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葬臺: 一甲子的流亡進行式

桑傑嘉

天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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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April 2019

今年是達賴喇嘛尊者和西藏政府，以及數萬藏人流亡六十周年，各媒體紛紛報道藏人流亡的前因後果，中國對西藏七十年洗劫，以及如今在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的立場等。當然，也特別關注達賴喇嘛尊者個人的流亡生涯和未來展望。

1959年达赖喇嘛尊者在流亡途中

不過很多報道幾乎也忽視了流亡藏人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幾十年數千人翻越喜馬拉雅山，直至現在，仍是源源不斷的藏人流亡進行式。

一九五九年三月，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官員等大批藏人前後流亡印度等國家，從此開始了漫長六十年的流亡史。不過這只是西藏流亡史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很少人提及，那就是一批又一批新的西藏難民流亡印度，他們有如喜馬拉雅山上流下來的一條小溪流入印度的藏人流亡社會，銜接著西藏和流亡社會。

因此，不僅以達賴喇嘛為首在一九五九年開始流亡的藏人繼續在異鄉過著流亡生活，有家難歸；而且，西藏境內的藏人踏著達賴喇嘛流亡的腳印繼續流亡──譜寫藏人流亡進行式。

嚴格地說，西藏人的流亡始於從一九五九年三月前，由於西藏政府、達賴喇嘛當時還在西藏，因此，沒有形成大規模的流亡。在這日子後，藏人公開起義遭中國政府血腥鎮壓和開始圍剿藏人導致大規模藏人隨著流亡。之後藏人的流亡生涯就再沒間斷過，只是規模大小不同而已。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的新難民在翻越喜馬拉雅山流亡的途中。

據不完全統計，從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八年，平均每年新流亡的藏人人數高達二千五百至三千人。而且，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青少年，他們是為了在印度的藏人學校學習西藏傳統文化和現代知識。因此，當時中國提出「與達賴爭奪新一代」的鬥爭口號，打壓送孩子到印度的家長。

這些流亡者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是中國所謂的「翻身農奴」，或他們的第二代是「紅旗下長大」的一代，也有不少是受過很好教育的青年。當然，還有中國政府幹部和官員，以及中國政府認可，並高度被關照的高僧大德。

有人說流亡不僅僅是離開自己國土者，還有精神流亡者。那麼，西藏的精神流亡者可以說是亡國的全體西藏人，但是這裡說的是從行動上表現出來的精神流亡者的數目也是龐大的。如中國政府有限允許境內外藏人互探。

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朝聖達賴喇嘛的藏人從未間斷過，每當他舉行大型法會時，更是數千計的藏人設法參加。如二零零六年，達賴喇嘛尊者在印度南部舉行的法會，中國境內藏人參加人數近七千人；二零一二年，參加者數目約有九千人，他們只是西藏的精神流亡者的一小部。他們朝拜了尊者、聆聽法會精神洗禮之後返回西藏。

上述第二代從西藏本土流亡或新流亡藏人，如今遍布世界各地的流亡社區，並與出生在國外的第二代藏人一起並肩為西藏自由事業奮鬥，且不少成為主要力量，在政府職員和非政府組織成員，以及高層也佔一定的比例。

這也是中國媒體禁忌的問題，更是中國頭疼的問題。本來認為藏人流亡社會將會自取自滅，沒想到數萬計的新流亡藏人卻為流亡社會注入新生命和力量。

中國媒體六十來一直妖魔化達賴尊者、西藏政府，以及所謂的「叛亂分子」，不敢洩露自己培養的新一代大批流亡的現實問題。特別對國內的宣傳「達賴集團」永遠是一九五九年逃亡的幾個「農奴主」、「叛國者」。

出生於黨國天下，黨國培養的大批「接班人」逃亡形成的藏人流亡進行式，始終是「秘密」。儘管中國政府對西藏前所未有地監控，邊境封鎖、限制藏人自由遷徙的去年，仍然有八十名藏人已經成功流亡印度。

事實上，西藏不僅存在國家被侵佔吞併的問題，還有殘酷的殖民統治。而新的難民證實了中國「沒有西藏問題，只有達賴喇嘛個人問題」之謊言，以及對恢復國家自由的願望。

中國對西藏問題的既定政策是「拖延政策」，以為等待達賴喇嘛圓寂，西藏問題就會消失。但是，中國制定這一「策略」時似乎沒有想到藏人的流亡進行式的影響。中國需要面對現實存在的西藏問題，並應該開創新的解決方法而不是回避，七十年的歷史經驗已經清楚的證明，靠打壓解決不了問題，拖延更使問題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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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桑傑嘉，一位藏族作家及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