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30日 星期日

《环球邮报》(Globalpost)文章: 自焚者与达赖喇嘛不同之处

Self-immolators and the Dalai Lama: what they don't have in common

分析:很多自焚者呼喊达赖喇嘛回归图伯特。但他们同时也要求独立

作者:约书亚•伊顿(Joshua Eaton)*
翻译:更桑东智(@johnlee1021)
原文发表:环球邮报2012年12月27日
转自:“说,还是不说?”博客

11月7日,达赖喇嘛致信奥巴马总统,祝贺他竞选连任成功。从各个方面看,这都只是一封不引人注目的官方信函。但是,对于细心的图伯特政治观察者而言,信件的最后一段则相当值得关注:

如您所知,我向民选的图伯特领导人移交政治权力已经时逾一年……我非常感谢您对我们“中间道路政策”的支持,我依然相信这一政策是有利于藏汉双方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方案。

自1979年被以达赖喇嘛为首脑的图伯特流亡政府(即现在的“藏人行政中央”)采纳以来,“中间道路政策”一直在有关图伯特的国际对话中占主导地位。就在图伯特境内外民众对这一政策日益感到失望的形势下,尊者在致奥巴马的信件中对其加以重申。

“中间道路政策”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获得更大的自治而不是政治独立。这类似于在香港和澳门实施的“一国两制”政策——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享有经济和政治自治。1988年,流亡博巴(藏人)举行的全民公决正是接受了“中间道路政策”,而流亡议会也在1997年再次批准了这一政策。

流亡博巴中的年轻政治活动人士尽管对达赖喇嘛有压倒性的支持和尊重,但是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在总体上对“中间道路政策”和藏人行政中央越来越不抱幻想。有迹象表明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图伯特境内的民众当中。

现在还无法获知大多数图伯特境内民众的想法和感受。最近没有西方新闻记者活动在那个地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这样的基本权利在那里是不存在的。各种致命的打压手段更加强了这些限制:失踪、酷刑和草率的处决。

自2009年2月以来席卷图伯特高原的自焚浪潮——迄今至少发生了95起——是图伯特普通民众用及其勇敢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这些自焚者经常留下录音、字条或小册子解释他们的动机,在自焚时几乎都举着标语或喊口号。

最为常见的要求包括,让达赖喇嘛回归、保护图伯特语言以及停止对宗教自由的限制。不过,也有很多自焚者要求图伯特独立。实际上,在已经报道出来的45名左右的自焚者的遗言中,有30人明确要求图伯特独立。

有一个例子是2012年10月4日自焚的43岁的图伯特诗人和博客作者古珠。在他自焚前的几个月,他令人心酸地写到他关于图伯特独立的感受:

“达赖喇嘛尊者提倡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努力争取自治权利,为此境内外600万藏人也一直遵从尊者的教言长期期盼,但中共政府不仅不给予支持和关注,反而提及藏人福祉的人都会遭到监禁和无尽的酷刑折磨,更严重的是污蔑达赖喇嘛,只要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将会遭到暗杀或失踪,藏人的福祉利益根本置之不理,因此,为了见证和宣传西藏的真实状况,我们要把和平斗争更加激烈化,将自身燃烧呼唤西藏独立之声。”

这样的声明在自焚者的遗愿中并不少见。有些甚至更加直接。在2011年10月15日自焚时,19岁的诺布占堆(Norbu Damdrul)呼喊道:“图伯特要自由”、“图伯特独立”。”18岁的朗卓(Nangdrol)在2012年2月19日自焚前留下的遗言表述得更加简单明了:“祈愿藏民族脱离汉魔。”还有很多类似的例证。

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很多的博巴,甚至一些自焚者,都支持中间道路政策。但是,那些要求独立而不是自治的声音在报道中很少有人提到。这不完全是出于偶然。

多年来,一直有人批评藏人行政中央的高层领导人对那些表达支持独立观点的图伯特媒体、活动人士和组织进行言论审查。其中包括一些卓越的、资金雄厚的图伯特支持团体,而西方政治家和新闻记者正是依靠这些团体和组织获得来自图伯特境内所发生的事情的客观消息。

最近,长期支持图伯特事业的共和党议员德纳•罗拉巴切指责藏人行政中央高层迫使自由亚洲电台(RFA)藏语部主任阿沛•晋美(Jigme Ngabo)辞职,原因是他允许支持独立的活动人士参加节目。这一事件使得对“藏人行政中央”的批评声浪达到了一个高峰。RAF藏语部40名雇员中的37人签署了一份支持阿沛的信件,一些著名的图伯特知识分子也声言反对解除阿沛·晋美的职务,但是到目前这些呼吁还没有产生任何作用。

当然,达赖喇嘛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他的观点总是更有分量。藏人行政中央的官员们也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图伯特境内外普通民众的观点同样需要被聆听和被尊重。至少95名博巴用最可怕的方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以此向外界表达他们的诉求。在此时刻,我们尤其应当聆听和尊重他们的声音。

奥巴马总统应该聆听达赖喇嘛的意见,但是同时也应该倾听古珠的声音。

*约书亚•伊顿(Joshua Eaton)是报道有关宗教和政治事务以及图伯特、中国、社会正义运动和美国南方等等方面新闻的记者。

朱瑞: 认知图伯特

今天,我们坐在一起,主要探讨中國領導層交接,對中國和西藏以及其他國家的影響。其实,我要谈的是我对图伯特的认知。不过,在开始之前,我想略谈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认为,习近平上台后,西藏问题只能更加恶化。

首先,从他个人历史看,他一直都是维护专制的官僚,正像不久前一位来自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邵江先生说的那样,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的所有的反人类罪行,他都参与并执行了。他直接对浙江民主党和异议人士进行了迫害,对浙江民营经济和地下经济进行了摧毁,并且,在福建,他也有腐败丑闻。

其次,中共内部已经制定了一个关于对西藏的框架, 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正在不断地从这个框架里得到好处,所以,一般来说,任何人上台,都不会变动这个框架。

再次,像习近平这批在位的太子党,接受的完全是中国共产党的权贵教育,崇尚利益、崇尚暴力,迷恋权力和等级,而且十分贪婪,因此,他们自己不会主动改变。唯一的变化只能依靠藏人自己的努力,以及中国民间的反省。

现在,我再谈另一个问题,也就是今天我要谈的主要内容,即,我是怎样走近西藏问题的?换句话说,我是怎样认知图伯特的?

小时候,老师常告诉我们,西藏是一个非常黑暗、落后的地方,那里的人们,还挣扎在野蛮的农奴制社会。当时,我们的教课书,按照马列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不容置疑地把人类社会由低到高定为五个单线发展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照这个逻辑,西藏该是处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间的,比中国落后多了。毛泽东说:“落后就要挨打”,所以,当老师说到我们解放了西藏,让农奴们过上了幸福的新生活时,学生们的脸上都有了笑容,仿佛我们也在解放西藏中,贡献了一份力量。

有一天,老师领着我们参加了一个忆苦思甜大会。这是中国七十年代前后,最平常的公众活动:请一些年龄大的人,讲旧社会的“苦”和新社会的“甜”。这天的讲演人是一位从西藏的“农奴”,叫巴桑。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会场上的横幅标语写着:“巴桑讲家史”。巴桑回忆了农奴主(领主)的狠毒和野蛮,剥人皮剔人骨等等,说得会场上,一阵阵传来哭声。

到了八十年代,书店里出现了一些关于西藏的书,大多为汉人作家的作品,写下了西藏的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景之独特,作家们不约而同地感叹西藏是神秘的。因为,西藏超出了他们的思维极限,在他们的经验之外,是用汉人的伦理和哲学解释不了的。但是,这些作者有一个共性,就是随意地解释他们并不了解的事儿和人,带着汉人的傲慢。

于是,我开始寻找外国人写的关于西藏的书。就找到了古伯察的《鞑鞑西藏行》,大卫妮尔的《一个巴黎女子在拉萨》,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哈勒的《西藏七年》等等。从这些书里,我看到了西藏人的真正特征:善良,尊重生命,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虫子,都不忍弄死的。佛教中的“如母有情”,就是对所有的生命的关爱,已成为他们的呼吸。

就这样,阅读中,西藏渐渐地具体了,具体成了一个磁场。无论我干什么,都在想着西藏,即使卖一双鞋子,一件衣服,都会想,西藏用得着吗?

1997年,我踏上了西藏之旅。那时,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这是不归之路。不归,并不是说后来我没有再回到我的家乡,而是从此,我的心,留在了西藏。首先,西藏吸引我的是自然风景,高高的大山,矮矮的绿草,排山倒海似的灰云,湍急的河流,数不完的温泉、热泉、冷泉…..我终于理解,为什么英國小說家詹姆斯·希爾頓(James Hilton )在《消失的地平線》里,把西藏看做一种理想。

虽然这时我已到过中国的大多数地方,还有周边的几个国家。具体地说,从黑龙江的边陲小镇黑河到海参崴,从大连北京上海普陀山西安昆明大理西双版纳瑞丽又到缅甸等等,但是,都无法与西藏相比,西藏的自然风景极为独特。

而人文风景更独特:建筑,语言、宗教、服装、音乐,连帕廓街上的那些项链戒指手镯,都与中国的不同,那是一种与世俗无关的纯美,我买了这个买那个,同时,我开始写西藏。说起来,我到西藏以前,已发表过一些小说散文,还出版过诗集,但是,总感到自己过份地拘泥于文字技巧,缺少丰满而深刻的内涵,可又无从改进。

写西藏时,我的心是完全开放的,不再追求形式,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很快地,中国的一些主要杂志,如《人民文学》的散文精萃,《十月》,《中国作家》等,都刊出了我的作品。 后来,天津百花文艺出版还出版了我的散文集《撩开神秘的面纱》。我的作品可以在中国发表和出版,是因为那时,我的文字只局限在表层的西藏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景之间。

作为一个汉人,或者说中国人,能够深层地看到西藏曾经的繁荣和今天的破碎是不容易的,这是一个战胜惯性的过程,至少需要完成两个阶段,第一,走出中共的洗脑,第二,走出几千年中国皇权文化的束缚。

当然,我也不是一点都没有看到西藏的苦难。比如,我直观地发现,那些越来越多的中国式建筑,轻佻而喧闹,完全是对西藏人文风景的破坏。而西藏的老房子,都在摇摇欲坠,甚至当时还有一个“以房养房”的政策,鼓励拆毁那些老房子。我于是开始调查,发现仅在帕廓街一带,这种对研究西藏文化有着不可估量价值的老房子,就有500多座,而当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在拉萨工作时,只剩下了93座,当然,现在肯定都已消失殆尽了。有的藏人悄悄地告诉我,中国当局是想彻底毁掉西藏文化赖以存在的大背景。

“香港回归”时,我亲眼看到,一位西藏人在祖拉康前喊口号时,立刻上来两个便衣,不由分说地把他拖到了帕廓派出所,后来我问一位僧人朋友,那个人喊的是什么,“西藏独立!”他说。

我还看到,在萨嘎达瓦节期间,林廓路两边,尽是警察,简直黑压压一片。为什么中国当局如此看守藏人呢?他们不是给了藏人幸福的新生活吗?不是拯救了西藏,由落后变为先进了吗?

这些疑问,后来,都写进了我的小说。我和以往的中国作家不同的是,我对自己无力解释的东西,给予了应有的尊重。所以,肖复兴先生,他是中国比较著名的作家,在一次发言中,特别谈到了我的作品,说:“原来在东北、现在在《西藏文学》的朱瑞,没有现代作家的浮躁,在很多西藏作家都往内地跑的时候,他却选择了西藏,他的所有的作品,都反应了西藏民族和汉民族的文化冲突。”肖复兴说这些的时候,还误以为我是个男性作者呢。

在《西藏文学》工作期间,我的同事中,有的就是过去的西藏贵族,也就是中共宣传的野蛮而狠毒的农奴主(领主)。但是,走近他们时,我才发现,佛教的利他精神,早已融入了他们的血液,我是眼看着那些“农奴们”,在被“翻身解放”了几十年后,如何看望“农奴主”的,如何像一家人似的在一起唱歌跳舞的。听说,西藏的那些贵族家门前,从前都要为路人放着水罐,甚至糌粑罐的,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贵族都是善良的,但,这是一种普遍的存在。

那时,我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拉鲁庄园,这是八世和十二世达赖喇嘛的家族居住过的地方。这里,曾经是一片水草丰裕的沼泽,湖泊相连,被称为拉萨的肺,有调节空气的作用,使拉萨冬暖夏凉。但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我每次经过时,脸上都会落上一层尘沙。因为,自从中共占领西藏后,军队放走了那里的地下水, 使水草不再生长,沙化日益严重。

我还看到了著名的修行地德中温泉,被热地之子廉价承包了四十年。虽说旅馆的住宿条件没啥改变,但是,宿费成倍上涨,这些人还随意地射杀那里的保护动物。著名西藏作家唯色女士在她的《记一次杀生之行》中,就描绘了那些人射杀黄鸭的场面。

我还常在拉萨的大街上,看到那些四川来的妓女们,硬是拽住过路的僧人不放,看到了被野蛮拆毁的千年修行地扎耶巴,看到了仅剩下残垣断壁的甘丹寺,看到的藏人家里偷偷地供奉着的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和那不灭的酥油灯……

渐渐地,我看到了中国解放西藏的本质,就是让一个民族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政治和经济压迫之中,看到了一个被中国霸占的和平而美丽如画的佛国,正在消失的可怕现实。于是,我开始写作长篇历史小说《拉萨好时光》,为了让人们看到被中国占领以前的真实的西藏,这是少有人描绘的,因为,早已被深深地埋在中国的谎言和炮火之下。同时,我也开始深入采访,写下了《西藏问题之一》,并交给了唯色,发表在王力雄先生的《递进民主》网站。然而,正在我调查写作《西藏问题之二》的时候,我的家人办理了移民加拿大的手续,我也不得不跟着启程。

2008年西藏全民起义爆发,唯色在她的博客上发表了我的《西藏问题之一》,改标题为《藏人为什么抗议——也谈西藏问题》,并被多家网络转载。接下来,我开始写作在西藏没有写完的我的长篇历史小说《拉萨好时光》。同时,走访了位于印度的流亡藏人聚居地,并发表了一些有关西藏问题的政论文。

How I Came to Know Tibet

Today we have gathered to discuss the leadership transition in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Tibetans and others. But my topic is about my conceptulization of Tibet. First of all, let me make a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my ideas regarding this issue.

In a nutshell, I think the situation in Tibet will become worse after Xi Jinping comes to power.

First, from his personal history, Xi Jinping has always been a bureaucrat to defend the interests of the authoritarians. Mr. Shao Jiang, a Chinese intellectual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who came to visit not long ago, rightly pointed out that Xi participated in and executed all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committed during the era of Jiang Zemin and Hu Jintao. He directly persecuted member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dissidents in Zhejiang, destroyed the civil and private economy therein and, in Fujian, also was involved in corruption scandals.

Second,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 they have developed a framework for the Tibetan issue, from which innumerous interest groups are continuously gaining enormous benefits. As a result, generally speaking, anyone from this group coming to power will not change this framework.

Third, the princelings in power, including Xi Jinping, have entirely accept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style of bigwig education, so they advocate personal interests and violence, and they are obsessed with power and social hierarchy. They are very greedy as well, so they do not take the initiative to change. The only change comes from the efforts of Tibetans, as well as the introspection of grassroots Chinese.

Now, I’ll talk about another issue, which is my main topic today – how I have approached the issue of Tibet? In other words, how I came to know Tibet?

As a child, I was told by my teacher that Tibet is a very dark and backward place, where people lived in a savage serfdom society. At that time, our textbooks said undeniably tha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arxist-Leninist social morphology human society can be divided, from low to high, into five singlet development stages that comprise, 1) primitive society, 2) slavery society, 3) feudal society, 4) capitalism society, and 5) a socialist society (communist society). According to this logic, Tibet is currently in the stage between the slave and feudal society stages, still much more backward than the stage China is. Mao Zedong said: those who are backward should be "bullied", so when the teacher said we had made the liberation of Tibet where those who were former serfs now live a happy new life, smiles appeared on the faces of all the students and all of us felt that we too had done our own bit to facilitate the liberation.

One day, the teacher led us to participate in a meeting to recall the past sufferings and think about the present happiness, a kind of public activity very common in the seventies in China when older people were invited to talk about the "suffering" of the old society and the "happiness" of the new. The Communist rule is a dividing line, before which is the old society and after which is the new. A lecturer who came to speak to us on that day emphasized that even more clearly. She was a serf from Tibet by the name Basang, a woman. The banners at the meeting hall read: "Basang talks about her family history," and so on. Basang recalled the vicious and barbaric serf owners (lords) who had stripped human skin from their serfs and took their bones. The story brought waves of crying across the meeting hall.

However, in the 1980's, a number of books on Tibet appeared in China’s bookstores, all of which, of course, were written by Han Chinese writers. They wrote down the unique natural scenery and cultural landscape and invariably lamented that Tibet is mysterious, because Tibet is beyond the limits of their thinking, and stands beyond their experience, and it cannot be explained with the ethics and philosophy of the Han. These authors, however,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that is to explain the things and people with which and for whom they do not really understand. Their explanation, as casual, comes with the arrogance of the Han Chinese. Writers of this period include Ma Lihua, Liao Dongfan etc.

So, I started looking for books on Tibet written by foreigners, such as Travels in Tartary, Thibet and China by Régis-Evariste Huc, A Paris lady’s Adventure to Lhasa by Alexandra David-Néel, Scientific results of a journey in Central-Asia by Sven Hedin and Seven Years in Tibet by Heinrich Harrier. From those books, I saw the re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betans – kind and respectful for life. They would not bear to kill even a small insect. In Buddhism there is a doctrine that man should behave “like a passionate mother" to all other beings; and this doctrine has become the norm of the Tibetans’ day-to-day behavior.

Therefore, through reading, Tibet gradually became my life's magnetic field -- no matter what I am doing I’d think about Tibet. For example, even if I went to the street to buy a pair of shoes or a piece of clothing, I’d wonder “Will this be useful in Tibet?”

In 1997, I embarked on a trip to Tibet. At that time, I never thought this would be a road of no return.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I never returned to my hometown ever since; it simply means that I left my heart to the land of Tibet. First, Tibet attracts me with its natural scenery -- high mountains, level stretches of green grass, avalanche-like grey clouds, turbulent rivers, countless hot springs and cold springs... I finally understood why James Hilton (James Hilton), noveli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considered Tibet as an ideal for his novel "Lost Horizon".

Although at that time I had been to most parts of China, plus several neighboring countries -- specifically, from the border town of Heihe in Heilongjiang to Vladivostok in Russia, from Dalian, Beijing, Shanghai, Putuo Mountain, Xi'an, Kunming, Dali, Xishuangbanna, Ruili to Myanmar, but none can be compared with Tibet. Tibet's natural scenery is extremely unique.

The cultural landscape is more unique: architecture, language, religion, clothing, music, even necklaces, rings and bracelets on the Barkhor street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China. It is a secular and independent beauty. I bought one after another. Meanwhile, I began to write about Tibet. In fact, I had published some fiction and prose, and also published collections of poetry before I went to Tibet, but I always felt that I had been too excessively stuck to writing skills, so the writings themselves were in lack of fullness and profound connotation. I knew that clearly, but I could not find a way for improvement.

When I write about Tibet, my heart is completely open, no longer pursuing the form. My pen went in the wake of my thought. Very soon, some of China's major magazines, such as "People's Literature", "October", "Chinese Writers" began to publish my work. Later,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so published a collection of my essays, entitled "Put aside the Veil of Mystery". My work could be published in China at that time, just because then my writing was confined between the surface of natural scenery and cultural landscape of Tibet.

As a Han Chinese, it is not easy to see Tibet's former prosperity and today’s disintegration. One must go through the process of inertia, and there are two steps you need to complete – first, overcoming CCP's brainwashing, and second, doing away with of the thousands of years of Chinese imperial cultural binds.

Of course, I was not at all ignorant to the suffering of the Tibetans. For example, I intuitively found that Chinese-style architectural that sprung up day by day were frivolous and glaring, a sheer destruction of Tibet's cultural landscape, while the Tibetan style old houses were crumbling. At that time there was even a policy to encourage the demolition of the old houses. I began to investigate, and found only in the Barkhor Street area there had been more than 500 old buildings which had immeasurable value for studying Tibetan culture, but at the late 1990’s when I worked in Lhasa, there were only 93 buildings left. Of course, now none of them may have the luck to not be demolished. Some Tibetans secretly told me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ant to completely destroy the foundation on which Tibetan culture is built.

When "Hong Kong returned to China”, I saw with my own eyes a Tibetan was shouting slogans before the Jokhang Temple when two plainclothes police dragged him away without any explanation to the Barkhor police station. Later, I asked a monk friend what that person was shouting about. "Independence for Tibet!" he said.

I have also seen, during the Sagadawa Festival, crowds of policemen standing along the Lin Kuo Road. I could not help asking “why Chinese authorities so closely watch over the Tibetans? Didn’t they give the Tibetans a happy new life? Didn’t they save Tibet and bring it from backwardness into an advanced society?”

I wrote all these questions into my novel. An important difference between other Chinese writers of the past and myself is that I give due respect to those that I cannot explain. Mr. Xiao Fuxing, a relatively well-known Chinese writer, once talked about me and my work in particular. He said: "Zhu Rui, who previously lived in the Northeast, now working for Tibet Literature,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many modern writers. He does not have the impetuousness as the others do. While even the Tibetan writers are running to the Mainland, he has chosen to go to Tibet. All of his works are the reflection of the cultural conflicts between Tibetans and Han Chinese.” When he said this, he did not know that I am a woman.

When I worked for the “Tibetan Literary”, I found some of my colleagues were the decedents of the Tibetan nobilities who, according to the communist propaganda were brutal and vicious serf owners (lords). However, when I approached them, I found the altruistic spirit of Buddhism which had been a part of their life. I saw with my own eyes how those "serfs", after being “emancipated" for decades, went to visit those “serf owners”, how they sang and danced together as if they were of one family. I was told that Tibetan aristocratic families usually put in front of the doors jars of water for the passers-by, some even put cans of tsampa. Of course, I'm not saying all the aristocrats were kind, but kindness is a universal existence.

At that time, on my daily commute between home and office, I would pass by the Lalu manor, the residence of the 8th and 12th Dalai Lama's families. There was once a cluster of marshes, with abundant water and lush plants. This is called the lungs of Lhasa, playing the role of regulating air and temperature, so Lhasa is cool in the summer and warm in the winter. However, in the late nineties of the last century, every time I passed by, my face would be covered with a layer of dust or sand. Since Communist China's occupation of Tibet, the army let go the underground water, so plants could no longer grow, and desertification worsens day by day.

I also saw the famous hermitage of Dezong Hot Springs, which was rented by the son of Raidi on a very cheap contract for forty years. Although the hotel accommodation has little changed, the price of lodging has doubled, and the customers are free to shoot protected animals. The famous Tibetan writer Woeser depicts her trip in a short essay “A Travel to Kill”, in which she tells how those people shot and killed the wild ducks.

I also saw the prostitutes from Sichuan, who just grabbed the passing-by monks and would not let them go, the barbaric demolition of the thousand-year old ashram Drakyerpa Monastery, the ruins of Ganden Monastery, and the Tibetans who secretly enshrine at home the photographs of the Dalai Lama and the unquenchable butter lamps ...

Gradually, I saw the essence of China's liberation of Tibet – it is to throw a nation into an inextricabl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ppression. I also saw the horrifying reality that a peaceful and picturesque Buddhist country occupied by China is disappearing into history. So, I started writing a historic novel “The Good Old Days of Lhasa”, in hope that people could see the real Tibet before China’s occupation, which is rarely depicted by other writers, because it had long been buried deep in China’s lies and gunfire. At the same time, I also started in-depth interviews, on the basis of which, I wrote the first piece of a series of articles on Tibet issues and sent it to Woeser, and published in the online magazine “Progressive Democracy" edited by Mr. Wang Lixiong. However, while I was working on the second piece of the series, my family completed the application for immigration to Canada, so I had to follow them to go abroad.

The year 2008 saw the outbreak of the popular uprising in Tibet, Woeser reposted my article on the Tibet issue on her blog and changed the title into “Why Tibetans Protest – my point of view of the problems in Tibet". The article was reposted by a number of magazines. Following this, I started writing the historical novel “The Good Old Days of Lhasa” which I did not finish when I was in Tibet. At the same time, I visited the settlements of Tibetans in-exile in India, and published a number of political essays on Tibet.

(此文为今天在达兰萨拉召开的国际西藏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2年12月26日 星期三

去自焚藏地采访的外媒


唯色

一个寒冷的下午,北京的空气一如既往的糟糕。我们坐在某个咖啡馆的一角,话题始终围绕着冰天雪地的雪域高原。我们的眼前是燃烧的火焰,我们的耳畔是火焰中传来的藏语呐喊,我们的心,交织着敬意、同情与哀伤,而我更多一层血肉相关的痛。因为那一个个以身浴火的人,是我的同胞。

与我交谈的是法国《世界报》的记者和他的朋友。他们是前一天晚上回到北京的。在那之前,整整四天,他们去了安多拉卜让和碌曲,在中国行政区划上,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和碌曲县。他们急切地告诉我,探访了三位自焚藏人的家乡,而这三位自焚藏人都是在今年11月自焚的。
今年10月21日,甘南州公安局发布的藏汉文通告。
《世界报》的记者展开地图,指点着被打上记号的阿木去乎乡、桑科乡和阿拉乡,讲述着在这些布满警车和干部的偏僻乡村昼伏夜行的经历,他们尽管是不请自来的陌生人,却得到一个个牧民冒险相助,悄悄地被带到自焚藏人的家里,费力地诉说愈发艰难的处境。

是的,这么做非常危险。两个月前,甘南州公安局发布藏汉文两种文字的通告,要求举报自焚事件的“幕后黑手”、举报自焚线索,许诺会重金奖赏。此通告贴满甘南州一市七县的城镇和乡村。当局甚至每天发一个同样的手机短信,声明举报奖赏5万-20万元。许多村庄的路口以及寺院都被安装了摄像头,从各个单位抽调的干部轮番值班,昼夜坐在发动机始终运转的车里,监视有无藏人自焚。讽刺的是,通告贴出之前,甘南州七个月内6位藏人自焚;通告贴出之后,短短一个多月内,甘南州连续14位藏人自焚。

自焚藏人贡布次仁
(Gonpo Tsering)
被秘密逮捕的藏人愈来愈多。11月26日在丁古寺大殿前自焚牺牲的碌曲县阿拉乡牧民贡布次仁,祖父和父亲在他自焚十天后被安全局抓走,至今仍无音讯。甚至,一位藏人自焚时,一旁目睹的女子也被安全局抓走。但即便是如此的“红色恐怖”,还是有许多藏人探访自焚同胞的家人,捐款捐物,表达崇敬。夏河县桑科乡自焚的两位藏人中,有一位家境非常贫穷,只有四头牦牛、十几头羊,给他家捐的钱达到十几万元,但他的母亲把钱都捐给了寺院和学校,而他的两个幼小孩子,他的母亲说要靠自己的劳动来养大。

这都是《世界报》的记者秘密走访自焚藏地,了解到的第一手有关藏人自焚的情况,无疑非常重要。事实上,历尽艰难去自焚藏地采访的外媒,还有法国《解放报》与法国《新观察家》周刊、美联社、美国时代周刊、澳洲ABC电视台等。我见过法国《解放报》与法国《新观察家》周刊的记者,他们两度去安多热贡,都各有翔实报道和珍贵照片。第一次是今年4月去了自焚藏人索南达杰的家乡。第二次是今年11月底去了自焚藏人当增卓玛的家乡,原本还想去另一位自焚藏人的家乡,却被村口的拿枪便衣驱逐。
这是法国《世界报》今年12月25日对藏人自焚的翔实报道。14张关于自焚藏地——安多拉卜让与碌曲,关于自焚藏人的亲人及当地寺院的纪实照片催人泪下!
一次比一次困难。在中国政府严密封锁全藏区的事实面前,这些外媒为去铁网下的藏地了解藏人自焚的情况,已经是竭尽全力。

然而,有美国身份的汉人作家丁一夫,最近在解释他为什么“在藏人自焚问题上……保持沉默”的文章中说:“沉默首先来自于媒体。至今为止,全世界还没有一家媒体到达任何一起自焚的现场,没有一个记者采访过任何一个自焚者的家庭和朋友,没有发出过一篇有关自焚者的详细报道。”还理直气壮地说,“我想问一问,为什么全世界媒体都集体失去行动力了?”
这样的指责是不属实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2012/12/20

(本文为RFA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2012年12月25日 星期二

藏人自焚运动十八大形成高潮,自治应从村做起


2012年在藏人历史上是非常令人悲痛的一年,有80多人自焚。中国大陆作家、藏学家王力雄最近发表题为"藏人因何自焚"的文章,对藏人自焚的原因及影响作出分析。德国之声专访王力雄。

Wang Lixiong, chinesischer Schriftsteller; Copyright: Wang Lixiong; eingestellt: April 2011
中国大陆作家、藏学家王力雄
(德国之声中文网)
德国之声:今年是藏人自焚人数最多的一年,2009年出现第一起藏人自焚事件,2011年有11人自焚,2012年迄今已有84人自焚,您认为为什么今年有这么多的藏人选择这种极其痛苦的方式来表达抗议呢?
王力雄:我想这是一个过程,现在形成了一个运动。一开始还是个别的人,但后来变成了有类似运动的性质。运动在初始阶段过去后就会有一个高潮。我觉得今年正好是在十八大期间形成了自焚运动的高潮。
德国之声:那么为什么选择十八大呢,这对藏人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王力雄:我觉得他们还是想通过自己这样的行为达到促进西藏问题解决的愿望。否则他们不会选择十八大期间。因为十八大正好是中国新领导人更换的时间。他们通过这种行动来表达对新领导人的希望,当然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施加压力。如果仅仅是用语言来表达,那么他们人微言轻,声音也传达不出来。所以希望能够用这样一种方式把他们的声音传达出来。他们原来把希望寄托在要么是高层之间的接触,要么是中国政府的自我改变和让步。但这些呢,他们在这么多年的等待中都失望了。这种失望导致他们认为应该通过自己的行动促进这件事情向前。但他们又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方法能够投身到对这件事的推动当中去,因此用这样一种自焚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诉求。
德国之声: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先是在拉萨等地派出背着灭火器的警员巡逻,现在有出台了对协助自焚者进行刑事处罚的条例,也就是以堵,以压制的方式来对待藏人自焚行为,您认为藏人表达诉求是否变得更为艰难了?
王力雄:是的。这样一种方式并没有起到作用。这点其实我们对专制政权比较了解的人事先都是能看到的。但我想,这些藏人他们是怀着一种愿望。因为他们别无选择。这样一种方式也意味着他们在没有其他方式之下采取的孤注一掷。但我个人感觉,至少到目前,还没有看到他们的这种方式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Kreidekörper und Porträtfotos von Selbstverbrennungsopfern aus Tibet sind am Dienstag (28.08.2012) vor dem Bundeskanzleramt in Berlin zu sehen. Anlass der Protestaktion Tatort Tibet sind die bevorstehenden deutsch-chinesischen Regierungskonsultationen in Peking. Foto: Kay Nietfeld dpa +++(c) dpa - Bildfunk+++流亡藏人2012年8月在柏林总理府前举行悼念自焚藏人的活动
西藏迫切需要找到方向
德国之声:如果您有机会,您希望对藏人说点什么呢?当然我们也得区别境外的藏人和流亡藏人,比如流亡政府?您认为他们应该做些什么?
王力雄:就像我在文章里说的那样,我希望流亡政府不是跟在境内藏人的行动之后去做一些纪念、祈祷、颂扬这样的事情,这只是锦上添花。但我觉得整个西藏迫切需要找到方向,有一个高瞻远瞩的领导。这种领导力能够出现的话,能够给藏人指出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争取,去斗争,才能达到目的。我认为这才是当务之急,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
把自治大目标分解成小目标
德国之声:您认为境内藏人有没有以更和平的方式向中国政府表达愿望的途径呢?
王力雄:我觉得如果用中国法律给与肯定和保护的实行自治的方式表达诉求,推动实质性的西藏自由和自治的进展,应该是一个起点和最有效的方式。因为整体的西藏高度自治是达赖喇嘛提出的诉求和愿望,但(现在离)整体的自治距离还相当遥远,不是一时能够做到,普通百姓也很难参与到这个进程中来。但是,如果把这个大的目标分解成很多小的目标,也就是把西藏的自治从每个小的村庄的自治开始,那么这些村民,普通百姓就可以在本村、本地推动周围的、自身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能够真正出力去推动的自治上来,那我觉得,这就有更扎实的基础。而且是更有效的成果。
Aus Anlass des 60-jährigen Jubiläums der Eingliederung Tibets in die Volksrepublik China durch chinesische Armee wurden die Sicherheitsvorkehrungen verschärft. Überall in Lhasa, Hauptstadt Tibets, ist zur Zeit Polizeipräsenz zu beobachten. Auch im abgelegenen Nachbardorf A Pei ist die Vorbereitung auf die bevorstehende Feierlichkeit nicht zu übersehen.
Fotograf: Qin Ge (freier Mitarbeiter DW-Chinesisch)
Datum: Juli 2011
Ort: Dorf A Pei bei Lhasa西藏的自治应从每个小村庄的自治开始
反省民族政策迫在眉睫
德国之声:那么就保护藏文化、保护藏族的语言,宗教习俗来说,中国政府还必须做些什么,或者有哪些错误必须得到纠正?
王力雄:我觉得从根本来讲,中国政府必须反省这些年的民族政策。 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中国的民族政策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犯了很大的错误,否则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也就是整个藏地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激烈的抗议和反抗,以至于到了自焚这种极端的方式。同时你又看到,新疆维吾尔人也出现各种各样的暴力和冲突,去年内蒙古-原来最平静的-也出现了群体抗议,中国三个地域最广大的民族区域都出现问题,而且愈演愈烈,那么如果民族政策没有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一定是民族政策出现了问题。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反省民族政策到底是那些方面,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应该怎么样调整,怎么样改进。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镇压那是无济于事的。
德国之声:您曾经说过,许多汉人去西藏旅游并不是去了解那里的文化和人民,而是纯粹为了追求一种旅游时尚,赶时髦。现在发生这么多藏人自焚事件后,内地内地的民众是否对此有所耳闻,有所反思?或者说有没有可能对此展开讨论或者进行反思?
王力雄: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实际上并不清楚。因为中国的新闻管制实际上是非常严厉的。其他方面的新闻,包括汉人在内地因为反抗拆迁自焚都还有空间传播,被人知道,讨论,但西藏的问题是控制得特别严,甚至有一种恐怖的气氛。所以对绝大多数的内地的汉人来讲并不了解这些情况。那么我身别有一些比较关注这些情况,并且有一些手段获得信息的汉人朋友和知识分子,他们对这些事也还是比较关注的,并且也是经常进行讨论,带有很强的同情,但现在大多数人也陷入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该怎么评价的状态。
防止民族矛盾演化为种族矛盾
Exiled Tibetan Buddhist monks participate in a candlelit vigil to mourn the death of two Tibetan women who allegedly immolated themselves on March 3rd and 4th in two separate incidents in Tibet, in Dharmsala, India, Monday, March 5, 2012. Chinese repression has led to the self-immolations of many Tibetans and deadly clashes with Chinese authorities. (Foto:Ashwini Bhatia/AP/dapd)
哀悼自焚的同胞
德国之声:我们也知道有维权律师到藏区去探访了自焚者的家庭,他在探访中感到-他也是汉人-受到藏人的怀疑和敌意。您认为从民众当中来看,民族矛盾上升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王力雄:民族矛盾开始向种族矛盾,种族的对立在演化。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这个问题从2008年西藏抗议以后就开始了。因为当时的政府用的宣传方式就是大力渲染藏人对汉人施行的暴力。而且通过最大众的传播方式电视进行反复播放。那一次使得汉人对藏人的不满和对立情绪增加了很多。在这个过程中,藏人也遭受了很多不该有的(待遇)。包括一些藏人精英,甚至藏人的政府官员、军警,只要是藏人,在中国内地旅行、住宿或机场检查上遭受到有别于汉人的对待,这样就使得藏汉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对立。那么我觉得现在已经有了种族对立的倾向。包括你说的这个汉人律师到藏地去看望自焚者的家属,本来他是充满同情,他的举动也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举动,但是当地的藏人会认为所有的汉人都不是好人,才会对他有这种敌对的态度。
德国之声:现在去藏区的管制非常严,对藏人来说,到拉萨去甚至还要许可证,像这样的问题是不是非常多?
王力雄:对。今年8月我也去了拉萨。我们一共两辆车,8个人。那么汉人都没有问题,只是拿出身份证看一下,基本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的妻子唯色是藏人,跟我同车。虽然她长期生活在北京,但她也必须要求出具藏人的进藏证明。所以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象。汉人可以大批的,成群结队地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骑自行车、徒步、开汽车、坐火车、坐飞机都可以络绎不绝、浩浩荡荡地进藏,但是藏人却被挡在外面。以往我们在进藏的路上看到最多的都是去朝佛的藏人,一路磕头长头,这样的景象现在基本见不到了。一路上见到的都是成千上万的旅游者。
In this photo released by China's Xinhua News Agency, Chinese Vice President Xi Jinping, center, waves upon his arrival to attend the celebrations mark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ibet's peaceful liberation in Lhasa, capital of southwest China's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Sunday, July 17, 2011. Tibet has been a source of controversy for decades, since Beijing sent troops to occupy the country following the 1949 Communist revolution. It insists the region has been part of Chinese territory for centuries, a claim disputed by many Tibetans who say their Himalayan region has a long history of autonomous rule led by a series of Buddhist leaders. (Foto:Xinhua, Lan Hongguang/AP/dapd) NO SALES希望寄托在新领导人身上?
德国之声:你刚才也提到许多自焚者选择11月份采取自焚行动实际上表达出对新的领导层还是寄予了希望的,从现在的情况看,您认为这种希望是不是不会破灭呢?
王力雄:现在看不到任何不改变。而且还有继续变坏的现象,我不能说这是一种趋势。我希望这只是一种惯性。新的领导人上来后,如果他真正去思考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民族地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如果是实事求是的,清醒的,理性的,对中国的未来负责人的话,应该来好好反省一下过去的西藏政策、民族政策究竟有什么样的问题,进行相应的调整、改进,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找到一条更好的出路。
德国之声:国际社会一直对藏人的命运还是比较关注的,现在在藏人自焚事件频繁发生后,除了人权组织进行呼吁外,我们看不到各国政府采取了什么行动。您怎么看国际社会的反应?
王力雄:我觉得这也不令人奇怪。因为也不能要求国际社会还作出什么样的行为,它不能为此制裁中国。也不可能去联合国进行干涉,这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之下都是无法指望的。更何况中国现在变成了一个崛起的大国。欧美现在都处于自身危机中,在很多方面有求于中国。这些自焚的藏人,我从对自焚遗言的分析中也看到,对国际社会能起多大作用,他们也没有抱太大希望。所以我个人感觉还是主要应靠藏人自己,当然我们作为和藏人在一块儿生活的汉人也应该去帮助他们。
德国之声:藏人自身是不是很团结的呢?还是他们太分散,无法发出一个整体的声音来?
王力雄:境内的藏人没有组织化,没有这样的平台和空间,但他们的意愿,精神层面的追求是相当一致的。最主要的是对达赖喇嘛是有高度的认同。达赖喇嘛对藏人来说是至高无上的领袖。
德国之声:您认为在达赖喇嘛有生之年,中国政府是否有可能让他重返西藏?
王力雄:一个是看中国政府在现有的政策之下还能持续多久,会不会有改变。另一个就是达赖喇嘛自身。他虽然有很强的愿望回到西藏,但我想他不会为了回到西藏而回到西藏,他肯定需要伴随着西藏问题真正的,实质性的解决。这些方面是否有实质性进展,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来预期。我们只能希望会有一个好的前景。
采访记者:乐然
责编:苗子

2012年12月24日 星期一

画家刘毅用画笔为自焚藏人立碑(二)


来源:唯色博客


居住北京的汉人画家刘毅(藏名:喜热布),一年来,用画笔为自焚藏人立碑,包括35位境内的自焚藏人、4位流亡的自焚藏人。

刘毅代表作品:《一九八九》《天安门》《圣地拉萨》《大地》等。并有系列作品《尊者》等。

刘毅的话:我的绘画就是坚定自己的立场。

以下4幅画像,是境外5位自焚藏人(始于1998年至2012年)中的4位。画家依照公布于网络上的自焚者照片画下这四幅肖像。

感谢刘毅!
图丹欧珠 (Thupten Ngodup):卫藏人,原为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僧人,1959年流亡印度。当过印度伞兵,退役后为达兰萨拉寺院厨师。1998年,流亡藏人组织在印度新德里绝食抗议,图登欧珠于现场自焚,次日牺牲,终年60岁。他是首位自焚牺牲的流亡藏人。


西绕次多(Sherab Tsedor):出生于印度流亡藏人社区,居住新德里,25岁,2011年11月4日,在新德里的中国驻印度使馆前自焚,被印度警察迅速扑灭火焰。他的腿部被烧伤,目前已愈。


博楚(Bhutuk):境内康甘孜(今四川省甘孜州甘孜县)人,数年前流亡印度在甘丹寺为僧,45岁。2011年11月10日,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博拿佛塔前自焚,被朝圣民众扑灭火焰。他的左手臂被烧伤,目前已愈。

江白益西(Jampa Yeshi):康道坞(今四川省甘孜州道孚县)人,2006年流亡印度,27岁。2012年3月26日在新德里抗议中国主席胡锦涛即将访问印度的集会上自焚,呼喊“西藏独立!”、“西藏必胜!”被藏人送往医院,但因伤势太重,于3月28日即所谓的“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牺牲。

他在自焚前写下遗书,其中提出5点诉求,呼吁“在民族斗争中,若有财富现在就是该使用的时候,若有学识就是该付出力量的紧张时刻,更觉得现在正是该牺牲生命的时候。在21世纪中,用火点燃珍贵的人生,主要是向全球民众证实六百万藏人的苦难、无人权及无公平的处境,如果有怜悯和慈心,就请关注弱小藏人的处境。”

以下是四位自焚的流亡藏人照片,画家依凭此照片绘画:


延伸阅读:

画家刘毅用画笔为自焚藏人立碑(一)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12/blog-post_23.html (说明:此帖发布35位境内自焚藏人的画像,而画家所依据的原照片,因人数太多,难以在博文中全部呈现,故未发原照片。)

2012年12月23日 星期日

许志永:阿坝


 唯色明:本文志永文集片由我所加。其实这篇文章,我在十天前已到。那之前到的是《纽约时报》上成英文并因篇幅删节文章。所以我系上志永,发给我原文。后来,我给许志永写信了我的后感:

今天第三次哭了。一次是用Google纽约时报上的文章。一次是看你的推,不及十的索让对述朗卓在火焰中合十、跪下……一次是此刻,篇文章后……我甚至很想放声大哭的。

9月底的一天,听到热贡寺在314那天自焚的加央旦,在被救下半年后,食一周身亡的消息,我在手机里放上他的照片,有其他自焚藏人包括朗卓的照片,去了大昭寺。在佛陀像前,我起手机,祈求佛陀看看些自焚藏人的照片,祈求些勇于牲的族人……

深深地感你。我可以说吗?可以完全地愿意伸出我的双手,握住你的手?我的意思不是我想要代表多人,只是我个藏人的心意……”

充一句,准备发篇帖子,恰逢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目,在播有关藏人自焚是因的中国官方调查专题片。推特上有推友目不知会不会重播,因当局害怕引火上身。片子的播出是受到国及国内舆论力,感和当年法期的道如出一。可藏民的牲已是不可隐瞒据惊了全球。在央上看到西藏国旗和流亡政府的领导人,很刺激了,人的世界也被冲……”


                                              


西索村的中秋夜,很久没见过这么明亮的月光了。藏族民居的客电视正播放天涯共此中秋晚会,我来到厨房里和家主人聊天。他68,退休的党委书记,祖曾是旁卓克基土司的佣人,儿子是州某局副局,一个子是交警,入民居跟在后面的那就是他子开的。

你信仰佛教?信。他回答略有疑。在阿坝这本来不是个问题,可家人有着特殊的身份。厨房神里供奉着不知名的活佛,二楼走廊的角落张贴着一张图画,上面有四代中共袖和当今中共中央九常委的像,听近年来当地政府推行,但只有在里才看传说袖像。

你信仰Dalai喇嘛?我信班禅,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当书记候,曾在里接待他。当地很多人家里有Dalai喇嘛的像,你家有?我家没有。是不信?不是,就是没有。是担心什么?就是没有。面我不礼貌的追,他回答的声音越来越小。

色达有很多很多子,那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我聊土司的候,他提到了色达。他太太眼看见过,天葬台上,一个活佛呼六只秃鹫,果然就来了六只,太神奇了,他摇摇头说

他有一高原特有的桑的,不仅满脸皱纹,更有一种以言的复。他的太太和他同,已是典型的藏族老婆婆的形象,满脸善良的她一直沉默着。他是藏人,可是于当地藏人来,他却代表异族的治。是一个尬的群体,背后有着一个流已久的翻身奴做主人的神,从前是卓克基治,后来回到他,依然是少数人的治。他们这一代人受多年唯物主教育,可他竟属于片土地,最后仍然相信那些神秘的传说代文明洪流中,那些神秘本会渐渐远去,可是,一个自由而抗争的民族,他宁愿回到去。


我没有选择色达,我想去看看没有游客穿梭的真正的藏人生活,也想去看看一个叫郎卓的年人的家。

清晨,卓克基官寨在沉睡,匆匆吃过汉族式早餐,到路打一20元从卓克基到马尔康。是阿州的首府,317国道是城几乎唯一的主干道,两矗立着新的藏族格建筑,但这风仅仅是外表,除了每一个窗外都画着上窄下的藏地纹饰外,其实质量、内部构甚至崛起的速度都和内地楼房一。在几乎每一个藏区都能看到这样崭新崛起的小城,就像江北部的中甸,大概是2008314事件之后新一轮发展。

马尔康到壤塘直达的班走了,得到几十公里外的桥转车。司机憨厚地笑笑,心帮助系从金川去壤塘的班。和旅游区不同,班同行的几乎都是藏人,但大只有一半穿藏服。其中大概20人来自青海果洛,程去朝拜音。一个年女孩穿牛仔,她,高考没考好,了中专业在壤塘医院打工。路看到通公司的大幅广告,一个身穿藏服皮肤黝黑的年男子打完手机冲我笑笑,不用,他的有些凌乱的服饰说明他来自牧区。

我想到了十几年前,在一次中途夭折的西藏之旅中曾路。翻郎山,辽阔的大草原赫然出眼前,延到天的不是绿色,而是一种复的棕色,是花的海洋,密密麻麻混各种色彩,香气扑面而来。那时还不是旅游区,肥的鼹鼠蹲在路,两只小手垂在胸前,好奇地望着我们这辆破旧的大巴。很幸运,客坏在路上,我们欢呼着扑向遍地的花,一个藏族男子骑马远处飞奔而来,他叫扎西,刚刚学会挣钱,乘客他的拍照,多少,伸出一个指经过的沟通才知道是一元。客修好了,扎西着手策狂奔送我。那是我记忆中永的阿

四川阿、青海果洛、甘甘南属于传统上的安多藏区,我第一次走进这片高原是21年前,和大的同学来到夏河拉卜楞寺,认识一个汉语名字叫来的年喇嘛,得他曾的活佛忍辱重,当民族矛盾已但大体算祥和,如今,不幸的消息常常来。

我的座是一位年的喇嘛,他来自一个寺,到马尔康送母看病,便来里参拜音。他他不恨人,他见过很多很好的人,他迎我去他玩。

城市、道路、医院延伸到的峡谷和草原,延伸到古老的寺,同延伸到里的有大幅标语。路一个检查站,上方横着色条幅维稳处突一当先,乘客表情漠然,年的喇嘛,他最讨厌的是拿的,一用手比划着子。是一个代化的故事,漫曲折的路,古老文明的痛苦蜕变痛苦在每一寸土地你都能感受到。

  

壤塘是阿州的一个6000多平方公里的高原和峡谷,散落着3万多藏人。城像内地区的一个小,两条街道最大的面是政府部,其他是一些小饭馆、小部,里每天只有四班分去成都、马尔康、阿坝县和金川的公共汽。壤塘最大的寺在中壤塘,在面大五十多公里的子里。

在一家四川面,主人是来自阳的族人,像拉里做生意的大多是来自四川的族人,外来人口在挣钱过上富裕生活,而本地人选择回到去回到精神的世界却又在物欲惑中纠结314事件的一部分。面两位年的女孩穿着代,她一个是藏族,一个族,都是来自松潘,去年大学毕业,考公务员到了壤塘组织部。个国庆节不放假,是阿坝紧张的一部分。

去中壤塘的岔路口,等到了一个新的安小轿车,两个年的藏人要回南木达问顺便送我去中壤塘多少,司机真想了一下,100元。因修路,要等到下午七点才能通行,接下来是漫的等待。

冰雹打在玻璃上,天空着凌乱的雪花和雨滴。司机叫索南,今年24。小汽是几天前从成都来的,准做点事,没想好做什么。你信仰藏佛教?信。他拿出挂在胸前的画像,知道?知道,是Dalai喇嘛,你都信仰他?当然,他是真正的活佛。虔写在上。你?有好人有坏人吧,他犹豫了一下

不起,我一遍一遍,你?是因那个叫郎卓的年人在言中用了一个————深深刺痛了我的心。

知道有藏人自焚,把自己点燃?我出了问题。哦,知道。能不能我去看一下自焚者的家人,一个叫郎卓的18的年人,他自焚留下了……我想见见他的父母……表达一个族人的……难过

有些异,接下来更友善。可以,那个地方我去,很多藏人都去,那些天他死去的路口搭起白色的篷,很多很多藏人,成百上千的人来到里,他家捐。后来,藏人他的呼吁,把刀团结一致,我家里有焚的照片。是的,他是我的英雄。


到中壤塘,天已完全黑了,月亮在大山和云背后。在一灯光前,索南下车询问的中年男子,那人手。几个路人,也都摇头。在一个路口,索南两名摩托的男子,他似乎生了争吵,一个路的喇嘛来到窗前审视着我,他似乎很不愉快地了很长时间,索南回到上,,很不起,他们骂我不该带你到里来。

来一小面包,跳下来两个男子,看得出他怒地指索南。恐惧和意像夜幕一样笼片土地,我不知道我算不算逃离了这愤怒之地。一路上沉默,离开了中壤塘,索南忽然,你知道?我是藏人,信佛教,可是我去不了拉。我知道。藏民需要审查批准。那是一个民族的圣地,很多年前在格木我曾看到磕长头去拉的虔信徒,可如今他朝圣的自由也被剥了,在拉萨发生自焚事件之后。

有理由不相信我人。个夜晚,南木达一个叫彭州的小小旅里,窗外又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我在床上辗转,高原反有点痛,我在想,明天,我去哪里?真后悔不该让索南路,我应该直接面对愤怒的人


清晨的河谷,天、白云、阳光、清新的草地、轻轻摇曳的幡,宏的寺金色的穹指向湛的天空。第二天的秋日,我再次来到中壤塘,信仰而牲的土地,天空飘荡诵经的咪音。

卑地望着殿堂里上早衣喇嘛。等到一个路去打水的喇嘛,他看起来不到二十真地把我到旁殿堂里的一个角落,一个中年喇嘛腿而坐。有郎卓的照片,抱歉,没,那没法。一个十几的喇嘛,佛学二年好像有一个叫郎卓的,了二年好几个人,确没有自焚者。路人,有的不知道有的摇摇头。一位在此修行的藏族老妈妈带我去她租住的小屋,端上奶茶,抱歉,我得去找他,她我来到大寺旁另一座正在建筑的寺工地,是没找到。网上他是学生,来到大寺旁的中壤塘小学,里面是穿迷彩服的人,端着人,中学在哪里,他建去旁挂国旗的院子看看是不是。路人,确认这里没有中学。

就要离开了,白天通往城的道路只有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通行。阿满忧郁的天空下,小河一排白金色,一片年少的衣喇嘛在野地里练习,我不情愿地上了,想要下中壤塘最后的一幕。些年去很多地方从来没有像此刻么失落。

我默默祈祷上天帮助个国家。走出几百米路一个民居聚集的小山坡,我央求司机再等我一会,最多半小。路部,店主面我的问题有些疑,我诚恳不起,我真的不愿就这样离开。他,郎卓家就在旁老学校的背后。山坡上,一老年夫手指不远处人家,那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年老的阿妈说

是一个很像甘肃农村的小院,房屋和院子的壁都是泥土包裹,三房屋,院子的铁门紧锁,一边墙立着五个高大的幡,是片村落里最高的。我在院前低祈祷,郎卓,你。幻想着一慈祥的老人打开院接受我跪下,但也,他会像很多年前拉天葬台上的老婆婆一样愤怒地赶我走,我不会离开,我会默默忍受一切,无打我我无论对我做什么,我都会默默忍受,然后告不起,我真的很难过片美的高原我曾来多次……

中年的卓姆和不到十的小男孩索过这里。卓姆,她见过郎卓,他是中壤塘最的小伙子,他的父母在方的牛,他从小也在牧区大,有能看摩托里来来回回。那一天,他穿着新衣服,全身都是新的,洗了澡,干干净净,在理店理完,戴上眼问别人,我?然后他来到路口,他就……

我不恨人,我是一个好和平的民族,宁愿自己受苦……

他是和平而死,旁的索让说候他双手合起来举过头顶,跪下,站起来举过头顶,再跪下,反复六次。


他才18,照片上这张轻帅气的,双眼浸一个民族的忧伤2012219日中午,郎卓在中壤塘大寺前的路口自焚。他在遗书昂起你坚强朗卓之尊。我那厚恩的父母、亲爱的兄弟及属,我即将要离世。恩惠无量的藏人,我将点燃躯体……祈愿藏民族脱离魔。在人魔掌下藏人非常痛苦,痛苦以忍受。此占藏地,此抓藏人,无法在其法下留,无法容忍没有痕的折磨。此魔无慈悲心,残害藏人生命。祈愿(嘉瓦丹增嘉措)Dalai喇嘛尊者永久住世!

是一个民族勇敢的孩子,恩惠无量的藏人,一个民族的尊18的他以惨烈痛苦的方式牲了自己。三年来个民族已有70多位僧和普通人燃自己,其中超40位在阿。而高原之地,到仍是没有痕的折磨。

我不知道怎才能表达自己,拿出口袋里的500钱给卓姆,不起,请转给郎卓父母,告一个族人来,他很难过。郎卓不起,我一直没有说话,在你们为自由而死的刻。不起,我有太多的禁忌,方那个古老的民族一是受害者,那是一个被施了魔咒的民族,相互隔膜、内耗、仇恨和厮那同是一片渴慕之地。不起,我深辽阔的土地不部城市有你的故坝这的高原,有一天你的乡亲也会深深上我曾生活的土地那些城市、平原和海岸,当国度自由的刻。是的,我见证自己生命的意,自由,公,无的恒久的,无高原、峡谷、河流、平川,无论东部西部日出日落之地,是我共有的土地,是我共有的家园,我共同的担当,共同的梦想和救。郎卓,我们爱你。


201210

附:关于作者

志永:人人士、律,公盟组织始人。基百科是中国著名青年法学家、政学者和公民维权领军人物

20083月西藏爆遍及藏区的抗之后,志永担任法定人的公盟法律研究中心,于当年5布《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报》,份来自中国民调查报告引起各方重。我在我的博客上转载过,并且还转载过许志永文章《关于藏区314事件告的一些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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