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西藏“和平区”的几个问题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29/2014

作者: 桑杰嘉

几十年来，中共政府为蒙骗国际社会搞了若干次所谓的对话，但却没有任何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尊者方面每一次的妥协都得不到任何积极的回应。而且，中共政府歪曲解释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提出的所有建议，包括流亡政府最后转交给中方代表的《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中共有关部门不停地定论以上所有的妥协为“变相独立”、“半独立”、“西藏独立”等等。其中，中共对西藏为非军事的“和平地区”建议更是不断地加以夸大和误导，猪八戒倒打一耙——指控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公开倡言「西藏独立」”。 同时，最近国际媒体也再次关注这一问题。所以，在本文中将侧重介绍有关西藏为非军事之“和平地区”建议的来龙去脉以及事件真相。

中国人喜欢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那么西藏遇到不只是“兵”，还有“匪”，所以，简单的事情变的非常复杂、清楚的事情变的十分模糊、事实变成谎言、诚恳变成奸诈、伟人成了“魔鬼”——半个多世纪以来藏中问题无法迈开积极的一步。几十年来，中共政府一直为蒙骗国际社会而搞所谓的对话，却没有任何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尊者方面每一次的妥协都得不到任何积极的回应。而且，中国政府歪曲解释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提出的所有建议，包括流亡政府最后转交给中方代表的《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 中共有关部门不停的定论以上所有的妥协为“变相独立”、“半独立”、“西藏独立”等等。其中，中共对西藏为非军事的“和平地区”建议更是不断的夸大、误导，来个猪八戒倒打一耙——指控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公开倡言「西藏独立」”。 同时，最近国际媒体也再次关注这一问题。所以，在此文中将介绍有关西藏为非军事之“和平地区”建议的来龙去脉以及在藏中和谈中的影响等。 1949年中共开始入侵西藏，1959年全面非法占领而遭到西藏人民坚决抵抗,对西藏人民抗击入侵、保卫国家的运动中共进行残酷血腥镇压，最终导致西藏政府以及达赖喇嘛尊者为首的数万藏人流亡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家。在印度建立西藏流亡政府照顾所有流亡藏人、抢救濒临灭亡的西藏文化，并为西藏人民的自由而奋斗半个世纪之久。在这五十多年里，“——从公元1967–68年开始，达赖喇嘛对国际国内情势做出全面审视和深思熟虑的同时，与当时的议会议长、副议长、噶厦有关人员及博学专业的西藏友人进行深入讨论后，于1974年确定了待藏中之间时机成熟而进行和谈时，不追求政治独立，而是争取名副其实自治地位的内定政策。”之后，“在1979年，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提出藏中和谈的建议时，由于我方对此早有规划，因而很快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关系从对抗到对话,西藏政府从恢复西藏独立妥协到自治。 藏中断断续续地对话过程中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从接触、相关问题的讨论、提出具体的建议，再进行妥协调整。有关西藏 “和平地区”是在具体解决西藏问题建议即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国会宣布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方案》中提出，也是五点和平方案中的第一点：“把整个西藏转化成为一个和平地区”。并在1988年6月15日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斯特拉斯堡建议》对《五点和平方案》进行了进一步详细的阐述。 历史背景 1959年， 迫使西藏政府以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数万藏人流亡印度等国。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没有任何接触的渠道，一直出在对抗的状态。1979年，邓小平提出藏中和谈的建议，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作出积极回应，首次建立了官方接触渠道。当时中国政府方面提出“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而西藏流亡政府在1974年已有内定政策决定放弃独立 。因此，理论上看解决西藏问题没有绝对的分歧，双方开始了一系列的对话、派遣代表团访问西藏、开放藏人探亲——等等。 当然， 接触的最终目的是解决西藏问题 ，因此，经过多次接触对话之后的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演讲中首次公开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具体方案——即《五点和平方案》，这是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尊者第一次就解决西藏问题公开提出的方案，是解决西藏问题实际行动方案。同时也是“－－长期性解决办法的第一步骤。” 因此， 在《五点和平方案》细节的阐述：“我建议把整个西藏，包括东部的康和安多地区，转变为一个「阿含沙区」（Ahimsa）地区，在印地语中，这个名词代表和平而不用暴力的状态。 ” 把西藏建立成为一种和平地区是符合西藏的歷史角色。西藏是佛教、和平、中立的国家，西藏是亚洲大陆各列强间的缓冲国。这也符合尼泊尔的尼泊尔和平地区的建议和中国同意这个建议的做法。如果这个和平地区包括西藏及邻近地区，尼泊尔和平地区的建议将会更有成效。 把西藏建立成和平地区，意味著中国在西藏的部队及军事设施的撤除，这样印度也就可以撤走驻防在喜马拉雅山靠近西藏地区的部队及军事设施。这一切都将根据国际条约进行，以满足中国在安全顾虑上的合理要求，并且促进西藏、印度、中国及其他同一地区内民族之间的信心。每一个有关国家都获得利益，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因为这么一来不但强化了他们的安全感，并且减轻了为了维持喜马拉雅山沿线疆界的庞大军事开销。 在过去，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係从来就不紧张。一直要到中国部队侵入西藏，取得了第一次和印度接壤的地区之后，两大列强的关係才紧张起来，终于造成了一九六二年战争。从那个时候开始，危险的意外事件层出不穷。如果他们像过去一样被一个广阔友好的缓冲国家隔离，这两大超级人口大国要重修友好关係将不是一件难事。 从西藏的历史角色、宗教以及西藏在地理上的“缓冲”地位、再借鉴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尼泊尔和平地区建议”（1975年2月25日，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在加冕典礼结束后举行的招待会上宣布尼泊尔为和平区的建议。），还从中国与印度的军事开销以及喜马拉雅地区以及世界和平为终极利益阐述建立西藏 “和平地区”必要以及重要性。 在《斯特拉斯堡建议》中对实施“和平地区”具体办法阐述如下：“我们应该召开区域性的和平会议，以确保西藏的非军事化。在和会召开、中立化和非军事化达成之前，中国得在西藏维持数目严格限制的军事设施，这些设施的存在应该完全为了防卫的目的。” 西藏独特历史以及她精深的精神文化遗产，显示著它可以完美地成为亚洲中枢的和平保护区。它在历史上中立国家的地位是可以重建的，并且可以由此而加强整个亚洲的稳定性。如此就更能强化亚洲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她将成为人类和自然和谐生存的自由避难所，一个足以解决各地区冲突的紧张局势的模式。” 就《五点和平方案》的第一点：“把整个西藏转化成为一个和平地区”具体实施进行进一步的阐述。再次重申和强调了建立和平地区对重建西藏历史地位即中立地位将对亚洲以及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同时，明确表示如果建立了西藏“和平区”这将成为解决世界冲突与紧张局势的新模式，是人类在和平道路上的又一次跨越。 为人类和平共处担负责任 达赖喇嘛尊者在世界各地的演讲中总是会提到他一生中最主要的三大使命，而且，他总是为此而奔波于世界各国。其中第一大使命是[宇宙责任]又翻译为［全人类共同责任］，对此台湾学者如此评价：“达赖喇嘛有非常宏远的世界观，他提倡［宇宙责任］强调每个人对于彼此、对于目前及后代一切众生、对大自然都有一种责任。” 而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称：“达赖喇嘛因为尊敬所有的人类而发展出一套他自己的和平哲学，立足于这个担负世界责任的哲学概念上，达赖喇嘛拥抱所有的人类，以及自然。” 处于这样的使命和哲学理念，达赖喇嘛对世界上的任何问题都与和平、利他为立足点，解决西藏问题也不例外。因此，在考虑到中国政府以及人民的“大中国”情结、利益以及世界和平。他提出了西藏放弃独立，进行非暴力的和平对话。他也非常清楚：“我知道很多藏族人民会因为我的提议不够急进而失望。毫无疑问地，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在我们自己的团体之间，不论是流亡在外或是生活在西藏本土的人民，都会有一场大的争辩。”事实上他因此遭到反对和批评，他是顶着极大的压力跨出这一步。 和平、非暴力是达赖喇嘛一贯坚持的立场。“非暴力乃是佛陀宣示的教义，达赖喇嘛至心奉行不渝。”和平、非暴力、慈悲以及全人类的共同责任等理念是要超越一般的认知，站在一定的高度，才能认识到其重要性和真正的价值。事实上，达赖喇嘛提出的“和平区”理念是超越西藏、超越国家概念而着眼于整个人类共同的和平利益。 只要清楚达赖喇嘛的和平哲学理念：“现代人类互相依存的现实十分清除：唯有全世界都能和平，和平才有意义。”另外，达赖喇嘛作为思想家，他不只是提出一个“温暖而模糊”的哲学概念，而为实施这些和平理念而进行不断思索，并找出具体的解决方法。因此，他得出结论建立和平区是实现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步：建立和平区－可以裁军，最终解除人类自相残杀的“武装”。 虽然，达赖喇嘛的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积极回应，但是，达赖喇嘛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的和平哲学理念。他在《新千禧年的心灵革命》一书中继续坚持倡导世界和平，达赖喇嘛在《和平与裁军》中提出建立和平区的意义以及他对西藏非军事区的构想。他指出：“为了深化它的进展，我们不妨考虑建立我所说的和平区（Zones of Peace）。我的想法是将一国或多个国家的部分地区非军事化，以形成稳定的绿洲地带，和平区最好选择在具有战略地位的地点。对世界的其他地区而言，它们将成为希望的火炬。我承认这种想法有点模糊，但并不乏前例可循。南极洲现在就是国际认可的非军事区。除了我以外，还有些人同样主张应该增加非军事区的数量。前苏联总统戈巴乔夫曾经提议中苏边境列为非军事区，我自己则将这种理想扩大到西藏。 当然，除了西藏以外，世上还有许多地方也能因为建立非军事区而受益。就以印度和中国为例——这两个国家目前仍然相当贫穷——如果西藏成为国际认可的和平区，双方都能节省可观的年度财政支出。同样地，如果不再需要在边界上维持数量众多的部队，世界各大洲的许多国家都将因此而如释重负。例如我常常想，德国就是建立和平区的最佳地点，因为，它位于欧洲的心脏地带，而且，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也带给它亲身体验。” 而且，达赖喇嘛进一步阐述了藏人和西藏为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愿意承担责任，他指出：“西藏人民一直想要為建立区域和世界和平尽一分力量，我认为他们不使用暴力与和平主义的传统使他们特别具有这种素质。” “夹在亚洲大陆列强─印度、中国和苏俄之间，西藏这种地处亚洲心臟地带的高度战略要地的情势，使得西藏在维护和平及稳定上扮演著决定性的角色。正因為这个缘故，所以在歷史上亚洲的帝国都尽量努力不让任何一个帝国染指西藏。西藏缓冲国的独立是区域稳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和平与独裁 达赖喇嘛尊者公开提出放弃恢复西藏独立，和平对话解决西藏问题，并公开宣布了《五点和平方案》。中国政府的回应是：“达赖喇嘛于今年九月十九日访问美国，并且于九月廿一日藉在国会人权委员会演说《五点和平方案》 的机会公开倡言「西藏独立」。”（见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备忘录 （1987年））这是中国政府官方对《五点和平方案》的“定论”。从此，中国“统一口径”一口咬定“西藏独立”，直到今天西藏流亡政府在二十多年前已经撤销了《五点和平方案》，而且，《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是在中国《宪法》框架内提出的建议，中共还在重复着“西藏独立”。当然，不管是邓小平时代还是如今，中共确实没有正视西藏问题，更没有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所以，他们必须要找个理由顶着，如：“尽管达赖喇嘛说不搞独立，但他向中央提出的要求内涵是“半独立”、“变相独立”，实质上还是“西藏独立”。”等等。 对于以阴谋为手段，黑厚学为理论，枪杆子出政权的中共来说“和平”与“和平区”是一种“恐怖”。和平区是非军事区，不需要枪杆子，没有了枪杆子它恐惧不安，因为，它现有的一切是靠枪杆子而得到的。 更何况，正如有关专家分析的：中共对西藏问题的既定政策是——“拖延”，等待达赖喇嘛圆寂。所以，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妥协放弃恢复西藏独立的《五点和平方案》、《斯特拉斯堡建议》，再妥协为《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都得不到任何积极回应。 无效的《五点和平方案》 自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首次公开发表有关放弃恢复西藏独立，以及和平对话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方案》， 1988年6月15日达赖喇嘛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斯特拉斯堡建议》对《五点和平方案》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但是，中国政府1987年立即定论《五点和平方案》是“公开倡言「西藏独立」”。 因此，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指出：“此一回应丝毫不考虑我的和平提议，是自贬身份而令人感到失望的。” “虽然我这些建议已经提出来两年多，但没有任何跡象显示中国政府考虑过这些建议，连承认都没承认过。 因此我在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的文告中被迫声明，除非中国政府在近日内提出回应，否则我将认为我自己不受任何我在法国所提建议之约束。我所提有关解决西藏和中国问题的建议既然无效，我只有另觅他途。”（见达赖喇嘛致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备忘录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 西藏流亡政府也在1992年9月2日西藏民主日宣布了撤销「斯特拉斯堡建议」：“——然而从中国官方声明和我们最近与中国政府接触的经验而言，中国目前领导阶层很明显的缺乏找出解决方法的诚意。” “达赖喇嘛在今年三月十日的声明中说得很明确，由于中国领导阶层的闭塞和反对态度，他在斯特拉斯堡所提出的建议已经无效，而如果中国没有新的行动则他将认为他对斯特拉斯堡提议不需再负任何责任。” “在此情况下，达赖喇嘛认為他不再受到必须以斯特拉斯堡提议做為对西藏问题找出和平解决方法基础的束缚。”（见西藏流亡政府关于撤销斯特拉斯堡的提议） 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撤销了《斯特拉斯堡建议》，宣布了该建议从此无效。当然建立西藏非暴力——和平区也无从谈起。 结语 达赖喇嘛尊者的非暴力原则，塑造出他的全球性观点，这也是他面对冲突时所采取的解决方法，世界和平是他终极追求，且相信：“唯有全世界都能和平，和平才有意义”。他认为寻求世界和平，除非转为实际行动，否则毫无意义。因此，它就具体实施办法进行探索，既裁军与和平区是世界迈向和平的第一步，建立西藏和平区又是世界和平环节中的一步。这就是“当其他政治人物在七嘴八舌争论，该把社会这辆车子漆成红色或绿色时，他则在呼吁要重换引擎了”、“发动政变推翻他自己”的自称为“平凡的僧人”。“真正的伟大在于平凡”——有人如此评价道。 总之，人类历史上每个伟大的思想和见解都会遭到无知者与心怀恶念的人的攻击。更何况达赖喇嘛面对的是与和平完全对立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其难度更是百倍千倍，因为这个政权从来没有和平地处理过任何事情，而这个国家的政府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 被撤销、无效的《五点和平方案》中的西藏和平区等一直是中国政府指控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口头禅，而且，最近中国官员变本加厉的指责。给人的感觉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似乎与外星人对话，对方总是听不明白，不是，应该是不想听明白。事实上，非常清除达赖喇嘛提出的《五点和平方案》到《斯特拉斯堡建议》，再到《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早已放弃恢复西藏独立的立场，以藏中民族长远利益，以及人类共同的和平为目标提出方案、建议。 《五点和平方案》和《斯特拉斯堡建议》是西藏方面就解决藏中问题走的第一步，事实上放弃恢复西藏独立到自治何止一步？但是，为彻底解决藏中问题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已经妥协了。由于中共对西藏境内藏人的殖民统治不断加强，西藏民族濒临存亡的边缘，为了拯救西藏民族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再次妥协——在中国《宪法》框架内名副其实的自治。 但是，中国政府仍然宣称：“达赖喇嘛的“自治”就是“西藏独立”，仅仅换了一个词而已。”真是“秀才遇到匪”了 ——完全没有任何道理可讲！ 2014年4月17日 资料来源： 1，《五点和平方案》 2，《斯特拉斯堡建议》 3，《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 4，《新千禧年的心灵革命》 5，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备忘录 （1987年） 6，达赖喇嘛致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备忘录 7，西藏流亡政府关于撤销《斯特拉斯堡的提议》 8，《邓小平时代》 9，http://www.tibet.cn/news/index/xzyw/201202/t20120209_1585978_3.htm 10，http://www.tibet.cn/2013xzdlj/dwq/wz/201312/t20131202_1955214_2.html

唯色：从两个高峰看藏人自焚诉求

蟹农场·疯蟹 @hexiefarm 的漫画《无题》。

从两个高峰看藏人自焚诉求

文/唯色

自2009年2月27日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扎白自焚抗议，纵观这五年，尤以2012年的11月自焚人数最多——共有28位男女老少，其中有僧尼，多数为牧民；其次是2012年的3月——共有11位自焚者，其中6人是僧人，另有中学生，还有孩子的父母。

为何自焚会在这两个月达到高峰？

这是因为，3月，是数十年来西藏每年的“敏感月”，布满多个“敏感”的日子——如，3月5日是1989年拉萨抗议被镇压纪念日；3月10日是1959年“西藏起义纪念日”；3月14日是2008年西藏抗议周年日；3月16日是2008年阿坝县抗议民众被枪杀纪念日；3月28日是2009年中国政府所定的“农奴解放纪念日”。每年一到3月，当局便如临大敌，而众多的抗议也选择在这个月内举事。2012年3月的自焚高峰，正是11位藏人在这“敏感”的日子，以自焚来表达对压迫者的强烈抗议。

而2012年11月正值中共十八大召开，将产生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28人的自焚最高峰，尤其是在十八大的八天会期中9人自焚，平均每天都有，充分说明藏人自焚是期望促使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改变西藏政策，是将自焚作为一种促成变化的行动——这应该是理解藏人自焚的重要入口。

藏人的自焚形成运动，被认为“是近代史上最强大的政治性的自焚抗议浪潮”，虽然西藏历史上从无将自焚作为政治抗议手段的传统。正如2008年的抗争始自僧人，自焚运动也是僧人领头。自格尔登寺僧人扎白于2009年2月成为境内自焚第一人，之后12位自焚者都是僧人或被当局逐出寺院的僧人。直到2011年12月，才出现第一位世俗人自焚。2012年一季度的20位自焚者中还有15位僧人；到二、三两季度已是世俗人为主；第四季度的前70天，50位自焚者中则有43位世俗人。2013年，28位自焚者中有16位世俗人。进入2014年，6位自焚者中有2位世俗人。迄今135位自焚者中有47位僧尼，其余都是世俗人，涉及藏人社会的多个阶层，而农牧民多达67人。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普通百姓投身于自焚运动。

作为自焚事件的记录者，我在接受诸多外媒采访时多次强调：藏人的自焚绝不是自杀，而是牺牲！这种自焚不能用佛教戒律衡量，而是现世政治的结果。那一次次腾空而起的火焰，是被民族压迫所点燃，是照亮黑暗西藏的火炬，是2008年抗议的延续，也即是最先挺身而出的色拉寺僧人所说——“我们必须起来”的继续！也即是说，藏人自焚是非常明确的政治抗议；而不是其它性质的抗议。

以佛教戒律将藏人的自焚贬为自杀甚至“杀生”，要么是一叶障目，要么就是中国政府的帮凶。一位具有大成就的高僧对此明确宣示：“西藏僧俗自焚，完全没有违反佛教杀生的教义，也没有与佛法见解相违，更没有犯戒。因为西藏僧俗自焚的动机与目的，毫无沾染一点个人私利的味道……是为了护持佛法，为了争取西藏民族的民主自由的权益”，根本上是“为利他舍自身之菩萨行”，是涅槃的凤凰浴火重生。

2014年4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当局限办“边防证”以禁止藏人朝圣神山

唯色

拍于2002年7月3日，我第一次朝圣冈仁波齐。

西藏（图伯特）有朝圣神山圣湖的传统。其中，位于今西藏自治区西部阿里地区的冈仁波齐（即冈仁波钦）为所有神山之首，属藏传佛教、印度教、本教和耆那教的圣地。故朝圣冈仁波齐并环绕神山为上千年的传统。尤其每逢马年（佛教徒认为佛陀释迦牟尼与神山冈仁波齐有着同为马的属相，马年为神山冈仁波齐的本位年），更是必去朝圣不可。

今年（2014年）是藏历木马年；值此马年之际，不计其数的宗教信众渴望依循传统，朝圣神圣的冈仁波齐。但是，去往包括冈仁波齐在内的诸多藏地需要办理边境通行证（简称边防证）。而作为藏人，从来办理边防证都非常困难，这些年更是一年比一年难。早有传言说当局禁止藏人今年转冈仁波齐。近日，有明确消息指，西藏当局停止给户籍为西藏本地的人办理边防证。在新浪微博上，从事西藏旅游的网友提示：“基本上等同于在拉萨无法办理前往阿里地区的边防证”，这也就是说，基本上等同于在拉萨的藏人无法办到去阿里的边防证也就无法去转神山冈仁波齐了。

有消息说：“目前西藏本地已经停止给司机办理去阿里的边防证，现有证件截至4月30日为止。”“到五月底之前边防总队最多允许发放不超过1000张边防证，但五月之后目前没有任何消息。”

从事西藏旅游的网友在微博上告诉想在今年去阿里的游客：“把身份证寄回户籍所在地办吧，要是户籍是西藏的就没办法了”，“今年管控比较严，提前内地办好吧”。有汉地游客庆幸地说：“这里到处办不了，还好我在广州办了”。也有游客感叹：“现在在西藏办边防证，比申请申根难。”

显然，有关限制办理前往阿里地区的边防证的规定，是冲着今年马年依照传统朝圣冈仁波齐的藏人来的，目的是为了限制藏人朝圣自己的神山。有网友说：“此举无非就是限制前往朝拜神山的同时，实际阻止前往7月3日达赖喇嘛在拉达克举行的‘时轮金刚大灌顶’法会”。

我在微博上留言：“太伤心了。12年前，我在朝圣冈仁波齐，转了一圈神山时许愿：下一个12年来临时一定要转第二圈。看来我的心愿实现不了了，真的很伤心。。”

以下图片转自新浪微博。

 

記蒙冤入獄12年的丹增德勒仁波切

作者:唯色

於2002年4月7日，在康雅曲卡（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縣）被捕的丹增德勒仁波切，蒙冤入獄已整整十二年。據悉，65歲的丹增德勒仁波切被關押在四川省達州市大竹縣的川東監獄。 以「爆炸案和顛覆國家罪」為名，由時任公安部部長的周永康裁定，被中共當局先判死緩後改無期徒刑的丹增德勒仁波切，是進入21世紀之後，國際上最知名並受關注的西藏政治犯。而當時，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弟子洛桑頓珠被判死刑，並當即執行，淪為冤魂。 對於藏東康區成千上萬的藏人而言，丹增德勒仁波切是今生今世的精神支柱。正在牢獄遭受苦難的他，是籠罩在這廣大地區的人民心中難以承受的痛。這十二年來，當地幾乎沒有歡樂的節慶，多少老人在見不到他的遺憾中哭著離世。 這十二年來，三萬多藏人在一封封請願書上連署簽名、按手印，並派代表到人生地不熟甚至語言不通的成都、北京上訪，表示「我們無法承認對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判決，需要重新審理所謂的『爆炸案』」，許多藏人因此被抓、被打、被判刑，但至今仍不放棄，與受苦的上師共患難。 2007年，在當局主辦的大型賽馬會上，理塘牧民榮傑阿紮走上主席臺，對著話筒講到：「如果我們不能讓達賴喇嘛返回西藏，我們不會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和快樂……必須釋放丹增德勒仁波切。」之後，他被判刑8年。 2011年，雅江縣的藏人僧俗在大規模的集會上，公開抬出尊者達賴喇嘛和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巨幅照片，獻上哈達和思念的歌曲。丹增德勒仁波切在雅江縣柯拉鄉建的那蘭陀寺，多次在法會上公開供奉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法相。 沒有比這更堅持、更忠義、更絕望的救護了。成千上萬的藏人所銘記的是，丹增德勒仁波切從獄中帶話：「有些人說如果再提起我的案子，會讓我的處境更糟糕。就此而言，我已經墜入谷底，事情也不可能更糟了。所以，你們可以為我上訴和發起聲援活動。」 而在境外，每逢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誕辰日或受難日，無論在印度南部的哲蚌寺、甘丹寺以及其他諸寺，無論在紐約、倫敦還是全球各地的流亡社區，包括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眾多弟子在內的許多藏人，總是會聚集在一起，舉行祈福法會和抗議遊行。 但是，正如2013年，在世界各地的親授弟子要求釋放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請願書上所寫：這麼多年的「……含冤牢獄生活，使仁波切的身心均遭受嚴重摧殘，而有關當局對仁波切所持的一貫強硬態度沒有任何改觀和轉變。」上個月，藏曆新年間，理塘縣縣委書記甚至當面警告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妹妹，不准去成都探監，即便請律師重新審理此案，也必須聽從當局安排，否則連她們也會被捕。 2014年4月 （本文轉載-自由亞洲電臺藏語廣播節目。）

翻译师－－世界的眼睛

西藏人对翻译家非常敬仰，因为在历史上由于翻译家们印度浩瀚得佛教经典翻译成藏文，还有很多汉文佛学经典也翻译成藏文。这对西藏佛教的哲学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对西藏佛教蓬勃发展提供充足的养分。因此，翻译家既洛扎瓦——译师，在藏文中的称呼有很多不同的敬称，其中有称：“世界的眼睛”。

伟大的译师们的辛勤耕耘，让无数的人们滋润佛法甘露。又由于译师们的耕耘让无数的人了解外面的世界。

如今也由于译师们的智慧使我们能学习更多的知识。特别是一些台湾的译师团队，如朱衣、莊安祺、何向、麦慧芬、葉偉文——

翻译了很多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巨著，让更多不懂英文的人们提供了一双眼睛。每次拜读译师们智慧的结晶译著，真是激动不已，从内心深处对他们产生敬仰，所以，每一本书只要有机会就拜读，没有他们我无法拜读这些巨著。

最近拜读《开阔之路》（The open road:the global journey of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时发现一些问题，由于本人不懂英文所以不知道是英文原著的问题，还是翻译的问题。如“改革藏传佛教的伟大印度大师莲花生大士——”、“国师涅冲——”（见第055页）。

还有校对上的一些小问题如：“这位达赖喇嘛的么弟加入印度伞兵部队——”（见033页）、“——这段话曾教我大吃一惊。”（见071页）、“也在附近的摩尼石上——”（见224页）。

另外，翻译上有两个出入比较大的是：新到达兰萨拉的难民“——他们一脸不驯，衣著烂褛，眨着眼睛，仿佛来到毕生梦寐以求的世界，却只发现它嘈杂零乱，充满了奇怪的标语如［STD］(性病)或［PCO］(有害生物防治)，与［和平］、［崇高］完全相反——”

这里的英文缩写让翻译者误解了，如果十年前到过印度大家随处可见［STD］和［PCO］，如今由于手机的普及基本上很难找到［STD］和［PCO］，一般情况下在公共电话停的牌子上会出现这两个英文缩写。［STD］不是SEXUALLY TYRABSMITTED DISEASE(性病)的缩写，而是SUBSCRIBER TRUNK DIAL 的缩写。［PCO］并非PEST CONTROL OPERATION 的缩写，而是PUBLIC CALL OFFICE 的缩写。

印度的所有的电话停都有这两个标语。不过由于手机的普及这种电话停基本上很难找到，今天的达兰萨拉更是如此。所以，随着时间的流失，人们的记忆中慢慢消失着［STD］和［PCO］，将来对读者造成的误解可以想象。因此，特意提出，希望今后再版时可以更正。

昨日（4月15日），道孚县农民赤勒朗加自焚牺牲，为135位自焚藏人

唯色整理

4月15日中午12时多，在康道坞（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32岁农民赤勒朗加在孔色乡自焚抗议，当场牺牲。

据悉，当地僧俗藏人闻讯赶到自焚现场，将赤勒朗加的遗体抬往孔色乡的宁玛寺院各它寺，举行了祈福超度法会。之后，赤勒朗加的家人将他的遗体送回家中，如何处理尚不得知。

自焚牺牲的赤勒朗加是孔色乡格勒村农民，父亲名叫堆罗，母亲名叫白拉，他在家中三个子女中排行最小。他本人有无婚姻和孩子尚不知。

迄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已有5位藏人自焚抗议，包括僧人、尼姑、流亡者和农民，即：2011年8月15日自焚牺牲的道孚县灵雀寺僧人次旺诺布（ཚེ་དབང་ནོར་བུ། Tsewang Norbu，又写充翁洛卜)；2011年11月3日自焚牺牲的道孚县铜佛山觉姆庙尼师班丹曲措（དཔལ་ལྡན་ཆོས་མཚོ། Palden Choetso，又名秋香）；2012年3月26日自焚牺牲的原籍道孚县、流亡印度的学生江白益西（འཇམ་དཔལ་ཡེ་ཤེས། Jamphel Yeshi）；2013年6月11日自焚牺牲的道孚县巴秀扎嘎寺尼师旺钦卓玛（དབང་ཆེན་སྒྲོལ་མ། Wangchen Dolma）；2014年4月15日自焚牺牲的道孚县孔色乡格勒村农民赤勒朗加。

赤勒朗加自焚牺牲后，当局反应尚不得知。道孚县是康区敏感地区，2008年以来发生过群体抗议、祝福尊者达赖喇嘛诞辰集会、自焚抗议以及不过“洛萨”（藏历新年）、“罢耕”、“吉度呢颇”等不合作事件，一直被当局严防与管控。

赤勒朗加自焚牺牲后，他的生前照片及自焚现场照片迅速被传出，藏人们还在照片下用藏文写道：“在道孚有一位名叫赤勒朗加的同胞，为了藏民族的政教燃烧了自己的身体，是民族的英雄，我们表示沉痛哀悼。”

地图更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又一藏人自焚（2014年4月15日)，由Rangzen Chowkidar C. Besuchet绘制。（转自Facebook）

以下，是2009年以来自焚抗议的135位藏人简况——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4年4月15日，在境内藏地有130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5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35位藏人自焚，包括20位女性。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已有115人牺牲，包括境内藏地112人，境外3人。

目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有50位自焚藏人（境内47人，境外3人；包括两位伤者、45位牺牲者、3位生死不明者）专门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而每位自焚藏人，在自焚之时发出的心声是最响亮的遗言，包括“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等等。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

2月27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8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2起。
10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11月3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在印度新德里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12月1起——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起。

2012年1-12月，86起自焚（境内藏地85起，境外1起）：

1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起。
2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3月1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
4月4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2起（注：这两起自焚迄今未被藏人行政中央承认，原因不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起。
5月3起——拉萨大昭寺前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6月4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2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1起。
7月2起——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1起。
8月7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6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1起。
9月2起——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即住建部）门口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起。
10月10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5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2起。
11月28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9起、泽库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若尔盖县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夏河县3起、碌曲县3起。
12月5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碌曲县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

2013年1-12月，28起自焚（境内藏地26起，境外2起）：

1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1起。
2月9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3月5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4月3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2起。
5月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1起。
6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7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
8月1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9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11月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
12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

2014年2-4月，6起自焚（境内藏地6起）：

2月2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3月3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1起。
4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5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4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和安多，在以下记录之内；另一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即134人：安多105人，康23人，嘉戎3人，羌塘2人，卫藏1人。而安多藏区中，安多阿坝（今阿坝县）自焚藏人最多，为36人；其次是安多拉卜让或桑曲（今夏河县）16人和安多热贡（今同仁县）11人，以及安多左格（今若尔盖县）9人。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即134人——
四川省藏区67人：阿坝州阿坝县36人、壤塘县6人、马尔康县3人、若尔盖县9人、红原县1人；甘孜州甘孜县2人、道孚县5人、康定县2人、色达县2人、巴塘县1人；
甘肃省藏区29人：甘南州玛曲县2人、夏河县16人、合作市5人、碌曲县6人；
青海省藏区29人：果洛州甘德县1人、班玛县2人；玉树州称多县2人、玉树县2人、曲麻莱县1人；海西州天峻县1人；黄南州同仁县11人、尖扎县1人、泽库县6人；海东地区循化县1人、海东地区化隆县1人；
西藏自治区9人：昌都地区昌都县2人；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人；拉萨市当雄县2人；那曲地区比如县4人。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115人，女性20人。其中有24位父亲，10位母亲，遗下未成年的孩子。

最年长的64岁，最年轻的16岁。大多数是青壮年，平均年龄约27岁。

僧尼：3位高阶僧侣（Rinpoche，朱古），37位普通僧侣，7位尼师，共计47位僧尼，涉及藏传佛教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觉囊派，以格鲁派僧尼居多；

农牧民：67位牧民和农民，大多数是牧民；其中10位牧民曾是僧人，遭当局工作组驱逐出寺；4人曾是僧人，属自己还俗离寺。其中1位自焚牺牲的农民，原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寺院僧人；7位自焚牺牲的牧民，属藏传佛教觉囊派所在地区。1位自焚牺牲的牧民，是著名的贡唐仓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学生；3位男学生；3位在拉萨、康区或青海某地的打工者；4位商贩；1位木匠；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党员及退休干部；1位护林员；1位洗车店店主。可以说，涉及藏人社会的多个阶层，其中这三个群体值得关注：僧侣；牧民；学生。

还有两位是流亡藏人，是社会活动人士。

4、自焚者状况：

135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115人牺牲（境内112人，境外3人），其中82人当场牺牲（1人在尼泊尔自焚当场牺牲），31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1人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被送往印度新德里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即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绝食牺牲。

另有15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有14人情况不明。其中7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于2012年5月、12月和2013年2月和5月播的官方宣传片中有在医院治疗的镜头，但并未回到寺院或家中，如同人间蒸发，更多情况不明，他们是：

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
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尕尔让）和洛桑贡确（贡确旦巴）；
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
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
2012年12月2日自焚的夏河牧民松底嘉。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7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
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在拉萨打工的阿坝人达吉；
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
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农民永仲；
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小生意人丹增；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的色达学生旺嘉；
2013年2月25日自焚的阿坝德普寺僧人桑达。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1人，即2012年2月8日自焚的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据报道他于数月后返回称多县拉布乡的家中，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但目前状况不明。

2014年3月29日自焚的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尼师卓玛的情况不明。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自焚后，先是被僧俗藏人送到医院，出于担心自焚者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

境内藏人玉树退休干部巴桑拉毛自焚后，在医院治疗。

5、自焚者名单：

（1）130位境内自焚藏人：

2009年（1人）——扎白。

2011年（12人）——彭措，次旺诺布，洛桑格桑，洛桑贡确，格桑旺久，卡央，曲培，诺布占堆；丹增旺姆，达瓦次仁；班丹曲措，丁增朋措。

2012年（85人）——达尼，次成，索巴仁波切，洛桑嘉央，索南热央，仁增多杰，丹真曲宗，洛桑嘉措，丹曲桑波，朗卓，才让吉，仁钦，多杰，格贝，加央华旦，洛桑次成，索南达杰，洛桑西绕，其美班旦，丹巴达杰，朱古图登念扎，阿泽，曲帕嘉，索南，托杰才旦，达吉，日玖，旦正塔，丹增克珠，阿旺诺培，德吉曲宗，次旺多杰，洛桑洛增，洛桑次成，卓尕措，角巴，隆多，扎西，洛桑格桑，旦木曲，巴桑拉毛，永仲，古珠，桑吉坚措，丹增多杰，拉莫嘉，顿珠，多杰仁钦，才博，丹增，拉毛才旦，图旺嘉，多吉楞珠，丹珍措，多吉，桑珠，多吉嘉，才加，格桑金巴，贡保才让，宁尕扎西，宁吉本，卡本加，当增卓玛，久毛吉，桑德才让，旺青诺布，才让东周，鲁布嘉，丹知杰，达政，桑杰卓玛，旺嘉，关曲才让，贡保才让，格桑杰，桑杰扎西，万代科，才让南加，贡确杰，松底嘉，洛桑格登，白玛多杰，贡确佩杰，班钦吉。

2013年（26人）——才让扎西，珠确，贡去乎杰布，洛桑朗杰，珠岗卡，南拉才，仁青，索南达杰，彭毛顿珠，桑达，才松杰，贡觉旺姆，洛桑妥美，格吉，拉毛杰，贡确丹增，秋措，洛桑达瓦，贡确维色，丹增西热，旺钦卓玛，贡确索南，西琼，才让杰，贡确才旦，次成嘉措。

2014年（6人）——彭毛三智，洛桑多杰，久美旦真，洛桑华旦，卓玛，赤勒朗加。

（2）5位流亡自焚藏人：

2011年（2人）——西绕次多，博楚。

2012年（1人）——江白益西。

2013年（2人）——竹钦泽仁、嘎玛俄顿嘉措。

（另，在2009年之前自焚的，还有1998年自焚牺牲的流亡藏人图丹欧珠，2006年自焚受伤的流亡藏人拉巴次仁。）

补充：

中共当局在全藏地颁布“反自焚专项斗争实施方案”、“关于反自焚工作暂行规定的通告”，强调“哪里发生自焚案件就对哪里进行‘严打’整治”，即对自焚者家人、亲属、所在乡村及寺院等进行连坐。并且，严密封锁自焚消息外泄，严厉打击外传自焚消息者，以及对自焚者亲友或所在地软硬兼施，令其闭口或编造虚假信息等等。在这种高压下，已经出现多起自焚事件在发生后数日、甚至数十日才艰难传出的情况，还出现了自焚者家人因遭威胁而不敢承认自焚实情的情况，还出现了西藏自治区高官矢口否认本藏区已有数起自焚发生的情况，还曾出现过流亡西藏政府与民间方面在统计自焚藏人人数上不一致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极有可能的情况是，全藏地及境外的自焚事件可能不止以上所记录的131起，可能有被当局动用一切力量竭力掩盖的自焚事件已经发生，外界却不得知。

1、7位试图自焚或自焚未成的藏人：是境内藏地的成列、多吉热丹、卓玛杰、久谢杰；其中多吉热丹在异地蹊跷身亡，久谢杰服毒自焚时毒发身亡；而成列与卓玛杰均被捕，目前情况不明。以及在印度的流亡藏人隆日多杰、次成多杰、达瓦顿珠。

2、2013年3月底，从康结古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结古镇），传出一名藏人妇女因抗议当局强拆其房屋而自焚受伤的消息，10月底时方才被证实，名叫贡觉措姆，40岁，是结古镇桑则（音译）村人，目前已从医院返回家中。

——唯色记录。

達賴喇嘛尊者在京都參加佛教科學與現代科學對話論壇 （第一天）

(2014年4月11日；日本京都) 從今天開始，科學家和佛教學者聚集在日本昔時的首都京都，專注在主題「測繪心靈」、進行為期兩天的佛教科學與現代科學對話。心靈與生命協會主席亞瑟．札烱克(Arthur Zajonc)、以及日本心靈研究中心(Kokoro Research Center)主任吉川咲子在介紹性的發言之後，邀請達賴喇嘛尊者為會議揭幕發言。 

「心靈教師、科學家和兄弟姐妹們，我總是強調，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都是同屬於人類大家庭的一份子；並且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都是兄弟姐妹。我非常高興這次的會議可以在日本召開，心靈與生命會議已經持續召開超過25年的時間了；但我一直認為，會議也應該在一個具有佛教思想歷史的亞洲國家召開。我們和科學家討論有關心靈的議 題，很多對心靈的理解來自於古印度；而我自己所理解的部份是基於心靈的佛教科學。並不是說我們必須在這裡去談論過去生和未來生、解脫或空 性，這些都是屬於正常佛教徒的課題。我們一直局限在討論我們自己的心靈和大腦等，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我們應該要舉行佛教科學與現代科學之 間的對話。」 

尊者解釋說，所有的宗教傳統都教導了愛、慈悲、知足、包容，並且以不同的哲學觀點支持對這些價值的實際應用。 尊者表示說，佛教國家的人民可能更容易接受來自古印度奢摩他( shamatha)和毗婆舍那(vipasyana)的思惟理路。為了進一步修持奢摩他和毗婆舍那，必須了解關於心靈和它的運作方式。尊者說，從佛教的角度來看，沒有一位造物主的角色，也沒有一個獨立、永恆存在的自我。發生的一切都有緣起，換句話說，一切法都是依因而生。 

「測繪心靈」是關於採取更廣泛的角度，來了解整個心靈和情感的系統，有助於面對我們的問題。在藏語裡，“洛雜哇”（翻譯者）指的約略是「能夠看透世界的眼睛」。這些天翻譯者的角色，就由公正、公開和客觀的科學家來填補。 

達賴喇嘛尊者與日本科學家對談

日本佛教學者今枝雄(Yoshio Imaeda)在發言時表示，回想起發現他的父親根本不知道他在佛壇前為他祝禱時的驚訝；即使每個月都來會進行一次祝禱的僧人也無法解釋，甚至連教派的老師也無法解釋。顯然的是，信眾只是遵循佛教的儀軌，但並不理解。所以，決定自己進行研究。於是發現了不僅藏文的大乘法本是最詳盡的總集，儘管在西藏發生了悲劇，但藏傳佛教仍然是活著的傳統。他形容日本僧侶是專業人士，特別針對葬禮的安排；日本佛教徒是情緒和感性的信眾，並非理性。他也回想有一回新年到佛教寺院去，他的兒子許了個願，讓自己的學業猛進，他的女兒則許了全家人健康的願望，然而，他們的藏人朋友卻許了為利眾生祈願成佛的願望。 

尊者笑著說：「現在似乎是自我批判的對話時間。大家應該都知道，600萬藏人、其中99 ％的人對於佛教沒有太多的想法。要成為21世紀的佛教徒，我們必須要學習，僧人、尼師也都要學習。過去的40年裡，尼師們已經能夠獲得學習，甚至現在也可以爭取佛學的最高學位。嚴謹的道風，可以追溯到寂護論師，印度佛教僧侶、那爛陀學者；將印度佛教傳入西藏，建立了最初的藏傳佛教僧團，是西藏前弘期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 

圖丹津巴(Thupten Jinpa)進行簡報時，引述法句經(Dhammapada)的「諸法唯心造」，以及白說經(Udanavarga)的「生起喜心」表達出心靈可以發揮很重要的作用。他談到不僅要認識阿毗達磨的內涵，甚至是佛教認識論裡，陳那論師、法稱論師與寂護論師著重 在知識質量探討的論著。 

尊者表示，中國僅有陳那論師一份簡短的法本，而日本和西藏則擁有認識論豐富的文本。尊者回憶說，他在青少年時期就開始學習陳那論師的論著，他的頭腦變得更加能夠進行思惟與質疑。 

心靈與生命協會主席亞瑟．札烱克(Arthur Zajonc)提問實修和學習何者為先；尊者提到對於主要的信念和觀念，以聞、思、修三個理解的過程來進行。批判性反向思考，可以讓已具有的信念和深入熟知達到真正的理解。 

依據「轉化心靈可以改變頭腦」的主題，理查德．戴維森(Richard Davidson)談到神經可塑性的研究結果，可以證明轉化心靈將會透過影響大腦改變思想；從發現嬰兒的善性優於侵略性，可以了知身心的雙向溝通，以及與生俱來的良善。當他提到以磁振造影(MRI)掃描檢測禪修者時，尊者即提出日本僧人及禪修者也可以參加這項研究的建議。理查德．戴維森提及已接近完成、針對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DHD)兒童的研究工作，尊者想知道是否是環境或遺傳影響的結果，是否與焦慮和不安全感有任何的關聯。 

戴維森博士報告說，即使是短期的悲心培訓，只要受試者每天花30分鐘訓練，超過兩個星期的訓練，便可以證明對大腦帶來正面的影響。最後，針對年輕人玩電腦遊戲，他報告了一項領航計畫，排除侵略性的遊戲，進行研發可以培養慈悲心的遊戲。 

與會者向達賴喇嘛尊者提問

達賴喇嘛尊者繼續在午餐之後和與談小組進行座談。當天下午，就佛教哲學經論進行廣泛研究和翻譯的加菲爾德(Jay Garfield)談到需要藉助反省明心，但他提醒有關認知錯覺的缺點；並生動地展示了視錯覺的力道，以及即使知道我們看到錯覺的困難。同時指出，無法測量或校準我們的內省體驗程度。如同盡可能地運用如望遠鏡或顯微鏡等工具進行檢測，但在用心靈來檢測心靈這種情況下，對象和儀器都是神秘的。他還建議說，如果沒有心靈理論，我們甚至無法取得表面值的數據。 

尊者回應說，只要讓心靈沉澱一段時間之後，然後開始注意它的本質，例如當我們想要觀察憤怒的時候，如此或許可能發展出研究心靈的能力。 

在介紹關於心靈在量子物理學中的作用時，亞瑟．札烱克提及粒子沒有大小，讓尊者感到驚喜。森重文在比較數學和藝術時，似乎像是解謎一樣的高深莫測；他試圖運用幾何代數論述莫內對於光影的描繪。也提到當質疑無法找到方法解決問題是怎麼回事時，突然不請自來的便在腦中呈現。尊者談到已完成的工作與情緒之間的連結，並指出，不能在白天解決的問題，甚或可能會在夢中得到及時的解決。尊者說，也許是因為在夢中，感覺意識是無效的。 

亞瑟．札烱克趁機頌揚思想、本身的清晰度和準確度的力量。他指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並不是在實驗室實驗所得到的結果，而是憑藉著思想的力量求得的結論。 

座談結束時，問及是否有什麼需要補充，尊者說，他沒有其他的補充。本次會議將在明日繼續進行。（翻譯：Keary -Huang）

藏人自焚是一种政治抗议

唯色

必须要说明的是，自焚这个词的真实意义一定不是字面上的。如果只停留在字面上，就会有曲解。很多人把自焚看成自杀，因为表面看，那是一种自己点火燃烧自己的行为。可是，如果仅是想死，方法有很多，为什么要去让身体的每个细胞被烈火逐一烧焦？理解的关键恰在于此：自焚者就是要以常人无法承受的极端痛苦，去发出最强烈的抗议，以赢得自身的尊严。

绝食作为一种抗议已被世人普遍接受和尊重，自焚却往往被避而不谈，原因就在于那种痛苦超过了多数人哪怕在想像中也难承受的极限。但是，人不必自身敢于自焚，只要敢于在想像中正视自焚，就可以看到自焚者以渺小的一己之躯，与庞大的暴政机器抗争的英勇与悲壮。

2009年迄今134位藏人的自焚，除了两位玉树妇女是因住房被拆迁而自焚（类似的自焚在中国发生过多起），其余都不是出于个人利益。仅仅用“自焚”来定义这世上罕有的义举，只能说明语言的贫乏与苍白。因此，对藏人的自焚是否应该用另一种重新发明的语言来描述？否则无法与如此众多的牺牲者的行为相匹配。在被限制自由发声的中国网络上，年轻的藏人们用“供灯”这个词汇来指代以身献祭的族人，或者用“点灯”来暗喻又一次发生的自焚，以表达自焚行为中舍身利他的宗教意义。

正如1963年的一天，越南67岁高僧释广德（Thich Quang Duc）自焚并留下遗言：“在我闭上双眼去见佛祖之前，我恳求总统……能以一颗同情心去对待人民，并履行许下的宗教平等诺言……我已经呼吁各宗教人士及广大佛教徒，在必要时为保护佛教而牺牲。”之后，数月内又有六位僧尼在越南街头相继自焚。

一位越南高僧评价：“新闻界称这是自杀，但是本质上这并不是自杀……这些僧人在自焚前留下的信件中说明了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警醒，为了打动压迫者的心，并唤起全世界对被迫害的越南人民的关注……通过自焚来表达意愿不能被视为破坏，相反它是一种建设，即为人民而受苦并身死。这并不是自我了断。”

在我来看，藏人的自焚当然不是自杀，而是2008年3月遍及全藏地的群体抗议的延续。 2008年的抗议，是继1959年3月尊者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之后，在整个藏地爆发的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群体抗议，显示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中国政府仍未赢得西藏民心，藏人仍在反对中国的统治。而中国政府的反应，照样还是暴力镇压，并且开动宣传机器，将藏人刻画为“恐怖分子”、“分裂分子”，并把藏人的抗议歪曲为阴谋破坏北京奥运会，毁损正在崛起之中国的形象，在汉人民众中激发起种族对立与仇恨的情绪。
2014年3月
原载：唯色博客

千古悲情，来自雪域烈焰的灵魂拷问！

 潘晴 

内容提要：本文是笔者近年来在人性荒漠中的思考记录，本文将撕开许多人对西藏问题“视而不见”的面纱，直指一个国人无法回避真相的存在—–为什么雪域在燃烧？这也是对国人生命价值观的一次灵魂拷问！ —如果你仍将自己当做是文明人类一员的话，请勇于面对这些与你有关的话题：
　
1.雪域不断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意味着什么？ 2.藏民族的苦难和困境与我们无关吗？ 3.如何看待一个生活在宗教信仰和心灵记忆中的民族？ 4.民族对立和民族仇恨是怎样造成的？
　　　　
一、清明追思—雪域烈焰映照下的灵魂拷问！
　　　　
清明是一个春雨潇潇、哀思绵绵、慎终追远、祭奠先人的节气。今年清明，黄河清、曹顺利等人在专制迫害下的英年早逝，使我的心情格外沉痛，雪域高原上不断燃起的火焰，也一直在烧灼着我的内心。这些天来，脑海中总是浮现出这些燃烧着的身影。我知道，那是亡灵们在天不屈之魂的投射，激励着我走出悲痛，完成已思考多时的本文写作。
　　　　
清明的习俗来自人们已淡忘的寒食节。春秋时期，晋文公欲求名士介之推辅佐其统治，于是放火烧山，逼其就范。介子推宁愿葬身火海也不屈从，逐成为一代历史典范。后晋文公葬其尸于绵山，修祠立庙，并下令于介之推焚死之日禁火寒食，以寄哀思。这就是“四海同寒食，千秋为一人”寒食节的来历。由于寒食节与清明节气相连，两者便逐渐融合了起来。
　　　　
在我心目中，藏人为信仰和自由焚身，与古人介子推“士甘焚死不公侯”的气节是一脉相通的。可悲可叹的是，今人却多是“士甘冒死求贪腐，良知道义化成灰”之辈??这已成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写照。不用我说的更白，国人对此早已心知肚明，什么是当今中国人的是非观念？这个社会还有没有公义的存在？在帝国“大一统”的长期说教下，扭曲的价值观已成十几亿人的习惯思维。因此，国人冷漠对待藏人自焚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不管人们如何麻木和逃避，雪域燃烧的火焰—-这令千古历史也为之颤抖的惨烈悲情，不光震撼了国际社会，也使西藏问题的真相再次暴露在中国人的面前。连续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不光展现了藏民族对信仰和自由的誓死追求。更在“生与死”这个关乎生命的终极意义上，烤问了这个世界所有人的良知和对生命的态度。
　　　　
我觉得，对于缺乏生命终极关怀的国人来说，只有在这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惨案中，才会正视藏民族这种完全不同的“生死观”；才会开始思考和试图理解，为什么藏人会作出这样的选择；才能放下偏见和开始关注藏民族所经历的苦难。藏人的悲壮献身，对国人的震撼和启迪在于：
　　　　
—–一个真正追求心灵自由的民族（无论在宗教、信仰、文化、哲学、人格、尊严等各个方面），失去自由比死亡本身更为可怕。对藏民族来说，自由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而一个民族，若无真正的心灵拯救，是没有任何希望可言的。在这一点上，我深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人汗颜。对于一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雪域民族来说，这样的勇气，这样的决然，是对那些认同奴役西藏的中国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灵魂拷问！
　　　　
对于自焚藏人来说，透过直面死亡的考验，发起一种普度慈航的宗教愿力；透过焚身救赎的精神觉醒，揭示了一个民族博大的宇宙生命观，展现了生命存在的意义及生命的利他价值。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关于生命意义的全新启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死亡和接纳死亡。藏人坦然无惧面对“生与死”的挑战，真正展现了藏民族的生死自觉及生死智慧。
　　　　
清明之后，将是一年一度的复活节。按照基督教的传统，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救赎世人，甘为人类的代罪羔羊，被罗马统治者钉上十字架，三日后复活，以神蹟启示了一条人类通往天国之路。这是为什么复活节在西方历史文化中如此重要的原因，这也是人类之所以需要宗教的原因—–因为人类的本质，是一种需要心灵救赎的精神存在。
　　　　
而宗教的内涵是救赎，是有关生与死的终极关怀，是对生命万物认知的宇宙观，也是确立人生道德价值观的重要基础。为捍卫宗教信仰付出生命，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特别是，宗教似乎总是伴随着人类的苦难??两千年前，正因为主耶稣为救赎世人在十字架上受难，使徒们不畏艰险传播福音所付出的生命代价，这才使世界上出现了延续2000年的基督教文明。
　　　　
可悲的是，在中共的统治下，当今中国人大多数是“无神论”的信徒，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一定要有宗教信仰，一个人只要回归人类的基本良知，就会正视在雪域发生的苦难；就会去理解那些藏人为什么要焚身；就会去感受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追求；就应该有一个公正的立场和态度。
　　　　
对我个人而言，藏人的自焚，是一种舍生取义，是一种基于对民族大爱的献身。它表明了信仰是一种负重、一种承担，一种需要用生命来完成的终极之旅。藏民族130多位烈士悲壮的救赎之路，震撼了我的灵魂！让我懂得了生命的真正意义。也因此，我重新理解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著名诗句：不自由、毋宁死！
　　　　
二、对于藏民​​族的苦难，中国人当扪心自问！
　　　　　　　　
雪域燃烧的火焰，对于文明社会而言，这是极为不幸的人权灾难。但在中国、藏人的苦难和历史，却是一个在刺刀押解下和被谎言笼罩下的话题，是一个没有多少人愿意去探寻其真相的禁区。半个多世纪以来，国人们从未有过机会，去了解一个真正的西藏，更不用说去公正的对待藏民族的苦难了。
　　　　　　　　
1950年中共军队对西藏的入侵，对藏人反抗的血腥镇压，以及其后残酷的殖民统治。对于一个生存延续了几千年的民族来说，是一场巨大灾难的开始。在东亚大陆，所有的主体民族都有自己的国家，如大和民族的日本，高丽民族的韩国和朝鲜，安南人建立了越南，维吾尔人（突厥民族）则有土耳其，即使是蒙古人也有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昔日强盛的吐蕃王国，却在上个世纪​​中页之后，真正的亡国了！
　　　　
这段并不太久远的历史，对于受“大一统”专制毒害已久的中国人来说，却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一个多数民族国家对一个弱小民族国土的侵略，尽管这个多数民族从亡国奴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没有多久。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普遍陷入在官方说教的“自古以来”和“公主神话”所编织的各种谎言里，深信不疑地认为，中国人在西藏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地– –因为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云云……
　　　　
对这场已持续半个多世纪之久，对一个弱小民族的宗教、文化、环境、生态的破坏和毁灭的真相，从来就没有真正进入过国人的视野。中共政权长期以来对这种侵略合理性的描述和欺骗宣传，像一场瘟疫一样，将无知、愚昧、贪婪、堕落、残酷、血腥的疫菌，散布到了每个国人的生命中并深及灵魂。以至于国人一谈到西藏话题，就本能的拾起“大一统”旗帜，为之辩护、愤怒声讨。
　　　　
面对令人震撼的藏人自焚事件，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的国人对此是麻木的、冷漠的。也许他们在暗自庆幸—自己不是这场惨烈人祸的受害者？也许这些自焚惨烈的画面太可怕，令人毛骨悚然，打破了人们的心理平衡？人们感到震惊、逃避甚至是拒绝接受，就成了一种未加思考的选择？国人太多的“也许”使得我内心黯然无语，尽管我不愿怀疑他们内心对蒙难者可能保有的同情。
　　　　
将死亡与冷漠、遗忘联系在一起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汉民族中，对中共多年来的人权迫害罪行，国人表现出来的同样是麻木和冷漠。但令人愤慨的是，居然有一些人，却公然站在暴政一边，对苦难的藏民族发出嗜血叫嚣，令人齿冷和汗颜。岂不知，当我们见证了他人的死亡和他民族的苦难后，还能有这样的冷血时，我们同时也见证了自己作为人的灵魂的死亡。
　　　　
今日中国，漠视社会的苦难已成了常态，良知道义也因此荡然无存。我们看到，暴政固然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不是这种反悖人性的统治，而是大多数人能够接受这种暴虐的合理性。当人们都把这种公开反理性、反人类的暴政，视为正常统治秩序的时候，所有的人，也就当然成为暴政笼罩下的一部份了。而统治者的图谋，不仅仅是为了让人们领略一番做奴才般的至癫轻狂和醉生梦死，他以他的逻辑，再明确不过地告诉世界，杀戮和暴虐有理，血腥和黑暗的统治仍将继续……
　　　　
国人对藏民族苦难视而不见的愚昧和短视，并不能使“大一统”之下的汉民族幸免于难，在中共发动的历次运动中，在文革、六四以及对法论功和对维权民众的镇压中，亿万中国人同样在暴政下呻吟挣扎。它凸显出：一个剥夺弱小民族生存权的国家，是不会有正常人性的，在这样一种持强凌弱的丛林社会中，作为主体民族的大多数汉人，同样也无法幸存于专制压迫下的黑暗现实。
　　　　
人类的弱点在于总是忘却历史的教训，哪怕曾经是非常可怕的灾难。 1989年大兵们开着坦克、端著冲锋枪杀进北京的时候，中国人（汉人）才明白，在统治者的眼里，汉人的血并不比藏人更值钱。如今，六四的血腥屠杀才刚过去25年，难道国人就把这场灾难给忘记了吗？若如此，这些快速遗忘了同类苦难的中国人，也就真的被屠杀了—–我指的是他们的良知和灵魂。
　　　　
多年来，我一直如此认定：雪域的苦难是由中共极权统治造成的，而每一个认同暴政奴役的中国人都直接、间接地脱离不了干系，民众的态度和立场（也许你是不明真相的），早已成为统治者在西藏实行暴政的理由。 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中，当一位年轻的中国姑娘王千源，面对“红海洋”对藏人施暴挺身而出、说出真相时，现场那些充当独裁者“红卫兵”们的无知、愚昧表现足以说明：这就是在所谓“大国崛起”中每一个人同构的罪恶和耻辱。
　　　　　　　　
甚至在我遇到的一些“异议人士”当中，“大一统”观念的自负和“大汉族沙文主义”的思维也极为强烈，有些人还拿西方国家过去的殖民历史，为中国人今天的霸道寻找依据。我和其中的一些人有过争论，说实话，我对他们私下表露出来的专横、冷血感到震惊！这些号称是“知识精英”的人，表现出的那种所谓“高等族群”的优越感，直接让我想到了纳粹鼓吹的“种族优劣”论调，使得我内心不寒而栗……
　　　　
最近，民族问题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我深感，不回到人权原则和民族平等的基点来讨论问题，很容易陷入那种“民族主义”的情绪之中去，如在辩论“民主中国”和“民族自决”未来关系时，立场各异的观点，瞬间就可以造成不同族群人士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在我的观察中，少数族群人士越来越对所谓“国家统一”的主张产生抵触，哪怕是对未来的“民主中国”，也特别的警惕和疑虑重重。
　　　　
对此，国人不应该扪心自问吗？这不仅仅是他民族的灾难，更因为这与我们直接相关。暴政之下无人可以幸免于难，不论你是藏人、蒙古人、维吾尔人、还是汉人。包括我们每个人在内，如果你容忍中共在西藏、在新疆的暴行，那么当党国权贵强占你的土地、强拆你的住房，把你扔进监狱时，就不要再抱怨，一个对他民族施暴的政权绝不会因为你是汉人就手下留情。无数灾难表明：在虚幻的“大一统”国家观念下，独裁者对所有人实行的暴政才能得逞，而我们的人性正是在对暴政的麻木忍耐中，一点一点地丧失殆尽……
　　　　
三、藏民族—-一个生活在宗教信仰和心灵记忆中的民族
　　　　
2009年我访问了达兰萨拉，我发现，这是一个心灵可以停泊的地方。在这里，你能够找到藏民族信仰的慈悲、爱和利他主义。我深感，这也是汉民族和世界其它民族所共同需要的。因为，这不仅是宗教的品质，身为人类，甚至是动物，都需要慈悲与情感，来发展并维护自我，得到生存。
　　　　　　　　
达赖喇嘛说过：慈悲、爱与宽恕并不奢侈，它们是生存的基础。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我相信，人生的终极目标是满足、喜悦与快乐。快乐来自一颗善心、慈悲与爱。
　　　　　　　　
是啊！我们万里迢迢来到这里，不就是来寻求人性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吗？支持藏人自由事业的意义，首先在于对人性良知的坚守，对人类自由、尊严和权利的捍卫。这并不分藏人还是汉人，因为我们首先是人类的一员。
　　　　　　　　
在此人性贪婪、物欲横流、利益至上、纷争不止、硝烟四起、危机不断的时代。藏人的宽容、慈悲、乐观、满足、自信、坚毅、不奢求、不强取的仁爱奉献精神。体现了人类一种崇高的境界。这里面包含了一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终极公平与正义​​。
　　　　　　　　
恰恰这才是人类应该遵从的宇宙万物的内在必然规律，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理想境界。人类的许多纷争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人类不应该成为弱肉强食的掠夺者，成为在贪婪物欲下对大自然的征服者，而应该做大自然的守护者。
　　　　
传说中，西藏的来源是这样的：远古时期，混沌初开，大地全被水覆蓋，后来水慢慢地蒸发，形成陆地和高山。佛祖变成一只猴子，他的配偶渡母显形为女妖，猴子与女妖结合，生下第一个人类。他们的六个孩子分别代表世界上的六种生物类型，神、半神、人类、鬼怪、动物和魔，他们继续繁衍后代，西藏人就是这样产生的。
　　　　　　　　
西藏民族是一个生活在神灵世界中的民族，不了解灵异世界，你就无法找到进入西藏民族心灵的钥匙。当然，这并不需要来自历史文化学者的考证，藏人们关于西藏传统和地位的概念，完全来自几千年的历史代代相传和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
　　　　　　　　
当中国人涌进西藏，并声称西藏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时，西藏人不能理解。因为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观。共产党将这类口传的神话故事视为荒诞不经，但对于藏人来说，这些历代相传的故事却有着重要的意义。
　　　　　　　　
几千年来，雪山草原上的游牧生活，青稞酒和犛牛干，藏民们敬奉的神灵世界，口中喃喃念诵的大悲咒，一代一代由母亲讲给孩子们的故事，以及海拔数千米气候严酷的生存环境。这一切都将西藏和中国隔开。对于藏人来说，这比那些能够决定西藏命运的强权和所谓的国际承认更具有真实性。普通的藏民们具有天生的直觉，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真实的。
　　　　　　　　　
对于普通的西藏人而言，中共宣称对西藏的主权，以及在国际外交上的漂亮说辞，与他们一点也不相干。按照藏人世世代代的生活常识，他们知道西藏从来就是单独存在的一个国家，他们跟中国人有着不同的传统、文化、语言、宗教和历史，对藏人来说，这个事实就如牛奶和水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一样清楚。　
　　　　　　　　
藏人独特的魅力在于：他们关爱生命、敬畏自然、淡薄物欲、崇尚心灵满足。佛教对来世的终极关怀，对生命、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守护。构成了这个民族独特的信仰和生存方式。也成为他们抗拒外来殖民者奴役和掠夺最自然的原因。
　　　　　　　　
我不由得想到：如果不是半个多世纪前，中共军队入侵西藏，改写了西藏的历史。这种独特的文明和生存方式，也许会成为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上，挽救人类日益堕落生活方式的一剂良药。于水深火热中普度众生，给人类的末世救赎指出一条光明之路。
　　　　　　　　
今天的人类文明，已进化到关心地球上所有动植物的消亡，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存在，关注对那些古老民族历史文化的拯救。人类学家们更是将各种族裔的濒危语言，作为抢救人类文明的重要事业。因此对藏民族所经历的苦难关注，以及在中共奴役下民族文化的渐渐消亡，的确与我们息息相关，如果你还自认为是文明社会一员的话。　　　
　　　　
因此，我们必须关心藏民族的存亡绝续，关心所有少数民族的生存发展和文化传承。一言以蔽之，因为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是人类独特的思想结晶。他们独特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语言、词汇、宗教文化历史，犹如一座座精妙的建筑，将人类文明的村落建构结合起来，这种结构极易受到暴政​​压迫的损伤，一不小心就会永远消亡。
　　　　
令人悲哀的是，半个多世纪来，这个雪域高原的古老文明，人们心中的香格里拉，世界上最后一块净土。在外来强权的奴役、摧残和掠夺下，正在迅速地走向毁灭……
　　　　
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人的反思与警醒！　
　　　　
1989年“六四”大屠杀后，我离开中国，在海外已漂泊了25年。异乡的流亡生涯中有过多少泣血的内心感受。对于流亡的藏人来说，却已是整整的55年了！ 55年对于历史来说，只是一个短暂的时光。但对于人的生命来说，也许已是两、三代人的延续，更可能是一个人生命的终结！
　　　　　　　　
流亡是藏人无悔无怨地选择吗？这里面又有多少血迹斑斑的岁月泪痕？ 55年转眼已过，人们也许会问：假如达赖喇嘛当年选择留在拉萨，西藏的今天又将会是怎么样的格局？
　　　　　　　　
没有人可以替历史做出回答，但曾任中共人大副委员长的十世班禅喇嘛的命运，或许提供了一个见证。这位西藏的领袖，在六十年代向中共提意见、抗议北京对藏人的打压后，遭受了近十年的牢狱之灾。
　　　　　　　　
班禅喇嘛曾到藏区视察，沿途无数藏人下跪，流泪哀告：“勿使众生饥饿！勿使佛教灭亡！”为此他给周恩来写《七万言上书》，恳切道：“过去西藏，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可以维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如今，人们成批死亡，有的因断粮而直接死亡，有些全家人死光……”他悲愤道：“从前西藏讨饭的，还有一个碗；如今讨饭的，连一个碗都没有。”
　　　　　　　　　
因为上书，班禅喇嘛—-这个在西藏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的活佛，竟被中共投入监狱关押整整10年！并在英年就离奇的圆寂？留给藏人无尽地悲哀……
　　　　　　　　
无须讳言，中共在文革结束之后，确实在西藏恢复了一些寺庙，放松了对宗教活动的限制，还对西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建设。但是中共统治者却不能明白，为什么西藏人民的反抗越来越激烈，要求自由和独立的愿望越来越高涨？特别是在“翻身农奴”的后代年青人身上，这种要求甚至发展成为此起彼伏的反抗？
　　　　　　　　
其实道理很简单，暴力和谎言不能让一个民族屈服，金钱也同样不能让一个民族放弃对自由和信仰追求。达赖喇嘛是西藏人的活佛，是西藏的神，更是西藏人的王。中国人一边送钱给西藏人，一边让人家诅咒自己的上师、自己的神，和藏民族自己的国王，岂不是太荒唐、太滑稽了么？其效果会怎样，也就一目了然了。
　　　　
雪域烈焰告诉我们，这场半个多世纪来的灾难，早已超出了藏民族所能承受的极限。中共坚持用暴力镇压，要求所有的僧俗信众都必须接受官方的统一论调。这与全民信教的藏民族形成了巨大和尖锐的矛盾，这必然意味着因为信仰不同而导致的歧视和压迫加剧。对于藏民族来说，这甚至意味着将一个民族逼上绝路！藏人自焚，充分反映了年轻一代藏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反抗意志的再生！他们用燃烧的生命，唤醒了藏民族深层的历史记忆，唤醒了这个民族对赞普精神的再次追求！
　　　　　　　　
西藏问题的严重性和灾难性还在于，红色帝国不会放弃自己的殖民统治和掠夺，藏民族也不可能放弃自己视为生命的信仰和对自由的追求。只要这两者纠缠在同一块土地上，冲突就不可能避免。从这个角度讲，西藏的未来令人担忧，学者王力雄指出：西藏问题的“巴勒斯坦化”绝不是杞人忧天！如果中共当局硬要采用强权和暴力来维系这种统治，只能导致仇恨、反抗、镇压、虐杀的可悲轮回，把纯洁、美丽的雪域高原变成充满暴虐、遍布血污的人间地狱。
　　　　　　　　　
特别是在拉萨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之后，民族歧视、民族对立和民族冲突的焦虑气氛，在整个中国大多数汉人的心目中急剧升温。昆明事件发生后，人们在真相未明之前，即将矛头指向新疆的维吾尔人，互联网上充斥着民族沙文主义的喧嚣，在中共的欺骗宣传和煽动下，未来民族之间对抗和仇杀的前景，视乎已呼之欲出。
　　　　　　　　
圣经上说：“人的堕落是没有止境的”。一个民族的堕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今天的中国人视乎已忘记，历史上，汉民族也曾多次遭受过外族的侵略和奴役。但可悲的是，一个刚刚在日本人的奴役下获得了解放的民族。却反过来侵略和奴役比它更弱小、更无辜的民族。这不光是违背天理，这更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如果说外族压迫者是令人厌恶的，那么这种由被压迫者摇身变成压迫者的民族，则只能令人鄙视了。
　　　　　　　　
有人辩解说，这只是中共政权所为，与民族压迫无关。但请不要忘记，中共政权和军队是以汉民族为主体构成的。他们在西藏、新疆杀害、压迫藏人、维人及屠杀其它少数民族的罪行。这难道不足以令所​​有文明人类齿冷和汗颜吗？更不要说这种暴行让整个汉民族为之蒙羞了。
　　　　　　　　
藏民族是一个信仰佛教，慈悲利他的民族，达赖喇嘛是一位慈悲的尊者，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也基于对西藏人民和平福祉的考虑，虽然西藏有万千个理由可以独立，但是达赖喇嘛还是放弃了西藏独立的要求，提出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中间道路。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是光明磊落的，没有任何隐藏在背后。而中共当局千方百计的歪曲事实真相，顽固地拒绝这个与汉藏民族未来福祉息息相关的正确选择，恰恰是将西藏民族推向灾难，从而被迫走向独立的真正始作俑者。中共的强权专横和无耻欺骗，国人们狂躁的大汉族主义叫嚣，实质上的后果将永久性地撕裂中华民族。
　　　　　　　　
西藏这个圣洁的雪域高原，已被狂妄、独裁、蛮横的中共暴政奴役了半个多世纪之久，这即是藏民族的屈辱，也是汉民族的耻辱，更是整个文明人类的耻辱。所有心存良善、心向慈悲、渴望正义的人们，请扪心自问，这种悲剧还应该继续下去吗？
　　　　
请继续关注“火山口上的红色帝国”系列之九—-“中间道路”是各民族和谐共存的必由之路！
　　　　
内容提要：1.中国今天的疆域是满清帝国的遗产？ 2.中华民族的诞生和“五族共和”的消亡？ 3.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是什么？ 4.真正实现各民族和谐共存的出路在哪里？
　　　　
潘晴
2014/4/13于悉尼

中共御用的“藏学家”无法掩盖的事实

民主中国首发 
时间: 4/9/2014

作者: 桑杰嘉

中共御用“藏学家”们仿佛集体失去记忆，他们的“年历里面没有1959年”，没有中共武力镇压西藏抗暴运动迫使大批藏人流亡从而使西藏文化——西藏佛教走向世界的事实，而且有意识地不提西藏佛教在世界文化和科学发展中作出伟大贡献的达赖喇嘛尊者等各位高僧大德；而且还无耻地说：“——半个世纪后藏传佛教的僧侣们已全然没有了他们前辈的样‘誓愿’，反而走出国门，面向西方，以开拓他们新的领地。”但无论他们怎样遮掩、隐瞒与回避，也无法掩盖举世公认的事实。

西藏作家唯色的《中国藏学家不说的是什么？》摘选的推特网友的推文这样写的：“其实，在中国目前的大环境下，写任何关于西藏的真实历史或现实，都是政治不正确的，也不大可能在媒体上发表，所以他们要么不写，写出来能发表的，几乎可以99%确定是有问题的。”这绝对不是夸张，中国的“藏学家”们总是要掩盖一些事实，其方法五花八门，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更可怕的是并非个别“藏学家”。在内容上看也不一定是历史、政治等所谓的“敏感”问题。 下面要谈的是这位中国“藏学家”以及有一大批藏学家突然失去记忆，包括总策划人等等。他们的“年历里面没有1959年”，没有中共武力镇压西藏抗暴运动而迫使大批藏人流亡从而西藏文化——西藏佛教走向世界的事实。而且有意识的不提西藏佛教在世界发展作出伟大贡献的尊者等诸高僧大德。莫名其妙西藏的僧侣们从雪山上走下——而且还无耻的说：“——半个世纪后藏传佛教的僧侣们已全然没有了他们前辈的样‘誓愿’，反而走出国门，面向西方，以开拓他们新的领地。” 这位“藏学家”叫黄维忠，他的《佛光西渐——藏传佛教大趋势》一书列入［藏传佛教文化现象丛书］。如该书内容提要所言作者：“首先回顾了西方人探寻藏传佛教的历程，随后展现 了藏传佛教在欧美传播的艰辛与辉煌。”回顾西方人探寻西藏佛教的部分整理的较完整，不必要“遗忘”或者篡改，（因为大部分内容已经在中国公开出版的资料）问题就在展现西藏佛教在欧美的传播这一部分。作者故意主次颠倒、篡改事实、蒙骗读者。如果这仅仅是作者一个人的问题，还可以说作者毕竟受环境、资料等的限制，但是，当你读完该书的《后记》时，你的想法不得不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变化。不仅仅是作者故意颠倒主次、篡改事实、蒙骗读者，而是一群“藏学家”，其中一些还是顶尖的“藏学家”。 该书特别感谢中这样写道：“王尧教授，不仅为本书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还为本书的写作提出了恰到好处的建议；四川省藏学研究所唐家卫所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罗润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伍昆明教授、中国藏学出版社高淑芬老师、李烨老师——还有丛书的总策划者班果、李清——”等等学者、专家给予了指导，所以，作者感谢。 无法知晓由于这些良师的“英明”、“恰到好处”的指点或者作者的自作聪明，总之，该书不仅颠倒西藏佛教在西方发展的主要原因和历史背景等、甚至干脆“不说”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以及重要人物。西藏佛教在西方的广泛传播绝对绕不开的两个最主要的问题是： 第一，1959年中共全面占领西藏，并对西藏自由抗暴运动进行了武力镇压后，迫使以西藏政教领袖为首的数万计的藏人流亡印度、不丹和尼泊尔，藏人带着西藏文化、西藏佛教开始了在全球的流亡 。第二，西藏佛教在西方发展与达赖喇嘛尊者有着直接关系。如果避开这两个最主要的问题无从谈起西藏佛教在西方传播与发展。 “藏学家”与1959年 《佛光西渐》的作者对1959年中共全面占领西藏，并对西藏自由抗暴运动进行了武力镇压后，迫使以西藏政教领袖为首的数万计的藏人流亡印度、不丹和尼泊尔等国事实只字不提。不管你坚持什么政治立场、意识形态，谈论西藏佛教在西方或者在西藏之外的发展无法绕开这一重要历史事实。但是，黄维忠和他的良师们有办法——“不说”。实在绕不开——1959年，就含糊其辞“从雪山走下的僧侣们”为标题。一段西藏历史上前所未有重大事件——国家被占领，人民和政府流亡，从此拉开了继承和发扬西藏文化大业的壮举。以及真因为如此，西藏佛教也伴随流亡藏人开始在东西方各国传播，堪称人类史上的奇迹。但是，在中国“藏学家” 眼里成了僧侣们无缘无故地从雪山走下来，走出了“国门”。如此重大事件就这样随意篡改和取而代之了，但是，不难看出作者自己也觉得这太不符合事实，所以在“恰到好处”的指导下，又用连花生大师的预言——于是乎“他们出现在西方了。在美国的纽约、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 对于作者来说“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接下来还有“传播藏族文化的使者”，要例举一些西藏的佛教学者和高僧大德。而且，毕竟是“藏学家”不能道途听说，但是，问题是例举的高僧大德、学者们全是1959年或者之后流亡的藏人。“藏学家”又得想办法“恰到好处”的处理1959年。 在《佛光西渐》“传播藏族文化的使者”章节中例举的第一位是南喀诺布仁波切。在南喀诺布仁波切的介绍中“没有1959年”， 《佛光西渐》中这样写的 ：南喀诺布1938年出生在西康省（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龚垭小头人俄穷的家中。——“（南喀诺布）——－1954年应成都民族学院之邀，年仅17岁的南喀诺布赴学院教授藏文。4年后，他们全家迁居拉萨，南喀诺布又入三大寺学经一年。20岁到锡金——”。 众所周知4年后是1958年，这个年代去拉萨是非常不寻常的事。特别是仁波切的家乡德格遭到中共武力镇压，藏人已经处在家破人亡、水深火热之中。迫使大量的藏人逃亡拉萨，而且是全家或者整个部落逃亡，最后流亡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如此重大的事件在作者说来是“全家迁居拉萨”、然后无缘无故地“20岁到锡金”。 邦龙活佛（仁波切）也是《佛光西渐》中的介绍的西藏文化使者。邦龙活佛（仁波切）“1939年出生在四川巴塘。7岁入寺，9岁到拉萨色拉寺学法，年仅18岁就获得了拉然巴格西学位。1960年，他应邀到德国的巴州科学院中亚研究委员会从事古藏文字典的编纂计划。”作者绕开了1959年。 禅定之王噶鲁活佛（仁波切）是《佛光西渐》中描述较多的仁波切，但是，同样“没有1959年”。“噶鲁仁波且离开西藏出国的第一站是不丹——”。播撒福音的人——曲扬.仲巴仁波且：“1963年，他在印度呆了4年之后——”。还有作者花笔墨最多的意希喇嘛同样“没有1959年”，更“不说”为什么离开西藏。只说“25岁时，意希喇嘛离开拉萨。一个月后他来到了印度——” 实在无法躲过1959年的作者也有办法。如萨迦法王吉达.达钦萨迦，“1959年，他随同他的家人到印度——－”。塔通活佛（仁波且）：“1959年，他经不丹、印度到锡金——”。甚至在附件一《第十六世噶玛巴简要生平》中同样：第十六世噶玛巴“1959年离开西藏前往锡金——”。 作者对1949年开始西藏“世时翻转”人民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灾难。迫使萨迦法王及家人流亡印度。塔通仁波且从西藏安多果洛逃亡拉萨，再从拉萨流亡印度。第十六世噶玛巴带着他的家人在拉萨抗暴事件前几天匆匆离开西藏流亡，西藏噶厦政府特别发布文件，要求西藏境内军民一路上提供帮助，最后第十六世噶玛巴经不丹抵达印度等等历史事实全部删掉。 掩盖事实并非很容易的事，更不是永远可以掩盖住的。特别是《佛光西渐》这样的课题，躲不过1959年以及达赖喇嘛尊者。因为作者不能照抄中共官方的说法——极少数“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的“叛乱”。作者心知肚明西藏佛教在西方的传播跟“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套不上关系,作者介绍的佛教使者们并非中国政府和藏学家们说的“西藏人”（中国藏学家们的西藏指中共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不包括西藏三区），也不是“上层人士”。说是“反华势力”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作者只能“不说”或者模模糊糊。 但是，“1959年，始终是一把刀子，割裂着藏人的心。那一年，他们开始了背井离乡。很多人倒下了，老人、孩子、壮年男女……。剩下的人仍然走着，朝着陌生的国度：那里没有房屋可以居住，没有工作可以赚钱，甚至没有食物可以填饱肚子。但是，那里是西藏佛教的源头，那里，有他们精神的峰巅，流浪中的法王，只要和他在一起，生命才有了质量。 6月底时，几乎二万藏人逃离了他们的家园，这是数批大量出逃的第一批难民，最后达到了十万人。一方面，那些紧靠边界的人们被迫去翻越那些世界上 海拔最高、荒无人烟的山口。另一方面，从康区和安多来的其他人，则一路上艰苦作战，历时三四个月，才能杀出一条生路。这些人当中死去的甚多，有一批幸存者 共一百二十五人，他们于6月份抵达阿萨姆邦，而他们出发时共有四千人。”（注1）因此也就有了“西藏的不幸，却是西方世界的大幸”这一说。 用手遮蔽太阳 达赖喇嘛这个名字在西方是家喻户晓。西藏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发展以及影响无法不谈西藏领袖达赖喇嘛 ，不管喜不喜欢，事实摆在眼前，除非你否认事实。就如中国作家在《达赖喇嘛对西藏文化和人类的贡献》写的：“否定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文化的贡献，就否定了一个时代。”（注2） 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佛教在西方的传播的直接关系主要有两点：第一，在流亡社区抢救西藏文化、宗教并发扬光大。第二，达赖喇嘛尊者个人以佛教理论的实践以及非凡的智慧和慈悲等个人魅力赢得世界的肯定。以上两点直接影响了西藏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发展。 达赖喇嘛尊者1959年3月流亡印度之后， 开始建立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是流亡政府最早建立的部门，其职责是抢救濒临灭绝的西藏文化。并设立巴萨曲噶，让一千多名高僧大德在这里开始抢救佛法经典，保护西藏各大传承的经典、传承继承和发扬。后来在印度南方重建西藏三大寺（色拉、甘丹和哲蚌寺）、开办各佛学院、大学、现代学校等。而且，达赖喇嘛坚决提倡各大传承和谐共处，相互学习，更使西藏佛教在印度为主的流亡社区蓬勃发展。在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登记注册的西藏佛教寺院近三百座，三大寺的僧人近两万人。这些寺院的上师们在西方传播佛教、创办中心，西方人士在这些寺院里学习佛法皈依佛门。 达赖喇嘛尊者自己学习西藏各大传承的佛法经典，而且实践佛法理论。24岁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流亡印度之后继续研究佛法经典拜诸成就者为师闻思修行、清净戒律、转大法轮、吹大法螺、击大法鼓、弘法利生，加上尊者与生俱来大慈大悲的本性，无数的东西方信徒不由地跪拜在尊者足下。 另外，达赖喇嘛尊者博大的胸怀海阔天涯，大胆创新，沿者西藏智者更登曲培的足迹首次公开提出佛教与现代科学对话，而且坚持三十多年。更大胆地提出现代科学课程引入西藏寺院，提倡西藏僧侣学习现代科学。以上这些创新对于宗教界来说一件震撼的开创，对科学界也是大开眼界。因此，达赖喇嘛尊者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美国神经科学学会年会上发表演讲（2005年 11月12日）的佛教人士。这些前无古人的开拓使西方对西藏佛教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由于达赖喇嘛尊者提倡佛教核心价值，在全球倡导非暴力、慈悲、宽恕、大爱和宇宙责任而获得世界肯定——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989年诺贝尔评审委员会是这样评价：“达赖喇嘛因为尊敬所有的人类而发展出一套自己的和平哲学，立足于这个担负全世界责任的哲学概念上，达赖喇嘛拥抱所有的人类，以及自然。” 达赖喇嘛提倡跨越信仰，跨越种族、跨越国界提倡和平、爱和慈悲。“达赖喇嘛把佛法的智慧转换成现代语言。”他提出：“我们可以拒绝任何宗教、意识型态和所有的约定俗成的知识，却绝对无法逃脱爱与慈悲的必要性。” 达赖喇嘛尊者的巨作，这里指的是内容与佛法无关的著作《纽约时报》排行榜畅销名作、全球畅销书《快乐》（The are of happiness） 、《工作更快乐》以及《相对世界的美丽》(The universe in a single atom)、《新千禧年的心灵革命》等等，对西方的影响无与伦比。 就如一位台湾学者推荐达赖喇嘛著作时写的：“就在达赖喇嘛浅白却奥义深蕴的字里行间，如沐春风般地领受这万殊一本的法要洗礼后，我怀着喜悦把这本书介绍给所有的读者。” 达赖喇嘛尊者在西方世界演讲时的爆满场面，数万计信众沐浴法雨甘露之泱泱法海。台湾学者研究发现：“1979年他（达赖喇嘛尊者）访美期间在美国各大学演讲佛教义理，从此，美国大学开授佛教课程的就逐年增多，由此可见他的魅力与影响度化深远，真有风行草偃的德望。”（注3）台湾佛教界对达赖喇嘛尊者的评价：“达赖喇嘛来台弘法，不但是轰动全国，而是轰动全世界，这不只是民国八十六年我国佛教大事，也是近代中国佛教史上的创举。”（净心长老）“这六天短促的弘法行程，一路留下的足迹，仿佛是示现人间菩萨脚印，如雪泥鸿爪般，令人弥足珍贵。”（觉光法师） 香港人是如此评说达赖喇嘛的：“佛和人联系在一起；佛性和人性联系在一起；上师、智者、圣人和平凡人联系在一起；古老的宗教和现代的民主联系在一起；东方和西方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达赖喇嘛和他的魅力。魅力的核心是慈悲和爱。” 说到台湾，我们在看看与《佛光西渐》同期在台湾出版，并且有台湾官方部门“审订”却开门见山：“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与各寺院众多喇嘛僧出亡，流落世界各地，引发西方对藏密的兴趣。”（注4） 对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给予极高的评价：“这是达赖喇嘛个人以及西藏人的光荣，也是全佛教界以及全人类的殊荣。——同时这也是佛教界的殊荣，他心中的理念，即是佛陀教义的精华。佛教界找到了世界性的代言人，能直接把他的想法，用英文向西方听众演说。”（注5）还对达赖喇嘛尊者个人是如此肯定：“不仅是西藏尊崇的精神领袖，也是当今稀有难遇的精神导师，他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堪为生民表率、人天师范。其振聋发聩的狮子吼，在热恼逼迫的苦海中，更是滋润众生心田的清凉甘露，必能点化众生迷梦，指引人生的光明出路。” 这一切，对于中国“藏学家”们来说却不值一提。这就是谎言与真相的区别，也是“中国藏学家”与其他国家和地方的藏学家的差别。 《佛光西渐》对在东西方影响巨大的索甲仁波切（又译索嘉仁波且）也躲躲闪闪，没有如实介绍。索甲仁波切以个人的佛教研修加上他的巨作《西藏生死书》在东西方具有极高的声誉。他对西藏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具有无可取代的影响。不说专家学者的评价，看看销售破纪录的《西藏生死书》“至今以三十种语言在五十六个国家印制了二百万本。”而且，该书在“医疗及宗教学院、团体及解构所采用，护士、医生及医疗保健专业人士们广泛地使用。” 也许有人会说，我对作者太苛刻，作者毕竟在大墙里面限制很多、有他的难处和不便。但是，亲爱的“中国藏学家们”——你们这样一步一步地篡改西藏历史事实，对西藏民族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你们想过吗？你们体验过吗？你们“恰到好处”地为自己获取名利，但这是以篡改历史事实和误导读者为代价的。 其实，中国的“藏学家”们并非不知道1959年发生了什么，也清楚达赖喇嘛尊者以及他在西藏佛教在西方发展的贡献，更清楚达赖喇嘛尊者在佛教界的权威性，（有关达赖喇嘛尊者个人和著作在全球的影响除了中国境内剥夺了知情权的普通百姓外，包括中国的藏学家们非常清楚）所以，《佛光西渐》在“轮回的证据”中需要公认和权威性时：“达赖喇嘛说，转世的主要证据，永远必须从孩子身上表现出来。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道破了转世灵童的奇特之性。”证明了我的要求并非太高，只要求他们说事实与真相。 2014年4月2日 注释： 1、朱瑞：《达赖喇嘛对西藏文化和人类的贡献》2009年出版； 2、朱瑞：《达赖喇嘛对西藏文化和人类的贡献》2009年出版； 3、庄耀辉：《达赖喇嘛：我是一个平凡的僧人》民国86年出版，P52； 4、庄耀辉：《达赖喇嘛：我是一个平凡的僧人》民国86年出版，P127； 5、庄耀辉：《达赖喇嘛：我是一个平凡的僧人》民国86年出版，P198。

今天，丹增德勒仁波切被捕、被下狱整整12年

唯色

今天，2014年4月7日，是丹增德勒仁波切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被捕整整12年的日子。他被判无期徒刑，被关押在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的川东监狱。他蒙冤入狱，是当时从四川省委书记升任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裁定的第一个大案！

对于藏东康区成千上万的藏人而言，丹增德勒仁波切是今生今世的精神支柱。正在牢狱遭受苦难的他，是笼罩在这广大地区的人民心中难以承受的痛。这十二年来，当地几乎没有欢乐的节庆，多少老人在见不到他的遗憾中哭着离世。

这十二年来，三万多藏人在一封封请愿书上联署签名、按手印，并派代表到人生地不熟甚至语言不通的成都、北京上访，表示“我们无法承认对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判决，需要重新审理所谓的‘爆炸案’”，许多藏人因此被抓、被打、被判刑，但至今仍不放弃，与受苦的上师共患难。

这十二年来，在境外，每逢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诞辰日或受难日，无论在印度南部的哲蚌寺、甘丹寺以及其他诸寺，无论在纽约、伦敦还是全球各地的流亡社区，包括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众多弟子在内的许多藏人，总是会聚集在一起，举行祈福法会和抗议游行。

 

而我回忆起了1999年的夏天，我独自游历康北和康南四个月，在雅曲卡（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第一次见到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情景。记得他还带我去了他为三百多个孤儿、残疾儿童和贫苦孩童办的学校。这些照片都是当时拍的，他还为我的红珊瑚念珠加持诵经。。但是，三年后，他就被构陷下狱，迄今已经十二年了。而他办的学校，2008年我去看过，已经变成了养鸡场和杀猪场。。

我曾写过一首长诗《西藏的秘密》，是献给丹增德勒仁波切，以及在狱中的藏人的。这是诗中有关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片段：

……几年前的雅砻江边，他凝望着在洪水中翻滚的苹果：
“看，报应来了。”他的痛楚让慕名而来的我不知所措。
他当然著名。在这个纷纷变节和沉默的年代，
走遍乡村传扬佛法的他，直面政府批评时弊的他，
是那么多农民、牧人和他抚养的孤儿心中的“大喇嘛”，
更是官员们的眼中钉和肉中刺，不拔除不足为快。

一次次精心设计的圈套，终于在“911”之后把他套牢。
堂而皇之的罪行，要借“反恐怖”的名义杀一儆百。
据说私藏炸药和淫秽录像的他，策划了五起甚至七起爆炸案，
但我记得，身陷囹圄的半年前，他难过地说：
“我的妈妈病死了，我要为她闭关，修法一年。”
一个立下重誓的佛教徒，怎会与杀生夺命的爆炸案有牵连？ 

——写于2004年的长诗《西藏的秘密》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