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图伯特展开新一轮整治运动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24/2016              

作者: 桑杰嘉

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报导，7月28日，中共在图伯特（西藏）安多阿坝地区的42个佛教寺院中发布《寺庙“以案说法”读本》，并要求僧侣认真学习该《读本》，这是中共最近在图伯特展开的新一轮整治运动的序幕。虽然，阿坝县的司法局负责人和宣传部负责人都说不知道有关这本《读本》，以及整治运动的情况。但有中共官员承认当地政府一直在研究类似的“法律文本”。人权组织认为这是针对图伯特僧俗民众的又一整治运动的启动，而且，担忧中共再次严厉打压图伯特民众，以及清洗寺院。

媒体报导《寺庙“以案说法”读本》分发前的7月19日当地政府就有关《读本》召开了会议，有关县领导、各寺院寺管理委员会代表等出席。因此，也不难看出当地政府对该《读本》的重视。另外，中共地方官员也表示这是“法律文本”。 

达兰萨拉格尔登寺境内情况联络员洛桑益西指出：当局的这一轮整治，是在将自己践踏图伯特人基本人权与宗教自由的做法“合理化”，他担忧格尔登寺为首的阿坝境内宗教活动将受到更严厉的打压。

自由亚洲电台也报导称：“中国当局正对四川藏区展开新一轮整治运动，阿坝县政府人员日前向格尔登寺僧众发放藏、汉双语反分裂书籍《寺庙“议案说法”读本》。这被认为是中国当局对四川藏区实行更加严格控制的开始。”

对此，图伯特流亡政府官员也表示：“这个文件的散发仅仅是一个开始-----”

人权组织获得了中共对图伯特新一轮整治运动中有关《寺庙“议案说法”读本》的信息，该《读本》共分五个部分既案例一至案例五（藏汉文对照）。

事实上，《寺庙“以案说法”读本》中的各案例在图伯特一直被指控为“犯罪”，而且，一直是严惩处理。由于颁布了《国家安全法》等各种法律，所以，中共可以更加公开的对图伯特人的抗议、或者表达不满者进行严厉打击，而《寺庙“议案说法”读本》又能在超越法律领域进行处罚和打击。

下面是《寺庙“以案说法”读本》中的案例。

案例一： 在公共场所悬挂分裂旗帜，散发具有分裂内容的传单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定罪处罚。

该案例所谓的“分裂旗帜”是指图伯特国旗。“具有有分裂内容的传单”是没有任何界限。如达赖喇嘛长寿、要求达赖喇嘛返回图伯特、达赖喇嘛是我的上师、图伯特流亡政府、我们的领袖是达赖喇嘛----等等。都可以被指控为“煽动分裂国家罪”。这一指控的案例是非常普遍的，所以不再一一列举。

案例二：在公共场所高举达赖喇嘛画像并高呼分裂口号应认定为煽动分裂国家犯罪。

这里说的“分裂口号”也如同案例一没有任何的界限和定义。如“图伯特要自由”、“达赖喇嘛长寿”、“让达赖喇嘛返回图伯特”等等被定为“分裂口号”。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报告，仅仅在2015年图伯特境内发生10多起僧人、俗人，其中也包括女性单独走上大街抗议，他们高举达赖喇嘛法相，高呼“达赖喇嘛长寿”、“让达赖喇嘛返回图伯特”等。对这些抗议者中共已经以“分裂国家罪”等判处了4年、3年零6个月不等的徒刑。

实质上，他们只是表达了图伯特人的想法或者意愿，最多只是享用了他们的言论自由、主张和发表意见的权利，这是最基本的人权，但是，中共非法指控他们“分裂国家犯罪”进行审判。

案例三：公共场所引火自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定罪处罚。

早在2012年，中国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依法办理藏区自焚案件的意见》中已经明确规定实施自焚为“犯法”。中国政府在法律之上随意发布各种所谓的“意见”进行非法打压图伯特人不是什么新鲜事，当图伯特出现各种抗议或者问题时，中国政府的法律被各种“意见”取代，然后进行任意的打压。自2009年图伯特境内发生接二连三地自焚抗议事件后，中国政府颁布了所谓的《关于依法办理藏区自焚案件的意见》。

中国各地方政府依据该意见对自焚抗议的图伯特人进行打击，其中多名自焚获救者被中共严厉惩罚。

案例四：煽动、教唆、引诱他人自焚，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案例四和案例三一样，中共在2012年，中国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依法办理藏区自焚案件的意见》的规定。中共政府按这一规定曾经对多名图伯特人进行了非法判刑等处罚。

举几个典型的例子，如，2011年8月29日，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一位名叫仲周的图伯特僧人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据中国官方媒体，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１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罗让贡求、罗让才让故意杀人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罗让贡求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罗让才让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2013年2月28日，中国甘肃省碌曲县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拉毛道吉、尕藏索南木，才松加有期徒刑15年，11年和10年。

据人权组织和境外图伯特人获得可靠消息，中国当局指控“故意杀人”，事实上只是图伯特人自焚抗议之后，为了不让自焚者落入中共军警手中保护自焚者，或者为自焚者进行祈祷、捐款、慰问、同情等。

由于图伯特人不满中共的残酷统治而自焚抗议，当图伯特人自焚抗议后很多图伯特人前往自焚者家里慰问，为自焚牺牲者祈祷、捐款、表达同情等，作为一个正常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而且，在中国法律中也没有规定这一行为是非法，所以，中共颁布违犯自己法律的所谓《意见》替代法律进行镇压图伯特人。

案例五：通过微信为境外非法提供涉密、煽动分裂国家图片、视频资料以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煽动分裂国家罪数罪并罚。

“非法提供情报罪”和“煽动分裂国家罪”是中共指控图伯特人最多的“罪行”。因为，这两个罪行其实没有任何明确规定，可以无限扩大。事实上，“非法提供情报罪”和“煽动分裂国家罪”是中共当局最容易指控和任意打压图伯特人的理由。在社会媒体微信发布图伯特人抗议、自焚、达赖喇嘛的照片、向达赖喇嘛祝寿、图伯特国旗、激励图伯特人团结、上访，甚至，依据中国法律争取图伯特文化和语言权利的扎西旺秀(Tashi Wangchuk又中译扎西文色、扎西旺楚）也被指控为“煽动分裂国家罪”。又如，向国际媒体提供图伯特人自焚、判刑、遭殴打、民众与政府冲突、政府对图伯特人的不公等信息，以及接受媒体采访等等被当局任意指控为“非法提供情报罪”。

总之，中国政府在图伯特的阿坝作为突破口展开以《寺庙“以案说法”读本》为主题的整治运动，将以五种案例为标准对图伯特僧侣进行审查。很多观察家认为中共将来会把这一整治运动推广到整个图伯特全境，对象也不会仅仅是寺院和僧侣，将会针对所有图伯特人展开这一整治运动，其目的是更加严厉打击图伯特人的不满和抗议运动。不过回顾过去，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共实施最严厉打击图伯特人时的反弹最为激烈。因此，中共这次新的整治运动将会迫使图伯特人更大的反弹，不言而喻将更加激化图伯特局势紧张。因此，中共当局必须对非法实施整治运动产生的全部后果负责。

2016年9月15日

我的“废墟摄影”

唯色

RFA

图说：喜德林寺废墟里的残缺壁画。(唯色摄影)

一直以来，我对遍及图伯特大地的废墟怀有深深的兴趣，我对散落在拉萨城里的废墟怀有深深的兴趣。废墟几无例外，皆是当代历史中的政治暴力造成。而我对废墟的兴趣何以体现？除了书写，就是摄影。如果我会绘画或音乐，那么画笔、乐符或歌声，也将是废墟的证据。是的，证据，或者说见证。多年来，我其实更多用文字和相机记录的，逐渐集中于这两座废墟：喜德林废墟和尧西达孜废墟，前者的前生是一座寺院或者说经学院，后者的前生是尊者达赖喇嘛的父母及亲人在拉萨的家园。

关于废墟的书写，散见于我用中文写作的十多本书籍。除了书写，我很想通过我的“废墟摄影”，来显现被占据、被遮蔽、被隐形的拉萨历史与拉萨地理。犹如城中之城，人中之人，以及死亡中的死亡。废墟中各种各样的细节非常多，我更留意的是，比如，尧西达孜空旷的庭院里怒放的花朵、主楼塌陷处悬挂着风干的蜘蛛、墙上残留的《西藏日报》或中国明星画像、往昔佛堂柱子上悬挂的破碎镜子，以及内院的某个房间，当年用阿嘎土夯打得比今日的瓷砖还结实的地面不复存在，却从泥土的地表上长出一株绿色的植物。我似乎也由此多少领悟到那难以名状的意义。

而我的废墟摄影并非出自一个专业摄影师。所以我随心所欲，使用了各种器材拍摄，如胶片相机、数码相机（单反数码及普通数码）、Gopro甚至手机。用Gopro和手机拍摄简直过足了瘾，一次就能拍数千张。这些海量的图片，似乎是构成了这两处废墟的图像志，多少具有了文献的价值，算是对拉萨老城中一个行将消失的特定区域的记录，我这么自认为。有时候，我也会自拍，或者以喜德林废墟里残缺的壁画为背景，或者面对尧西达孜废墟里残破的镜子若有所思，那镜中人，似我又不似我，却更似过去岁月中住在这里的某人。这种疏离却又亲密的感觉，还真刻骨铭心。

如果你注意到每天深夜，我在几个社交网站上发布磕一百零八个等身长头（其实早已超出了这个数）及祈祷嘉瓦仁波切千诺（尊者了知）的消息，并附上这两处废墟的照片长达一年多，大概可知，事实上，我在这两处废墟看到的林林总总都是具有意义的。每一个局部，每一处阴影，其实都是拉萨的密码，图伯特的密码。正如被翻译为名叫《照片的历史》（The Photograph）这本书，就一位通过照片保护旧巴黎的摄影师有这样两句评论：“（他）把巴黎看做一个博物馆——照片保留了历史，成为某些特别的、魔法般的地方的护身符，成为城市意义的一部分”；“他要留下历史的证据，通过图像的力量来保护失落的都市景象的氛围和完整”。我多么希望我也能做到这样。

两处废墟所不同的是，喜德林废墟是半开放的（但今年已被禁足），其周遭是数十户各种人家居住，因此总是看得到各种人的各种日常生活：操持太阳灶的主妇在烧水或熬肉汤，干木匠活的男子正又锯又刨，年轻女子将一盆盆鲜花抬到阳光下，或将晾晒好的棉被拿回家，而五六个中年男女正围坐在一起打麻将。有一次，见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尼坐在台阶上摇着转经筒，就跟她聊了一会儿，得知她本在山洞闭关修行，却被军警赶出，不知还有没有重返的一天。经常能遇到在这里租房住的汉人和回民，有一个满口黄牙的汉人已六十多岁，他满腹牢骚，深深地不爱此地，却又不愿回老家，他的余生会在哪里度过？而尧西达孜废墟早被禁足多年，虽然也遇见过在里面停放自行车或摩托车的汉人民工，遇见过在外院楼下圈养藏獒的汉人老板，似乎唯独他们拥有自由出入的特权。

想要补充的是，我在两处废墟都见过动物。喜德林废墟的狗和猫都各具特色，个性十足。其中一只黑狗，模样狡诈，却格外胆小。我欺负它，用自拍杆追逐它拍，它又气又怕，在废墟前的太阳灶之间穿梭躲避，直到看我追不上（其实是我不想追拍了），它才露出狰狞样子，尖声狂吠，我被它逗得笑出了声。而在尧西达孜废墟，有被圈养却凶狠的藏獒，四五头，漆黑而巨大，禁闭在外院二层楼的楼下，仅能露出锋利的牙齿和绝望的眼神，它们属于在附近开饭馆的汉人老板，是他待价而沽的商品，好笑的是，看我们在拍照，这个说四川话的男子叫来了藏人保安驱逐我们，我就用藏语反问“谁才是这里的主人？”，令藏人保安十分尴尬。

除此，我在尧西达孜废墟发现的生命，准确地说，已经死亡的生命，是一只挂在自己吐丝而织就的蛛网上的蜘蛛干尸，悬在内院主楼倾颓的房间外那危险的半空中飘荡着。它仿佛是这里唯一的主人，守护着废墟也就守护着过去。我只能把镜头靠近它拍摄。之后形成的图像里，它与周遭的残破房屋构成了仿佛意义深远的画面，我只能意会。然而当年，在这大屋里的动物一定不只蜘蛛一种。一定会有猫，也有老鼠；一定会有狗，那是拉萨特有的阿布索，主人的宠物，可以进入佛堂和客厅、睡房；而大狗，我指的是獒犬，会与看门人呆在一起，在院子里，在大门口，忠心耿耿。显然，蜘蛛比狗和猫的生存力都更顽强，也更容易藏身，更容易活下来，最终孤独地死去，高挂在几乎看不见的蜘蛛网上，恰似我们莫测的命运。

最令人难忘的自然是喜德林废墟废墟里的壁画。我最初见到是2003年，从左到右，由前至后，残缺不全的断壁上残留着一片片画面，若非亲眼目睹，都不敢相信这里会藏着如此惊世的美。虽因自然风霜和人为磨损使得画面有剥落，有裂痕，但立体的肌理感仍未磨平，纯正的色彩感仍未消褪，这与传统的矿物颜料有关。仔細地看，诸佛菩萨的微笑依然莞尔，诸佛菩萨的手印依然奥妙，而护法镇伏的魔鬼依然怒目圆睁……是的，左边一层角落有一小片壁画让我迷恋，就像是我的秘而不宣的私人收藏，之后每次再去，我都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去探望，生怕消失不见。为此有一次小心翼翼地潜入废墟，站在壁画跟前用数码相机各种自拍，就像是将自己融入其中，再也不怕会失去。经堂后边那旧日佛殿有一面断墙全是佛陀托钵坐像，整齐排列，安静入定，却发现在其中一尊画像的眉心间，有一个小小的圆圆的洞，就像是子弹头穿过的痕迹，但后来再去，断墙倒塌的部分，恰有那尊中弹的佛像，实在可惜。

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场景，是大雪中的喜德林卻是另一种面貌。废墟的残败和颓势并未被白雪掩盖，反而更加凄凉、肃杀。跑过来让我拍照的几个孩子，脸上有冻伤，流着清鼻涕，表情也僵硬。旁边拴着的一头黑藏獒，脖子上挂着染红的羊毛编的项圈，冷得簌簌发抖。这一切让人想起讲述伊斯坦堡前生今世的帕慕克(Orhan Pamuk)所说的：“下雪天的伊斯坦堡像个边远的村落，但寻思我们共同的命运，使我们与我们辉煌的过去靠得更近。” 

然而有关喜德林废墟的最新消息，在2016年的第九天传来。当日，设在拉萨的《西藏商报》称：“喜德林寺要维修了，将以博物馆形式开放”。其中写道：“设计方陈先生介绍，这次喜德林寺维修的主体建筑是大殿，而大殿正好是整个喜德林寺受损最严重的部分，也是设计最难的部分。……设计维修首先参照了上世纪50年代的的历史照片，还有现场勘察的喜德林寺遗迹。……维修后的喜德林寺，将以博物馆的形式向大众开放。”

我于是想起多年前，第五世热振仁波切给当局递交允许他修复喜德林的报告，却被拒绝。还想起一个听说有着特殊背景却又有香港身份的北京摄影师，一直在建议当局将喜德林废墟改造成具有“爱国主义”内容的展览馆。与此同步的是，2012年设在香港的《亚洲周刊》，第三十五期发表文章《汉藏不能忘却的爱国情》，作者是该杂志资深记者纪硕鸣，以党报的笔法改写了第五世热振仁波切的历史，把他的死亡说成是“因为坚守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正常关系，而被当时的分裂分子秘密毒死……”；更荒唐的是，比如这一段犹如“红色经典”影视神剧的情节：“亲英分子质问热振活佛：‘西藏何以要亲中国？’热振大义凛然地回答：‘一九零四年英国军队荣赫鹏攻入拉萨，军事赔款概由中央政府所付，所以如果不是中国的钱，岂能赎回西藏的身？’”而对喜德林寺何以成了废墟，则说成是“热振活佛死后，达扎先派人将他的遗体移至喜德林寺中，后又策划暴徒掠烧了喜德林寺。”

这篇文章还处处引述一位神通广大的“涉藏摄影家”的话，称这位热心的神秘人物要拍摄“热振活佛殉国故事”的纪录片和电视连续剧，并打算修复希德废墟，在里面展示所谓的“民族团结”的文献文物。这其实就是要把喜德林废墟改造为一个红色景点，向各方游客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五世热振活佛惨遭英帝国主义分子与藏独分子的毒手之后，他的寺院被藏独分子毁为废墟，如今在致力于汉藏团结、祖国统一的各界人士的努力下，重又恢复了原貌。

这是多么罔顾事实的后续啊。我用了整整一天的时光，将这么多年来在喜德林废墟拍摄的几千张照片默默地重看了一遍。与根敦群培一样，第五世热振仁波切也将被塑造成“爱国志士”隆重推出，没有比这些更无视真相的造假了。但我知道，我的喜德林废墟的摄影，算是对拉萨老城中一个行将消失的特定区域的记录，我还知道，我还会为即将华丽变身的废墟继续写传，还会为到目前为止尚不知下场如何的尧西达孜废墟继续写传，因为一位名叫嘎代才让的图伯特诗人写过这样的诗句：“废墟带霜，一道神授的光芒/从天空垂降。”是的，看见了吗？在因果轮回的光芒照射之下，一次次反复被捣毁的图伯特废墟，已成为永恒。

2016年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对六十多年前事关西藏的一份电报的质疑

作者: 桑杰嘉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13/2016
中共宣称的 “班禅额尔德尼”1949年10月1日发给北京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电报。其中“西藏解放，指日可待”被解释为图伯特人渴望“解放”的呼唤。磨刀霍霍的中共终于有了入侵图伯特中部制造巨大舆论攻势的“材料”，因此中共视该电文为珍贵的历史文献。但其中诸多疑点值得探究。
1949年，中共夺得中国政权后，策划进一步入侵图伯特（西藏）中部等地区时，有一份电报频频出现在中共宣传资料中，作为宣传阵地上入侵（中共所谓解放西藏）图伯特的“理由”。那就是中共宣称的 “班禅额尔德尼”1949年10月1日发给北京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电报。其中“西藏解放，指日可待”被解释为图伯特人渴望“解放”的呼唤。磨刀霍霍的中共终于有了入侵图伯特中部制造巨大舆论攻势的“材料”，因此中共视该电文为珍贵的历史文献。  如今我们发现事实上这份电报是在甘肃兰州的中共官员定稿发给北京的，只不过用了当时还未确认的班禅喇嘛的班禅额尔德尼之名，而且，中共最高官员也配合这一表演，不仅仅回复了这份电报，而且专门让新华社发布回复的电文，其真相是中共自导自演。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图伯特境内外有关第十世班禅喇嘛的书籍出版了不少，但是对班禅喇嘛的研究性文章和书籍很少。当然图伯特境内受中共严格限制，无法发表和出版与政府不同口径的言论，在境外缺乏相关的资料。虽然在香港和台湾等出版班禅喇嘛的《七万言书》和传记，以及有关遇害的书籍，但是，仍然有很多历史问题还值得更深入的研究。  最近，拜读阿佳仁波切的自传《逆风顺水》，从中可以看到阿嘉仁波切和第十世班禅喇嘛有着非凡的交情，而且，班禅喇嘛的经师嘉雅仁波切是阿嘉仁波切的舅舅，因此，对十世班禅喇嘛生平和经历应该有特别的了解。但是，对班禅喇嘛的一些重要事件也有不清楚的地方。特别是对1949年10月1日这份电报更是不清楚。对中国官方来说这份电报是“宝物”，因为，这证明班禅 “拥护中央政府证据”，宣传阵地作为一把利剑---图伯特人渴望和支持中共“解放”图伯特的证据。借此“证明”其入侵图伯特中部以及完全占领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因此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献”。该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钧鉴：  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优崇。二十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稍懈。第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班禅额尔德尼叩 十月一日1  与班禅喇嘛交往深入的阿嘉仁波切也对这份电报持怀疑，他指出“总之，共产党在班禅大师身边折腾了好几个月---班禅堪布会议厅就表了态，发了声明。后来，中共方面一直强调那个声明是班禅大师自己发的。尽管班禅大师作为转世灵童，在学经上偶尔会显现出与众不同的理解力，但更深的政治，他恐怕是不懂的，甚至连共产党是个什么概念，怕是他都不知道，因为他那时毕竟只有十一岁。”2  在中国大陆的官方出版物都口径一致，强调电报是十一岁的班禅喇嘛发给毛泽东和朱德等。但是一些半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说法稍有不同，因为这些作者觉得这在道理上说不过去，所以用“委托”、“指定”他人起草等找台阶下。  其实这份电报疑点很多，先不提当时图伯特政府和达赖喇嘛还没有认定班禅喇嘛转世的问题。11岁的孩子能写这样的电文？他真的懂“中央政府”、“ 西藏解放”吗？而且电报的内容看上去完全是中共口径。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的藏人应用如此的言辞真是不可思议。非常可惜的是第十世班禅喇嘛遭害前没有机会对该电报进行任何的说明。  中共篡改图伯特历史有一套非常荒唐的手法。如，图伯特高僧萨迦班智达被阔端邀请到武威传授佛法，当时他给图伯特人民写了一封公开信就给“归顺”了。中共自己的官员“撰写”的该份电报说成班禅“拥护中央政府证据”和“解放西藏”的“证据”。再后来中共驻拉萨的官员以达赖喇嘛之名发了一份电报给北京，后来就成了达赖喇嘛表示拥护《十七条》等等----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找到有关这份电报来历的蛛丝马迹，中共当时虽然大军入侵图伯特安多的部分地区，但是，对进一步入侵图伯特康区和中部地区还是需要舆论支持，以及为了减少图伯特人对入侵的抵抗需要统战图伯特的部分势力。所以，中共还没有入侵西宁时已经紧紧盯上了在塔尔寺的班禅囊玛康（中文译班禅堪布厅）以及11岁的待图伯特政府和达赖喇嘛待认定的转世灵童。中共没有攻占兰州前已经算计统战、拉拢班禅囊玛康，且由毛泽东直接指示军方。另外，毛也公开表示这是为了“解决西藏问题准备”。是中共入侵图伯特中部的“战略决策”和“重要的战略部署”。2但是，班禅囊玛康人员之前在贡奔寺（塔尔寺），听说中共快要抵达西宁时逃亡到离贡奔寺五百公里的香日德避难，因此，“共产党在班禅大师身边折腾了好几个月”。不过中共谎称，这是防止国民党的不测班禅囊玛康人员去了香日德。  当时与班禅囊玛康接触的是中共中国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具体负责的是集中共统战、情报工作的范明。而1949年10月1日的这份电报与范明有直接的关系。  2009年明镜出版社出版了范明的《西藏内部之争》一书。范明之前担任中共统战、情报工作，后来担任了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甘肃省统战部第一副部长、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等职务。  我们先看看范明在《西藏内部之争》一书中有关这份电报的阐述。  “--班禅堪厅派出计晋美、罗桑赤烈和宋之枢等班禅行辕官员与青海省统战部取得联系，向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同志献了班禅像，以表示他们拥护解放军的诚意。张仲良同志当即给我写了亲笔函介绍他们到兰州西北大厦，向解放军赠送班禅的相片，以表示他们拥护解放军的诚意。联络部交际处的同志，把他们引来见我，我把他们引见给甘泗淇和张德生同志，接受了班禅的相片，对他们表示欢迎。他们很高兴，一再表示，他们想知道，为了祖国的统一和西藏的解放，班禅应该做些什么事？我说，你们的诚意，我们西北人民解放军是知道的，不过班禅先生既是国内外知名的一位宗教领袖，他对祖国和共产党的诚意应该使全国人民了解才好。他们很赞同这个看法，问我，他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方式使全国人民得到了解呢？我说，你们可以商量一下，如果班禅先生认为适当的话，正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快就要宣告成立了，让他是否趁这个机会向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毛主席发出一个电文，以表示你们的立场？他们兴奋地说，这个注意好极了。后来他们回去请示了班禅，决定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分别发出了通电，以表达他们的意愿。按班禅的旨意，电文的初稿由计晋美和曾任过九世班禅的汉文秘书的宋之枢先生共同商量起草的。这位宋先生颇有古文根底，文章做的很认真，但又觉得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的电文是否那样写，对此他们很生疏。因此，电文起草后，又拿到联络部向我征求意见，态度十分虚心诚恳。我同他们一起逐字逐句讨论了一遍，又给张德生同志看过。经过班禅审定发出。这就是1949年10月1日，班禅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分别发出的那两份举世瞩目的致敬电。”3  首先，我们从时间上看看这份电报能否如范明说的那样，计晋美、罗桑赤烈和宋之枢等到兰州与他会面提出给毛泽东等发电报的想法，“后来他们回去请示了班禅”，以及电文确定后“经过班禅审定”发出。范明在书中写道：“1949年9月5日，青海解放”之后班禅囊玛康才开始与青海方面的中共接触。其实，1949年9月5日只是中共占领了西宁而已，还谈不上所谓“青海解放”。就按范明的说法，当时班禅囊玛康在离西宁500公里的香日德，当时没有公路，没有飞机。每天骑马走50公里，从香日德到西宁骑马最少要走十天，而且他们会见了西宁的中共官员后再去兰州。到了兰州接受范明的“指导”后他们又回去请示了班禅，回来再决定电文内容。范明“逐字逐句”确定后，还让张德生过目。最后再“经过班禅审定”后发出。按范明的说法班禅囊玛康的官员第一次到兰州见范明后回去请示班禅，再回到兰州。电文确定后又一次回去让“班禅审定”。因此，非常明显范明的说法完全不可靠。因为，这样最少也需要四、五十天的时间。而班禅囊玛康的官员第一次接触西宁中共官员是1949年9月5日后，离发这份电报的时间只有二十五天。另外，阿嘉仁波切也证明“共产党在班禅大师身边折腾了好几个月”，最后，班禅囊玛康表态。  所以，班禅囊玛康的官员根本无法在10月1日前做到“他们回去请示了班禅”，以及电文确定后让“班禅审定”。  另外，中国大陆出版的《班禅大师》后在香港再版的《悲剧英雄班禅喇嘛》一书的说法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消息传来，班禅大师当即指定计晋美起草电文，分别给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发出了敬电，并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名义，于当天发出。”4这个说法不仅仅与范明的说法有出入，而且，班禅囊玛康当天发电报也不太可能。因为，当时堪布厅官员们在香日德，至今还没有记录说当时在香日德有发电报的条件。  其次，再看电文内容。“二十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稍懈。第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等等，浓厚的政治词汇非常明显并非藏人的言辞。而且，所谓的“二十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稍懈。”更是非常可笑的说法，班禅当时才十一岁，不可能二十余年奔走。如果说前世班禅喇嘛流亡中国的事，更荒唐。第九世班禅喇嘛流亡1923年11月15日，他圆寂于1937年十二月，也没有二十多年。另外，更重要的是九世班禅喇嘛的流亡和“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 风马牛不相及。“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西藏解放，指日可待。”更是中共自个儿说自话。  最后，我们再看看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复电的内容除了“接读十月一日来电”外，与“班禅”的电文没有任何的关系。更多的是强调中共要入侵（解放）图伯特，“查西藏乃中国之领土”（彭德怀复电）并希望合作。同时毛下达了非法入侵图伯特的指示---“毛主席—下达了经营西藏的指示。”5  从中共的当事人和体制内与十世班禅喇嘛关系非常密切的藏人作家对这份电报的混乱说法，更证明了这份电报大有问题。  从电文内容到发布电文的时间看，这份中共视如“珍宝”的电报并非出自班禅喇嘛之手或班禅囊玛康，以及他审阅确定的，而是当时在兰州的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甘肃省统战部第一副部长、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等职的范明盗用“班禅”之名发的电报。虽然，范明在其书中编造的十分圆满：“这位宋先生颇有古文根底，文章做的很认真，但又觉得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的电文是否那样写，对此他们很生疏。我同他们一起逐字逐句讨论了一遍，又给张德生同志看过。”但是，以当时中共军官和干部的傲慢和霸道行为，藏人，特别是深入虎穴的藏人绝对没有任何决定电文的权力，说到底从电文的言辞、内容的错误，以及时间上推断更能肯定是范明写好让张德生看了之后盗用班禅额尔德尼之名发给北京的。而中共高层也非常清楚这个内情，所以，毛等的回复迟迟11月23日才由新华社发表。  由于毛泽东和朱德的电文是中共官员范明造假的，所以，同一时间发给彭德怀的电报同样也是出自范明之手。  范明撰写电报可以达到几个目的：一中共入侵图伯特全境的阴谋在表面上有藏人势力的合作；二中共在入侵西藏中部制造舆论支持；三中共统战和民族工作有一笔功绩。范明一箭三雕当然是一份“珍贵”的电文。而且，之后在中共官方的文件或书籍中一提到十世班禅喇嘛这份电报如影随形。六十多年来中共一直在欺骗世人，在图伯特人中制造班禅拥护中共入侵的形象，从而分化和挑拨藏人的团结。因此，揭底中共的众多的谎言，向世人介绍真相尤为重要。  注释  1，《西藏内部之争》2009年明镜出版社出版，作者范明，第97页。  2，《逆风顺水》台湾大块文化2013年出版，作者阿嘉洛桑图旦，第270页。  3，《西藏内部之争》2009年明镜出版社出版，作者范明，第96-97页。  4，《悲剧英雄班禅喇嘛》1999年香港开发杂志社出版，作者降边嘉措。第18页。  5,《西藏内部之争》2009年明镜出版社出版，作者范明，第98页。 2016年8月29日

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

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

唐丹鸿

1895年，西藏政教领袖、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当我们祖传的支柱和每一座古堡/在内部日渐剧烈的旋风中动摇/那一代，困在沉重的经页下/一遍遍吟诵六字真言，日渐老去……”【1】，古老的雪域面对着一个歧路纷呈的转型帝国。

鸦片战争以降的连串与西方国家的战争、割地、赔款等刺激，羞辱了这个笼罩在天下朝贡的幻觉中、唯我独尊、妄自尊大的帝国，也激发了帝国朝野对疆域和边疆事务的关注，华夏社会精神分裂了：满人大皇帝有了两种身份，或衰败无能的外来征服者，或须立宪改良的君主。版图也成了两个：或中国本土十八省，或兼并帝国“藩属”的领土。人们热议时政思路纷繁：救亡图存、变法维新、西学实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谋求民主开设议院、民智未开不适合民主……洋务运动给官僚和商人们带来了从交通、矿冶、电讯、铁路、邮政、纺织、教育等方面开辟财源的新思维，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上下相维”的政商利益纽带开始联结。内外战争的大量糜费和巨额赔款，使帝国财政漏卮难填，陷入了空前危机，谭嗣同和康有为还想出了把西藏、新疆这些“荒远之地”贱价卖给英国和俄国，用卖来的钱还外债、筹措变革经费的主意。这是一个沉浸在战败国屈辱、沙文民族自尊、图强振兴狂热、以及受害妄想乃至歇斯底里的世纪之交。

一、外敌威胁与旁伺之心

大英帝国不但对打开中国大门感兴趣，也相信敲开西藏大门通商贸易会有丰厚利益。由于满清宣称西藏是宗主国（藩属），一般认为“母国”握有宗主国外交权，在鸦片战争以后到1893年的三十多年间，大英帝国与大清帝国签订了几个关涉西藏的条约【2】，包括英国人可进入西藏考察、划定西藏-锡金边界和一些通商规定。这是有史以来，西藏的外交事务在自己并不知情中被一个外部政权插手。满清与英国签订这些条约，意在其所宣称的对西藏的宗主权得到“国际承认”。但这几个签约都遭到了西藏严正拒绝。西藏政府坚持清政府无权签署任何有关西藏的条约，不许英国人入境，不承认满清与英国划分的西藏-锡金边界界碑，派藏军驻防。满清无法让西藏人服从，更担心英国直接跟西藏打交道，分别以承认英国吞并缅甸、承认锡金是英国保护国作为补偿和交易【3】。

就在满清用帝国签约分赃的“外交手段”，签下“允许”英国人进入西藏考察、通商等条款，争取其“拥有西藏宗主权”获得另一帝国承认期间，最早的“英国威胁论”出现在了四川总督丁宝桢的奏牍中：“洋人用意，大非良善⋯⋯英人之窥伺藏地，已非朝夕”，“川藏唇齿相依，不能稍分畛域”，“藏路一开则四川全境终失，川中一失，则四通八达，天下之藩篱尽坏”­——四川总督丁宝桢并非太爱国而紧张过度，而是在“强兵御侮”的时代氛围中，更诱人的是各省督抚们可自定营制饷章，权钱双收。丁宝桢以英国威胁作为扩充军需、加强四川边防的理由，但满清驻英国公使曾纪泽和清廷的判断是：“英人惟利是图，所称专为通商尚属可信”，认为英国人的入藏要求不过是利之所趋，对中国并无威胁。清廷甚至下令川督丁宝桢裁军减勇“以节糜费”，根本未把英人入藏通商的要求与“西南边防危机”联系起来【4】。

随后的1891年，中国民间也有地理风水学家和一些文人秀才，开始在介绍域外地理风物的丛抄里，“关注藏事”，卖弄他们替帝国操心的“筹藏方略”，认为西藏紧邻英属印度，英国人有假道西藏威胁中国的可能。文人们比川督丁宝桢更激进，提出“当务之急是派重兵入藏，以防强邻入侵”，“不如未雨稠缪，固我藩篱、绝其窥伺”，“不若收入版图，改为行省……可杜旁伺之心”，还提议“设拉萨巡抚、总管全藏”、“设川藏总督、统管川藏”【5】。

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在签署交易西藏的条约，四川督抚在思谋募勇筹饷的借口，华夏的风水文人在指点“收入版图，改为行省，可杜旁伺之心”——当西藏人相信“和英国人接触密切会损害西藏的生活方式和宗教【6】”时，大清帝国的旁伺之心更为危险和迫切：

恰值西藏最高统治者、19岁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开始承担国家重责的1895年，在他的施主满清皇帝统治的国家，正在酝酿一场政治经济变革。野心勃勃的政治投机者康有为，他前一年还考虑卖掉西藏“可得善价供新政用”，此年正像智多星一般递呈各种变革奏折以博光绪青睐。《请立商政以开利源而杜漏折》，列举了一系列珠光宝气、玲琅满目的“利源”：“西南各省有金刚钻，和阗、西藏、川、滇有白玉、翠玉、碧霞、玛瑙、水晶、五色宝石，其他砚石、纹石、大理石、像石、浮石”，“哈密葡萄，绵亘数十里”，“漠河、七厅、蒙古等处设立围场，驼绒、羊毛，如法收剪，购机设厂，织造毡绒”【7】。

不仅金玉玛瑙是眩惑的，“国富民强”则更加美善：在《上清帝第三书》里，康有为的“边疆”建设方略是：“移民垦荒。西北诸省，土旷人稀，东三省、蒙古、新疆疏旷益甚……早谋移徙，可以辟利源，可以实边防……今铁路未成，迁民未易，若铁路成后，专派大臣以任此事，予以谋生之路，共有乐土之安，百姓乐生，边境丰实，一举数善，莫美于是【8】”。

康有为还在《条陈商务折》中构想了设立“商会”（保商局）这一政商相通、权力为资本保驾护航的模式，并以英国举例，说英国之所以能占领遥远的美洲、澳洲和印度，“皆出于其商会所为，而国家遂藉以收辟地殖民之利【8】”。

康党绝非首例、更非唯一设想工业立国、开矿、移民这类“西部大开发”政策，以及提出“保商”、“商务局”这类官商勾结模式的政治势力，洋务派官僚和疆臣早就先于康党开启了工业帝国的经济模式，也正在议设商务局。但既然康党的出现，对中国近代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是将“中国”疆域和国族范围扩张至西藏（图伯特）、东突厥斯坦、南蒙古和满洲的理论编织者，因此有必要凸显他们的局部贡献。

西藏政教领袖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的1895年，满清光绪皇帝也亲政不久，他博采众议颁布了一道上谕：“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9】……”这道被称为“因时制宜谕”的光绪谕旨，拉开了满清帝国改革的序幕，也张开了吞噬藏疆蒙的巨口。

二、饿虎饥狼与“妖魔”共舞

大清朝廷衰弱，大臣汉多满少，甚至入掌军机，深刻地影响着晚清政局。汉人督府大员们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各地暴乱中，掌握了军权和财政大权，得以极大地扩张了地方实力。各统兵大员不但有权自筹兵饷, 且赋税钱粮一切征榷悉归地方督抚【10】。四川承担清廷对藏事务开支和调兵。四川总督一统军政财权，满清后期已有好几任川督由汉人担任。领先制造“英国威胁”的汉人川督丁宝桢，就是“剿贼有年”、靠杀国人加官进爵的，深谙大兴干戈的甜头。他任川督十年的一大政绩是，开办军火厂“四川机器局”，仿造洋枪洋炮，“私亏库款！纵容私人！徇庇劣员”，造了一堆“多有走火、不能合膛”、“枪筒、枪弹均不一律”的山寨军械【11】。

虽然丁宝桢渲染的“英国威胁”，与清廷签约英国“换取”西藏宗主权的意图相冲突，未实现在“川边”开启战事。但是，“四川机器局”的军火在继续山寨和贩卖，“将西藏收入版图、改为行省、设督抚统管”，意味着对西藏发动吞并战争，蕴藏着兵权、军饷、土地、矿藏、筑路、邮电、劳力、市场等短期和长期的诱人前景，继续吸引着各路图谋战争横财的人、垂涎“西藏省”或“川藏省”督抚之权的人、扩增利源的人。当然，他们都会凭借“救亡图存”、“保疆卫国”的名义。

英国“窥伺”十多二十年后，1895年上任的四川总督鹿传霖，一上任就急不可耐地想吞并康区的瞻对（现被中国更名为四川甘孜新龙县）【12】，“收为川属”——瞻对是有名的黄金产地。政治上，拉萨设西藏瞻对总管（也称多麦总督府）管辖瞻对（娘戎）和整个康区，康各地酋领（中文冠名“土司”、“头人”）也服从西藏瞻对总管（多麦总督）【13】。

当时，矿务被当作增加财政收入的要事，光绪多次谕令开矿的必要，还强调“官办不如商办”。越来越多外商和侨商要求投资大清矿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在拟定《矿务铁路公共章程》，鹿传霖也在募资运作四川矿务。但是，“川省矿产皆在番夷土司之地”，“而土番性情蠢愚，每护惜之，以为宝山，决不许人开采，即内地土司及四厅夷支，凡产矿之区，其性大抵相同。在打箭炉开办的矿厂，还是再三开导明正土司才勉强同意【14】”，也就是说，吞并瞻对和康区——所谓“收瞻”和“改土归流”，才能掠夺黄金和其它矿产，开源辟利。

四川总督鹿传霖奏请攻打瞻对“收为川属”，奏牍名义为“保川图藏”，应注意，这些用语显示了时人的疆域观和政治权属认知：“保”的是四川，图谋的是西藏。“保川图藏”的主要理由有：

一，西藏政府藐视驻藏大臣，朝廷“威令不行”；“藏番恃俄为援，梗英画界”，朝廷和英国约定划分西藏-锡金边界的日期迫在眼前，“英人催促愈急，而藏番坚持不从”。

二，西藏瞻对总管在康区“蚕食土司部落”，制造麻烦混乱，康区各首领都“以附从瞻对”；瞻对位处南北两条川藏大道的交汇点，属军事要地。瞻对“地产五金，可开利源为富强之本”。

三，“英人窥伺藏地，早存吞并蚕食之心，势岌岌可危”；“川省已无门户可守，危亡可立而待”——基于以上理由，鹿传霖认为必须“武力收瞻”，对康区实行“改土归流”，圈围卫藏，朝廷则可“严责达赖庇纵抗延之罪”，迫使拉萨“不再与英人牴牾”，履行满清跟英国所签的条约，达到“图藏”的目的【15】。

四川的理由、策略跟“中央”利益其实是志同道合的：满清与英国签约就是“图藏”，图谋了前后三十多年，在西藏实施不了，充分暴露了满清对西藏控制力的想象和夸大。担心英国直接与拉萨谈判，是清廷的现实焦虑。

康区“土司”服从“番官”西藏瞻对总督，也说明满清对“川边”（康）各地首领加封“土司”的羁糜政策，不过是天朝政治自以为是的权力想象，实际统治康区的是西藏政府。

由于战争糜费和巨额赔款，清政府财政空虚困绌犹如饿虎饥狼，而康区有大面积的耕地、利润丰厚的茶、盐、药材等贸易，“地产五金，可开利源为富强之本”。

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大英帝国抽打天朝耳光的疼痛犹在。在民族主义弥漫的“反满”局势中，声称英国威胁、俄国威胁，或许会转移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视线，从针对满人转向针对西方。重要的是，战争需要“正义”之包装。散布外敌将至的恐慌，不但可募勇筹饷，更会为声称“保疆卫国”的强人骗取民意助力，达到开启战事的目的。

在中国史家云山雾罩的阐释中，是帝国主义英国要挟清政府、强加给“中国”不平等涉藏条约，为日后英国染指西藏、威胁四川乃至长驱中国腹地开启了方便之门，“藏族人民”抵制清政府的卖（中）国政策，自发“抗英”。鹿传霖“武力收瞻”是出于“未雨绸缪，固我藩篱”的忧思——可是，从军事战略战术的角度，在“英国威胁藏地”、“四川岌岌可危”的情况下，鹿传霖不是针对可能来自印度方向的“英国敌人”积极布防，也不是联合“爱国藏族人民”共同抗英，而是居然带领清军攻进瞻对，“斩馘过当”地屠杀藏人！鹿传霖“保川图藏”的奏牍则显示：瞻对的黄金闪闪夺魄，“保川”塑造了一个威胁中国的英国“妖魔”；“图藏”，是迫使西藏履行满清与“妖魔”的签约。

实际上，在满清分而治之的帝国政治中，直到那时，汉人都还不能经营西藏事务。驻藏大臣由满人或蒙古人担任，负责川边藏务的成都将军也是满臣。鹿传霖抓住了驻藏大臣新旧换任的空档期，也抓住了清廷“图财”、“图藏”的心理，营造外敌威胁国家安全的借口，取得了朝廷授权，成为染指涉藏事务的首个汉人地方大员。

1896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的第二年，也是鹿传霖出任川督的第二年，光绪谕令：“……新疆和阗旧有金矿，均已派员往勘。至四川雅州各属矿产，叠据给事中吴光奎奏请招商开采，业经谕令鹿传霖设法举办【16】”。

鹿传霖寻衅攻入了“地产五金”的瞻对，“杀敌超过相抵之数【17】”，并迫不急待地奏请架设新兴事物电线，计划先从成都架到达折多（即中文早期所称的打箭炉，后被赵尔丰改为康定），再接展入藏，资金早看上了：“川本有款十万，存盛宣怀处，可拨用【18】”。由于规划电线贯穿德格全境，为防止德格王反对，鹿传霖又以“改土归流”为名，迫不及待地派人诱捕了德格王全家押解四川，德格王父母死在狱中。川督申请对德格“改土归流”的奏折，本应有满臣成都将军的签名，但因成都将军恭寿反对，鹿传霖竟避开恭寿在奏折上冒签虚衔【15】。这次“保川图藏”很快引发了康区局势动荡，达赖喇嘛派特使到北京干涉【19】，帝国朝廷担心操之过急的扩张会导致西藏倒向英俄，以“保川固要，保藏尤要”为由，终止了“收瞻”行动以及鹿的其他“改土归流”计划，并撤换了川督鹿传霖，命恭寿继任。

恭寿在《川督恭寿查明瞻对用兵缘由请将瞻地赏还折》中写到：瞻对并不当川藏大道，而是入藏干路的旁支，其地也无矿苗，间有沙金之处，即竭一人一日之力，不足一人一日之食，根本不像鹿所误认为的那样该地产五金 , 可以开利源为富强之本【20】，并指责鹿传霖“该督办理边务事，或当别有深算【21】”。

第一个插手西藏事务的汉人疆吏虽然“功败垂成”，但藏人吉祥的圣山、五谷丰裕的农地、神居的森林、聚福的牛羊……已进入了谋财害命之徒的虎视眈眈中，化作“番夷土司之地”的五金矿、粮盐、木料、药材和皮革，连佛和菩萨也将厄运当头。自此后，“英俄觊觎西藏威胁四川和中国”，成为了督抚军阀们练兵筹饷、加捐加税的借口，权力操弄者诱导民意战争动员必备的宣传。而征服与掠夺，将继续吸引着深谙“救亡富国强民”之道、“维护祖国统一”的贪婪之士，在“英国觊觎，川省危殆”之时重兵开进康区，没杀一个影子英国人，却屠村焚寨，将藏人杀得尸骨如山、血流成河。

三、饿虎饥狼的猎物

1.

为大清国“救亡图存”，光绪数度谕令鼓励和吸引国内富商、海外侨商投资铁路、开矿兴利，矿务是改革中各省举办最多的项目。1898年6月总理衙门设立了矿务铁路总局，重点招徕华商入股投资矿冶、铁路，主管矿权审批与经营活动。

也是在这年，鉴于四川“产矿处所甚多，商务亦甚繁盛，非大加兴办，不足以拓利源”，朝廷委派督办四川矿务大臣，负责沟通官绅，兴办川矿。四川矿务局“专集华款，不参洋股”，组成了官商勾联的保富公司（初为华益公司），专事洽商租购矿地，再转租给开矿公司，以期“稳收租税”；另规定华商和外商的开矿公司，不得擅自购买或租赁矿地，而必须从保富公司接洽具体办矿事宜，承租矿地按出矿产值交租。

自此，四川官方与华商合办的保富公司，垄断购地大权“悬帜为招”，外商纷至沓来，第一个与四川官方签订开矿合同的外商就是英商。其后四川成为了晚清签订中外合办矿产合同最多的省份之一，而且主要是与英商、法商。英法开矿公司竞争川矿的活动，在1903年前后达至高峰。

同时，历任川督还采取“阴为圈制”手段，祭出“保护矿权”的民族主义口号、通饬各属自办矿业，怂恿绅商抢先自办，“凡有矿产处所一律迅速招商试办”，“纵不能举境内所有之矿”，“亦须择其尤佳一二处，克期试采”【22】。这些所谓的“各属”、“绅商”，多是官僚们的家属亲戚幕友裙带。

如果按照与开矿商订立的合同数，四川官商勾联的保富公司需用数千万两银之巨购买矿地，而晚清四川“财力内竭，上下不周于用”【23】，保富公司“专集华款，不参洋股”，所集华股总共仅一万两，还是保富公司会办垫借的【24】！赵尔丰却在一份奏折中抱怨土地的拥有者：“土民睹此宏规，谬相臆测，谓既有特设之公司，为购矿之预备，即应有巨额之资本，供售矿之取求。每见一寻常矿洞，公司欲向彼购租，拳石乱泥，亦必价增十倍。虽章程有公家购地规则，愚民顽抗，终未便概以官力加之……甚且地方毫蠹闻风居奇，先将产矿之区蓄为己有，然后出而兜揽外人【23】”——

无钱购买矿地不会难倒一面与英商签约开矿、另一面宣称英国威胁四川边境的拓殖者们，在饿虎饥狼的寻猎中，西藏的五金、森林、粮盐、药材、毛皮、劳力、市场……都已在劫难逃。川督锡良代赵尔丰上奏《平康三策》：第一是将“地多宝藏，药材尤富”的“倮夷”“野番”地区“收入版图”。第二，改康地为行省，改土归流设置郡县，“扩充疆宇以保西陲”。第三，“川藏万里”,“宝藏尤富”，待势达拉萨，藏卫尽如掌握后，就在四川拉萨各设巡抚，仿东三省之例，设西三省总督【25】。“练兵、兴学、采矿、开垦，悉为蕴富之源【26】”。

“收入版图、扩充疆宇”蒙上了保疆卫国的包装，杀戮“土民毫蠹”抢劫矿山土地，被称为了“改土归流”、“川边新政”。

2.

正置英法与四川签订开矿合同高峰的1903年，锡良出任四川总督。1903年9月光绪谕军机大臣：“有人奏：川藏危急，请简员督办川边，因垦为屯，因商开矿等语。著锡良查看情形，妥筹具奏……但就屯垦商矿而论，惟巴塘土性沃衍，宜于种植。拟在该处先兴矿务，需以岁月，或期底绩。至因垦为屯之议，未敢先事铺张，商矿两端，目下更难大举。原奏请派左都御史清锐督办川边农商矿等事，并将四川商务归并一局，应请毋庸置议【27】”——光绪颁此谕时，荣赫鹏率领的英国武装商务使团正开枪开炮突破藏军防线向拉萨逼近。在“川藏危急”的此时，不调兵遣将去边隘要塞布防，或“联合藏人抗英”，却到土地膏腴的“川边”粮区巴塘屯垦开矿？还“未敢先事铺张”？这是什么战术？

1904年8月，英国武装商务使团已到拉萨，正在迫使噶厦政要签订《英藏条约》【28】，英国外交大臣公开表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时“中国领土西藏”和印度边境没有清军守疆，“中国西藏”没有满清军队，大清朝廷也没调兵遣将去迎击“入侵中国领土西藏”的侵略者，而是降旨命即将赴任的驻藏帮务大臣凤全，在云南、四川和青海的“西藏各边”，“将有利可兴之地，切实查勘，举办屯垦、畜牧，寓兵于农，勤加训练，酌量招工开矿，以裕饷源【29】”，这又是什么战术？

在这“屯垦、畜牧、开矿”的战术指挥下，凤全同志很快为国捐躯了，他没有死于“抗英”，而是招募汉人农夫在巴塘掠地垦田、强征徭赋、亵侮寺僧，还和朝廷往复讨论“收复”地产五金的三瞻对，被巴塘民众视为贪婪的殖民者愤而杀之。

凤全被杀，成全了伺机“平康”“新政”的帝国朝廷，拨银一百万两作为川边“改革新政”的开办经费，常年经费由四川增收棉、油、糖税中拨出【30】。自此，先后执掌四川总督的锡良、锡良的亲信赵尔丰、赵尔丰的哥哥赵尔巽，大肆铺张了一段血雨腥风的康巴劫难史：在《赵尔丰川边奏牍》里，处处“收服”、“弹压”、“底定”、“永除”、“荡平”、“歼灭巨寇”、“阵斩首级”、“扫荡坚剿”，以及“清查户口”、“开报户籍”、“清查地亩”、“规定粮税”、“兼征盐厘”、 “照章征粮”、“设官管理”……

中国学者研究“川边新政”的著述较多，如数家珍地赞誉赵尔丰“改土归流”历时仅六年多的“政绩”，显示出传统的土地扩张型帝国正在向工业化帝国转型。这里粗略录抄赵尔丰像超人一样统管农业、工矿、工商企业、教育等各行业的“政绩”如下【31】：

康地纵横三四千里，所有土地有史以来首次被“收归国有”，所有藏人僧俗，有史以来首次须向“中国”申领耕种土地的执照，有史以来首次给“中国”纳粮、缴纳盐茶畜牧等各种税捐。在孜本.夏格巴《西藏政治史》的记载中，赵尔丰的边军曾在康南察门贡一次就从藏人居民手中抢走上千驮粮食。

赵尔丰兴办工矿，重金聘请矿师，四处查勘矿苗探测矿业资源。在矿苗裸露的地区，除了官营采矿外，还大力招商开矿，德格、河口、理塘等地一个个小金厂应运而生，同普、德格开办了铜厂；连驻守的边军也开办了银矿。中国学者赞叹道“在沉静数千年的川边藏区，首次出现工矿业的喧嚣声”。直辖拉萨的黄金产地瞻对，也终于被“收归川属”，实现了前川督鹿传霖的志向。这整个“川边新政”时期，鹿传霖正是大清权力中枢军机处的军机大臣。

有史以来首次，数千汉人垦民越过了达折多（中文原名打箭炉，赵尔丰更名康定）的边关，涌入康区各地县大肆开荒辟地；金银铜铁木石泥瓦各类工匠、裁缝、理发、饭馆、客栈等进入康区“移民实边”、“移俗化夏”，各地邮电、官药、警局因应而设。在那五年里，康区冒出了二百余所汉文小学堂，为此教材印务应运而生。赵尔丰从中国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办了巴塘制革厂、邓科制革厂、巴塘印刷厂、稻城造纸厂、河口蚕桑局。

赵尔丰不但修整盐井“开辟盐税”，而且强行“茶务整顿”。藏人日常用茶需求量大，川茶销售为一大利源。赵尔丰“新政”之前，中藏茶商只能在打箭炉进行茶叶交易，炉关外康区各地西藏官员对中国茶收取过渡厘金。康区被占领后，赵尔丰组织四川茶商集资办公司，有史以来首次“取缔了打箭炉之外各关卡土司头人收取的茶厘”，将川茶销售扩张到了理塘、巴塘、昌都等地，“一年之中，曾盈余三四十万元”，不但川省茶税大增，而且“使国家权力向西推进【32】”。

康区本来流通印度卢比（银币），赵尔丰和川督锡良指派川省造币厂大量铸造有光绪头像的“四川藏元”和铜元，“专为藏卫而设……作为特别商品，自不得任便行使内地”，四川操纵比价，强制康区民间上纳赋税时，一律使用“四川藏元”，有史以来“中国货币”首次在西藏康区“流通”，仅一年便贬值6%-25%【33】。

在中央财政体制瓦解的晚清，贪官多如牛毛，“无论田赋、盐茶, 一切征榷悉归地方督抚”，“内而各局院, 外而各行省, 莫不各拥财权”，“所搜刮的款额，均不报解户部, 也不入国家财政奏销”【10】。那么，“川边新政”从1906年到1911年，在摧毁“土官政权”的人血骨糜中，苛募、专擅了多少军饷？新设道府州县大小流官有多少截留、报销、浮冒侵渔？有史以来首次从康区各地搜刮的粮、五花八门的税、各厂各局的收益、去了哪里？谁垄断了那些宝山矿地？谁采走了那些金、那些银、那些铜？谁是那些制革厂、造纸厂、印刷厂的股东？西藏的卢比（银币）被换成“四川藏元”的铜钱，银子去了哪里？

这一切，无论有案可查还是永远语焉不详，性质都一样：谋财害命。

3.

在研究“川边藏区改土归流”的中国学者笔下，赵尔丰“对国家统一”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仿佛在那浊世饕餮中，杀人如麻的赵尔丰是一个烘培“西三省”大蛋糕的、廉洁奉公的理想主义者——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赵尔丰的哥哥，川督赵尔巽正是《清史稿》的主修者。

“爱国功臣”赵尔丰，在短短六年半时间里权力飞涨，从四品道台升川滇边务大臣、升驻藏办事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升四川总督，期间他的哥哥赵尔巽还接任了四川总督之位，兄弟搭档毫无掣肘，在康区“雷厉风行地进行各项社会改革与一系列经济文化建设”【34】……与“维护国家统一”不符合的是：

赵尔丰急于攻进拉萨“维护统一”，却被朝廷阻止于察木多（昌都）；驻藏大臣联豫力阻赵尔丰进藏，并指责赵尔丰的军队越界攻进了联豫的地盘【35】。清政府派新军入侵拉萨，从赵控制的“川边”过境得不到给养，沿途抢掠藏人，军饷被克扣积欠。在拉萨“推行新政”的联豫奏报，按清政府规定应由四川递解的五十万协饷，屡被赵尔丰的哥哥、时任川督的赵尔巽截留【36】。

新事物铁路被认识到蕴蓄着惊人的利益。锡良和赵尔丰都是川汉铁路公司的主要创办者，锡良保举赵尔丰做川汉铁路公司督办。以爱国拒绝洋资的名义，公司相继转为了官绅合办、商办。铁路公司高管用集资款到上海钱庄投机亏空了银子。铁路工程质量差，施工管理混乱，贪污浪费、任人唯亲，一片乱象和糊涂账。清廷为借外债决定将铁路收归国有，但拒绝补偿公司高管投资失败的亏空。商人股东们开始闹事。在察木多（昌都）等待机会设立“西三省”的赵尔丰，被清廷召回成都处理保路运动。在这场同样交织着夺权、贪利、野心、血腥的革命因缘中，赵尔丰被四川大汉军政府军政部长、革命党人尹昌衡施计砍了头。

但西藏被吞并的厄运并没有完结。虽然同在“改土归流”的这几年，中国近代史上主要两股政治势力的精英们，持续进行了一场长达十多年的论战：反满革命派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十八省汉民族国家；保皇维新派主张保皇、保大清的帝国宪政。也许出于政治策略，也许只因那时，主张十八省建国的反满革命家们，尚未意识到“统一大业”意味着多少矿务、垦务、工务、盐务的金银山？多少衙署修造、道路桥梁、邮政电线的百宝箱？多少粮税、盐税、茶税、牲畜税……各种厘金地丁花花银子？多少“一道同风”的文教、印务、医卫？多少警察兵力维稳？尚未意识到，从“统一”到“反分裂”，一切的一切“悉为蕴富之源”。

汉人革命者们推翻了满人政权，插上了象征十八省建国的十八星旗帜，其中四川大汉军政府的“国旗”也是十八星。不过，革命者们很快与他们的敌人满人统治者、与保皇维新派、与外埠侨商、与国内绅商大众、与爱国知识份子们、与后来的共产主义者们一样，都嗅到了将“五族”烩成“中华民族”的人肉筵席的美味——四川都督尹昌衡，他斩首了赵尔丰，半年后受命民国政府挂帅“西征”，尹昌衡声称：“边藏地大物博，国人称之为黄金世界，实我川肘腋间之宝藏。当此生齿日繁，民不聊生之际，若能保全兹土，尚可以实行殖民政策，消纳游民【37】”；“边藏乃锦绣河山……若著得手，数年之内可以不仰给于内地，十年之后可以大助内地矣。弟愿尽五年之力开发此土，望诸君赞助【38】”；“边地五金矿产，甲于他省，亟宜设法开采”，“非亟修通川藏铁路不可【39】”。

而“川藏危急”中的配角英国“妖魔”，认识到“通过满清官员与西藏建立联系是‘很丢人’和‘公认的闹剧’【40】”后，于1903年7月-1904年9月荣赫鹏率“贸易使节”在官兵护送下，开枪开炮轻易突破了西藏人的层层防线，闯进了拉萨，与西藏政府签订了《英藏条约》【28】，内容中的第九条确定了英藏双方要直接接触，西藏如欲与其他国家签约，基本上要获得英国的准许。该条约虽然是英国强加给西藏的，但也与英帝国用炮火轰开中国口岸的行为模式类同，且英藏直接缔约，等于承认西藏是一个主权国家。

也是1903年左右，英国矿商在与四川订立开矿事务，每份合同的交涉，都有英国驻华公使、驻川领事的参与，或代为呈请，或直接促成合同签订【22】——然而，与拉萨缔结《英藏条约》使清政府“恼羞而决心改变英国所获得的利益【41】”，有理由怀疑与两国间的各种商业活动有关，“英国政府很愿意承认满清对西藏拥有一定权力的说法【42】”，1906年英国与满清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仍然是在未通知西藏政府的情况下签订的，这是《英藏条约》的附加协议，目的在于表示北京对1904年《英藏条约》的“批准”，继续显得满清有西藏的宗主权。虽然英印总督寇松给伦敦的报告说：“所谓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的说法，只是一种宪法上的虚构、政治上的伪装【43】”。

当荣赫鹏的武装使团逼近拉萨的时候，为了避免被胁迫签订对西藏长远利益有害的协定，十三世达赖喇嘛中断了他正在进行的三年闭关静修，离开拉萨去了蒙古库伦。当赵尔丰血洗康区的时候，达赖喇嘛在蒙古传法并受到蒙古人的虔诚崇敬。当英国人与满清官员在印度议定《中英续订印藏条约》期间，达赖喇嘛到了青海，他得知了更多康区浩劫的信息，也收到了满清皇庭要他访问北京的邀请，十三世达赖喇嘛认为到中国去作一次短暂访问也许对西藏有益。当他在中国会见美国公使、日本大使以及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为西藏申诉的时候，赵尔丰正在康区进行开矿、办厂、修路、架桥等各种“新政”。当噶厦和摄政给清廷发电报，抗议赵尔丰的暴行，达赖喇嘛也当面向慈禧和光绪指出，满清与西藏从来都是宗教的供施关系，并要求清廷从康区撤军时，慈禧表示不会改变藏满固有关系【44】。

1909年11月初，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时，西藏人民献给他一方新印，上面刻有“圣地佛陀敕言之统辖一切人神共敬三界怙主遍知一切观世音金刚持达赖喇嘛如意佛王之印”【45】。这方印玺是西藏人民拒绝满洲或中国人干涉的标志，是人民承认达赖喇嘛的明证，达赖喇嘛和甘丹颇章（西藏政府）的合法性就在于此。当西藏人民将这方印玺献给达赖喇嘛的时候，满清军队根据与英国人签订的协议，以“保护英国商埠”为名，正在逼近拉萨……

2016.3-2016.8 特拉维夫

注释及资料来源：

【1】西藏（图伯特）诗人铁让的诗作《举起赞普之剑，我的图伯特同胞》。

【2】1876年英中《青埔条约》（《烟台条约》另议专款）；1886年英中条约有关西藏与缅甸问题的条约；1890年在加尔各答签订的中英有关锡金的条约等。

【3】参见：《西藏政治史》孜本.夏格巴.汪秋德丹著；《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M.C.F.范普拉赫著，跋热.达瓦才仁译，台湾雪域出版社。

【4】《丁宝桢藏事奏牍》,《清代藏事奏牍》,第 523—524页；中国史学会 洋务运动（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转引自：贾熟村《丁宝桢编年事略》；徐君《从“固川保藏”到“筹边援藏”：晚清西南边防意识之形成——以丁宝桢督川十年 (1876—1886)为例》。

【5】参见：李勇军《清末民初的西藏建省论》，原始文献出自：阙名《西藏改省会论》；王锡祺《西藏建行省议》；小方壶斋舆地丛抄第三册，上海著易堂印行，1891年。

【6】《西藏政治史》孜本.夏格巴.汪秋德丹著，李有义译，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内部资料，“十二：达赖十三世和英国的边界政策”，第171页。

【7】 康有为：《请立商政以开利源而杜漏折》，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334—335页，转引自王鹏辉《康有为的边疆建设方略研究》。

【8】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73页。转引自：王鹏辉《康有为的边疆建设方略研究》。《条陈商务折》等戊戌奏稿的大致内容互联网可得。

【9】《德宗景皇帝实录》（五）[Z].北京：中华书局，1987，本文转引自：张剑《从1895-1898年的新政看晚清改革的若干趋势》。

【10】陈锋：《清代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调整》

【11】参见： 贾熟村《丁宝桢编年事略》；另参见四川机器局相关资料，互联网可得。

【12】瞻对又名娘戎（娘荣），都是藏语，娘戎的叫法在藏人中更为普遍。但因本文所引用的资料中使用的是瞻对，故本文沿用瞻对。另参见：唯色《新龙的贡布朗杰》；跋热•达瓦才仁《血祭雪域》第一章•西藏•从设立娘荣总管看西藏政府对多麦的统治.

【13】瞻对总管(督)即多麦基巧（多麦总督府）。跋热•达瓦才仁《血祭雪域》（台湾雪域出版社）、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与华人联络中经常提到的问题》等资料中都有关于瞻对和多麦基巧总督的介绍。“保川图藏”奏牍中称瞻对总管为“瞻番”、“瞻酋”、“瞻对头目”等。本文参阅资料：朱悦梅《鹿传霖保川图藏举措考析》；另参见：徐君《清季对川边的认识与决策（上）兼论瞻对问题的由来》。

【14】《鹿传霖藏事奏牍•会筹保川图藏并议复吴光奎疏》吴丰培：《清代藏事奏牍》，1992年版第992页、995页。本文转引自：徐君《清季对川边的认识与决策（上）兼论瞻对问题的由来》。

【15】《清史稿•鹿传霖传》。参见：朱悦梅《鹿传霖保川图藏举措考析》；徐君《清季对川边的认识与决策（上）兼论瞻对问题的由来》。

【16】《德宗景皇帝实录》（六）[Z].北京：中华书局，1987，转引自：张剑《从1895-1898年的新政看晚清改革的若干趋势》。

【17】参见维基鹿传霖。《清史稿》•卷438（民国赵尔巽等撰），原文“斩馘过当，尽收三瞻地，乃请归流改汉……”。

【18】参见：朱悦梅《鹿传霖保川图藏举措考析》。盛宣怀，晚清官员和实业家。1896年，他在上海外滩开办了中国通商银行。

【19】参见：《西藏政治史》孜本.夏格巴著；朱悦梅《鹿传霖保川图藏举措考析》。

【20】《川督恭寿查明瞻对用兵缘由请将瞻地赏还折》，《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33页、36页。本文转引自：徐君《清季对川边的认识与决策（上）兼论瞻对问题的由来》。

【21】《成都将军恭寿为德格改流未先会商请旨嗣后边务即着川督办理折》 光绪23年7月16日,《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第21页。

【22】参见：杨蕴成《论清末四川外资办矿》；李玉《晚清中外合办矿务的四川模式》；何一民《锡良与晚清四川近代化》。

【23】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矿务档(第五册)（M）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60，2565-2991。

【24】参见：李玉《晚清中外合办矿务的四川模式》。会办：会同办理。清末新设的官署或办事机构，常设会办﹑襄办﹑帮办等职，一般是总办的副职。

【25】《平康三策》全文互联网可得。

【26】引自赵尔丰《议复岑春煊统筹西北全局奏请川边建省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册，第921页。

【27】《清实录•光绪朝实录》卷之五百十九。

【28】《英藏条约》（Anglo-Tibetan Convention），中方称为《拉萨条约》或《藏印条约》。本文参照：M.C.F.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跋热.达瓦才仁译，台湾雪域出版社。

【29】《清实录•德宗实录》［Z］，卷534，第11页。

【30】冯友志《西康史拾遗》第一篇•第八章。

【31】川边新政、赵尔丰改土归流政绩信息互联网可得。本文主要来源：陈一石《从清末川滇边务档案看赵尔丰的治康政绩》。

【32】参见：田茂旺《论赵尔丰在川边的茶务整顿与边政建设》。

【33】参见：周永红《清末中英在西藏的货币之争》。

【34】引语和信息参见：陈一石《从清末川滇边务档案看赵尔丰的治康政绩》。

【35】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

【36】参见：车明怀《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

【37】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1911-1936年)[M].台北 四川文献研究社 1974 本文转引自：黄天华《民初川边治理及其成效》。

【38】张天阳《民国初年尹昌衡西征及其结束原因探索》。

【39】《尹昌衡条陈川边建设政策》，《申报》1913年12月13日第6版；本文转引自：吴燕、刘一民《尹昌衡西征三题》。

【40】引自兰姆书第241页，本文转引自：M.C.F.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第三章），跋热•达瓦才仁译，台湾雪域出版社。

【41】英国外交部档案，本文转引自：《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第三章）。

【42】英国《有关西藏的文件》（国会经办，1920年），转引自：《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第三章）。

【43】参见《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第三章 “大角逐”中的西藏。

【44】资料来源：《西藏政治史》孜本.夏格巴.汪秋德丹著，李有义译，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内部资料第180-189页。

【45】在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内部资料《西藏政治史》（李有义译）中，印玺的内容译为：“由佛喻示：嘉措喇嘛是地球上佛教的主持者”。笔者征询了西藏学者跋热•达瓦才仁先生后，本文中“圣地佛陀敕言之统辖一切人神共敬三界怙主遍知一切观世音金刚持达赖喇嘛如意佛王之印”采用的是达瓦才仁先生的译文。达瓦才仁先生并解释：圣地指的是印度，在此之前，西藏的政权称呼是“天命噶登颇章”，“天命”不是一个佛教概念，却一直用在西藏政府的称呼前或钞票上，最大的可能是从蒙古那里借用而来，因为蒙古人敬长生天。总之，之前西藏统治者的权力来源都谓为“天命”，这其实也否定了所谓中国皇帝册封的说法。而在这枚西藏人民赠给达赖喇嘛的印玺中，则明确称其权力来源于佛陀的敕言。

（作者此稿完整全文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