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茉莉
就像是由一个接一个的糟糕的事件连接起来的，西藏的当代历史令人悲哀。当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撰写他的自传《噶伦堡的面条商：西藏抗争中我不曾讲述的往事》时，面对当代西藏一连串惨痛失败的史实，身为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他心中充满懊丧、痛苦与无奈。
英国哲学家伯林说：“历史没有歌词。”即历史没有必然性，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偶然。但人们也知道，历史是人类为未来而储备的经验，真实是历史的最高主题。无论如何惨败，人们需要追索历史，探究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从真实的历史经验中去获得真知。
◎ 出版回忆录提供证词寻求解答
今年四月，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出版了这部英文回忆录。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嘉乐顿珠先生写出他守了多年的秘密，从自己独特的角度，为西藏历史提供了一份个人的证言。这本书让世人不只看到大汉族胜利者的“丰碑”，也看到一个弱势民族所遭受的集体磨难，看到在屠刀下不甘屈服的人们为自由所做的抗争。
嘉乐顿珠先生力图从芜杂的史料中理清头绪，诠释过去，用以理解和指导现在。他不断地向自己提出问题：如果当初我们没有这样做或者那样做，今天西藏人的处境是否会好一点？与嘉乐顿珠合作撰写这本书的美国教授石文安博士，在新书发布会上介绍了这本书的始末。
书中的一个被媒体渲染的重大内容是：西藏流亡政府曾周旋于中共、美国、印度、台湾等多个政府之间，寻求支持，结果不断被出卖。嘉乐顿珠更后悔当年接受美国中情局的军事援助，因为这使藏人遭受了更大损失，失去了许多向藏人提供自治权利的对话机会。
我感到困惑。嘉乐顿珠先生在书中所作出的一些反思和论断，例如他对美国的指责，懊悔自己与美国中情局合作等说法，显然存在着一些严重的认识误区，需要有人坦率地指出来。
◎ 扮演两个不同的历史关键角色
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家族里，嘉乐顿珠是一位身份特殊的复杂的政治人物。他政治专业出身并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直接介入并引导了西藏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可以说，没有嘉乐顿珠，半个多世纪的西藏历史也许是另一种写法。
在嘉乐顿珠的前半生，他努力在国际上寻求支持者以抵抗中共，发展西藏抗暴事业。而在他的后半生，他致力于推动中共和达赖喇嘛的谈判，成为达兰萨拉和北京之间的联络人，在汉藏接触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出生于1928年的嘉乐顿珠先生，从少年时起在南京接受国民党的反共教育。1950年西藏沦陷后，噶厦政府被迫与中共合作，嘉乐顿珠却逃往印度，声称：“我不能充当合作者而背叛我的人民、背叛我的良心。”他开始在海外推动西藏抗暴运动，寻求国际力量的帮助，以拯救危难中的西藏。这个时期，他成为谋求西藏独立的骨干力量。
1954年，嘉乐顿珠在印度噶伦堡建立“西藏自由同盟”，开始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台湾当局联系。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末期，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嘉乐顿珠合作，训练藏族反抗战士。这些藏族战士在受训后，会搭乘飞机，携带武器、无线电等，使用降落伞回到西藏。
1959年，达赖喇嘛成功出逃到印度，途中也获得嘉乐顿珠及其美国中情局的协助。那些年，嘉乐顿珠在国际上寻求支持有关西藏地位的讨论，并获得成果，例如1959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1353号决议，其中提及尊重西藏的人权、文化和宗教。但美国中情局在训练了几百名藏族抗暴战士之后，于1969年终止了援助。
七十年代末，毛泽东去世，中国文化革命结束，嘉乐顿珠先生开始扮演他生平第二个重要的政治角色，成为达赖喇嘛与北京之间的联系人。他于1979年在北京会见邓小平，重新开启汉藏高层的接触，建立对话管道。而后嘉乐顿珠频繁赴京，曾促成达兰萨拉派出三批访问团到达西藏，并与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胡锦涛等建立联系，交换意见。
◎ 嘉乐顿珠的认识误区何在？
尽管嘉乐顿珠一生扮演了两个方向截然相反的角色，但我们可以理解，为了弱小民族的救亡图存，他努力在东西方列强碰撞的隙缝里寻找机会，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值得尊敬，但是，他在认识上却存在不少错误。
首先是嘉乐顿珠对美国的认识有误。在回忆录中，嘉乐顿珠表示他后悔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援助，指责美国为自己利益只是想挑起矛盾。他最痛心疾首的一点是，美国并未像藏人想象的那样无私支援，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后来中止了援助，背叛了西藏人。嘉乐顿珠还谈到美国提供的武器过于陈旧，通过空投藏人进西藏打游击，美国人获取了不少情报。
这种抱怨不是没有道理，美国确实有不够仗义的地方。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当嘉乐顿珠为了西藏人的利益与美国合作，美国人也有自己的利益。那是冷战时期，为了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美国不愿原本自由的西藏被赤化，因此才与西藏进行训练游击队的合作。
后来尼克松上台决定联华抗苏。为了改善中美关系，中情局终止了援助。在美国人看来这也很没什么错，因为这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后来美国放弃南越，也与他们和中国建交有关。更何况，其时美国中情局援助西藏抗暴战士已经十几年，没有看到效果，也看不到未来成功的可能性。
嘉乐顿珠先生因此愤愤不平，感觉到自己被美国背叛和抛弃了，这只能说明老一辈西藏精英的天真，他们对国际政治复杂诡谲的关系认识不足，误以为美国会为了西藏牺牲自己的利益。
其次，嘉乐顿珠先生没有看到，他当年与美国合作是一个必然事件，当时藏人并没有更多的选择。五十年代“红汉人”势如破竹地占领西藏，一张“十七条协议”如同一纸空文，藏人完全没有招架之力。就像被围猎的无助羔羊，没有资本与狼虎般的占领者讨价还价，只能转向其他方面求助。
这是很正常的国际博弈。不管后来结果如何，西藏人作为弱小的一方，借助国际上更强大的力量——美国，以对抗直接压迫自己的强权——中国，这个选择自然而且合理，即使后来失败也没有什么值得懊悔的。
我听说一些当年接受过美国训练的藏族战士对此毫不后悔。那些后来定居于印度、尼泊尔的老战士，在垂暮之年接受台湾记者林照真和达瓦才仁的采访，都一致认为，为了拯救西藏接受中情局的援助是对的，只是抱怨美国的援助太少了。
再次，嘉乐顿珠先生说：“与中情局接触使更多藏人遭中共屠杀。”这种说法是不太有事实依据。据已故的第十世班禅喇嘛所总结的情况，中共对藏人的屠杀主要发生在1959年藏人起义之后，那时有几十万藏人被抓捕，被迫害至死，更多的藏人饿死于六十年代的大饥荒中。总而言之，即使流亡藏人当初没有和美国中情局合作，中共也不会因此少杀一个藏人。
◎ 夸大中情局作用，错误推断历史
西方学者卡尔·波普曰：“有时，对历史真相的解释，比对历史真相的发现离历史本身还要远。因为解释历史的权威们，总难免犯这样一个错误：为着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历史。”嘉乐顿珠先生在解释西藏历史事件时，也犯了类似的错误：按照自己的愿望来评断历史。
一直盼望中藏能够再度对话，嘉乐顿珠先生在回忆历史时，为中藏之间目前的僵局创造了一个解释，说：由于藏人过去信任美国中情局，为西藏流亡政府和北京之间制造了不必要的敌意与冲突。因为此举激怒了中共，导致达赖喇嘛与北京的互信严重受损，失去了许多对话机会。嘉乐顿珠还说：跟中情局的关系使得中国彻底摧毁了西藏文化。
历史从来就是这样，无所损失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人们的任何一种选择都可能带来某个方面的损失。但是，和美国中情局合作真的使藏人丧失与北京谈判的机会吗？没有中情局介入汉藏之间就有互信吗？西藏文化是因为与中情局合作而被摧毁的吗？
嘉乐顿珠先生过于夸大了美国中情局的作用及影响。不管中情局是否介入，中共从一开始就没有信任过西藏人，1951年与藏人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只是缓兵之计，事后证明是一个骗局。到目前为止，西藏文化并没有被彻底摧毁，它受到了巨大的破坏，面临着极大的危机，但不能说它已经被彻底摧毁了。
中共长期以来破坏西藏文化，与大汉族专制政权消灭传统藏人社会、将之同质化的目标有关，与美国中情局毫无关系。早在1912年，大汉族主义者孙中山就在《国民党宣言》中提出“励行种族同化”。后来中共虽然不明说“同化”，却一直在强行灌输共产党意识形态，以取代西藏传统的佛教文化。而美国既无对西藏的领土要求，也没有毛泽东那在西藏推行“一片红”的雄心。
◎ 是否对话取决于中共国际利益需要
把当今西藏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与美国中情局合作，嘉乐顿珠先生在认识上陷入迷途。他对西藏失败的历史刻骨铭心，但创痛的情感无助于更多地认识真相。为了寻求真知，我们除了需要历史感，还需要有广阔的眼光，要能纵横上下时空去比较。
当嘉乐顿珠先生一厢情愿地说，与中情局合作使藏人失去了许多与中共对话的机会，他的潜台词是：西藏和中国原本是有很多对话机会的。在经历了一切失败之后，嘉乐顿珠先生现在似乎认为：依靠国际社会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西藏人可以凭自己的努力去与中共谈判。
这是嘉乐顿珠先生所有认识误区中最严重的一点。笔者长期跟踪汉藏谈判，发现自八十年代以来，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共的接触及其对话，无不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英国法学博士、原天安门学生邵江和笔者讨论，他也认为，西藏人每次获得谈判机会，都由于中共在国际上有其利益需要。
例如，七十年代末中藏之间恢复接触与谈判，邓小平会见嘉乐顿珠，甚至邀请达赖喇嘛回中国。一般认为，那是文革后中共改革的大趋势，表现了邓小平的开明作风，也是胡耀邦等中共领导人对西藏人的善意。但我们要看到，在这个背后更深的原因是，邓小平从华国锋手里夺取权力后，需要站稳脚跟，要搞改革开放，急需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文革后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需要大量引起外资发展经济。于是，中共领导人就在西方人关心的西藏问题上展现出温和姿态。
第二次中藏重开谈判是在2002年9月，这次完全是西方施压的结果。在此之前，中共由于六四屠杀遭到西方的经济制裁，被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当时中共当局亟需对外开放发展经济，因为只有经济发展才能获得政权的合法性。他们努力争取重回国际社会，但中国在1993年申办奥运输给了悉尼，直到2001年才成功申办到2008年的奥运举办权。
于是中藏谈判再次成为热门话题。表面上看起来，是嘉乐顿珠先生再次出山前往北京敲开谈判大门，实际上，是因为中共需要在奥运前向世界释放其和谐的“善意”。自2002年开始的中藏谈判进行了九次，直到2008年11月，中方在会谈中展现强硬态度，达赖喇嘛表示深切失望。这次谈判中断的时间，正是中国奥运盛会结束，西方各国元首、政要都已出席捧场之后。此时，中共已经大获成功，不需要再上演“中藏谈判秀”了。
◎ 过去的求援没有丢到雅鲁藏布江去
由此可见，过去中共与藏人谈判，主要是国际社会的推动作用。现在中共不肯谈判了，是因为腰杆已硬的他们不再在乎国际压力。如果将此归咎于和美国合作，这对美国也是不公平的。
至今为止，美国是对西藏支持最多的国家。当今西藏问题在国际上有这么大的声势，美国在其中起了最大的作用。尤其是美国国会敢于介入西藏问题，历届总统都有接见达赖喇嘛，都过问西藏局势表示关注。在经济方面，美国对西藏的资助也比较多。美国还创办了几家藏语电台，这都是一些具体可行的支持西藏的措施。
在敦促中共与达赖喇嘛谈判方面，美国也不遗余力。前面提到在九十年代中断的汉藏谈判，到2002年开始恢复，那次主要就是美国推动的。在江泽民任职内的最后一年，布什总统邀请他访问美国，去布什家的农场做客。期间小布什施展外交手腕，敦促江泽民与西藏人好好谈判。
美国政府之所以要这样支持西藏，因为决定总统立场的是美国的民意。正是民主社会中的民意基础决定了政府的价值取向。美国人民对西藏的同情与关注，源于西方悠久的人道主义传统，以及维护正义、帮助弱小和捍卫人权的原则。笔者曾参与过的国际支持西藏运动，可以说是一个来自民间的草根运动。
因此，嘉乐顿珠先生当年求助各国的努力，并没有都丢到雅鲁藏布江去。大半个世纪以来，流亡藏人在国际上奔走呼号，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一百年前被大汉族强行“共和”的其他民族，如蒙古族、满族，都已默默地被同化，失去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传统。而西藏人却因为流亡，其声音被世界听见，使藏传佛教以及文化得以在世界广泛传播。
因此，即使目前中藏谈判停滞，嘉乐顿珠先生也不要认为这是自己过去选择的错误，因此一味认错，一心去与虎谋皮。这不是西藏人的错，而是时代潮流所致，是大汉族强权过于强大的缘故。
在历史巨大的吊诡阴影下，西藏人背负着沉重的悲剧性的大山，在争取民族自主的道路上们踉跄前行。按照伯林的看法，人类的同情心是解决人类问题的关键。作为弱小民族，西藏人不能总是从一个强权转向依靠另一个强权，而是应该找到自己的着力点，继续争取各国民间社会的理解和同情，在民间公民社会的力量支持下，去争取西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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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太平洋月刊》2016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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