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2020-04-03 14:38
- 新聞引據：採訪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我二十九歲從家裡出來，就這樣到了印度，現在已經82歲。我看不到我們祖輩生活的家園，自己只能在異國他鄉生活。是誰搶佔了我的土地，我的家園？是誰搶佔了我的博？我們像小鳥一樣被從巢中趕了出來，橫穿了時間中所有的痛苦，從家裡到拉薩，從拉薩再到印度，走過了所有的痛苦。這一切都是中國人造成的。」（洛日甲）
「我小時候最喜歡念經祈禱，更喜歡跟大人們一起念經祈禱，朝拜神山聖地，還和小孩子一起唱情歌等。如今我雖然這麼老了，但每當想起小時候的生活，我都會禁不住流淚。從前受父母百般疼愛，自由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家鄉的水淨、土淨。現在我住在印度德拉頓頓珠林藏人難民定居點，寄居在別人的國家，找水找地，語言不通，食物不適……，這就是命運吧！」（卓洛）
「我們藏人的俗語說，人老歸故國。人越老越想念家鄉，家鄉不會在記憶中消失。……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對家鄉的人說：我是居欽家族的人，我希望和她死在一起。」（居欽·圖朗登傑）
這是漢人女作家唐丹鴻與流亡藏人桑傑嘉的合著--《翻身亂世—流亡藏人口述錄》中記錄的三位元耄耋之年的流亡藏人的敘述。
這11位口述者都是當年抵抗運動的參加者，其中只有一名女性。當中有1959年追隨達賴喇嘛出來流亡者，也有因參加抵抗運動而被投入監獄20年之後90年代的流亡者，有的參加過「四水六崗衛教志願軍」，有的接受美國中央情報局培訓後被空投回藏地，協助並護送達賴喇嘛逃亡印度，這支小隊伍在70年代遭到尼泊爾政府軍全面圍剿。
流亡者們曾親眼見證黨的槍桿子恩威並施下的「幸福的翻身」如何改變傳統的耕作方式、放牧方式，如何用「乾淨的翻身農奴階級」與「骯髒的農牧主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瓦解傳統社會，如何沒收地主、寺院的土地和財產，指使經過「思想教育」之後的外來「積極分子」批鬥與毆打他們的上師和家人，見證了「大躍進」中家人、鄉人如何被逼得走投無路，被餓死、甚至全家自殺。
卓洛老人口述的「遭遇蒙古騎兵」，佐證了一個被隱蔽的重要的事實，那就是，1959年的「平叛」—即黨鎮壓藏人的抵抗運動徵用的是草原梟雄---蒙古騎兵。
「我們往北跑了很久，有一天，我們看到一些遺留的爐灶。……這種灶的樣式是蒙古人的。蒙古人的灶與藏人的不一樣。他們燒羊糞，藏人燒牛糞。」「沒幾天，蒙古人和解放軍追上來，我們跟他們打了整整一天」，「還有一次，我們被十幾個解放軍發現了，這些解放軍是蒙古人。蒙古軍人穿的是蒙古服。蒙古解放軍要比中國人解放軍兇猛得多。」
其他的藏人口述歷史，如納倉·怒羅的《那年，世時翻轉-一個藏西藏人的童年回憶》以及達瓦才仁的《血祭雪域》都有相關記載。
流亡藏人非常高興有漢人朋友來採訪，而且用中文寫出來。（唐丹鴻提供）
關於黨借用「以夷制夷」的戰略謀術，徵調蒙古騎兵入藏鎮壓藏人抗議運動的記載，早年我在翻譯蒙古裔日本學者楊海英的《沒有墓碑的草原》（八旗文化出版，2014年，與父親合譯）時就多處「遭遇」過這樣的記載：「騎兵第五師于1958年進軍青海，平息藏人的武裝叛亂」。說一口流利的日語的「挎洋刀的海山部長，以前加入東蒙古自治軍，1958年藏人起義時被派到西藏去‘平叛’」。後來楊先生的專著《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大塊文化出版，2017年）中，借遠征兵的對話詮釋了黨為什麼會借用既繼承蒙古騎馬戰術的優良傳統，又吸收了日本近代軍事思想和訓練的蒙古武士（SAMURAI）充當傭兵的理由：
第一：同為信仰藏傳佛教，同為畜牧民，熟悉高寒地帶的山川地形，熟悉藏人的生活習性與騎馬、射擊術。
第二：借此消滅蒙古民族武裝力量。
第三：離間蒙藏，製造新的仇恨。在藏地放出「成吉思汗的騎兵來了」的風聲，對藏民用心理戰術，造成精神恐懼，誘使異民族間蟲甕殘殺，坐享魚利。
唐丹鴻（右）與桑傑嘉（左）。搶救記憶，還原歷史，從恢復命名開始。（唐丹鴻提供）
2008年耶誕節，丹鴻一家帶我去猶地亞沙漠與死海谷底交界處的岩石山頂-在馬薩達古堡，那是以色列古代猶太國的象徵，西元70年猶太人反抗羅馬人侵略，在這裡堅守三年，最後900多人集體自殺，「永不陷落的馬薩達精神」成為寧可站著死，也不跪著生的自由象徵。
在耶路沙冷「哭牆」附近的藝術咖啡店，丹鴻的話題仍然是她夢魂牽繞的遙遠的西藏。丹鴻在出國前曾深入藏地，拍攝過關於楚布寺的天葬和法會以及風俗民情的紀錄片，寫過不少關於藏地的散文。身為漢人，丹鴻對藏人懷抱深深的恥辱感、歉疚感。儘管我們這一代並沒有直接加害於藏人，但是從血緣、地緣、文化、從精神結構以及民族生活的機制上，我們很難與前人分割，脫得清清白白。深受傷害的藏人那水一樣安詳流淌的目光，像一面鏡子，照出身為漢人在道德上息息相承的罪惡。
2008年3月在藏地再度爆發抵抗事件之後，丹鴻在《西藏：她的痛楚，我的恥辱》中寫道：「十八年前，在我第一次踏上西藏的土地之前，我不能想像我將對那裡，對那裡的人，抱有越來越深的，無以排解的歉意；我不知道，我的生命將因與她相遇而蒙獲終身享用不盡的恩澤；我也不知道在蒙獲她的撫慰與悲憫的同時，一種與我個人毫無關係，而是與藏人、漢人兩個民族有關的痛苦，將在我這個個體的生命中彌散綿延。」
唯色說，「正因為恥感，丹鴻和我（四分之一的漢人血統，解放軍的父親）都共同走上了見證文學之路」。「見證文學」的意義在於破除包括國家主義者、強權與強權授權的殖民者的「除憶詛咒」。
丹鴻與我分別後的幾年內，利用授課的暑假，背著沉重的器材行走在印度的北部和南部的大地上。她找到一個很好的合作搭檔---新一代流亡藏人寫作者桑傑嘉，他們共同工作的意義不僅僅在於桑傑嘉將口述者的藏語翻譯成漢語，更重要的是，還原被佔領者選擇的詞彙所遮蔽的真實記憶-重新確認藏人的國族，鄉土以及個人的認同。
消滅人的肉體要比消滅人的記憶容易得多，記憶留在苦膽裡，甚於血液。
本文感謝唐丹鴻提供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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