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局对自焚藏人的污名化

唯色

2014-07-21分享

图片：自焚西藏人 （志愿者提供）

中国当局总是说它“解放”了西藏，给六百万西藏人民带来了“幸福”，那么，何以在“解放”半个多世纪之后，“农奴”要起来反抗“解放”他们的人？2009年以来，135位藏人连续自焚，从16岁到64岁，有男僧有女尼也有仁波切，有农民有牧人还有中学生，难道不都是被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解放”了的“翻身农奴”的后代吗？怎么会甘愿放弃党赐予的“幸福”蹈火而亡？

当然，中国当局一如既往地，把这一切解释为“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 中国媒体也一如既往地，合谋将这个谎言变成堂而皇之的国家舆论。然而这么多的火焰，烧穿了戴着盛世面具的北京向世界不停宣说的谎言。这是多么地让它尴尬！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暴政，只相信枪，只相信钱，却不相信信仰，更不相信这世上会有人为了信仰燃烧自己。有这样一个暴政，以为谁都会服从他们，有枪有钱就可以摆平一切。为了洗白染上鲜血的手，他们也在编故事——这被他们描述为“争夺话语权”——结果被压迫者窒息的声音没有人听得见，世人听见的都是高音喇叭传出的被篡改的故事。

为了抹杀藏人的自焚是对殖民暴政的反抗，为了掩盖境内藏地遭到空前高压的事实，中国政府及其喉舌新华社、新华网、CCTV 采取污名化手段，对自焚藏人进行道德上的毁损。比如，指他们或患有“癫痫病”、“精神方面有问题”，或曾“偷盗、抢劫”，“沾染酗酒、打架、赌博的恶习”，或“嫖妓”，“患有性病”，或“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或“夫妻不和”，“情感生活遭遇挫折”，或“学习成绩下降”等等。甚至连身体“残疾”、“性格内向”，也被说成是厌世自焚的理由。除此，还称有些藏人自焚是为了“赌口气”、“争面子”，“头脑简单，轻信别人”，以至于受到“达赖集团策划、煽动、支持”，甚至很恶毒地诽谤藏人自焚是“达赖集团给钱买尸”，阴险地指控藏人自焚是“杀生”、“犯戒”的“恐怖分子”行为，暗示藏传佛教是“邪教”。而这种种构陷，种种污名化，全都是这个国家的宣传机器和出卖良心的御用者干的龌龊事。

为了自圆其说地解释藏人为何自焚，CCTV煞费苦心制作的官方宣传片多达5部，在其国际频道播出，总计两个多小时。

就第一位境内自焚藏人扎白，CCTV的说法是因为扎白没有参加2008年3月16日的抗议，被其他僧人取笑，为了争口气，就自焚了。但纽约时报2012年6月2日的报道否认了这一点，并引述同寺僧人的回忆说扎白在自焚前两天，“走在街上，用脚去踢解放军的军车，他是想故意挑衅那些士兵……在他的眼睛里，我可以看到他对军队有多仇恨。”

在CCTV制作的宣传片中，对自焚者的构陷及污名化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对达尼和次真为何自焚的解释上。18岁的达尼和22岁的次真本是阿坝格尔登寺的僧人，遭当局的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于2012年1月6日下午一同自焚，达尼当场身亡，燃烧着的次真跑到街上，被军警灭火后强行带走，一天后身亡。CCTV展示了一份据说是警方对次真所做的“讯问笔录”，还提供了据说是次真的画外音，听上去声音清楚，回答清晰。

作为被严重烧伤的人，从烧伤到去世只剩下一天多，显然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一位在中国的烧伤医院工作的汉人医生在Twitter上告诉我：“受伤后短期内可以说话，但坚持不了多久。会昏迷，窒息等等。紧接着会发生全身性的人体内环境紊乱，休克、缺氧等等。如果没有得到非常专业的救治，很快就会出现全身多器官功能的衰竭。”

当我问到：“这样的重伤者，能够神智清醒、有条有理地回答一堆问题吗？那份讯问笔录至少两三页，大段、大段地交代了偷盗、抢劫、嫖妓的经历，像不像是伪造的？”

这位医生含蓄地答道：“这些，你懂的。”

而在那份“讯问笔录”中，两位出生于当地牧人家庭的青年被展示的形象，不但是小偷、抢劫亲戚钱款的强盗，还居然在自焚前成了“嫖客”。为此，CCTV让一个说四川话的妇女现身讲了几句，而这个被注明是“卖淫女”的妇女，面部被技术处理，完全模糊不清。

更令人发指的说法是新华网称2013年3月13日自焚牺牲的藏人妇女贡觉旺姆，因为与丈夫在“戒酒戒赌、夫妻感情等问题发生激烈争吵”，被丈夫掐死后焚尸。可事实的真相是贡觉旺姆自焚后，遗体被警察抢走并焚烧，她的丈夫则在当局要求宣称妻子是因家庭矛盾而自焚，被拒绝后遭到拘捕，数月后竟被判处死刑

中国官媒还煞有介事地声称自焚藏人已“被治安民警及时施救”、 “被救生还”、“伤势稳定”、“已无大碍”，但126位境内自焚者中，29人被军警强行带走后身亡，16人被军警强行带走后除一人返回家中疗伤，其他人都不知下落。CCTV的宣传片一共展示了7位自焚者在医院治疗的镜头，均被CCTV记者逼问以后还会不会自焚。一位外媒记者对此深感愤怒，认为很残酷，不人道。而外媒记者有所不知的是，这些被逼问的自焚藏人，有人甚至四肢被截肢。更有所不知的是，这些所谓“被救生还”的自焚藏人，并没有返回家乡与寺院，而他们今在何处，谁都不知道。

中国当局甚至采取抵赖的方式，矢口否认藏人的自焚。西藏自治区官员在北京召开“两会”时，对媒体公开撒谎说西藏境内没有僧人和群众自焚”。可事实呢？在西藏自治区内发生的、籍贯属于西藏自治区的自焚者有6人；在西藏自治区内发生的、籍贯不属于西藏自治区的自焚者有2人；以及，一位籍贯属于西藏自治区，但在加德满都自焚的僧人。对于两位在拉萨大昭寺前自焚但籍贯不属于西藏自治区的藏人，西藏自治区的官员对此辩解：“西藏发生过的一起自焚是典型的输入型，有计划、有组织、有境外支持的……”他无非是想说自焚藏人的籍贯不属于西藏自治区，责任不在于他们，这种理由多么荒唐。

正如人类学家Kevin Carrico指出：“中国官方媒体对当前西藏形势的回应，其彻底扭曲之处就在于：人们可以在官方网站上找到希望达赖喇嘛自焚的公开言论，却需要翻越坚固的防火墙，才能获得近期西藏事件中哪怕最基本的信息，而公开讨论要么已被屏蔽，要么已被随意删除。”但对于藏人而言，中共对自焚者不遗余力的污名化完全无效。

在全藏地的许多城市、村庄和寺院，都把自焚者视为民族的英雄儿女，颂赞他们是“保沃”（藏语，英雄），为他们祈祷。许多佛殿与僧舍，许多藏人家里，都供奉着自焚者的一张张照片。民间的歌手或普通人，还传唱着一首首催人泪下的怀念之歌。我在博客上贴出他们的照片，写下他们的生平和故事，一位年轻藏人留言：“我把每一位自焚同胞的名字、背景和事迹都记在我的日记本里，也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要铭记我们民族的英雄儿女，要为他们供灯、念经，表达由衷的敬仰和尊崇。”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西藏问题：帝国三部曲之三：转型帝国的西藏最终解决方案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7/29/2014

作者: 唐丹鸿

图伯特历史中的吐蕃政权、萨迦政权、帕竹政权、甘丹颇章政权，尽管具体的施政者不同，但都是藏人：同一血缘种族、同一文化背景、使用同一语言文字、信仰同一宗教，可贯穿统称为西藏政权，藏人也认同是同一性的国家政治实体，因此可以说存在图伯特（西藏）政权的史实，能得到藏、中以及国际学界的共同认同。中国学者们从来没告诉过人们，1913年达赖喇嘛申明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时，“全国90%以上的汉族公众”受到了什么“冲击”？图伯特还没有被“统一”之前，汉人这“最大人口群体的现实感受”是什么？1949年以前，中国人对那陌生的高原、对那里的历史、文化和人民有多少认知？“统一”六十多年了，除了狂热地坚持“自古以来的领土”，除了开发不尽的资源、除了对“藏独”、“分裂份子”的仇恨，今天的中国人对那片土地、那里的历史、文化和人民，不是仍然一无所知吗？ 

1.你们这样的民族已不能拥有主权

图伯特人卓玛嘉在《骚动的喜玛拉雅》中对他的同胞说：“研究政治学的那些精英们，并没有完整的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民族拥有主权？什么样的民族已经不能拥有主权的问题？” 这位1976年生于安多的年轻的历史教师，为思考这个问题付出了自由的代价[1]。

在离圣地拉萨不远的曲水监狱里，十年刑期的卓玛嘉也许能望见空中自由的白云。白云之下，那片河山壮美的高原上，谁诞生并一直生活在那里？谁创造了那里的文明？谁管理了那里的土地和子民？谁记忆了那里的历史？对于这一切，卓玛嘉都有清晰的答案：“曾经强有力地影响过我们的生活的区域，树立了我们的信念，创造了我们的文化，塑造了我们历史的这所有的集合，被另一个组织形式在未获得法律的许可之下，摧毁了——我们的主权。”

这所监狱，以及五十多年来兀然在高原建起的成百上千牢狱里，杀害了、关押了无数像他那样坚持的人：“我们从自己的历史了解到，我们曾经确实有过一个完美的主权……具有一套独特的政治制度，包括军队、法律、外交等，直到1951年为止……西藏过去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现在是一个殖民地，未来将会成为最后一个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

若无意外，距今再过一年，卓玛嘉就服满他的十年刑期。他出狱后将会面对这样一本书《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2]，作者是被称为宪政学者的、自我定位为“站在宪政自由主义立场的”张博树先生[3]。在张先生的论述中：西藏“臣属”于元朝、西藏“臣属”于明朝、西藏“臣属”于满清，西藏的事实独立没有得到中华民国的承认，1949年中共建政后占领图伯特，不是侵略而是“行使主权”——归结到未来，中国即使转型为民主制度，根据《国际法》“民族自决权”中有一条限制，即“民族自决权不能被用作分裂主权国家的法律工具”，因此藏人没有民族自决权[4]。

2．一口通吃的“中土政权”

《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在梳理图伯特（西藏）与蒙元帝国、与明朝中国、与满清帝国的关系时，有一个频繁使用的词“中土政权”。无论谈及“历史上”，还是论及蒙元、明朝、满清，行文中都会时不时用“中土政权”置换。这个“中土政权”有时笼统指代“历史上”、有时指代蒙元、有时指代明朝、有时指代满清。

图伯特历史中的吐蕃政权、萨迦政权、帕竹政权、甘丹颇章政权，尽管具体的施政者不同，但都是藏人：同一血缘种族、同一文化背景、使用同一语言文字、信仰同一宗教，可贯穿统称为西藏政权，藏人也认同是同一性的国家政治实体，因此可以说存在图伯特（西藏）政权的史实，能得到藏、中以及国际学界的共同认同。

与西藏政权相对应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多次使用的“中土政权”，到底是个什么政权呢？难道中国历史上有 “中土政权” 这一政治实体吗？“中土政权”是一个史实吗？作者在书里大量使用这一表述，刻意将“中土政权”植入不同的政治实体中，例如：“元朝以来700年西藏与中土政权关系”、“西藏和蒙古帝国乃至元朝中土政权”、“明代时期西藏对中土政权”、“满清时期是西藏-中土政权关系史上”等等。作者为何不将政治实体对应政治实体即西藏与蒙元、西藏与明朝、西藏与满清呢？为什么非要把蒙古帝国、华夏中国、满清帝国统统归于一个并不存在的“中土政权”呢？

如果藏、蒙、回（东突厥）认同蒙古帝国和满清帝国是中国政权，如果世人和学界都认同蒙古帝国和满清帝国就是中国政权，如果中国人自己不曾痛表“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之伤怀，《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还有必要创造一个“中土政权”的表述吗？

研究中国历史、谙熟中国改写术的人，看见“中土政权”这个词一定心领神会：在中国政府宣传中，也常用“中央王朝”、“中原政权”、“中央政府”来模糊中国（汉唐宋明等）、蒙古帝国（元）、满清帝国（清）三种性质明显不同的政权：三者血缘种族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语言文字不同，中国与藏蒙满的宗教也不同。最重要的是，在历史的当时，并不存在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中国”。无论是当时的中国人，还是当时的蒙古人、满洲人、藏人，都不认为蒙古人、满人、藏人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现代中国为了把周边国邦说成自古以来的领土，就把中国史改写成“自古以来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来表述中国的亡国史。外国人打进中国，在中国旧都上建新都，说难听点那叫骑在头上拉屎好不好？

《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一书的作者、学者张博树先生不可能不知道，藏、回、蒙、满被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是哪一年？跟中宣部使用“中央王朝”、“中原政权”一样，张先生既用“中土政权”表述历史中的华夏中国政权，也用“中土政权”表述蒙古（元）外来政权、满清征服政权，经过这一替换，它给国人一种错觉，好像中国是一以贯之的、从未亡国的、“自古以来的多民族统一国家。”

张先生措辞含混地解释了一下不使用汉藏（中藏）关系而使用西藏与“中土政权”关系的理由：“元朝、清朝均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蒙、满统治者接受、继承了前朝汉人统治者留下的文化理念和治国纲常，这就为过去的‘蛮夷’统治现在的‘华夏’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元朝、清朝均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原封不动地用了中共改写的中国历史说辞。呵呵，700年前的蒙古人就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了吗？有什么考古文献能证明，宋朝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统治过长城之外那片蒙古人的地区和那时的蒙古人？是依凭中国统治者自己“天朝上国”的帝国想像吗？天下都是你国的，修长城干什么？蒙古帝国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该“少数民族”先已经占领了俄罗斯，28年后打过长城，将“中原”变成了蒙古帝国疆土的一部分，那时的华夏中国人是蒙古帝国的“奴隶中最底层的第三等”。这个蒙古帝国，与图伯特萨迦政权建立的供施关系，跟“中国”有何相干？

同理，明朝末代皇帝知道女真人是大明的少数民族吗？明朝皇帝统治过长城之外满人的地域吗？满清立国难道是“少数民族”造反政变吗？清军和明朝军队打仗是中国内战吗？对应于图伯特，那时的藏人知道是在与“入主中原的中国少数民族”即“满族”建立供施关系吗？中国宣传里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是精心设计的政治操作和洗脑术，给国人制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有时少数民族当政”的幻觉，改写亡国史，从而以此“继承”同被殖民的藏和“新疆”的权属。

“继承了前朝汉人统治者留下的文化理念和治国纲常”—— 天朝人的眼中，蛮夷是没有文化的。连驿站这么普通的交通设施，在《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一书里，也被说成了蒙古人“仿照汉人”。接下来的逻辑是，只要你用了汉人的统治术，你就是中国人。蒙元、满清皇帝笃信藏传佛教，将图伯特高僧大德作为上师喇嘛供养，蒙元、满清皇帝作为施主布施军力保护，这难道是“前朝汉人统治者留下的文化理念”？若说朝贡册封，世上其它殖民国家也用朝贡册封这类“治国纲常”呢，都继承你国的？

《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重构解释”了西藏与蒙元和满清的历史关系。作者张博树先生作为一名曾经的中国社科院的学者，显然很清楚图伯特人关于蒙元帝国和满清帝国的认知，也不会不知道蒙古人自己对元朝的认知，也有渠道了解国际史学界对元蒙古帝国和满清帝国的学术判断。正因心知肚明，才那么心思绵密地虚设“中土政权”， 将“元朝、清朝均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植入文中，与中共手法一样，用今天的格局改写历史的实在，这还是学术吗？

张先生说：“蒙、满统治者接受、继承了前朝汉人统治者留下的文化理念和治国纲常，这就为过去的‘蛮夷’统治现在的‘华夏’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好穿越，好魅惑，一时半会儿还看不懂，原来说的是：过去的外国人统治了中国，由于过去的外国人“以华治华”，所以现在的中国汉人追认过去的外国人是合法统治者——张先生怎么不早说呢？怎么不在南宋和明末的时候就说呢，要是您穿越到当时告诉了中国古人，陆秀夫何苦背着幼帝投海自尽？明末遗民何故不速剃发易服，以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那才叫真正改写历史。

英国殖民印度期间，也使用了“以印治印”的统治之术。按张先生的逻辑，今天的印度人是不是可以认为，英国是印度的合法统治者呢？印度能否凭维多尼亚女王也曾是印度女皇，就宣称拥有不丹、缅甸等其它英属殖民地的主权呢？蒙古帝国统治中国97年，统治俄罗斯257年，这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被明朝打出“中原”后，还在俄罗斯统治了一百多年，张先生何不将俄罗斯“臣属”给中国呢？

说实话，中国特色的史学和法学方法让我挺不好意思的。被国共两党都推崇备至的孙中山已经说了：“中国几千年以来，受到政治上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现在，为了利用藏蒙、藏满关系中的殖民因素，给中国占领图伯特寻找合法性，你们又表示蒙古人和满洲人统治中国是合法的了。公信力几乎为零的中宣部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张博树先生有着“宪政学者”的身份和“体制批评者”的公开形象，在《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里，却根本不敢政治实体对政治实体，探究历史上的中藏关系（张先生表述为“汉藏关系”），却“论证”了西藏自蒙元帝国起就“臣属”于一个蒙、满、汉通吃的“中土政权”，这么“学术”地包装政治操作，真机智啊。

3. “臣属” 的大口袋

在河山壮美的图伯特，谁诞生并一直生活在那里？谁创造了那里的文明？谁管理了那里的土地和人们？谁记忆了那里的历史？这一切重大议题，都不是《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所关心的。作者张博树先生最在意的是，西藏“臣属”于那个集蒙古帝国、明朝中国、满清帝国于一体的“中国”：

张先生认为西藏与蒙元的关系“既是供施关系，又是臣属关系”。不错，当时蒙古帝国军力强大，图伯特割据积弱。宗教上，图伯特领袖萨迦班智达与蒙古王子阔瑞是供施关系。政治军事上，藏人和国际学界都承认臣属于蒙古帝国的统治。

但是，实体对实体，我们来看看那时被蒙古帝国征服的“中国”状况吧：“萨迦班智达给阔瑞说法，甚至劝说阔瑞不要把大批中国人扔到河里，当时正以此减少当地人口，这并不是经济的原因，而是政治的原因。因为大量的中国人对阔瑞的统治形成威胁。萨迦班智达说这样做是违反教义的，阔瑞就停止了。”[5]

其一，公元1240年萨迦班智达应邀前往蒙古皇子阔瑞驻地，与蒙古皇室建立了张先生表述的“供施-臣属关系”。过39年后宋朝才亡国。就算臣属，图伯特也是臣属蒙古帝国，跟“中国”没关系。其二，南宋皇帝的悲惨结局我就不赘述了。臣属于蒙古帝国的图伯特领袖萨迦班智达，以宗教上师的影响力，阻止了蒙古人对中国人的种族灭绝屠杀。呵呵，《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真好意思把蒙古帝国说成“中土政权”。其三，编撰《元史》的明朝中国人，不仅没有将图伯特视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且也不将蒙古帝国看作中国[6]。

《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含糊其辞地概括了明朝中国与图伯特的关系：“明代时期西藏对中土政权的臣属关系相对于前边的元朝和后来的清朝言，是相对松弛的，在某些场合甚至仅仅是象征意义的，但否认这种臣属关系的存在，则有违史实”——既“松弛”又“象征”还“臣属”，到底要说什么呢？重点是“臣属”，一个没有定义、没有标准、你得发挥想象去揣摩的关系：

是图伯特政治上受控于明朝了吗？不是。公元1350年，西藏万户长降秋坚参取代萨迦王朝统治西藏，“恢复赞普的荣耀”独立了，不再臣属蒙古[7]。18年以后明朝才建立。怎会“臣属”了明朝呢？《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使用的是朝贡册封神器！说是明朝皇帝给西藏各大教派重要人物一大堆封号。呵呵，噶玛巴等图伯特高僧大德们在明朝建立前就已得到藏人拥戴认受，其合法性来自人民。明朝建立后给人家一大堆封号，那是锦上添花、以示邦交友好呢？还是因为你册封了，高僧大德们才成了图伯特政教之王[8]？

是图伯特臣服于明朝的军事胁迫吗？也不对，还是朝贡册封神器！作者特意写了“朝贡者人满为患”，一半真实，可另一半相当欢乐，作者却不好意思写出来了：海内外学界公认：明朝 “威德遐被，四方宾服”的盛世景象，是用“薄来厚往”亏本买卖换来的。外国人进贡几匹马、木苏、乳香等土产，明朝皇帝回赐远高贡品价值许多的金银财宝、文绮瓷器、铁器茶叶等等。如此厚利可图，不但琉球、高丽、菲律宾等几十个外国“臣属”了，连索马里和肯尼亚都“臣属”了，图伯特很多马夫都来“臣属”了。还有客居中亚的“华侨＂，包上头巾装成外国人，牵着骆驼、捉上蜥蜴前来“臣属”呢[9]！原来作者是天朝帝国想象，把国际贸易说成“朝贡”，等于“臣属”了。但关键的，明太祖朱元璋把图伯特称为“番邦”（外国）[10]，作者怎么不提呢？

关于满清初期与图伯特的关系，《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写到：“它具有传统华夏朝贡体系内宗主-藩属关系的一般特征，也保留了西藏-中土政权关系中所特有的供施∕臣属之双重属性……”

我们先回顾史实：满清与西藏首次官方接触始于1639年。由于五世达赖喇嘛在同属藏传佛教文化圈的藏蒙地区影响力崇隆，皇太极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到大清国首都盛京访问。达赖喇嘛没接受皇太极邀请，但派了代表前往，接受了皇太极成为施主的愿望。皇太极隆重迎接了达赖喇嘛的代表，并丰量供奉以表崇敬[11]。

1639年达赖喇嘛与皇太极结“榷雍”（供施关系）时，大清国和明朝中国并存，明朝1644年亡。这5年间到底哪一个是张博树先生的“中土政权”呢？这5年间明朝中国和大清国战争不断，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五世达赖喇嘛“臣属”了谁呢？这难道就是《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所说的“华夏朝贡体系内宗主-藩属关系”（明？）和“西藏-中土政权”的“供施/臣属之双重属性”（清？）吗？这么抽象、这么委婉、这么机智地无中生有，我都无言以对了。

《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证明”五世达赖喇嘛“臣属”于顺治皇帝的，是一段语言的魅惑术：“皇帝的御座置于高与腰齐的御台之上，我则坐于距御座一度以内，略低于御座的座位上。献上茶来时，皇上命我先饮，我答不敢，皇上又命同时举杯引用，对我格外施恩。” [12]一般读者不了解相关历史背景，读到这段译文时也不会深想，五世达赖喇嘛甘为臣下的印象就植入了大脑。

这段藏译汉的文字，源自《五世达赖喇嘛自传》里记载的在北京与顺治见面的情况。译文显示五世达赖喇嘛口气卑微低下，充满了主子臣奴、中央地方的意蕴。这可能吗？在历史的当时，五世达赖喇嘛在藏人和蒙古各部首领中有着极崇高的声望和影响力，固始汗把江山奉献给了达赖喇嘛，西藏重归统一，蒙古和硕特部军队是五世尊者的后盾。五世尊者是在顺治的盛情邀请下访问北京的，满清皇帝不仅希望维继良好的供施关系，还因满清与蒙古武装冲突不断，希望深受蒙古各部尊敬的五世尊者在满蒙之间调停。在图伯特官方文献里，五世达赖喇嘛以宗教角度记述这段会面，行文怎可能如此分别尊卑[13]？

精通藏文和中文的美国藏学家、汉学家史伯岭教授对这段汉文译文的看法是：藏语中特殊的敬语，使用中显现言者谦敬，是表示客气。汉译不能利用藏语敬语的这种特色，按照政治所需来隐射主仆关系或意指臣属关系[14]。

张博树先生刻意引用的这段译文，来自《西藏通史：松石宝串》里的版本。读者可互联网搜索一下《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该书由西藏社科院组织写作班底，是一本中国官方隆重推出大力宣传的“中国地方史”，“先后荣获国家图书奖”、“藏学研究珠峰奖”等，“在《西藏通史》编写出版过程中，还得益于当时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同志……胡锦涛同志亲自出席了这本书的首发式。”[15]

在此我不忍强调一下：张博树先生在《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里告诉读者：“我的写作出发点，是秉承学术立场，坚持客观、求真”，张先生还说：“有选择地向公众提供信息、按照统治者的需要塑造公众认知，从来是专制体制的拿手戏。”[16]

《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提醒读者“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满清王朝几位雄主的接连出现，西藏对满清政权的臣属关系变得越来越实质化”——

是的，值得注意的是，清军入关后，经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昆山之屠、江阴八十一日、常熟大屠杀、四川混战、同安屠城、南昌、湘潭、南雄、大同、广州、潮州……等等席卷全中国的满清大屠杀，巩固了对中国的占领后，顺治的继承人、“雄主”康熙开始了在图伯特康区的攻城掠地，也开始了干涉图伯特政治的历史。满清与图伯特在达折多（康定）一带、青海湖以东等地爆发了激烈的边界冲突，成千上万图伯特人在战斗中阵亡，“雄主”们一边武力扩张，一边单方面将康和安多一些地区纳入大清版图。除了几个为驻藏大臣送粮和信件的粮台外，这些“划并”区域没有任何统治机构[17]。满清皇帝背信弃义撕毁供施之约，对图伯特施行政治干涉、领土扩张等帝国行径，就是张博树先生所说的“臣属关系变得越来越实质化”吧。

满清的汉臣赵尔丰向清廷献上了这样的西藏三策：第一，“将腹地三边的裸夷收入版图”；第二，“古时驻藏大臣及六诏台员每出关，悉在炉城（即打箭炉，后改为康定）奏报……相沿既久，英人每执奏报为言，以为炉城以西，皆属西藏辖地……力主改康地为行省，改土归流，设置郡县，以丹达为界，扩充疆域，以保西陲”；第三，“殆势达拉萨，藏卫尽人掌握，然后移川督于巴塘，而于拉萨、四川各设巡抚，仿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18]。从该文献本身，就能一眼读出乃赤裸裸的侵略占领之策。中国的学者们搞不懂汉语“收入版图”、“出关”、“扩充疆域”、“西陲”是什么意思吗？

在《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里，与“中土政权”一起，“臣属”一词总是伺机植入行文语句之间，像一个躬身屈膝的鬼影，一遍遍地给读者强化一个印象：臣属、臣属、还是臣属。正如一口通吃的“中土政权”一样，这个“臣属”没有定义没有标准，它是一个松紧自如的魔术口袋，忽而界定蒙古帝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对图伯特的短期控制，忽而“松弛”地、“象征”地代表毫无政治和军事控制的明代朝贡册封神器，忽而是一段在翻译上做手脚的文字，忽而又指代满清的政治干预和军事侵略……说“臣属”、道“臣属”，“臣”让你以为“皇上”在上；“属”让人想到属于、隶属；作者还在行文中再三掺合进“统治”、“统治－臣属关系”等词语，使“臣属”给人以“中央与地方”的暗示。可搞笑的是，这“统治”不能任命官员、不能管辖地方、不能征调差役[19]。说着说着，这奇妙的“臣属”就说成了“主权”。

这个“臣属”口袋还特别机灵，大唐向吐蕃进贡、明朝向蒙古俺答汗进贡，它就假装没看见了。张博树先生用“臣属”之果覆盖“榷雍”（供施）的初衷，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用凸显供施关系来否定臣属关系……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显得不够诚实[20]。”可是，张先生一口通吃的“中土政权”、松弛象征的“臣属”、选择性诚实搭配关键点的不诚实，则构成了《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一书特别的、戈培尔效应的“诚实”。

张先生表示“前现代的臣属关系有助于论证现代中国的主权延续”——噢，《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特别“诚实”地告诉我们：一口通吃的“中土政权”+松弛象征的“臣属”=主权；军事入侵占领=“主权延续”。

弗朗兹.法农在《被毁灭的大地》中揭示：“殖民主义不仅仅满足于掌握一个民族并从一切形式和内容上挖空当地人民的头脑。它还借助于一种歪曲的逻辑将这个民族的过去扭曲、变形与摧毁。”

4.戈培尔效应的“主权”

藏人诞生并一直生活在图伯特，藏人创造了图伯特的文明，藏人记忆了图伯特两千多年的历史，藏人管理了图伯特的土地和子民，藏人述说着图伯特的语言……谁，拥有图伯特的主权？

如果说辛亥革命标志了中国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那么十三世达赖喇嘛申明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同样是图伯特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基于此，1960年和1997年，国际法学家协会（ICJ）分别以《西藏（Tibet）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1997国际法学家协会的西藏研究报告》，对西藏国际地位做了如下裁定：“西藏在1951年《和平解放协议》（即《十七条》）签订时，不论如何，是个实质上独立的国家……西藏从1913到1950年所展现的国家状态，一般为国际法所接受”；“拉萨的西藏政府所管理的西藏地区，从1913年至1950年之间是作为一个完全符合国际法的独立国家而存在。1950年该地不仅有人民、被统治的地域和行使权力的政府，而且在该地方的一切管理都是在没有外力干涉或影响等情况下自由、独立地实施的。1913年至1950年间，西藏的外交事务完全由西藏政府自己直接办理。因此，西藏至少是一个事实独立的国家。”[21]

但是，《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一书认为：“这种‘独立’从未获得民国中央政府的认可，也没有获得过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承认……中共进军西藏就是合法（国际法）的行为﹐是中国的内政（改朝换代）。”[22]

首先，作者张博树先生跟中共一样威武，无视ICJ的国际法专家们的评判。张先生的“国际法”比ICJ的国际法大多了。

第二，张先生所说“没有获得外交承认”不是事实：图伯特与中国和诸多邻国都签署过条约：1681年与布夏尔（Bushair），1683年和1842年与拉达克，1856与尼泊尔的条约等等。1913年1月，西藏和蒙古在库伦签署条约，相互承认为主权独立国家。尼泊尔早在1856年就在拉萨设立使馆，英国于1936年设立使馆。1947年3月，西藏外交部官员作为西藏国家的代表，出席了在印度召开的亚洲国家关系会议，1948年，西藏政府商贸代表团所有成员持西藏护照，访问了印度、中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护照为上述所有国家接受。”这些签约、使馆、国际会议、持西藏护照的国际访问，是什么？张先生在文中费力地辩解了会议、护照、访问都算不得“承认”，还提到国民党要出旅费让西藏代表用民国护照，被西藏代表拒绝了[23]。那么，张先生难道不懂，陕西、河南等省的官员能持陕西护照、河南护照参加国际会议、进行国际访问吗？

还必须指出，在现代国际法的解释中，外交承认适用于“新成立的国家”，而且也不是国际法中国家地位的构成要件。对于一个古老的国度而言，外交承认就更不是构成要件。1913年，针对中国的兼并意图，西藏严正申明“我们是一个很小的、虔信佛教的独立国家”，而非“我们从此独立了”之新国家。张先生为何假装西藏是一个“新成立的国家”呢？

第三，藏人民诞生于斯、生活于斯，用藏语言记载了自己两千多年的历史，建立过强大的帝国，创造了与中国迥异的文明，西藏的政权：无论世俗之君还是宗教之王，管理了这片土地和子民，与周边各国邦交贸易……这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刚从满清殖民统治下“恢复中华”的民国政府，有什么资格以“中央政府”自居，“不认可”这一古老的国家是否独立？

另须指出，即使是新国家，在民族独立运动日益兴盛的时代，如果新主权国家的产生受既有国家主权的意志判断，而这些意志却不受任何国际规范之拘束，则不仅可能形成政治裁量权滥用、阻碍民族独立的问题，而且“国家主权平等”的基本假设也受到了挑战。基于此，已为国际实践所摈弃：科索沃取得独立，并没有因循这一主张。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固有领土，塞尔维亚不承认其独立，但科索沃因“遭受异族奴役、统治和剥削”而获得了国际法承认的独立[24]。

假装不存在这一古老的国家，假装西藏（图伯特）是一种历史上的小角色，一种次等的族类，一个无法成立国家的族类，假装西藏的文明、历史、图伯特的疆域和政治、财经、税收、军队、邮政、外交等等都不是“国家”，这正是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的典型矮化。西藏（图伯特）的国家形态，是一个承认与否都存在的历史事实。不承认事实，军事入侵占领，是流氓无赖国家的行径。

香港大律师Paul Harris, S.C.（夏博义）在论《西藏是否应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中指出：“即使从历史角度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主张比实际情况更强，也不能作为入侵一个独立国家的依据。许多国家都曾在某时期内被异族统治……联合国成立的明确目的，就是防止类似的侵略战争；发动这类战争的原因往往是基于虚假或存疑的历史统治或文化身份等主张之上，就像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曾经采取的手法一样……”[25]

藏人自己的认知、国际藏学界的研究、国际法学家们的判断，都认为图伯特在被中国占领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前，图伯特是处于异族统治、奴役和剥削下的殖民地，根据国际法享有完全的民族自决权。

而有“宪政”学者身份的张博树先生在《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里说：“我不认为流亡藏人和某些西方学者关于西藏是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独立国家’的观点有充分的根据”；“中国军队进入西藏，就只是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采取的军事行动，而与‘侵略’无关”；“相应地，我也不认为藏人可以据此论证其民族自决的权利。”[26]

而张先生的“充分”依据，来自虚设的“中土政权”、任意解释的“臣属”和戈培尔效应的“主权”。一种最终通过军事掠夺、未得到被统治者认受的“主权”。

有意思的是，《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获得了一二个以研究西藏问题著称的境外华人的肯定，专门撰文称 “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27]。推介者并非因长期咨讯匮乏而对相关领域欠缺了解的民主人权活动人士。相反，他们是西藏历史和西藏问题研究者，从达兰萨拉和中港台等地享有了大量相关资料，深入介入了08年以来的汉藏交流，也给人以中国政府政策的批评者、西藏困境的同情者、特别是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积极推崇者等印象。

张博树先生在《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里建议“少数民族”：“以‘留在中国之内’为基础的谈判政策，本身就是对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的最好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政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达赖喇嘛本人正在运用他的影响力，促进‘世维会’等其他中国少数民族海外流亡群体向着同样的方向努力……是值得欢迎的明智之举。”

5. 转型帝国的西藏最终解决方案

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写到：“谁控制了历史，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今天，谁就控制了历史。”

谁控制了今天的中国，谁就控制了“中国的”历史，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谁若能继续控制“中国”历史和“少数民族”的历史，就可能继续控制中国汉人和“少数民族”的未来。

《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的作者在“还原历史事实，重构历史解释”小节里表示，这是一本写给国内的广大公众，和境内外的藏人抗议者的书[28]。在这本“宪政学者”所著的“出口转内销”的书中，贯穿了一套精心设计的政治操作：涂改中国亡国史，从而将图伯特历史改写成自元朝以来就“臣属”中国的历史。它的“臣属”是“主权”的代名词。它的阐释方法：虚设的概念、自定义权属、回避关键点的选择性材料等，与中共的宣传之作没什么不同。它就是“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另一版本。

这本书针对的是未来：某一历史性时刻，如果图伯特以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为据，行使民族自决权，那么，未来的“新政权”可用“民族自决权不能被用作分裂主权国家的法律工具”，加以反对。如果“新政权”像民国政府一样，无力阻止图伯特宣布独立，那么中国就可以“母国”自居，利用国际法“构成说”所主张的“新国家只有经过现有国家的承认才取得国际法上的人格”，拒不承认对方的“独立”。

除了花簇锦攒的“人权”、“民主”、“转型”、“宪政”，它所呈现的帝国意识形态和权力意志，与中国当前统治者的基调并无二致。除了对中共统治术的批评话语，它同样将图伯特人权之自决权，置于“中国主权”和“主体民族汉族”的意志之下、进而抹去藏人民族自决的权利。

但是，在图伯特人、东突厥斯坦人、国际社会的主流认知，都将图伯特和东突厥斯坦等地区视为中国殖民地的情况下，如果随着信息的多元，越来越多的中国汉人也认识了“西藏”和“新疆”的殖民地处境，会发生什么呢？也许以色列一个统计数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点什么：1967年六日战争后，犹太复国主义是以色列主流意识，90%以上的犹太人坚信国家应为全面占领巴勒斯坦的“大以色列”；到2012年，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以色列犹太人已有69%；支持撤销约旦河西岸所有犹太定居点的以色列犹太人占14%。

呵呵，当前中国绝大多数汉人对“自古以来”深信不疑，“大一统”也是主流意识，趁着信息长城尚且强固，再为未来塑造更多的“大一统”爱国者，对善于利用狂热分子的“元首”恐怕最有利吧：在历史的转折时刻，比如六十多年前，这一切已经以“祖国统一、领土完整”、 “解放”、“振兴”、“建设”之名发生过了。未来轮回之时，谁许诺“国家统一、强盛”，谁更把广袤的西部、丰沃的资源与主体民族“发展”的命运连结起来，谁打击“分裂主义”、谁消灭“恐怖份子”，谁就是“民主”中国的普京。

我更愿意引用《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书中涉及“未来”的文字，并思考这些信息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人口分布极不均衡，东部和中部的汉族地区集中了过多的人口，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稀少”，“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区是中国重要的资源覆盖区”，“西藏独立不会是单独事件，它会引发新疆独立甚至内蒙独立，任何一个新的中国掌权者都承担不起国土丢失一半甚至更多的恶名”[29]——也许我们可以回顾一下1949年以前，中国统治着这“国土的一半”吗？那独立的“国土”，西部广袤的土地、重要的资源，对满清后的“新政权”意味着什么？也许我们可以从民国军阀的开矿抢掠，到今天西藏（图伯特）、“新疆”、内蒙古的面目全非，明白那“国土的一半”对东部密集的人口意味着什么？对“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未来的新政权”视西部民族的独立、自由为灾难，这“新政权”会是某种例外吗？

“殖民主义的贪欲具有破坏地区稳定性的作用。任何殖民主义者都不仅设法获取其想要的东西，还会导致被殖民地处于不平静的状态。他们的总体特征有三：其一、掠夺资源。其二、人口移民夹带文化侵略。其三、分割殖民地界来制造矛盾。”卓玛嘉在《骚动的喜玛拉雅》中写下了这段话。

《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告诉期盼民主转型的读者们：“中国是一个有上千年‘大一统’传统的国度。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向来以‘国家统一、强盛’为荣……任何民族都会把本民族历史上开疆拓土、变分裂为统一的国君视为伟人，而鄙视那些导致国家版图减少，乃至国土分裂的亡国之君……必须正视国土分裂给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汉族公众的冲击，不能无视这个中国最大人口群体的现实感受。”[30] ——

中国学者们从来没告诉过人们，1913年达赖喇嘛申明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时，“全国90%以上的汉族公众”受到了什么“冲击”？图伯特还没有被“统一”之前，汉人这“最大人口群体的现实感受”是什么？1949年以前，中国人对那陌生的高原、对那里的历史、文化和人民有多少认知？“统一”六十多年了，除了狂热地坚持“自古以来的领土”，除了开发不尽的资源、除了对“藏独”、“分裂份子”的仇恨，今天的中国人对那片土地、那里的历史、文化和人民，不是仍然一无所知吗？

是什么信念的群体，会狂热地拥护“开疆拓土、变分裂为统一”的“伟人”，却无视铁蹄之下、异族人的万千枯骨？是什么信念的群体，跟随了一个“带领人民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新政权”？是谁向着“统一”、“解放”、“强盛”的目标，走上了通往奴役之路？

是谁，把持话语霸权，将“XX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重复了千万遍？是谁，塑造了两代、三代人的“现实感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实感受呢？异族人的人权和自由，在这种现实感受之内吗？

是什么信念的人，仍然在似曾相识地重复一段改写的、制作的、“自古以来”的主权？却无视：谁诞生并一直生活在那里？谁创造了那里的文明，谁记忆了那里的历史，谁管理过那里的土地和子民？谁述说着那里的语言？归根结底，谁应该拥有那里的主权？谁正在被全方位抹去？

是什么样的新政权，和什么信念的群体，将继续向西部广袤的土地迁徙、将继续掠夺“重要的资源”？是谁，塑造了这样的群体？是谁，催生了这样的政权？

十多年前，卓玛嘉在《骚动的喜玛拉雅》中写出了他的预见：“我们将会看到拥护殖民主义者的众多本国公民，一定会找借口说，我们不是殖民主义者，被殖民的地区本身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是我们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将再次证明贪欲和狂热使殖民主义者的公民无法客观面对历史，承认真相。进而，他们的贪欲和狂热就会成为被殖民地人民反抗的导火线。”

《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在“民主转型”的沙盘上，推出了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中国的民主转型，将为各民族创造一个平等、合理的制度平台”；“我们要大声疾呼在解构党国体制的同时落实民族区域自治”；“随着民主建设、宪政建构的成熟，中国各民族公民的公民意识会逐渐强化，‘民族意识’会自然淡化，民族差别将只是文化意义上的，而非政治意义上的。各民族公民都成了这个多民族国家名副其实的主人……”[31]

呵呵，敬请读者搜索和对比《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许诺比这诱人多了。而且，正是由于《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重构”历史的手法与中共不相伯仲，使我对书中的“未来蓝图”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们都用帝国强权逻辑否认别的民族的历史和主权，他们都抨击前朝的统治之术，他们都描绘了民主、宪政、平等、共和、民族自治的蓝图，我甚至相信共产党当初的真诚，他们真诚地以为自己是不同于过去统治者的例外，正在重新设计和建造一个美丽新世界，结果盖了一座动物庄园。

“共产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冲突的确比他们和其它党派之间的冲突更为频繁”，但吊诡的是：“开始时都是社会主义者，最终都成为法西斯主义者或纳粹分子。”[32]

“希特勒主义者称自己既是真正的民主主义，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可怕的真相是，在诸如此类的声称中有一些微不足道的真实……希特勒主义甚至还声称扮演了基督教保护者的角色……但希特勒从来不曾声称代表真正的自由主义。” [33]

在我的理解中，真正的学术是诚实的，真正的民主和人权一定包含“民族自决权”；真正的自由主义一定包含图伯特独立的自由，包含东突厥斯坦和南蒙古等周边被殖民民族独立的自由。

2014．6.20于特拉维夫

本节的资料来源及注释：

[1]卓玛嘉《骚动的喜玛拉雅》“论主权”。该书没能发表。我使用的是一藏人朋友提供的word文件。（达兰萨拉的西藏作家笔会出版了这本书。）

[2]2014年1月，“民主中国”网站以系列文章形式陆续将《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一书的核心论点分十次发表，供读者分享讨论。本文在“民主中国”所公布的核心论点基础上提出异议，所引用的文字也来自“民主中国”所公布的部分。
http://minzhuzhongguo.org/Default.aspx

[3]丁一夫：一个宪政学者眼中的西藏问题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24832
另见“民主中国”所发表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一）http://minzhuzhongguo.org/Default.aspx

[4]参见“民主中国”《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相关章节。关于民族自决，原文是“而根据本书对历史上西藏与中土政权关系性质的理解，特别是基于19世纪末以来从传统华夏朝贡体系向现代主权国家体系转换过程中汉藏关系演化的史实，我不认为流亡藏人和某些西方学者关于西藏是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独立国家’的观点有充分的根据。相应地，我也不认为藏人可以据此论证其民族自决的权利。”-民主中国连载（八）

[5]《西藏政治史》孜本夏格巴.汪秋德丹 著，李有义 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内部资料P.51

[6] 《遮蔽的图伯特-国际藏学家解读中共版“西藏百题问答”》第一部 历史事实 元朝 艾略特.史伯岭 P.27

[7]参见G.杜齐<西藏画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 P.17-23, M.C.F.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P.6 ; 图登.吉美诺布《西藏是我的国家》；《遮蔽的图伯特-国际藏学家解读中共版“西藏百题问答”》P.28

[8]参见《遮蔽的图伯特-国际藏学家解读中共版“西藏百题问答”》P.30“明朝如何提出这些封号、如何与接收者沟通，很清楚地显示，明朝都是视为外交事务，而且是由处理与南海诸国外交关系的同一官僚机构（内使监）负责……”艾略特.史伯岭

[9]亦歌：从“薄来厚往”谈明代的贡赏关系
http://www.xys.org/xys/netters/Yige/shanggong.txt

[10]同[8]

[11]参见《西藏的地位》P.16/《遮蔽的图伯特》P.33

[12]引自“民主中国”网发表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二）

[13]参见《西藏的地位》P.16-17；《遮蔽的图伯特》P.39-41；《西藏政治史》P.99-101

[14]笔者特意将这段译文发给藏人作家唯色委托她校对。她将此段汉译发给史伯岭教授征求他的看法。史伯岭教授回复到：“博盖和博伊有特殊的敬语，有时候只是一种客气话。像博盖的信"gsung" གསུང་和 "zhus" ཞུ་བ་，虽然都可以翻译为“说”， gsung 指的是地位比较高的而“zhu”指的是地位比较低的。但这用法常常表示言者或者作家的客气，博弥常常用gsung作为他人的话，用zhu作为自己的话。不能按照政治环境而随便以博巴作家所用的敬语隐射主仆关系。我问了饶赛关于第五世达赖喇嘛自传的用语，他的看法一样：加米利用了博异的特色意指一个臣属关系。
以下的第一行是陈庆英的译文，第二行是五世达赖喇嘛的原文，而第三行是我自己试译的中文：
谕令我先饮，我奏称不敢造次，遂同饮。
སྔོན་ལ་འཐུང་གསུང་ཡང་དེ་འདྲ་མི་འགབ་ཞུས་པས་དུས་མཉམ་དུ་འཐུང་གནང་བ་
[皇帝]说我先饮，我说这样不合适，所以我们是同时一起饮了。”

[15] 《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著；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许德存译。互联网关于该书的信息很多。廖东凡：恰白先生和《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为一例 http://info.tibet.cn/periodical/zgxz/1998/03/200503/t20050301_12085.html

[16] 引自“民主中国”网发表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一）

[17]参见跋热•达瓦才仁《血祭雪域》第一章 西藏 第四节：满清对西藏的蚕食与藏人要求收复打箭炉

18]《赵尔丰川边奏牍》所载《赵尔丰传》，吴丰培主编 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本文转引自《血祭雪域》第一章 西藏 第四节

[19]“康区一直施行和卫藏一样的乌拉差役制度，使用一样的货币，『内地铜钱，只行至打箭炉，自打箭炉直止拉里全系使用碎银』58,『自炉关以外，皆用印度卢比』59，而在中国占领的安多东部地区并没有这些。更主要的是西藏政府一直在这些地方征调乌拉差役和征税60，虽然满清皇帝对西藏政府在康区行使统治权极为不满，几次欲阻止而未遂61……相反满清政府往来康区的官员如果没有西藏政府允许支应乌拉差役的牌照就必须支付脚钱，由于是属于交换性质而非义务或责任。戌僚有康区藏人拒绝向满清大臣拒绝支应乌拉差役的事情，如驻藏大臣景纹因理塘藏人拒绝支应乌拉差役以致在打箭炉住了数年之久而不能上任63，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满清统治这些地方的神话。”——引自跋热•达瓦才仁《血祭雪域》第一章 西藏 第四节。
内中58、59、60、61、63的资料来源为：
《廓尔喀档》，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初八日，页46，阿桂等奏稿。 《清代藏事辑要》 325军机大臣的奏折，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3.10
《赵尔丰川边奏牍》（吴丰培主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
陈一石《川边藏区交通乌拉差役考索》（《西藏研究》 1984/1）
《清末赵尔丰边务档案资料》第二分册《德格土司及头人等禀明瞻对藏官每年抽取各处差项情况》
年羹尧《青海善后事宜》
四川总督策楞《酌定西藏善后章程》等

[20]同[12]

[21]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1960.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A Report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Geneva.P.346
——引自《遮蔽的图伯特：国际藏学家解读（中共版）<西藏百题问答>》P.69 译者：谢惟敏 台湾前卫出版社
《1997 国际法学家协会的西藏研究报告》http://xizang-zhiye.org/西藏的人權和司法制度/

[22] 见“民主中国”网发表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八）

[23] 见“民主中国”网发表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四）

[24] 参见《西藏是否应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作者Paul Harris, SC (夏博义资深大律师)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比较法与公法研究中心 第十八期专题论文 2008年8月https://www.law.hku.hk/ccpl/pub/Documents/OccasionalPaperNo.18-Chinese.pdf

[25]同[24]

[26]同[22]

[27] 丁一夫：一个宪政学者眼中的西藏问题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24832
西藏历史研究者、《1959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的作者李江琳女士，也在她的博客“西藏：另一种真实”中转载了《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前四章，这四章主要论证的是从元朝到中共建政，西藏“臣属”于中国，并由中共行使了主权。李江琳女士也在《洗不干净的血手——发生在藏区的国家罪行》和媒体采访等不同场合多次给出她的研究结论：“现在的‘西藏问题’，不是1951年产生的，而是从1956年开始，在西藏周边的藏区进行暴力土改以后产生的。”这一结论被许多藏人驳斥，因其否认了当代西藏问题的本质，是中国对西藏的侵略。（读者可互联网搜索《西藏文化人和国际藏学家谈西藏问题的起源与性质》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1/blog-post_28.html ）

[28] 见“民主中国”网发表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一）

[29] 见“民主中国”网发表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一）和（八）

[30] 见“民主中国”网发表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八）

[31]同[30]

[32]F.A.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伟大的乌托邦” 王明毅 冯兴元 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3]引自F.A.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伟大的乌托邦”；原出处：爱德华.海曼《社会研究》（纽约）1941年11月第8卷第4期

唯色：“反分裂”靠“民族通婚”的实质是殖民主义的继续

中国西藏新闻网6月19日报道：“陈全国主持召开民族通婚家庭座谈会 以各兄弟民族通婚为重要抓手 推动西藏各民族大团结大融合”。

“反分裂”靠“民族通婚”的实质是殖民主义的继续  

文/唯色

“民族通婚是西藏开展反对分裂斗争的坚强保障，要……积极鼓励民族通婚，要……制定出台鼓励各民族通婚的优惠政策。”这是上个月，在一个名为“民族通婚家庭座谈会”上，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的一段讲话，在中国官媒上发表后令外界哗然，被嘲讽为“反分裂靠通婚”。

台湾出版《风中绯樱》中，日本警察
与台湾原住民女子通婚照片。

现如今已非殖民主义可以堂而皇之横行世界的时代，连习近平都要辩解对非洲并没有实行“新殖民主义”，而是“朝着互利共赢和平等发展的方向迈进”。但陈全国的所谓以民族通婚来反分裂这番言论，散发着历史上血腥而冷酷的各种殖民主义者的陈腐气味。

比如令许多中国人恨之入骨的日本，在20世纪前后对亚洲数个国家的侵略、占领和殖民，种种手段包括以“通婚”、“特别教育”来强力同化原住民。被认为是“台湾原住民史诗巨作”的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中即有涉及，而在相关事件的纪实著作中记录更为完整，这样写道：日本殖民台湾初期制定“理蕃五年计划”，其中一个政策是奖励在台湾原住民各部落驻扎的警察，与原住民部落的头目之女缔结婚姻，“藉由婚姻的缔结，消弭族人的抗日意识，并由‘操纵蕃妇’获得部落内之情报，达到控制的目的”，这种婚姻叫做“和蕃”，执行“日人‘招抚’与‘教化’”的任务。

回顾人类历史可以了解到，一个个老牌殖民者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等等在入侵美洲、澳洲时，均无一例外地鼓励本国移民与原住民通婚，认为这是一个简单易行的同化手段，可以稳定殖民者的殖民统治地位。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认为种族通婚和融合是从生理结构上改造印第安人的一个重要手段，从而“开化”印第安人，逐渐消除“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差异，充满了殖民者的优越感及种族歧视，实际是对原住民的资源、土地等进行掠夺的行为合理化。

而在中国文化中，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一句话刻在自己的史书当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此，“小异和之，中异警之，大异伐之，异吾以危，断然灭之！”也即是说，对于诸多怀有“异心”的异族，除非被“和”，即一劳永逸地被融合、同化，否则不是被“伐”，就是被“灭”。而这个过程，用中共的说法，过去叫作“解放”，今天叫作“维稳”，或者“反分裂”。

颁发《汉蛮联婚通饬》的
“赵屠夫”——赵尔丰。

以“通婚”的方式来实现所谓的“民族融合”，这在藏中关系的历史上并不陌生。被中共官方评价极高，且被一大群国家主义者吹捧为“清末治藏第一能臣”、“有所作为的封疆大吏”的赵尔丰，对于藏人是不共戴天的“赵屠夫”，他推行“改土归流”的同化政策，血腥屠杀各地藏人的同时，力迁移民定居藏地，为使移民担负起“同化”、“融合”藏人的任务，制定诸多优惠政策以促汉藏通婚。甚至专门颁发了《汉蛮联婚通饬》，鼓励制营汉人官兵与藏人妇女婚配，对婚配者“由公家每月发给青稞一斗，生儿育女者，一人一斗为津贴。有愿随营开垦者，所得之地，系为己有。三年后，除纳馆粮之外，免去一切杂差”等等。

有意思的是，21世纪的今天，中共统治西藏的官员公开表示要“在上学、就业、入党、参军、创业扶持、评优创先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切实调动各族人民通婚的积极性”，显然是当年的赵屠夫之翻版。要实现“民族通婚”，自然需要除藏人原住民之外的异族移民来配合，实际上是鼓励汉人移民，用移民的方式来冲淡、淡化民族问题、民族矛盾。民族之间的婚姻本应该是自然而然、你情我愿的事情，可如果被强权者利用、力推，以种种“优惠政策”作为诱饵，甚至听说拉萨有些单位开始给“民族通婚”者发奖金，这背后的名堂就意味深长了。

实在佩服中共治藏官员毫不加掩饰地袒露出殖民者的真实面目，这在毛泽东时代连毛本人都不会如此自毁形象，毛更乐意展示的是共产主义者宣称的那种“人类大同”、“没有差别”的美好形象，而不是臭名昭著的殖民者以“通婚”来同化“番人”、“蛮子”的那种恶劣形象。

不过说起来党也挺不容易的，殖民了西藏半个多世纪，竟还没有办法彻底解决藏民族，只好又退回到他们一向鄙夷的封建社会，去向老牌殖民者讨教或“和”或“警”或“伐”之办法，包括用“通婚”来改变西藏的语言、民俗、宗教、信仰甚至民族结构，以这种陈旧的殖民方式来强行输入中国的价值观，从而一统为陈书记所宣扬的那种一元化的价值标准。

2014年7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被正在改写的图伯特历史和抓特务

朱瑞

夏鲁寺壁画

难以忘怀的，总是夏鲁寺壁画。许多年前，当我抵达夏鲁寺时，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香灯师睡意朦胧地点燃了几盏油灯，引我看回廓外壁。我一时惊呆了：如此叙事，如此精湛，如此绚烂的艺术，完全超越了我的世界。多想拍下来啊！可当时我刚从珠穆朗玛下来，相机里的胶卷已用光了。

后来，我常跟朋友们感叹夏鲁寺壁画之美，但是，无凭的记忆，总是显得模糊和难以捕捉。最近，我在互联网上偶然发现了夏鲁寺壁画图片，还带着文字说明，欣喜之情难以表述，就立刻读了起来。

原来，这是《西藏佛教绘画史》插图，对图伯特诸多寺院的壁画艺术风格，都进行了介绍和归纳。再看作者，也不算陌生，虽然从没见过面，但知道他在西藏生活多年，因为画西藏，而成为著名画家。他的作品之一《干杯，西藏》里面的人物，我比较熟悉，有的是同事，有的是朋友。

应该说，作者是有一定鉴赏力的，也许还可以说，对图伯特艺术是如醉如痴的。不过，在他的眼里，图伯特艺术始终是中国美术史的一部分，并且，对图伯特各种壁画风格的形成，都归为尼泊尔和中国等影响，仿佛图伯特艺术，从来都没有自己的源头，这就不是鉴赏力的问题，而是众所周知、作者也心知肚明的原因了。

并且，作者还把图伯特艺术的发展，完全置放在了中国的时间表里，比如，这个“建于明洪熙元年”，那个“建于清乾隆年间”等，而在谈尼泊尔艺术时，却是以尼泊尔的时间表为基准的，比如“李查维王朝统治期间”、“马拉王朝统治期间”等等，看似不经意，却不仅遮蔽了图伯特的历史和历法，还以谈西藏绘画史的角度，将图伯特历史涂改成了“中国的一部分”：

作者一口一个“西藏地方政权”，尽管谈的是十三、十四、十五世纪的事情。作者甚至还写到甘丹颇章政权“被清朝政府册封、邀请、赐赠，确立了西藏地方政权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稳固关系”等毫不着边际的话儿。也不知他的这些结论之依据在哪里？

可见，从《农奴》电影似的全盘否定西藏，到当今从艺术角度承认西藏文明对人类的贡献，“西藏自古属于中国”有了更新版本，然而，这仍然是殖民主义的操作手段，全方位的、包括壁画艺术，都完全置放在了中国的框架之下，抹去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一切要素。以改写西藏艺术史，来改写西藏历史。也正因为如此，在“西藏”这一极为敏感并极受限制的领域，作者获得了关于西藏的话语权，其书可以在中国出版，其画可以被国家认可。

这样的作者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包括七、八十年代，那些奔向西藏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与他同时代的还有画家韩书力，即现任西藏文联主席；作家马丽华，现分任《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金志国，现任《中国西藏》的主编等等。他们怀着“先进”的“文化优越者”的理想主义情怀进入西藏，“支援”西藏的“文化建设”，如今，从艺术到文学，他们掌握着关于西藏的重要话语权，成了中国人读解西藏的媒介，而真正藏人的声音，却被限制和过滤掉了。

如果说，在中国境内，他们为了个人利益，选择了御用的角色，那么，在境外，一个自由的世界里，仍然存在着类似的现象该怎么解释呢？海外汉人中，有不少民主运动人士和知识分子都承认中国当局在西藏犯下了严重罪行，表示了对西藏人民的同情，有些人甚至在流亡藏人的帮助下，采访调查，影印资料，获得大量历史照片，也就是说，历史研究到一定深度，接触到更多细节与背景时，就更能看出西藏的国家形态和被侵略的事实。但是，在著书立说写文章时，一旦触及到图伯特历史和政治地位、西藏领土疆域等关键点，就会无视西藏的国家地位，用“中国西藏”、“中国西部藏区”、“西藏政府与中央政府”等词汇，将中国入侵、占领、殖民西藏的问题，与中国统治者在本土犯下的践踏人权、政策问题相提并论，把西藏问题说成“共藏问题”，说西藏问题的起源是共产党五十年代的政策“民主改革”造成的等等，把西藏问题的本质：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的侵略占领和殖民，变成了“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的另一版本。

如果是学术讨论的范畴，那么遇到质疑或反驳也是自然的，有不同意见的人，都可以用历史资料、档案等证明自己的观点。西藏问题，也不是某人或某些人说是什么就是什么，藏人有藏人的观点和角度。可最古怪的是，对这些成天把“民主”、“揭露共产党暴行”、“推翻共产党”挂在嘴边的民运人士来说，如果有人不认可“共藏问题”之说，指出这是改写历史，那么，无论持异议的人是藏人还是汉人，尽管用了事实与逻辑论证了西藏问题并非共藏问题，竟会被某些声称“同情西藏”的民主运动人士指责为“挑动汉藏矛盾”、“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可疑”、“特线卧底”、“妄图用民族矛盾掩盖共匪的反人类罪行”……姑且不论这样论辩是否有风度和道德，单说逻辑，相当莫名其妙，就是说，在这些“民主人士”看来，“共藏问题”居然像宇宙真理一样不容置疑，谁质疑谁就是共产党的特线。

一个老民运人士在自己的文章中透露，“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和很长时间，从理论上把汉藏关系调正到符合客观事实和双方根本利益的角度，强调西藏目前主要的矛盾是共藏矛盾……这种策略，必然受到中共及其地下势力的仇恨和攻击。因此，多年以来，一些可疑的汉族和少数藏族人士，拼命抬高和跳动（而不是缓和及消解）汉藏矛盾，贬低共藏矛盾……这些人中，有多少是特线卧底……”呵呵，原来他们就是“正确”、原来“共藏问题”是他们的策略、原来他们说“符合客观事实和双方利益”就符合，这太“伟光正”了吧？!

说实在的，共产党从诞生以来，就以虚拟敌人作为安身立命之手段，大玩抓特务的游戏。我还以为这些号称要推翻共产党的民运人士有什么不同呢，结果还是抓特务。

如果说民主和人权是这些民运人士的真正追求，就应该也尊重藏人的话语权，请听一听藏人的声音吧：

“长期以来，汉人民主派人士始终坚持这一点：西藏不存在民族压迫，有的只是共产党政权的压迫，而这种压迫对藏人和汉人是一样的。透过他们这种固执的、不由分说的坚持，让人看到的是对“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官方说辞披上民主面纱的重复。正是在此，存在着和藏人对历史认知的根本分歧。然而让藏人不免心寒的是，在汉人民主派的这种叙述中，几乎从不在意藏人的看法，似乎只要是站上民主的制高点，就可以把帝国心态的大中国意识再度强加给藏人。”（摘自《“共藏问题”有问题》作者唯色）

2014年7月完稿于加拿大

歪曲事实解决不了问题——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二）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7/16/2014

作者: 桑杰嘉

在中共统治多年的西藏“落后、野蛮、不文明”论洗脑了不少西藏年轻人，认为西藏民族和文化不适应现代化。但是，流亡藏人在国外成功地继承和发扬、传播西藏传统文化的今天，这只是天大的谎言。现代化和西藏民族、文化并不冲突，藏人流亡社区与西藏文化在世界各地传播以及佛教与科学对话等等证明了这一事实。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样的“现代化”？是符合人类普世价值的现代化，还是共产党的“畸形的现代化”——违背人类普世价值的现代化？可以肯定地说：与人类普世价值相矛盾的现代化与西藏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有冲突，因而不会为西藏民族所接受。

我想，由于张博树先生多年在中国大陆了解西藏历史事实、接触藏人历史观的机会有限，特别有关西藏主权独立问题，所以，只想在西藏主权独立问题以及西藏问题的来源上进行反驳，点到为止，藏人说：好马一鞭，好人一言足也。但是，当多次细读《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后不得不否定之前的想法。笔者对《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故意、有系统地曲解西藏历史事实，甚至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之嫌，所以，不得不再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 由于笔者在《评一》中就西藏主权独立问题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当然按照《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的顺序进行驳批和阐述，确定了西藏主权独立的历史事实，不言而喻中共入侵西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一前提下中共不管以什么样的借口对西藏人民犯下的罪刑，必须要承担所有法律责任，而且，对中共入侵西藏或者中共在西藏犯下的罪行进行辩护的个人和组织也可以认定为同犯。 由于《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有关西藏问题的每个章节都有不符合事实的描述，作者不仅仅在正文、 在注释中全力以赴——如，134-135页：西藏高层人士，“其中一些人也保持着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接触乃至暗中合作。”这样的阐述完全不符合事实，他所谓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是指理塘阿塔和洛才（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培训空降到西藏第一批藏人）他们在西藏首都拉萨的活动没有严重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接触西藏高层人士，更谈不上“暗中合作”。他们为了觐见达赖喇嘛见了卓尼钦莫（达赖喇嘛身边的高级僧官，相当于侍从长）帕拉，但帕拉绝决了他们的要求，没能觐见达赖喇嘛。在张先生眼中成了“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接触”乃至“暗中合作”。 在第142页注释“23 达赖喇嘛本人的自传就是一个证明。在长达数页（页276~282）的描写参观团入藏观感及资料分析中，几乎全部是否定性的文字，而很少正面肯定，也完全没有对中国正在发生的政治变化的分析。” 我不知道张先生要求达赖喇嘛肯定什么？有什么可以肯定？肯定共产党的“伟大英明”？肯定共产党杀的好，奴役的好？还是中共政权摧毁寺院完全正确？ 同页的注释24 第二个参观团由一批青年人组成，1980 年5 月赴藏。这批人“独立”意识更强，在藏区活动过程中也更加口无遮拦，结果被中共叫停其参观活动，限期离开拉萨。这种情况也迫使流亡藏人的第三个参观团（主要由教育工作者组成）不得不在访问过程中保持低调，才算“善始善终”地完成了任务。”真是颠倒是非，中共叫停西藏代表团的主要原因是西藏境内民众对代表团的热烈欢迎以及表达对中共不满引发的。（其实这一点作者本人也谈到过）第三个代表团“善始善终”地完成了任务。”什么叫“善始善终”？不可思议。 笔者对如此之多的问题一一驳斥感觉在改小学生作业本，这样不太适合，而且，毕竟是堂堂有名的中国“学者”，也是长辈——因此，决定就一些主要的问题进行澄清，特别就作者采用某些不被公认的资料证明其观点，以及作为一个研究者、学者不应该犯的错误（不排除作者有意）在应用资料时回避资料原件而曲解事实，严重误导读者的部分。 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张先生有关西藏问题的立场很多方面与中共极度的一致，比如，西藏曾经发生的抗议事件，张先生认为八十年代在西藏首都拉萨发生的抗议事件是“骚乱”，而且，指出中共的指责：境外“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蓄意制造”——“这个指责不能说全无根据”。因为，“就在第一次境内藏人示威发生的前6天，也就是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会上发表讲演——”（《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第121-122页。） 首先，境外“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蓄意制造”是中共一贯的用语，西藏、新疆、内蒙古等所谓的少数民族地区只要出了问题中共上下同一的口径——“境外”。而问题是至今中共没有找出任何证据证明西藏境内发生的抗议事件——八十年代至零八年，以及一百三十多人的自焚抗议事件是“境外制造”的。而张先生认为由于达赖喇嘛演讲强调了“中共非法占据西藏”应该和稍后发生的拉萨“骚乱”有“某种关系”。什么关系？他不会说，其实有什么证据呢？如果真有证据不用张先生操劳，“阿共”早就公布于众了。作者觉得这有点说不过去，又引用一些“不痛不痒”的资料想说明“骚乱”“多方面的原因”。 还有，境外藏人的分裂思想引导、以及策划境内藏人（中共只是推卸责任），问题是张先生有这样的想法使人非常吃惊。中共非法占领西藏不必有达赖喇嘛强调，西藏境内藏人亲眼目的，肉体和精神上遭受折磨使他们刻骨铭心，伤痕累累，而中共时不时抠抠伤口，撒撒盐巴——谁的体验更真实呢？西藏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更不需要达赖喇嘛或者所谓的“达赖集团”介绍。这是西藏人最清楚的共同历史记忆。 作为一个正常思维的人这是最基本的道理，特别是新世纪开始不久西藏接连发生如此之多的事情，中国的大“学者”不懂这样简单的道理，真是不可思议！对中共的指责当时西藏流亡政府也进行了回应：“我们既未计划，也未策动拉萨抗议事件。事实上也不需要任何人策动。那些示威是西藏人民抗议所受的苦。真正的导火线却是你试图扭曲五点和平方案并污蔑达赖喇嘛。” （《西藏流亡政府覆阎明複函》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于印度达兰莎拉（原为藏文）） 另外， 从某种角度看，张先生看来西藏境内藏人似乎是“白痴”，不记得昨天发生的一切，每家有人被“汉人”折磨死、枪毙，根本上师流亡国外的事情？而且， 境内藏人的所有举动都要有人鼓励、指示、策划——不然他们什么也不会。 张先生也提出西藏民族和西藏文化面对现代化的问题，似乎想说明在中共六十年治藏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并非全部是中共的问题，因为西藏民族和文化面对现代化时有冲突——这个观点并非张先生首次提出，中国境内很多御用写手提到过，而且，有时候官方也释放同样的厥词。 事实又是如何呢？如果十万多藏人没有流亡国外，这个说法还能骗得过。在中共统治多年的西藏“落后、野蛮、不文明”论洗脑了不少西藏年轻人，认为西藏民族和文化不适应现代化。但是，流亡藏人在国外成功地继承和发扬、传播西藏传统文化的今天，这只是天大的谎言。现代化和西藏民族、文化不冲突，流亡社区与西藏文化在世界各地传播以及佛教与科学对话等等证明了这一事实。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样的“现代化”？是符合人类普世价值的现代化，还是共产党的“畸形的现代化”——违背人类普世价值的现代化？可以肯定地说：与人类普世价值相矛盾的现代化与西藏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有冲突，因而不会为西藏民族所接受。 “中国人起初宣称汉藏是兄弟民族，说汉族是来帮助藏族，说了许多好话，抬着笑脸来到西藏，中间施展阴谋，花费大量金钱，利诱无知藏人，挑拨仇恨，最后显露狂暴狰狞面目，从而使西藏人不分贵贱积累的怨恨在拉萨爆发，阻止我去中国军营看戏，并以和平方式向中国当局进行抗议，从而书写了西藏历史上悲壮的一幕。”对以上达赖喇嘛如是陈述中共在西藏的所作所为，在张先生看来是“完全‘翻脸’的语言”，理由是达赖喇嘛“对共产党当政者的指责已经表达为对‘中国人’的指责。” 首先，由于张先生非常不负责任的写作方式导致他对事实了解不清楚。没有查对讲话原始资料进行研究，随意引用他人资料。达赖喇嘛三月十日的讲话原文为藏文，在这段讲话中没有“中国人”而是“嘉麻”既中共。就腿一万步说，用了“中国人”有问题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执政党，是来自中国，而且全中国人民“默认”甚至支持他们在西藏胡作非为——达赖喇嘛说个“中国人”就“痛”？中共非法侵占西藏、任意屠杀、抓捕——赶出西藏还得跪拜？这样才算没有翻脸吗？ 有关藏中接触的阐述中张先生在第142页中定论西藏流亡政府代表与中共：“双方立场相差如此之大，接触自然不可能获得实质性进展。”但是，就在143页中又说：“这样，双方见面的机会与历史擦肩而过。”为什么呢？由于“达赖喇嘛本人亦放弃本来已在计划中的中国之行。”他还特意指出：“用这位藏人领袖的说法：“在全体西藏人都能在自己的国家分享相同的自由之前，我回西藏将是一项错误。”” 张先生给读者勾勒：由于达赖喇嘛放弃了中国之行而失去了双方见面的机会，责任在达赖喇嘛方面。首先，这一观点与上面“不可能实质性进展”的观点矛盾。其次，张先生断章取义，张冠李戴故意混淆事实。达赖喇嘛以上说的是针对中共提出的，用张的话说：“內容可謂極其溫和、善意”的“五点方针”而说的。“——我更相信，为了实践这种创造力，人必须自由。我放逐而拥有自由。作了三十一年难民，我已知道了它的一些价值。因此，在全体西藏人都能在自己的国家分享相同的自由之前，我回西藏将是一项错误。”而达赖喇嘛继续说：“尽管跟中共政府从事的这些谈判本身都毫无建设性，我还是决定，只要北京同意，我愿意作一趟短暂的西藏之行。——对方反应良好，我们就准备于一九八四年派出一支先行部队，为我次年到访作预备工作。”张先生非常清楚，按照他的方式引用达赖喇嘛自己的话具有完全不同的效果，他要的就这样的“效果”。 张先生有关“五点和平计划”的阐述中强调达赖喇嘛“向国际社会求助”“翼图于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干预”。先不说西方民主国家就西藏问题的“干预”，“支持”也是非常有限的， 只有西方民众的支持，但他们没有“干预”的能力。那么为什么张先生就认为“西方民主国家”支持、干预呢？答案只有一个：为西方民主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立证造据，配合中国政府的“西方反华势力”的“反华”理论。 由于笔者在《评一》中证明了西藏历史上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五点和平计划》“基本前提”“把“中國”當作外在於西藏的另一個國家。” 是完全正确的。再看张先生称：“演讲中对中共的指责不乏夸张、不实之处。”他举例说：“比如“在过去数十年的大屠杀中，100 多万藏人丧失了生命，这约是西藏人口的六分之一，另外至少还有约100 多万人因为宗教信仰和爱好自由而被关在牢狱之中。藏族总人口至2000 年统计不过541 万人，这还是经过了较快人口增长后达到的数字，因此不可能有100万人被“屠杀”，另有100 万人被监禁，即便这是一个数十年的累计数字。” 在本文开头指出，张先生极其不负责人的写作方式，严重歪曲事实。如，张先生对《五点和平计划》基本上没有进行任何的“研究”，不对，应该是研究后发现对自己有利的版本——翻译错误的版本选用。他故意回避原始资料，《五点和平计划》原始版本是英文，还有藏文版本和中文翻译版本， 最起码他应该知道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是用英语演讲的。因此，可以认定张先生故意为之。 张先生引用了藏人行政中央中文网站上载的《五点和平计划》内容。这一版本翻译有问题，而且是严重的错误。而翻译错误的部分就是张先生认为夸大的部分。看原文：“在过去的数十年浩劫中藏人仅仅由于信仰自己的宗教和热爱自由而丧生一百多万，这占西藏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以及还有很多人在各监狱中遭受折磨。” 英文版本和藏文翻译版本都没有“大屠杀”、“另外至少还有约一百多万人——”。作为一个研究者、学者如此疏忽是非常遗憾的事，也绝对不应该发生的。当然，我还是希望多么希望这只是“疏忽” 。张先生提出的：“有100万人被‘屠杀’，另有100 万人被监禁”与原文不符，演讲中非“大屠杀”而是“丧生”，更没有说“另有100 万人被监禁”。因此，张先生指责“故意使用“大屠杀”、“另有100 万人被监禁”是没有任何意义，感觉是在自言自语。从张先生指责“大屠杀”，且断定“——这毕竟和纳粹有预谋地、系统地屠杀犹太人不可同日而语，”说明了张先生的英文不仅没有问题，而且，很不错。能故意曲解英文的“浩劫”为“大屠杀”，特指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文的“大屠杀”不一定“影射中共行为与纳粹无异”，“大屠杀”也不是专指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如“南京大屠杀”、“天安门大屠杀”等等。中共是否对西藏进行了大屠杀笔者将另论。 另外，有关“即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也就是西藏中部和西部的地方，中共的官方资料显示汉人的人数还是超过藏人”。张先生认为情况不实，理由是：“因为仅就西藏的高海拔自然环境这一天然限制，就决定了不可能有很多汉人在那裡移民定居”。这个观点多么荒唐，在利益的驱使和政府对中国人优惠政策的推动下海拔已经阻挡不了汉人流入西藏，今天的事实情况是最好的证明。当然，他还有中共人口统计数: （1987年，西藏自治区）总人口207.95 萬，藏族人口198.38 萬，藏族人口所占比例95.4%。 有关这个话题，张先生在［几组具体数据］（第219－220页）中给我们算出了整个所谓藏区的藏人人口和非藏人人口。按张先生的计算方式“藏区”（西藏自治区之外） 藏区总人口为774 万，非藏族总人口233 万。而“非藏族人口中除少量其他少数民族如蒙古族、羌族、回族外，主要由汉族组成，是毫无疑义的。”另据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是：西藏自治区总人口为3002166人，藏人2716389人。 我们再看看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的说法：“就是在所谓大藏区的范围之内，要把所有的汉人和其他的民族赶走，而西藏加上其他省的几个藏区加在一起，意味着他要赶走至少2500万人。”朱指的“大藏区”是：“整个西藏和其他几个省的藏区合成一个所谓的大藏区”。1我想朱维群此言并非随便说的，而且，朱对西藏可以说了如指掌。多次和西藏代表进行谈判，而且如今是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 我们需要澄清的是：既然张先生“研究”发现整个所谓的藏区非藏人人口只有233 万。那么，朱说的2500万减去233万剩下的逻辑上只能划到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这样“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91.83%”(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说法还能成立吗？就算再减去一半，也会“淹死”“西藏自治区”藏人，张先生还能“肯定”“西藏自治区的”藏族人口所占比例95.4%”? 。其实，张先生非常清楚中国政府的数字大有问题 。我想张先生无法否定朱的2500万，因为朱最有“权威的信息”，也不会抵赖说这是通了火车后的“巨变”，这样既否定了中国政府一再强调的没有“移民”的说法，又不现实，除非中共开通专门的“移民列车”。那么，只能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的移民已经非常严重“超过藏人”。 从我个人多年的经验来看，在曲解西藏问题上危害最大的不是中国“官方学者”，也不是一些假借“独立学术者” 幌子，用主流语言拐骗的那些人。最可怕的是某些以“西藏朋友”、“帮西藏人说话”的“身份”穿梭在藏人中间的所谓的“学者”，他们在误导、欺骗公众方面产生的影响最为严重。 2014／7／10 注释： 1、《朱维群揭批达赖兜售“中间道路”背后的图谋》2014年3月1日  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http://www.people.com.cn/n/2014/0301/c32306-24501682.html

西藏问题：帝国三部曲之二：吊诡的多民族国家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7/16/2014

作者: 唐丹鸿

吊诡的是，这一套帝国霸权的阐释，不仅与针对西方帝国殖民主义的批判话语平行进行，而且在“崛起”、“复兴”过程中，中国一方面欲消除西方和台港对中国“新殖民主义”、“新兴帝国”的怀疑，另一方面却对自身的帝国语言毫无掩饰——朝贡册封本身就是一种帝国意识形态：自认为世界中心，把远方异域想象为自己控制的潜在领土，无边无界的“天下”观与“日不落国”意象，都是殖民主义的世界模式。把贸易表述成“朝贡”，把外交表述成“册封”，在古代这是自恋自大，在当代就属精神不太正常啊。以朝贡册封体系来推论周边国家“臣属”中国，进而“证明”中国对周边国家拥有主权，夸大“宗番”关系的实质，这种理论和论证方法本身就自证了帝国主义性质。

像所有武力统治异族的帝国所干过的一样，历史，必须按殖民者意愿改写和重构。所谓“九州之外，谓之番国”、“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的中国，成了“自古以来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为了合理化吞并周边国邦，中国汉人学界的聪明才智，全用在干脏活上了：怎样把侵略说得不是侵略，把殖民说得不像殖民。中国官方完全垄断了藏回蒙满历史的阐释权，藏回蒙满的行为与动机被“共和”中国单方面定义。 除了蒙古的独立“天经地义”外，图伯特、东突厥斯坦、满洲的独立活动，都被描述成了英俄日等帝国主义的背后操纵，西藏问题还加上了美国阴谋。正如“蛮夷”一词的贬义，就好像藏回满都是四肢发达、智力低下的野蛮人，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不曾有过政权和国家意识，只是受西方帝国主义者操纵的傀儡，那些独立运动都是蛮夷们丧失自主意识的产物——殖民主义话语的特征之一，就是将殖民地的人矮化为头脑简单的种类，矮化或抹去被殖民者的历史观，文化史和政治史。 而在更广阔的图景里，你却看到中国革命的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的影子”：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大借款，款项高达二千五百万镑，以解决国库空虚问题。合同签字，产生了“跟帝国主义的交涉”［1］。孙中山联俄容共，引入苏联政治训练、军事及财务的外援，以协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后经费来源的绝大多数仰赖苏联，《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记载，陈独秀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呵呵，中国人不但反帝反殖民是吊诡的，而且连革命也是吊诡的，要靠帝国主义[2]。 图伯特人、东突厥斯坦人的反殖民运动，还被描绘成了一种“分裂”中国的活动。使用“分裂”这种措词，使藏回的过去好像与“中国”不是“分裂”的，而是“共同体”：他们曾经朝贡称臣；他们曾经受到皇帝的册封，中国皇帝还赏给了他们公主，他的座位比皇帝的矮，他曾给太后下过跪，朝廷派人在他们地方设了办事处，派驻了官员，制定了章程，某年某月“收复”了、“平定”了……而藏回现在却企图“分裂”国家、叛乱、搞独立。 仿佛纳贡称臣、册封之类是一种双边契约，就此约定：纳贡受封就是把土地和政权交给“中国”了，他们的地界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了。仿佛“座位矮一截” 、“下跪”这些故意矮化、令人不齿的外交细节，就能证明“中国”早就中央政府了，他国早就地方政府了。仿佛图伯特的领袖和政府是傀儡或空置，“我朝”设个办事处、派一两个官、颁布两个章程，就证明实际掌控了对方的行政、经贸、外交。仿佛“收复平定”这类战争征服行为是光彩之事，获得了被占领被屠杀人们的拥戴。 铺排在“朝贡”、“册封”、“章程”、“座次”、“下跪”图景中的，是一个完全属于“我们”的、“自古以来”的“省份、自治区”，就算语言、文化、信仰、风俗、甚至人种都完全不同，但那土地是“我们”的，资源是“我们”的，土地上的人们待“我们”去开化与提升。 但其实吧，朝贡关系是古代东亚的国际关系体系，它不曾贯穿中国历史，而是几度崩溃或混乱，宗藩、主从、优势、对等……性质是多元的。例如曾有多个政权均声称自己是天下之主，要求周边诸国朝贡，各小国往往也同时向多个大国朝贡，更有一些国家这边接受朝贡，那边又向更大的政权朝贡。特别提醒一下：西汉、隋、唐、宋、明等中国王朝，都曾向其它强势的国家或民族进过贡：匈奴、突厥、吐蕃、回纥等“敌国”，都曾受到中国进贡。唐朝对吐蕃（图伯特）进贡，明朝向蒙古俺答汗进贡[3]。很多进贡实际上是对军事强势国的议和停战协定，并不等于受贡国享有进贡国的主权。而且，无论是国外还是中国学界，都认为朝贡关系的更大特征是一种“商贸关系”[4]。朝贡最盛的明朝，是用“薄来厚往”——给外国人砸钱求捧场，来维持一种自高自大和自我陶醉。单以不加区分的“纳贡”暗示或“证明”统属关系，则纯粹是处心积虑的误导。 至于册封，也有多种区分，不能一概与“领土主权”挂钩：有的小国因在中原王朝军力笼罩下，天朝册封首领授以其统治权；有的是首领的合法性须强势王朝册封认证，强势王朝通过册封加以政治干涉；有的首领的合法性来源于本国人的承认，而非来自于册封。即便有册封发生，也是双边护封，属于互戴高帽的友好外交。此处汉语“册封”不过是天朝想象，其实你“封”不“封”别人都是该国之君。明朝皇帝与图伯特高僧互相赠予封号就属这种情况[5]。因此，当我们遇到“册封”一词，如果不走进历史的当时，去观察该“册封”的性质，就会被“中国式话语”引向“中央”封“地方官”的境地。 在中国宣传话语中，朝贡册封的多元性质被掩盖，中国向别国进贡和受别国册封的情况被隐藏，统治者在朝贡册封中砸钱维持的控制天下的幻觉，被改绘成权力意象和实有权属，统治者与别国首领互赠封号的外交行为，被涂改成了施政行为。 吊诡的是，这一套帝国霸权的阐释，不仅与针对西方帝国殖民主义的批判话语平行进行，而且在“崛起”、“复兴”过程中，中国一方面欲消除西方和台港对中国“新殖民主义”、“新兴帝国”的怀疑，另一方面却对自身的帝国语言毫无掩饰——朝贡册封本身就是一种帝国意识形态：自认为世界中心，把远方异域想象为自己控制的潜在领土，无边无界的“天下”观与“日不落国”意象，都是殖民主义的世界模式。把贸易表述成“朝贡”，把外交表述成“册封”，在古代这是自恋自大，在当代就属精神不太正常啊。以朝贡册封体系来推论周边国家“臣属”中国，进而“证明”中国对周边国家拥有主权，夸大“宗番”关系的实质，这种理论和论证方法本身就自证了帝国主义性质。 历史文献和文物证明：唐朝中国与图伯特是国与国关系，唐朝还一度向吐蕃王国进贡；宋朝版图与图伯特没关系。蒙元王朝赋予图伯特萨迦法王帝师的名号，把统治西藏多、卫、康的政治权利作为供养献给了法王八思巴；在明朝建立前，降秋坚参就取代萨迦王朝，摆脱蒙古获得了独立[6]。十多二十年后才建立的明朝何德何能，可以让独立的图伯特变成“地方政府”呢？呵呵，自然是“朝贡册封”神器：明朝“薄来厚往”砸钱吸引番邦（外国）前来捧场，使“朝贡”成了有厚利可图的生意，各国包括图伯特人纷纷来占中国便宜[7]；明朝给了噶玛巴等图伯特高僧大德们一大堆封号，属于追着给名人锦上添花，因为这些高僧大德的合法性来自藏人认受，你封不封别人都是图伯特政教之王。而且明太祖朱元璋把图伯特称为“番邦”（外国）[8]，但中国当今的学者，靠朝贡册封神器，“证明”了图伯特“臣属”明朝，断定明朝对图伯特拥有主权。 中国史界找到了一些文献，显示了图伯特和元朝之间一度的某种归顺、臣属的关系，因此断定从元朝起，“中国”就拥有了对图伯特的主权。可是，元灭亡后一年开始编撰的元朝正史《元史》，其中说明元朝版图时，却将图伯特排除在地理志之外 。而“主权”这么大的事，却从来没有被元廷翰林院兼国史院编修记载过[9]。 满清，就更让汉人学者兴奋了：册封达赖喇嘛、金瓶掣签、驻军、康区的几大区域划入川滇管辖、钦定章程、驻藏大臣……当然，中国学者们把这一切都当成主权的证据。且不论从清初皇帝与达赖喇嘛建立宗教的、带私人性质的特殊外交“榷雍”（供施关系）的平等实质，到1728年“管辖”康、到清末对图伯特的入侵，本身就是殖民化的演化过程；也不论这种关系离施政、经贸、外交等实质性掌控“主权”差距多大，单说蒙元和满清，是中国自己的王朝吗？还是中国亡国，成为了蒙古帝国和满清帝国的一部分？ 我觉得在此探讨蒙元和满清是否是中国王朝已经有点过时了。你在网上搜索这一问题，即使中国境内互联网都会出现多项结果，既有正经学术中立的论证、也有站在汉民族主义立场的论证，否认蒙元和满清是中国人的王朝。政权实体的历史事实是：700年前的宋朝并非多民族国家，推翻宋朝的元是蒙古帝国，疆域一度包括整个蒙古、西藏（图伯特）、宋朝中国的全境、高丽、西伯利亚、安南和缅甸的部分地区；元是蒙古四大汗国里统治中国的一支。满清是明朝边境外的满人（女真）建立的帝国，明朝中国的全境都成了被占领土，所有中国人都被满人统治了。“用汉语命名朝代魏、唐、辽、金、元和清，掩盖了这些朝代是由中国的征服者而不是中国人建立的这一事实”[10]。其实，无论元朝还是满清，从历史的当时直到满清末年，也被中国人视为外来政权，中国人也并不情愿服从异族统治，如此才发生了反帝国殖民的辛亥革命，激励中国人反抗意志的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而“所有外国研究此时期的历史学者，都接受蒙古建立了一个包括中国、图伯特、伊朗与俄罗斯等地区的帝国”[11]。美国“新清史学派”的学者们，通过扎实的文献考古学研究，得出的学术结论是：满清帝国不等于中国，而是建立在中国土地上的“征服王朝”。它是一个占领了儒教文化中国、也控制了藩属国（殖民地）的帝国。它通过灵活的政治策略，构建起了满人的“族群主权”；它奉行“帝国主义”政策，与俄、英等帝国主义列强争霸亚洲内陆，并在18世纪通过“武力西征”达致扩张巅峰，将原非中国领土的周边国家和民族变成了满清的藩属殖民地，图伯特、“新疆”（东突厥斯坦）与中国一样，同是满清帝国受害者。辛亥革命爆发，汉人革命者推翻满清帝国，建立中华民国；而由于帝国崩溃，帝国各藩属殖民地的人民也民族主义高涨，要建立自己的国家[12]。 近年，中国学界与新清史的学者们已有过一些学术交流。新清史学者们的研究方法和特点，是对清代大量满蒙档案文献、尤其是满语档案的考据和分析，也就是说以“当事人”满人的政治观点和民族意识为证。中国学术界的反应却陷于尴尬境地：多数对新清史观点表示反对或激烈批评的国内学者，出发点是由于新清史的观点触及了中国关于民族和疆域的敏感问题，点燃了学者们的爱国情怀。中国学者们不能以史料为基准反驳“蒙元、满清不是中国王朝”，更多的是以“阴谋论”应对，指斥新清史学者有“政治背景”。呵呵，中国学者们就算不知道国外的学术道德、学术自由是怎么回事，但中国学者是最不配标榜自己没有政治背景的了：中国社科院、大学等机构都是国家的，立项须通过有关部门审批才能拿到国家研究经费，有些课题直接就是国家下达“研究”命令。这几十年来，特别是牵涉藏疆的敏感问题，中国学界胆敢不受政府掌控吗？ 从“九州之外，谓之番国” 、“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到“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再到“解放西藏” “解放新疆”，然后中国政府强力宣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和满清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就好像蒙古人那时就是中国人的蒙古族，女真人那时就是中国人的满族，藏人那时就是中国人藏族，维吾尔人那时就是中国人维吾尔族……问题是，古代的蒙藏回满知道自己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吗？古代中国人知道咱祖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吗？如果古人们全都不知道，那又怎么是“自古以来的多民族国家”呢？ 对国外学术界来说，把古代中国描述为“自古以来的多民族国家”是极其奇葩的。中国学者做学问做到了令人捧腹、不惧耻笑的境界，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具备极权的政治操作、将知识分子人格奉献给“统一”的精神、诚实会死的“学术”环境，才能机智得这么神经病——但没办法，不管你信不信，反正很多汉人信了。于是，我们看到了两个中国，两条历史的大致脉络，其中一条是政治操作的历史的幻觉： 其一：华夏民族的中国（唐宋）、亡国（元）、华夏民族的中国复国（明）、亡国（清）、华夏民族的中国复国（民国）、武力吞并异邦他国而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其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唐宋）、少数民族当政（元）、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明）、少数民族当政（清）、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国，图伯特事实独立、满洲国、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蒙古独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噢，原来中国也有少数民族当政的时候啊…… 中国人把蒙元对中国的殖民史当作中国最强大的历史，把成吉思汗说成中国人，蒙古人怎么看呢？我都不好意思写在这里了。网上有流传甚广的帖子，附在注释里吧[13]。 鲁迅在《随便翻翻》中说：“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 。” 藏人作家卓玛嘉在《骚动的喜玛拉雅》里写到：“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整个十三、十四世纪是蒙古帝国的时代，元朝是蒙古帝国时代的一部分……藏文中对中国和西藏分得相当清楚，中国与西藏（‘甲那'与‘岗迥’），是两个独立的政治地域的名词。”卓玛嘉因著此书，被中国当局关进了监狱。 达赖喇嘛的哥哥达泽仁布切、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教授图丹.晋美诺布教授在著作《西藏是我的国家》里说：“即使在蒙古帝国最强盛的十三、四世纪，西藏也从不曾是蒙古帝国的一部份……事实上，西藏与蒙古皇室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中国与蒙古的关系，由于中国被蒙古占领，中国乃谎称蒙古人亦是中国人，并进而认定蒙古人的领土即是中国领土。若此论点成立，西班牙就可大言不惭地将法国视为一部份，因为两者皆曾被罗马所占领，两者曾同为罗马帝国的一部份，这是多么可笑的逻辑！” “在西藏人看来，有清一朝，西藏人与中国人同为满洲人所征服……所有的西藏人对这项事实都有很清楚的认识。当大清帝国被中国人革命推翻以后，西藏人和中国人就成了居于平等地位的两个主权民族……我们西藏人与中国人居于平等的地位，有权不受中国人统治。”达泽仁布切于1959年流亡，2008年客死异国他乡[14]。 话语垄断是帝国主义的常规动作，帝国话语总是霸权的、独白的，“另一方”的言语被强权压制、驱逐、扼于沉寂。“他们”的历史由“我们”来书写，“他们”的身份由“我们”来定义。 “我们”的历史，是掌握“主权”的历史，“他们”的历史，是归顺史、臣服史。“我们”不但要占有“他们”的现在，更要占有“他们”的过去，继而占有“他们”的未来。 在中国式帝国主义的词典里，没有“主权在民”这个词。当我们观察那些关于“主权”的论证，具体到中国人对图伯特（西藏）、东突厥斯坦（新疆）“主权”的论证，绝对看不到被殖民者的认受。 只见“朝贡”、“册封”这些傲慢自大的帝国话语，彰显被放大了的统治力。只见被当成“中国”的蒙元和满清两个帝国，作为外部异体，怎样将统治意图、统治机构和统治术锲入过那个地区，只见中国将西藏和“新疆”据为“本土”的理由，与究竟谁祖祖辈辈生活在那“本土”上无关，最终，帝国主义者“主权”的“合法性”，都是以血腥加狡狯完成的。 天朝、纳贡、册封就是中国式的帝国主义。天朝思维模式是一种野蛮和原始的地理空间幻觉，世界环绕中国，中国君临天下。信奉者们想象着权力无边，憧憬着率土之滨，以至于沦亡的伤痛也会转化为征服的荣耀。他们相信中国天然巨大，周边界域自古被“中国幅员辽阔”所笼罩，邻邦“番蛮”理当归顺。在历史的转折时刻，它被赋予了“祖国统一、领土完整”的光环，它因“解放”而伟大，因“主权”而正义，因播撒“先进文明”而崇高，因“振兴”、“建设”、“开发”而正确。它的信奉者簇拥着“伟光正”，拓殖扩张、种族灭绝、文化灭绝、资源掠夺都披上了新装。 本节的资料来源及注释： [1] 瑞贝卡：革命党与北洋，都要靠帝国主义http://history.sina.com.cn/his/zl/2013-07-11/154550258.shtml [2]维基百科、百度等都能搜索相关信息 [3]公元1550年蒙古俺答汗围攻北京，史称庚戌之变，明世宗请和进贡。维基。 [4]维基、百度等都能搜索相关资料信息。 另见: 王力雄：明朝“贡赐”不是主权是贸易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ueyumantan/wlx-01232014100851.html 亦歌：从“薄来厚往”谈明代的贡赏关系 http://www.xys.org/xys/netters/Yige/shanggong.txt 张锋：解构朝贡体系 [5]《遮蔽的图伯特》第一部 历史事实 P.29-32 艾略特.史伯岭 [6]G.杜齐《西藏画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 P.17-23,本文转引自《西藏的地位》P.6 ；参见《西藏是我的国家》，图登.吉美诺布（ 达泽仁布切） [7]同[4] [8]同[5] [9]同[5] [10] M.C.F.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第二章 注释 P.34 [11]《遮蔽的图伯特》第一部 历史事实 P.27 艾略特.史伯岭 [12]关于新清史学派的主张，互联网上能搜索到的中外资料都比较多，在此不一一提供来源。本链接仅为一例：http://bbs.news.163.com/bbs/history/234027334.html [13]蒙古乌兰巴托大学教授：中国人是一群有白痴一样逻辑的民族  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教授额日德里根在接受NHK电视台采访时说“中国人把我们国家和民族伟大的祖先和神灵一样的英雄，征服过他们的铁木真，当做他们的祖先和英雄，把我们对他们的殖民历史当作他们最强大的历史……中国人把世界级的蒙古史写成民族团结史，把成吉思汗说成中国人，现在已经闹成了国际史学界的笑柄……如果说古代蒙古跟汉民族有关系，那也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蒙古灭亡了南宋之后，把汉人看做是奴隶中最底层的‘三等公民'，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 [14] 图登.吉美诺布（ 达泽仁布切）：西藏人不要异族统治 原载1982年7月16-22日《远东经济评论》，译者：苏明辉。本文作者图登.吉美诺布Thubten Jigme Norbu是美国印地安纳大学藏学系教授，达赖喇嘛的长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