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5日 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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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维夫阿比玛广场上的两百多张床，表达人们对人质的牵挂 (美国之音/唐丹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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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维夫 —
编者按：这是唐丹鸿为美国之音撰写的加沙战争手记。文章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连续五周，我写了五篇特拉维夫-加沙战争手记。像五条文字的绷带，分别包扎在几处心理创伤上。还是很痛。我听见他们说：要看见光。无论多黑暗，总是要追寻光亮。这是我在以色列接受心理治疗时，被不同的治疗师分别反复提醒的话。
我生活中的以色列人有各种光，他们逐渐照亮了我。我所感受的痛，不仅是出于同为人类，也是因为我与他们的灵魂相遇过。人们从暴击之痛中站起来，带着自己尚存仍在的能量，去帮助痛苦中还无法站立的人。我也要去采一些光。
心理治疗师芭芭拉·维然斯基 (美国之音/唐丹鸿)
我先去海边转了转。10月7日已是一道分界墙。无形高墙的刀锋划破了某种子宫般的脓肿。好像很多人都死了一次又活过来了。10月7日之前是一个世界，之后已是另一种存在。然后我去探访了心理学家芭芭拉。问她10月7日之前在做什么？10月7日之后呢？
“我研究的是EMDR，这是一种心理疗法，旨在减轻与创伤记忆相关的痛苦。EMDR是一个遍及欧美的国际性专家组织。我所属的以色列EMDR有一个名为‘EMDR和平’的组织，成员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心理治疗师。创办人是一位以色列心理治疗师。她与两名巴勒斯坦治疗师制定了一项计划，为东耶路撒冷和西岸的巴勒斯坦治疗师提供EMDR培训。巴勒斯坦治疗师有的住在东耶路撒冷，有些住在西岸。培训需要一些经过认证的培训师，一些阿拉伯语翻译，一名培训主管。创办人邀请我任培训主管。
战争爆发后第六周的特拉维夫海边 (美国之音/唐丹鸿)
有一个由以色列女性和巴勒斯坦女性共建的民间组织“光明女性”。通过“光明女性”的安排，我们与很多巴勒斯坦治疗师，在东耶路撒冷的谢赫贾拉(Sheikh
Jarrah)开了一次见面会。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第一次与巴勒斯坦人坐在一起。许多巴勒斯坦治疗师也是首次与以色列人坐在一起。刚开始的时候，彼此看着对方，想找话说却不知该说什么。双方都不太自在，也很不舒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尽可能用英语分享彼此的经历，说一些具体的案例。也有人全靠阿拉伯语翻译交流。渐渐地，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加自然。一位西岸来的女士抱怨她如何花了很长时间才到达这里。她得经过一个又一个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都被士兵拦下盘问。这让她非常气恼。我们也为她的遭遇生气。我们说：真的很抱歉你经历了这一切。有些士兵太年轻，仅仅为了取乐而拦下别人，非常粗鲁。她说这太让人不安了。我们说是的，士兵们的做法非常不对，实在太糟糕了。
我们对他们详细解释了什么是EMDR ，以及接受培训的要求。我们希望他们的治疗师达到与我们的治疗师相同的专业标准，必须至少有第二学位，必须有心理治疗师资格。他们中的大部分毕业于耶路撒冷大学哈达萨医学院，也有一些是在约旦学的……渐渐地，我们彼此之间感到越来越柔和，越来越友好……这是多么美好的感觉啊。我们在互相拥抱中结束。并定于 10 月 8日在东耶路撒冷的谢赫贾拉开始培训。
然而，10月7日，大屠杀发生了。一切都转过身去了。
志愿者们在帮助疏散者 (美国之音/唐丹鸿)
以色列人纷纷自发加入各种志愿团队，为幸存者和人质家属们提供各种帮助。我们这个项目里的治疗师，也转身去帮助自己的国民。加沙边境地带的人们，全部疏散到了以色列中部，大多住在酒店里。幸存者们非常震惊，无法平复。以色列EMDR立刻召集志愿者，为遭受可怕心理创伤的人们提供帮助。
我们都是经验丰富的治疗师。EMDR的人员曾在战火乌克兰工作过，也在世界多种紧急情况下工作过，具备各种应急治疗的经验。我们展开了小组治疗。我所在的小组大约有18名年轻人，他们从新星和平音乐节幸存下来。
这次治疗在Zoom上进行。两名治疗师专做治疗，另外两名治疗师专做观察。观察是否有人过度不安，是否需要单独治疗。幸存者们都是20岁出头的单身男女。我能看见他们在一个个小方框里的神态。但其中有一对伴侣呆在黑暗中，没有开灯。我们请这些人大致介绍一下情况，以便诊断对他们最艰难的部分。
一个女孩说，她藏身在灌木丛中。灌木上的一根枝桠压着了她手臂，灌刺扎进了肉里。她不敢移动。恐怖分子就在灌丛外走来走去，她怕仅仅动一下手，就会被发现。外面传来脚步声、枪声、人们被虏走时的尖叫。那根树枝压在手臂上，她一动不动，就这样躺了六个小时。她本和男朋友在一起。他们跑散了。男朋友被杀了。
在听完所有人的介绍后，那对伴侣仍然在黑暗中。他们没参与，也没有自我介绍。我告诉他们：“我真的很想知道你的名字。”他们开口说出了名字，逐渐有了更多勇气。他们在极度惊惶中跳进了一辆车，在枪声追击中超速狂奔得以逃脱。然后他们开始被可怕的负罪感折磨。因为那不是他们的车。他们只是因恐惧而不顾一切跳进去开走了，把车主人、把朋友们抛在了后面。许多朋友都被杀了。
这些年轻人多是与朋友一起到音乐节派对的。有的亲眼目睹了朋友被杀，有的眼看朋友被劫持。死里逃生的他们产生了负罪感。我们将他们组在一起，让他们感到是这一团体的一员，是连接力量的一部分。帮助他们触及真实的地面，看见自身的光亮。本质上他们都是健康的年轻人。
我也给一些幸存者做单独治疗。有一位印度女士，一名家庭护工，刚来以色列两个月，不会希伯来语。她和一位神智有些错乱的老太太一起，居住在加沙边境带的基布兹。老太太的家人移居别的地方了。
10月7日那天早上，她先是听见警报和空中的爆炸声。她立刻推扶着老太太，躲进了家里的安全室。老人的女儿打给她电话，要她锁好安全室的门，基布兹里有恐怖份子。而老太太说必须去洗手间。外面传来恐怖份子的走动和吼叫、枪声四起，人们的惊呼、婴儿哭啼、孩子的尖叫声……老太太执意要去洗手间，试图打开安全室的门。她不停地推开老人，阻止她开门。恐怖份子进了她们的房子，在安全室门外大喊“开门、开门”，然后朝安全门开火。这一切对她来说太恐怖了。她想到了印度的家人，丈夫和两个孩子。她就是为了他们才离家万里，到以色列来做工的。她不想死。另一方面，老人也快疯了，不明白为何被关在这里，不断拼着要开门。
老人的女儿在特拉维夫，断断续续和这位护工通电话，鼓励她、安慰她，告诉她军队已经到了……就这样她们在安全室呆了35个小时。
以色列军人来解救她们的时候，在安全门外敲门喊：“有人吗？请开门，是我们！”这位印度女子不懂希伯来语，以为是恐怖份子，不敢作声。军人朝门锁开枪。她确信再也见不到两个孩子、再也见不到丈夫了。她呆站在那里神思恍惚地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军人们进来了。其中一名士兵看到她如此恐惧，走过来握住她的手，用英语对她说：“你现在安全了。”
她们疏散到了特拉维夫，住在一套公寓里。很安全。可她害怕单独跟老太太在一起，必须得老人的女儿陪着。她害怕与老人的女儿“中断联系”，就像在安全屋里电话中断那样。老人的女儿不能总陪她们一起住。这位印度女子希望能再次单独照料老人。她30来岁，离开了丈夫和孩子来以色列工作，希望挣钱寄回家里。现在印度的亲人们希望她立刻回家。可她才来工作了两个月，什么钱都没挣到。家里需要钱。她从心底里想继续做这份工。我问她能想到的美好事物是什么？她首先想到俩孩子。孩子和她和丈夫，一家人围坐在桌子旁吃饭，在印度的家。她是一个有力量的女人。
在小组治疗时，我们也是要求每个人联想记忆中快乐的事物。一个女孩说在海滩散步。另一个想起跟猫躺在床上，抚摸猫的皮毛。很多人提到狗、猫等动物。很多人只想和所爱的人在一起。也想起了周末傍晚的一盘鸡汤……种种美好的感觉，用身心去感觉它。
那么，“EMDR和平”的培训项目何时能恢复呢？
“一切都停顿了。由于战争，以色列人不能去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治疗师们也不能来跟我们合作了。现在，我们和他们成了‘敌人’。如果与我们合作，他们将被视为背叛，面临来自自己人的威胁。
“历经多次战争，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心里都是创伤累累。“EMDR和平”的创办者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很多心血，成功从欧洲非政府组织获得了资金。她们甚至计划与加沙的国际红十字会联系，争取为加沙的心理治疗师提供远程培训。
“一切都翻篇了……”
芭芭拉是一位我视若母亲的老年人。她喜欢说：总是看见光。道别时她唱歌般地宣布：“让我告诉你一个有光的消息！我正在与一位退休生物学教授发展一段亲密关系！”是的，这是光。
我回到了特拉维夫的海滩，坐在沙子上。我想起以色列的海滩。彩虹斑斓男女混杂的海滩、人和宠物的海滩、裸体海滩、宗教男女隔离的海滩。然后另一边的景象: 女人们包裹着肌肤和头发。男人们都是主宰。男人们为领地与图腾血腥争夺。那些人看起来那么相似。他们才应该组成一个国家。
我的另一位治疗师，也是一位音乐家。10月7日后的每个星期六晚上，她都召集我们在zoom上相聚。“让我们看见光亮。让我们看见光亮也抵达了人质。他们会感觉到的。试试看从心底告诉黑暗中的人质，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好的，你很快就能回家了……”
她怀抱吉他，弹唱她自己作词作曲的歌：
当心向内聚，伤口是明亮的
当黑夜向内聚，月亮是明亮的
星星之钟从她的睡眠显现时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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