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张照片谈西藏政府外交部的沦陷

作者: 桑杰嘉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21/2014 阴谋剥夺西藏外交权是中共非法侵占西藏之后如何从西藏政府手中夺取政权的缩影。由于中共需要欺骗世人、掩盖非法入侵西藏的事实，所以，不能承认西藏独立主权的事实，又要面对西藏政府的事实存在以及西藏外交部握有外交权，还有中共外交人员对西藏外交事务基本上是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外交资料等。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共最拿手的是阴谋加厚黑厚道，把白的说黑，黑的说白。最后，还把西藏政府外交部吞并的事推倒达赖喇嘛头上——“1953年1月十四世达赖喇嘛提出撤销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问题是“撤销”了的外交部是如何“合并”？《西藏自治区外事志》没有回答，也不可能回答。其实《西藏自治区外事志》的编纂者也有他们的难处，一方面要坚持西藏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立场，一方面又要坚持西藏外交部“合并”的说法以及这张照片的“真实”性。总之，要编造谎言，篡改历史事实。所以，既编不圆也篡不全了。

读中国大陆官方文书的读者都知道中共在谈到西藏时有几个概念是万能无比的，如：“自古以来”、“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地方政府”、甚至双引号也是。这些“概念”可以掩盖掉，应该是删掉所有的历史史实。特别是西藏加上这些“概念”和符号，一个活生生的国家就可以被吞并，而且，可以成为光明正大地殖民统治的理由。 本文从一张照片讲述中共如何利用这些“概念”和“符号”篡改西藏历史，篡改过程中又无法自圆其，矛盾百出的情况，主要谈中共非法入侵西藏之后如何阴谋策划剥夺西藏政府外交部外交权的经过，当然，这只是冰山之一角、沧海之一粟。不过读者可以从中可以知道中共非法侵占西藏的历史事实。 最近读中共编纂的《西藏自治区外事志》其中《管理》部分是我要和大家谈论的部分。该书刊登有一张旧照片，其实这张照片之前在流亡藏人著作中出现过。是藏历水蛇年7月28日，1953年9月6日中共“合并”，应该说以合并之名，实为吞并西藏政府外交部（藏文称喜嘉列康——外国事务部既外交部）的照片。照片顶部有藏文和中文写有：“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外事帮办处与西藏政府外交部（局）合并仪式纪念”，藏文还写有西历和藏历日期。     《西藏自治区外事志》介绍道：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外事帮办处与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合并仪式纪念”。很有文章，西藏政府是“地方政府”，把西藏外交部矮化为“局”，告诉读者，西藏不是一个国家，然后，外交局加上双引号——是“非法”的。 在《管理》中是这样描述西藏外交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在英国的唆使下，西藏地方政府宣布成立非法的‘外交局’，民国政府不予承认。”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西藏外交部“1953年被西藏地方政府撤销。”、 “1953年1月十四世达赖喇嘛提出撤销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9月，经中央同意，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人员并入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合并后的机构名称是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公处。”   西藏外交部到底是不是“非法”？如何“撤销”？撤销之后又怎么“合并”？《西藏自治区外事志》编纂者们说来说去，最后还是说不清楚。但是，事实总会是事实，纸毕竟无法包住火，怎么篡改还是改变不了历史事实。 有关西藏的外交事务，我们先从西藏历史看，西藏历代政权非常重视外交事务，吐蕃王朝著名的赞布（国王）松赞干布在七世纪开始在吐蕃王朝中建立了完整的对外机制，当时九大伦（大臣）中的三个伦——大、中、小公伦是主管对外事务。西藏历史记载：“公伦犹如父亲的工作，勇敢地面对一切外部事务，或者并非无能耐者，而是承办重大外事者，被称为公伦。公伦大小等级之分和秘书处，以及不同的“东图”的界限。”如噶尔东赞域松是松赞干布时期非常有名的公伦（外相），出征尼泊尔、唐朝等国，是才华盖世的外交家、军事家，其家族为吐蕃称霸中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吐蕃历代外相在吐蕃和唐朝多达九次国事谈判以及划界等对外事务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吐蕃王朝结束后的割据时期，各王国的外交事务有统治者直接掌管。西藏甘登颇章政权建立后，西藏外交事务由噶厦掌管。到1942年甘登颇章政府正式成立喜嘉列康既外国事务部——外交部，并有噶伦（部长）全权负责，一直到1953年中共以“合并”之名吞并、夺取外交权为止西藏外交部掌管西藏外交事务。 有关西藏近代外交事务西藏作家嘉央诺布有研究：“二战之前，所谓 “护照”具备了签证及旅行证件两种功能，西藏政府颁发给外国游客护照（即签证）的最早记录是在1688年，那是发给一个名叫约翰.霍瓦南斯（Hovannes orJohannes)的亚美尼亚商人。 1780年西藏政府给印度总督沃伦.哈斯廷斯(WarrenHastings)的使者普伦吉尔.高桑（Purangir Gossain）签发了一份护照 。   自1912年以来，西藏政府也正式颁发护照给那些要到国外的西藏人。1921年西藏政府批准了其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珠峰探险队的入境和探险申请。来访的英国外交官查尔斯.贝尔（CharlesBell）在拉萨写道：“我从西藏政府那里收到了官方正式的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许可证明。” 护照有时是发给从事科学工作的探险人员：如1939年发给人类学探险家谢弗（Schaeffer）的护照，1949年发给人种学考察专家图斯（Tucci）的护照，以及1924年发给植物学家弗兰克.金顿.沃德（FrankKingdon Ward）的探险许可护照。”（见原件图4）   《西藏的地位》记载：“1942年，西藏政府成立外交部，负责一切外交有关的事务，负责人不仅具有大臣地位，直属噶厦领导，而且不同于噶厦，它可以直接与西藏大会进行接触。表现了西藏对国际外交事务的重视。由此外交部成为西藏与外国政府代表进行联繫的唯一合适的管道。 ” 《西藏主权独立的历史事实》中指出：“1942年西藏政府在边境小镇亚东向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两位特使签发了入境许可签证。老、小洛厄尔.托马斯于（LowellThomas Jr. and Sr） 1949也在边境亚东获得“西藏护照”。小托马斯(Thomas Jr)在回忆当时获得入境许可签证时写到：“当达赖喇嘛政府的护照展示在我们面前时，想到那么多西方探险家因为无法获得这个文件而最终未能到达拉萨时，意识到这个文件有多么珍贵难得。” 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西藏护照是1948年签发给西藏贸易代表团的护照，护照上有个人资料，照片以及签证页等。它是以1915年国际上通用的单页折迭式护照为蓝本制作而成。英国，美国和其它七个国家给这本西藏护照签发了签证和过境签证。”当时的代表之一的夏格巴的护照现存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为最有力的证据。（见图5    西藏外交部并曾与英国、美国、尼泊尔、独立后的印度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尼泊尔早在1856年已经在拉萨设立了外交使馆，中国于1934年设立外交使馆，而英国则于1936年设立。1947年3月23日，西藏外交部官员作为西藏国家的代表，出席了在印度召开的亚洲国家关系会议，该会议探讨了二战后亚洲的地位问题。西藏也派外交代表出席1948年召开的亚非会议。 1949年11月2日西藏外交部给“毛泽东先生”发了一封信（实为外交照会），该信解释了西藏作为宗教国家，自古就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实。该信并要求共产党的领导人“下严格的命令”，使他的军队不会越过藏中边界进入西藏领土。信中还对早期被中国非法吞并的领土问题提出交涉 “......等中国内战结束以后，西藏政府希望和中国重新谈判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问题。” 再看中共入侵西藏后阴谋策划夺取外交权的过程，从而也对中共非法侵占西藏、剥夺西藏政府权力的过程有所了解。 由于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中共非法入侵后千方百计以各种理由剥夺西藏政府的权力。在外交上，中共当时的第一任务就是夺取西藏外交部的外交权，既中共称“收回外交权”。但当时的局势限制中共赤裸裸地剥夺西藏政府的权力，中共以所谓《十七条协议》为幌子，刚开进西藏首都拉萨没有足够的力量全面控制西藏。对此杨公素直言道：“从1952年到1953年一年多时间与西藏分裂分子作公开斗争时，中央工作人员同解放军集中力量谋求在西藏站住脚的时候，执行中央统一对外的规定就提不上日程。”事实上，1952年到1953年西藏人和中共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公开的斗争，不过，中共确实没有全面控制西藏，脚还没有站住，所以是“集中力量谋求在西藏站住脚的时候。”不是非法入侵，还有“站不住脚”的问题吗？ 因此，也就有了《西藏自治区外事志》所称的：“1951年7月底，西南外事处处长杨公素奉命率外事干部十余人，从重庆启程进藏。1952年1月，中国共产党西藏地区工作委员会外事处成立，杨公素任处长，杜子毅副处长。由于情况特殊，未对外公布。 杨公素也称：“外事处尚不能对外公开——”，他承认，西藏的对外事务也完全不同与中国其他地区。因为中共非法占领西藏之后要处理的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外交事务，所以，“就不同内地一纸宣言废除就可了事”。需要东藏西躲，隐名埋姓，阴谋策划。 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后中共终于找到了非常“巧妙”的办法， 剥夺了西藏外交权，实现了中共外交人员的“第一任务”，既上演西藏外交部与帮办处“合并”之戏公开夺取了西藏外交部的外交权，并向外界公布。因此就有了西藏外交部与中共帮办处举行合并仪式纪念照片。 所以《西藏自治区外事志》说：“1952年9月6日，外交部指示将中共西藏工委外事处改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对外公布——并与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合署办公。” 中共之前躲躲闪闪，此时能对外公布的主要原因是1953年8月印度与中共避开西藏外交部在外交上做了一次买卖，“将印度政府驻拉萨的代表改为总领（作为对等中国在印度孟买设总领馆）”。中共直接插手西藏外交事务获得印度的默认后，以“合并”的名义，公开吞并了西藏外交部 。 据杨公素的说法中共的策略是：“1954年签订中印协定后，才准备撤销它的外交局，与外事帮办办公室合并。原来外交部的意见是采取稳妥方式，第一步，先由外事帮办办公室与其外交局合署办公，后噶厦同意撤销，准其外交局并入帮办办公室。——噶厦方面不得不将其外交局撤销。” 由于中共与印度的外交买卖1953年做成了，所以，中共提前“吞并”西藏外交部。为什么中共口口声声说西藏外交部是非法的，又不能直接关闭西藏外交部？因为，西藏独立时期外交事务由西藏外交部负责，印度和尼泊尔等还在西藏首都拉萨设有外交使馆，更主要的是中国对西藏外交事务一窍不通，且没有任何外交历史资料在其手中，中共公开关闭西藏外交部当然不是上策，所以必须要上演了“合并”这幕戏 。 杨公素在其书中承认了对西藏外交事务的盲点：“——这是一张1914年英国人阴谋强占中国领土与藏方私下交易的一张图，我们是第一次见到这张真图。—— 我们询问除此图外，有没有其他文件、条约或文书等，他们一口否认有任何文件。事隔十来年后，我却在一本英国人写的书中发现了1914年英藏秘密划“麦线”的双方换文和他们签订的商约。因为这两个文件为国内研究西藏地方对外关系所罕见，所以我乘此机会把它们翻译出来，作为参考文献。” 另外，中共利用藏人在其外事机构工作也能说明以上的观点：“西藏地方原外交局局长老索康已死，其副局长柳霞担任中央外事帮办办公室的副帮办，外交局原有人员除少数外，都参加了帮办办公室，其中有桑都仁钦，他原在外交局负责与印度驻拉萨机构联系，他来帮办办公室在二科工作，仍然负责与印度总领事馆联系。我们吸收拉萨市长参加帮办办公室负责尼泊尔工作的三科，以后发生有关尼侨纠纷时，拉萨市长得接帮办办公室的意见执行。原外交局交来大批藏文文件，同时我们已着手调查了解中印边界问题，帮办办公室成立了一个资料研究室，除了懂藏文的汉族干部外，原外文局的恰巴亚杰，当刀，登增降村等都参加资料研究室的工作。” 中共以强迫签订的所谓《十七条协议》为由“合并”之名剥夺了西藏外交权，但西藏政府外交人员也对中共要求收复西藏疆域失地。“同时也看到噶厦虽然同意中央统一对外但同时又给中央政府出了一个难题，就是要求中央收复它所谓的失地。”当时，中共最关心的是全面非法占领和控制西藏，根本不关心西藏失地。1954年4月，中印度就西藏与印度关系谈判时，中共高层明确了这样的观点：“在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针对西藏噶厦提出要收回失地一事，说明这次中印谈判只谈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边界问题现在情况还不清楚，这次不能谈。” 总之，阴谋剥夺西藏外交权是中共非法侵占西藏之后如何从西藏政府手中夺取政权的缩影。由于中共需要欺骗世人、掩盖非法入侵西藏的事实，所以，不能承认西藏独立主权的事实，又要面对西藏政府的事实存在以及西藏外交部握有外交权，还有中共外交人员对西藏外交事务基本上是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外交资料等。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共最拿手的是阴谋加厚黑厚道，把白的说黑，黑的说白。最后，还把西藏政府外交部吞并的事推倒达赖喇嘛头上——“1953年1月十四世达赖喇嘛提出撤销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问题是“撤销”了的外交部是如何“合并”？《西藏自治区外事志》没有回答，也不可能回答。 因此，《西藏自治区外事志》先说西藏外交部“非法”，然后说1953年1月“撤销”了，又说1953年9月“合并”、“合署办公”了，还有“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人员并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处”、感觉又不是把西藏外交部“合并”，而只是把“‘外交局’人员并入”等等离谱的说法。其实《西藏自治区外事志》编纂者们也有他们的难处，一方面要坚持西藏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立场，一方面又要坚持西藏外交部“合并”的说法以及这张照片的“真实”性。总之，要编造谎言，篡改历史事实。所以，既编不圆也篡不全了。 2014年10月13日 资料来源： 《西藏自治区外事志》2005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西藏的地位》台湾雪域出版社出版。 《西藏主权独立的历史事实》作者嘉央诺布。 《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作者杨公素。

Le：打开图伯特的钥匙

唯色


在我们的语言中，有一个最常见的词汇，用汉语拼音书写之，即“Le”，意思是因缘。在我的感知中，这个词就是打开图伯特的钥匙。因为它本身就是图伯特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精髓。或者说，“Le”成了六百万图伯特人共有的基因。我请朋友查阅过辞典，就这个词汇，原来可以派生更多词汇以及更多含义，比如世俗意义的职业或工作，比如神秘意义的先业或命运。

固然，把“Le”说成是图伯特人的精神支柱似乎不够准确，因为凡是以佛教为信仰的个人、团体和族群，对因果的相信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然而“Le”确实在图伯特是深深扎下了根的，其盘根错节正如那些由此派生的词汇，所以只要用藏语念出“Le”，也就是在进行一次回溯之旅；在返回，缓慢地返回导致结果出现的每一个过往的环节之中。那么也就是记忆的复苏吗？那一个个不为人注意的细节，那些零散的容易忽略的镜头，都是导致形成今天这样一个拉萨的因素。某个贵族的犹豫不决；某次夕阳下的事变；某个金珠玛米（藏语，解放军）的恋情……就像一张张发黄的照片透露一个个与因缘相关的故事。

每个细节都不是平白无故的。每个细节都有着前因后果。拉萨以及图伯特之所以这样，与拉萨以及图伯特的天、地、人息息相关。往回溯的话那就无边无际了，所以只能让远望的视线落到近处，譬如比较近的1900年代、1910年代、1920年代、1930年代、1940年代乃至1950年代，差不多了。也即是说二十世纪的上半期，足够结下无数重大的因，导致无数重大的果，恰在今天，一一示现。而我只是其中一个果，正在奋力地寻找着其他的果。“Le”是个人的，也是众人的，还是众生的，这就是“Le”的背后那丰厚的佛法世界和图伯特传统。

实际上说出这个“Le”是伤感的，并无多少快乐可言。“Le”里面没有荣耀的闪烁，有的只是失败的阴影。因此，图伯特人在说“Le”的时候，犹如在饮泣。没有人比图伯特人更能明白“Le”，包括佛教这个庞大的宗教体系里的其他族群的信徒。这似乎与民族心理有关，就像是祖祖辈辈的遗传，生来便已背负在身，生来便已融入血液。但我更愿意把“Le”看成是与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有关，而尤为沉重的集体记忆不会太远，再远也远不过一百年，甚至就是五六十年。那么在这样的集体记忆之中，每个图伯特人都会用深浅不一的感受，从心中，从口中，发出“Le”这个音。

“Le”既是一种解脱，有时候也是一种借口，甚至还是一种麻醉剂。当“Le”意味着解脱，言语“Le”的图伯特人具有宗教的情怀；当“Le”意味着借口，言语“Le”的图伯特人其实是在掩饰内心的辛酸和失败；然而，当“Le”变成了麻醉剂，言语“Le”的图伯特人无疑在堕落、在无耻、在助纣为虐。真的是耐人寻味啊。似乎“Le”变成了对人人都可能含义不一的幸福或痛苦。如果没有对“Le”的全盘依赖，恐怕每个人都会活得不甘心，至少想不通。因为想不通，很容易牢骚满腹，其结果是肝肠易断。

我倒也没有批评“Le”的意思，这是因为我恰恰从“Le”里面获得珍贵之源泉，滋润着我曾经因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教育而变得枯萎的心田。但是我也看见“Le”确实成为许多同族人无形的妨碍，使之变得安于现状、逆来顺受、得过且过，使得“Le”变成了一种宿命论。

这当然不是“Le”的过错，而是，正如宗喀巴大师在开示如何走上菩提之道时，将芸芸众生概括为上、中、下士道三类，毕竟上士道的众生少之又少，中士道的众生也不多见，熙熙攘攘的其实是那下士道的众生。“Le”就像照耀在雪域大地上的光芒，可以令智者身心温暖，精神提升；但对于被贪、嗔、痴死死纠缠的愚氓而言，仅仅只是紧紧抓住的救命稻草，其中包含的有像忍耐贫穷一样不得不忍耐的失败、不得不忍耐的可耻，久而久之，变成不可治的绝症了。

就我而言，我甚至把“Le”看成是内心的历险。外在的一切都可以不予理会，只要它不引发内心的冲突，惟有触及内心的种种才是重要的。或就像是，在毫无任何禁忌的嗜肉者中遇见一位素食者，类似于在一群外道当中发现一个与自己有着同样信仰的人，是一样珍贵无比的。因为“Le”，身陷多少个外国都不必害怕，我只要的是我内心的祖国。当我转向内省，我就看见了我的祖国，我就有了在所有外国的境遇中活下去的骨气。

“Le”是一个奇妙的词，深深地镌刻在譬如拉萨这座古城的各处。镌刻在颇章布达拉（藏语，布达拉宫）的每块石阶上，镌刻在祖拉康（藏语，大昭寺）的每尊塑像上，镌刻在默默奔流的几曲（藏语，拉萨河）水面上，镌刻在日渐残破的如八瓣莲花般的群山上。“Le”充满了一年四季，随着雨雪风霜降至人间。“Le”就像烙印，在每一个转廓拉（藏语，转经路）的老者脸上、在每一个轮番说着母语和异族语言的小孩子脸上，在我的脸上，在我的亲人们的脸上，在我的熟识的陌生的朋友们的脸上，虽然隐而不现，但却冷暖自知。

2014年10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转载请注明。）

文明与反文明的一天

唯色

文明与反文明的一天

文/唯色

苏格兰独立公投的日子，与被捕超过八个月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在乌鲁木齐被庭审的日子，意味深长地巧合了。

伊力哈木被庭审的时间是两天：9月17日与9月18日。他被指控的罪名是“分裂国家”以及“组织成立分裂国家集团”。但在法庭上自我辩护时，伊力哈木明确宣布：“我是无罪的，从来没有组织成立分裂国家的犯罪集团，从来没有从事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然而他却遭到重判，庭审之后的第五天，他被当局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消息传出，世界震惊！

而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为联合王国已有307年的历史。更早的历史上，1314年，苏格兰军队大败英格兰军队，取得苏格兰独立战争的最终胜利，因此选择在700年后的2014年进行独立公投，被认为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象征性。正如好莱坞有关苏格兰独立英雄威廉·华莱士事迹的著名电影《勇敢的心》，今天的独立公投被赞誉为“苏格兰‘勇敢的心‘延续了700年！”

就在公投前两天，媒体人长平为德国之声书面采访了我，我的回复是：

苏格兰独立公投这一即将发生的事实，其意义难以估量。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不但对于英国和苏格兰已经今非昔比，我想对于这个世界也将是今非昔比。这并不意味着如某些人所言的“倒退”，也不一定意味着经济等方面的考虑为首要，而且，更为至关重要的是，如苏格兰在英国的自治程度，早已是真正的“高度自治”，较之中国任何一个有“自治”之名的地区，都是事实上的天壤之别，却会在21世纪的今天以这样的方式来选择更符合自我意愿的命运，再一次证明自由乃天赋人权，公投乃普世价值。而对大一统的迷信和维护，才是真正的落后与反动。作为藏人，活在当下，目睹（尽管是遥远距离地目睹）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由此及彼，心灵震撼。因为对天赋人权的认识、对自我身份的定义，从未像今天这么真切、迫切。

18日的苏格兰独立公投结果已经揭晓，55%说“NO”，45%说“YES”，正如有关分析人士所言：“在选前，英国政府为了挽留苏格兰，其实已经宣称将让苏格兰取得接近完全自治的地位下，还有这么多人支持苏格兰完全独立，确实相当令人注目，也显示选举要求是成功的。……透过这次公投苏格兰公民们已经展现自决的能力”。知名藏学家、伊力哈木的好友、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Elliot Sperling（艾略特·史伯岭）先生对我说：“事实上，苏格兰的情况是我的理想：按照民主原则而实行人民自决权。不是一个，也不是少数人的集团要决定未来，而是全国人民。”

与此同时，苏格兰独立公投所具有的典范意义，从中国网民流传甚广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没有英国媒体的讨伐檄文、没有权力机构的恐吓、没有硝烟、没有坦克、没有牺牲、没有警察、没有境外势力、没有寻衅滋事、没有抓人、也没有暴打妇女、一切都没有。一个国家的统独大事就这样落下帷幕，一人一票震撼着世界……这场公投都是赢家。”

我还要补充一句话：这场公投不但没有这么多的“中国特色”，而且，更不会有被指控“分裂国家罪”的伊力哈木和七个年轻学生。这个世界是多么地奇特，文明与反文明会在同一天呈现！

2014年9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合法”吞并：中国民主化与民族问题

 ——2014西藏问题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唐丹鸿：

一.

一说“民主”这个词，我就笑了……

知名作家、诗人唐丹鸿

先设想一下，一个人从小打架打到大，周遭比他弱小的都打趴下了，抢拿常胜，不服的杀，服从的收编为伍。他长成了一个大块头，地盘也越占越大……这种成长经验的人会形成什么性格呢？民族也是有性格的。

中国自称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主体民族汉族占了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少数民族不到百分之十。

曾被称为“南蛮”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苗、彝、侗、瑶等等，大多居住在贫瘠艰苦的山区，他们是被原本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人赶到山上去的。而汉人今天的居住空间，是千百年来从北向南扩张殖民和同化的结果。楚国南扩、秦汉伐越、东吴征山越、唐宋“开发西南”、明朝在两湖、云、贵、川、两广等地的“清剿”……历朝历代“威加四海”的手段都差不多：对所征伐的土地上的土著种族灭绝式大屠杀，好些古民族就是如此灭绝的，剩下的驱逐逃离到山上，以及“改土归流”同化。现在这些山地的少数民族，就是经过历代清剿、同化之后的残余。他们住在穷山恶水蛮荒之地，汉人有句俗语说“穷山恶水出刁民”。这些“南蛮”已经弱小和边缘化到了好像没有“民族问题”的程度。

现在说民族问题，主要就是指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中原西北边的民族藏、蒙、维吾尔等，被汉人称为“族”也就是近百年的事，众所周知，一称“族”就出问题了。中国在图伯特、“新疆”、南蒙古干的事儿，跟历史上也差不多：屠杀、殖民和同化。藏、蒙、维吾尔等受害民族面临的危机，也是像“南蛮”那样的命运。

汉民族虽然有历经千年的拓殖征服史，却不认为汉人有侵略性，从不将“侵略”、“屠杀”、“殖民者”、“帝国主义”这类词用于自身，相反，更多的是对“开疆拓土”的屠夫的感恩赞颂；即使是外来异族统治者，也因“开疆拓土”获得褒扬认可；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汉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也没有对过去屠杀别的民族有什么文化反思，对“穷山恶水”的“刁民”们更谈不上歉疚了；他们习惯了“蛮子”的归顺臣服，将受害民族的反抗视为愚昧落后的小角色对先进文明的冒犯……

中国的民主化就在这样的族群中发育。民族问题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发展。

我这里涉及的民族问题主要以西藏问题为例。

二.

现代中国之前，满清的帝国扩张：政治干涉，武力占领疆土，血腥且无正当性，已经在藏满之间，制造了领土和主权的冲突。满清虽然干涉图伯特政治，但在政治、经济和外交各方面，离实际统治还有距离。

上个世纪初，被满清帝国吞并的民族华夏中国人（汉人），民族主义兴起，推翻了外来民族（满人）的统治，辛亥革命产生了现代中国。我们把辛亥革命看成中国民主化的起点应该没有问题。但讽刺的是，正是这个“开启民主共和新纪元”的辛亥革命，在产生现代中国的同时，中华民国立刻制造了现代中国的民族问题：

民国临时政府的前身与满清帝国通过《清帝退位诏书》，达成“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交易。中华民国据此认为“合法地”从满清帝国“继承”了对图伯特、“新疆”（东突厥斯坦）、蒙古等地区的权属。但是藏（图伯特）人、回（东突厥穆斯林）、蒙古人却拒绝认受。

在这些民族看来，汉人中国和他们一样，都是满清帝国的殖民地。帝国崩溃，汉、藏、维吾尔、蒙古都有权明确各自的主权，有权成立自己的国家。汉人的中国无权“继承”图伯特、“新疆”、蒙古的领土与主权。

其实中华民国立国，也是不要异族统治。辛亥革命的愿景是一个宪政民主的现代中国，然而，在宪政、民主、共和、反帝、反殖民的现代思潮背景下，中华民国却无视其他民族的意愿和权利，将藏、回、蒙三方排斥在外，与满清达成“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交易，而不是所谓“五族”一起参与、民主协商后的共同决定。

这一切与“民主”、“共和”毫无关系，相反，它是天朝大一统观与汉人扩张拓殖史中形成的沙文主义的产物：“番邦蛮夷”仿佛是一些头脑简单的种类，不屑与之共商。尽管将“藩蛮”这类歧视性称谓换成了“族”，其强加于人，却并未受到追求“民主”的汉人的质疑。当时官方主张的中华民族主义，实质是沙文主义的。其文化同化*，是要把不同民族纳入“高度文明”的汉文化。在中华民族主义者眼中，藏回蒙反中国殖民化，是西方帝国主义削弱、分裂中国​​的结果。从当时到今天，在汉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里，占领图伯特和“新疆”都是道德的、正当的。中国被满清吞并的耻辱和痛苦记忆，毫不影响汉人把满清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侵略，视为理所当然；将中华民国的“继承”，视为理所当然；中华民国针对图伯特主权的政治计谋、外交努力和领土兼并等，都被赋予了正面评价……

三.

另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一时期的1914年，列宁发表了《论民族自决权》。 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既要服从马列原则，也因绝大多数经费来源于苏联，中共从成立之初到1945年的30多年间，倒是“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达到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11]

中共那时承认民族自决，乃至小小地推动过博巴独立，并非出于尊重人权、或主权在民的民主理念，而是基于“消灭阶级、消灭国家”的共产主义主张，和对中华民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反对。分析以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可以看出来，支持藏回蒙乃至南方少数民族独立，是“消灭国家”的步骤，如果这些民族都“同中国脱离”独立了，“中国”——当时的中华民国就分崩离析了，而中共鼓动各民族独立，是想让他们加入中华苏维埃联邦。

在维基相关词条里，博巴人民共和国，“博巴依得瓦”意思是藏人中央政府，被汉文表述为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隶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而在“博巴依得瓦”的十条执政纲领中*，却写的是“博巴坐自己的江山”、“保卫博巴独立”等，没有什么“隶属中华苏维埃”的意思。

由此也可见，中共支持鼓动民族自决独立，是它的赤化策略，忽悠和笼络“少数民族”人心，以便渔翁得利之策。

这应该也能解释1949年中共建政后，就不再提民族自决和联邦的原因：国家都是中共的天下了，还民族自决独立，江山分治，大权消解，那怎么行？何况，反帝反殖民与中华民族主义、“五族共和”与大一统观念、民主与共产主义理论等，从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一路混合演化而来，已化为时代的狂澜，帮助中共取得了内战的胜利，那么，完成国民党无能实现的“统一大业”，既符合中国人的民意，也正中共产党的下怀。不仅不容西藏、“新疆”独立，还必须“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了。

没有侵略者会直接宣称“我要侵略”，也没有处于侵略方的民族会坦然承认“我们侵略”，他们总是会说、而且打心底相信这与侵略无关，而且他们总是能“证明”这与侵略无关。法西斯德国如此、苏联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如此。

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激发中国民族主义者同仇敌忾，以“祖国统一、领土完整”迎合包装大一统，以“解放封建农奴主黑暗统治下的农奴”驱策赤化的军民……“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怀抱”，对当时的汉人来说具有恢复“民族尊严”、共产大同之仁义，中共赢得了汉人大众民心，增强了中共统治的合法性。

中共起初主张民族自决独立，是要捣乱、解体中华民国，然后统治一个“中华苏维埃联邦”；后来“祖国统一领土完整”能俘获民意人心，增强其合法性和统治力，它就“完成统一大业”。对中共来说“领土完整”其实也不很重要，你网络搜索“中共割地”，就可看到中共对大版图爱国者们其实多么不屑，只要对当权者有利，“领土”并非“不可分割”。中共出兵占领西藏，苏联提供资金和武器，指示毛泽东用“民族区域自治”统治“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扩张共产主义阵营的势力……一切都是为了权力。这权力之大，到什么程度、什么后果，我们都知道了。

从辛亥革命起始的中国民主化，走向的却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这一百年的历史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大一统国家观和汉沙文主义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政治大一统导向专制集权，受益人是统治者；地域大一统的实质是疆土扩张，大汉沙文主义者们赋予扩张者统治的合法性；思想大一统为极权者奉献了赤化的奴隶……大一统国家观在社会、经济各方面都排斥多样性，再与二十世纪包装得最甜美的恐怖主义——共产主义相辅相成，不仅使汉民族在追求民主、平等和自由中南辕北辙，还将其他民族压到了最底层。

四.

我们再来看看当前的民主化活动。从被统治者认受的角度说，中共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现行政治体制的反对者越来越多：民主运动活动家、民主运动理论家、海外的民运组织社团、宪政民主理论家、历史政治等方面的学者知识分子，年龄跨度也两三代人了。他们都致力要推动中国的民主化，都反共、反专制，都提出宪政、民主、人权等主张。

一百年前辛亥时期的革命者们反皇权专制，提倡宪政、民主、共和。现在中国当政的共产党就是组织化的皇权，今天的民主人士反共、提倡宪政、民主、共和，跟前人主张也有共通之处。 （当然没法比之处也不少，他们的活动能力和活动空间都跟前人没法比，可能敌人太强大了吧……）

中共当年宣称支持民族自决，想先分裂中华民国，再成立中华苏维埃联邦，中共自然当联邦老大。当今很多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人士，也提出用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跟共产党不一样，他们没有说先独立再加入什么联邦，也没提民族自决，直接就让联邦了。

我认为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为什么不涉及民主、人权中、也是民族问题中这一重大的权利：民族自决权？

如果说境内政治环境恶劣，那么身在海外的，从最早开始同流亡西藏接触的民主人士到现在更年轻的一代，主流的言论都不碰民族自决权。 08年以后的汉藏交流，无论组织还是个人，主流也是强调​​支持“中间道路”——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些汉人民主人士是既捍卫民族独立的权利，也支持中间道路呢？还是只支持“中间道路”？前者是尊重民族自决的权利，后者却是因为民族放弃了独立的权利。

中共领导人，毛、刘、周、邓等，都反复强调“克服大汉族主义”，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规定：“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至少说明，连中共都嫌汉沙文主义惹麻烦，导致民族冲突，影响稳定，对其统治不利。

现今的政治反对人士和异议知识分子，大多揭露共产党的罪行，抨击中共的民族政策，把民族问题归结为共产党的问题，少有对大一统和汉沙文主义的文化反思。贯​​穿我们一百年的是受害者的叙述：国民党时期我们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共产党告诉大众我们是国民党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现在我们是中共的受害者……我们怎么就不是自己的受害者呢？怎么就不是害人害己的受害者呢？

今年初，一位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宪政民主理论家张博树，出版了一本专著《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这本书的总体逻辑是：西藏“臣属”于元朝、西藏“臣属”于明朝、西藏“臣属”于满清，西藏的事实独立没有得到中华民国的承认，1949年中共建政后占领图伯特，不是侵略而是“行使主权”。归结到未来，中国即使转型为民主制度，根据“民族自决权不能被用作分裂主权国家的法律工具”，因此藏人没有民族自决权。西藏问题是人权问题，是共产党的统治术——政策的问题，宪政民主制度可以解决人权问题，未来民主中国必须是一个宪政民主框架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这本书很可能代表了一个巨大的群体的逻辑，也迎合了一个巨大群体的心理。它体现的是百年来，两种强烈但却互为冲突的意志：既要民主自由人权，又要大一统。邓小平说过“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反对者们，也大体如此。如果不是他们自身抱持同样观念的话，那谄媚和利用（自私不公的）大众，就是政客获得权力的常用技法了。

在“民主大一统”模式里，“少数民族”享有与汉民族同等的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公民人权等各项权利。可惜，它与“五族共和”的乡愿是同质的：就像“五族共和”不是通过五族共商、尊重民族自己的意愿产生，即遵循民主与公平原则；这一“宪政民主框架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不通过共商和民族自决产生。藏、蒙、维吾尔等民族只有选择与汉民族一起宪政民主共和发展的自由，没有拒绝与汉民族一起宪政民主共和发展的自由。

关于是否真正的民主，有一个著名的比喻：有五个人，有四个人都想第五个人死，却不但不能通过投票决定杀死这个人，而且还要为保护第五个人的生命、避免四个人中有人想杀死他，付出安保的代价。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是第五个人。也就是“民主与公正原则​​”，必须避免“多数人的暴政”。

这本谈中国民主转型与西藏问题的书，坦陈了一个庞然大物的欲望：“中国的人口分布极不均衡，东部和中部的汉族地区集中了过多的人口，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稀少”， “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区是中国重要的资源覆蓋区”——那么，对移民空间和资源的欲望，会通过“民主选举”授以什么类型的政权以合法性？在“民主大一统”模式中，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是否有权对移民和资源开发说不？因为民主制保障公民有迁徙自由，资源也属国有，可是大量文化迥异的移民和资源流失，完全可能扼杀另一民族的生命：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方面，受到占绝对强势的一方“民主合法”清洗。这算不算“多数人的暴政”呢？移民和资源开发，必然产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冲突，冲突不流血吗？不会要争取独立吗？要不要民族自决，这不又回到原点了吗？

可是“民主大一统”模式排除民族自决权。 《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说得很现实：“中国是一个有上千年’大一统’传统的国度……必须正视国​​土分裂给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汉族公众的冲击，不能无视这个中国最大人口群体的现实感受……不管谁上台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他还要考虑汉族公众（在未来民主体制中则是最大的选民群体）对转型新政权的支持呢！失掉了西藏，或失掉了新疆，民主转型的合法性就丧失了大半”——呵呵，要是最大选民群体都想杀死这些“分裂份子、恐怖份子”呢？这等于明说了，“民主大一统”就是一个中国汉人大众的“多数人的暴政”。

如果从历史的轨迹可以看出未来大致的延伸方向的话，那么不难想像，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和南蒙古的今天，很可能就是藏、维吾尔等民族的明天。

这就是当下，在苏格兰独立公投的同时，中国民主化进程呈现给我们的怪圈。

我是一个汉人，无论怎样将心比心，我也不可能像一个真正的少数民族的感受来得真切。因此我说“你们应该独立”，或者“你们不能独立”，或者“你们应该走中间道路”，都同样傲慢。只有尊重别人的自决权是合适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了他们：那些失去了土地，来到城市，在每个城市的每个角落、一年到头血汗中挣扎求存的民工，生活在最底层的奴隶，以及那些下岗工人。他们中有多少看不到未来的人？绝望的人？他们是汉人中的大多数。他们最仇恨今天的不公，也最仇恨这个制度，恨那些衣着光鲜的，傲慢的，歧视他们的各种阶层……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阶级社会。奴隶才是真正的多数族，他们最为均贫富所吸引……我想起了改朝换代的模式农民起义，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独裁者最初都善于利用“多数人”的恨和理想，“多数人的暴政”又特别像民主和公正。

从辛亥革命到现在，“民主”被各色弄权者利用，民主这个词都被玩坏了。多少人一看见这个词就笑了，是那种“哄谁呢”的笑，我也是发出这种笑的人。

也许通过民族问题可以检验真假：无论他们有多少人，无论他们多么喜欢“统一”，都必须尊重和捍卫民族自决的权利。如果自决产生了独立，那是中国人为捍卫民主所付的成本。若民族自决留在中国境内，那是因为能够行使民族自决权本身，向我们证明了这“民主”值得信任。

就像苏格兰公投的结果，证明了苏格兰和英格兰真正的双赢。

2014/9/19

原载唯色博客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四）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30/2014

作者: 桑杰嘉

关于西藏的历史及其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国际法学界已经发表了大量权威性的论著和报告，如：华盛顿特区及伦敦国际律师、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国际法教授迈克.C.范沃尔特范普拉赫的《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有关西藏在国际法的地位之三份权威报告《威尔默.柯特勒.皮克林法律事务所的法律见解》（1986年5月7日）、《德国国会研究室的研究报告》（1987年8月12日）、《国际法委员会西藏问题法律研究报告》。由西班牙瓦伦西亚（valencia）大学任国际公法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埃斯特.莫托（Jose Elias Esteve molto）博士撰写，于2004年由巴伦西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图伯特：一个被挫败的国家》等等。只要尊重西藏历史事实，而不是心存偏见和故意曲解，人们当可以做出正确判断。

三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发表后，我想读者应该会看清楚，张先生的思路、动机和目的，不再需要驳批，不到三百页的书，写同样页数的评论实在不好意思。但是，有读者来信说：“对很多汉人来说，不知道这么多造假的地方，看你的打假很好看，我也觉得很补充知识，所以建议你继续逐一打假。”也有读者留言说：“你很熟悉历史，所以，希望继续改这本“小学生作业”－－”还有读者留言说：“该书影响极坏，必须指出不实之处”等等。 经过一段考虑后，认为让读者了解真相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且也有助于藏汉民族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和接触以及对话，所以，为了满足读者了解真相的需求和藏汉民族必须诚实面对未来的现实，本文将揭露《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为达到歪曲事实的目的任意曲解达赖喇嘛的讲话，以及张先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藏人不切实际的建议等问题进行驳批。 张先生在《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第150页中引用达赖喇嘛有关历史问题的讲话内容进行“解读”以此想说明西藏和中国的关系不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而是“从属”关系，因为达赖喇嘛都怀疑西藏历史上是个独立的国家：“让历史学家客观地去研究西藏和中国的历史关联”，看起来是在反驳中国政府，但也可以做另一种解读，那就是这段历史仍需要“去研究”，藏人讲的或汉人讲的都未必是定论。这个话由过去一直主张西藏是“独立国家”的达赖喇嘛自己讲出来，显然包含潜在的积极意义。 以上达赖喇嘛的言论引自1995年3月10日抗暴纪念日的讲话。其讲话原文为：“为了解决藏中问题我弃仇恨，以友好诚挚、善心为基础进行了十五年的接触。但是，中方对我提出的各建议没有作出积极回应，反而设‘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前提条件。历史上的藏中真实的关系是需要由藏人和汉人历史学家严谨客观研究的问题。另外，也呼吁各国际法学、法理机构、以及各西藏历史学院等进行研究讨论，并提出客观的结论。” 其实，这样的言论达赖喇嘛发表很多次，基本上每次谈到解决藏中问题总会谈到，“我所想的是，先放下过去的历史，因为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放眼的是未来。”（达赖喇嘛文集11——达赖喇嘛与华人对谈录第37页）“历史，让历史学家研究，而我们要着眼于未来。”这些言论真如达赖喇嘛所说的“如念六字真言”般无数次的说——。这里根本没有张先生所“解读”的“那就是这段历史仍需要“去研究＂，藏人讲的或汉人讲的都未必是定论”的问题，而是纠缠历史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特别面对中共这样的无赖和张先生之类专门歪曲事实的“专家”更是如此。所以，他建议“历史，让历史学家去研究”，防止政府和政治野心家们为其政治目的篡改历史。因此，强调历史上的藏中关系让藏汉历史学家、国际法学、法理机构等参与研究。因为历届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共非法侵占西藏六十年来篡改西藏历史史实，并以此进行洗脑似乎已经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张先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因此，不仅仅要有藏人、汉人、而且呼吁国际法学界研究，这样才有公信力。事实非常清楚，问题并不是历史本身，澄清中共和张先生之类有目的的颠倒是非、篡改历史才是真正的问题。 中共和中共造的“历史学家们”，是为中共的政治服务，在他们的历史书中没有不利于其政治的史实。不利于自己的就得大刀阔斧地篡改和歪曲历史，随便举个例子：把蒙古人的殖民统治说成是“元朝”，“中国人把蒙古史说成中国史，把成吉思汗列为中国的民族英雄——现在已经闹成了国际史学界的笑柄。”荒唐至极的是，蒙古国从建国至今已经八百多年，因此，2005年联合国通过了《关于蒙古国建国800周年的决议》，跟中国最多也是历史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中国“历史学家”对满清的殖民统治也以同样的手法，而更荒唐的是把西藏和蒙、满的关系又成了西藏和中国的关系—— 这样的现实情况下，达赖喇嘛呼吁藏人、汉人和国际学者研究历史。 对于张先生来说，这是个大问题了，当然，并不是他的理解出了问题，而是脑袋有问题。张先生的智商不至于如此之差，他心知肚明达赖喇嘛的意思。因为，张先生在《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第246页中又说：“在这个问题上，（历史问题——作者注）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已经表现出睿智，那就是历史问题，最好留待以后的历史学家们去解决。”张先生按自己的需要同样的言论放到不同的章节中就会有不同的“解读” 。更恶心的是“这个话由过去一直主张西藏是“独立国家”的达赖喇嘛自己讲出来，显然包含潜在的积极意义。”这与中共一贯无端指责达赖喇嘛的立场同出一辙：塑造、虚构达赖喇嘛“过去一直主张西藏是“独立国家”的形象。达赖喇嘛放弃恢复独立是在1974年已经确定，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付诸于实施。另外，公开放弃恢复西藏独立也已经有三十多年了，所以，张先生所谓的“过去一直”违背事实，而且恶意指控达赖喇嘛没有放弃恢复西藏独立的立场，企图制造更多的猜疑。 从另一个角度说，对于中共和张先生这样强词夺理，偷天换日不尊重史实者来说事实和国际法理对他们是——对牛弹琴。不然国际法学界对西藏历史的研究有不少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巨著。如：华盛顿特区及伦敦国际律师、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国际法教授迈克.C.范沃尔特范普拉赫的《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有关西藏在国际法的地位之三份权威报告《威尔默.柯特勒.皮克林法律事务所的法律见解》（1986年5月7日）、《德国国会研究室的研究报告》（1987年8月12日）、《国际法委员会西藏问题法律研究报告》。由西班牙瓦伦西亚（valencia）大学任国际公法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埃斯特.莫托（Jose Elias Esteve molto）博士撰写，于2004年由巴伦西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图伯特：一个被挫败的国家》（EL TIBET:LA FRUSTRACION DE UN ESTADO）等等。只要尊重西藏历史事实，而不是心存偏见和故意曲解，人们当可以做出正确判断。更何况张先生与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办事处关系密切，应该不会不知道这些信息。 再谈谈张先生《给流亡藏人的建议》第一条：建议流亡藏人“淡化民族因素，突出制度因素”。首先要说明的是：西藏问题不是“流亡藏人”的问题，是中国入侵西藏，且非法占领所造成的。解决西藏问题更不是解决流亡藏人的问题，而是解决全体西藏境内藏人被殖民统治的问题。西藏问题是被入侵和非法占领的问题，而不是单一的人权问题，更不是制度问题（由于中共的制度、政策而产生西藏问题）。 其次， 张先生呼吁“建立中国境内各民族为实现宪政民主而努力、而抗争的共同平台。”问题是张先生不尊重西藏历史上的独立、中国入侵的事实前提下呼吁藏人共同抗争，谁能保证不是骗局？ 如果真的想和藏人建立共同抗争的平台，首先尊重西藏历史史实，历史史实都不承认，还能相信？藏人有太多被中国人欺骗的经验！ 在《建议》中张先生更荒唐地提出：“汉人和中国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遭受过同样的灾难”，所以，要忘记、一笔勾销中国人对西藏造成的灾难，什么逻辑？他还补充说： “改革开放以来，藏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目睹中国经济的连续增长，也分享了这种增长、变化带来的好处。”完全是“百万农奴翻了身”的毒瘤思想。可以肯定的说：没有中国政府的殖民统治，西藏更能享受幸福和快乐。再说，给西藏人带来的是什么好处？环境破坏、文化消失、种族灭绝——西藏付出的是无法弥补的惨重代价，这一点我相信张先生被我更清楚。 在 《建议》第二条中张先生提出：““澹化历史”，主要指澹化、乃至搁置关于西藏历史地位问题的争议。”而且，还指出，“我知道，大部分海外流亡藏人仍坚持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确定的有关西藏历史地位和“国家”性质的定位，在这个定位中，西藏与中土政权之间在过去数百年间只存在“供施关係”而并无臣属性质。” 首先，要明确指出的是：1949年前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西藏历史史实，并不是“大部分流亡藏人”的观点，是全体西藏人民的历史记忆和观点。而西藏独立也不是从十三世达赖喇嘛才开始的。因此，张先生故意偷梁换柱、是非颠倒、蒙骗读者，给人西藏境内外有不同的历史观点，以及不是所有流亡藏人的观点之假象，其手段之险恶非同一般。 再谈“澹化历史”的问题。 张先生在《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一书利用大量的篇数“大刀阔斧”地篡改西藏历史，使西藏历史面目全非，大谈特谈。最后，张先生向藏人提出“澹化历史”，真是“服了”张先生的逻辑。我可以大改特改“历史”，我可以大谈特谈不是史实的“历史”，但你不要谈历史。说什么：“历史问题说不通”。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有没有说不通的历史，但是西藏历史没有说不通的问题。 因为历史是历史，是曾经发生在雪域高原这块热土上的史实，为什么“说不通”、“谈不拢”呢？因为，你说的不是西藏历史史实，当然“说不通”。为什么“谈不拢”？因为，你谈的是改头换面的西藏历史，所以当然“谈不拢”。 最后，还是这句话，请尊重西藏历史事实。尊重历史，诚实的对话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耍小聪明、玩小花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藏人放弃恢复西藏独立，并非否认历史上的独立。 2014年9月21日

唯色纪录：9月17日，22岁学生拉莫扎西在合作市公安局前自焚牺牲，为136位自焚藏人！

拉莫扎西（ལྷ་མོ་སྐྱབས།་བཀྲ་ཤིས།  Lhamo Tashi）

9月17日深夜，在安多黑措（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2岁学生拉莫扎西在合作市公安局前点火自焚，表达抗议，当场牺牲。

据悉，拉莫扎西自焚牺牲后，警方立即收走他的尸体，并火化；次日他的家人要求归还遗体，当局只给了一部分拉莫扎西的骨灰。又获悉，拉莫扎西2008年曾因参与抗议活动遭当局拘押，当时他才16岁。

自焚牺牲的拉莫扎西是甘南州夏河县博拉乡人，他出身牧民家庭，父亲名叫交巴次仁，母亲名叫卓嘎措，他生前在合作市上学。

迄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有17人自焚抗议，包括打工者、牧民、护林员、僧人和学生。即：

2012年5月27日在拉萨自焚牺牲的夏河县博拉乡人、19岁的打工者托杰才旦（རྡོ་རྗེ་ཚེ་བརྟན། Tobgye Tseten）；

2012年10月20日自焚牺牲的夏河县博拉乡牧民、27岁的拉莫嘉（ལྷ་མོ་སྐྱབས། Lhamo Kyab）；

2012年10月22日自焚牺牲的夏河县达麦乡牧民、61岁的顿珠（དོན་འགྲུབ། Dhondup）；

2012年10月23日自焚牺牲的夏河县拉卜楞镇九甲乡牧民、58岁的多杰仁钦（རྡོ་རྗེ་རིན་ཆེན། Dorjee Rinchen）；

2012年10月26日自焚牺牲的夏河县阿木去乎镇牧民、24岁的拉毛才旦（ལྷ་མོ་ཚེ་བརྟན།Lhamo Tseten）；2012年10月26日自焚牺牲的夏河县桑科乡牧民、23岁的图旺嘉（ཐུབ་དབང་སྐྱབས། Thubwang Kyab）；

2012年11月20日自焚牺牲的夏河县阿木去乎镇牧民、34岁的才让东周（ཚེ་རིང་དོན་འགྲུབ། Tsering Dhongub）；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牺牲的夏河县阿木去乎镇牧民、18岁的关曲才让（དཀོན་མཆོག་ཚེ་རིང་། Konchok Tsering）；

2012年11月27日自焚牺牲的夏河县桑科乡牧民、18岁的桑杰扎西（སངས་རྒྱས་བཀྲ་ཤིས།  Sangay Tashi）；

2012年12月2日自焚受伤的夏河县博拉乡牧民、18岁的松底嘉（གཟུངས་འདུས་སྐྱབས། Sangdak Kyab）；

2013年1月12日自焚牺牲的夏河县阿木去乎镇牧民、22岁的才让扎西（ཚེ་རིང་བཀྲ་ཤིས། Tsering Tashi）；

2013年1月22日自焚牺牲的夏河县博拉乡牧民、26岁的贡去乎杰布（དཀོན་མཆོག་སྐྱབས། Kunchok Kya）；

2013年2月13日自焚牺牲的夏河县阿木去乎乡牧民、26岁的珠巴卡（འབྲུག་པ་མཁར། Drukpa Khar）；

2013年2月17日自焚牺牲的夏河县甘加乡牧民、49岁的南拉才让（གནམ་ལྷ་ཚེ་རིང་། Namlha Tsering）；

2013年3月25日自焚牺牲的夏河县吉仓乡护林员、43岁的拉毛杰（ལྷ་མོ་སྐྱབས། Lhamo Kyab)；

2013年12月19日自焚牺牲的夏河县阿木去乎寺僧人、42岁的次成嘉措（ཚུལ་ཁྲིམས་རྒྱ་མཚོ། Tsultrim Gyatso）；

2014年9月17日自焚牺牲的夏河县博拉乡人、22岁学生拉莫扎西（ལྷ་མོ་སྐྱབས།་བཀྲ་ཤིས། Lhamo Tashi）。

与自焚牺牲的拉莫扎西同属博拉乡的自焚藏人就有四人。

拉莫扎西以自焚表达决绝抗议，正是举世瞩目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前夕。时隔今年4月15日在康道坞（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32岁农民赤勒朗加自焚牺牲之后又一次发生的自焚抗议，尚无法判断是否与苏格兰独立公投有关。然而，因为发生在苏格兰独立公投前夕，无法不让人联想其中关系。

地图更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又一藏人自焚（2014年9月17日)，由Rangzen Chowkidar C. Besuchet绘制。（转自Facebook）

以下，是2009年以来自焚抗议的136位藏人简况——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4年9月17日，在境内藏地有131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5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36位藏人自焚，包括20位女性。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已有116人牺牲，包括境内藏地113人，境外3人。

目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有51位自焚藏人（境内48人，境外3人；包括两位伤者、46位牺牲者、3位生死不明者）专门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而每位自焚藏人，在自焚之时发出的心声是最响亮的遗言，包括“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等等。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

2月27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8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2起。

10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11月3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在印度新德里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12月1起——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起。

2012年1-12月，86起自焚（境内藏地85起，境外1起）：

1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起。

2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3月1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

4月4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2起（注：这两起自焚迄今未被藏人行政中央承认，原因不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起。

5月3起——拉萨大昭寺前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6月4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2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1起。

7月2起——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1起。

8月7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6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1起。

9月2起——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即住建部）门口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起。

10月10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5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2起。

11月28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9起、泽库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若尔盖县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夏河县3起、碌曲县3起。

12月5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碌曲县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

2013年1-12月，28起自焚（境内藏地26起，境外2起）：

1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1起。

2月9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3月5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4月3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2起。

5月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1起。

6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7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

8月1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9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11月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

12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

2014年2-9月，7起自焚（境内藏地7起）：

2月2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3月3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1起。

4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1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5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4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和安多，在以下记录之内；另一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即135人：安多106人，康23人，嘉戎3人，羌塘2人，卫藏1人。而安多藏区中，安多阿坝（今阿坝县）自焚藏人最多，为36人；其次是安多拉卜让或桑曲（今夏河县）17人和安多热贡（今同仁县）11人，以及安多左格（今若尔盖县）9人。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即135人——

四川省藏区67人：阿坝州阿坝县36人、壤塘县6人、马尔康县3人、若尔盖县9人、红原县1人；甘孜州甘孜县2人、道孚县5人、康定县2人、色达县2人、巴塘县1人；

甘肃省藏30人：甘南州玛曲县2人、夏河县17人、合作市5人、碌曲县6人；

青海省藏区29人：果洛州甘德县1人、班玛县2人；玉树州称多县2人、玉树县2人、曲麻莱县1人；海西州天峻县1人；黄南州同仁县11人、尖扎县1人、泽库县6人；海东地区循化县1人、海东地区化隆县1人；

西藏自治区9人：昌都地区昌都县2人；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人；拉萨市当雄县2人；那曲地区比如县4人。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116人，女性20人。其中有24位父亲，10位母亲，遗下未成年的孩子。

最年长的64岁，最年轻的16岁。大多数是青壮年，平均年龄约27岁。

僧尼：3位高阶僧侣（Rinpoche，朱古），37位普通僧侣，7位尼师，共计47位僧尼，涉及藏传佛教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觉囊派，以格鲁派僧尼居多；

农牧民：67位牧民和农民，大多数是牧民；其中10位牧民曾是僧人，遭当局工作组驱逐出寺；4人曾是僧人，属自己还俗离寺。其中1位自焚牺牲的农民，原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寺院僧人；7位自焚牺牲的牧民，属藏传佛教觉囊派所在地区。1位自焚牺牲的牧民，是著名的贡唐仓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学生；4位男学生；3位在拉萨、康区或青海某地的打工者；4位商贩；1位木匠；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党员及退休干部；1位护林员；1位洗车店店主。可以说，涉及藏人社会的多个阶层，其中这三个群体值得关注：僧侣；牧民；学生。

还有两位是流亡藏人，是社会活动人士。

4、自焚者状况：

136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116人牺牲（境内113人，境外3人），其中83人当场牺牲（1人在尼泊尔自焚当场牺牲），31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1人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被送往印度新德里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即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绝食牺牲。

另有15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有14人情况不明。其中7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于2012年5月、12月和2013年2月和5月播的官方宣传片中有在医院治疗的镜头，但并未回到寺院或家中，如同人间蒸发，更多情况不明，他们是：

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

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尕尔让）和洛桑贡确（贡确旦巴）；

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

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

2012年12月2日自焚的夏河牧民松底嘉。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7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

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在拉萨打工的阿坝人达吉；

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

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农民永仲；

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小生意人丹增；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的色达学生旺嘉；

2013年2月25日自焚的阿坝德普寺僧人桑达。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1人，即2012年2月8日自焚的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据报道他于数月后返回称多县拉布乡的家中，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但目前状况不明。

2014年3月29日自焚的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尼师卓玛的情况不明。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自焚后，先是被僧俗藏人送到医院，出于担心自焚者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

境内藏人玉树退休干部巴桑拉毛自焚后，在医院治疗。

5、自焚者名单：

（1）131位境内自焚藏人：

2009年（1人）——扎白。

2011年（12人）——彭措，次旺诺布，洛桑格桑，洛桑贡确，格桑旺久，卡央，曲培，诺布占堆；丹增旺姆，达瓦次仁；班丹曲措，丁增朋措。

2012年（85人）——达尼，次成，索巴仁波切，洛桑嘉央，索南热央，仁增多杰，丹真曲宗，洛桑嘉措，丹曲桑波，朗卓，才让吉，仁钦，多杰，格贝，加央华旦，洛桑次成，索南达杰，洛桑西绕，其美班旦，丹巴达杰，朱古图登念扎，阿泽，曲帕嘉，索南，托杰才旦，达吉，日玖，旦正塔，丹增克珠，阿旺诺培，德吉曲宗，次旺多杰，洛桑洛增，洛桑次成，卓尕措，角巴，隆多，扎西，洛桑格桑，旦木曲，巴桑拉毛，永仲，古珠，桑吉坚措，丹增多杰，拉莫嘉，顿珠，多杰仁钦，才博，丹增，拉毛才旦，图旺嘉，多吉楞珠，丹珍措，多吉，桑珠，多吉嘉，才加，格桑金巴，贡保才让，宁尕扎西，宁吉本，卡本加，当增卓玛，久毛吉，桑德才让，旺青诺布，才让东周，鲁布嘉，丹知杰，达政，桑杰卓玛，旺嘉，关曲才让，贡保才让，格桑杰，桑杰扎西，万代科，才让南加，贡确杰，松底嘉，洛桑格登，白玛多杰，贡确佩杰，班钦吉。

2013年（26人）——才让扎西，珠确，贡去乎杰布，洛桑朗杰，珠岗卡，南拉才，仁青，索南达杰，彭毛顿珠，桑达，才松杰，贡觉旺姆，洛桑妥美，格吉，拉毛杰，贡确丹增，秋措，洛桑达瓦，贡确维色，丹增西热，旺钦卓玛，贡确索南，西琼，才让杰，贡确才旦，次成嘉措。

2014年（7人）——彭毛三智，洛桑多杰，久美旦真，洛桑华旦，卓玛，赤勒朗加，拉莫扎西。

（2）5位流亡自焚藏人：

2011年（2人）——西绕次多，博楚。

2012年（1人）——江白益西。

2013年（2人）——竹钦泽仁、嘎玛俄顿嘉措。

（另，在2009年之前自焚的，还有1998年自焚牺牲的流亡藏人图丹欧珠，2006年自焚受伤的流亡藏人拉巴次仁。）

补充：

1、中共当局在全藏地颁布“反自焚专项斗争实施方案”、“关于反自焚工作暂行规定的通告”，强调“哪里发生自焚案件就对哪里进行‘严打’整治”，即对自焚者家人、亲属、所在乡村及寺院等进行连坐。并且，严密封锁自焚消息外泄，严厉打击外传自焚消息者，以及对自焚者亲友或所在地软硬兼施，令其闭口或编造虚假信息等等。在这种高压下，已经出现多起自焚事件在发生后数日、甚至数十日才艰难传出的情况，还出现了自焚者家人因遭威胁而不敢承认自焚实情的情况，还出现了西藏自治区高官矢口否认本藏区已有数起自焚发生的情况，还曾出现过流亡西藏政府与民间方面在统计自焚藏人人数上不一致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极有可能的情况是，全藏地及境外的自焚事件可能不止以上所记录的136起，可能有被当局动用一切力量竭力掩盖的自焚事件已经发生，外界却不得知。并且，仅依据目前所报道的（包括境外涉藏媒体和组织报道的，以及中国官方媒体如CCTV、新华社、新华网报道的）案例，至少有50起与47位自焚者相关的案例，其中至少有两百甚至更多的藏人因此被拘捕、被判刑，最高刑期是死刑（2013年3月13日自焚牺牲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妇女贡觉旺姆的丈夫卓玛甲，被阿坝州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最低也是一两年，更多的是数年重刑，但一定还有未被报道的连坐案例已经发生。

2、7位试图自焚或自焚未成的藏人：是境内藏地的成列、多吉热丹、卓玛杰、久谢杰；其中多吉热丹在异地蹊跷身亡，久谢杰服毒自焚时毒发身亡；而成列与卓玛杰均被捕，目前情况不明。以及在印度的流亡藏人隆日多杰、次成多杰、达瓦顿珠。

3、2013年3月底，从康结古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结古镇），传出一名藏人妇女因抗议当局强拆其房屋而自焚受伤的消息，10月底时方才被证实，名叫贡觉措姆，40岁，是结古镇桑则（音译）村人，目前已从医院返回家中。

——唯色记录。

中共机密文件证明：2008年3月中共在拉萨屠杀藏人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2/2014

作者: 桑杰嘉

2008年3月10日起以西藏首都拉萨为主的西藏各地发生大规模抗议中共统治的和平示威游行，遭到中共军警血腥镇压。当时传到国外的拉萨街头照片中可以清楚看到整个拉萨布满军警，目睹者称枪声不断。而中共当局一直对此千方百计进行掩盖，并到处撒谎，欺骗国际社会。今年8月20日，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获得中共机密文件——《（机密）拉萨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2008］拉公刑法检字第092号》、《093号》、《094号》和《101号》以及在《拉萨市西山殡仪馆中尸体名单列表》。内容涉及2008年3月中共军警在西藏首都拉萨对藏人和平示威游行进行血腥镇压时开枪扫射的事实更加清晰，中共当局散布的谎言被彻底揭穿了。

今年8月20日，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获得中共机密文件——《（机密）拉萨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2008］拉公刑法检字第092号》、《093号》、《094号》和《101号》以及在《拉萨市西山殡仪馆中尸体名单列表》。内容涉及2008年3月中共军警在西藏首都拉萨对藏人和平示威游行进行血腥镇压时开枪扫射的事实更加清晰，谎言彻底被揭穿了。 2008年3月10日起以西藏首都拉萨为主的西藏各地发生大规模抗议中共统治的和平示威游行，遭到中共军警血腥镇压。当时传到国外的拉萨街头照片中可以清楚看到整个拉萨布满军警，目睹者称枪声不断。而中共当局一直对此千方百计进行掩盖，并到处撒谎，欺骗国际社会。“2008年3月事件发生后，时任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于当年3月17号在北京向中外媒体声称，在依法处置近日于拉萨发生的打砸抢烧事件中，公安、武警始终保持极大克制，坚持依法执法、文明执法；整个过程，没有携带和使用任何杀伤性武器。其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和公安部新闻发言人单慧敏等官员也向中外媒体发表与向巴平措口径一致的言论。” 而之后传到国外的录像也显示中共派强军警对拉萨市的多个村庄展开挨家挨户的大搜索和抓捕行动，长者六七十岁，少者中学生。军警规模庞大、装甲车、特警、公安、武警部队、防暴警察、边防警察等全副武装，甚至长枪上了刺刀。对此，网友称：“鬼子进村了！”—— 拉萨市区的藏人家庭遭到搜捕行动从机密文件《拉萨市西山殡仪馆中尸体名单列表》中可知一二，该殡仪馆里存放的尸体名单列表中的大部分是从家里被军警强制带走的。 2009年西藏流亡政府所收集到的资料显示：2008年3月至2009年1月31日，220名藏人死亡，1295人受伤，5600多人被捕，219人失踪。西藏人权中心《2008年西藏人年度报告》称：“2008年和平抗议事件中最少120名藏人遭屠杀，6500多人遭逮捕，190人遭判刑。 中共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在2008年4月1日下午16时，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遇害的12名“无辜群众”外，还有6名“无辜群众”在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中遇害。而且，大开宣传机器激发民族仇恨。对中共军警开枪屠杀藏人的事实只字不提，震惊世人的是最近中共机密显示当时军警是用机枪进行扫射的，《机密》——尸体检验鉴定书显示1人中有17枪、两人15枪、一人8枪。《机密》中共26具尸体，15具被确认为枪击伤死亡，其中11人为藏人，另4人身份不明。 2014年8月20日，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公开发布的这份机密资料来自中共拉萨市公安局。机密资料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机密）拉萨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2008］拉公刑法检字第092号》、《093号》、《094号》和《101号》，第二部分是：《拉萨市西山殡仪馆中尸体名单列表》。 《（机密）拉萨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2008］拉公刑法检字第092号》全部内容如下： 尸体检验鉴定书 报检单位：拉萨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 报检时间：二00八年三月二十日十时三十分。 死者：无名，男，藏族，其余不详。 检验时间：二00八年三月二十日十二时。 检验地点：西藏拉萨市西山殡仪馆。 绪言：二00八年三月十四日下午，在拉萨市“金蕃大酒店”附近有一名男子死亡。 检验目的：要求进行尸体检验鉴定，依照检验结果出据本鉴定书。 检验情况：    死者上身着黑色绒休闲上衣，红色毛衣，深咖啡色纵条衬衣，横向蓝条白底T恤，下身着浅灰色牛仔裤，灰蓝色保温裤，蓝色白底内裤，脚穿红、白休闲旅游鞋。     死者身长184cm。发育正常，营养一般。尸斑暗红色，见于背腰部未受压处，指压不褪色，尸僵已缓解。未见明显腐败体征（冰冻状态）。     头面部：死者双眼闭合，脸球结膜苍白，角膜三度混浊，瞳孔0.5cm。     躯干部：死者右肩背部至右侧腰部、右下肢部可见散在的共十七处类圆形皮肤裂创，创口直径由0.7cm－1.0cm之间，创缘均可见明显挫伤轮形成合并有烟晕存在。多数损伤均进入胸腹腔内。     其余各部位未见异常。 分析说明： 一，尸体现象表明死亡时间为检前六天左右，与报检时间相符。 二，死者所受损伤主要位于右躯干部，根据创口形状及挫伤轮损伤分析均符合枪弹创特征。 三，死者右躯干部枪击损伤后，枪弹进入胸腹腔内造成死亡，故枪击伤为主要致死原因。 结论： 死者（无名男子）系枪击死亡。 拉萨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主检法医师：李文展 主任法医师：王志学 二00八年三月二十一日1 以上是《（机密）拉萨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2008］拉公刑法检字第092号》全部内容。 由于《093号》、《094号》和《101号》是同样的方式进行检验。报检单位：拉萨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报检时间：二00八年三月二十日十时三十分。死者：《093号》无名，女，藏族，其余不详。《094号》无名，女，藏族，其余不详。《101号》无名，男，藏族，其余不详。 检验时间：二00八年三月二十日十二时。 检验地点：西藏拉萨市西山殡仪馆。 《092号》、《093号》、《094号》均是在二00八年三月十四日下午，在拉萨市“金蕃大酒店”附近死亡。《101号》是在拉萨市夺底乡二村山沟里死亡。鉴定结论：以上四位无名死者均为：“枪击伤死亡”。四位无名藏人尸体由拉萨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主检法医师：李文展，主任法医师：王志学，时间为：二00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据西藏人权中心对该《机密》研究后发现四名无名死者中：《第092号》藏人1人身中17枪。《093号》、《094号》各中15枪和8枪。另外，从《094号》中看出《101号》中一枪。 另外，《拉萨市西山殡仪馆中尸体名单列表》中有22具尸体，显示15具遭杀害，其中11具是遭枪杀。可以确认的藏人来自拉萨、尼木、阿坝，当雄等地藏人。六具尸体有名，其他无名。共有六名女性。年龄最小20岁。五位是2008年3月14日枪杀，当天被军警拿走尸体。其他的尸体是在中共军警进行大搜捕行动时从家中或者诊所强制送到殡仪馆。因为，《拉萨市西山殡仪馆中尸体名单列表》显示找到尸体的日期3月16、17、18日等。 真相总会有大白的时候，中共非法侵占西藏后掩盖事实、歪曲历史加撒谎维持统治。但真相一个个不断浮出，如所谓的解放西藏、民主改革、藏人叛乱、达赖喇嘛流亡、以及有组织的藏独等等等——弥天大谎一个个揭穿了。中共曾无耻地否认对2008年3月军警在拉萨开枪镇压藏人，今天中共自己的《机密》文件已经证实了事实真相——中共对藏人进行了屠杀！ 对于中共这样的独裁专制来说这样的撒谎、欺骗、篡改、掩盖这些行为见怪不怪了——因为这是殖民者一贯做法。但是，个别追求普世价值的中国民主学者们持与中共一样的观点才真是悲剧。这样的民主学者并非没有，让我们看看中国民主理论学者，自称“宪政自由主义立场的汉族知识分子”张博树先生在其《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中对2008年3月西藏首都拉萨藏人抗议事件的描述：2008 年拉萨发生“3.14”事件，这是自上个世纪80 年代末拉萨“骚乱”后时隔多年、又在这个城市爆发的大规模民众抗议和暴力冲突。事件造成了惊人的破坏与生命、财产损失：“不法分子纵火300 餘处，拉萨908 户商铺、7 所学校、120 间民房、5 座医院受损，砸毁金融网点10 个，至少20 处建筑物被烧成废墟，84 辆汽车被毁。有18 名无辜群眾被烧死或砍死，受伤群眾达382 人，其中重伤58 人。”——引自王小彬《经略西藏：新中国西藏工作60 年》，页404。2 我想问张先生的是：你自称因为会见达赖喇嘛而被炒了，你也说与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办事处官员和藏人朋友深入交流了解到了西藏的情况，那么从他们讲的2008年3月事件是如此吗？难道他们没有提供你一点有关2008年藏人抗议和中共镇压的情况吗？或者你是故意选用中共御用写手的资料？更甚者你根本就不相信藏人的说法？ 如果你是“学者”，如果你还有最基本的人性和良知，今天面对中共《机密文件》揭露2008年3月镇压和屠杀事件真相，你应向藏人道歉！否则劝你以后不要再说什么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更不要就西藏问题说三道四。 另外，西藏人权中心表示，经过对《（机密）拉萨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的研究分析认为，中共自己的资料证明了在2008年3月镇压抗议事件中最少杀害了一百零一人。研究人员说：“从获得的《（机密）拉萨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 》编号看最少101人被杀害。” 注释： 1、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网站：http://www.tchrd.org/tib/2014/08/༢༠༠༨་ལོའི་ལྷ་སའི་ཞི་རྒ/ 2、张博树：《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第154页。 2014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