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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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说：4月8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举行追思会，悼念长期就任中亚研究系教授、图伯特研究计划主任的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唯色提供) |
怀念绵绵无期。距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1月29日的猝然离世近三个月了。我依然记得惊闻噩耗时的感受：难以置信，悲痛万分，追悔莫及……近三个月了。虽然当时的伤情已渐渐平复，但在内心却有一种缺失在蔓延。是的，巨大的缺失、空缺，无法填补，这实在是令人哀伤。
4月8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举行了追思会，悼念长期就任中亚研究系教授、图伯特研究计划主任的埃利亚特•史伯岭。在场的有国际藏学界的知名学者、埃利亚特•史伯岭的同事及学生，以及他的女儿、他的挚友。我也受邀，以Skype连线的方式第一个发言，如是说道：
我们今天在这里怀念埃利亚特•史伯岭，并非出于普通的朋友之间、同道之间的一种责任或义务，更不是出于尘世间的世人们总是对遗忘的担心。因为，像埃利亚特•史伯岭这样的人，无须出于责任、义务或不被遗忘，才去纪念他，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发自于深深的爱戴和怀念，而聚在一起。我在我的博客上写过，两年前在达兰萨拉由阿尼玛卿西藏研究中心出版的那本送给他的书：《Trails of the Tibetan Tradition: Papers for Elliot Sperling》，既是一份表达敬意的礼物，更铭记着深厚的情谊，尤其重要的是，见证了他是一位多么宝贵而稀有的人：智者，善者，勇者，义人……
这本书收录了31篇向埃利亚特致敬的文章，分藏文5篇、英文25篇和中文1篇，令我深感荣幸的是，那篇中文文章是我写的，其实记录的是与埃利亚特交往的诸多片断、美好的或者伤感的回忆。而在座诸位中，一定也有多位朋友写的文章收录于此书。我还没有收到这本书，不过我听埃利亚特说过，在一次藏学会上，中国的藏学家沈卫荣看到这本书，有点不高兴地对埃利亚特说，为什么把唯色的文章放进书里？她又不是学者，她是一个活动人士！埃利亚特就说，这本书里都是朋友们写给我的文章，唯色是我的朋友，有她的文章没什么不对。埃利亚特还说，而且唯色是一个很好的作家、诗人、知识分子。我在skype上听埃利亚特这么对我说，感动坏了。
我想说的是，埃利亚特是一个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的人，他的另一个形象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愈显宝贵，而超乎他作为杰出学者与教授等形象。我在2014年写的一篇散文中这样写过对他的认识：“正如我的藏学家友人Elliot Sperling，尽管他的研究在于图伯特历史和中藏关系，但他同时对图伯特的政治问题、人权问题等现实问题非常关注。他曾这样解释他对西藏问题（他会修正说是‘图伯特问题’）的关心，乃基于对公民社会的根本价值予以认可幷捍卫的立场，而这与民族与国别无关，却因此支持图伯特救亡图存的斗争事业。”我也在怀念他的文字中这样写道：“他不只是学识卓越并具有启发意义的学者，更是一位捍卫人类根本价值的人。他一直以来的行为，正如加缪所说，‘不会止于个人的义愤，又具有对他者的关怀。’”
当然，在座各位都一定比我更了解他，更多与他的接触、与他在一起的时光，更多与他分享过他的生活与思想、工作与事业。所以，我只是从我的角度，以我的方式，在这里向大家讲诉我心目中的埃利亚特。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对失去非常重要的友人的我来说，如同一次疗伤。
想起来，最早其实是在2006年，在一次通过网络连线的视频采访中，我见到了埃利亚特。当时是这样，我依照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完成的图文书《杀劫》在台湾出版，美国之音中文部为此做了一个访谈节目，参加者有我和埃利亚特，好像还有一位藏人学者，但我忘记是谁了。那时我已住在北京，我是去了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站来参加这个访谈的。整个过程很紧张，就像是做一件需要保密的事情，再加上我是第一次接受电视采访，更加紧张。那也是我第一次通过视频连线见到埃利亚特，对他流利的中文以及对西藏文革、中国状况的分析，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真正见到他是在2010年夏天（很抱歉，在那本阿尼玛卿西藏研究中心出版的书中，这个时间我写错了，写成了2009年）。他那次来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呆了五天，我们见过三次：在我家、去胡同，以及送他去机场。我惊讶于他学识的渊博，方方面面，犹如百科全书，更像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这令我耳目一新，犹如看见一个辽阔的世界。
这样的感受随着这之后的联系及见面更为深刻。2011年埃利亚特来北京，在北大做了几个月的访问学者，我们经常见面，去了北京好多地方，我最记得的是，他总是肩挎着一个很重的书包。我们聊起天来没完没了，其实我真的是受益无穷。对了，那次他还请我去国家大剧院看歌剧《卡门》。后来王力雄又请他和我的好友，我们一起去看了朝鲜歌剧《卖花姑娘》，非常特别的感受。我们还去了承德参观了“小布达拉宫”，有很多有趣的发现和经历。2012年埃利亚特来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们又一次相聚，那次还见到了寇琳，埃利亚特的女儿，美丽的寇琳。
2013年我的处境很危险，因为我记录、报道、评论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多次遭到软禁在家的对待。那年几乎有半年我和王力雄都处在软禁中。有比较长一段时间，埃利亚特每天上午都会在Skype上呼我，看我是否又度过了安全的一日，然后，他会开心地、大声地用藏语说“亚布热”，又用汉语说一遍：“不错！”
实际上，埃利亚特不只是对我和王力雄这样牵挂，他对身陷囹圄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的关心、支持和呼吁，更是世人皆知。
我还要提及一件事。20135月，鉴于中国政府对拉萨老城以改建为名进行破坏的事实，埃利亚特在国际藏学界发起呼吁，有130多位各国藏学研究者联署，在“致习近平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开信”上指出：“此种毁坏……不仅仅是西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将使得“拉萨变成一座21世纪初的旅游城市而失去了它的独特性和固有的传统文化”，幷要求立即停止对拉萨的破坏。当时，这封公开信由李骏迅速翻译成了中文，发在了中文网络上。我在我的博客上转载过，外媒也报道了。尽管呼吁未能起效，但足以表明中国政府的行为多么糟糕。
结识埃利亚特七年了。我记得埃利亚特给予我的太多帮助，无论大或小。小到甚至一个藏文词汇的翻译或含义。此刻想起令我内疚，竟拿这么小的事情去麻烦他，占用他的宝贵时间，虽然他从不拒绝。大到比如翻译纪录片《对话》的字幕，去年夏天还帮我修订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我关于西藏文革的访谈，那篇英文稿因为是从中文访谈翻译过去的，有很多细节上的问题，实际上埃利亚特等于是重写了一遍，但他从不介意，只要求助他就会援手。总的来说，总是我在麻烦他，而他更多的是提供各种帮助。
结识埃利亚特七年了。虽与他经常聊天、交流，也读过他的一些译成中文的文章，但对他的生平、思想及研究的了解只是概貌，如今这令我深觉遗憾。也因此，我需要提及的是，居住以色列的汉人作家唐丹鸿，她也是图伯特问题的研究者和图伯特历史的记录者，她曾于2014年7月在纽约对埃利亚特做过一次访谈。尽管访谈尚不足以概括埃利亚特的经历、思想与学术精粹，但非常重要，比如其中谈到，通过对蒙元时期、中国明朝时期、满清时期的汉藏关系的研究发现，虽然满清的版图上有图伯特，蒙元的版图上也有图伯特，但那种关系跟中国政府所说的很不一样。事实上，蒙元与满清是两个“征服政权”，也即是征服了中国的异国政权。如果西藏真的是属于“中国”，那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明代，因为明代并非征服政权。而在研究了明代的汉文资料和同时期的藏文资料之后，埃利亚特的结论是：明代汉藏关系差不多就是没有关系。另外，埃利亚特还分析了今天的中国人对图伯特问题的态度与立场。他实事求是地批评道：“大多数中国人对西藏问题根本不关心。有些海外中国人支持‘中间道路’，他们不是面对境内西藏，而是面对达赖喇嘛，像一些境外的藏人，像一些外国人一样，他们支持的不是图伯特，他们附和达赖喇嘛，愿意把他看成神。而有些人支持达赖喇嘛则是为了自己的某种虚荣，利用达赖喇嘛的名字光耀他们自己。这样的人不仅境外中国人里有，西方人也有，流亡藏人领导层里也有。”
我同意埃利亚特的观点。为此我不仅将唐丹鸿的访谈全文发布在我的博客上，出于让更多的人了解，尤其是非藏学界的人们了解，我还将这篇长篇访谈做了摘要整理和补充，然后在自由亚洲的中文专栏和藏文节目中做了连载介绍，受到关注。
大家都知道，埃利亚特是个非常幽默的人。2014年夏天，独立电影人朱日坤去埃利亚特纽约家里对他做过一个采访，是因为他之前抵达北京国际机场，不但被拒绝入境，且被中国警察带到小房间拍照、盘问，禁止使用手机，上厕所被跟，被扣留1个半小时，且被修改原机票的返回日期，随后被迫返回。而那几天，我和王力雄因为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北京，被软禁在家，不能出门。朱日坤拍摄了埃利亚特对我和王力雄说的话。他用中文说：“你们看这是我的公寓，在纽约。刚才，拍了一个小视频，讲了我的经验。我还是想念你们啊。我很难过，我们不能直接见面了。我知道你们现在，在这个被软禁的情形之下，你们不大舒服。我希望你们门外的那个，公安大学的学生和国保，都非常、非常地不舒服。希望在门外有好大的蚊子，在咬他们。哈。我希望北京的气候，这几天很闷热！但是我也希望你们在公寓里面，至少有很舒服的冷气。好吧，我还想，我还希望我们有一天会见面，直接见面。再见！”
是的，他一直希望我们有再见的一天。他总是说，“我常常怀着一种希望：有一天能够带你们来看我的故乡纽约。”我有时候称他“格啦”，但他更乐意我直呼他埃利亚特，说我们是朋友，真正的朋友。去年12月22日的中午，是他的深夜，他在skype上给我留言：“我也必须问你们：不但有当局的威胁，现在也有当局创造的环境威胁！怎么能够呼吸？我为你们担心！”是的，那些日子，北京重度雾霾，窗外毒气滚滚，什么也看不见。实际上北京已经经常陷入雾霾中，比如此时此刻又是雾霾天气。今年元旦那天，埃利亚特在Skype上写了这句话：“北京总是有雾霾，是生态灾祸。”
最后我要说的是，（其实我在一个多月前，在纽约举行的追思埃利亚特的聚会上，委托寇琳转述过我的这段话）：“感谢你，亲爱的Elliot，这七年来给予我的帮助和启迪。记得在你送给我的礼物中，有音乐大师、加泰罗尼亚人Jordi Savall的三张唱片，你还特意将唱片上的一段话译成中文发给我：‘没有感情就没有记忆；没有记忆就没有正义；没有正义就没有文明；而没有文明，人类就没有未来。’”
2017年4月21日
RFA
4月8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举行了追思会，悼念长期就任中亚研究系教授、图伯特研究计划主任的埃利亚特•史伯岭。在场的有国际藏学界的知名学者、埃利亚特•史伯岭的同事及学生，以及他的女儿、他的挚友。我也受邀，以Skype连线的方式第一个发言，如是说道：
我们今天在这里怀念埃利亚特•史伯岭，并非出于普通的朋友之间、同道之间的一种责任或义务，更不是出于尘世间的世人们总是对遗忘的担心。因为，像埃利亚特•史伯岭这样的人，无须出于责任、义务或不被遗忘，才去纪念他，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发自于深深的爱戴和怀念，而聚在一起。我在我的博客上写过，两年前在达兰萨拉由阿尼玛卿西藏研究中心出版的那本送给他的书：《Trails of the Tibetan Tradition: Papers for Elliot Sperling》，既是一份表达敬意的礼物，更铭记着深厚的情谊，尤其重要的是，见证了他是一位多么宝贵而稀有的人：智者，善者，勇者，义人……
这本书收录了31篇向埃利亚特致敬的文章，分藏文5篇、英文25篇和中文1篇，令我深感荣幸的是，那篇中文文章是我写的，其实记录的是与埃利亚特交往的诸多片断、美好的或者伤感的回忆。而在座诸位中，一定也有多位朋友写的文章收录于此书。我还没有收到这本书，不过我听埃利亚特说过，在一次藏学会上，中国的藏学家沈卫荣看到这本书，有点不高兴地对埃利亚特说，为什么把唯色的文章放进书里？她又不是学者，她是一个活动人士！埃利亚特就说，这本书里都是朋友们写给我的文章，唯色是我的朋友，有她的文章没什么不对。埃利亚特还说，而且唯色是一个很好的作家、诗人、知识分子。我在skype上听埃利亚特这么对我说，感动坏了。
我想说的是，埃利亚特是一个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的人，他的另一个形象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愈显宝贵，而超乎他作为杰出学者与教授等形象。我在2014年写的一篇散文中这样写过对他的认识：“正如我的藏学家友人Elliot Sperling，尽管他的研究在于图伯特历史和中藏关系，但他同时对图伯特的政治问题、人权问题等现实问题非常关注。他曾这样解释他对西藏问题（他会修正说是‘图伯特问题’）的关心，乃基于对公民社会的根本价值予以认可幷捍卫的立场，而这与民族与国别无关，却因此支持图伯特救亡图存的斗争事业。”我也在怀念他的文字中这样写道：“他不只是学识卓越并具有启发意义的学者，更是一位捍卫人类根本价值的人。他一直以来的行为，正如加缪所说，‘不会止于个人的义愤，又具有对他者的关怀。’”
当然，在座各位都一定比我更了解他，更多与他的接触、与他在一起的时光，更多与他分享过他的生活与思想、工作与事业。所以，我只是从我的角度，以我的方式，在这里向大家讲诉我心目中的埃利亚特。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对失去非常重要的友人的我来说，如同一次疗伤。
想起来，最早其实是在2006年，在一次通过网络连线的视频采访中，我见到了埃利亚特。当时是这样，我依照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完成的图文书《杀劫》在台湾出版，美国之音中文部为此做了一个访谈节目，参加者有我和埃利亚特，好像还有一位藏人学者，但我忘记是谁了。那时我已住在北京，我是去了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站来参加这个访谈的。整个过程很紧张，就像是做一件需要保密的事情，再加上我是第一次接受电视采访，更加紧张。那也是我第一次通过视频连线见到埃利亚特，对他流利的中文以及对西藏文革、中国状况的分析，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真正见到他是在2010年夏天（很抱歉，在那本阿尼玛卿西藏研究中心出版的书中，这个时间我写错了，写成了2009年）。他那次来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呆了五天，我们见过三次：在我家、去胡同，以及送他去机场。我惊讶于他学识的渊博，方方面面，犹如百科全书，更像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这令我耳目一新，犹如看见一个辽阔的世界。
这样的感受随着这之后的联系及见面更为深刻。2011年埃利亚特来北京，在北大做了几个月的访问学者，我们经常见面，去了北京好多地方，我最记得的是，他总是肩挎着一个很重的书包。我们聊起天来没完没了，其实我真的是受益无穷。对了，那次他还请我去国家大剧院看歌剧《卡门》。后来王力雄又请他和我的好友，我们一起去看了朝鲜歌剧《卖花姑娘》，非常特别的感受。我们还去了承德参观了“小布达拉宫”，有很多有趣的发现和经历。2012年埃利亚特来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们又一次相聚，那次还见到了寇琳，埃利亚特的女儿，美丽的寇琳。
2013年我的处境很危险，因为我记录、报道、评论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多次遭到软禁在家的对待。那年几乎有半年我和王力雄都处在软禁中。有比较长一段时间，埃利亚特每天上午都会在Skype上呼我，看我是否又度过了安全的一日，然后，他会开心地、大声地用藏语说“亚布热”，又用汉语说一遍：“不错！”
实际上，埃利亚特不只是对我和王力雄这样牵挂，他对身陷囹圄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的关心、支持和呼吁，更是世人皆知。
我还要提及一件事。20135月，鉴于中国政府对拉萨老城以改建为名进行破坏的事实，埃利亚特在国际藏学界发起呼吁，有130多位各国藏学研究者联署，在“致习近平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开信”上指出：“此种毁坏……不仅仅是西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将使得“拉萨变成一座21世纪初的旅游城市而失去了它的独特性和固有的传统文化”，幷要求立即停止对拉萨的破坏。当时，这封公开信由李骏迅速翻译成了中文，发在了中文网络上。我在我的博客上转载过，外媒也报道了。尽管呼吁未能起效，但足以表明中国政府的行为多么糟糕。
结识埃利亚特七年了。我记得埃利亚特给予我的太多帮助，无论大或小。小到甚至一个藏文词汇的翻译或含义。此刻想起令我内疚，竟拿这么小的事情去麻烦他，占用他的宝贵时间，虽然他从不拒绝。大到比如翻译纪录片《对话》的字幕，去年夏天还帮我修订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我关于西藏文革的访谈，那篇英文稿因为是从中文访谈翻译过去的，有很多细节上的问题，实际上埃利亚特等于是重写了一遍，但他从不介意，只要求助他就会援手。总的来说，总是我在麻烦他，而他更多的是提供各种帮助。
结识埃利亚特七年了。虽与他经常聊天、交流，也读过他的一些译成中文的文章，但对他的生平、思想及研究的了解只是概貌，如今这令我深觉遗憾。也因此，我需要提及的是，居住以色列的汉人作家唐丹鸿，她也是图伯特问题的研究者和图伯特历史的记录者，她曾于2014年7月在纽约对埃利亚特做过一次访谈。尽管访谈尚不足以概括埃利亚特的经历、思想与学术精粹，但非常重要，比如其中谈到，通过对蒙元时期、中国明朝时期、满清时期的汉藏关系的研究发现，虽然满清的版图上有图伯特，蒙元的版图上也有图伯特，但那种关系跟中国政府所说的很不一样。事实上，蒙元与满清是两个“征服政权”，也即是征服了中国的异国政权。如果西藏真的是属于“中国”，那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明代，因为明代并非征服政权。而在研究了明代的汉文资料和同时期的藏文资料之后，埃利亚特的结论是：明代汉藏关系差不多就是没有关系。另外，埃利亚特还分析了今天的中国人对图伯特问题的态度与立场。他实事求是地批评道：“大多数中国人对西藏问题根本不关心。有些海外中国人支持‘中间道路’，他们不是面对境内西藏，而是面对达赖喇嘛，像一些境外的藏人，像一些外国人一样，他们支持的不是图伯特，他们附和达赖喇嘛，愿意把他看成神。而有些人支持达赖喇嘛则是为了自己的某种虚荣，利用达赖喇嘛的名字光耀他们自己。这样的人不仅境外中国人里有，西方人也有，流亡藏人领导层里也有。”
我同意埃利亚特的观点。为此我不仅将唐丹鸿的访谈全文发布在我的博客上，出于让更多的人了解，尤其是非藏学界的人们了解，我还将这篇长篇访谈做了摘要整理和补充，然后在自由亚洲的中文专栏和藏文节目中做了连载介绍，受到关注。
大家都知道，埃利亚特是个非常幽默的人。2014年夏天，独立电影人朱日坤去埃利亚特纽约家里对他做过一个采访，是因为他之前抵达北京国际机场，不但被拒绝入境，且被中国警察带到小房间拍照、盘问，禁止使用手机，上厕所被跟，被扣留1个半小时，且被修改原机票的返回日期，随后被迫返回。而那几天，我和王力雄因为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北京，被软禁在家，不能出门。朱日坤拍摄了埃利亚特对我和王力雄说的话。他用中文说：“你们看这是我的公寓，在纽约。刚才，拍了一个小视频，讲了我的经验。我还是想念你们啊。我很难过，我们不能直接见面了。我知道你们现在，在这个被软禁的情形之下，你们不大舒服。我希望你们门外的那个，公安大学的学生和国保，都非常、非常地不舒服。希望在门外有好大的蚊子，在咬他们。哈。我希望北京的气候，这几天很闷热！但是我也希望你们在公寓里面，至少有很舒服的冷气。好吧，我还想，我还希望我们有一天会见面，直接见面。再见！”
是的，他一直希望我们有再见的一天。他总是说，“我常常怀着一种希望：有一天能够带你们来看我的故乡纽约。”我有时候称他“格啦”，但他更乐意我直呼他埃利亚特，说我们是朋友，真正的朋友。去年12月22日的中午，是他的深夜，他在skype上给我留言：“我也必须问你们：不但有当局的威胁，现在也有当局创造的环境威胁！怎么能够呼吸？我为你们担心！”是的，那些日子，北京重度雾霾，窗外毒气滚滚，什么也看不见。实际上北京已经经常陷入雾霾中，比如此时此刻又是雾霾天气。今年元旦那天，埃利亚特在Skype上写了这句话：“北京总是有雾霾，是生态灾祸。”
最后我要说的是，（其实我在一个多月前，在纽约举行的追思埃利亚特的聚会上，委托寇琳转述过我的这段话）：“感谢你，亲爱的Elliot，这七年来给予我的帮助和启迪。记得在你送给我的礼物中，有音乐大师、加泰罗尼亚人Jordi Savall的三张唱片，你还特意将唱片上的一段话译成中文发给我：‘没有感情就没有记忆；没有记忆就没有正义；没有正义就没有文明；而没有文明，人类就没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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