊，有一個母親，用繩子把六個孩子套在脖子上連在一起，把自己也綁在一起，跳湖自殺了。因為他們一直在跑、跑、跑，跑到湖邊無處可逃。媽媽想到若自己死後，孩子會更慘，所以只好這樣自殺。
其中幾位受訪者，八十年代得以回藏探親，但他們早年的家鄉經歷「平叛」、大飢荒和文化大革命已蹂躪得瘡痍遍地，家鄉已面目全非，留在家鄉的親人有的死在中共獄中，有的被餓死，劫後餘生的面容憔悴，生活在極度的貧困中。有一位生於西藏康區（現四川甘孜爐霍縣）的前西藏游擊隊員彭措，他逃亡印度後，母親和姐姐在一九六一年餓死，父親被抓走，兩個幼弟流浪到父親關押的監獄附近，靠行乞為父親送食物，但父親最終在監獄因飢餓全身浮腫死亡。一九八二年彭措回鄉探親，下車後見到僅存的親人，「臉色黝黑，身體瘦如木柴。」大家擁抱在一起痛哭，「哭得暈了過去。」「司機停下車來，問出了什麼事。旁人說他們是家人，分離二十多年後初次團圓，而且家裡沒剩下幾口人了，車上的中國人們聽了也流下淚來。」
藏民族所遭受的這場千古劫難，中國官方話語中謂之曰「解放西藏」「民主改革」 、「農奴翻身做主人」、「走在社會主義的大道上」，全是堂皇美麗和幸福的字眼。但藏人民間的歷史敘述則稱普遍之為「世時翻轉」 ，因為中共的所謂「解放」實際是一場把西藏整個社會從人間變為地獄的大翻轉。丹鴻書名叫「翻身亂世」，翻身是中共的美麗謊言，「亂世」是真實的描述，丹鴻嘲諷地把本來完全對立的用詞嫁接起在一起，就是要凸顯中共話語的荒謬及揭示西藏現實的嚴酷，突顯這個翻轉為藏人帶來的不是中共所謂的翻身幸福，而是遭逢變亂的空前苦痛。
平叛總指揮彭德懷下令轟炸康區死人上千
對於發生在西藏的這一場種族滅絕，歷史不會遺忘。納粹屠殺猶太人、土耳其屠殺亞美尼亞人，已為歷史定論。現在烏克蘭也要求將蘇聯時代因為斯大林製造的大饑荒幾百萬人餓死而定性為對烏克蘭人的種族滅絕。藏人遭受的種族滅絕也應該要求歷史的公道。對參與種族滅絕的責任者應與以歷史審判。被毛澤東迫害死的中共元帥彭德懷，他作為中共國防部長是西藏「剿匪」、「平叛」的最高總指揮，曾下令用轟炸機轟炸康區的理塘寺和桑披寺，造成藏人僧侶上千死亡，藏人文化瑰寶理塘寺和桑披寺被炸成廢墟。彭德懷後來的下場令人同情，但無論如何，他這個轟炸命令是對人類的犯罪，無法用後來反對毛澤東大躍進的正義行為給以抵消。
中共大軍入侵西藏，強行在一個佛教民族中橫暴推行血腥殘酷的階級鬥爭，就像當年中國人反抗日本侵略一樣，青藏高原的住民有權用槍捍衛自己的土地和生活方式，有權用槍對付闖入自己家門的入侵者，他們有反抗的正當性及合理性。中共說他們是「叛匪」，這些當年的游擊隊員在訪問中理直氣壯地說，他們是在對抗侵略者，不是背叛自己的國家西藏和自己的民族，因此他們不是叛匪。我認為他們不但不是叛匪，他們是西藏的民族英雄。有一天西藏獲得自由，戰死的英雄會進入藏民族的忠烈祠。
戰爭是殘酷的，僥倖活過戰爭的西藏游擊隊員，他們有反抗侵略的正當性，而且是在戰場上殺敵人，但他們因為是佛教徒，晚年時候大都對自己當年的殺解放軍、殺共產中國人表達了懺悔，說被殺的中國人也是父母所生，殺人就是「造了罪孽」，表現出全民信佛的藏民族的善良和對人類生命的珍惜。但在西藏犯下種族滅絕罪行的中共政權依然邪惡如昔。藏民族的土地、他們的民族身份、文化、傳統和信仰仍然還在在外來政權的鐵蹄下掙扎和呻吟著，藏人面前依然是無邊的苦海和絕望。
共產黨政權在中國的誕生，雖然有國際原因，但當初大量中國知識分子思想左傾，紛紛投奔共產革命，助紂為虐，這場劫難可以說是我們自己的選擇，是自作孽不可活，但用暴力將共產主義禍水強行引入全民信佛的西藏，則應該是我們中國整體民族的罪孽，藏人完全是犧牲品。讀丹鴻和桑杰嘉這本書，面對藏人的善良和苦難，作為一個中國人，豈會沒有絲毫的內疚和自愧？
因為漢民族的天下觀和大一統意識，中國的歷史觀是中原為主的天朝史觀、大中國史觀，其對歷史的記載和解讀與邊緣區域或他民族的歷史觀必然存在衝突。譬如中英鴉片戰爭，在大中國歷史中是一次喪權辱國的慘敗，是中國的國恥，但在香港，對此歷史事件卻有不同認知。我記得讀過一位專欄作家文章說，有次大陸國產片《林則徐》在香港上演，他在電影院聽到一場父子對話。
兒子：林則徐是什麼人？
父親：他是香港的恩人。
兒子：為什麼？
父親：他搞出個鴉片戰爭，中國打敗了，就把香港割讓給英國。
但這樣的歷史認知不會反應在中國的歷史書寫和解釋中。
由於持華夏中心歷史觀的漢人非常重視歷史的書寫和解讀，但與華夏民族相交往的其他民族則不太重視歷史，結果造成了雙方歷史敘述的嚴重不對等，也使得歷史的真相可能被強勢的華夏歷史觀所消融。
天朝史觀壟斷西藏歷史的話語權
我第一次意識到此，是在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暴力事件發生後。為搞清楚新疆是否自古以來屬於中國，我去查了一些史料，發現有關古代西域的歷史記載主要來自中國的史籍，古西域國家自己卻很少史料留下來，而中國史書的敘述則是帝國中心意識。比如中國歷史地理學家編製的唐朝版圖疆域大得嚇死人，最北到今天蘇聯的貝加爾湖以北，最西到今天的烏茲別克斯坦，整個西域都在中國版圖中，其基本依據是唐朝在西域實行唐王朝的行政區劃，對原西域各王國君主封以唐朝官銜。但我接著發現，在所謂唐朝統治西域的一百四十年中，所謂的行政區劃和唐官制度在西域一些國家實際是虛的，各國原國王雖然接受了唐朝封的官名，但權力皆世代相傳，並不需唐朝另立，他們保有自己的獨立軍隊，內政不受唐帝國干涉，而且除朝貢，亦不向唐帝國繳稅。唐朝對西域是否實行了國家性質的有效統治，是完全令人懷疑的。我個人傾向於認為西域眾多王國仍然保有自己的國土主權，對長安的唐王朝僅為一種藩屬朝貢關係，很像蘇聯時代的東歐衛星國與蘇聯的關係一樣。
唐帝國因為給對方一點虛銜就聲稱已把對方納入其疆域，頗有點自說自話的味道。至於當年的西域各國又如何的看待他們與唐帝國的關係，是否承認唐王朝擁有對他們的宗主權，或接受封號只是敷衍強大的對方以獲得疆土的安全，因為沒有自己的歷史敘述 ，不得而知，其歷史書寫和解釋權就被漢民族壟斷了，結果就造成歷史敘述的一邊倒。
在西藏中國交往歷史中，這個歷史敘述的不對等同樣相當嚴重。之前一位流亡藏人即向我抱怨說，全民信佛的藏人太不重視自己的歷史，結果給機會於中國方面大作文章，隨意塗改歷史的真實性。丹鴻和桑杰嘉的《翻身亂世》通過對藏人口述歷史的記載，就是要對抗中國對中藏關係歷史敘說的壟斷，為藏人爭回歷史的話語權。
在《翻身亂世》中這些接受採訪的流亡藏人，明確表達出藏人絕不認同大中華的國族認同。他們都指出，在中共大軍入侵西藏之前，藏人早已普遍流行「博是博，加是加」（西藏是西藏，中國是中國的說法）的說法。現今西藏自治區和東部的四省藏區原為統一的西藏，在藏人自吐蕃王朝以來千年歷史的領土描述中，西藏三區（現今西藏自治區和四省藏區）疆域是一個整體。但大一統中國的歷史敘述，不但捏造西藏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偽史，並將四省藏區從統一的西藏疆域割裂出來，而且還對藏人社會和文化作歧視性的語言建構，利用一些特定的名詞，將西藏安多和康區已有國家組織形態的社會貶低為原始落後的部落社會，比如將藏人自治社會的領袖翻譯為頭人、土司等。丹鴻在書中說：「中國人（漢）要建立現代主權國家，卻將藏人和中原周邊的民族視為不具國家意識的、政權概念淡漠的原始部落」。
而不幸的是，當今藏人在書寫歷史時，也會無意地使用這些詞語。為此之故，丹鴻和桑杰嘉對受訪者口述的翻譯，特意避免漢語中約定俗成但帶有歧視性的藏人政治區域名詞及地方領袖職銜，以藏語音譯來取代。比如西藏康區臣屬於西藏政府的一些自治王國，中文翻譯為部落，其領袖藏人稱之為「傑布」，在藏語中意思是「王」，但中文譯為「土司」，即中國朝廷任命的土官。丹鴻和桑杰嘉認為，使用土司這個譯法是將中國權力附加在這個職銜上，因此他們選擇採用音譯「傑布」。藏人基層自治社會，兩位作者音譯為「雪巴」，不採用中文的「部落」一詞。對於丹鴻和桑杰嘉這種去大中國化的翻譯嘗試，我很認同，這不但是還原歷史真相，也維護了藏民族的尊嚴。但對於這些名詞，是否在音譯之外，還可以考慮另外比較接近真實的意譯方式？比如雪巴可否能翻譯為藏鄉、藏村之類，並加音譯的註釋？而「傑布」可否就直接翻譯為「王」，比如德格傑布就翻譯為德格王？
我本人關注西藏問題多年，已讀過不少有關西藏的書籍，但大多數是漢人所寫，對西藏歷史的認識至今仍有不少誤區，讀丹鴻和桑杰嘉這本書，有了很大的啟發。我想，丹鴻和桑杰嘉這本書最大的意義是挑戰中國國家主義對歷史敘述和歷史解讀的霸權，由藏人本身講述自己的歷史，以此還原藏民族歷史即中藏歷史的本相。
原载《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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