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3日 星期三

上世纪初西藏风光彩照

By: 岭卡·洛绒泽仁

1936年9月10日布达拉宫后的池塘

1919年的布达拉

1937年1月布达拉宫后面池边的鸭子

1950年拉萨北部热振寺

1937年拉萨希德寺,如今已成废墟

解放前布达拉宫,现在前面的绿地变成了大大的广场

昌珠寺位于山南泽当镇南郊外两公里处的贡日山南麓,由松赞干布主持修建。昌珠寺是西藏最古老的寺庙之一,是吐蕃时期西藏第一座佛堂。本照片拍摄于1949年

1950年拉萨房子没有现在多,去过拉萨的朋友来对比哈


1949年桑耶寺


1950年拉萨甘丹寺,十年动乱中被毁,现重建

扎耶巴Drak Yerpa洞窟群是吐蕃时期西藏四大静修地之一,位于拉萨东北20公里左右的拉日宁布山间。这里历史悠久,灵地颇多,风景奇绝,使人流连忘返。这是一处由 奇峰、怪石、溪涧、草地、洞窟和寺庙组成的藏传佛教圣地。扎耶巴的小庙中最有名的是祖拉康,这是藏王松赞干布藏妃芒萨赤尊为供奉佛祖所建;还有一座寺庙叫 桑阿林,寺内有三层楼高的强巴(弥勒)佛像,为前藏地区最高的佛像。扎耶巴以修禅的洞窟闻名全藏,据说有一百零八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法王洞、月亮洞、 祖师洞、拉隆洞

解放前拉萨哲蚌寺远景,哲蚌寺曾有僧人1万人,号称世界最大的寺院。


Taktsang 1937年拉萨东北部山上的扎仓寺

拉萨甘丹寺在1950年

民国时期布达拉宫展佛


布达拉宫在上世纪中叶

德国摄影家阿诺德.海姆1930年康定的彩色照片

2012年6月12日 星期二

博扎瓦:对达赖喇嘛的攻击—西藏的后“文革”运动

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已有近半个 世纪,中国全面接管西藏后,除了武装镇压反抗者,还开展了针对包括平民在内的所有藏人的各种整肃运动,其中以爆发于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最为惨烈。这场由毛泽东一手发动的人类浩劫,虽然整肃目标并不只是西藏,但给西藏造成的灾难却是空前的。

发生在西藏的文革,不仅毁坏了不可计数的悠久而宝贵的西藏文化遗产,而且仅仅从杀戮人的生命以及剥夺西藏民族的尊严等,已将毛泽东本人从一个独裁者推向了可与“恶”的化身——希特勒相提并论的境地。

毛泽东的死亡,促使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场波及全西藏的运动也因此告一段落。邓小平的上台以及胡耀邦对西藏的视察,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对西藏的破 坏运动,甚至还出现了修复被破坏的寺庙、释放政治犯、允许境内外藏人相互探亲等现象。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种种灾难性的后果,使很多普通藏人至今心有 余悸,或谈虎色变。尽管文化大革命给西藏留下的诸多痕迹,就像核爆炸后的辐射清理工作,似乎已被官方清除无遗,但稍微留心,就不难在西藏到处发现文化大革 命的大量迹象。

西藏女作家唯色利用她父亲留下的西藏文革图片所著的图文书《杀劫》,给我们揭开了拉萨这座佛教圣城在1966年至1976年期间惨遭浩劫的黑幕,甚至对许 多人而言,引来了犹如像发现庞贝古城般的惊叹。这是因为由于中共对西藏所实行的禁闭政策,居然在中国内外有很多人认为,西藏至今大量尚存文化遗迹的原因, 是没有实行文化大革命所致。

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使命”就是彻底摧毁西藏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传统、旧道德”。作为西藏乃至世界范围的善男信女们精神支柱的达赖喇 嘛,虽早已流亡他乡,但在“文革”期间甚至早于“文革”数年之前,从未幸免对他个人形象的种种毁誉性的强烈攻击。由于被指责为“封建农奴阶级的总根子”, 中共的西藏当局责令达赖喇嘛的原画师绘制了许多丑化、批判达赖喇嘛及十世班禅喇嘛的讽刺漫画。

文化大革命对人的尊严的践踏程度可谓登峰造极,就连当时拉萨很多小孩子对骂的口头禅便是指责对方是“达赖、班禅的走狗”。我想,开明大度的达赖喇嘛在知道这类事情后,肯定会不以为然,甚至会给于当时那些无知的批判者以无私的怜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言九鼎的邓小平为在其有生之年完成他的“统一大业”,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中共对待达赖喇嘛的野蛮姿态。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在西藏似乎 也默许了人民对达赖喇嘛公开的崇拜,拉萨的大昭寺附近也出现了出售达赖喇嘛相片的摊位。由于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影响力甚广,甚至出现过汉人淘金者沿街叫卖达 赖喇嘛的相片。

忽冷忽热的中国西藏政策,并没有像他们的预期那样奏效。自从共产党中国为获得西藏全境控制权,不惜实施各种残暴的镇压手段,使很多藏人并没有感觉到中共在 文化大革命以后对西藏人民有了一种“忏悔”,或者说并不相信这种“忏悔”会有多少真诚度,更不相信这种来自异族的压迫会消失,因此藏人长期积蓄的愤怒终于 爆发于1987年的拉萨。人民借机在部分恢复的宗教集会上,与大量僧侣共同向世界宣布了西藏“绛红色革命”的开始。这场突如其来的反抗运动,由于中国新生 统治者的无措,而使运动一直持续到了1989年,直到引发大规模的武装镇压。

拉萨的混乱局面和民心的全面倒向,使中共的矛头对准了达赖喇嘛,他们声称达赖喇嘛是这场“骚乱”的始作俑者,掀起揭批达赖喇嘛的后文化大革命运动。

1989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这种“骚乱制造者”与和平奖获得者的双重身份,使中共无言以对大陆中国的江东父老,于是在那段时期,因为缺乏说服力,干脆又对达赖喇嘛的宣传,来了个“冷炒冷吃”的处理。

随着达赖喇嘛和他的非暴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进而明晰为“中间道路”解决西藏问题的思想,也即西藏在中国范围内获得真正意义的高度自治的思想,以及他长期在世界范围倡导和平、慈悲、非暴力等等,使达赖喇嘛的影响力在全球空前卓著,甚至具有现代世界精神领袖的地位。

国际舆论的压力使得中国不得不以各种秘密或非官方的接触方式,与达赖喇嘛的特使进行来往,这就是已经6轮却无效果的藏中谈判。

中国的西藏问题策略在国际上陷入愈发尴尬的境地,而藏内外藏人所采取的各种方式的反抗运动,又使得中共恼羞成怒,于是中共的宣传枪口再次对准了手持橄榄枝 的达赖喇嘛。就在2002年恢复藏中谈判之后,随之愈演愈烈的是,中共干脆利用与文化大革命如出一辙的方式,开展了对达赖喇嘛更进一步的指责、攻击甚至漫 骂的“揭批”攻势,把西藏的后“文革”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这场西藏的后“文革”运动的一个重点,起始于中共介入并最终剥夺寻找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纯宗教事务。由于达赖喇嘛从受到中共监控的灵童寻访小组所提供的名 单提前认可了真正的班禅转世灵童,中共大为光火,为做出与达赖喇嘛毫无共同语言的姿态,不但另立灵童,甚至将真正的班禅转世灵童置于人间蒸发的境地。十足 荒谬的是,名不正、言不顺地介入藏传佛教事务的中共居然歇斯底里、贼喊捉贼地指责达赖喇嘛介入宗教事务!在其媒体上大做文章,说达赖喇嘛“破坏藏传佛教 ”;并召集西藏各地的“统战人士”深入揭批,一些“统战人士”因揭批力度不够或发言不当,还遭到了被贬官或降级的处分。而被藏人称为“甲班钦”(意为汉人 的班禅)的“假班禅”,迄今仍然遭到全藏地藏人广泛的不信任,以至于在班禅主寺所在地的日喀则,官方不得不利用利诱、胁迫及恐吓的手段,召集民众和僧侣欢 迎时不时回乡亮相的“甲班钦”,来解决“甲班钦”的人气危机。

藏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反抗被武装镇压后,并没有停止大规模地公开信奉达赖喇嘛的活动,帕廓街出售达赖喇嘛相片的摊位、拉萨东郊举行纪念达赖喇嘛诞生日的活动以及公开佩带达赖喇嘛像章等一直坚持到了完全被严禁的最后。

在第五次和第六次藏中谈判左右,西藏所谓“揭批达赖”的运动到了“极其深入”的地步。西藏的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大中小学校和所有居民委员会、各地乡村 乃至寺院内,到处张贴着文笔如出一辙的揭批信,甚而至于,在报纸上刊登的驾驶员招考公告也要求“揭批达赖”,如2007年10月12日的《拉萨晚报》,就 登了一则中共西藏拉萨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驾驶员招考公告,其中规定:“直系亲属和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参加反动组织,从事颠覆国家政权活动的,是达 赖集团成员或同情支持达赖集团的,不得报考。”

综观西藏的后“文革”运动,是具有明显的针对性的。后“文革”的第一目标就是要摧毁民众对达赖喇嘛的信仰,以此试图解决中共在西藏的尴尬并且掩盖西藏问 题。然而,作为具有诸多转世活佛传承系统的藏传佛教,即便没有达赖喇嘛,还有各教派的精神领袖等许多高僧大德;即便没有现实世界的活佛,还有心中的诸佛菩 萨。枪杆子是无法消灭人类的精神世界的。

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一样,千奇百怪、光怪陆离是西藏后“文革”运动呈现出来的一大现象。由于在班禅转世问题上吃亏多多,为了试图根本性地控制西藏的 宗教事务,无神论者的中共居然颁布了关于转世活佛认可规定的法令,向世界宣布从今往后将由中共来决定谁是真正的活佛。在此之前,各藏地居然还出现了一种叫 “活佛证”的证件,这种做法也是在向世界宣布:只有万能的共产党说你是活佛,你才是活佛,不然不算。

与文化大革命一样,西藏的后“文革”运动也有“扩大化”的迹象。就在陈奎元担任中共西藏的第一把手时,曾下令禁止与藏传佛教、西藏宫廷音乐有关的所有民族文艺出现在官方的媒体上,就连囊玛、堆谢等民间音乐形式,在陈的任职期间,也是不敢被西藏的电台电视播放的。

甚至还出现了反环保的潮流。西藏部分地区有穿着动物皮毛的习俗,由于近年来各地政府攀比成风,形成炫耀野生动物皮毛的恶劣风气。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国际保护 野生动物运动的影响,更因为佛教关爱生命的思想,达赖喇嘛在2006年的一次法会上,呼吁藏人停止穿戴野生动物皮毛,得到了全藏区人民的一呼百应,各地接 连焚烧自家皮毛,其中尤以西藏安多地区最为隆重。而中共似乎仍然在“贯彻”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 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对藏地人民自发的环保运动,采取了冷炒热压的高压政策,即由于缺乏反对环保的说服力,一面对该事件本身作宣传上的“冷处理”,一面 采取动用军警抓捕带头烧皮毛者的高压政策,一面责令各级官员及媒体主持人穿戴珍稀动物皮毛,以显示“反对达赖”的决心。安多的青海电视台主持人及拉萨市委 书记在当时穿戴珍稀动物皮毛就是两个例子。

比较当年的文化大革命与今天西藏的后“文革”运动,虽然同样具有灾难性后果,但毛的文革并不只是针对达赖喇嘛而言;而西藏的后“文革”运动,从其目的和方 式来说却是十分明确而单一的,不加丝毫掩饰地直接对准达赖喇嘛,较之台湾问题,同样的“统一大业”,采取的是不同的策略。“老太太吃柿子——专拣软的捏 ”,陈水扁作为中国头号的“分裂分子”,却无缘享受与达赖喇嘛同样的被“揭批”待遇,这固然是因为西藏已牢牢在手,而台湾尚未“解放”。

西藏的后“文革”运动甚至暴露出赤裸裸的殖民者的面目。如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同样是“优秀”的,藏人的和汉人的就是不一样,拥有较深民族文化功底的藏人官 员或得不到重用,或遭到贬官和“调离”的下场;降低或消除民族文化对年轻人的影响;限制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甚至有汉人官员认为,是否懂得藏文就是思想是 否反动的一项标准。汉人的国粹在被继承和发展的同时,藏人文化的传承或被歪曲或被取消。2007年的拉萨雪顿节便是一例:拉萨所有学校严禁在雪顿节期间放 假,以此来试图消除民族文化对年轻藏人的影响和凝聚力;甚至在报纸上直接发布禁止人民参加宗教活动“甘旦安曲”(燃灯节)的告示。

由于民族歧视和不信任,也造成在西藏的后“文革”期间,出现了诸如普通藏人办理中国护照相当困难的现象;一些藏人曾因“政治问题”有过被监禁的经历,释放 后被当局拒绝发放“良民证”(身份证),以至于藏人们戏谑地抱怨说不是藏人不愿意做中国人,而是当局不承认藏人是中国人。

从时间段来说,中国全面影响下的西藏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时期到邓小平上任前;西藏的后“文革”,是从西藏的“绛红色革命”之后,到迄今仍在持续。两者之 间有一段被称为藏中“第二次蜜月”,即八十年代初期,使得一些中国官员认为藏人是“软硬不吃”而愚蠢地坚持强硬到底,可一味强压是绝对不会征服人心的。中 共若能顺从天下民意,给予藏人真正意义上的自治,给予藏人充分的民族尊严,给予藏汉两个民族在一个国家框架内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关系,那么,或许两个千百年 来世世相邻的民族,将举杯共饮和平庆功酒,共享安乐和谐世界,否则,类似于西藏的后“文革”运动,对于中共只会是一场害人不利己甚至引火烧身的战争。
【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7年10月22日 发布】
图为1966年,拉萨发生文化大革命,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被漫画丑化。(选自《杀劫》,拍摄者是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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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转自唯色博客:降红色的地图 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261

2012年6月11日 星期一

博巴在尼泊尔:消失的庇护所(第一部分)

作者:莫拉•莫伊尼汉(Maura Moynihan)

译者:更桑东智(@john lee1021) 

时间:2012年4月5日

网址:http://www.rangzen.net/2012/04/05/tibetans-in-nepal-the-lost-sanctuary/



尼泊尔警察抓捕参加集会的博巴妇女



尼泊尔的博巴正在陷入一场迅速恶化的危机


2012年,随着图伯特境内矛盾冲突的日益加剧,尼泊尔对博巴的打压也愈加严厉。截止目前,图伯特境内已经有至少33人自焚,要求达赖喇嘛回归。中国军队采取意料之中的强悍武力应对所有抗议,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图伯特地区实施实际上的军管。中国对巴布拉姆·巴特拉伊(Baburam Bhattarai)[1]的新政府有效地施加了压力,旨在——用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话说——控制“尼泊尔的反华分裂势力”。


随着中国的霸权野心以一种难以称为“软实力”的好斗姿态伸向南亚和东南亚,中国现在宣称对所有信仰佛教的图伯特族群和文化地区拥有“宗主权”( suzerainty),这个地区沿喜马拉雅山脉呈条状分布,包括尼泊尔、锡金、不丹、拉达克和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从图伯特进入尼泊尔修建公路,并以强大的战略优势垄断尼泊尔贸易,无论多少西方援助或就此进行的国际新闻报道也都只 能望洋兴叹、无能为力。

中国在沿图伯特-尼泊尔边界一线部署了大量安全部队。2008年拉萨起义之后,中国军队封锁了绝大多数连接图伯特和尼泊尔的山口,这一措施使得新逃亡者的数量剧减。由于没有国际监督和媒体报道,试图逃亡的博巴在图伯特-尼泊尔边界要冒很大的被捕和被遣返的风险。

加德满都曾经是图伯特难民的安全港,现在还依然是尼泊尔的图伯特文化、宗教和商业枢纽。但是,那里的博巴们现在不断遭到尼泊尔警方和中国特工的骚扰、任意搜查和逮捕。任何对境内博巴表示关注的言行都会马上遭到禁止,组织者会受到惩罚。

一位在加德满都出生的图伯特商人说:“尼泊尔已经成了第二个图伯特。人人自危。政府里没有我们的人,听不到我们的声音。过去我们有一个由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管理的办公室,还能够得到尼泊尔王室的庇护。而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尼泊尔:消失的庇护所

1959年,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Mahendra)回绝了毛主席的要求并同意给来自图伯特的难民予以庇护。尼泊尔最早的博巴定居点迦瓦拉科尔 (Jawalakhel)和乔巴迪(Jorpati)是尼泊尔王室在1960年作为王室礼物赠送给图伯特难民的。坐落在安纳普尔纳峰 (Annapurna)山谷中的博卡拉(Pokhara)容纳了4座图伯特难民营。其中包括,瑞士红十字会于1962年建造的扎西佩吉(Tashi Peykhil)难民营和1965年建造的扎西林(Tashiling)难民营。还有由“四水六岗”护教志愿军(Chushi Gangdruk)在1972年建造的巴觉林(Paljorling)和强巴林(Jampaling)两座难民营。在从索洛罕布(Solokhumbu) 到雷瓦萨(Rewalsar)一线的边境地区还分布着很多小型的图伯特难民安置点。

比兰德拉国王延续了他父亲的政策,在80年代出现的第二次难民潮期间,慷慨接纳图伯特难民。2008年图伯特起义之后,通过难民通道成功出逃的人数从每年 6000至8000人下降到不足700人。联合国难民署(UNHCR)还在加德满都继续运营着一个“难民接待中心”,为新难民提供临时住所、食物和医疗服 务,并且与印度驻尼泊尔使馆配合,给新难民发放签证。但是,尼泊尔不是《国际难民条约》的签署国,因此外界无法保护新难民免遭遣返,也无法为在尼泊尔已经 居住了53年的老难民提供支持。

有大约13000名博巴是在尼泊尔政府登记的正式难民,但是还有大量博巴难民是没有正式登记在册的,因此非官方的调查估计,在尼泊尔的博巴总人数超过25000人。

数十年来,博巴们在尼泊尔经营旅馆、商店和餐厅,是尼泊尔一流的企业家。他们建造地毯工厂,雇佣了数千尼泊尔工人并给加德满都山谷带来了财富。流亡的图伯 特喇嘛在尼泊尔各地修建寺院,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朝圣者和学生以及尼泊尔北部地区的年轻僧侣。“图伯特品牌”为尼泊尔每年带来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和游客。尼 泊尔人自己可以销售图伯特的国旗、T恤和海报,而图伯特商人却因为在办公室或酒店大堂悬挂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而受到敲诈威胁。

君主垮台,庇护终结

在2001年比兰德拉国王被刺杀之后,图伯特难民失去了来自王室的庇护。这个人员复杂历经数代的难民社群依然生活在老旧的定居点里,难民们生活贫困,社会地位边缘化同时又无依无靠、群龙无首。

在尼泊尔的博巴有几个团体旨在反对中国肆意干涉尼泊尔对待图伯特流亡人口的政策。2012年2月,18名图伯特高中生在联合国驻加德满都总部门前举行了一 次小型抗议示威,结果遭到警方逮捕并被关押将近两周。2012年4月,BBC拍摄了加德满都联合国办公室门前的另一次暴力抓捕。当时有个图伯特团体爬上联 合国办公室的院墙,并且会见了一位联合国代表。但是,无论是联合国还是其他外交使团,都没有能力改变尼泊尔新近对待博巴的粗暴政策。

设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的“藏人行政中央”(CTA)在1961年至2006年,一直运作着在尼泊尔合法注册的“博巴福利救济办公室”( Tibetan welfare office)。前噶伦赤巴桑东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出售了流亡政府在尼泊尔拥有的产业并且终止了流亡政府安全官员在接待中心和救济办公室的工作,这些政策导致了在尼泊尔的图伯特难民服务 网络的崩溃。现在,图伯特流亡政府的官员害怕去尼泊尔。达赖喇嘛仅仅去过一次尼泊尔,1981年他对佛祖诞生地蓝毗尼(Lumbini)进行了6个小时的 访问。

2011年,美国国务院官员造访老迦瓦拉科尔(Jawalakhel)难民营,有12名尼泊尔武装警察寸步不离如影随形,还有一位达赖喇嘛办公室的代表在 没有任何指控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遭到逮捕。后来由于联合国难民署和美国大使馆的介入,他才被释放。但是,尼泊尔安全部队的任意搜捕已经成了家常便饭,由此 造成的恐惧和焦虑使得图伯特难民更加隔离于盟友和见证人。

自上世纪90年代“毛主义”分子发动叛乱以来,尼泊尔的“毛主义”分子将矛头对准博巴的产业,或敲诈勒索,或强取豪夺,迫使很多博巴的产业关门大吉,也使 得成百上千的尼泊尔工人失去工作,其中绝大多数原本在博巴开设的地毯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几十年来一直是尼泊尔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和最大宗的国际贸易项目。

美国大使馆、联合国难民署、印度大使馆以及尼泊尔政府的官员都一致认为,中国通过军事交流、无偿援助和贿赂等手段向尼泊尔施加的压力,已经相当成功地孤立 和削弱了尼泊尔的图伯特社区。中国现任驻尼泊尔大使杨厚兰数次发表新闻公告,要求尼泊尔必须“清除反华势力”。中国使馆给脆弱的尼泊尔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 力,迫使其拒绝承认博巴的任何合法居民身份,限制博巴的经济和文化活动,并阻止图伯特逃离者穿越尼泊尔边界。

相比过去几十年尼泊尔给予流亡博巴的人道主义待遇,目前的情况堪称天翻地覆。2011年11月20日,美国驻尼泊尔大使斯科特•德里斯(Scott DeLisi)在《加德满都邮报》(Kathmandu Post)撰文写道:“在过去50多年的时间里,尼泊尔的政府和人民对难民表现出了巨大的慷慨宽宏,其中包括在尼泊尔寻求庇护或试图安全前往印度的博巴。 美国赞赏尼泊尔尽管面临改变政策的压力,但依然给予难民坚定的支持……对于美国而言,我们首先关心的是人道主义保护而非政治博弈伎俩,我们将继续把关注焦 点放在如何为脆弱的流亡者提供保护,而不是他们原住国的政治变化……那些试图将我们对待图伯特流亡者的立场描述为‘反华’的人,从根本上误解了美国的政 策,以及我们对坚持普世价值、权利和原则所赋予的重要性。”

中国对流亡社区的渗透

尼泊尔的博巴社会目前已经遭到中国特工和间谍的彻底渗透。中国在尼泊尔拥有一个高效的进行人员和电脑情报收集的间谍网络,雇佣印度人、尼泊尔人和甚至西方 人搜集有关流亡藏人活动的情报。这些谍报人员中有大批来自中国占领下的图伯特的博巴,他们都曾经在中国的军事院校受过训练并持有中国护照。

在尼泊尔的博巴说,这些间谍接近他们并提供大量的贿赂,作为交换条件则要求他们放弃“达赖”和“站到我们一边”。如果他们拒绝了贿赂,那么这些间谍则原形毕露,威胁对他们进行报复,有时甚至进行绑架。

一位在博达纳大佛塔附近的图伯特商人说,“这些博巴间谍跟踪我们,对我们进行电话骚扰。他们会威胁你并且说道做到。很多中国特工人员敲诈勒索当地商人或是 收买警察,让他们骚扰博巴。很难想象博巴们在这样新的环境中是如何生存下来的,中国人对待我们的态度好像他们使我们的主人。在边境地区,警察挨家挨户突袭 搜查达赖喇嘛的照片。我们知道很多屡次受到死亡威胁的人都已经逃到印度去了。”


2012年一月:温家宝访问尼泊尔


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尼泊尔

2012年1月14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对加德满都进行了6个小时的访问。在官方会谈中,他要求尼泊尔方面提供博巴的人口数量和生活状况的详细资料,并且明确表示把压制博巴社区作为中国向尼泊尔进行投资和提供援助的交换条件。

温家宝访问尼泊尔的时间安排恰逢大约9000名图伯特朝圣者返回图伯特。这些朝圣者在2011年的12月,途径尼泊尔前往印度参加达赖喇嘛在菩提伽耶举办 的时轮灌顶法会,菩提伽耶是佛祖释迦牟尼在公元6世纪悟道成佛的地方。大多数的图伯特朝圣者获得签证后通过公路或飞机进入尼泊尔,然后将护照留在尼泊尔再 经陆路进入印度,这样在他们的旅行文件上便不会有印度的签证或其他官方记录。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由印度返回图伯特的朝圣者遭到逮捕,绝大多数人被关进设 在日喀则的一个拘留中心,他们在那里受到酷刑殴打,还要接受“共产主义再教育”,很多人甚至“被失踪”。

在温家宝访问之后,尼泊尔的博巴们受到的监控、骚扰和恐吓明显增加,同时还把矛头对准了信仰图伯特佛教以及衣着习惯与博巴类似的尼泊尔公民,包括夏尔巴人(Sherpa)[2]、塔芒人(Tamang)[3]和玛郎人(Manang)等等,在尼泊尔的佛教社区激起了混乱和冲突。

尼泊尔的媒体报道有明显的反图伯特倾向。尼泊尔销量最大的尼泊尔文报纸《坎特普报》(Kantipur),经常刊登反图伯特的社论和诽谤文章。《加德满都 邮报》(The Kathmandu Post)、《喜马拉雅人报》(The Himalayan)和《共和国报》(Republica)是尼泊尔最主要的三份英文报纸,这些报纸也以一种强烈的反图伯特偏见报道博巴的有关新闻事件, 经常把图伯特抗议者说成是对尼泊尔国家安全的威胁和中尼关系的障碍,尽管这些抗议者人数不多而且从来都是非暴力的。这些负面报道使得博巴们在尼泊尔成了疑 心病和妄想症的受害者,而脆弱无力的流亡社区没有任何办法对此进行辩解或缓解目前的处境。

有些尼泊尔作者批评尼泊尔警方在处理博巴集会时过度使用武力,并且对中国在相邻的图伯特进行的军事行动表达了关切,认为这些行动是对尼泊尔主权的一种威胁,但是表达这些观点的文章实属凤毛麟角。

一位在尼泊尔出生在加德满都工作的博巴记者说,“去年,社会上出现一种对待博巴的新态度。我们现在被看成了妨碍中尼友好关系的绊脚石。一旦人们发现你是博 巴,他们不愿意和你一起工作,尽管在过去的50多年里,众多的博巴一直是尼泊尔社会中贡献斐然的居民。现在,我们既拿不到居留证也拿不到出境证,我们去留 两难。我们成了他人游戏的赌注。很多年轻人感到绝望,觉得他们除了离开别无选择,尽管他们出生在这里,也希望留在这里。”

(未完待续)


【译注】

[1] 巴布拉姆·巴特拉伊(1954- ),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党中央副主席,2011年8月25日被推举为尼泊尔政府总理候选人,2011年8月28日巴特拉伊在尼泊尔制宪会议举行的 总理选举中以多数票胜出,当选新一任尼泊尔总理。巴特拉伊1954年出生于尼泊尔廓尔喀县,1986年取得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大学区域发展规划博士学位后回 国成为职业政治家。52岁的巴布拉姆·巴特拉伊是尼联共(毛)的二号人物,地位仅次于普拉昌达,主管意识形态和外交事务。他是尼联共(毛)党内著名的知识 分子、主要理论家,也是领导人中唯一的博士。

[2] 夏尔巴人(Sherpa),族名在藏语中表示“来自东方的人”,相传先祖来自中国甘孜地区。是一个散居在中国、尼泊尔、印度和不丹等国边境喜玛拉雅山脉两侧的民族,操藏语族夏尔巴语,但无文字,书面使用藏语。

[3] 塔芒人(tamangs)主要分布在尼泊尔。在尼泊尔大约有78万。(1990年数据)主要在尼泊尔和西藏的边境地区。相传是吐蕃的马兵后裔。原来四水六 岗在尼泊尔的基地:木斯塘(与阿里相邻)就是塔芒人的聚居地区。以农业为主,相对而言比较贫困。信仰藏传佛教,主要是噶举巴。使用语言也是西藏语言的方 言。不过只有很少的僧人掌握西藏文字。使用藏历,过“losar”(藏历新年)是最大节日。——来源:http://hi.baidu.com/%D4 %F3%C8%CA%BD%DC/blog/item/96a06dfb1a9ef61c6c22eb5a.html


為什麼格爾登寺成為自焚藏人的中心?

作者:Edward Wong

一名年輕的藏族喇嘛走在街上,用腳去踢解放軍的軍車,然後留下了一份自殺遺書,譴責官方禁止他們舉行一項宗教儀式。另一位時常微笑的喇嘛,他喜歡談佛而非政治。第三個,也曾經也是喇嘛,他喜歡牧民們放牧的牲口。

格爾登寺在西藏高院東部邊陲的崇山峻嶺中,他們三人都曾在這兒身著藏紅色僧袍。他們均點火自焚,抗議北京的統治。其中兩人死亡。

據位於美國華盛頓的國際西藏運動組織給出的資料,自2009年起,至少有38名藏人自焚,其中29人死亡。位於四川省格爾登寺的約2,000名僧侶們成為 這一現代史上最大的自焚浪潮的中心。在20世紀60年代,這種自焚行為的抗議曾經在越南南部出現過,僧侶們以此抗議西貢的腐敗統治。

其中25名自焚者來自格爾登寺所在的阿壩州;15名是或曾經是格爾登寺的年輕喇嘛,兩名是德幹曲廓林尼寺的尼姑。

中國的武警現在把守著阿壩鎮的每一個街區,格爾登寺處於封鎖之中。記者們被禁止進入該寺,這令格爾登寺如何會變成火山噴發式的自焚浪潮中心變成了一個謎團。

但從格爾登寺逃出、跨過喜馬拉雅山脈抵達印度達蘭薩拉鎮的僧侶和教友說:在過去四年中,當局對格爾登寺實行的佔領和鎮壓位列藏區有史以來之最,這讓格爾登 寺也越來越激進。中國的安保措施已將這座白牆圍砌的修道院——包括寺廟、宿舍和行祈禱輪,變成了一座事實上的監獄,當局本想利用這些方式遏制喇嘛的憤怒, 不料卻"火上澆油"。

經過五周的平靜,自焚事件上周再次爆發。5月27日,在西藏首府拉薩,兩名男子在大昭寺外點火自焚。這是拉薩四年來第一次為人所知的自焚抗議。其中一人以前是格爾登寺的喇嘛。

週三,一位三名孩子的母親在阿壩自焚死亡。

從阿壩逃出來的流亡人士說,即使是採用北京對西藏的控制標準來看當局對阿壩鎮和寺院的安保措施也已經達到極限。據西藏運動團體的報告及屍體照片,2008 年,在藏區起義期間,安全部隊在阿壩用實彈朝示威者開槍,打死至少10名平民,其中包括一名喇嘛。這是最暴力的衝突之一,憤怒及被異化的情緒彌漫在當地藏 民之中。官員們加緊了安保。

2009年2月,在阿壩鎮的市場地帶,一名來自格爾登寺的年輕喇嘛自焚。這名名叫札白的喇嘛倖存了下來,官員們加緊了對格爾登寺的監督。

2011年3月,發生了又一起自焚事件:20歲的彭措在該市場的同一條街上自焚,這條街現在被當地人稱為"英雄之路"。

當地藏民們說,在事發後六個月,當局以重拳回應,這更加激發了這種自焚抗爭的繼續。官員們下令讓武警包圍了該寺,砌了道牆封住了寺院的後門;禁止一切宗教 活動;砸爛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畫像;強迫喇嘛參加愛國主義再教育大會;切斷互聯網;禁止朝聖者進入寺院。他們還連夜帶走了300名僧侶,他們當中很多 人到現在都回來。

流亡的格爾登寺喇嘛康亞次仁與在阿壩的同仁還有聯繫,他說,現在大約有300名官員住在寺院內看守。去年夏天,愛國主義再教育運動的次數可能又翻倍了。

另一名格爾登寺的喇嘛洛桑說,那些軍警在寺院周圍建立了四所軍營。

最近抵達達蘭薩拉的洛桑說,"最令人難受的是看到那些士兵用槍指著你,但又不朝你開槍。"

"這是自2008年以來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寧願被槍殺,也不願他們每天24小時用槍指著我。"他要求只透露他的姓。

他說,似乎沒有任何有組織的自焚計畫。

"我認為那些自焚殉葬的人,他們之間沒有舍呢麼正式的協議,但人與人之間有種團結精神",他說。"藏民的力量就像是一串完整的佛珠手鏈。你找不到頭尾,因為它是一個圓。"

中國官員譴責那些自焚者是"恐怖分子",並指責這是達賴喇嘛煽動所致。達賴喇嘛否認這一指控。

人權觀察組織的研究員們認為,阿壩的挫折感要歸咎於令人窒息的安保和"主動出擊的員警監控術"。這一組織發現,從2002年到2006年,花費在安保上的阿壩的人均政府支出是四川的非藏區的三倍。在2006年之後有了快速的增長,到2009年則達到了非藏區的五倍之多。

北京高層官員已簽署了封鎖令。今年2月,阿壩州黨委書記侍俊被晉升為四川省公安廳廳長。

與洛桑有密切聯繫的多傑仁增曾是格爾登寺一名喇嘛,後因對該寺受到的封鎖感到窒息,他於2010年離開了該寺,以放牧及做體力勞動為生。他於二月份的一個夜晚,在一所小學點火自焚。洛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去年七月。

"他告訴我他感到非常不舒服,一感受到阿壩鎮的氣氛就頭痛",洛桑說。

這與第一位自焚的札白是同樣的情況,洛桑說。2009年在札白自焚的前兩天,他走在軍用卡車之中,用腳去踢它們。

"他是想故意挑釁那些士兵",洛桑說。"我問自己,'發生了什麼事?他這是怎麼了?'那一天他真的很不一樣,在他的眼睛裏,我可以看到他對軍隊有多仇恨。"

2009年2月27日,一名高層的喇嘛在僧侶聚會時通知說,格爾登寺不得不取消當天一個重要的祈禱儀式。洛桑說,半小時後,札白就在市場上點火自焚;他留下了一張紙條,說如果政府禁止該宗教儀式,他會自殺。

洛桑說:"人們都非常尊重他的動機,和他為自由付出的代價。"

下一名自焚的喇嘛是平措,曾與平措一起學習過的洛桑說:平措從來沒有表現過陰暗的情緒;他喜歡開玩笑,喜歡和朋友們一起玩,經常炫耀他的肌肉。

洛桑說:"我從來沒有聽平措說過任何政治主張,他採取的自焚行動在我看來不可思議。但是,當然,我們現在可以瞭解到在他的內心隱藏了多少東西。"

平措自焚後,當局開始了激烈的再教育活動,並封鎖了寺院半年。這令更多的僧侶變得激進。最緊張的時刻之一發生在2011年4月,當官員們試圖抓走那些不是 來自阿壩的僧侶。據國際西藏運動組織消息,阿壩的居民們試圖阻止警方,兩名藏族老人被毆打致死。官員們帶走了300名喇嘛。

八月份,法庭判處三名喇嘛超過10年的監禁,其中兩名與平措的自焚有關,一位是平措的叔叔,他當時拒絕將平措的遺體交給警方。

九月的一天,在官員們放鬆了對格爾登寺的一些限制後,兩名喇嘛中午飛奔到市場,他們的長袍上著著火焰。一名手舉著被禁的雪山獅子旗。在倒下前,其中一名喇嘛洛桑格桑是平措的弟弟,他高喊:"我們是被告。"

今年春天抵達達蘭薩拉的一名目擊者描述了這一事件。"由於不公正的判決、壓迫和歧視政策,因為所有這些,藏民們感到被孤立了",他說。"這些自焚不是結束,這僅僅是個開始。"

(張偉(音)從北京對本文有貢獻)

此文原刊於《紐約時報》
原文:In Occupied Tibetan Monastery, a Reason for Fiery Deaths
作者:Edward Wong
發表:2012年6月2日
本文由"譯者"志願者翻譯並校對,參考了其他"同來源譯文"

2012年6月10日 星期日

唯色:献给阿尼丹真曲宗的诗

唯色




献给阿尼丹真曲宗的诗
唯色
丹真曲宗: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玛米觉姆贡巴(即四洼尼姑寺)尼师,19岁,阿坝县贾洛乡日阿罗村人。2012211日下午在寺院下方三岔路桥边自焚,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后牺牲。她的父亲名叫洛白,母亲名叫才宝。
像絮絮叨叨的妇人,我总是反复说起在故乡燃烧的
火焰。一个个生命,成为一代人、两代人的象征;
在瞬间凶猛而庄严的仪式中,失去的,是肉体;当即转化的,
却是年轻的衮布[1]、年轻的班旦拉姆[2],等等若干个松玛[3]
我目睹这一切时,又像是从弥漫着牺牲的空气中闻到,最后吃过的
食物的味道;当然,那是糌粑[4]的味道,可能刚刚磨好,非常香。
但愿是放入碗里,用酥油和茶水搅拌,最后的享用。
而不是,艰难地吞咽下干的粉末[5],那太难受。
与此同时,从阿坝,秘密地传出一张照片:一个小女孩,
骑在一头牛的背上;一顶黑帐篷,像低矮的房屋,搭在草坡上。
那是自家养的牛,黑白的毛发,结实的蹄子,涨鼓鼓的肚子像是装满了奶。
而它温顺的姿态,又像是小女孩的母亲,用乳汁养大了她,
又这么背着她,送到了那座有着许许多多阿尼[6]的寺院;
它如果还活着,会不会为小女孩的牺牲,哀伤欲绝?
但这照片上,她怎么没穿小小的藏袍,却穿得像县城里的孩子?
头发也短,举起的小手比划的姿势又是谁教的?
再过几年,她就得去乡里的中心小学,努力地学会汉语拼音。
不过,她那笑盈盈的脸上洒满雪域的阳光,她是漂亮的小宝贝。
竖立在黑帐篷外面的经幡,正被风吹起。
远处,十来头黑牦牛在埋头吃草。
阿爸和阿妈呢?兄弟和姊妹呢?其实她并不孤独。
她像是预见了十九岁,将裹着绛红色的袈裟,化作火光而去;
她知道当那一天来临,有了法名是丹真曲宗的自己需要什么。
而广大的草原,将重新诞生,那是她和四十位同胞[7]
用此生换来的:岗日辛康[8]
2012/6/9
注释:
[1]衮布:藏语。梵语为玛哈嘎拉。汉语译为大黑天。为佛教护法,也为藏传佛教众护法神之首。
[2]班丹拉姆:藏语。汉语译为吉祥天女。是藏传佛教众护法神之一,尤其是拉萨、图伯特及尊者达赖喇嘛的护法神。
[3]松玛:藏语,护法神,包括出世间护法神、世间护法神等。
[4]糌粑:藏语,藏人的主食,由青稞炒熟磨制而成。实际上在藏人的文化中,糌粑象征着民族属性,意味着民族认同,如果问你吃不吃糌粑,就跟问你是不是藏人一样的含义。2008年藏人抗议的口号之一就是吃糌粑的出来
[5] 吞咽干糌粑,是表示一无所有,内心痛苦。
[6阿尼:藏语,出家尼师。
[7]她和四十位同胞:从2009227日,在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一起自焚,至2012528日,在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最新发生的一起自焚,已经有41位境内外藏人连续自焚(包括境内38位、境外3位),而目前得知的是已有30人牺牲(包括境内29人,境外1人)。
[8]岗日辛康:藏语,雪山净土。既源自于至尊达赖喇嘛祈请文的首句岗日热瓦廓维辛康索(意为雪山绵延环绕的净土),也源自于1745年由图伯特世俗统治者颇罗鼐创作的国歌首句岗日热瓦廓维辛康索,在二百六十七年间从未中断过唱诵与祈祷。而这也是自焚藏人们在火焰中发出的呼声。

聖嚴法師與索甲仁波切智慧對談


聖嚴法師與西藏生死书的作者西藏佛学大师索甲仁波切智慧對談



達賴喇嘛與聖嚴法師的跨世紀對談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至三日,一場由達賴喇嘛和聖嚴法師共同主持的跨世紀法會,《文殊菩薩智慧法門—漢藏佛教世紀對談》,於美國紐約市玫瑰廣場展開。這場由法鼓山文教基金會­及位於紐約的西藏之家聯合舉辦的活動,吸引了兩千五百位來賓。其中,不僅有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宗派的信眾,更有來自比較宗教學界、教育界、心理學界、醫學界等各方面的學者和­專家。而舉辦此一盛會的目的,也就是要促進世界各地佛教徒的互相了解與共識。

這次對談的主題主要是探討,如何淨化我們的心靈;而對於煩惱、禪修及開悟之間的關聯,也有相當深入的討論。同時也談到了頓、漸不同的覺悟法門。這個論題原來是印度蓮華戒大­師與中國大乘和尚於西元七九二年在西藏的一場論爭,時至今日,達賴喇嘛和聖嚴法師都異口同聲地強調,這兩種修行方法實際上並無衝突,端看各人根性不同,各有所取而已。  更可貴的是,兩位宗教領袖,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澄清一些長久存在於中國及西藏佛教徒之間的誤解;傳統中,中國佛教徒以為西藏佛教只注重密教,而西藏佛教徒則以為唯有藏教­才是「最圓滿」的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