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丹鴻
1932年10月，在西藏昌都地區金沙江畔一座不起眼的小鎮崗托，十三世達賴喇嘛派出的代表與國民政府西康代表簽訂了《康藏崗托停戰協定》。簽署人有中國、西藏和調停國英國三方代表。停戰協議中，西藏和中國雙方同意以金沙江為西藏與中國的臨時邊界。由此，形成了金沙江東岸的大片藏區並入中華民國的局面。
粗看這份停戰協議，包含兩條明顯信息：一，國民政府承認金沙江以西，是具有主權的、獨立的西藏國；二，西藏政府放棄了對金沙江以東藏區的管轄，被稱為康和安多的大片藏區歸國民黨中國統治。呵呵，1932年還在討論邊界問題。由此也不難理解，為何在持續不斷的高調聲稱西藏自古以來屬于中國的宣傳中，《崗托協定》被暗啞地閑置在角落裏，鮮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所知。
其實，既然是“停戰”協定，當然在簽署之前有過戰爭。那是一場、或一些什麼樣的戰爭呢？
一．供施關系的終結與趙屠夫
先簡單說說大清與西藏的供施關系。所謂供施關系，就是一個和尚和他的俗人施主的關系。施主供奉小到飯食清水、大到金銀珠寶乃至提供安全保護等，和尚為施主念經消災祈福。中國當今求神拜佛的人也不少，俗家弟子對上師竭盡尊敬與虔誠，應該不難理解供施關系。這種供施關系上升到五世達賴喇嘛及其曆代轉世，與滿清太宗皇帝及其繼承者之間，應該說也符合外交對等，一國之君對一國之君。達賴喇嘛作為滿清皇帝的佛教上師，為施主及其屬民的福利在宗教方面進行祈福和舉行相關的宗教活動；滿清皇帝施主進行供奉，包括為自己的上師喇嘛及其屬地遭受外來侵害時提供軍事援助。
這是一種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礎上的獨特的外交關系。不幸的是，隨著一方權力欲和占有欲的膨脹而被打破。供施關系到了清朝末期，被施主天朝塗抹了駭人的血腥。
自以為世界中心、萬朝來貢的天朝那些年遭遇列強攻擊，岌岌可危。朝廷忽然想到西部高地關乎國防。東邊打洋槍洋炮不行，西邊吐蕃佛國沒幾個兵馬，吃桃子要找軟的捏，決心向川邊藏地派官設置，實行“改土歸流”的同化藏人政策，鞏固川邊（注意，四川已經屬于邊境，此乃經營邊務）。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駐藏幫辦大臣鳳全，赴藏途徑金沙江畔的巴塘，見那裏土地膏腴適宜農墾，就開始向當地藏民攤派各種雜役，大開墾場橫征暴斂。最討厭的是，他就跟共產黨人一樣，對藏民千百年來虔信的佛教視若敝屣，強令“每寺只許住喇嘛三百名，余則一二百名即行還俗，如不遵允，定行誅戮……又執槍炮，打斃近衛喇嘛十余名。”所作所為激起藏民憤而抗擊，巴塘人在丁林寺喇嘛帶領下搗毀墾場殺死墾夫，並殺死鳳全及其隨行衛隊共六十五人。
“巴塘事件”發生後，四川總督趙爾豐等人迅速前往“征剿”：“剿辦巴塘七村溝，搜殺藏民達數百人，屍體拋入金沙江，而且將其中七個暴動首領，剜心瀝血，以祭鳳全”。緊鄰鄉城人准備支援巴塘，趙爾豐又圍剿鄉城，一千二百一十名僧人和俗人被殺。將“鄉城桑披寺、巴塘丁林寺焚毀，將寺內佛像銅器，改鑄銅元，經書拋棄廁內，護佛?羅彩衣，均被軍人纏足。慘殺無辜，不知凡幾。以致四方逃竄者，流離顛沛、無家可歸。”（“趙爾豐及其巴塘經營”《西藏研究》1989年第4期）
由此，可以說千百年來靠地理天塹為屏、君子無犯為信、幾無邊防的西藏東南邊陲，被這位人稱“趙屠夫”的清末大臣武裝占領了。隨後該屠夫在川邊康地經營數年，嚴刑酷法鎮壓藏人原住民、侮辱和踐踏藏人的風俗與宗教信仰，廢除噶廈地方行政官（土司）之職（即所謂改土），設立漢官掌管一切事務，修路建橋架設通訊電線、派“援藏”人員赴藏培訓漢地手工藝、辟地造田設立“農業試驗場”、辦學強制漢語教育等（即所謂歸流，入天朝的流），推行了一系列似曾相識的殖民同化政策。這套政策與如今“大救星”的“民改”、“援藏”、“西部大開發”等大大地異曲同工。
為了進一步鞏固占領，趙屠夫還建議清廷在沿打箭爐（康定）至工布江達那大片藏人稱為康的地區設一個新的省：西康。于是那片千百年來幾乎連漢人的毛都沒一根的藏地，就單方面自行出現在當年的中國地圖上了。由于趙爾夫征服和歸流手段狠辣有功，清廷繼而命他為駐藏大臣，兼任川滇邊務大臣。但因藏人對之恨之入骨堅決反對，他才沒有赴拉薩上任（由此也可見委派外交官與委派省委書記是不一樣的哈）。該屠夫繼續一路繳殺，占領了康區的江達、貢覺、山崖、瞻對、波密和白馬崗等地，更建議乘勝占領西藏全土。
1910年清軍武力入侵占領拉薩，宣布“廢黜”達賴喇嘛。十三世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抵抗滿清後被迫流亡。
對西藏的武裝入侵，破壞寺院以及迫使自己的上師和供養對象流亡，完全違背了供施關系中滿清皇帝要保護上師喇嘛及其宗教和人民的義務。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正當反應則是取消供施關系。而滿清宣布“廢黜 ”達賴喇嘛的行為則比較搞笑，因為達賴喇嘛的地位和尊號並非如一些中國學者所說那樣是滿清皇帝“賜予”的，而無非是五世達賴喇嘛與順治之間，為表互相尊重和相互承認互贈尊號而已。因此西藏噶廈政府聲明：“……皇帝給與達賴喇嘛的名號不過是表示一種尊崇，達賴喇嘛的權利和地位根本不取決于這些名號……有關‘廢黜’達賴喇嘛的問題，就正如達賴喇嘛試圖通過收回‘支那地方文殊大皇帝’的名號來‘廢黜’滿清皇帝是一樣的。”（西藏諸噶倫和國民大會致印度總督的信件，“倫敦印度事務部政治與機密檔案” 荷蘭 M.範普拉赫《西藏的地位》）後來的曆史也向我們證明了，誰也無法“廢黜”達賴喇嘛在藏人心中的地位。
從1908年到1911年清朝短暫地控制了西藏，而藏人的抵抗從不曾停息。1911年滿清滅亡，到1913年駐藏官員和占領軍被陸續逐出西藏，西藏與中國不存在任何法律或政治上的關系了。191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聲明西藏獨立。1932年的《康藏崗托停戰協議》就是獨立的西藏政府與中國國民政府簽署的。
二．“康藏衝突”及安多的浩劫
1．“第一次康藏衝突”
從1903年到1911年，滿清施主變臉為惡鄰，從川邊的藏東南邊陲到攻占拉薩，在西藏制造了一系列的血腥與混亂。那麼，滿清滅亡後到《崗托協議》簽署的20年間，在那片趙屠夫“規劃”的“西康”——西藏金沙江沿線的康和安多，又發生了什麼呢？
1911年冬，四川總督趙爾豐在成都被處死。康區隨即發生動亂。許多在改土歸流中失去權力的土司、寺廟，乘亂殺掉或趕走清政府委任的官員與軍隊，攻占縣城，恢複原有的權力。趙爾豐等在康區進行數年“改土歸流”同化經營的約30個縣，迅速瓦解，僅康定、巴塘、道孚、甘孜、德格、鄧柯等少數幾個縣未被藏軍收複，亦均告急。
1917年駐紮類烏齊的川軍抓獲兩名“越界”割草的藏軍，押往昌都。西藏方面要求將兩名藏軍交由西藏地方自行懲處。川軍統領彭日升一“愛國”就蕭灑了一把，把兩名割草的藏軍的頭給割了。藏軍怒極 ，當即發兵襲擊川軍駐地，占領了類烏齊、恩達等地，進而圍困昌都、察雅。彭日升頻頻告急，那時中國到處都在鬧獨立搶地盤，四川軍閥同雲南軍閥作戰正忙，“藏獨分子”“分裂祖國”都不關軍閥們鳥事了，僅有川邊鎮守使陳遐齡派出一個營友情援救。1918年4月昌都被藏軍收複，彭日升等被俘。此後，藏軍分南、北兩路東進，連續收複德格、鄧柯等7縣。7月藏軍同川軍在甘孜以西之絨壩岔激戰20余日後，各據雅壟江兩岸。川軍派代表前往昌都談判，經英國駐華副領事台克曼等調停，最後西藏政府和國民政府以及川軍簽訂《邊藏停戰退兵條約》：將康區的鄧柯、德格、石渠和昌都、類烏齊、察雅、三岩等縣劃歸西藏暫管。趙屠夫侵占下的33個縣，到川軍這裏僅剩17個縣了。（《中國西藏的曆史地位》五洲傳播出版社, 1997 ）
對藏人來說這是收複失地。中國學者稱之為“第一次藏軍東犯”，帶著“遭受侵略”的悲憤。那時西藏政府若是一個地方政府，哪有資格與國民中央政府簽停戰條約？大概為了符合“自古以來”之說，後來改為“第一次康藏衝突”。“康”指西康，其實那時“西康省”還在畫餅階段，不過忽悠一下雖號稱“西藏自古以來屬于中國”，卻對西藏一無所知的愛國統一狂們，不用費什麼力氣。
2．拉蔔楞地區的浩劫（1918-1928）
滿清謝幕，中國進入軍閥狂歡時代。戰爭，是這些軍閥獲取權力和財富的專門職業。由于路途遙遠交通不便，加之政局動蕩，祖祖輩輩生活在甘肅青海一帶的安多各部落，放牧、種地，念經，遠離僅有1萬多藏軍的噶廈政府保護，更難逃這些軍閥的屠殺摧殘。
中國《甘南藏族自治州概況》一書也承認，拉蔔楞寺政教合一的權利全部掌握在曆代嘉木樣活佛之手。1916年，第四世嘉木樣活佛圓寂，任命阿莽蒼活佛為攝政。
拉蔔楞寺管家宗哲嘉措為保自己地位和權利，以河南蒙古親王和民國回人軍閥馬麒為靠山，引起攝政阿莽蒼活佛及拉蔔楞僧眾強烈不滿。拉蔔楞寺僧官大會中，僧眾將宗哲逮捕，並決定撤銷宗哲管家之職。宗哲逃跑找馬麒求援，馬麒早有控制拉蔔楞寺的野心。派人去拉蔔楞寺調查，阿莽蒼和拉蔔楞寺及下屬部落代表和80多議事代表都認為這是寺院內部事務，外人無權幹預。1918年6月，馬麒派馬麟率兵數千人赴拉蔔楞寺武力解決。拉蔔楞屬八部落和附近十三村莊的藏民千人，奮力抵抗馬家軍閥部隊，終因寡不敵眾，保衛拉蔔楞寺的部落兵2000余人傷亡，馬家軍閥駐紮拉蔔楞寺，燒殺搶掠，當地藏人和寺院受到極大損失。
同年底，馬麟又會同西軍馬國良部，合計6000兵力，攻擊阿莽蒼活佛供養地阿木曲乎。大肆搶掠，並破壞附近30座寺院。“噶丹曲闊林”被焚毀，該寺富麗堂皇的殿堂、浩如煙海的經典著作、以及阿莽班智達的全部著作、許多醫學著作及詮釋、《安多政教史》等上萬木刻版被付之一炬。屠殺僧俗700余人。直逼到阿木曲乎部落頭領表示屈服投降才收兵。阿莽蒼活佛逃亡于歐拉部落，最後死在那裏。
由此，馬家軍閥在拉蔔楞寺建營，長期駐軍。嘉木樣五世轉世靈童尋訪到後，藏人僧眾要求駐紮在拉蔔楞寺的馬家軍撤出，並不得再幹預拉蔔楞宗教和地方事務。馬家軍又用兵萬人，揮師直進拉蔔楞地區，焚毀村莊寺院，殺人如麻一片焦土。這次軍事行動，連四川省長楊森、甘督陸洪濤都看不下去了，電請北洋政府制止。經此浩劫，拉蔔楞地區更形蕭條荒涼。（《青海三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1月版/ 《我故鄉的悲慘史》丹增華白爾，吐蕃作家協會 達蘭薩拉）
3.狂殺果洛、黃南等各部落
1920年，軍閥馬麒遣二百余名士兵到果洛阿尼瑪卿山腳下強行紮帳采金。果洛各部落藏人集眾抗議，遭軍隊開槍射擊。由此，果洛藏人群情激憤，殺了采金兵員的大部分，僅四十余人生還。1921年初，馬麒派其弟馬麟率兩千余騎兵前來報複。果洛人群在幾大部落土司帶領下，以刀茅弓箭火藥槍等，與馬家軍閥的快槍大炮抵抗，遭到重大傷亡。阿尼瑪卿雪山以南，黃河以北的大片藏區被馬麒軍隊占領。馬麒軍隊所到之處燒殺搶掠，一片焦土。果洛藏人被軍閥屠殺7000多人。並砍去牧民頭顱示眾。那時到處可以看到許多嬰兒伏在無頭女屍上吃奶的慘狀。眾多寺院被毀，法器、佛像等被破壞和搶劫。被抓去的婦女和兒童有2000多人，婦女遭受強暴。
繼而馬麟部隊移駐瑪城金隆纏，監禁果洛三大部落活佛和士官，強征牛馬，強索金銀財物。把劫後回來找尋死屍和財物的人都抓起來，一一斬首示眾；被拷打致殘的，頭上壓上石塊直到其死亡。這次被慘殺和抓去的人數約千人以上，僅一個小山坡上，就有骨骸67具。（《青海三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1月版/ 《我故鄉的悲慘史》丹增華白爾，吐蕃作家協會 達蘭薩拉）
馬麒任甘邊甯海鎮守後，沿西甯、玉樹設立驛站，用兵征服該通道上的安多藏人大部落阿木曲乎，建立兵營；同時，與駐循化西軍一起用兵鎮壓尕楞藏人的武裝反抗。這支著名的軍閥在安多藏地橫征暴斂苛以重稅。1922年，馬麒派侄子馬步元率騎兵千人鎮壓同德賽力克寺藏人僧俗的抗稅暴動。他們先鎮壓了環曲乎、環科日兩個部落，接著攻入賽力克寺，焚燒一空。該地區公貢麻、夏蔔讓、瓜什則以及保安地區的和日部落奮起抵抗，馬部殺死部落頭人和牧民100余人。甘督張廣建也派兵攻破隆務寺，蹂?黃南藏人各部落。黃南藏人各部落與馬氏家族結怨，並在馬步芳時代也遭受多次鎮壓，這些藏人部落和果洛、甘南的藏人部落一樣，一提起馬氏家族，無不切齒痛恨。（《青海三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1月版）
4. 第二次康藏衝突、青藏戰爭與《崗托停戰協議》
1930年5月，西康甘孜的白利土司與大金寺因土地差民糾紛發生爭端。藏軍支持大金寺，出兵占領了白利。駐紮甘孜的川軍出兵白利，與藏軍開戰。當時四川軍閥也在互相混戰的百忙中，忙不過來。藏軍遂順利占領了白利、甘孜、新龍（瞻化）和囊謙等地。當時國民政府還嘟嘟噥噥怪英國提供藏軍軍火，英方回應說這是印藏間訂有供應西藏用于自衛軍械的條約。國民政府又派員與十三世達賴喇嘛交涉，請其令藏軍停止東進，並派員談判解決。于1932年春雙方擬定停戰草案。草案規定允許被藏軍占領的甘孜、新龍由藏軍駐守，被俘川軍放回。
青海這邊：馬麒死後其弟馬麟繼任省主席，其子馬步芳也想當省主席，與叔父爭權。南京方面蔣介石打算讓青海民政廳長王玉堂代省主席。馬步芳先挺叔父，與青海官員聯名推薦舉馬麟繼任。蔣介石只好任命馬麟繼任青海省主席，馬步芳任新編第九師師長。馬麟雖然當上了省主席，但青海的軍政大權實際掌握在馬步芳、馬步青之手。1932年初，胡宗南的中央軍第一師進駐天水。胡宗南深感馬步芳勢力日增，決心剪除。
就在這時，玉樹藏僧和青海商人因貨物價格問題發生糾紛。馬步芳為了阻止蔣介石、胡宗南進占青海，利用此機故意擴大事態，迫使玉樹僧人們請求駐昌都的藏軍解決糾紛。藏軍攻占囊謙，于6月進入玉樹地區，爆發了青藏戰爭。為了不再丟掉那些由趙屠夫吞並、後在軍閥口中剩下一半的安、康肥肉，蔣介石只得命令馬步芳出兵攻打藏軍。（《中國西藏的曆史地位》五洲傳播出版社, 1997 ）
這次戰役在《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報告》中作了如下記述：
北路藏軍與青軍交鋒于青康邊境玉樹一帶，青軍指揮馬步芳，藏軍指揮為廈蘇代本……雙方官兵總數在二萬以上，曆時五月，戰線延長南北數千裏，死亡在四千以上。實際上青藏之間的軍事衝突持續將近一年，在交戰地區，除藏軍對民間有燒殺搶掠行為外，青海馬步芳軍隊也多所殺戮與劫掠，並對當地有關部落以“通藏”為名，罰以銀元和馬匹牛羊，使當地藏族人民遭到巨大痛苦和損失。
什麼樣的“巨大損失”呢？
1932年6月，馬步芳派馬忠義、馬元海率部進兵，鎮壓上果洛達武、麥倉、德昂倉、上下巷千、多巴等部落。上果洛阿木去乎牧民慘死二千余人，幾乎完全滅了這個部落；俘其婦女二百余人，轉手送給臨潭西道堂作為奴隸，大部分折磨而死，僅剩二十余人流落甘南各地。還慘殺達武、麥倉牧民二百余人，德昂倉牧民一百八十多人，搶獲馬、牛、羊五萬余頭……（《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 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二版）
“至于俘虜的藏族戰俘，馬步芳下令一律殘殺，這些俘虜多被當場用馬刀砍死，人頭挂在馬上回青海邀功。
除此以外，馬步芳在果洛，玉樹地區使用部族滅絕制度，往往把一個部族殺的一個不留，除了少數長相較好的婦女被留下給士兵軍官做小妾以外，老弱婦孺一律砍殺，連幾歲的幼兒也不放過。死于馬家騎兵刀下的藏族戰俘數千，至于被屠殺的平民就更多了……甚至在一次屠殺後，馬家軍還挂起了被殺者的222顆人頭，讓親屬花錢來贖，每個人頭至少一百塊銀元！”（《老薩談中國的俘虜曆史》，作者薩沙。和訊博客“涅瓦河邊”）
可憐西藏噶廈軍隊兵士只有一萬七千人，與川軍、青軍經過這些殊殺，再也無力保衛安多、康區那些有同樣的信仰、說同樣語言的邊民，最後藏軍全線潰敗，馬軍逼進昌都，並與四川劉文輝部聯合出擊，進軍昌都。據當時在青海南部邊區警備司令部任秘書長的姚鈞在其《青藏戰役的內幕》一文中說，馬步芳的企圖是要和川軍聯絡一致，會攻昌都。昌都為西康財富之區……其藏兵之軍械、為重糧秣，俱儲備于此……馬步芳以為乘此時機會攻昌都，可能獲大量軍械及金銀財物，且得川軍支持，他可在西北稱霸；其次是想在這次戰役中，向國民黨中央多領些槍枝彈藥等軍用物資和臨時軍費，以充實其軍事實力；三是借這次戰役在蔣介石前邀功，作為他日晉升的資本。
這是一個殘無人道、不可理喻的鄰國。1932年10月，十三世達賴喇嘛派出的代表與國民政府代表簽訂了《康藏崗托停戰協定》，放棄了對金沙江以東藏區的管轄，被稱為康和安多的大片藏區歸國民黨中國統治。
5. 戰停，殺不止
而被國民黨收編的馬步芳部隊的血腥屠殺，一直持續著：1933年8月再次鎮壓果洛藏人部落，殺牧民二百余人；同年9月，進攻洋玉部落，將並未反抗的該部落一百余戶消滅；1935年又作第五次鎮壓，長驅白玉寺，果洛各部落均不及措手，不得不承認應差納款永遠服從；
1938年馬步芳派兵進駐果洛，橫征暴斂大肆搜刮民脂，激起藏人反抗。事變傳至西甯，馬步芳派騎兵前往報複，揭開了曆史上罕有的大屠殺：兩天之間慘殺無辜藏人一千余人，其中婦幼六百余人；寅夜逃脫了二百多人，馬家軍跟蹤追擊，凡有煙火和帳篷之處，刀光起落無一幸免。有一士兵一天之內竟殺死牧民六十多人，向手無寸鐵、跪地額手哀求的婦孺老弱，橫頭直劈；還有十幾個藏人被殺于喇平福身死之處，取頭祭喇。所搶掠的牲畜財務不計其數，燒毀白玉寺等五處寺院……這些部落的家園一時成為灰燼。這只軍隊繼續沿黃河南岸荼毒，虜康幹等部落的婦女小孩三百余人為奴…… 大屠殺後，有兩個部落的土官，收集劫後各部落余眾，輾轉流亡于四川境內松潘等地。部落首領幾經托人納賄，終于見到蔣介石，饋送禮物，要求果洛改隸四川管轄，以免遭馬步芳迫害。蔣介石一番太極推诿，致使這些流亡者繼續流落青、川邊境的山林地帶，還被川軍敲詐軍馬一千五百匹。
繼1938年大屠殺後，1941年，因果洛藏人拒絕馬步芳政令，馬步芳第七次派大軍，從西甯出發鎮壓果洛藏人。經過兩個多月的屠殺，先後毀滅了上果洛、下果洛、中果洛在黃河沿岸的一些藏人部落，死難牧民一千八百余人。這支“平叛”部隊在上果洛的暴行尤為殘忍。上果落部落散處黃河沿岸，約有帳篷七百余頂，那時還不知道厄運降臨，仍在那裏悠然放牧。忽然槍聲大作，無辜的藏民半數已被擊斃；其余奪路逃命，慌不擇路反而奔向火線，盡數應聲倒地；在山壁溝崖躲藏的，也多被俘虜，遭亂刀砍殺。婦女遭奸汙後刺死或劈死，有的母子死在一處，小孩身被刀創多處，僵伏在母屍上。尤其殘毒的，是在賽日科將牧民四十人活活刨腹，取出心肺。在這次大屠殺中，馬步芳的部隊還做了兩件殺人越貨的案件：康幹、康賽在西藏貿易的商隊，尚不知道果洛發生了血案，正從西藏返回。近兩百馱牛滿載氆氇布匹，同行的還有從拉薩朝佛歸來的男女牧民一百一十多人，帶著《甘珠爾》和《丹珠爾》等珍貴經卷。剛抵上果洛既被馬軍截獲。有三四十人不堪虐待跳湖自盡，因水淺尚未淹死，被軍隊開槍擊斃，其余牧民也被殺。後又有西康商隊被該軍截獲，商民二十多人被擊斃。
殺、殺、殺……搶、搶、搶，除了果洛，還有玉樹休馬、百日麥馬、雅拉、藏欠、伯虎、江賽部落等，國民黨馬步芳的軍隊到處欠下命債，更搶掠沒收牲畜金銀等巨額財物，重稅搜刮；還屠殺搶劫同仁和日只桑部落，蘭采村，洗劫什藏寺……（《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 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二版，《青海三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1月版）
“1968年開始，達賴喇嘛對國際國內情勢做出全面審視和深思熟慮的同時，與當時的議會議長，副議長，噶廈有關人員及博學專業的西藏友人進行深入討論後，于1974年確定不追求獨立，而是爭取名副其實自治地位的內定政策……西藏民族人口不過六百余萬，曆史上康區和安多的不少地區因遭蠶食而脫離噶登頗章政權的有效管轄範圍；1951年西藏喪失獨立之時，西藏政府的控制區只限于目前所謂西藏自治區的範圍，因此，即使根據曆史恢複主權獨立， 仍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藏人處于這個範圍以外，故不論從長遠或眼前而言，與其尋求西藏部分地區與中國分離，不如尋求整個西藏民族統一實現名副其實的自治更為有利。”（達賴喇嘛駐北美辦事處代表貢噶 紮西2011-01-14 02:48:48關于中間道路的推文）
斷臂求存的《康藏崗托停戰協定》飽含著綿延的痛苦，和對康與安多的愧疚。“與其尋求西藏部分地區與中國分離，不如尋求整個西藏民族統一實現名副其實的自治”，更包含了不再相棄、生死與共的同胞之情吧！
三．人血胭脂
從趙爾豐到馬步芳，從清末到國民黨政府，如此血腥的“統一”史，並未讓中國愛國者有絲毫良心的不安。不但狂殺藏人、也狂殺漢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趙爾豐、馬家軍閥這些殺人瘋子，在很多方面也遭漢人?病口水，切齒痛恨。馬步芳的軍隊更曾把紅軍絞殺、奸淫得灰頭土臉。趙屠夫、馬步芳家族等在共產黨的宣傳中都是上不得台面的雜碎，但因他們是入侵占領西藏的先鋒前輩，所以大家竟都飄揚在“愛國”、“統一”的紅旗下了：
在網上輸入“趙爾豐”，你就會看到，他們對這位趙屠夫殺漢人稱之為“曆史汙點”，而對其在西藏的惡行，則充滿深情的絮語與謳歌：“沈冤百年的民族英雄”、“帶兵入藏平叛的清朝大臣趙爾豐的曆史功績”、“懷念民族英雄趙爾豐”、“收複西藏的英雄”……在“西藏人權網”上，一個中國社科院邊疆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員寫到：“後人對于趙爾豐的評價差異比較大，因為其在鎮壓保路運動中，手段殘忍。然而在趙爾豐經營川邊藏的數年裏……改土歸流必定昭然史冊……”曾經在西藏生活二十余年、以書寫西藏聞名的的漢人作家馬麗華，在其書中為人們描繪了一片美麗多姿但決不痛苦的“新生”的天地，她就“改土歸流”感歎到：“行將就木的一個朝代居然出現這等有所作?的封疆大吏。……後來的西藏人即使在說趙爾豐的壞話時，也不免先自帶了三分敬意。”她對那片風光旖旎又有些頑劣不化的蒼茫雪原的“愛”充滿字裏行間，是因為共和國也“愛”西藏。而當今許多號稱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說起共產黨千怨萬恨涕淚滂沱，惟獨對“藏獨”，卻誓與共黨共裆。
殺漢人屬殘忍，殺藏人是愛國。不，其實殺漢人也不算什麼，只要都歸于“中華民族”之流。為了證明西藏自古屬于中國，學者們是那麼風騷地擁抱著清朝，說清朝當然是中國，因為滿人後來說漢話、認同漢文化了。多麼神奇的人性啊，強奸者後來采取了被害人喜歡的姿勢，被害人與強奸者喜結良緣！“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什麼的通通可化為被窩下的嬌嗔。這麼說來，若真想把西藏吞個毛發不剩的話，十幾億漢人先學藏文、轉經拜佛吧。
中國官方隆重推出的《中國西藏的曆史地位》一書??地“學術”道：“中華民國曆屆中央政府為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和民族統一，積極維護和行使了對西藏的領土主權。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伊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就向全世界宣告，中華民國是合漢、滿、蒙、回、藏等多民族為一體的共和國。”只好再次感歎這是多麼神奇的國度啊，一個剛成立的臨時政府的臨時總統“宣布”你丫是我的就行了；而西藏那個持續了數百年的政府並合法在位數百年的達賴喇嘛宣布西藏獨立就不算！
可是那時候支那大地上，各路牛鬼蛇神也紛紛宣布獨立啊？于是這位號稱“三民主義”的臨時總統發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宣告：“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武昌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所謂‘獨立’，對于清廷為脫離，對于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動既 一，決無歧趨，樞機成于中央，斯經緯周于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孫總統的民族主義，不含藏蒙民族主義；民權不含藏蒙的自決權利；民生，很快你就會看到，在國民政府時期，藏人和別的少數民族的民生都是浮雲。
網上搜索馬步芳、青海三馬，你會看到“匪首”、“荒淫”、“蹂?五千女子”、“連外孫女都蹂?”、“殘暴”等一片罵聲。哈哈，即便如此，他們也有愛國的可愛一面：
“其實馬家軍閥阻止了內蒙、新疆、西藏的獨立為國也立過功!......馬家軍閥的確在西北幹了很多殘暴的事情！但馬家軍閥難道沒幹過好事情？……如果沒有馬仲英消滅‘東突***國’的話新疆也獨立了！再有西藏曾經在英軍策動藏軍攻占青海和四川藏區想建立大西藏，劉文輝當時就擋不住藏軍，最後還是青海馬家軍出面打敗了藏軍！”（鐵血論壇 http://bbs.tiexue.net/bbs73-0-1.html）
“楊作山的《馬麒對藏政策述論》（《回族研究》1996年第4期）作者認為馬麒的對藏政策……具有反帝和維護祖國統一的一面”（《青海三馬》)
“……青海軍在維護國家統一，穩定西部邊陲，保障西藏安定方面作出了貢獻，馬步芳作為青海最高軍事指揮官也聲譽鵲起。(鐵血社區“馬家軍打擊西藏親英勢力之戰”)
一篇書評“讀《西藏曆史地位辯》”（ 民族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作者是到西藏做學術和考古研究的，如此寫到：“這本書高揚愛國主義、民族團結的旗幟，從曆史方面來證明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是不可分割的”。這本揮舞愛國主義旗幟的書，是針對夏格巴著作《西藏政治史》和範普拉赫著作《西藏的地位》的，而這兩本被批判的書，你卻無法在中國找到蹤跡。
一說“統一”，大家就很High 。他人的血，大可成你們燦爛的胭脂。提醒一下，當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哭訴八國聯軍、南京大屠殺時，別忘了人血胭脂讓你們的愛國主義表演徒增喜感。
四．“愛恨悲痛更真實”
我寫這篇文章，源于一次小小的爭論。談到共產黨終究會把人們逼到反抗，一位朋友說：“中國曆朝曆代都是官逼民反。50年代藏區暴動，也是被逼反。”這話在漢人看來可能毫無問題，藏人聽來就不見得是滋味。一位藏人朋友果然說：“抗日戰爭也是官逼民反嗎？50年代藏人的抵抗不屬于‘中國曆朝曆代’的被逼反。”
5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終于跨過金沙江，完成了趙爾豐、馬家軍閥和國民黨沒有完成的“統一大業”，在這片大陸上撕開了一道巨大的、劇痛的傷口。中國把這場侵略稱為“解放”，把50年代對康和安多藏人的屠殺稱為“平叛”；而藏人自己，認為康和安多的這場力量懸殊的絕望的搏鬥是“護教救國抗戰”。每年的三月，對藏人來說是一個黑色的月，因為在這個月，50多年前他們的達賴喇嘛被迫流亡就再也沒有回來；每年這個月也是勝利者彈冠相慶的月，50多年前，他們在這個月宣布取消西藏政府，然後每年他們在藏人沈默的哀痛中慶祝“百萬農奴解放日”……
把50年代康和安多藏人的反抗與“曆朝曆代官逼民反”相提並論，包含的信息當然有：這些地方屬于中國；如果不是當年官方政策不當把人逼急了，藏人的反抗也不是不可避免之意。
那麼這些地方真的屬于中國嗎？怎麼屬于的？西藏問題的本質難道不是侵略問題嗎？
曆史無法假設，所以我們也無法假設：是否用“溫水煮蛙”的方式，西藏問題就沒有了。
在這個爭議中，我也為了一杠：哪朝哪代，“博”，西藏成為中國“藏區”的？
這位朋友來信道：“第一，我的原意只是說，藏人是被逼反的，中共內部文件也承認青海藏人是‘官逼民反’。我想我當時應該加上一個限定詞：‘周邊四省的藏人’。第二，從曆史角度來看，崗托停戰協議簽訂，漢藏以金沙江為界，康區成為西康省，這是一個事實。 而中共進入周邊四省藏區時，除了青海的昂拉地區有過激烈的武裝抵抗之外，其他地區基本上沒有發生抵抗。武裝抵抗是在1956年之後發生的，原因你也知道。事實上，根據中共文件，他們從1949年之後，就制定了一整套類似‘和平演變’的逐步瓦解、分化藏區的策略，到50年代中期已經開始奏效。另一個事實是，雖然是全面反抗，但是從人口比例來說，真正反抗的人數約占當時總人口的百分之10 左右。”
就這位朋友對西藏困境的同情和研究程度來說，這番話真的使我很困惑。這裏似乎有一個根本分歧：若是“官”不逼呢？就皆大歡喜了嗎？問題是，中國政府憑什麼要成藏人的官呢？
關于《崗托協定》，當時我正在Skype上采訪一位在上海讀研究生的藏人女生。我順便把朋友的這段話拷貝給她，問她怎麼看這個“曆史事實”？這位年青的藏人女學生說：“要單說協議這個‘曆史事實’，我們也許只能痛苦地接受；但對我來說，這個事實背後的愛與恨、悲痛和屈辱更真實。” 實際上，《崗托協定》是個“事實”；19年後一邊在拉薩對15歲的十四世達賴喇嘛連哄帶嚇，一邊屯兵金沙江畔，攻陷昌都，簽下《十七條》，也是事實。正如《塘沽協定》與滿州國同樣是事實。
至于說“中共進入周邊四省藏區時，除了青海的昂拉地區有過激烈的武裝抵抗之外，其他地區基本上沒有發生抵抗。”這話到底要說什麼呢？難道一開始就是順民，挺歡迎金珠瑪米的？我在達蘭薩拉的采訪中，想得簡單點的“叛匪”告訴我：“漢人撒了很多傳單，傳單上說他們講平等，他們是來幫助我們，幫助完了就走。我們想：佛教也說眾生平等，沒錯呀，再說來幫我們也是好心啊”；而早看透了的“叛匪”則說：“他們把土司頭人弄去開會，許官位要求合作，而他們的軍隊就在外邊。藏人人沒有幾個，槍沒有幾條，抵抗什麼？”
“事實上，根據中共文件，他們從1949年之後，就制定了一整套類似‘和平演變’的逐步瓦解、分化藏區的策略，到50年代中期已經開始奏效。”是啊，溫水煮蛙本來都快熬成一鍋鮮湯了，誰知派去的積極分子太多，分田搶宅批鬥人，把那幫青蛙早早地逼暴動了。
真正讓我跌出了隱形眼鏡的是“另一個事實”：“雖然是全面反抗，但是從人口比例來說，真正反抗的人數約占當時總人口的百分之10左右。”百分之十，差不多一戶出一個了，難道老、弱、病、殘、女通通上山打遊擊當“叛匪”，才算得上“不歸順”為13億屁民，反抗的有1.3億嗎？恭喜天朝，固若金湯啊，維什麼穩？
2011．1．10 特拉維夫
民主中國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