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巷仔口社會學
潘美玲／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社會學是分析社會現象的科學，任何一個社會都可以成為社會學研究的對象。社會學的研究不僅描述現象，也進行分析批判，是一門兼具知識與實踐的學科。然而，當我們將這些基本的社會學研究行動視為理所當然，往往忽略了：我們習以為常的社會學研究，其實需要自由的學術環境才得以存在。當處於高壓集權的政權統治時，壓迫者往往不容許被壓迫者研究自己的社會，更不可能讓被壓迫者藉由社會學，認識自己及其所處的社會處境。藏人教育社會學者Dr. Gyal Lo的經歷，正提醒了我們這個事實。
Gyal Lo出生於被中國統治的西藏，他的藏文名字依標準藏文發音應譯為Gyal Lo。但在中共的漢語教育下用中文發音變成「嘉洛」，英文就翻成Jia Luo，成了他身份證件上的名字。今年三月，我以本校國際文化研究中心「子計畫三：移民、不平等公民與批判法律研究」計畫主持人的身份，邀請Dr. Gyal Lo以「中共殖民地寄宿制學校與西藏文化傳承前景的社會學解讀」為主題發表演講，並錄製了兩集podcast。[1]本文所要呈現的重點在於：為何一個在西藏境內受教育的知識份子，會對社會學產生興趣，進而成為學術專業者？以及，Gyal Lo又是如何以社會學視角，進行西藏社會研究？
從社會學思考自身的社會發展
Gyal Lo出生於藏區的安多，小學時正值中國的文革時期，在學校只能使用普通話，但生活環境中仍以藏文為主。因為先天的腳部殘疾，他日後無法從事耕作或放牧，唯一的出路就是認真讀書。然而，即使他通過了小學老師的甄選，卻因為身體殘疾而被取消資格。之後，Gyal Lo靠著旁聽與自學，考上了西北民族學院藏文學系。大學期間隨著知識的增長，他從一個僅考慮自身前途的年輕人，蛻變為關注自身民族與社會發展的知識份子。在一次與藏人尊敬的仁波切討教的經驗中，他開始認真思考：為何藏人擁有千年優秀的傳統文化，但社會卻沒有能夠出現相應的發展？
Gyal Lo畢業之後留校任教，在系上教授藏文公文書寫的課程，但這個科目完全無法引起學生的興趣，他自己也覺得這些內容索然無味。於是，Gyal Lo自己編寫藏文教材，教授社會學以及社會學理論的分析批判思考。學生開始將所學應用到當時社會議題的各種缺失，甚至向系上主動提出問題或反映各種不足。系上高層為了避免學生因為學習社會學，而引發向權威提出質疑的星火燎原，就直接以「教學內容不符規定」為由，不准他繼續傳授社會學的知識。Gyal Lo表示，這是他個人首次遭受到不能自由研究學術的困境：當他試圖透過社會學知識，引領學生自主批判思考、對於現況提出質疑，並尋求解決社會重要議題的可能出路時，不但沒有得到鼓勵，反而被視為麻煩製造者。剛發芽的社會學藏文教材就被連根拔除了。
發展以藏人為主體的教育／社會學
Gyal Lo認為中共實施漢化政策，有意識地弱化藏語的發展，使得藏人失去與西藏傳統文化的連結。而其中主要的癥結，在於教材語言或內容極度地偏漢弱藏。於是從2000年開始，他用藏文編寫教材，並大量印刷，將之推廣到西藏各區學校，引起藏人社會相當大的迴響，甚至開始進行師資培育。但這個重要的文化復興行動，抵觸了中共「同化中國境內少數族群」的基本原則。在初期尚未引起關注時，還能夠暗中進行；但隨著其影響擴大，引發中共當局的注意，在2003年被要求馬上停止師資培訓以及藏文教材的使用。
不過， Gyal Lo自發地設計藏文教材、進行文化復興活動的舉動，引起了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育學院的注意，該單位長期關注殖民統治下受壓迫者的教育體制。於是Gyal Lo趁著受邀到該機構訪問的機會，繼續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他於2015年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改寫博士論文出版Social Structuration in Tibetan Society: Education, Society, and Spirituality (Lexington Books，2016)。這本著作超越了現今英語世界以及中共對於西藏社會文化研究出版的限制，能夠直接引用藏文原典，並以西藏「局內人」的位置書寫。Gyal Lo運用英國社會學家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並結合西藏佛教哲學家宗喀巴的思想，分析理解西藏社會的歷史和現狀，從而提出西藏社會結構與文化具有精神性的特色。特別是中共將西藏的傳統歷史與社會文化，界定為「黑暗的封建農奴社會」，並以此做為其占領至「解放」西藏的理由。Gyal Lo 的著作完全顛覆了中共對西藏的「落後」標籤，而從精神性的面向，點出中共從馬列主義的物質論觀點、以及漢人中心理論解釋西藏歷史的謬誤。
移植的社會化：中共在藏區的寄宿學校體制
Gyal Lo於2017年回到西藏，獲得中國雲南師範大學教授職位。他從侄孫女們被送入同化藏族兒童的寄宿學校之後所出現的行為轉變，驚覺到整個族群正面臨文化滅絕命運的過程。中共為了貫徹將境內少數民族徹底同化的政策，直接從開始學習語言的階段開始，將四歲幼童強制送入中共設置的寄宿學校，接受以普通話為主、效忠共產黨的洗腦式教育。導致這些孩子在假日回到自己的家中時，往往已無法和父母、祖父母等長輩溝通；甚至因為長輩們不說普通話，而產生輕視的態度，並對自身的西藏文化疏離。也就是說，藏人自己生的孩子，卻因為被送到寄宿學校，而變成家中的陌生人。Gyal Lo發現，在這種寄宿學校體制長大的孩子，日後都面臨了文化無根、無所適從的認同真空狀態──他們既無法融入漢人社會，也失去了與家人的連結。
Gyal Lo 於是開始進行廣泛的實地考察，他在兩年的時間內，參訪了50多所寄宿學校，記錄中國教育政策對藏人社會的影響。中共設立的寄宿學校，是對少數民族進行文化滅絕的重要手段。從社會化的角度來看，家庭、學校、同儕、職業等均是重要的社會化來源；而在進入正式的國民教育之前，家庭教育原本是兒童最主要的社會化場域。然而，中共為了貫徹其漢化政策，將家庭社會化的功能完全由寄宿學校取代，斷絕了西藏傳統口傳的實作知識，以及傳統菁英文化的教育傳承。取而代之的，是效忠中共領導人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型態，以「移植」漢化的方式──Gyal Lo稱之為「移植的社會化」──徹底地進行文化滅絕，以此消除藏人的認同以及對中共的反抗意志。對這個現象實地調查的資料，真實地揭露了中共殖民統治的殘酷性，卻因為觸犯中國政治禁忌而成為中共整肅的對象。
出走與發聲（exit and voice）
其實，當Gyal Lo在加拿大取得博士學位、回到西藏任教之時，他抱持著繼續從事社會學研究的熱情，希望提升並開創新的學術議題。他特別希望用藏文的教材，來啟動西藏社會學的發展。因此，他集中心力從事藏區文化與社會的研究，並以西藏為主體的角度，進行學術寫作與發表。然而，這種以西藏文化為核心，討論社會文化與教育之間關係的論述，卻因碰觸到中共統治者的底線，而沒有發表的空間。他表示：「我從他們的評語中可以看出來，他們認為藏族從未形成一個完整的民族，藏民族從來就沒有一個完整的教學體系。」
Gyal Lo 在2020年因「具有西方背景的外籍藏人」的身份而被迫逃離中國，定居加拿大，從此積極投身於西藏教育權利的倡導工作，他以在藏區調查的資料，向全世界揭露西藏文化面臨滅絕的迫切危機。Gyal Lo的遭遇，揭示了在極權統治制度下，社會學知識發展與教學所遭遇的阻力，以及它如何被當權者視為威脅所在。換一個角度來看，這也呈現出社會學知識可能產生的作用與能量。正是這個體認，讓他堅定個人的使命，選擇了離開，並且大聲地對世人疾呼中共寄宿學校政策對於西藏文化產生的後果。
[1] 完整錄音可從以下網址聆聽：thttps://transit-asia.chss.nycu.edu.tw/project/chinas-educational-policies-in-tibet-transforming-society-and-ident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