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22年的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

作者: 桑杰嘉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30/2017              

今天世界各地的流亡图伯特(西藏)人举行各种活动为失踪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额尔德尼根敦确吉尼玛“过生日”，向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呼吁关注班禅喇嘛失踪案，并要求中国政府给图伯特宗教领袖班禅喇嘛自由。

第十一世班禅喇嘛额尔德尼根敦确吉尼玛

4月25日，是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28岁生日，他6岁时和家人被中国政府秘密带走后失踪，至今22年，当时班禅根敦确吉尼玛成了世界上最年幼的政治犯。另外，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的失踪案件也成为世界上失踪时间最长的案件。

今天在印度南部的扎什伦布寺组织举办数千名僧俗民众参加的第11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生日纪念活动。在纪念活动上扎什伦布寺发表声明指出:“坚决反对中共政府插手达赖喇嘛转世制度；抗议当局将班禅喇嘛为首的佛教领袖视为政治工具；要求当局立刻释放十一世班禅喇嘛与恰扎仁波切；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班禅喇嘛“被失踪”事件。”

在美国的流亡图伯特人前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前举行抗议游行。在达兰萨拉的图伯特流亡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欧洲各国的藏人举行各种活动纪念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生日。世界各地的流亡图伯特人和支持者还在社会媒体上发起抗议中国政府非法软禁，并呼吁立即释放班禅喇嘛。

达赖喇嘛尊者手持班禅喇嘛法相

图伯特著名作家唯色在脸书上留言：“今天是这个孩子28岁的生日，我们却不能对他说一声‘生日快乐’，因为他在年仅6岁时就被失踪了。才6岁，他就不见了。中国当局的说法是：他和其他孩子一样，幸福地生活在祖国大地上。他的名字是第11世班禅额尔德尼•根敦•确吉尼玛----整整22年了，他在哪里呢？我们的11世班禅喇嘛。”

自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被中国政府带走失踪后，中国政府发布有关他的最后一次信息是在2015年9月6日，当时西藏自治区统战部官员罗布顿珠回应媒体提问时说：班禅喇嘛“正在接受教育”、“正常地生活”、“健康成長”---这与之前中国政府的说法一样没有事实证据，只是应付国际社会而已。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是图伯特佛教大师宗喀巴最主要的两个弟子的转世，后来他们互为师徒，形成了如果其中一位圆寂，另一位就会承担起寻访转世灵童的责任，彼此在转世灵童问题上有最高决定权，在图伯特人民心中他们始终是太阳和月亮。

第十世班禅喇嘛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89年1月28日遭中共谋杀圆寂之后，中共插手寻找转世灵童的事务，但是，由于灵童寻访组织主要人物恰扎仁波切一直和印度的达赖喇嘛尊者保持着密切联系，寻访进程向达赖喇嘛尊者汇报，而达赖喇嘛尊者也按他的报告情况仔细研究转世灵童，并最终宣布了转世灵童的名字。

1995年5月14日，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达兰萨拉宣布了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为根登确吉尼玛。对这一情况图伯特流亡政府《西藏通讯》报道：“1995年5月14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达然萨拉宣布﹕确认出身於西藏康区拉日宗（嘉黎县）的更登却吉尼玛（六岁）为1989年圆寂的十世班禅喇嘛之转世灵童。在藏人的欢庆声中，一直声称要有他们自己寻找转世灵童的中共当局，在迟疑了两天之后，於5月17日首先由中共宗教局宣布不予承认，并指责该项认定为分裂阴谋，同时还声称真正的班禅转世正在由中共积极寻访当中。”

达赖喇嘛尊者宣布了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后，中共措手不及。当时的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就说：“说实在的，达赖宣布了那个灵童之后，形势真叫紧张，我们马上行动，跟政治局常委们借调了三架飞机，把三个灵童藏到三个地方，谁都不知道---”

 

流亡图伯特人在法国抗议

5月17日在北京，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达赖喇嘛不顾历史定制，破坏宗教仪轨，打乱正常寻访过程，否定中央政府在班禅转世问题上的最高权威，公然在国外擅自宣布“班禅转世灵童”，这样做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

中共一方面立即控制了灵童，一方面加紧宣传攻势，大力宣传达赖喇嘛的认定是“非法”。到1995年11月已经策划好了所谓的“金瓶掣签”诡计。当时参与中共所谓的“金瓶掣签”活动的阿嘉仁波切说：

“金瓶掣签仪式是在1995年11月29日，我之前完全不知道时间，保安非常严密，参加仪式的佛教人士都被警告不能与外界接触。星夜“金瓶掣签”，夜里两点左右，工作人员一个个地敲门了，要我们到大楼下大厅集合。----我看见一个挨一个的全副武装的军人背对着我们，站在道路两边。---军人们就这样荷枪实弹地站着，从西藏宾馆一直到大昭寺这条长路，没有间断。而大昭寺的门前，挤满了军车。凌晨4点左右，仪式方才开始。罗干是代表中央出席仪式，还有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宗教局局长叶小文。约有200人出席仪式，但人太多，地方不大，我无法看到金瓶掣签整个过程。”

由中共举行的所谓“金瓶掣签”中隐藏更大的秘密。“当仪式结束后，我们乘坐飞机回北京，当时李铁映与叶小文找我谈话，在言谈间叶小文透露，为了各方面做得比较完整，我们在名字签条上套了一个黄缎子，其中一个加了棉花，故意做得高一点。---他们做了手脚----”阿嘉仁波切说。

非常清楚的是，中共用假“金瓶掣签”抽出做过手脚的名字，自立了一个假的“加班禅” 即中共班禅。因此，图伯特境内外民众和图伯特佛教界一直否认这位“加班禅”。

就这样中共立坚赞诺布为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而达赖喇嘛尊者确认的转世灵童根敦确吉尼玛和其家人被中共用飞机“藏”起来后失踪22年，当时6岁的他，今年已经28岁。

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根敦确吉尼玛，1989年4月25日出生于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嘉黎县，父亲名叫贡确平措，母亲名叫德庆曲珍，他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全家失踪二十二年。

2017年4月25日

美国之音图伯特语部Cyber Tibet 介绍天葬台

དྲ་སྣང་གི་བོད་ནས་ངའི་ཟིན་བྲིས་ངོ་སྤྲོད་དང་དེ་འབྲེལ་གྱི་དྲི་བ།0：03：29ན་ཡོད།
美国之音图伯特语部Cyber Tibet 介绍我的博客天葬台以及相关的采访0：03：29

西藏美颡王小女儿的身世—美颡·贡宝措口述录（5）

唐丹鸿

唐丹鸿按：1949年以前，西藏安多下阿坝各部，安斗八寨，上阿坝六寨，果洛麦玛四寨，贾格，麦昆四寨等一大片区域为第十五代美颡王华尔贡·成烈热布丹统治的王国。美颡·贡宝措是美颡王华尔贡·成烈热布丹的小女儿，1989年流亡印度，现居达兰萨拉。她回顾了美颡王夫妇在劫难逃的命运，讲述了自己的悲惨身世。但不仅如此，这也是西藏安多当代浩劫的一页。

采访地点：印度 达兰萨拉 贡宝措女士家

采访时间：2009年8月

采访者、整理者：唐丹鸿

采访者唐丹鸿与贡宝措

五·在新疆“接受再教育”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也想去。最初几批是去东北、山西，学校没有让我去，因为我的班主任说我年龄不够。去内蒙和云南那批，是兵团性质，我的出身没有资格，又没有去成。那时学校有西藏班、新疆班，我是64西藏班的。64年那批新疆班的学生，全是新疆自治区主席、副主席的小孩，和我地位类似，他们的父母那时都被关起来了。65年那批新疆班的学生，是军人和地方干部的小孩，他们属于红五类，地位高一些。新疆65班要返回新疆去了，我就被学校安排跟了这个班，去新疆。因为出身不同，他们对我的态度自然不怎么样。在去新疆的火车上，他们指着我说：“怎么安排这个狗崽子到我们新疆去？她会把我们新疆搞脏的，还会把我们新疆的粮食给吃了……等车开到柳园河的时候，我们就把她扔下去！”我真害怕被他们扔下去，每时每刻都颤颤兢兢的。从北京到新疆火车要走四天四夜，我为了表现好一些，就不停扫地、帮他们倒开水讨好他们，晚上也不敢睡觉。到了兰州站，我的表姐和一些亲戚、还有原甘肃省副省长黄正清派的人来车站见我，表姐跟送我们下乡的人商量，想让我下车在兰州和亲戚们呆几天，但没获同意，表姐他们只好和我挥手道别了。

到了新疆站时，新疆班那些孩子的家长都来接了，我坐在火车上，看着他们父母子女重逢亲热的样子，我就哭了起来，因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举目无亲，我不知以后该怎么过啊？车站上有些人注意到我哭，就问：“这是什么人啊？”新疆班那些人说：“她是孤儿，她父母是现行反革命。”听说这样，就有几个维吾尔人上前来，朝我手里塞粮票和钱什么的，说：“小姑娘，没关系啊，不要伤心啊……”我缩在车座里，只是哭不敢下车，害怕，不知会发生什么。

我被分配到精河牛场。离开北京时我曾经想过：到新地方后，可能处境会好一点，不会受压了吧？没想到，在新疆比在北京受的苦更厉害。我想的是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人家认为我是黑帮子弟，反革命的孩子，大多数人连跟我讲话都不敢，而且派我干很重的苦活。我以前从来没有干过这种活，比如挤牛奶，我不会挤，手臂什么的常常被牛踢得青一块紫一块。挤完牛奶后还得去卖牛奶，如果卖不完牛奶，就不给我工分，所以我得到处走，去卖牛奶。

美颡家族部分成员

新疆的土地是盐碱地，冬天的时候要深挖，挖差不多两米深，下雪时可以储雪，到开春雪融进土里把盐碱稀释了，这样的地才可以种。有一次我挖地，挖着挖着手臂就脱臼了，疼得抬不起来，也没人管我。后来我实在太疼，忍不住哭了起来，他们才说：“那你走吧。”从我们干活的工地，到公路有12公里，这段路是一片芦苇塘，里面布满了芦苇，还藏着野兽。冬天天寒地冻，我一个人走在里面，又害怕又难受，穿着一双雨靴，雨靴里浸满了水，我手疼也无法脱掉靴子，就这样走啊走……到了公路上，看见一个赶着牛车的维吾尔老头，他看见我那样走，就叫我：“小姑娘你上来吧”，我就上了他的牛车。后来听人说当时不应该上车，为什么呢？因为新疆冬天零下20多度，从上车的地方到场部医院还有5公里，我坐牛车到场部时，灌满雨水的靴子里都结成了冰，根本脱不下来。医生说，不能马上进屋子，如果太快解冻，这双脚肯定会残废了。他们把我弄到外面坐下，把结成冰的靴子和脚都泡在水里，让它慢慢自然融化。我的手臂很疼，双脚冻在冰里，那种苦涩的滋味……但是没人同情我，因为我是黑帮的子女，是来接受教育的。

我的手臂好了以后，又被派去割草。割草是有定额的，完不成的话就没有工分。我从来没割过草，新疆的那些蒙古人和哈萨克人，看我一个小姑娘可怜，就悄悄帮我割草，但不能被场部的人看见，要是被场部的人看见那就糟了，所以他们帮我割完草后会赶快离开。有一次我被派去送肥料，从堆肥料的地方到田地大概有两三里地，规定每天要拉五十车肥，架板车，到了田边还得把肥料背到田野里，这五十车要是没完成的话，两毛三的工分就会被扣掉。

（未完待续）

不会止于怀念的怀念——悼埃利亚特•史伯岭

唯色

图说：4月8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举行追思会，悼念长期就任中亚研究系教授、图伯特研究计划主任的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唯色提供)

怀念绵绵无期。距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1月29日的猝然离世近三个月了。我依然记得惊闻噩耗时的感受：难以置信，悲痛万分，追悔莫及……近三个月了。虽然当时的伤情已渐渐平复，但在内心却有一种缺失在蔓延。是的，巨大的缺失、空缺，无法填补，这实在是令人哀伤。

4月8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举行了追思会，悼念长期就任中亚研究系教授、图伯特研究计划主任的埃利亚特•史伯岭。在场的有国际藏学界的知名学者、埃利亚特•史伯岭的同事及学生，以及他的女儿、他的挚友。我也受邀，以Skype连线的方式第一个发言，如是说道：

我们今天在这里怀念埃利亚特•史伯岭，并非出于普通的朋友之间、同道之间的一种责任或义务，更不是出于尘世间的世人们总是对遗忘的担心。因为，像埃利亚特•史伯岭这样的人，无须出于责任、义务或不被遗忘，才去纪念他，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发自于深深的爱戴和怀念，而聚在一起。我在我的博客上写过，两年前在达兰萨拉由阿尼玛卿西藏研究中心出版的那本送给他的书：《Trails of the Tibetan Tradition: Papers for Elliot Sperling》，既是一份表达敬意的礼物，更铭记着深厚的情谊，尤其重要的是，见证了他是一位多么宝贵而稀有的人：智者，善者，勇者，义人……

这本书收录了31篇向埃利亚特致敬的文章，分藏文5篇、英文25篇和中文1篇，令我深感荣幸的是，那篇中文文章是我写的，其实记录的是与埃利亚特交往的诸多片断、美好的或者伤感的回忆。而在座诸位中，一定也有多位朋友写的文章收录于此书。我还没有收到这本书，不过我听埃利亚特说过，在一次藏学会上，中国的藏学家沈卫荣看到这本书，有点不高兴地对埃利亚特说，为什么把唯色的文章放进书里？她又不是学者，她是一个活动人士！埃利亚特就说，这本书里都是朋友们写给我的文章，唯色是我的朋友，有她的文章没什么不对。埃利亚特还说，而且唯色是一个很好的作家、诗人、知识分子。我在skype上听埃利亚特这么对我说，感动坏了。

我想说的是，埃利亚特是一个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的人，他的另一个形象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愈显宝贵，而超乎他作为杰出学者与教授等形象。我在2014年写的一篇散文中这样写过对他的认识：“正如我的藏学家友人Elliot Sperling，尽管他的研究在于图伯特历史和中藏关系，但他同时对图伯特的政治问题、人权问题等现实问题非常关注。他曾这样解释他对西藏问题（他会修正说是‘图伯特问题’）的关心，乃基于对公民社会的根本价值予以认可幷捍卫的立场，而这与民族与国别无关，却因此支持图伯特救亡图存的斗争事业。”我也在怀念他的文字中这样写道：“他不只是学识卓越并具有启发意义的学者，更是一位捍卫人类根本价值的人。他一直以来的行为，正如加缪所说，‘不会止于个人的义愤，又具有对他者的关怀。’”

当然，在座各位都一定比我更了解他，更多与他的接触、与他在一起的时光，更多与他分享过他的生活与思想、工作与事业。所以，我只是从我的角度，以我的方式，在这里向大家讲诉我心目中的埃利亚特。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对失去非常重要的友人的我来说，如同一次疗伤。

想起来，最早其实是在2006年，在一次通过网络连线的视频采访中，我见到了埃利亚特。当时是这样，我依照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完成的图文书《杀劫》在台湾出版，美国之音中文部为此做了一个访谈节目，参加者有我和埃利亚特，好像还有一位藏人学者，但我忘记是谁了。那时我已住在北京，我是去了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站来参加这个访谈的。整个过程很紧张，就像是做一件需要保密的事情，再加上我是第一次接受电视采访，更加紧张。那也是我第一次通过视频连线见到埃利亚特，对他流利的中文以及对西藏文革、中国状况的分析，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真正见到他是在2010年夏天（很抱歉，在那本阿尼玛卿西藏研究中心出版的书中，这个时间我写错了，写成了2009年）。他那次来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呆了五天，我们见过三次：在我家、去胡同，以及送他去机场。我惊讶于他学识的渊博，方方面面，犹如百科全书，更像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这令我耳目一新，犹如看见一个辽阔的世界。

这样的感受随着这之后的联系及见面更为深刻。2011年埃利亚特来北京，在北大做了几个月的访问学者，我们经常见面，去了北京好多地方，我最记得的是，他总是肩挎着一个很重的书包。我们聊起天来没完没了，其实我真的是受益无穷。对了，那次他还请我去国家大剧院看歌剧《卡门》。后来王力雄又请他和我的好友，我们一起去看了朝鲜歌剧《卖花姑娘》，非常特别的感受。我们还去了承德参观了“小布达拉宫”，有很多有趣的发现和经历。2012年埃利亚特来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们又一次相聚，那次还见到了寇琳，埃利亚特的女儿，美丽的寇琳。

2013年我的处境很危险，因为我记录、报道、评论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多次遭到软禁在家的对待。那年几乎有半年我和王力雄都处在软禁中。有比较长一段时间，埃利亚特每天上午都会在Skype上呼我，看我是否又度过了安全的一日，然后，他会开心地、大声地用藏语说“亚布热”，又用汉语说一遍：“不错！”

实际上，埃利亚特不只是对我和王力雄这样牵挂，他对身陷囹圄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的关心、支持和呼吁，更是世人皆知。

我还要提及一件事。20135月，鉴于中国政府对拉萨老城以改建为名进行破坏的事实，埃利亚特在国际藏学界发起呼吁，有130多位各国藏学研究者联署，在“致习近平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开信”上指出：“此种毁坏……不仅仅是西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将使得“拉萨变成一座21世纪初的旅游城市而失去了它的独特性和固有的传统文化”，幷要求立即停止对拉萨的破坏。当时，这封公开信由李骏迅速翻译成了中文，发在了中文网络上。我在我的博客上转载过，外媒也报道了。尽管呼吁未能起效，但足以表明中国政府的行为多么糟糕。

结识埃利亚特七年了。我记得埃利亚特给予我的太多帮助，无论大或小。小到甚至一个藏文词汇的翻译或含义。此刻想起令我内疚，竟拿这么小的事情去麻烦他，占用他的宝贵时间，虽然他从不拒绝。大到比如翻译纪录片《对话》的字幕，去年夏天还帮我修订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我关于西藏文革的访谈，那篇英文稿因为是从中文访谈翻译过去的，有很多细节上的问题，实际上埃利亚特等于是重写了一遍，但他从不介意，只要求助他就会援手。总的来说，总是我在麻烦他，而他更多的是提供各种帮助。

结识埃利亚特七年了。虽与他经常聊天、交流，也读过他的一些译成中文的文章，但对他的生平、思想及研究的了解只是概貌，如今这令我深觉遗憾。也因此，我需要提及的是，居住以色列的汉人作家唐丹鸿，她也是图伯特问题的研究者和图伯特历史的记录者，她曾于2014年7月在纽约对埃利亚特做过一次访谈。尽管访谈尚不足以概括埃利亚特的经历、思想与学术精粹，但非常重要，比如其中谈到，通过对蒙元时期、中国明朝时期、满清时期的汉藏关系的研究发现，虽然满清的版图上有图伯特，蒙元的版图上也有图伯特，但那种关系跟中国政府所说的很不一样。事实上，蒙元与满清是两个“征服政权”，也即是征服了中国的异国政权。如果西藏真的是属于“中国”，那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明代，因为明代并非征服政权。而在研究了明代的汉文资料和同时期的藏文资料之后，埃利亚特的结论是：明代汉藏关系差不多就是没有关系。另外，埃利亚特还分析了今天的中国人对图伯特问题的态度与立场。他实事求是地批评道：“大多数中国人对西藏问题根本不关心。有些海外中国人支持‘中间道路’，他们不是面对境内西藏，而是面对达赖喇嘛，像一些境外的藏人，像一些外国人一样，他们支持的不是图伯特，他们附和达赖喇嘛，愿意把他看成神。而有些人支持达赖喇嘛则是为了自己的某种虚荣，利用达赖喇嘛的名字光耀他们自己。这样的人不仅境外中国人里有，西方人也有，流亡藏人领导层里也有。”

我同意埃利亚特的观点。为此我不仅将唐丹鸿的访谈全文发布在我的博客上，出于让更多的人了解，尤其是非藏学界的人们了解，我还将这篇长篇访谈做了摘要整理和补充，然后在自由亚洲的中文专栏和藏文节目中做了连载介绍，受到关注。

大家都知道，埃利亚特是个非常幽默的人。2014年夏天，独立电影人朱日坤去埃利亚特纽约家里对他做过一个采访，是因为他之前抵达北京国际机场，不但被拒绝入境，且被中国警察带到小房间拍照、盘问，禁止使用手机，上厕所被跟，被扣留1个半小时，且被修改原机票的返回日期，随后被迫返回。而那几天，我和王力雄因为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北京，被软禁在家，不能出门。朱日坤拍摄了埃利亚特对我和王力雄说的话。他用中文说：“你们看这是我的公寓，在纽约。刚才，拍了一个小视频，讲了我的经验。我还是想念你们啊。我很难过，我们不能直接见面了。我知道你们现在，在这个被软禁的情形之下，你们不大舒服。我希望你们门外的那个，公安大学的学生和国保，都非常、非常地不舒服。希望在门外有好大的蚊子，在咬他们。哈。我希望北京的气候，这几天很闷热！但是我也希望你们在公寓里面，至少有很舒服的冷气。好吧，我还想，我还希望我们有一天会见面，直接见面。再见！”

是的，他一直希望我们有再见的一天。他总是说，“我常常怀着一种希望：有一天能够带你们来看我的故乡纽约。”我有时候称他“格啦”，但他更乐意我直呼他埃利亚特，说我们是朋友，真正的朋友。去年12月22日的中午，是他的深夜，他在skype上给我留言：“我也必须问你们：不但有当局的威胁，现在也有当局创造的环境威胁！怎么能够呼吸？我为你们担心！”是的，那些日子，北京重度雾霾，窗外毒气滚滚，什么也看不见。实际上北京已经经常陷入雾霾中，比如此时此刻又是雾霾天气。今年元旦那天，埃利亚特在Skype上写了这句话：“北京总是有雾霾，是生态灾祸。”

最后我要说的是，（其实我在一个多月前，在纽约举行的追思埃利亚特的聚会上，委托寇琳转述过我的这段话）：“感谢你，亲爱的Elliot，这七年来给予我的帮助和启迪。记得在你送给我的礼物中，有音乐大师、加泰罗尼亚人Jordi Savall的三张唱片，你还特意将唱片上的一段话译成中文发给我：‘没有感情就没有记忆；没有记忆就没有正义；没有正义就没有文明；而没有文明，人类就没有未来。’”

2017年4月21日

RFA

西藏美颡王小女儿的身世—美颡·贡宝措口述录（4）

唐丹鸿

唐丹鸿按：1949年以前，西藏安多下阿坝各部，安斗八寨，上阿坝六寨，果洛麦玛四寨，贾格，麦昆四寨等一大片区域为第十五代美颡王华尔贡·成烈热布丹统治的王国。美颡·贡宝措是美颡王华尔贡·成烈热布丹的小女儿，1989年流亡印度，现居达兰萨拉。她回顾了美颡王夫妇在劫难逃的命运，讲述了自己的悲惨身世。但不仅如此，这也是西藏安多当代浩劫的一页。

采访地点：印度 达兰萨拉 贡宝措女士家

采访时间：2009年8月

采访者、整理者：唐丹鸿

采访者唐丹鸿与贡宝措

四·那一天我相信父母死了

1967年元月份，我父母那时已离开人世了，但我还一点也不知道。那时红卫兵大串联，但出身不好的人不许去外面，所以我们被安排留在学校接待从外地来串连的红卫兵，少数民族红卫兵来北京串联都来我们学校。有一天，从阿坝州来了15个红卫兵，我想他们是从家乡来的，我就参加接待安排。第二天一早，一个内蒙女孩子，她是我同学，跟我很要好，她跟我说：“你过来一下。”她把我带到厕所旁边，那里有一个垃圾房，一般人不会去的，她把我带到那里面，她说：“你知道吗，你爸爸妈妈去世了？”我说：“什么？”我就哭了起来，她赶紧说：“不能哭，不能哭！现行反革命，畏罪自杀的，不能哭！”我慌忙擦了眼泪，但我也不太相信，因为自己没有亲眼见到，所以不相信。这个内蒙女孩是红卫兵总部的，我父母离世的消息是阿坝来的红卫兵给他们汇报的。她说：“他们讲你们家房顶上有一个什么电台，是用来跟达赖集团联系的；还说你父亲杀了人，用头盖骨当碗什么的……”然后她说：“你不要跟别人说是我告诉了你这些。”我那时快十四岁，想哭又不敢哭，拼命忍着眼泪……

少女贡宝措

到了上午，学校礼堂里开会。开会的时候他们喊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也跟着念，还没想到会落到自己头上。然后他们让我站到台上，问：“你为什么到现在还瞒着？瞒着你们的家庭是这种情况？”我说：“我没有瞒，我爸爸还要到北京来开会呢。我没有隐瞒。”他们说：“你瞎说！你们家房子上有电台，你爸爸杀人，用头盖骨吃饭！”我说：“我们家房顶上有没有电台，这我不知道，但是说我爸爸杀人，用头盖骨吃饭，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然后他们就开始打我，说我没有划清界限。那一次，我们一共有五个小孩，都是来自新疆、内蒙古、宁夏、四川等地已被揪斗的高干子女，我们成了黑帮子弟。但是我仍然不相信父母死了，因为我没有亲眼见到，就觉得他们还没死。

有一天下午，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这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印象：有一个女人，躺在操场上的一个水泥台子上，这边四个人，那边四个人，围着打她。那个女人头发上、脸上全是黏黏的血，我被命令站在旁边看，我身旁还站了两个黑帮的小孩。那几个人打啊打啊，打到后来那个女人不能动了，他们又学电影里面，用水桶装满冷水浇到她头上，然后她好像苏醒了一点，他们又继续打。随后，有一个西城纠察队的高干子弟过来了，他对我旁边的那两个小孩说：“喂，你妈妈是不是好人？”“不好……”他们说，“你们要跟你妈妈划清界限吗？”两个小孩点头，然后小一点的那个孩子拉着大一点的手说：“哥哥，我怕……”我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两个孩子是这个挨打的女人的小孩，那些人让他俩站在旁边，就在我身边，让他俩亲眼看着自己的妈妈被活活地打死……这个时候我突然就……我想：爸爸妈妈死掉了还算幸运啊！谁会愿意自己的父母死呢？但这个时候，我由衷地觉得，我父母他们去死了是对的，不然今天如果在我面前，亲眼见他们被活活打死，我该怎么办？……那个女人真正被活活打死了，很快一股很臭的味道出来了，那些人叫我们围着尸体，那女人的两个小孩就站在我旁边，也不敢哭。那些人叫了火葬场的车，那时常听人说，这些被打死的人，有的是真的死了，有的其实只是昏过去了，但得要看运气了，到了火葬场以后，有的正要被推进火炉时醒了过来，要是赶上火葬工人心肠好的话，他悄悄把你放在旁边，很多人却被直接送进火炉了。这个女人到底死了没有也不确定，反正当时是完全不动了。火葬场的人还没来之前，他们让我们围着她看，说：“你们要跟你们的父母划清界限！”后来才知道，这个女人的爱人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教授，那时候也是被揪出来的反动权威。听说这个女人平常跟邻居关系不怎么样，文化大革命一来，那些人就说她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什么的罪名，就这样在我们学校被打死了。然后，火葬场的车来了，他们又叫我们围着火葬场的车转，还要唱一首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把我砸烂砸碎……”一边唱这个歌，一边围着车转，我们的几个老师也在围着车转，由于我们是一个高干子弟集中的学校，好些老师都很有名，比如詹天佑的孙子，就是我们的历史老师；还有毛主席的一个翻译，因翻译错了一句话被降到我们学校的，一个数学老师和一个历史老师，这些老师当时全都戴着高帽子，跟我们一起围着火葬场的运尸车转，最后车拉着那个女人开走了。这件事在我心中留下的创伤最深。谁也不愿意自己的父母死，但那一天，我相信父母死了，而且觉得他们自尽是对的。

（未完待续）

西藏美颡王小女儿的身世—美颡·贡宝措口述录（3）

丹鸿

唐丹鸿按：1949年以前，西藏安多下阿坝各部，安斗八寨，上阿坝六寨，果洛麦玛四寨，贾格，麦昆四寨等一大片区域为第十五代美颡王华尔贡·成烈热布丹统治的王国。美颡·贡宝措是美颡王华尔贡·成烈热布丹的小女儿，1989年流亡印度，现居达兰萨拉。她回顾了美颡王夫妇在劫难逃的命运，讲述了自己的悲惨身世。但不仅如此，这也是西藏安多当代浩劫的一页。

采访地点：印度 达兰萨拉 贡宝措女士家

采访时间：2009年8月

采访者、整理者：唐丹鸿

采访者唐丹鸿与贡宝措

三·与父母最后的别离

1964年以后，我小学毕业了。那时我姐姐已经报考了一所部队医院的卫校，我被保送到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附中，这样我就到了北京。中央民院附中是少数民族高干子弟集中的学校，学生都是自治区主席、副主席的小孩。到北京以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我这一生中，最艰难最痛苦的时期就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

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学校里贴了很多大字报，口号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什么的，但是“出身不好”的小孩遭到了很大歧视，什么活动也不让参加，我因为“出身不好”感觉压力很大。那时时兴穿军装，军装被认为是最好的服装。有一次，我姐姐托人带给我了一套崭新的军装。毕竟是小孩子，我很高兴，穿着这套军装到了操场，正好迎面来了几个小孩，他们对我说：“你这个狗崽子，没有权利穿军装！”然后他们用油漆，在我穿的军装上，前面画了一个大叉，后面也画了一个大叉，整个衣服都不能穿了，然后他们说，你只能穿黑的，把它染成黑衣服吧……

1966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没有份。恰在这个时候学校放暑假，我就回到了成都。回成都我发现父亲变了，以前他对我们姐妹俩严格得不得了，每次给他道早安晚安的时候，他总是要教育我们一大通，我们对他又敬又怕。可是这次回成都，他的态度变得特别和蔼，特别慈祥，再也没有过去让我们害怕的那种严厉。而且，他总是跟我们在一起，有说有笑。我那时不懂事，还对我姐姐说，爸爸可能是通过学习，思想变了，对我们这么好。后来经过很多事情以后，我才理解到，他当时可能已经有了预感。那个假期我过得非常愉快，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出去野餐，带我们去青城山、峨眉山游玩，父亲还请他的秘书给我姐姐的部队医院卫校写信，帮她请假，这种事情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学习时间请假玩，这我爸爸以前是绝不允许的。那时全家聚在一起，有一天我爸爸讲：“走，我们去照一张相，全家一起照张全家像。”我们就上街去了，这张照片我现在挂在外面屋子的墙上。当时我姐姐穿着军服，我爸爸说你不要穿军服。然后我们就照了这样一张全家像。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张全家像是全家最后一次团聚的纪念。照了这张全家像大概两个月以后，我的父母都没有了……

离正常开学时间还有二十多天的时候，中央民院附中突然来了一封电报，催我“火速返校”，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虽然还不到正式开学时间，但是如果我不回校，不知会有什么后果。我妈妈只好开始为我们准备行李。走的那天，爸爸妈妈送我和姐姐到车站，送的时候跟以往不同，我爸爸特别……一会儿剥一颗糖给我吃，一会儿叮嘱到了学校要好好学习，你们要自己关照好自己，生活要自立，全说的这些，当时我都没有在意。他还说今天送别谁都不许哭，我们要高高兴兴地送你们走。他这样讲。后来，我上了火车，站台上有很多卖包子、点心的，我爸爸和妈妈就像抢着买一样，我妈妈一会儿买包子，我爸爸一会儿又回头买点心，不停买这买那，把我们面前的小桌子堆得满满的，我说不要了不要了，他们还在买，他们俩就这么抢着买。这时火车开了，我透过堆得高高的东西，看见他们还对我摆手，笑着，我也挥手给他们道再见。我自己安慰自己：这只是短暂的分别，我很快就会回来，回到父母身边。没想到，这就是最后的别离，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见到我父母了。

火车刚到北京站，就看见好多红卫兵拿着剪刀，剪路人的头发什么的。我赶快跑回了学校。学校到处都贴着大字报小字报，到处都贴满了。刚开始时，我像别的小孩一样，也投入到了运动中，我还没有意识到灾祸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我母亲是1966年10月15号失踪的，我父亲是1966年10月17号离世的，期间就相差一天。他们出事后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那时候我父母冬天住在成都，夏天回阿坝。文革开始后，我爸爸不得不搬回阿坝了。后来父亲的通讯员告诉我，当时我母亲先动身，跟通讯员一块儿回阿坝。路上有一天，在理县，晚上来了一个人，告诉我母亲不能回阿坝了。因为我父亲还在成都，我母亲就说：“不能上（阿坝）去那就回成都吧。”可是来人说也不能回成都。我母亲说：“不能回成都的话，那你让我写一封信给他，说我安全就行。”那人还是说不行。我母亲说：“写信不行，那我发一封电报，你看着我发，就写我安全，你看着我发。”“也不行。”他讲，他们为此争论了很久。通讯员说那个人的态度还算好，而我觉得那个人的态度一定很坏、很强硬，并有逼迫性。快到夜里1点钟了，我妈妈就说那明天再继续和他们商量。通讯员，他以前是我父亲的随从，那时叫通讯员，这一切都是这位叔叔讲给我们听的。他说他总睡不着，到早上4点多钟的时候，他看见我母亲的房间门开着，进去一看，我母亲不在。他就赶快出去，到厕所门口外去等，见她老不出来，他就喊，没人应，他就进去了，结果我母亲不在里面。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找到我母亲。一直都没有找到。后来的官方结论是“迫害致死”。

母亲失踪第二天通知了我父亲。父亲当时在成都，马上赶到了汶川，因母亲是在理县出事的。我父亲赶到汶川后，他们请了很多人到处找，河边到处都找了，没找到。她就那样失踪了，一直就找不到了。最后父亲回到住处，坐在那里。我父母的感情特别好，这是我们那个地方众人皆知的。过去藏族的头人大多有三妻四妾，但我父母不是这样，就他们俩，感情非常好。那个时候李井泉已经被批斗了，我爸爸最好的朋友郭政委等人，他们全都纷纷遭批斗了。虽然幸亏老百姓不愿意批斗我父亲，但文化大革命气势汹汹，他肯定知道在劫难逃。我父亲对那个通讯员说：“我起不了什么作用了……”那个叔叔说：“您不要胡思乱想，”我父亲就一直讲，最主要是强调：“共产党是不可信的，你看卓克基土司他们都被批斗了，士可杀不可辱，那还不如……”那通讯员叔叔说：“您还有小孩呢！你还有两个女儿呢，小女儿呢！”“我对不起他们了……对不起，我对不起我的人民。”我父亲那样讲了后，就停了说话。我想，父亲一定是对我母亲的突然失踪悲痛欲绝，加之他目睹当时局势，认识到对自己的庶民和深爱的民族，已经做不了什么贡献了，形势所迫，他不仅不能为自己的民族、为故乡的人民效力，而且他预感到灾难将要来临，“士可杀不可辱”的刚硬性格决定了他再也不甘忍受屈辱，不愿再苟且偷安地生活。第二天，在汶川，我父亲投河自尽了。

美颡杰布夫人和她的母亲

强拆佛学院和取消母语教学的背后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15/2017              

作者: 桑杰嘉

强拆中的色达佛学院（作者提供）

最近在图伯特（西藏）发生的两件事情引起境内外很多人的关注。一是中共坚决强拆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学色达佛学院，二是中共向图伯特母语教育的最后孤岛发起攻占令——“双语教学转型提质工程”。

以上这两件事情在境内外图伯特人和国际社会引起了关注，特别对驱逐数千计的僧尼和强拆僧舍事件包括联合国人权专家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委员会、美国人权委员会、美国国务院以及各国议会议员等进行了质疑和谴责。但是，中共一意孤行，继续按计划到前9月只能留住5千名学员，其佛学院的百分之七十五的学员要驱逐，并将摧毁其住所，因此，如今展开加大力度驱逐和强拆。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双语教育转型提质”改革问题受到境内外图伯特人学者、专家和知识分子的严厉谴责。特别是境内学者纷纷向州政府书记发公开信要求停止这一政策，继续进行双语教学政策。在网上发布了“写给青海海南州委书记的30封信”等。

中共一方面在严厉的打击图伯特传统的教育中心色达佛学院、亚青佛学院等，另一方面又在现代教育体系中重击图伯特语文，其最终目的又是什么呢？中共心知肚明。

打压传统教育

色达佛学院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2万多名僧尼和俗人学习、研究和修行佛法。在特殊情况下学院可容纳多达4万名信徒。作为学习、研究和实践图伯特佛教的主要中心之一，色达佛学院吸引了来自中国、泰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蒙古、马来西亚、韩国、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的众多学员。在图伯特境内外具有极高的知名度，由于中共严格限制图伯特佛教和传统教育中心三大寺（色拉、哲蚌和甘丹寺）等的人数和课程，因此，众多学子集聚色达佛学院学习、修行，其佛学院的规模也日益剧增。

在图伯特，寺院和佛学院是继承发扬佛教、传统文化的主要基地，是博物馆、文化中心、心灵洗礼和精神归宿。特别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色达佛学院开展了很多慈善服务项目，佛学院的大德们开办学校，推广母语和传统文化，化解社会纠纷，提倡团结等等。还有佛学院的堪布们在中国各大院校、国外传播图伯特文化精髓。这对中共实施殖民政策、文化灭绝，以及最终实现消灭图伯特民族是直接的阻力。因此，中共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色达佛学院的规模更是中共眼中钉，肉中刺。这从色达佛学院的经历可以证明，色达佛学院第一次遭到打击是2001年，当时强拆了两千多座僧舍，之后2002年、2004年、2013年、2016年，2017年始终实施强拆和驱逐。

在色达佛学院进行中的驱逐和强拆是按2016年《色达县喇荣五明佛学院整顿清理工作》计划实施的。该整顿清理工作计划共分七步，其前六步在2016年已经完成。其中第七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2017年9月前完成驱逐和强拆任务佛学院的学员控制到5千人，寺院管理和学员管理机构中安排政府官员，并且，对佛学院实施政府学校管理方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如今中共加大驱逐和强拆速度，据媒体报道至今色达佛学院已经驱逐了4千8百多人。至今已知三位尼师抗议驱逐和强拆自杀。最近四川省官员也亲临色达佛学院指导驱逐和强拆工作。佛学院的负责人向僧众公开的演说证明中共以如果抗命将彻底摧毁佛学院，驱逐所有僧侣等恐吓，并下定决心9月完成驱逐学院和强拆任务。

强拆中的色达佛学院（作者提供）

中共强拆和驱逐色达佛学院的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人权组织、宗教组织、政府和议会纷纷的谴责。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別程序委员会向中国政府质询了关于色达佛学院和亚青佛学院遭大规模拆毁问题。六名来自不同国家的联合国人权专家在特別报告上联署簽名，要求中国政府回应相关问题。

色达佛学院索达吉堪布说：4月计划拆除房屋3325间，未来将要拆除的数量不明，非四川本地学生将陆续遣返。最终佛学院会留下仅5000名学生和6000栋房屋，以控制规模。他说，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哪怕你哭得很大声也不行---

打压现代教育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提出“双语教育转型提质”改革后，遭到境内外图伯特人的批评，很多专家学者纷纷写公开信质疑、批评和强烈反对。

中共统治下的所谓少数民族区域教学分为两种，即一类模式和二类模式。一类模式，就是把汉语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其他数理化等学科都用该区域的母语来授课。二类模式，就是把本区域母语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其他的都用汉语来授课。而海南州计划是将要把原来的一类模式改为二类模式。

如今进行一类模式的只有海南藏族自治州等极少一些地区，最近海南州以“双语教育转型提质”为由，计划要把原来的一类模式改为二类模式。消息传出后，首先境内图伯特人在社会媒体上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语言学专家、大学教授、作家、学者纷纷谴责了海南州政府的决定，他们中有很多人用整个图伯特教育质量的数据、母语的重要性、社会问题、甚至从“国家”的认同等角度证明母语教育的重要性，建议州政府继续一类模式。

早在2010年“青海省六个藏族自治州入手，将民族中学、民族小学与普通学校合并即“民汉合校”，实行“汉语为主，藏语为辅，以汉语为教学语言，并将汉语开设到学前” 等等措施后,数千名中学生和小学生走出校园，高高举起的小黑板上用图伯特文写着“我们需要藏语课”。随后在安多许多地方，从青海到甘肃，不计其数的孩子们发起了捍卫母语的行动。甚至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也有许多学生为之呼吁。也有学生自焚抗议。另外，三百多位图伯特教师联名致信青海省委，要求坚持以母语教学为主导教学语言，取消实施“汉语为主、藏语为辅，以汉语为教学语言，并将汉语开设到学前”的措施。部分图伯特人退休干部、老教育工作者也向统战部、教育部等更高部门提交了类似意见的报告。

2010年10月19日同仁县学生抗议

迫于图伯特各界，特别是教育界坚决反对，青海省委书记表态“双语教育”的改革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其实，中共不可能停止这一政策的实施，只是由于当时各界反应强烈，需要缓和，降温处理。但是，在2012年3月时，中共教育部门已经强制大部分民族学校的教课书换成汉语课本，双语教育变成了汉语教育。

很明显问题并非某个地方官员头脑发烧的问题，这要放在中共对图伯特的整体政策中来看，首先，中共对图伯特的既定政策是最终同化消灭图伯特民族，消灭一个民族首先要消灭其语言文字，消灭了语言就可以彻底消灭民族。这一政策下再“多元”，最后还得“一体”既汉语、汉文化、汉族。也因此，中国力求2020年前让80%人口说普通话。（事实上一直在强制推广）更何况，这是中共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是2010年颁布的《青海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之实施。再次，也“是要将藏语文教育斩草除根，以图维稳”。

总之，是要加紧图伯特语言从其教育体系中根除。

其实，在图伯特很多地方中共已经完成了二类模式的实施，取消所谓的双语教育已多年，只有海南州等几个地区坚持至今，成为坚守一类模式的最后孤岛，中共现在开始向其发起攻势。由于图伯特其他地区实施二类模式之后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其严重，因此，这次海南州政府宣布计划实施二类模式后社会上反应非常强烈。取消母语教育的苦果在社会上比比皆是，图伯特新一代不会说母语，无法与家人交流、远离传统文化----他们的后代还会是图伯特人吗？

另外，中共在图伯特推行的“双语教育”本身也是对图伯特人学生强化汉语教学。最近在西北民族大学就海南州教育问题召开讨论会上有人公开指出:“中国的双语教育是为了吞没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既然如此什么图伯特还在坚持要“双语教育”？中共殖民统治下图伯特人用母语教授所有课门不可能现况下，为了母语不被彻底赶出学校便顺中共的“双语教育”尽其所能地向图伯特学生教授母语。“双语教育”是图伯特母语在学校立足的最后希望，也是向新一代传授图伯特文化的唯一途径，更是图伯特母语延长“死期”的唯一方法，如今这一微弱的希望继续存在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中共占领图伯特的六十多年里一直在推行文化灭绝政策，最近几年中共的这一政策更是变本加厉，可称文革后实施的最严厉的文化灭绝政策。中共最近几年加大打击图伯特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力度，以此扼杀图伯特语言、文化传统，其目的是不懈余力地尽快把图伯特民族推向灭亡。为了这一最终目的中共不但违背各项国际人权公约，而且，违背自己的《宪法》对图伯特传统教文化育基地实施严厉的打击，以各种借口驱逐僧侣和俗人学员、强拆僧舍、限制学员人数，消弱图伯特传统文化在社会中传播和影响。同时，也在现代教育体系中打击图伯特母语教育方式切换新一代图伯特人的舌头和脑袋。母语的重要性大家都非常清楚，中国学者说：“文化要用母语讲”，可他们是否也想过图伯特文化也需要用母语讲。

2017年4月11日

【評論】藏人自焚是人類史上最慘烈抗議運動

天亚社中文网

刊登日期: 2017. 04. 11

西藏難民於去年在印度班加羅爾為兩名自焚藏人舉行燭光集會。［圖片來源：法新社］

三月十八日，廿四歲的藏人白瑪堅參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龍縣自焚抗議，這是自二零零九年至今第一百四十六起藏人自焚抗議事件，還有六位是流亡藏人，已知境內一百廿六名和境外四名自焚者去世。

二零零九年二月廿七日，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發生了第一起自焚抗議，自焚者是二十歲的僧人紮白。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六日發生第二宗後，個案持續增加；一二年更多達八十五宗，僅十一月就有廿八人。去年有四位自焚後去世。

自焚案件遍及西藏三個傳統區域，即衛藏、安多和康區，按中共的劃分即西藏自治區、青海、甘肅及四川。自焚者有珠古（轉世喇嘛）、僧人、尼師、中學生、牧民、農民等，最大六十四歲，最小十五歲。自焚者的口號包括「讓尊者達賴喇嘛回到西藏」、「祈願尊者達賴喇嘛永久住世」、「西藏需要自由」、「西藏獨立」及「釋放十一世班禪喇嘛」。

西藏持續的自焚抗議震驚了世界，成為人類史上最慘烈抗議運動。這種方式的抗議是二零零八年和平非暴力抗議遭到血腥鎮壓而發起的。自焚者的共同點：點燃自己生命而未傷害任何人，包括鎮壓、屠殺藏人的中共軍警。

中共為了抹黑對其殖民暴政的反抗，以及為了掩蓋在西藏實施前所未有的高壓政策的真相，最初污名化自焚抗議者稱：「或患有『癲癇病』、『精神方面有問題』，或是小偷，或『有不正當的男女關係』，或夫妻之間有矛盾，等等。甚至很惡毒地誹謗藏人自焚是『達賴集團給錢買屍』。」

之後他們又稱是「達賴集團的煽動教唆」、「恐怖主義行為」。然而，至今中共拿不出任何證據。再後來，中共把自焚定性為「犯罪」，可是自焚抗議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激增。

當局再以集體懲罰打壓自焚，如對自焚者的家人、村子、寺院，以及慰問、祈禱者等進行嚴厲懲罰。指控與自焚者有關聯以及「煽動」自焚和散發自焚消息而判刑的藏人達八十七人，包括判有死刑、無期徒刑等。但自焚之火仍然不滅……

為什麼自焚？著名藏族作家唯色對五十一位自焚者的遺囑和五六十位在自焚時喊出的口號進行研究發現：「自焚者表達是把自焚當做一種行動……從原本被動等待西藏流亡政府或國際社會解決西藏問題，到終於覺醒必須靠自己也只有靠自己……從自焚者遺言中，可以看到藏人要付諸行動的意願裡，沒有一絲暴力的痕跡。」

由此可見，自焚是藏人對中共殖民統治的決絕反抗的行動。

唯色又說，自焚「是近代史上最偉大最慘烈的政治抗議浪潮」、「人不必自身敢於自焚，只要敢於在想像中正視自焚，就可以看到自焚者以渺小的一己之軀，與龐大的暴政機器抗爭的英勇與悲壯」。

「許多城市、村莊和寺院，都在為民族的英雄兒女祈禱。甚至許多寺院和僧舍，許多藏人家裡，都供奉著自焚藏人的一張張照片。」

另外，中國著名藝術家艾未未談到自焚時說：「西藏是拷問中國、國際社會人權和公正標準的最嚴厲問卷，沒有人可以迴避，可以繞過去。目前為止，沒有人不受辱蒙羞。」

廣泛而持續的自焚抗議運動震撼了藏人社會，使大家悲痛欲絕。無論是流亡政府、宗教領袖或知識界，都呼籲不要採取這種極端行動，「壓迫再大也要留住生命」，「只有活著的生命，才能把意志變成現實。如果再繼續自焚，每個生命都是不可挽回的損失」。

但是，西藏的自焚抗議仍然接連不斷，這恰恰證明了中共在西藏實施的殖民政策和打壓極端殘酷。

解決藏人自焚的唯一方法是中共停止打壓政策，切實解決西藏存在的現實問題，聽取西藏人民的真正意願，徹底解決西藏問題。

＿＿＿＿＿＿＿＿＿＿

撰文：桑傑嘉，一位藏族作家及時事評論員。

西藏美颡王小女儿的身世—美颡·贡宝措口述录（2）

唐丹鸿

唐丹鸿按：1949年以前，西藏安多下阿坝各部，安斗八寨，上阿坝六寨，果洛麦玛四寨，贾格，麦昆四寨等一大片区域为第十五代美颡王华尔贡·成烈热布丹统治的王国。美颡·贡宝措是美颡王华尔贡·成烈热布丹的小女儿，1989年流亡印度，现居达兰萨拉。她回顾了美颡王夫妇在劫难逃的命运，讲述了自己的悲惨身世。但不仅如此，这也是西藏安多当代浩劫的一页。
采访地点：印度 达兰萨拉 贡宝措女士家
采访时间：2009年8月
采访者、整理者：唐丹鸿

采访者唐丹鸿与贡宝措

二·幸福止于1959年

1949年后，由于我父亲的特殊身份，共产党给了他比较高的职位，让我父亲做四川省藏族自治区副主席，后来又担任了阿坝州副州长、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民主委员会委员、第一到第三届人大代表等职务。

1959年的一天，我舅舅突然去世了。他是红原嘉绒乡的头人。那时我母亲那边的家人全都去了拉萨，只有这个舅舅还在阿坝，我妈妈带着我去奔丧。我爸爸留在家里，那时他还没被隔离审查。我年纪小，奔丧呆了多久我也不太记得了。回到美颡官寨的那天晚上，我看见河边到处是一堆堆篝火，有很多人，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开始敲我家的门，一边敲一边大声喊，从小把我带大的保姆就出来了，她跟我妈妈讲了一些什么，我妈妈就哭起来了。当时我还想：为了舅舅去世，妈妈不是每天都哭吗？所以我也没在意。可是保姆见我妈妈哭，赶紧小声说：“别出声，别出声！”就这样进了家门。

第二天，我们本来从小有个习惯，早上要到父母的房间里去，对父母说早安，晚上睡前也要去道晚安，道晚安的时候，爸爸通常要问今天做了什么，你今天如何如何，应该怎么做人等等，教育一番。可是那天早上起来后，没按老规矩去爸爸屋里，我年纪小也没在意。然后见大人们在收拾东西，他们也叫我收拾我自己的东西。我呢就摸我的玩具，我的保姆就过来，责备说：“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我也不懂，看着这些大人，心想：他们在干什么呢？我只关心我的玩具，因为这些玩具好多是别人从外国、从印度带来送我的礼物。我到现在还记得，我有一个苹果，外面看起来是一个苹果，可是打开里面又有一个，再打开里面还有一个，我很喜欢，还有一些不倒翁之类的，我就在那儿摆弄这些东西，说这个我要拿走，那个我要拿走……接下来，就看见外面来了一辆吉普车，我那时没见过吉普车，只听大人们说马上就要走了，我看见人们在哭，我妈妈也在哭……

最后所有人都下楼到了院子里，母亲等大人们在朝着官寨磕头，我只顾在那儿串来串去，看汽车，因为以前没见过嘛。然后我妈妈就过来打了我一巴掌，妈妈从来没有打过我，我想今天妈妈为什么要打我呀？我很困惑。然后妈妈也叫我和姐姐磕头，等我们磕了头，就把我们弄到了车上。然后就见家被封起来了，我还依稀记得贴封条的情景。从那以后，我们就搬离了美颡官寨。临到走的那一刻我都没见到父亲，后来才知道，在我跟母亲去舅舅家奔丧期间，父亲已经被弄到阿坝县接受审查去了。

美颡杰布华尔贡·成烈热布丹

母亲、我和姐姐被送到了成都，我跟妈妈一起住在成都民委招待所。有一天，那里开四川省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正要去食堂打饭，我什么也不懂，径直往食堂走去，这时从食堂那边过来了几个人，他们是成年人，来参加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都是党员，也是藏族，都是阿坝马尔康地区的。他们指着我说：看那个狗崽子！我想：什么是狗崽子啊？他们还问我：“你妈妈在那儿？”我说我妈妈在家，我懵懂不知啊，他们就打了我几下，嘴里说狗崽子什么的，然后走了。第二天母亲又让我去打饭，我很害怕，怕那些人又会来打我，我就藏在路旁树林子里面，等啊等，看那些人吃完饭离开了，我才赶紧冲进食堂打了饭。可是从食堂出来，他们又来了，那时我们打饭的饭盒是那种几层的饭盒，他们就把我的饭盒踢飞了……我回到家，母亲问怎么玩这么久？那时我母亲成天为我父亲的事哭泣，我也懂一点点事了，不想让妈妈伤心，如果我告诉她有人打我，妈妈肯定要伤心，起初我就没告诉她，可是我没有拿饭盒回去啊，所以我就对她说饭盒摔坏了。可是第二天妈妈又叫我去打饭，我就哭了，说我不去，我妈问怎么了，我就给妈妈讲了，妈妈说那我们就不去打饭了。然后她就带着我绕道去了招待所外面，买了一些饼子回家。那个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大概开了一个多礼拜，这一个多礼拜我们就没出门。那时我非常困惑：这些人怎么突然就成这个样子了啊？人怎么突然就变了？

那时成都军区的韦副司令，他是壮族，我们也是少数民族，因为都是少数民族吧，他对我们很关心，把我和姐姐当自己的小孩一样，经常来看我们，什么端午节中秋节的，都来看。那时我父亲还没有回来，那是民主改革期间，各地的头人土司都遭到了迫害。我父亲被当局弄到阿坝县，让他接受老百姓的批斗改造，但是老百姓不肯批斗他。政府的人就把他关在一间房子里，让他隔离“学习”，整天看批判他的大字报、小字报，将近两年都是这样。两年以后，我爸爸来到了成都，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不再像以前那样。他不说话，一个人闷闷地坐在屋子里，把窗帘关起来，袖子里藏着佛珠悄悄念，任何人也不见。我那时七、八岁，对我来说全家团聚在一起，我就觉得快乐。后来我父亲被送到了四川医学院，那里有个精神科，我爸爸在那儿接受治疗，每天电疗。那时我还小，不太清楚，好像说他得了精神分裂症。

我们一家人团圆了，我就觉得日子好过了。通过成都军区的韦副司令、郭政委的关系，还有天宝，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由于这些关系，加上我父亲的特殊身份，我和姐姐进了八一小学。八一小学里都是部队子弟，主要是成都军区的军人子女，另有少数几个高干子弟，比如李井泉、李大钊等人的小孩，少数民族就我和姐姐，她读六年级，我读一年级。前面我讲到的韦副司令韦伯伯家的小孩，因为也是少数民族，壮族，所以我们接触多一些，整个学校少数民族就这么一两家，大家还是觉得比较稀奇，对我们倒是蛮好的。当然关系特别好的，还是跟韦伯伯一家子和成都军区郭政委家，两家大人关系很好。我父母不在成都的时候，我跟我姐姐就住在天宝家，天宝一家照顾我们。

196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在成都，我在学校情况还行。我爸爸的待遇是“小灶”，我们家属是“中灶”，家里的通讯员、工人等是“大灶”。在我们家，无论“大灶”还是“小灶”，全都买回家装成一锅，大家一起吃，没有区分。我爸爸那时常常教育我们：“你们现在出去看看，外面多少人在吃树皮、树根……唉外面死了好多人啊……”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就那样住在成都。

美颡杰布华尔贡·成烈热布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