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31日 星期二

揭露地方官员腐败藏人遭报复被判重刑7年

作者: 桑杰嘉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31/2019  

阿亚桑扎
揭发中国地方官员腐败的西藏维权人士阿亚桑扎被中国政府关押一年多后,于12月6日被中国政府判处7年徒刑,与他一起被判刑的还有8名藏人。但阿亚桑扎对中国地方法院的判决表示不服,因此他向律师表示要上诉。
 
 
中国政府越讲“党风廉政”、“反腐败”各级官员越腐败,特别是习近平政府高调反腐,全中国的腐败越严重。但是底层民众相信中国政府的口号,揭发地方官员的腐败,但是最终贪污腐败者逍遥法外,反而给揭发者判处重刑。再一次的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体制下杜绝贪污腐败是天大的笑话,从上到下没有不贪污腐败的官员,所以,揭露贪污腐败者成为了政府官员的眼中钉,成了报复对象。其实,中国政府真想反腐败还需要揭露吗?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天下人知道的秘密。
 
 
藏人阿亚桑扎就因揭露地方官员贪污腐败而成为报复性打击的藏人之一。
 
 
阿亚桑扎,是青海省果洛州甘德县江千乡牧民。2014年12月份,因为他经牧民选举当上牧委会主任,却被官方把2008年已经了结的案件,重新拿出来说事把他抓捕冤屈判刑一年10个月,上诉也被维持原判。获释后,阿亚桑扎2018年9月4日下午在果洛州高速路口上访途中,被公安人员抓捕连夜送到西宁次日送到离果洛州600公里外的看守所乐都区看守所关押。他被抓时正在带领大家控告相关人员贪污犯罪的事情进展情况,他和200多名藏人准备向省纪委继续控告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
 
 
在一般情况下嫌疑人在本地关押,非常严重的犯罪者除外。阿亚桑扎遭捕连夜押送到遥远的西宁是因为地方官员非常清楚,当地很多民众是支持阿亚桑扎的,如果关押在本地民众就会去请愿,甚至爆发大型抗议运动。关押在西宁一方面当地民众找不到,另一方面他的家人探访很困难。第三,中国相关部门可以任意实施酷刑。在关押期间多次拒绝家人和律师探访。

根据当时的报道,中国地方当局指控阿亚桑扎“寻衅滋事案件”。
 
 
阿亚桑扎遭捕后他的妻子要吉的《投诉举报》书中她指控甘德县政府当局逮捕她的丈夫毫无根据,并指出:因阿亚桑扎为牧民维权,去青海省各部门和北京上访,所以多次遭受公安局的迫害,被抓被打。她说丈夫因阿亚桑扎为牧民维权,去青海省各部门和北京上访。她称:“多年以来将国家给予牧民的各项惠民补助款、草原补助款、林业补助款及低保户、保五保户、特困户、孤儿等的救济款统统贪占,数额高达上千万。”
 
 
根据2019年7月26日《青海师甘德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称阿亚桑扎:“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于2018年9月5日被甘德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7日经本院批准,9月18日被甘德县公安局执行逮捕。”但是,阿亚桑扎始终没有认罪,他的两位律师也一直坚持阿亚桑扎无罪辩护。
 
 
据阿亚桑扎蔺律师11月19日的消息,“该案在甘德县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被告知变更为涉恶案件,2019年10月15日,甘德县法院召开了三天半的庭前会议至今还没有开庭,2019年11月18日下午,甘德县公安局办案人多吉才让用15597572320打电话给我,要求做笔录被我拒绝,随后该人又打电话,说是原先阿亚桑扎涉嫌的诈骗罪,没有被检察院起诉到法院,要求向我了解案情情况也被我以“辩护人不能指证当事人”为由拒绝。
 
 
本案庭前会议期间十名被告人只有我的当事人阿亚桑扎拒绝认罪,我们两个辩护人也为其要做无罪辩护,并认为本案根本不是涉恶案件。据此甘德县公安局要向辩护人所谓的取证不知意欲何为,非常时期特记载之。”
 
 
当时,外界很担心中国当局又在给阿亚桑扎编造新的罪名。因为,阿亚桑扎对之前的“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指控,还是之后变更为“涉恶案件”的指控均遭到否认。因此,当局公安局办案人多吉才“说是原先阿亚桑扎涉嫌的诈骗罪,没有被检察院起诉到法院--”这样的说法,试图想再加“诈骗罪”。
 
 
中国当局甘德县法院召开了三天半的庭前会议没有开庭,反而再要求当事人的律师就“涉嫌的诈骗罪”做笔录。这是非常不正常的行为,所以,外界非常担忧。
 
 
12月6日下午,中国地方当局当庭对阿亚桑扎判处7年有期徒刑,其罪名为“寻衅滋事罪”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二罪并罚。
 
 
对此,阿亚桑扎的律师的消息称:“青海省果洛州阿亚桑扎等八人涉嫌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等涉恶案件,今天下午当庭宣判:阿亚桑扎二罪并罚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阿亚桑扎不服判决表示要上诉!”
 
 
那么,甘德县地方当局是否有贪污腐败的问题?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任何地方官员没有贪污腐败才是奇迹,因此,甘德地方当局贪污腐败绝毋庸置疑的事,这点天下人都知道,当然中国政府再清楚不过的事。而且,很滑稽的是今年8月28日青海省纪委“关于4起民生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的通报”其中一起就是“果洛州甘德县下藏科乡违规实施易地扶贫搬迁项目问题”。通报称:“直接侵害了群众切身利益,与党的初心和使命背道而驰,必须依规依纪依法予以查纠。”请注意对涉案人员下藏科乡党委书记陆继虎、乡长公保、县扶贫开发局局长周曲才等处分,“2019年5月,陆继虎、公保受到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周曲才让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降低其退休待遇;杨金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贪污腐败是存在的,对民众的危害是存在的政府也装模作样的进行了所谓的“处分、通报”,但是,揭露贪污腐败的藏人阿亚桑扎却一点也不手软被判处了7年徒刑,当然,阿亚桑扎拒绝认罪,再次上诉。
 
 
对阿亚桑扎上诉的结果并不乐观,因为,中国法院系统中地方法院的判决是上级法院批准的,因此,上级法院改判的机会非常渺小,更何况阿亚桑扎触及到利益集团的利益,很多利益集团的利益交织在一起的,所以,笔者并不乐观。而且,很多中国律师谈到在中国上诉取得胜诉的比例非常低。但是,为了正义和清白上诉是必要的是阿亚桑扎神圣的权利。
 
 
依据甘德县检察院在2019年7月的起诉的还有索东、金城、阿肖、多桑、昂加、尖参、俄百、俄金才让、昂青等藏人。外界不清楚12月6日“青海果洛州阿亚桑扎等八人涉嫌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等涉恶案件---”外界至今无法知道其中八人是谁,以及对他们判处的刑期等进一步的消息。但非常明确的是中国当局对贪污腐败者进行了内部处分,而对揭发腐败者进行报复打击,重判7年徒刑。从而明证了在中国共产党体制内贪污腐败是可以的,但是,只要你揭露贪污腐败是严重犯法。
 
2019/12/28
 
 

2019年12月29日 星期日

中国对西藏的入侵、屠杀和奴役70年之十三—-七十年的种族灭绝政策

桑杰嘉

 vot.org

【藏人谈西藏】

中国人等待多年的“机遇”终于来了—拉萨藏人在罗布林卡保护达赖喇嘛,以及不让他前往中国军营。中国政府抓住这个准备消灭西藏政府和西藏政治精英分子,并要由中国人彻底取代西藏政府。但是,由于中共曾经为了进军西藏中部承诺不改变西藏政府,而且,国际社会也在关注中国人在西藏的所做所为。因此,中国人直接废除西藏政府,直接屠杀西藏人,乃是共产党的下下策。中国人必须利用一个借口,哪怕是自己编造的。
1959年3月藏人聚集在罗布林卡前 网络图片
3月10日藏人到罗布林卡集会请愿达赖喇嘛不要去中国人军营,因为事发突然,西藏政府官员都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的时候,中国人竟然第一时间确定是“叛国”、“是一个有计划的阴谋”、是“地方政府内部的反动分子搞的”。很明显中国人的剧本已经写好的,只要给一一套上去就可以的。这点可以在很多中国官方的资料中得到证明,如中共西藏党史丛书《平息西藏叛乱》等可以证明,早在1959年2月27日,拉萨的中国官员向中央汇报时已经确定: “(1)西藏上层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制造此一事件,而又利用达赖及噶厦的一些人也了解一些情况,企图拖他们下水:(2)许多情况达赖和噶厦是清楚的,是事先或事后商量过的,证明是有预谋的。”因此,3月10日第一时间直接按照剧本表演即可。
此时,中国最高统治者已经向拉萨的中国官员下达了“欢迎叛乱”和随时准备“平息叛乱”的批示。因此,中国人的最高层和在拉萨的中国官员都已经做好了“总决战”的准备。当然,中国人在过去九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做准备,此时,做军事部署的最后环节。
但是,问题是西藏人并没有按中国人的剧本行动,他们只是守住罗布林卡外,没有军事攻击中国人。这是中国人无法在宣传上显示军事打击有理,所以,等的不耐烦的中国人终于在3月17日向达赖喇嘛居住、数千名藏人守卫的罗布林卡炮击。中国人多年否认炮击罗布林卡,后来就丢给拉萨运输站的经济警察曾惠山“没有请示”、“擅自”用六0炮打了两炮。但是,藏人仍然坚守而没有武力攻击中国人,但是,这两炮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中国人要屠杀藏人,包括达赖喇嘛在内,因此,迫使达赖喇嘛等西藏政府当晚离开罗布林卡。
由于中国人的资料包括军方资料等为满足不同时期宣传的需要,对很多事实进行了篡改,因此,很多中国官方资料相互矛盾或者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表述。但是,从当时在罗布林卡现场的所有藏人的说法是一致的,即直至中国人发起攻击,藏人并没有攻击中国人。从当时的情况看,藏人主动发起攻击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因为,大部分藏人不知道达赖喇嘛3月17日晚上离开了罗布林卡,他们是来守护达赖喇嘛的,他们非常清楚任何不当行为会对达赖喇嘛安全造成危险,而且,也非常清楚中国人的军事力量,他们只是想用自己的生命保护达赖喇嘛。所以,中国人指控藏人所谓“攻击”,甚至炮击中国人等明显是造假,中国人没有打第一枪等更是弥天大谎。
中国人炮击罗布林卡后藏人仍然没有发起反击,藏人紧张,担心达赖喇嘛的安全,继续坚守罗布林卡。中国人炮击两天之后还没有藏人主动发起攻击,中国人终于等不住了—开始对藏人发起攻击。
当时中国人屠城拉萨的部署是:“第一阶段以159团二营在308团炮火的掩护下,首先攻占甲波日,切断罗布林卡与市区的联系;第二阶段以155团(欠二营)主力从东西两面对罗布林卡实施夹击,消灭叛乱武装主力。159团攻占功德林并以一部兵力配合155团攻击罗布林卡之敌;第三阶段以155团(欠三营)、159团(欠一营)和警卫营机动兵力包围歼灭市区之敌。”
下面就中国人在1959年3月屠城拉萨的情况,当然这只是冰山之一角,但希望读者能从点看到面。
屠城拉萨
1959年“3月20日凌晨拉萨时间两点钟,解放军的炮弹掠过达赖喇嘛的寝宫顶,落在了寝宫与厨房之间的院子里爆炸,震的非常厉害,达赖喇嘛寝宫的窗户玻璃全部被震碎了。这是轰向罗布林卡的第一炮,当时我就在寝宫那里,被炮声惊醒 了。第一声炮响让我非常紧张,听到第二、第三声炮响后,慢慢就没有恐惧了。更何况炮弹已经像下雨一样密集起来。就是说,此时中共并不知道达赖喇嘛已经出走,但他们却朝罗布林卡开炮了。”当时,睡在罗布林卡的丹巴索巴说。
当时在罗布林卡对面热麻岗的居钦图登旺杰也说:“凌晨两点我们听见了炮声。”
炮弹像下雨并非夸张,请看中国军方和中国人的回忆录:
中国军方的记录是:“攻打罗布林卡的战斗开始,三0八团全部大炮和一五五团设在烈士陵园炮阵上的六0炮、八二迫击炮、无后座力炮,一齐向罗布林卡轰击,采用续进弹幕的打法,即以十五公分为一个射点逐次成一条线向前推进,这是炮兵轰击最强大的火力,炮弹先从东往西一层一层地撒开,遍地开花。叛匪承受不住这猛烈炮火的打击,纷纷从东往西跑,炮弹追着他们往西炸。叛匪跑到西,见炮弹在西炸,又调头往东跑,炮弹仍追着掉进叛匪群中爆炸,这样从东往西,又从西往东来回地轰击—”。
中国人的回忆录: “用122毫米榴弹炮以徐进弹幕射击的方式轰击园内空地上的叛匪,以15米一个炸点逐次成一线推进,在猛烈火力打击下,上千叛匪窜出罗布林卡,炮弹却像长了眼睛一样追着落下,炸得其人仰马翻—-”
中国人对罗布林卡的炮击持续了3个小时。
甲波日的炮轰情况藏人见证:“中国入从炮兵营向甲波日开炮,打了两个小时,没有间断,整座山上浓烟滚滚。”中国人说:“药王山头烟火飞腾,尘土弥漫,乱石崩云,炮火一批比一批更加猛烈,更准确,间隙的时间更短!我感到大地在震抖,仿佛空气也在燃烧。”“随后的一小时,千余发炮弹呼啸着落到山上,所有的碉堡战壕几乎都未开火即被摧毁。”(中国人撒谎,甲波日上当时根本没有战壕,更没有碉堡,只有寺院和藏医院。)据中国人的资料显示:中国人对甲波日至少轰炸了3个小时,一小时之内发射一千多发炮弹,弹丸之地夷为平地。中国人为什么对甲波日攻击?因为甲波日是拉萨市的制高点,并且离罗布林卡和布达拉宫都很近。
中国人向布达拉宫的炮击。“罗多林卡的新军营也向布达拉宫开炮,炮火在布达拉宫宫墙上炸开,黑烟、白烟,特别轰炸红宫时红色的尘烟滚滚,大概炮轰了一个多小时,我以为布达拉宫已经完了。”这是中共官员谭冠三命159团、155团、军区警卫营的无座力炮营在苗中琴指挥下进行的炮击。中国入的说法是:“(炮)它的爆炸力不大,但杀伤力强。”总之,中国人对布达拉宫进行了长时间的炮击,但是,布达拉宫没有任何的武装力量,只有常驻布达拉宫的僧人和一些从三大寺来的僧人,他们没有武器,中国人炮击布达拉宫后大多数人僧人逃走了—-但中国人描写的有头有尾,当然是军方写的。什么“布达拉宫的左侧,是叛匪的炮兵阵地”,炮是谁的?人谁?明显是造假。
中国人在觉康、热木且进行了惨烈的屠杀行动:
在热木且:中共军官说:“我军即以爆破、喷火器、手榴弹、冲锋枪等短兵武器,对敌展开猛烈攻击。”当时在小昭寺的僧人扎西巴登的证词:“他们发射了两颗炮弹。然后停了几分钟。他们在校正坐标。—经过试射之后,在炮声震天中,炮弹像阵骤雨地打在小昭寺。日落后,我在庙的废墟里看到大约五六十具的尸体。”
另外一位西藏人指证:“这时候,四面八方朝我们开枪,弹如雨下,弹打到墙壁上,灰尘四起。小昭寺金顶的屋脊和管家房子所在的那一排房子,辨经场里的印经院被共军放火烧着,浓烟滚滚。”
觉康:当时担任保卫大昭寺的西藏政府职员强巴丹增说:“院子里有一些藏军和很多自愿来保护大昭寺的民众,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大多数人乱纷纷的各自找自己的位置。有的站在院子里,有的上到屋顶,有的跑到楼上的走廊上。有一大群人守在正门口,试图以血肉之躯保卫神圣的大昭寺。–他们认为解放军会从各大门攻入大昭寺,因此各人分工,负责带领西藏兵和民众把守各大门。正门口人最多,数百人拿着刀枪守卫在大门内外,准备以血肉之躯阻挡进攻的军队。
帕廓街一带遭到炮击,炮弹落到大昭寺正门前,门前的石板被炸烂,在门口守护的民众、西藏政府士兵和僧人死伤惨重。煮茶的地点被炮弹击中,堆在墙边的柴草着火。附近楼房顶上的汉人朝大昭寺里扫射,子弹打在金顶上,碎片噼噼啪啪地掉在院子里。大昭寺内的西藏军只有几挺机枪,民众有一些英式步枪,显然无法抵挡。我没有让西藏军还击,因为附近有许多民众,他担心还击会引来对方的手榴弹,导致民众伤亡。—最后为了避免大昭寺被中共炸毁,西藏人投降了–
拉萨吉曲河边:当时在罗布林卡的藏人堪穹达热•多阿塔钦说:“下午三点时 ,罗布林卡南门的然马岗渡口的这边,炮弹像下雨一样落到渡口对面的沙滩上,炮轰了大约两个小时。炮弹的烟雾中,数百名人马在烟雾里来回乱跑,这些人就是自愿守护罗布林卡的民众,和刚才在罗布林卡里面准备马匹要逃走的人。在这次炮轰中,数千藏人被屠杀,炮轰中死去的政府工作人员有洛桑益西,孜仲坚赞扎西,贡确多丹朱古,桑多录格登等。”
在罗布林卡对面不远处然玛岗的居钦图丹旺杰看到:“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骑马的、奔跑的,都跑向渡口方向,被扫射得人仰马翻,罗布林卡和然玛岗之间的那一带堆满了尸体。有的人还是跑到了河边,我们脚下的军人一阵扫射后,人和马倒下在河里,河水慢慢地流,被打死的人和马的尸体堵塞了河道,堵了一阵子后,河水又把尸体冲开,一片红红地裹著尸体淌下去,我当时只觉得这世上所有的人都被杀光了吧……拉萨城内、达赖喇嘛警卫队军营、江孜军营、罗布林卡…….炮火连天直到天黑。”
中国人在西藏的种族灭绝屠杀覆盖了西藏全境。之前中国人以平叛、防叛之名在西藏康区和安多实施大规模的屠杀行动。1959年3月之后,在西藏政府管辖的西藏中部为主的地区开始了平叛屠杀运动。
达赖喇嘛和噶厦官员最初计划到山南后再和中国政府谈判,但是,当达赖喇嘛一行出走不久收到屠城拉萨,以及有中国军队逼近的信息,所以,迫使继续前行。到了隆子宗后宣布了西藏政府迁移至隆子宗,并向各地发布了一道指令。但是,由于中国人的威胁步步逼近,最后西藏政府和达赖喇嘛再次往边境地区移动,最终没有任何选择的情况下3月31日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流亡印度。
3月28日,中国政府宣布解散已经流亡印度的西藏政府,而且,再次谎言满天飞的说什么:“三月十九日夜间指挥西藏地方军队和叛乱分子向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发起全面进攻。”但是,中国人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他们夺取了西藏的所有权力,驱逐了西藏政府。虽然,中国人的目的达到了,但是,中国人对西藏实施种族屠杀的规模继续不断加大。
很多人想知道,在1959年3月中国人在拉萨杀害了多少藏人。中国政府公开的说法是:“藏人死伤俘人5360人,其中死亡545人。”但是,当时按照中国人自己的说法如此大规模的炮击,屠杀开展了数天,这个数字绝对是不正确的,除此之外中国人没有公开任何数字。但是,1961年11月,在喜马拉雅山区流亡藏人秘密游击队在一次袭击中国军方车队时获得了大量的文件,其中根据中国军方内部文件显示:1959年3月到1960年10月之间,西藏中部即西藏自治区死亡的藏人是87000人。因此,这个数字中包括3月拉萨大屠杀。可以看出中国人在拉萨屠杀西藏人的惨烈程度。
平叛
自从1959年3月,中国人屠城拉萨之后,中国人在西藏中部开始了如同康区和安多的所谓平叛的军事行动。时间横跨3年多,而此时康区和安多已经进行了3年多的平叛军事行动。
中国人屠城拉萨之后,大量的藏人开始逃跑,向印度、尼泊尔、不丹边境地区逃亡。中国人把所有的逃亡的藏人称为叛乱分子进行了屠杀,不分男女老少,僧俗,只要中国军人看到就实施屠杀。这与中国人大量无辜屠杀康区和安多逃亡民众一样,他们用飞机轰炸、扫射—-《中国国防历史》记载:“为了查明逃窜叛匪行踪,并相应进行空中突袭,3月21日至4月5日出动杜-4飞机十五架次,执行侦察十一次投弹扫射四次—”当然,这只是冰山一角。以下是逃难的藏人一路上看到的情景。
“在纳措山上,只见横尸遍野,到处是僧人和几十个俗人的尸体,鲜血和袈裟看上去一片红”
“—甘丹寺的僧人没有枪,没有马,又被包围,无力反抗,只好随中国人射杀了,他们都死在那里,我们逃到很远还听到中国人射杀那些僧侣的密集的枪声。”
“—羊卓雍措湖边,见几百名藏人尸体在湖边和附近的草滩上,死者都是僧人,此时已看不到敌军,死难者的鲜血将湖边的水也变红了。”
到1959年的时候,在西藏康区和安多的平叛已经进入非常激烈的阶段。中国人把更多的军队调遣到西藏中部,在康区和安多平叛军事行动主要是中国人和蒙古骑兵联合执行。1958年8月1日蒙古骑兵向西藏人扣动扳机,挥舞日本刀来回扫荡图伯特高原—一直到1960年10月。中国人将“骑兵第十三团和第十四团,分别更名为三十一部队和四十一部队,参加平叛战争。”专门研究蒙古骑兵在西藏著作《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有很多记录。该书作者是蒙古学者俄尼斯.朝格图(杨海英)先生。以下摘录其中的一部分如下:
该书记载:“参与空袭西藏人的中共空军飞行员江达三说:“某天早上八点,我发现了二十多顶帐篷,匪徒二百至三百人,牛羊千余只。我将战斗机降低到离地面二百米左右的高度做了确认。那些家伙们只是呆呆地张望着我们。我再次确定了位置,并按下了按钮,二百五十二个炸弹瞬间全部倾泻了下去。从上空望去,一片片帐篷被炸弹掀飞,一群群牛羊倒下。我用无线电向司令部报告了攻袭成功。司令部表扬了我们并“祝同志们一路平安”。”
““一九五九年秋,约一百户西藏人牧民,共五百多人为了躲避中国人,来到这里“香巴拉”避难。—难民在这个隐蔽的谷底度过了寥寥几天宁静的生活,就被人民解放军的步兵部队包围。–他们遭到了人和家畜都不留活口的彻底屠杀。”
蒙古骑兵第四十团1958年11月21日在图伯特保日寺进行屠杀的情况:“歼灭了“一千余叛匪”—副团长苏日和木写道:“我环视了一下阵地,只见遍地是敌人的尸体,像砍倒的高粱秆一样—–“一人不留,全被日本刀砍杀””
“解放称多县后,俘虏过多,无处收容。如果将匪贼释放,他们会再次叛乱。他们杀人放火,袭击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于是公安机关和玉树平叛指挥部经过讨论,决定对其实行枪决。处决是秘密进行的。每个连都执行过同样的处决。我们连决定在深夜处决那些西藏人。我们用卡车将八十多个西藏人拉到山间。四排负责警戒,第一、二、三排挖洞并处理了他们。我们挨个静静地处死了他们。在我们掩埋尸体时,不知谁喊了声“还有人活着”。于是营长一把夺过士兵手里的铁锹,朝那个西藏人的头砸了下去。”
“巴瓦是中共在安多组织的蒙古骑兵的一个班长,“一天,巴瓦的班逮捕了四十多名藏人,把他们带回了军营。就在蒙古骑兵走进军用帐篷,熬奶茶时,中国军队将那些俘虏排成一排,用机关枪扫射了他们。””
“一九六0年八月一日,骑兵第十四团一个班的八名士兵被藏人杀害。得到消息的吉尔嘎朗团长勃然大怒,屠杀了藏人俘虏,并且攻陷寺院,杀害了僧侣们。青海省军区的孙光司令称赞了吉尔嘎朗行为。”
“中国人的步兵总是会马上说:“这些人妨碍行军,收拾掉”。他们不会留下俘虏,全部杀掉。”
下面再看中国人对西藏普通老百姓实施屠杀的情况。事件发生在西藏康区昌都的江达县豆扎,时间1959年4月18日。18日夜晚,解放军两个团将豆扎地区双重包围。19日上午,中国人的飞机发现了山沟里躲藏的藏人和牛马等家畜,飞行员向设在西宁的空军指挥部建议扫射,为地面部队指引方向。轰炸机随后飞来,朝地面的帐篷和牲畜扫射。包围这一地区的部队立即赶到扫射地点。130师的猛烈炮轰和轰炸机的轮番轰炸,空中和地面炮火的猛烈攻击—-那里躲藏的是两千多名僧人和逃难的民众。
中国人在平叛中的屠杀行为绝对是种族灭绝式的屠杀行动,在此无法一一举出。
当时,参与屠杀藏人的中国兵种包括:步兵、骑兵、炮兵、装甲兵、航空兵、工兵、防化兵、运输、通讯、侦察等部队。其中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人的空军实施屠杀藏人行动的情况如下:
空军在青海“先后参战机组34个,参战飞机30架,主要战斗出动224次,飞行时间近700小时,对敌实施轰炸33架次,扫射53架次,照相侦察33次,目视侦察123次。轰炸航空兵空23师三年间在西藏共出动飞机16架,飞行61架次。参战机型为杜-2、杜-4、伊尔-28等轰炸机。”当然,这只是最保守的数字。
因此,蒙古学者俄尼斯.朝格图(杨海英)先生是这样总结的:
“我在此重申,TU-4和TU-2是苏联赠予中国用来支援参加韩战的“志愿军”。虽然不知道轰炸机中有多少被派遣参加了对抗“美帝国主义军”的战争,但毫无疑问,其主力被用在屠杀只有刀、长矛和猎枪的藏人。”
中国政府一方面开展大规模的军事屠杀行动,同时在康区和安多地区开始蔓延中国人为造成的“饥荒”,在西藏发生了有史以来第一次饥荒而大量的藏人死亡。对这一历史记录最为详细的是藏人怒罗的回忆录《那年,世時翻轉:一個西藏人的童年回憶》,作者怒罗等1958年为了避免中国人的迫害在父亲的带领下逃亡拉萨,在一路上遭到中国人的追杀、拦截—最后父亲战死,十岁的他和哥哥被俘虏关押地牢。1958年12月20日,他和哥哥被送进了叫幸福院的孤儿院里。这些孩子的父母都被捕,还有家人被捕无人照顾的老人。当时,孤儿院有1000多名孩子,老人院有600多名老人。但是,他们进入孤儿院不久发生了饥荒。“幸福院三个队共有小孩1千多名,老人6百左右,其中少数几个由家长领走以外,现在三个队总共只剩下50多个小孩和十多个老人,不到半年差不多都饿死了,确切地说他们在两三个月内死亡。即使是无主的牲畜,这样的死亡也是少见的。”
在西藏发生饥荒(政府人为造成)开始于1958年直至1961年在结束,而以上作者的记录只是一年内孤儿院和老人院的情况,事实上在西藏绝大部分地区发生了同样的饥荒。虽然,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公开当时在西藏饿死人的数字,但是,从以上的例子中可以看到极其严重的饥荒。
中国人以平叛之名用全国最优良的军队和武器对西藏人展开大屠杀6年之久后,在此期间同时发生着严重饥荒,大量的藏人在死亡。中国人一方面用军队屠杀藏人,另一方面让藏人活活饿死—。
之后,是中国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在所谓的民主改革运动和平叛中逃过一劫的西藏寺院等传统文化中心、藏人家保住的佛像、经典,包括语言等再次遭到了清洗。中国人的说法是这一运动十年后结束,但是,在西藏一直持续到1980年才被彻底停止。
1979年开始,中国政府表达了和西藏流亡政府接触的意愿,之后西藏政府和中国政府开始接触,随后,数个西藏代表团访问了西藏和中国。回顾,当时中国方面开始接触的原因,以及目的。一方面中国高层错误估计认为西藏人民仇恨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认为他们改造西藏人很成功。另一方面,中国和苏联闹僵,而苏联方面也在积极展开试图插手西藏问题的活动,这是中国人最不想看的。所以,当时西藏政府第一个代表团抵达中国后从中央到地方官员第一句就是不能和苏联联系。以中国人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怕死的观点,中国人对民主制度的美国并不恐惧,怕的就是不怕死、不讲道理的苏联。所以,中国当时想和西藏政府对话,并实施一些开放政策。但是,不久中国人才明白西藏人民仍然崇拜达赖喇嘛和热爱西藏政府。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的威胁也被化解后,中国人再次对西藏实施了殖民统治,停止与西藏流亡政府的官方接触。
后来当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放弃西藏独立,建立西藏非军事区、名副其实的自治时中国政府一口咬定是在搞独立,藏中对话停步不前。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既定政策是拖延时间,等达赖喇嘛圆寂。因此,西藏方面怎样让步,呼吁中国都不会做出积极的回应。
也因此,西藏境内的抗议也接二连三爆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从未停止过。因为,中国政府对西藏实施的是殖民政策,以及文化灭绝政策,西藏民族的生存遇到严重的威胁。因此,迫使藏人不得不反抗。最近一次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发生在2008年,中国政府实施一贯的做法进行了镇压和屠杀。2008年3月仅仅在拉萨中国政府屠杀2百多人,六千多人被捕,数千人失踪。而抗议在西藏各地爆发安多阿坝也实施了屠杀行动。从2009之后,藏人开始以自焚抗议中国政府,“從2009年2月27日至2019年11月26日,在境內藏地有155位藏人自焚抗議,在境外有8位流亡藏人自焚抗議,共163位藏人自焚抗議,包括26位女性,以農牧民、僧尼、學生為多。所能知道的,已有138人犧牲,包括境內藏地132人,境外6人。”
有关2008年藏人抗议事件请参阅笔者在2008年抗议十周年时写的《2008年图伯特人抗议十周年》共有十篇文章。
总之,今年是中国人非法占领西藏七十周年,回目过去的70年,是西藏历史上最悲惨的七十年,是入侵、屠杀和奴役的七十年,是种族文化灭绝的七十年,是藏人抗击侵略者和抗争复国的七十年。也是一个弱小民族对抗全球最大的共产党政权的七十年。

2019年12月26日 星期四

二十一世紀的董狐 ─ 正直史家劉漢城先生與《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文/桑杰嘉(流亡藏人作家)
2019-12-26 13:02

二十一世纪的董狐---刘汉城先生
201910月,臺灣雪域出版社出版發行了藏學界百年難見,擲地有聲的一部巨著,作者是華人學者原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劉漢城先生。劉先生的巨著《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出版發行之後在藏學界引起了極大的關注,藏人流亡社會媒體,臺灣和國際中文媒體紛紛報導了有關此書的資訊。劉先生十年磨一劍,用中國官方的原始資料和權威文獻還原了西藏和中國明朝、清朝的歷史關係真相。徹底揭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及御用歷史研究者在過去的七十年裡如何篡改西藏歷史的情況,並利用中國官方權威文獻全方位證明了中國政府所謂的「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滑稽性,劉先生通過研究西藏和中國明朝、清朝的關係確證了「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拆穿北京政府彌天大謊

劉先生的《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直接挑戰了中國政府七十年來一直在宣傳的彌天大謊—「西藏自古以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謊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御用學者七十多年造假,毒害無窮的中國人絕對是真正瞭解自己歷史的一扇前所未有的窗扉,對於西藏是一部填補很多歷史空白,以及用中國敕修、官修和明清時期的學者撰寫的權威歷史經典證明西藏不是中國的一部分,進一步肯定了西藏史料對西藏歷史地位記載的正確性和藏人七十多年所堅持的歷史地位立場的合理、合法性。從而也用證明了中國佔領西藏的非法性。

因此,劉先生在書中指出如果西藏方面承認「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就好像自簽賣身契了。

在過去的七十年裡中國政府用國家的力量篡改西藏歷史,在中國境內和西藏任何研究者如跨過一小步中國政府的歷史定位紅線就會遭到打壓。特別在最近幾年由於中國經濟等勢力增強中國政府不僅僅在國內歷史研究領域嚴密控制,而且,長臂伸到國際研究結構試圖影響對西藏歷史地位研究,對中國篡改西藏歷史提出質疑者常常遭到報復,所以,很多西方學者也不去觸及西藏歷史地位的研究。很多中國歷史學家由於大中國情結、政治正確或者各種利益原因,默認中國政府以及御用學者們對西藏和中國關係史胡說八道。特別近幾年中國境內文化研究進入「專案」系統,不管是西藏人或者中國人在歷史研究方面,特別就西藏歷史問題的研究領域更無法突破,因為,在申報項目的時候研究結果已經被確定在框架之內,否定官方立場註定拿不到項目,因為「專案」是由國家相關部門制定,所以,更加的需要附和政府、討好政府——結果西藏和中國關係史真相更是南轅北轍。比之前「為了鬥爭需要、國家安排」篡改西藏歷史更具惡毒性和欺騙性。

秉筆直書尊重史實

很多人向權力和利益臣服、跪拜成風的時下,一位秉筆直書,尊重史實,不阿權貴的正直史家二十一世紀的董狐——劉漢城先生經過十年多的時間研究撰寫的《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問世不僅僅是西藏歷史研究的巨大成果,也是西藏和中國關係史研究的重大突破,何況又不是清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西藏和中國歷史關係毒瘤的甘露、破謊言立史實真相之利劍呢?

歷史上中國史學傢俱有很高的史德學風,佳話連篇如「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而且,中國史學家以此為楷模直筆記錄史實。因此,如劉先生巨著涉及的不管是中國明朝官方或者知識份子,還是清楚官方和知識份子都基本堅持了記錄歷史事實的精神,儘管清末滿清官員具有強烈的入侵佔領西藏的野心。雖然,他們是封建王朝的帝王、歷史學家和知識份子,他們只少還有歷史道德,尊重史實的基本底線,因此,在歷史記錄中絕對不像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御用學者們那樣篡改歷史、欺騙世人,而且,手法如此粗糙和滑稽。

2016年臺灣召開的「尋找共同點—國際藏漢友好團體代表大會」期間筆者認識劉漢城先生和夫人,也是第一次聆聽劉先生的演講,劉先生在大會上以《用中國的權威/原始史料(古籍、公文等)證明:西藏從來「不」是中國的》為主題發表演講。當時被他的演講深深吸引,很多之前找不到答案的歷史問題講的淋漓盡致,以及在藏文史料中幾乎空白的部分史料圖文並具——當時在下面洗耳恭聽的很多人像我一樣非常激動。在之後的三年多時間裡劉漢城先生在臺灣、美國、印度、歐洲等地多次發表演講,受到很多歷史研究者的極大關注和讚揚。而本人有幸拜讀了劉先生巨著的絕大多數章節,每一次讀劉先生的文章時會激動萬分,深感敬仰揭露謊言,呈現歷史真相的正義精神,他怎麼不是二十一世紀的董狐?如今再次拜讀臺灣版《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編造謊言欺騙世人

據雪域出版社的簡介,劉漢城先生祖籍廣東花縣。在新加坡出生和接受小、中學教育。1969年新加坡大學工程學士,1973年美國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商學博士。1980年任美國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正教授,自1987年任美國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Regents Professor, 2000年任香港城市大學管理科學講座教授。1981年和1985年獲上海交通大學和同濟大學頒贈「顧問教授」銜。2011年提早退休以學習中國文史。

劉先生和西藏歷史的因緣還有一段小故事,《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自序中寫道:「筆者從小喜愛中國文史;雖然因為經濟因素無法以中國文史為職業,多年來有暇時都儘量閱讀有關書刊。廿餘年前和一英國人辯論西藏問題,我用從小就學到和堅信的『西藏自古以來屬中國』史料,竟然無法使他開竅。氣餒之餘,就去查考中國的原始藏事資料;不料越查考就發現越多難以置信而又證據確鑿的情況,領悟到原來自己從小受騙了;因此萌起系統搜集資料撰寫本書的念頭。2011年提早退休,以便用全部時間研讀有關史料。可惜年邁腦力衰退,進度緩慢;十年耕耘,只完成關於明朝和清朝的部分,這裡先以『上冊』形式付梓。計畫來年先將文稿譯成英文,然後再完成關於唐朝、元朝和民國時期的部分。」

我相信國外的很多華人在西藏問題上遇到過同樣的情況,中國政府派遣到西方的很多學者,包括藏人經歷這樣情況何止一次——但是,他們繼續在編造謊言,繼續在重複謊言——不敢說真話。

但是,劉先生自從那次辯論之後開始踏上了尋找歷史真相的征途,並用十年的時間成為以中國權威經典、原始資料為根據揭露中國政府和其學者編造的謊言,呈現西藏歷史地位真相的首位華人。先知先覺者永遠走在最前!

經過十年的研究劉先生撰寫了《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此書是劉先生《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上冊,內容為西藏和中國明朝、清朝的關係。全書分442個章共830頁。

《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緒論、背景觀念和鳥瞰本書中劉先生首先提出了「為甚麼必須辯明『西藏』和中國的歷史從屬關係」和「為甚麼中共要堅稱『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的問題。對此他指出:「中國是1918年國際聯盟盟約和1945年聯合國憲章等條約的簽署國,在這些條約裡,加盟國都承諾在今後(即1918年之後)不用武力侵略來獲得新領土。又,中共不但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而且長期持續地將中國描畫為一個被日本和西方列強軍事侵略的可憐受害者,也經常譴責這些列強在1820世紀的武力擴土行為。因此,中共在1950年進軍西藏取得當地統治權後,中共不能如成吉思汗、乾隆帝等自詡這是『開拓新領土』,而必須說成是『統一固有的領土』。」並指出由於「……中共不否認『侵略/搶奪』是不對的。因此,中共佔有西藏究竟是『統一』還是『侵略/搶奪』,這是中藏爭議中最基本的課題。」

西藏、明朝無從屬關係

在西藏和中國明朝關係的部分裡劉先生除了用中國敕修、官修和原始資料證明西藏和明朝的關係不是從屬關係外,也用明朝知識份子編纂的14種明帝國地理典籍,4種清代知識份子編纂的明帝國的地理典籍,11種明清專述中國地理或專述外國地理典籍,以及17種通俗類書確證了西藏不是明帝國的一部分。並以特別章節專門揭露了中國政府和御用學者「信誓旦旦」地認為最有力的西藏歸屬明朝的「證據」即西藏「朝貢」和明朝「冊封」西藏官員的真相,發現朝貢和冊封反而證明了西藏不是明朝的一部。還用中國權威典籍關於其他政制的記載確證了西藏是外國,而非明帝國的一部分。

作者經過對明清兩朝幾十種敕修、官修和非官修典籍研究確證了西藏不是明朝的一部分,並指出:「明帝國的『在藏主權』是中共替明朝說的」。並用一個最簡單的例子進行了說明:「這好比有個錢包在街上,某甲說錢包是他爸的;眾人研究『某甲他爸』有無可能擁有這個錢包時,『他爸』出來澄清說:『我從來沒跟誰表示過這個錢包是我的』。」


《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中有關清朝部分作者用2卷共30章,分成體制部分和事件、實例部分澄清了西藏和清朝的關係。在體制部分裡作者以清代官修和民修地理典籍的基本構架、入貢國、清朝全國性人口和奴隸制度、徵稅、學政體系、全國性地方官員的赴任期限、郵政體系、駐藏大臣的官銜、理藩院體制、以及清帝國其他全國性統一體制等確證:西藏不是清朝的一部分或者沒有在藏主權。其中在清代官修和民修地理典籍的基本構架證明:西藏不是清帝國的領土一章中作者用了16種清代和民初的權威史地典籍,其中9種為官修或者敕修典籍。

在事件、實例部分作者以研究中國駐藏大臣偷襲謀殺藏王、三次瞻對事件、三次藏尼戰爭、善後章程、兩次英國侵藏戰爭、清朝四川總督的奏章、是否有使用在藏駐軍等事件實例確證了:滿清毫無在藏主權。

清朝在藏毫無主權

在西藏和清朝關係部分裡作者通過滿清體制和事件、實例確證了西藏不是清朝的一部分,清朝在藏毫無主權。儘管清朝末期清廷的官員開始想侵佔西藏,但是史實證明清朝始終未能實現佔領西藏之夢。

在此書非常重要的部分還有,作者通過研究中國權威經典、原始史料證明和揭露了1949年後中國政府和其學者們如何篡改、造假歷史的事實。其中如中國大名鼎鼎的藏學家牙含章如何製造「西藏農奴」數位、中共如何偽造《章程29條》等,而今天中共宣稱「中央」有決定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依據就是所謂的《章程29條》,但是劉先生的研究確證根本沒有所謂《章程29條》,是中共偽造的。

劉先生在書中對主權、統治的象徵或準則:

「有無可靠記錄顯示該朝有征服過西藏?
該朝政府有沒有在西藏做過戶口田地調查或徵稅名冊?有沒有在西藏徵收過稅厘或行使過其他財政權力?
西藏人民有無被該朝政府承認/指稱為該朝或中國的子民?
中國的官方語文有沒有被西藏政府/民間使用?有沒有被列入學校教材?
藏人可否參加中國的科舉考試?該朝有沒有任命西藏人民為中國中央政府的官吏?
西藏有無使用該朝的錢幣和郵票?
該朝的中央政府有無權力任命/黜退/徵召西藏政府官員?
該朝的律例和司法系統有無在西藏施行/運作?
該朝政府能否在西藏徵兵?西藏人民有無體制性地構成該朝中國軍隊的一部分?該朝中央政府能否指揮/控制西藏的軍隊?」

並指出「誠然,滿足(或不滿足)上述任何一兩條準則並不能確鑿證明西藏是(或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沒有一條準則有被滿足,那就相當明確反映:西藏不是該朝的中國的一部分。」

當然,大家一定會關心作者用的歷史資料的權威性、忠實性,對此作者指出:

「本書的原則是:用來支援本書論點的文獻幾乎全部符合下列條件:
1.1949年之前由中國人編撰、然後在中國出版/頒行;作者或文獻的權威性可以被核實;
2.1949年之後被中國的出版社重版/重印,或者中國營運的資料庫/網站有提供它的電子版;
3.可以在中國多家公共/大學圖書館、或通過互聯網查閱。
即:本書不考慮西藏和歐美的說法,只用被新中國肯定的中國古文獻,而這些文獻都可以通過公開途徑檢閱。」

該書所用的所有典籍都有如作者、成書年代、典籍的地位、不同版本等有詳細的介紹。當然輯文的來源更是詳細的說明,讀者可以一一查找核對。

本書是一部非常嚴謹的學術研究著作,但是,作者在書中對非常嚴肅的主題舉出非常簡單明瞭的例子來說明,使讀者更加容易理解問題,也讓讀者在閱讀嚴肅的歷史研究期間可以輕鬆一下,卻更深如的理解問題的關鍵。以下列舉其二:

「又如,進一步看,中共連標準公開文獻的記錄都敢篡改,卻經常出示一些『文物』(如匾額、衣服、文書、骨骼等)的圖像作為證據。而只要對在深圳出售國產『瑞士名錶』等歐美名牌貨稍微有認識的人,就知道『古文物』(尤其是『只可遠觀、不可近賞』的古文物)很容易在中共大陸大批訂做。『文物』的圖像就更不用說了。」(見臺灣版第22頁)

「『金瓶掣簽』在表面就很明顯的阿Q

先舉一例:一個『甲家』每天要有晚飯吃,一般得完成下列環節:

1.家庭內有成員去工作以賺取收入;

2.有成員拿這收入去購買糧、菜、肉;

3.有成員烹煮買回來的糧、菜、肉;

4.將煮好的飯菜裝在之前購置好的碗盤,擺上之前購置好的飯桌上,然後使用之前購置好的餐具進食。

假定『某乙』看到『甲家』不用桌布,而又認為吃晚飯時鋪上桌布較好,就送了張桌布給『甲家』,而之後『甲家』吃晚飯時,也偶然鋪上這張桌布。於是『某乙』就宣稱:『甲家歸我控制,所以遵照我的規定用桌布;他們有晚飯吃全靠我那張桌布』。

這『某乙』顯然是個不懷好意的神經質阿Q。」(見臺灣版643-644頁)

劉先生在《自序》中談到了本書的目的時指出:「本書主要目的是用中國權威原始史料探究明、清兩朝的中藏關係。因為所呈現的情況和大部分華人自孩提學到的『中藏曆史』有很大的矛盾,因此本書不但多處輯出典籍原文,而且特別注重給出所據典籍的資料。很期望讀者完全不要相信本書的說法,抱著質疑的態度用典籍原文查核本書援引的史料有無造假。也期望讀者用同樣的態度查核中共藏事史著所描述的史跡。」

作者還指出:「本書不用藏方、西方的資料,而是援用中共出版/重版的中國元/明/清/民國文獻來對比中共對西藏的說法;即:希望讀者除了看中共『半面之詞』,也看中國古籍的另『半面之詞』。」

研究成果影響非凡

二十一世紀的董狐劉漢城先生的研究成果影響非凡。筆者記得西藏流亡政府和海外華人學者、民運人士接觸數十年,雖然,很多華人聲稱支持西藏,但是在西藏歷史地位上絕大部分還是保持回避談論,某種意義上還是支持中國大陸政府的說法,在臺灣持有同樣觀點的也不少。另外一些自稱西藏專家的華人在西藏歷史問題上遮改、或者偷換主次,甚至使用「煙霧彈」故意模糊歷史真相。自2009年西藏流亡政府舉辦大型藏漢交流國際會議發表共識時西藏歷史地位仍然無法達成共識的問題,儘管與會的華人是民主人士、自由學者和自稱是反共者。在2016年臺北舉辦的「尋找共同點—國際藏漢友好團體代表大會」該大會的共同聲明會議共識第一條是:「根據史實,西藏在歷史上是獨立的國家。」這是第一次藏漢共同聲明中寫入西藏歷史上獨立國家的內容。當然主要功勞歸於這位二十一世紀的董狐在大會上的精彩演講,使大家不得不心服口服。

雪域出版社的評語寫道:「將成為打臉中共西藏歷史的小聖經」。

相信《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上冊正在對藏中關係歷史研究產生者深淵的影響。同時也期待當代董狐的《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下冊儘快問世,讓讀者再次打開眼界,走近史實真相。
20191224

2019年12月22日 星期日

中国对西藏的入侵、屠杀和奴役70年之十二——中国人的阴谋

桑杰嘉

【藏人谈西藏】

 vot.org

在西藏康区和安多开展了数年军事行动、政治运动使藏人忍无可忍而只能反抗。到了1958年在西藏康区和安多藏人遭受了九年漫长的中国人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打压和洗劫,人民生活在恐怖中,并迫使藏人开始大规模不得不反抗或者逃亡。中国的精锐部队使用最先进的武器打击,对反抗者和逃亡者实施了大屠杀行动。未反抗不等于就会平安,没有逃跑也不等于就会免遭中国人恐怖的镇压。因为中国人以平叛、防叛等名义进行着大规模的抓捕、关押和奴役藏人,绝大部分遭捕者死于奴役和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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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区和安多藏人发起的反抗运动已经持续了近三年之后,规模在不断的扩大,藏人从各地分散式反抗开始相互联系、合作;从请求西藏政府援助向成立自救军队;从国内反抗开始向国际上寻求援助和培训发展。以此同时,中国人的镇压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参与镇压的军队规模也在不断增加,高频率使用先进武器打击藏人。另外,在西藏首都拉萨的西藏人和中国人的关系,以及西藏政府和中国官员的关系也开始越来越紧张,而中国人策划已久的阴谋也在一步步的逼近,拉萨的空气里弥漫者恐怖和血腥味,策划阴谋者在黑暗的角落了里狂笑。
西藏康区和安多的反抗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在拉萨的康巴和按多人正式成立了西藏曲西岗珠自愿军。中国大规模的屠杀行动使更多的康区和安多藏人向拉萨方向逃亡,中国军队对逃亡者用飞机轰炸、扫射—-一路追杀。另外,也由于听说成立了曲西岗珠军很多反抗中国人的藏人开始联系曲西岗珠或者直接前往山南参加曲西岗珠军,中国人对此非常愤怒,但是,当时由于整体军事势力是在严防拉萨等主要目标,消灭新成立的西藏曲西岗珠军并非很容易的事。中国人多次敦促西藏政府出兵消灭曲西岗珠,西藏政府以各种理由没有执行,因此,大量的藏人特别是来自康区和安多的藏人向拉萨集中,对此,萨拉的中国人非常恼火。而这些来自康和安多的藏人不断的带来中国人在自己家乡洗劫、屠杀和恐怖统治的信息。因此,虽然卫藏地区暂时没有遭到中国人公开的武装打压运动,但是中国人在康区和安多的所做所为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还有中国人在拉萨等地的行为也使卫藏地区的藏人也开始人心惶惶,开始预感恐怖、屠杀—
中国人在拉萨策划已久的阴谋在一步步推进。真如当时担任西藏政府官员的丹巴索巴说的:“中国人的权力已经变得很达了。1956年,中共在拉萨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他们也在拉萨和各乡村建立了青年团之类的很多组织,为全面夺得西藏权力做好了准备。”这一阴谋中国人策划了很多年,只因为拉萨等地还没有公开反抗因此中国人实在找不到一个公开剥夺西藏政府权力的理由。这从当时中国最高权力拥有者毛泽东的话中可以知道。1958年6月24日对西藏青海地区的武装反抗的指示中指出:“青海反对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到来了。”这个说法很可笑,中国人自称早在1949年已经“解放”青海,怎么九年之后还要“解放劳动人民”?很明显这只是中国人玩文字游戏而已,利用万能的“解放”可以无辜屠杀,可以剥夺所有财产,可以非法占领他人之国。但是,拉萨为主的卫藏地区没有发生所谓的“叛乱”因此对中国人来说“非常不好”,没有机会铲除西藏政府的权力和影响力。中国人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一个“完美”的借口—-
“1957年,中国人开始在拉萨修筑工事,准备打仗。中国人最初进驻拉萨时说的是来帮我们建设的。但是,1959年之前所有的建设就是那些备战的工事;他们在地下挖了地道,在屋顶上用沙袋垒筑工事,而且调遣来了大量的军队,这些就是当时的建设。”丹巴索巴说。其实这就是为那个阴谋的一部分。
但是,西藏政府和达赖喇嘛并没有按中国人希望的那样做,西藏政府没有公开支持和联系曲西岗珠军,也没有和印度、美国等接触。西藏政府官员更是做事非常谨慎,民众虽然对中国人占领西藏恨之入骨,又考虑到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的安危而没有公开大规模的进行武装对抗中国人,特别在拉萨至1959年3月没有发生公开武装对抗中国人。这并不等于藏人服从中国人或者不想反抗中国,与中国人说的“广大西藏人民拥护共产党”更是牛马不相及。
总之,到了1958年时整个西藏的局势极度恶化,在康区和安多中国人疯狂屠杀和抓捕藏人,摧毁西藏具有悠久历史的寺院、书籍和文物,人民的财产被剥夺的一无所有,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接二连三—藏人从来没有在自己的土地上遭受过如此残酷的统治。就在此时卫藏等地的藏人也开始感受到中国人慢慢勒紧脖子的感觉,恐惧、不满和反抗的想法在不断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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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萨藏人和中国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1959年,在拉萨藏人最重要的墨兰钦莫期间西藏人和中国人的冲突甚至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中国人在拉萨草木皆兵,军事设施到处都是,军队频繁调遣,甚至,达赖喇嘛在拉萨觉康的活动场所都在中国人的枪口之下,中国入在觉康周围的屋顶上筑有工事,并有机枪等对准觉康,因此,藏人对达赖喇嘛在墨兰钦莫期间的安全更加担心,甚至紧张的气氛迫使达赖喇嘛在拉萨的部分行程取消。
就在这个非常紧张的时刻发生了中国人邀请达赖喇嘛去军营看戏的事件。中国人邀请达赖喇嘛去军营表演,而达赖喇嘛也答应前往,但是,拉萨民众得知此消息后非常震惊,另外西藏政府有关官员前往中国军营查看准备情况时,中国军官的言行和举止非常可疑,因此,是藏人更加怀疑中国人邀请达赖喇嘛的目的。
对此,达赖喇嘛尊者的二哥嘉乐顿珠先生自传中写道:“对中国统治者的猜忌与不信任是很普遍的一种情绪,在这样的氛围中,许多拉萨人认为谭将军的邀请是一个诡计。中国方面又进一步指示达赖喇嘛的护卫队长—我姐夫达拉.平措扎西,及平常陪伴达赖喇嘛的护卫队不必跟来,这使得众人更觉得疑心得到证实。”
对此,达赖喇嘛尊者也在自传《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中写道:“民众心里还有个更严重的猜疑。大家都知道,在东部地区四个不同地方,一些高僧喇嘛受邀请参加中国军队指挥官的宴会后,再也没有回来,其中三人被杀,一人被监禁。看起来,这是中国人惯常用来把人偏离其保护者的做法。
中国当局又做了一个不寻常的举动,使得拉萨民众的猜疑在我们政府官员中也开始散播。通常中国人邀请我去任何社交场合,也会邀请所有藏人高官。但是这一次,一直到九日晚上,除了我的贴身侍从外,没有一个官员受到邀请。到了深夜,两位中国官员带着请柬来到罗布林卡,可是只邀请了我的六个噶厦成员,而且他们口头提出一个不寻常的要求,每位噶厦成员最多只能带一名侍从。根据惯例不管我到那里,我的侍从长官是跟着我,这点中国人很清楚,可是这次他和其他官员都没有在邀请之列。”
由于中国人的言行疑点多多,因此,当拉萨民众得知达赖喇嘛3月10日前往中国军营的消息之后,10日早晨,民众自愿前往达赖喇嘛尊者夏宫罗布林卡,几个小时内数千名的市民不约而同包围了罗布林卡,企图保护达赖喇嘛免遭中国人的攻击,同时也想阻止他前往中国军营。不久几乎拉萨城所有的人都跑了聚集在罗布林卡。
这就是西藏抗暴起义日,西藏流亡政府法定3月10日为西藏抗暴起义日。从3月10日起拉萨民众和来自西藏康区、安多的藏人驻扎在罗布林卡划分地区驻守。
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居钦图登朗杰回忆说:“我再回到罗布林卡时,大家讨论布置了怎样守卫罗布林卡,我被安排带领192人去守卫罗布林卡南门。—-南门旁边就是达赖喇嘛的警卫营,我们就去守在那里,搭了七顶帐篷住了下来。挨着我们的是贡觉人,再下去是昌都人。—-罗布林卡西面的罗多林卡是安多的五个雪巴的人住在那边—”
3月12日,拉萨妇女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示威活动。
3月10日,西藏人开始公开表达他们不信任中国人,所以,阻止达赖喇嘛前往中国军营。因为,就如达赖喇嘛在自传中讲到的那样,在西藏康区和安多很多地方的领袖和高僧大德,以及有影响力的藏人被中国人以开会、学习、参观、宴会等名骗去后再也未能回来。之前中国人甚至派遣达赖喇嘛尊者的大哥达才仁波切去杀害达赖喇嘛,中国人能做如此卑鄙的事情,还有什么事不会做?虽然也有人质疑当时达赖喇嘛被扣押或者杀害等,但是,从当时中国人的言行藏人是绝对有理由怀疑中国人。
藏人守护达赖喇嘛第一天中国人一口咬定这是“叛国”行为,3月10日,谭冠三在见西藏政府三位噶伦时大发雷霆,称包围罗布林“是一个有计划的阴谋”、是“地方政府内部的反动分子搞的”。在3月11日发出《关于上层公开暴露叛国面貌之后应采取措施》的文件。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只要扣上“叛国”或者“叛乱”镇压和屠杀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中国人在康区和安多近三年以“叛乱”之义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从各方资料显示这跟中国人说的“地方政府”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是民众自发守护达赖喇嘛的运动。另外,笔者在其他文章中多次谈到中国人一到拉萨展开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夺取西藏政府权力,从外交、军事、经济—到1959年时中国人基本上剥夺了西藏政府绝大多数的权力,而更多的西藏政府官员已经是中国人的公务员,西藏政府已经被架空,几乎处在瘫痪的状态,因为,无法决策、管理和解决重大问题。有学者认为当时,“西藏政府已经没有决断力,上下离心离德、莫衷一是”的地步,西藏高层开会时已经不敢说话,因此,当时不可能由那位西藏政府官员有胆量举行反抗?更谈不上“计划”、“阴谋”。
六十年之后,从各方资料显示真正的阴谋的策划者是中国人,一听到藏人集聚罗布林卡直接扣上“叛国”的罪名,镇压机会来了,彻底消灭西藏政府权力的机会来了,但是,藏人只是包围罗布林卡,然后并没有采取任何的武装反抗,中国人称“叛国”、“叛乱武装”,可是藏人还是坚守罗布林卡外,进行和平示威游行外并没有攻击中国人。到3月17日的时候仍然只是守卫罗布林卡,因此,中国人的阴谋无法实施,中国人急了,等的不耐烦了。既然藏人不来武装侵犯我,那么我来攻击你,3月17日中国人向罗布林卡炮击。有关中国人3月17日炮击罗布林卡一事中国政府、军方等一直否认,但最终中国人承认他们炮击了罗布林卡。
达赖喇嘛在自传中这样记载了有关中国人炮击罗布林卡的情况:“这天下午大约四点,我正在和噶伦们讨论阿沛的回信,听到附近中国军营传来两声沉重的炮声。还听到炮弹落在北门外沼泽地的声音。—-这两下炮轰使得民众的恐慌和愤怒达到了顶点。”尽管如此这些“叛国”者还是没有攻击中国人。但是,大家非常清楚的是达赖喇嘛的生命受到巨大的威胁。达赖喇嘛说“当中国人的大炮发出死亡的警告–”此时,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必须要做出决定,中国人屠杀藏人的决心非常清楚。真如嘉乐顿珠先生说的:“局势非常危险,示威者似乎铁了心,不准备让步。在这岌岌可危的情况下,达赖喇嘛有三个选择,他可以留下来,面对中共不可避免的攻击,冒着跟人民一起被共军杀死的危险。或者他可以前往中国军区总部,冒着可能被押为人质的危险。或者他可以逃出罗布林卡,渡过吉曲河,前往图博南部寻求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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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月10日起,达赖喇嘛一方面千方百计地说服中国人,希望他们不要对民众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也在努力说服民众离开罗布林卡,并承诺不回去中国军营看表演。但是,中国人为了到达其目的开口闭口称藏人在罗布林卡的集会是“叛国”行为而警告要采取军事行动。西藏民众由于不信任西藏政府官员,因此,压根儿不相信官员,更担心政府官员出卖达赖喇嘛,也就没有任何让步的想法。
当时,达赖喇嘛的决定非常艰难,他在自传中写道:“当中国人的大炮发出死亡的警告,王宫内每个官员,以及围着王宫的庞大人群中每个人,头脑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的生命必须保住,我必须立即离开王宫,离开这个城市。这个决定不是件小事,风险非常大,西藏的未来就全靠这个决定了。”他继续说:“就算我能逃离拉萨,我该到哪里去呢,到哪里能得到庇护?更何况,如果我走了,中国人会不会毁掉我们的圣城,屠杀我们的人民?或者,如果他们听说我已经走了,他们会不会从王宫散开,从而救他们自己一命呢?我们的脑子里塞满了这样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一切都不确定,只是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那种迫切的焦虑,必须在中国人的摧毁和屠杀开始以前,让我离开这里。—-如果我决定留下来,我只会给我的人民,以及我最亲密的朋友们,增加更大的压力。—于是我决定走。”
3月17日,中国人炮轰罗布林卡之后,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官员决定离开罗布林卡前往山南地区,因为,那里没有大规模的中国军队。当天晚上达赖喇嘛秘密离开了罗布林卡,他希望民众知道他出走之后会自动散去,这样中国人就没有理由对民众开展屠杀行动。但是,这是中国人等了多年的机会他们一定不会放过的,他们可以无理指控西藏政府支持民众为由颠覆西藏政府权力,因为,中国人绝对不允许西藏继续存在两个政府,特别是一个广大民众追随,并有巨大影响力的领袖继续存在。这一点中国人炮轰罗布林卡后寻找达赖喇嘛遗体的行为可以证实。
有关离开罗布林卡去山南的问题达赖喇嘛在自传中写道:“在这五天的行军途中,我们的计划逐渐明确,我们决定在一个叫钦耶的地方停一天,让我们有时间充分讨论一下将来怎么办,并且给拉萨的官员,给康巴人和其他游击队发出指示。我们的计划是,我们要继续前进,到一个叫隆子宗的地方。这个地方离开边境已经不远了。这个地方有该地区最大的要塞,跟西藏南部其他地区联络也很便利。我们想,我应该待在那里,努力跟中国人重启和平谈判。我们希望,只要我留在西藏,中国人或许会看到达成协议有好处,从而防止他们轰炸拉萨。”
有关达赖喇嘛出走罗布林卡,中国人之后编写了很多剧本,其中有“被劫持”版本、“放走”版本等,都是为各种宣传需要而编造。事实证明中国人铁了心要消灭西藏政府官员和守护罗布林卡的民众,包括达赖喇嘛。
中国人的军队部署到西藏全国,在西藏站稳脚后中国人一直在部署夺取西藏政府权力的策略,他们对西藏官员和知名人士开展贿赂、统战、军事恐吓等等手段。特别是中国人修通中国到拉萨的两条公路之后更加的嚣张,公开向西藏政府全方位的施压。希望把西藏政府推到西藏人民的对立面,也对西藏人内部进行分化,在西藏政府高层也采取同样的分化手段。因此,就出现了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先生50年代返回拉萨时看到的情况达赖喇嘛“手下百分之八十的官员都是跟中共合作”。但是,由于达赖喇嘛的政教领袖的特殊地位使广大西藏人民仍然认为他们的政府是西藏政府,他们的领袖是达赖喇嘛,这对中国人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不管中国人撒大洋,还是描绘再美的共产主义新西藏,西藏人没有兴趣,也不相信,而且,继续追随中国人认为剥削者的达赖喇嘛,而对无产阶级的救世主共产党冷眼相待。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想获得控制西藏的绝对权力, 1950年为了尽快进军西藏的需要假惺惺地在十七条里写了“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中国人非常清楚一山不容二虎,一国更不能有两个政府,特别是藏人自己的政府,因此,按中国人的思维必须要铲除西藏政府才能彻底控制西藏人,特别是达赖喇嘛的影响。
中国人等待一个机会,一个可以铲除西藏政府的机会,但是,中国人对西藏政府怎样施压,霸道和恐吓,西藏政府总是逆来顺受,如,西藏外交部的吞并、强制要求革职两位司伦、监禁西藏人民会议主要人物,解散西藏人们会议、甚至要求打压曲西岗珠军等等问题,西藏政府尽量满足中国人的要求,或者以不同的理由进行辩解、拖延等,尽量避免制造对立和矛盾。这对于中国人是非常不利,总是找不到借口。1959年3月10日藏人集聚罗布林卡守护达赖喇嘛的自发行动,中国人终于看到了铲除西藏政府和打击西藏政治精英的大好机会,因此,藏人集会第一天中国人就一口咬定是“叛乱分子”。但是,藏人就是守护罗布林卡而没有攻击中国军队,藏人集聚一周之后仍然驻扎在罗布林卡周围、开会外没有任何攻击行动。中国人等的不耐烦了,3月17日向达赖喇嘛居住的罗布林卡发射炮弹刺激藏人武装反抗。炮轰之后虽然民众和西藏官员非常紧张,但是,还是没有反击中国人。只是策划达赖喇嘛秘密离开罗布林卡,西藏人没有进入虎视眈眈、磨刀霍霍的中国人设下的圈套。中国人等到3月19日西藏人还是没有攻击,所以,20日按策划已久的阴谋发起对拉萨罗布林卡、嘉布日、布达拉宫、觉康、然莫且的武力打压—–炮弹如雨,吉曲河被藏人的鲜血染红了—

2019年11月25日 星期一

中国对西藏的入侵、屠杀和奴役70年之十一—屠杀无辜,反抗之火燎原

桑杰嘉

【藏人谈西藏】

 vot.org
中国人在西藏康区和安多推行所谓的“民主改革”运动,加剧藏人之前对中国人的入侵深感不满和愤慨抵制,经过数年对中国人的了解藏人已经看清楚了中国人的真面目,之前他们的承诺和大撒大洋只是权宜之计,是为了武力占领和殖民统治西藏,而为了进一步加速和巩固这个目的中国人以“民主改革”之名开始彻底摧毁西藏传统社会、经济、宗教、文化体系,灌输中国文化,更确切的说是共产党红色文化,掠夺藏人财产。之前所谓的“建设西藏”、“帮助藏人”都成了空话,开始打击藏人的任何不满或者质疑。
《那年,世時翻轉:一個西藏人的童年回憶》封面
就是中国人说的“–不说话就是不欢迎,不欢迎,就是反抗”,而反抗了就进行镇压,如此迫使藏人揭竿而起公开反抗中国人,西藏很多地方的男人们离开家上山进行游击对抗中国人。中国人指控藏人叛乱,而展开所谓的“平叛”的屠杀行动,因此遭到藏人更大的反抗。对此中国派遣多个军区的正规步兵、骑兵、炮兵、装甲兵、航空兵、工兵、防化兵等军队进行了长达六年之久的镇压和屠杀。中国军队在镇压期间无辜屠杀大量的藏人,整村整村的男女老少,不分黑白进行扫射、轰炸的方式进行屠杀,整村整村的男人全部被杀而出现不少寡妇村—-
迫使逃亡的藏人向着西藏首都拉萨大逃难,中国人对所有逃难者以“叛乱”、“叛匪”对待,进行追杀、轰炸—-数百人一起逃难的,最后全部被屠杀在原野上。有的逃难者在西藏高原无人区辗转逃亡五年之久,数百人的逃亡队伍只有数人抵达印度。还有中国人以“防叛”之名又大量抓捕没有反抗、不敢表示任何不满的藏人,数万计的藏人被抓后从此未能回家,被中国人苦役致死、后被活活饿死在劳动场地—-
1956年,中国人开始在西藏康区开始推行所谓的“民主改革”,而遭到各地藏人反抗。这是藏人对中国人入侵西藏后的大规模反抗运动的开始,而且,在很短时间内反抗运动接连不断,逐步向西藏各地传播。1958年的时候,几乎西藏整个康区和安多发生了反抗中国人的运动。很多地方虽然没有反抗,但是中国人由于所谓的“防叛”、“合作化”等运动迫使藏人不得不反抗。另外,还有很多地方欢迎中国军队,但是,第二天就变脸,强迫僧人摧毁佛像、佛经—-寺院,如有藏人反对不是枪毙就是监狱伺候,而藏人不想违背自己信仰和传统进行逃避,中国人称“叛匪”而进行围剿屠杀—
虽然,有关藏人反抗中国人,特别中国人大规模进行种族灭绝性屠杀的资料中国官方至今没有公开,是中国的最高机密,但是,最近几年很多人从不同的领域进行研究这一中国人大规模屠杀西藏人事件,已经揭露了很多中国人编造的谎言,从整个中国人非法入侵西藏,以及在殖民统治期间屠杀藏人的历史事实基本已还原。而且,资料信息也来自不同,其中有当时参见反抗的藏人回忆录、十世班禅喇嘛考察报告、研究蒙古骑兵在西藏、参加屠杀事件的中国军人回忆录、西藏游击队组织缴获的情报,以及中国官方在炫耀自己战果的资料等。
这些资料证实,1956年西藏康区发生反抗运动之后不久,几乎西藏康区和安多所有的地区发生反抗运动。到了1958年反抗中国人的运动从西藏康区恰常、理塘、巴塘、德荣、德格、娘荣、结塘、章果、囊谦、昌都、芒康、等地陆续向色达、拉布楞、卓尼、热贡、阿坝、果洛、环湖、华锐、嘉荣等地区迅速蔓延。当然,中国人动用正规军队配备最先进的武器对藏人进行了最残酷的镇压,既官方的说法是“平叛”、 “剿匪”。为了更高效率的镇压和屠杀藏人,中国人派遣当时最一流的蒙古骑兵团参加镇压、屠杀。蒙古骑兵团在西藏高原上纵横追杀藏人三年之久。
西藏康区章果藏人彭措在回忆到当时的情况,他说:“从1956年到1957年,他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没收我们的财产,我是1957年参加反抗的,我“上山”之前,亲眼看到了他们挨家挨户没收村里大户人家的财产。我们家的财产是我“上山”前被没收的。
地主的财产被没收尽光,同时还要遭批斗,在当时凡有一点影响的人物,都会被抓走。
父亲被抓后,他们也要求我家交出财物,还打我的母亲。每天开会我得参加,看着王局长在会上指人:这个、这个……被他指的人就被反手捆绑起来殴打。大多数遭殴打的是曾经跟戈达仓上山的人。说他们是叛匪、地主,叫他们交出枪、马、财产等等。交不出来的人,就用绳子将大拇指绑着吊打,恐吓要枪毙等,打晕后等着醒过来再打。看到丈夫遭殴打,妻子不忍大哭,他们又殴打妻子。看了他们整人我就做噩梦,我感到终有一天我也会遭同样折磨。要想自己不挨打,就得打别人,只有这两个选择。我度日如年,心想要么自杀,要么跑。”
最后,他在一次被派去给解放军送物资的路上逃跑,上山参加了反抗。
1958年,西藏安多果洛各地发生反抗中国人运动,卓洛是一个普通的果洛藏人,当时她是一位二十多岁的西藏妇女,是一个不会走路之小女儿的母亲。那年,她带着女儿开始和族人一起逃亡,只是想逃到没有中国人的地方生活。但是,这一逃中国人把她们称之为“叛匪”进行追杀,她和族人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磨难,她们在藏北无人区被中国人无数次的追杀,与中国人多次交火,而且,中国人用飞机追杀他们。从果洛逃往拉萨,一年后他们在路上得知拉萨沦陷后再往回走,再次遭到中国人追杀,逃到东突,遇到中国军队再往回逃,在逃亡中遇到蒙古骑兵,并于蒙古骑兵交战一整天。在逃亡的路上她们雪巴的除了卓罗家外全部被杀死。卓洛她们在路上经过漫长的五年的逃亡,最终抵达印度。
卓洛在回忆当时逃亡的情况时说:“一年后,不知道是谁领的头,我们的部雪巴的兵在离村子不远的山上,跟解放军打了一仗。只打了几个小时,两三个雪巴兵被打死了之后,我们就被打垮了,大多数人投降了。要是果洛的头人们没有被抓的话,果洛各部联合起来,说不定还能坚持抵抗几天的。虽然我们会死人,但汉人他们也会死人,我们至少还能多抵挡几天。势单力薄,我们部落雪巴只打了一仗,不到一天就被打垮了。
雪巴兵被打垮之后,我们雪巴开始了逃亡。我和丈夫扎洛、我婆婆、我女儿、丈夫的两个僧人兄弟董萨喇嘛和多贡仁布切,丈夫的哥哥一家、还有他们的亲戚曲尼和萨奥,我们都在一起。我女儿当时还不会走路。当天我 们在山上躲藏到天黑。我们想要逃到一个叫瓦纳的地方,那里是崇山峻岭,有大片的森林。更主要的是,听说瓦纳地区还没有被汉人占领,所以我们想逃到那里去。”
从此,以后卓洛他们就成了中国人说的“叛乱者”、“叛匪”,因此,进行了纵横交错的追杀,直至他们安全抵达印度。
1980年卓洛探亲时得知,当时没有逃亡的亲人们命运同样非常悲惨。她们的领袖死在监狱中,母亲饿死、两个姐姐批斗折磨致死,大哥在监狱中渡过了18年,一位叔叔死在监狱中。
中国人在西藏各地屠杀藏人情况大同小异,见藏人就被认定“叛匪”进行屠杀,投降,或者逮住逃亡的藏人也大批遭到屠杀。下面是康区囊谦的藏人吉桑在反抗中国人时遇到的经历。
“一天,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在山坡的另一端鲁持旺增家扎营的那边,突然传来嗒嗒嗒—-的枪声,是机枪声。听到枪声后雪巴的壮男人都抓起枪冲了过去,到了鲁持旺增家的帐篷前时,看见鲁持旺增已经被打死了,全家都被打死了,只有阿厦一个还活着,而中国人已经撤了。——中国人来了朝他们家帐篷开枪,鲁持旺增叫阿厦:“你把我的枪背着,也拿着你自己的枪去打。”阿厦的老婆抱起儿子就开跑,在逃亡中被打死了。阿厦见状就跑过去,抱起儿子边打边跑。跑着跑着觉得迈不开脚腿,低头一看,孩子已经被打死,孩子的肠子掉出来缠在了阿厦的脚上—-那个小男孩很小,大概两岁左右,还不会说话。”
不反抗,欢迎中国军队者也同样遭到严厉打击。第一天还在微笑的中国军官,第二天照样就变脸,强制摧毁寺院,而且强迫僧人摧毁寺院中的佛像等。从寺院逃出来的藏人到处被中国人追杀记录在藏人怒罗的回忆录《那年,世时翻转—-一个西藏人的童年回忆》中的记录具有代表性。这本回忆录的作者怒罗是境内藏人,官职县长,现已退休。该回忆录多次再版,已译为中文、英文等。
作者怒罗出生在西藏安多玛曲县齐哈玛(镇),父亲为了躲避战火,试图将他们兄弟送到拉萨出家,秘密离开家乡逃亡,他们一路上遭到中国追杀,最后逃到珠曲源头遭中国军队攻击,父亲战死,他和哥哥成为战俘关在曲麻莱地牢里,后被送到孤儿院。在孤儿院一千多名小孩和邻居老人院六百多人经历饥荒两三个月时间里,最后只有五十多个孩子和十几个老人幸存下来了,作者是其中之一。
解放军“到了寺院前,喇嘛、仁波切们为汉军献上了哈达,汉军接过哈达后边拍手,并回献哈达给喇嘛仁波切们。—–喇嘛仁波切们喜颜悦色地带领汉军进入寺院后,汉军便占领了护法殿、智贡巴仁波切的拉章和很多僧舍,并在屋顶竖起了许多铁杆子——
隔天天一亮便发现寺院背后和下方都有持枪的汉兵在巡逻,他们脸上失去了昨天接过哈达时的笑容,取而代之的是以瞪目怒视审视来往的行人。—–经堂里的阿克(藏语僧人)们以康村为单位坐在一起并且静默无语,接着,一个汉官发表讲话,通司翻译道:“现在你们不说话是不行的,要不要这座寺院你们得决定,汉官说不说话就是不欢迎,不欢迎,就是反抗,你们要是不反抗就得说话。””此时,寺院的纠察师、法台已经被捕了。
下面是中国人怎样迫使西藏僧人摧毁怒罗家乡寺院的简要过程:
中国人强迫寺院僧人集中在经堂,进行“要不要寺院”的讨论。中国人说“现在别的康村说不要寺院,你们是什么想法,要与不要说个决定话!”。有位僧人抗议道:“该用灰塞住你的嘴,谁说不要寺院,谁说的?”。中国官员说:“你不想坐就给我出去!他打了个手势,两个士兵扭住阿克昂才,阿克昂才回头怒斥道:“邪恶的佛敌们,你们可以为所欲为了,你们这些短命的佛教死敌们!”阿克昂才被拖出了门。”中国官员继续说:“还有谁想出去?要不就说话!”—–有人开始说:“呀,就照你们的想法办,我们绝不说不要的话!”—–“看来寺院、僧众肯定将遭不幸,与其这样,倒不如干脆说不要寺院,只要人不死,寺院总还有复兴的日子。”阿克卡日格说。中国官员说:“现在你们大家都同意不要寺院了,是不是?”有的阿克应答道:“是!”但大多数人只说:“你们想怎样就怎么样吧!”
“那汉官脸上堆满笑容说:“今天的会开得很好,现在多数札哇(藏语僧人)和群众的愿望都说不要这座寺院,我们同意你们的要求——”又道:“今天在场的札哇们帮忙把经堂里的佛像、经卷和法器都堆集一处,过几天后要送到玛曲县”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大多数札哇轰地一下站起来,有的人大声说:“要拆,你们拆,我们绝对不动手!”有的嚷道:“这是骗我们毁寺院。”“你们拆吧!我们走了!”全场嚷成一片。不知从哪里来了很多汉兵将经堂里里外外团团围住,并将子弹上膛,经堂顶廊上的汉兵架起机关枪朝向僧院方向,“啪—啪”突然听见两声枪响,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汉官朝天开枪,他通过通司说:“都给我坐到地上!说不要寺院的是你们,现在,无论你们愿不愿意都得拆,谁要是不愿听从命令就站起来!”—-汉兵们将前面的几个札哇强行推到经堂供台前,让他们将佛龛中的佛像、大藏经等身、口、意依止圣物往地上摔砸,经堂里的札哇和被拦在经堂外的许多人哭喊嚎啕——–”。
很多人误认为中国人对西藏宗教、文化的摧毁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进行的,其实,中国人对西藏的大规模屠杀、文化摧毁是在所谓“民主改革”期间进行的,如对理塘寺飞机轰炸的,而有很多地方的寺院如玛曲县齐哈玛怒罗家乡的寺院迫使藏人拆毁。文革是中国人对西藏文化再次展开彻底打击。
加乃化仁波切曾担任过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老师,当时是循化县副县长,在当地深受民众敬仰。1958年4月,循化温都寺的加乃化仁波切等上层人士被请到县城去参加「学习班」,不准离开。这是中国人所谓的“防叛”,这种「防叛」措施反而招来了藏人和撒拉人的反感,循化县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抵抗。1958年4月17日,刚察乡牧主奴日洪布带领民众抗拒合作化,同时要求释放加乃化仁波切,民众扣押乡党支部书记,砍断电线杆。24日,约4000名藏人和穆斯林撒拉人包围了县政府所在地,进行抗议。
人民解放军认定“反革命分子叛乱了”,并于25日派遣两个团“剿灭土匪”。人民一旦反抗,不去调查研究原因,而是立即实施虐杀,是中国共产党的常用手段。在短短四小时内,“射杀了435名“土匪”,俘虏了2499人。其中撒拉人1581名,西藏人537名,穆斯林回族343名,中国人38名”。
这次反抗区68.4%的党员和69.5%的团员参加了“叛乱”,其中,156名党员、262团员参加了攻打县城,占参与“叛乱”党员的44.4%、团员的45.09%,有些党团员还是“骨干分子”。”他们无法忍受中国残忍的统治而发起反抗。
《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时代悲剧》封面
由于中国人在西藏康区和安多地区强制推行“民主改革”,迫使藏人反抗或大批逃亡。所有逃亡者都向西藏首都拉萨出发,1985年的时候在拉萨的逃难者已经达到空前规模,因此,中国人威胁要驱逐逃难者返回原驻地等。而且,康区和安多地区的危机情况源源不断地传到拉萨,当时,西藏政府无能为力,因为中国人已经基本控制了所有的权力,但是,各地救援信还是不断地送到了拉萨。在这严峻的情况下,康区藏人安珠贡宝扎西秘密组织康区和安多逃难的藏人,策划成立西藏自愿护教军,希望组织自己的军队抵抗中国人。经过长期的秘密策划之后,1958年6月16日,我们在山南孜古塘正式宣布成立“四水六岗护教军”。
四水六岗是由达赖喇嘛经师赤江仁波切赐的,四水六岗是整个康和安多的总称。参与组织和成立四水六岗护教军的热珠阿旺说:“四水六岗护教军不是随便凑合起来的,而是有组织的。护教军总部是整个护教军的灵魂,康巴人的主要负责人是恩珠.贡布扎西,安多人方面的主要负责人是晋巴嘉措,他们俩是四水六岗的最高头领。他们下面有七个部门:指挥部,给养部,宣传部,安全部等等。宣传部的工作是向民众介绍,我们为何成立四水六岗护教军,我们是放弃财产和离开家人来参加护教军的等等;安全部主要负责调查和发现汉人的特务。七个部门下面是按藏文字母顺序编制的队伍,一共有18名战斗指挥官。每名指挥官都是由七个部门联合认定的。护教军中理塘人人数最多,故而有两名负责理塘人的指挥官,我是其中之一的右路指挥官“玉如”。
四水六岗多次袭击中国军队,并与中国军队在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激战。1959年3月后撤退印度。
早在1957年由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先生秘密组织并由美国CIA受训的特工人员也已经被空投到了西藏,并在1958年与四水六岗取得了联系。从开始了艰苦的抗暴救国运动,并持续了长达十七年的秘密救国抗暴运动。受训特工人员后来袭击从东突前往拉萨的中国军人车队,获得中国军方机密文件多份,其中包括中国军方有关1959年镇压拉萨时屠杀藏人的数目等文件。
中国人屠杀无辜藏人的情况由当时参与镇压的中国人军人和蒙古骑兵阐述较多。在此引用一部分供参阅。
蒙古学者俄尼斯.朝格图(杨海英)先生的力作《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时代悲剧》
在满洲国时期蒙古人为了民族自决,和日本携手创建了一支由蒙古精英组成当时世界上一流的蒙古骑兵。日本投降中共占领了南蒙古后蒙古骑兵被中共控制。
1958年6月蒙古骑兵接到中共命令,“骑兵第十三团和第十四团,分别更名为三十一部队和四十一部队,参加平叛战争。”中共派往图伯特的这支蒙古骑兵共三千二百人,1958年8月1日蒙古骑兵向图伯特人扣动扳机,挥舞日本刀来回扫荡图伯特高原—一直到1960年10月。
《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中参与空袭图伯特人的中共空军飞行员江达三说:“某天早上八点,我发现了二十多顶帐篷,匪徒二百至三百人,牛羊千余只。我将战斗机降低到离地面二百米左右的高度做了确认。那些家伙们只是呆呆地张望着我们。我再次确定了位置,并按下了按钮,二百五十二个炸弹瞬间全部倾泻了下去。从上空望去,一片片帐篷被炸弹掀飞,一群群牛羊倒下。我用无线电向司令部报告了攻袭成功。司令部表扬了我们并“祝同志们一路平安”。”
诺尔布是图伯特安多蒙古人,南蒙古骑兵向导。他亲眼所见:“玉树的结古寺战斗最为惨烈。其战术是,中国军队首先派出轰炸机,把三座寺庙炸个粉碎。僧侣们守着寺院顽强抵抗。轰炸结束后,中国人步兵用机关枪向包围圈内的人扫射,最后骑兵再冲杀进去。
蒙古骑兵第四十团1958年11月21日在图伯特保日寺进行屠杀的情况:“歼灭了“一千余叛匪”—副团长苏日和木写道:“我环视了一下阵地,只见遍地是敌人的尸体,像砍倒的高粱秆一样—–“一人不留,全被日本刀砍杀””。
蒙古骑兵和中共军队在昂索寺的屠杀:“从四川来的中国人步兵部队也抵达了。中国人步兵团一手握着手榴弹,一手握着手枪冲进了寺里,却被僧侣所击退。深夜,寺庙因炮击遭到破坏。骑兵鞭策战马冲向从寺院跑出来的僧侣。日本刀在星夜中闪着光芒,藏人僧侣们的鲜血将白雪染成了黑色。为了中国政府,他们把日本刀刺进了藏人的胸膛浴血奋战。—-清晨,他们看准西藏牧民还未从沉睡中醒来的时间进行袭击。一旦进入敌营,日本刀会使对方立刻鲜血流淌,唐古拉草原瞬间被牧民的尸体淹没。”
在中共一三四师四零零部队的第一营第三连任机枪手的梁南和说:“解放称多县后,俘虏过多,无处收容。如果将匪贼释放,他们会再次叛乱。他们杀人放火,袭击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于是公安机关和玉树平叛指挥部经过讨论,决定对其实行枪决。处决是秘密进行的。每个连都执行过同样的处决。我们连决定在深夜处决那些西藏人。我们用卡车将八十多个西藏人拉到山间。四排负责警戒,第一、二、三排挖洞并处理了他们。我们挨个静静地处死了他们。在我们掩埋尸体时,不知谁喊了声“还有人活着”。于是营长一把夺过士兵手里的铁锹,朝那个西藏人的头砸了下去。”
中国士兵的回忆中记载了1958年在西藏安多玛曲地区屠杀藏人的情况:
“—我们在山上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土匪的帐篷白晃晃的一片,草地上还有土匪抢夺的成千上万的牛羊马匹,我们请求空军支援。两架战斗机飞过来了,这是我们这些新兵第一次看到飞机参加战斗,大家都很兴奋,看了一天的新奇。战斗机向下攻击的时候速度很慢,但向上爬升的时候速度很快。飞机的攻击给这股土匪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我们战场都没有打扫就执行新的任务去了。”
在上面已经多次提到,当时中国人称为“叛匪”、或者“土匪”是逃难的藏人,他们带着全家老少,赶着牛羊逃难。只要中国人发现就是用飞机轰炸、或者进行地面围剿屠杀。事实上就是屠杀无辜民众。当然还有大量屠杀被俘藏人的事件。
由于中国人对藏人残酷的殖民统治,藏人开始反抗,中国人大量屠杀无辜的事件引发更多藏人的反抗和逃亡,到1958年的是西藏康区和安多已经处在中国军队肆意屠杀、抓捕的地狱,不久之后中国政府人为造成史无前例的“饥荒”再次肆虐西藏导致数万计的藏人死亡。当时,大量的逃亡者抵达首都拉萨,并开始自建军队准备抵抗中国人,对此,拉萨的中国官员非常恼火,多次要求西藏政府打压藏人成立的反抗军,但西藏政府未采取打压行动。而拉萨为首的卫藏地区的藏人和中国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西藏政府和中国官员的关系也走向严重的危机。西藏政府被夹在西藏人民和中国政府之间左右为难,而西藏实际权力都被中国官员控制。但是,西藏政府必须要面对康区和安多发生的中国人毁灭性打压藏人的问题,以及中国人日益暴露的霸道和殖民主义行为。1958年的时候,拉萨的中国军队大量修建军事设施,调集大量的军队威慑西藏人。在拉萨西藏人和中国人紧张关系已经接近零点,而中国人在康区和安多接续进行中大规模的屠杀、抓捕—

2019年11月10日 星期日

中国对西藏的入侵、屠杀和奴役70年之十——抗暴救国运动接二连三

桑杰嘉

【藏人谈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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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西藏各地加强巩固军事部署的同时,并一步步迫使西藏政府交出所有政治权力。中国人在西藏组建各种组织,特别是党组织。另外,大洋如雨的日子并非天长地久,因为,中国人的目的在逐步实现中,中国人不仅仅在西藏站稳了脚跟,而且,已经掌握了很多权力,所以他们开始对西藏人不再以前那样客气,当然,中国人的真面目开始渐渐浮现,特别是中国人开通两条通往西藏的公路之后这种变化更加的显著,在各个领域均是如此。
噶厦司曹之一鲁康娃 网络图片
中国人首先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打击西藏,之后虽然以“和平”、“协议”之名使中国军队进入了首都拉萨为主的西藏各地,并以大量的大洋收买藏人,但是,绝大部分藏人仍然对中国人的入侵表现出坚决的抵制和抗争,其中在拉萨的西藏人民会议就是一个例证。中国之前被占领的西藏安多和康区大部分地区中国人开始进入所谓的“民主改革”运动而发起藏人自愿反抗运动,其中康区恰常、理塘、德格、德荣,安多雅孜(循化)县、果洛、拉卜楞地区等接连发生自愿反抗的运动,反抗的运动不断蔓延—而对藏人的反抗或者逃亡中国人派遣正规军队展开围剿屠杀。中国人的军队数目庞大、武器装备先进,持续打击藏人时间之长,屠杀之残忍令世人震惊不已。中国人一方面打击藏人的反抗,另一方面在没有发生反抗的地方实施所谓的“防判”,将大量的藏人进行抓捕,以“防叛”之名将数万计的藏人抓捕进行关押、强制劳动而绝大部分死亡。
中国迫使西藏政府签订所谓的十七条之后不久,藏人在拉萨自愿组织成立了西藏人民会议,表达对中国人侵占西藏的不满。中国大部队进入拉萨之后危机接二连三,首当其冲的是西藏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冲击。1952年3月30日,公开为民请愿。提出中国军队撤出西藏,他们要求“除依旧例保持少量兵力外,其余希望迅速撤离”等。对此,中国人非常愤怒,中国人直接给西藏人民会议扣上了“反动组织”的大帽子,而且由中国官员张经武立即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要求制止,张并警告说:“否则将会造成对您和西藏人民的极其不良的后果。”最后,在中国人强大的压力下西藏政府对西藏人民会议颁布禁令解散,后来其领导人遭遭捕关押,有人在牢中去世。
中国人在拉萨为“瓦解”西藏政府这个目的公开或者不公开地的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如中国人指控西藏政府两位司曹为西藏人民会议之后台,迫使西藏政府和达赖喇嘛撤销两位司曹的职务。中国人以这一方式打击和清除西藏政府坚决反对中国人的西藏政府官员。而西藏人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也在日益高涨。
1954年,中国人修建的两条公路通车,对中国人在西藏巩固其力量起到了绝对的作用,中国军队的后勤、支援部队和官方人员的进藏等有了保障。中国人的傲慢和殖民者心态开始更加公开化,中国人的大洋雨也开始雷声大而几乎没有雨点了—–
在离拉萨很遥远的康区和安多的情况更加糟糕。之前中国人虽然把较大的绰曲和昂拉地区藏人的反抗被强大的军事行动镇压了。但是,安多的各地规模较小的反抗中国人的运动没有停止。
如,1952年秋,若尔盖十二部落之一的阿吉村藏人藏在纹也村和阿吉村之间的一条壕沟中抗击中国军队。1952年底,毛尔盖丘若村的嘎多等一百馀人,突袭位于索仓寺院附近山脚下的中共兵营,该堡垒周围有坚固战堡,双方对射一夜,而未能攻破。最后,他们用从共军手中抢来的手榴弹将战堡摧毁,并杀死该兵营中的全部中国军人,缴获许多武器,最后他们烧毁兵营而去。
1952年6月,阿木去乎尼玛伦地方的贡去乎加杰恰、洛桑才让等与西仓的若尔盖、娘吾加、曲江俄雪、格穷贡卓等商量后达成共识。三木岔的戎巴和西仓之拉德恰日曲考、朵拉贡恰等地的三百余藏人攻击三木岔江月沟砍伐森林的中国军队,经激战,双方各有人员伤亡。
1956年5月26日,七十馀阿木去乎人聚集于德雅崖下,一致发誓要抗击中共侵略军,进行反抗。1956年6月,西仓十二部的群众反抗等。
1955年,中国占领较早的康区(中国人划入四川建甘孜自治州)开始制定对西藏社会改革的方案,就是推行民主改革的方案。中国资料记载:“1955年11月启动的甘孜藏族地区第一期改革方案中,就设定了以下几个步骤:一,训练参加改革人员,内容是诉苦、挖穷根和学习土改政策,工作方法,时间约一个月;二,发动群众,采取诉苦水、挖穷根、背靠背的方法,引导群众参与改革,从中发现积极分子,召开代表会议,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民兵,划分阶级成份;三,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新班子,改造旧政权。”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民主改革,其实就是中国的土改。在西藏中国人称“民主改革”,推行这一运动的目的就是彻底颠覆和摧毁西藏传统的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体系,掠夺藏人私有财产,彻底有中国人控制藏人。真如一位中共官员对藏人娘荣阿丹说的:“我们说要改善人民生活,其实接着将要开展民主改革。如果届时不知道人民中拥有威信或者号召力,以及他们的财产背景等,则民主改革很难完成。我们要破坏那些人对人民具有号召力、有威信的人物与人民之间的关系。—”
中国人在西藏的民主改革为实现以上的目的而展开的,中国人开始软禁藏人政治和宗教领袖、动员积极分子、收缴藏人祖祖辈辈拥有的枪支开始的。民主改革导致是藏人各地自愿反抗中国人、大量整村藏人逃亡、动用飞机炸毁寺院、中国派正规军队屠杀抗暴救国的藏人和逃亡的男女老少—从而导致更大的反抗,中国派遣更多的军队进行所谓的“平叛”使用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屠杀藏人,甚至派遣当时在世界上一流的蒙古骑兵团屠杀藏人,横扫雪域高原大规模屠杀长达六年之久。
其实,之前和中国人合作的,被中国人称为“朋友”的,且被封为高官的藏人已经发现中国人的真是面目,发现中国人之前的承诺是谎言,开始安排家人大逃亡。夏克刀登就是其中之一,流亡藏人夏克顿云回忆说:
“大约在1954年,夏克刀登对我们讲:“现在中国正在搞土改,成都、雅安等地都在改革,不久后他们也会在德格搞改革的。中国人目前对我们似乎很好,将来不会如此的。各地登阔和大户都是首先要整的对象,那时我们就会有大麻烦了—-”。夏克刀登让我们离开家乡,他说:“你们现在装成去拉萨朝圣,还不会有事。如果你们继续留在家里,不会有好结果。家里一个人也不要留,全都走!”
到了拉萨不久,夏克刀登带信来说:“千万不要回家乡。”—-让我们继续往印度或别的地方走。—1956年我们全家朝圣为由到了印度。”
中国人按照之前的规划实施民主改革,有些地方从51年就开始培养“诉苦水、挖穷根”积极分子,此时他们被用上排场。
德格藏人居钦图登朗杰(1931-2011年)讲述了当时德格的情况:
“五百穷人(发现的积极分子)在德格学习一个月以后被分到小县,首先是是收缴武器,甚至包括小刀也要收,然后将收缴的枪支配发一部分给那些穷人。那些穷人外出,随意拉走他们看中的马,说财产公有,人人有份。然后在汉族干部的指挥下,千方百计召集一些穷人或者流浪汉,开始批斗富裕的藏人—-”
德格另外一位藏人布日噶玛称:
“—-公路修通之后,开始进行民主改革,找了五百名被认为是穷人的人,说以往你们遭受地牧主和寺院的双重压迫,你们百年来受苦受难,从现在开始,这个历史将要结束了,共产党将剥夺富人的财富给你们,你们将是国家的主人,要当家作主,从现在开始,谁也不用怕,共产党为你们撑腰作主等等。开会期间每天给他们三顿好饭,中午三点后给酒喝,于是,人人都开始回忆自己被剥削压迫的故事,当五百人情绪激昂以后,就分配他们到小县— 这时他们的手段已经非常恶劣残忍,对一些人随心所欲地打骂。—-”
西藏人越来越看清楚了中国人的真面目,开始了自发反抗中国人的运动。中国人推行民主改革之前,经过多年的调查、了解之后把西藏各地的藏人领袖、高僧大德、贲等以会议、学习、参观或工作为由诱骗软禁。这就是中国人说的:“我们要破坏那些人对人民具有号召力、有威信的人物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中国人的想法是《血祭雪域》中提到的中国人“—之前以为只要扣押软禁藏人领袖,群龙无首的藏人就会俯首听命,不料人民的反应却是如此激烈。于是中共当局又解除那些藏人领袖的软禁,让他们回乡劝导藏人停止武力抵抗。”
中国人一推行所谓的民主改革,藏人在各地反抗中国人的运动接连爆发。并且是公开地对抗、偷袭中国人军营、兵站、干部。各地的男人离开村子山上组成对抗中国人的游击队或者集聚在大寺院等进行激战,康区恰常、德格、理塘、巴塘、娘荣、—反抗救国运动在各地如野火四处燃烧。
在此简单介绍当时最典型的案例理塘藏人的反抗,以及中国人镇压、轰炸理塘寺的情况。
藏人手绘乡城桑披寺被轰炸的情景 图片翻拍自博客“西藏,另一种真实”
1956年1月,中国理塘县工委相应甘孜的民主改革总体规划开始部署农区民主改革前期的“三项改革”。理塘县开始命令上缴藏人的枪支,包括大小刀。藏人得知有关中国人没收藏人枪支的情况后,理塘地区的云日(又译毛垭)贲索南旺杰、理塘寺堪布等召开会议讨论有关上缴枪支、局势发展等问题。最后他们决定了抵抗中国人,同时派人到附近的恰常、白玉、娘荣、马尔康等要求共同对抗中国人,也派人前往拉萨向西藏政府求援。2月,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藏人集聚理塘寺。而驻扎在理塘的中国军队把大炮对准理塘寺,说如不上缴枪支,就要摧毁寺院。
中国方面还派出公安65团到理塘,集聚理塘的中国兵力达到两个多团。3月22日,公安第65团、68团对理塘发起进攻,藏人进行了还击,由于军力的悬殊藏人最后退回到理塘寺。中国军队用炮火猛烈轰炸一个多小时之后,中国士兵进攻寺院。藏人用火力挡住了中国人的进攻,消灭了数百中国人。中国人无法攻克理塘寺后请求支援部队,并派遣干部对话希望政治争取。但是,藏人决定不投降,并在3月25日和26日夜晚进行了突围,部分藏人突围成功。3月29日,中国人派出两架图-4轰炸机携带十二枚一型子母弹(250公斤级一型集束炸弹)开始轰炸理塘寺。并由地面部队七门炮火的掩护下向进攻,藏人激战五个多小时。3月30日,中国人再次对理塘寺发起进攻,在炮火的强大攻击和地面部队的进攻下,藏人在武器弹药方面无法和中国正规军队比较,在势力上有着巨大悬殊的情况,中国人最后攻入了理塘寺,拘捕了数百名的藏人,云日贲等壮烈牺牲。
就在理塘藏人抗击中国人的时候,恰常、巴塘、德荣、冷卡西、久巴、贡泽热巴藏人与中国的激战也已经爆发。恰常藏人的反抗惊动了中国政府最高层。当时周恩来对恰常报告的批示是:“派降落伞兵部队解救乡城(恰常)”。由于地形等原因无法派降落伞兵部队的情况下,中国人开始从昆明派遣支援部队的同时,派遣飞机进行轰炸恰常藏人。3月29日,中国人的飞机向恰常藏人投炸弹、燃烧弹—4月2日,中国人用四架轰炸机扫射藏人,并轰炸了噶丹桑波罗布林寺,“这时大家看见,一声巨响之后,灰尘和火光冲突,一根根木头和烟雾一起飞上了天空。”中国人向噶丹桑波罗布林寺投下了十几枚的炸弹。“将寺院的三个大经堂和四十余座僧舍完全摧毁,十余名僧人死亡,其后又僧俗二百余人被炸死。—”
巴唐藏人发起反抗中国人的运动后,中国人同样派轰炸机进行轰炸。《血祭雪域》中对中国人镇压藏人反抗时情况有如下记载:“三架飞机边扔传单边轰炸整个巴塘县城和附近的村庄,藏军阵地遭狂轰滥扫。而后持续轰炸数日,处处段坦残壁,藏人死伤累累,巴塘秋德(曲德)寺几近全毁—”
中国人在镇压中被俘虏的藏人被押送去做苦工和修公路,绝大多数未能活下来。没有被捕的藏人开始躲藏在深山老林里继续对抗中国人,或大批大批的男女老少逃难—但是,只要中国人看到就认定为“叛匪”进行围剿、轰炸—进行全面屠杀。
据者研究发现,1956年3月4月中国人以轰炸西藏康区理塘寺、恰常噶丹桑波罗布林寺、巴塘曲德寺为目标,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远程重型轰炸独立4团进行轰炸。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独4团空投二十九架次,三天内对藏人进行了二十一架次轰炸,共投下约三百枚集束炸弹—-
中国人对以上地区藏人的残酷镇压,使藏人看透了中国人,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开始了反抗中国人,保卫家园的战斗。随着康区和安多地区中国人镇压和屠杀藏人的消息不断传到拉萨,各地向西藏政府求救或请求援助的使者一个接一个抵达拉萨,以及越来越多从康区和安多逃难的藏人抵达拉萨。使西藏政府除了惊慌还是惊慌无能为力,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人民遭中国人的屠杀,因为,中国人对西藏政府已经是虎视眈眈、磨刀霍霍—西藏政府自身已经在中国人的严密监控中。任何支持或者同情康区和安多藏人反抗,都有可能成为中国人毁灭性打击西藏政府的最佳理由。
康区和安多发起反抗中国人运动之后不久成立四水六岗抗暴救国自愿军的安珠贡保扎西也对当时西藏政府的处境非常理解。安珠贡保扎西说:“西藏政府处境十分为难。虽然他们同情我们,人民也同情我们,然而他们无疑受制于人,没办法帮助我们。假如他们真帮助我们的话,等于明确地邀请中共实施那些令人无法容忍的改革措施,中部区才刚侥幸逃过,东部地区正在承受其苦。噶厦完全理解事情的严重性,我们也是。”
不管西藏政府是否有积极回应,康区和安多的藏人在各自的家园继续反抗侵略者—中国人,而且,反抗中国人的运动正向西藏三区蔓延。对此,中国人利用国家正规的精锐部队进行镇压、屠杀,中国人称所谓的“平叛”,涉及西藏三区,持续进行了长达六年多。今天能看到的有限的资料已经非常清楚的证明,中国政府对藏人采取的纯粹是一场摧毁文化、清洗种族而展开屠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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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8日 星期一

中国对西藏的入侵、屠杀和奴役70年之九──灾难开始蔓延

桑杰嘉

【藏人谈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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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迫使西藏政府签订了所谓的十七条之后,大摇大摆地把大部队开进了西藏首都为主的卫藏等各地,随后紧跟的大洋运输队源源不断地把中国政府伪造的大量大洋运到了拉萨。中国人利用庞大的军队威胁,加上如雨般的大洋砸开了西藏各阶层人士,开始系统性展开各种统战工作,其中宣传队下乡也是一大工程,成立军区、中央政府代表处、工委—。于此同时在西藏安多和康区中国人之前承诺的政策,转眼间消失在九天之外,一场灾难性的政治运动正在悄悄酝酿着,并向西藏各地蔓延。
《西藏自治区外事志》图片
1951年9、10月,中国大部队陆续抵达西藏首都拉萨。中国人进入拉萨后的主要工作就是中国官员所说的 “从1952年到1953年一年多时间—中央工作人员同解放军集中力量谋求在西藏站住脚的时候—”主要手段是之前讲到的笼络、收买和胁迫等,其中中国人的大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真如西藏作家唯色指出的:“为“争取爱国上层人士”,外来的“解放者”在拉萨狂撒大洋。不少大贵族和商人见钱眼开,忙不迭地,又是卖自家大屋,又是卖土地,又是卖存粮,又是卖羊毛,而且只要合作就能获得丰厚俸禄。”
在这段时期,中国人虽然占领了西藏首都和绝大部分地区,而且,着手部署先夺西藏政府外交部的权力和西藏政府军队的控制权,以及更多削减西藏政府权力的各种策略。当然,西藏安多和康区到首都拉萨的两条公路没有开通之前中国人还是比较低调,最少在表面上是如此。此时,中国人在西藏遇到的一个大问题是无法获得藏人民心,虽然大洋砸的藏人晕头转向,绝大多数藏人的心还是向西藏政府和达赖喇嘛,不信任中国人。对此,西藏著名学者茨仁夏加写道:“虽然宣传十分高明有技巧,中共却还是无法赢取广大人民的民心。在中国本土,共产党人抗议诉诸中国民族主义,也能够在中国百姓之间激发反日的同仇敌忾。然而在西藏,反对帝国主义以及兴“祖国”统一的说词却无法激起共鸣。”中国人所谓的祖国、革命、无产阶、共产主义等等宣传与藏人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西藏人最清楚的一点是中国人在占领自己的家园。
虽然,中国人在十七条的第四条中承诺:“对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由于十七条只是为了中国人公开、顺利进入西藏中部和拉萨等地缓兵之计,当然也是逐步夺取西藏政府权力的部署。事实上,中国人对西藏政府的整体对策是:“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完整的行政组织来达成他们长远目标,但是考量目前的情况,他们只好允许传统的政治与行政体系像以前一样继续运作。在此同时中共希望建立一个平行的行政组织以启动新的计划与改革,最终的作用就是使传统的政府机构变得多余累赘。”最终可以用某个理由消灭西藏政府。中国人在实施以上的策略成立教育委员会、1952年成立了西藏军区、中央代表处等等就是为抗衡西藏政府而设立的部门,也就是“平行的行政组织”。在这一期间中国人利用以上权力部门首先夺取了西藏外交权、西藏政府军队的控制,其做法茨仁夏加先生的说法完全一致。
如,1951年7月底,西南外事处处长杨公素奉命率外事干部十余人,从重庆启程进藏。1952年1月,中国共产党西藏地区工作委员会外事处成立,杨公素任处长,杜子毅副处长。“由于情况特殊,未对外公布”。因为,此时中国人还没有站稳脚跟,不敢明目张胆地进行,另外,中国人承认他们对西藏外交事务没有任何概念和基本常识,所以,最初中国的策略是 :“1954年签订中印协定后,才准备撤销它的外交局,与外事帮办办公室合并。原来外交部的意见是采取稳妥方式,第一步,先由外事帮办办公室与其外交局合署办公,后噶厦同意撤销,准其外交局并入帮办办公室。——噶厦方面不得不将其外交局撤销。”西藏外交部掌握着整个西藏外交事务的所有资料和外交人员,所以,中国人想利用西藏政府外交部和印度谈判,协定后撤销西藏外交部。但是未等到1954年,1953年9月中国以合并的名义吞并了西藏政府外交部,彻底剥夺了西藏政府的外交大权。
但是,中国官方文件有关西藏政府外交部的记录非常滑稽,比如,在中国官方的《西藏自治区外事志》里同一章节中的说法自相矛盾。如,当然中国一贯的做法是为了其侵略合法化,把西藏政府称“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外交部称“外交局”。更荒唐的是《外事志》的第250页说:“(1942年)在英国的唆使下,西藏地方宣布成立非法的“外交局””。在251页里说:“1953年1月,十四世达赖喇嘛提出撤销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 接着又说 :“(1953)9月,经中央同意,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人员并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 但是,《外事志》管理部分的图片中有一张藏汉两种文字的当时的照片,照片顶部写有:“中央政府代表外事帮办处与西藏外交局合并仪式纪念”。在上面提到据当时中国外交事务负责人杨公素说中央的决定是:“1954年签订中印协定后,才准备撤销它的外交局”。
但是,《外事志》说这个外交局是“非法”,又说是“1953年1月,十四世达赖喇嘛提出撤销”。之后又说:“9月,经中央同意,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人员并入—”。但是,当时的仪式纪念照片上用两种语言明确写着“外事帮办处与西藏外交局合并仪式”,所以,肯定不是““外交局”人员并入”仪式,这一照片之前在流亡社会已经公开出版过。而在《外事志》的概述中的说法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1952年1月,中共西藏工委外事处成立。9月,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成立。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撤销西藏政府非法的“外交局”,结束了西藏地方对外交往反面的非法状态。”到底是中央政府1951年9月“撤销”西藏外交部,还是1953年1月,十四世达赖喇嘛提出撤销”?既然在1952年中央或者1953年西藏外交部被达赖喇嘛撤销了,那么1953年9月又合并什么?举办了“合并”仪式,照片为证(中国官方和当时参与仪式的藏人、照片为证)。更滑稽的是中国人口口声声称是“非法”的怎么又与中央外事帮办处合并?既然“合并”了,恰恰证明了她是合法的外交部门。这是中国官方对西藏历史记载的典型的例子,前后矛盾、逻辑混乱、疑点重重,因为篡改和伪造只能胡扯来填充,放在阳光下就如此的荒唐不堪。
1953年,开始中国人剥夺了西藏政府外交部的所有外交权力。
还有中国方面要求按十七条内容把西藏军队编入中国军队里。其目的是:“一方面能控制装备原始,又对现状不满的向军队。因为西藏军队威胁到中共未来的计划。另外,还能降低两个军区之间的冲突。”茨仁夏加说。
中国人进驻拉萨的头两年主要打击的西藏政府两个部门是军队和外交部。
中国大部队进入首都拉萨后最严重的问题是拉萨市物价飞涨,使西藏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严重短缺,因此,再次掀起藏人对中国人的愤怒。这一情况在达赖喇嘛尊者的自传《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中有这样的记载:(中国人)“他们要求借两千吨青稞。当时我们自己的开销很大,政府粮库无法应付如此巨大的数量,只好向寺院和私人借粮。他们还要求其他谷类食物,如此一来,城里有限的资源开始紧缩短缺,物价随之上涨。此时,又有一位将军率领八千到一万的军队到达拉萨。他们占据更多的土地建立军营,在粮食过度需求下,我们简单的经济体系崩溃了。他们自己什么也没有带,全部的人马都指望我们贫乏地资源来供养。谷物的价格一下子暴涨差不多十倍,酥油涨了九倍,一般物价涨了两三倍。拉萨市民面临有史以来第一次饥荒边缘。他们对中国军队越来越愤怒—-”。
另外,达赖喇嘛二哥嘉乐顿珠1952年在拉萨时看到的情况是:“解放军庞大的新需求,拉萨无法负担,结果是通货膨胀严重,食物的价格上涨了两百到三百倍,即使如此,食物还是短缺,不够分配。”
但是,中国人又篡改事实真相称这是反动分子:“解放军不走,饿也要他们饿走”的阴谋。
此时,中国人继续在拉萨等地大撒大洋收买和统治各个阶层的藏人,而一些藏人也乘机发了财,但肯定是少数。
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回到拉萨之后,向达赖喇嘛尊者讲述了他所知道的社会改革,中国式的改革和台湾式的改革,而且,提出西藏的改革。不久在达赖喇嘛的强力推动下,西藏政府在1952年提出西藏社会改革,并设立了“改革委员会”,但是,西藏政府的社会改革遭受中国人的各种干涉而最终未能实施。因为,西藏政府自行改革成功的话,中国人失去以改革之名在西藏社会实施各种打击的机会。
另外一个灾难性问题是,中国军队是两大军区既西北和西南局的军队陆续抵达拉萨,而且,西北军掌控有班禅喇嘛,所以形成藏(日喀则为中心的地区)派系的支持者。这样两军种在表面上很客气,但是在暗地里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被当时参与者称之为“西藏内部之争”,但这个斗争与西藏、藏人无关,是中国军方两大派系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权力斗争,当然遭殃的是西藏人。
此时此刻,1950年前已经被中国人占领的安多和康区情况发生着巨变。中国人最初“借道”之说、不改变当地习俗、社会体制等等全是放屁。开始在各地进行民主改革前的全面准备工作。中国的大批工作人员驻进各村庄,召集穷人进行教育,为所谓的民主改革进行的前期准备,因为在中国土地改革已经进行了数年,中国人把这运动搬到西藏叫“民主改革”。而在西藏部分地区推进所谓的“统购统销”,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这一决议是根据陈云的意见,由邓小平起草的。所谓“计划收购”被简称为“统购”;“计划供应”被简称为“统销”。“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制力量,让农民把生产的粮食卖给国家,全社会所需要的粮食全由国家供应,农民自己食用的数量和品种也得由国家批准后才能留下。”这一政策落实的最初对西藏社会造成殴打、自杀、逃亡等悲剧。
《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图片 热珠阿旺
流亡藏人热珠阿旺在回忆录中讲述了有关康区理塘中国人1950年开始教育贫困藏人的情况,是为之后所谓的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
“从1950年开始,共产中国人在我的家乡召集穷人召开教育大会,表面上是给他们农牧业工具,而且,给参加教育大会的每人每天发五个大洋。事实上是,贫富民众的大隔离、大分化。
当时中国干部给他们讲的主题是:由于你们是没有劳动机会而经济状况不景气,再加上对所谓的喇嘛和僧人们有迷信,把自己本来很少的粮食和钱送给他们。而喇嘛和僧人没有劳动而得到发展,他们对你们有什么好处?我们觉得你们在吃穿上有困难,所以,给你们大洋,并进教育和免费送给你们劳动工具。共产党的宗旨是帮助穷人,并有中央的指示。你们在喇嘛、僧人和贲,以及富人的压迫下没有发展。—-”这样的会议每年举行三到四个月,穷人大会并非仅仅在我所在的地方,而是在整个理塘地区开展。
“1954年10月1日,中国干部要求穷人大会的与会者提交书面或者口头的意见,并向他们每人发了十个大洋。并开始了对喇嘛、僧人和贲的批斗大会。”热珠阿旺说。
在同一时期,西藏安多尖扎地区实施所谓的“统购统销”迫使藏人自杀、逃亡–。流亡藏人洛日甲回忆说:“(1955年)开始了粮食“珠热俄仓”运动(译注:统购统销),征收农田税和统购统销。汉人说:你们的农田可以产粮食多少多少,除掉留种子、人吃的、 喂牲畜的,还剩这么多粮食,那么得把余粮交出来。汉人把农田分成特等、一二三等不同等级,认定各等级的农田各每年产多少多少粮食。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么多粮食。比如我家,光农田税就要交一千斤粮食,而且要运送到热贡(译注:今青海同仁县),而这一千斤粮食需要雇八十头毛驴来驮。剩下的必需按照政府定的价,卖给政府。我们的农田很小,根本没法交出那么多粮食,只好把家里的豆子、杂粮、青稞等农作物统统交出来。家乡很多人家,秋收后本来一般储藏够一年的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不得不全部拿出来统购统销了。
汉人收购粮食时,如果有人交不出来粮食,就会遭到殴打,五花大绑,绑得很多人脱臼。登记和逼迫民众出售粮食的,有汉人干部,也有藏人干部。汉人干部是头头, 藏人干部是助手。由于藏人的武器已经全部被收缴了,在捆绑没有粮食的民众时,那些干部就有恃无恐了。交得出要交,交不出也得交,严重的会遭关押。大家不敢说不,无能无力,只能按着他们的要求缴税。
《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图片 落日甲
我们村有个叫图杰的人,汉人命令他要缴三千斤粮食。其实他家的粮食都缴了,根本没有粮食了。由于无法忍受捆绑殴打的折磨,他答应第二天就送三千斤粮食到县城。他在甲巴囊的会上说:“明天我就要把三千斤粮食送到县城,请大家向我学习。今天我身体有点不适,我想请假休息。” —-他没有回家,直接跑到黄河边跳进黄河自杀了。因为,他根本没有粮食可交了。
另一个叫拉萨的村子,干部们冲到一个叫尤拉甲的藏人家里强迫他交粮食。他无法忍受折磨和侮辱,和干部出来后在晒粮食的麦场上割脖子自杀了……仅仅在统购统销的这一时期,我们那里就有四个人自杀身亡。还有几个是去自杀,被家人从黄河岸边拉回来的。”
统购统销迫使藏人把所有的食物上缴统购了,不仅仅是缴不出粮食而折磨,交出粮食之后等待他们的是饥荒—-
在这一期间,中国人又实施调虎离山计,以参观、参加会议之名,将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基本全部高级官员接到了北京,而且,安排长时间的参观—-在这一期间中国人加紧发展统治力量和各地建立党组织,大肆宣传其所谓的政策,前所未有地巩固了其在西藏各地的势力。
随着中国人在西藏各地势力的巩固,对藏人的奴役政策开始渐渐浮出水面,特别是中国人开通了两条公路之后加剧了这个趋势。虽然,中国承诺不对卫藏地区进行社会改造运动,但是在西藏安多和康区逐渐推行群众批斗,合作社—等中国人的奴役政策已经在起步,而且,这种造成严重后的政策在西藏安多和康区不断扩大,从农区向牧区偏远地区蔓延。中国人直接实施的一场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灾难步步逼近整个雪域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