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
2002年12月13日
•建议书
上午，王力雄将关于阿安扎西、洛让邓珠死刑案上诉审理的建议书打印了三份，要寄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法院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并在每一份末尾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王力雄让我去寄信。我多少有些心安。这麽多天，我像一个袖手旁观的人眼看着王放下正在构思的写作，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蒙冤的两个藏人身上。写文章。写信。写建议书。徵集签名。打电话。找媒体。约见可以一起想方设法的朋友。等等。从12月5日起，他的这些努力导致了一桩原本可以成为石沉大海的秘密事件得以暴露，不但汉人、藏人、西方人，不但北京、达兰萨拉、华盛顿，不但网络，不但广播，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这两个藏人的生命成为衡量人性、人权、法律、法制的尺度而受到关注。
可以设想王要为此承担的风险，身为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同族人的我，应该分担。
2002年12月15日
• 爆炸案
记得12月5日晚，在新浪网上看见一条消息：「製造成都天府广场爆炸的两名分裂分子被判死刑」。这一结果，对于既出乎意料又似在意料之中，但内心深处一直期待着转机的我不啻闷棒一击。王也看到了这条消息，早在上个月，我们还在甘孜州旅行时，他已经写了一篇关于爆炸案的调查文章从康定寄往美国之音，期望这一案件「不应该黑箱操作，必须公诸于众」，以免构成冤案。
更早是在今年4月上旬的一天，从海外网站获悉在四川警方的侦破下，发生在4月3日成都天府广场的爆炸案已破，作案者已被抓获。令我惊讶的是，作案者竟是一个名叫洛让邓珠的藏人。更令我惊讶的是，这个爆炸案以及近两年发生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另外六起长期未破的爆炸案，都被认为是由一人策划并指使，而这个人恰是我认识的一位在藏地康巴一带德高望重的活佛，也就是「两名分裂分子」之一的阿安扎西。
一位年过半百、身穿绛红色袈裟的僧侣浮现眼前。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面时他说：「什麽是佛教？要人做好事不做坏事的宗教就是佛教。什麽是菩提心？有一颗热爱众生的心就是菩提心。作为六道轮回中的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修一颗好心。」我还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时（在他被捕前半年）他说：「我的妈妈死了，我很伤心，我要为我的妈妈闭关一年，为她念经修法，祈祷她有一个好的来世。」
王也见过这位活佛。他在《活佛爆炸案》中写到：「我多次到甘孜州，早就知道阿安扎西其人，并且耳闻目睹他在甘孜州南部一带藏族百姓中的威望。他深入农村牧场讲经传法，从事众多慈善事业，创办孤儿学校，扶助孤寡老人，修路修桥，保护生态，教育百姓戒烟酒禁赌博不杀生。不少戒掉恶习重获新生的信徒甚至把他视为再生父母。我曾去过他的住处，对他的生活清贫印象深刻。当地百姓慷慨供奉他的‘供养’，他很少用在自己身上。」
这样一个出家人，谁会想到有一天他会突然有了另一个名字——恐怖分子？王说：「听到他是爆炸案的指使者，连我在心理上都难相信，更不要说敬仰他的信众。」然而审判已经宣佈，没有比死刑更重的惩罚已经降临，虽然丹增德勒仁波切因为死缓或许免于一死，而洛让邓珠若无上诉的机会就将人头落地，难道我们就只能眼看着冤案有可能造成，无辜的生命被如此草菅？
可是又有谁能够帮助身陷囹圄的他们？
2002年12月16日
•沉默
到处都是沉默。
藏区一片沉默。北京的藏人，我指的是那些在体制内的藏人，更是若无其事。六天前，跟单位（《西藏文学》）主编去藏学中心，晚上会餐，然后舞会。大多数都是藏人，见到几个位置很高的藏人：斯塔，格勒，等等。会餐时都是各种酒，白酒、红酒。欢声笑语，谄媚作态。我冷眼旁观，但因心中愤懑，终于喝醉。趁酒醉，我「大闹」了舞会，指责这些吃官饭的藏人，不为被陷害的活佛说话。舞会不欢而散，我算是出了一口气。
2002年12月17日
•和张老见面
上午八点多。王力雄、张祖桦、萧瀚、我，去北京某酒店见律师张思之先生。
张老据说是中国人权案的第一律师。但在见他之前，对他是否愿意接受阿安扎西案并无太大把握。王认为这个案子的难办程度几乎不可能，因为所要面对的是新上任的公安部部长、政治局委员周永康，而这个案子是周接手公安的第一个政绩。
因萧瀚记错见面地点，张老和我们各在一处等候，足足迟了近二十分钟才碰上，差一点失之交臂，这是不是预兆这件事情将有波折？
出乎意料的是，张老一说话，其口气已俨然是阿安扎西案的律师，丝毫不必顾虑他是否愿意接受。他的每句话都是职业律师处理案件的程序，井井有条。丹增德勒仁波切是否有救了呢？至少有希望不至于被冤枉。
同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亲属阿珠仁波切联繫上了。阿珠仁波切是阿沛•晋美通过美国的洛桑介绍的。他说他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堂弟。他对突然出现的来自远在北京的一些汉人的援助非常意外。我费了好大劲才说清楚这不是假的。
让亲属签名要求律师办理案件的委託书，从张老的律师事务所传真过来，然后给阿珠仁波切发过去了。我的藏话很糟糕，他们的汉话更糟糕，造成一些延误。所幸发去的传真他们还是收到了。阿珠仁波切派去了一个叫塔贝的人。
阿珠希望在委託书上签名的是他的父亲，也就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父亲的弟弟，这当然可以，只要是亲属就能在委託书上签字。他的父亲叫自仁鲁鲁。
又一个出乎意外的是，居然在酒店碰见康巴商人旦巴达吉。看上去憨厚其实很精明的旦巴达吉表示对这个案子不知道。也不知道丹增德勒仁波切。但他还是答应替我跟阿珠仁波切通电话。他流利的康巴话倒是说得很清楚。
看来还是很顺利。这是不是预兆事情终究有个好的结果？在拍摄合影之前，听见王说一句话：「妙手着文章，铁肩担道义」。知道他是在讲在建议书上签名的事情。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如口口声声讲中国应该出现哈维尔和曼德拉的秦晖，总是谈论法国大革命的朱学勤等等，当真正在面临的时候却不发一言，不知道是表示沉默还是置之不理。
张老接话：「我们都不是铁肩，其实是豆腐肩」。（免于恐惧的自由）是的，谁不恐惧失去自由？谁在这样的权力之下不是豆腐肩？可是，就有这样的豆腐肩在承担铁肩所要承担的事情！所有的西藏人都应该向他们致敬！我很惭愧没有带来哈达。
身陷囹圄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是否会想到，有这麽一群陌生的异族人在为他们的生命奔走呼告？这是什麽样的关係呢？前世的因缘吗？张老说：「我相信这一点。我相信缘分。」
•捐款
王给我一个笔记本，让记录在办理这件事情时的有关花费。在「收入」一栏，记下了他和张祖桦的名字。他们两人一人捐款1000元。
•和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亲属通话
下午和晚上，跟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亲属通了几次电话。大多是那个叫塔贝的接的。塔贝的汉话还可以。当然是那种康巴口音的四川话。这种话我没问题。
张老建议给洛让邓珠的亲属也发去委託书。两个人的案子放在一块办理更为有利。是这样的，否则洛让邓珠若被杀，就成了杀人灭口，就有死无对证的可能性，丹增德勒仁波切更是难以解脱。
塔贝告诉了不少情况。
一是说洛让邓珠。他说洛让邓珠是雅江四区的人，有老婆和孩子。他家裡很穷，住在牛场上，住的很远。还说他不是活佛的亲戚，因为活佛是理塘人，在雅江没有亲属，塔贝他们都不认识他。但是，L和H都说洛让邓珠的确是活佛的亲戚，是活佛已故父亲那边的亲戚。
二是说一审判决的情况。在审判前，当地通知亲属去康定州法院参加旁听。要求去三个人，但只批准了两个人，一同去的还有理塘县的七名干部，塔贝说是工作组的。看来理塘县专门为此成立了工作组，或者专案组。
塔贝说，在现场旁听的两个亲属回来后讲，活佛和洛让邓珠是一起被带上法庭的。活佛的身体看来很差，大不如从前，用塔贝的话来说，「活佛的身体垮了，垮得很凶」。当法庭宣读了审判书之后，「活佛和洛让邓珠不服，当场都闹起来了。活佛说，这些都是假的，他没有乾过爆炸的事情，他是被人害的。他还大声地喊了‘达赖喇嘛万岁’。洛让邓珠很气愤，也大声地喊了‘达赖喇嘛万岁’、‘阿登彭措万岁’。」塔贝说，「有十多分钟的样子，坐在法庭里的十几个干部一句话都不说，你看我，我看你，后来有一个女的，喊把他们两个带走，活佛和洛让邓珠就被四个警察带走了。」塔贝说，去旁听的两个亲属很伤心，但是也不敢说，更不敢闹。据说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被关押在康定，州公安局监狱。
塔贝说活佛被抓时他们找过当局，希望按照法律实事求是地调查这件事。如果活佛真的策划了爆炸案，那他们也就没有说的，也就认了。但是如果活佛没有做过这种事，那就是冤枉，应该放人。他们要求请律师。最早当局答复他们说，一定会实事求是地办案的。律师可以请。可是后来又说，这个案子是反革命案件，不能请律师。
我转告塔贝。一是要去找到洛让邓珠的亲属，也要在委託书上签名，不会写字找人代写，然后按手印。二是要去康定，从州法院争取拿到判决书，拿到之后告诉他们已在北京请了律师。还要要求见活佛，如果见不到尽量多瞭解活佛以及洛让邓珠的情况。
还转告了不必担心律师的费用，但塔贝表示他们亲属可以付费。当转告他这边已经有人捐款，他很吃惊，一直说谢谢。他们无法相信但这却是事实。而他们只能对这些陌生的人说谢谢。几乎每说一句话都要说一声谢谢。
明天上午他们将发两份传真：自仁鲁鲁的身份证复印件，有关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文件。
•打电话
X说，听到判决后，雅江县的人似乎没有像刚听说活佛被抓时那麽惊讶，好像很澹漠，不太关心了。另外，听说宣判那天，康定街上有警报响，还听说洛让邓珠已经被立即执行枪决了。X的消息并不准确，而且他说的县里的反应不过是县里那些干部的反应。
•担心
王晚上出门。十二点还不归。开始担心。想到廖亦武失踪一夜，正是与在建议书上签名有关，正是跟王这次去成都有关。
可能是12月13日晚上失踪的。王怡说当时他们在喝茶，已被盯上。在场的还有冉云飞和杭州的两个人。分手之后廖亦武骑车回家，却没有到家，晚上宋玉打电话找廖亦武，但廖亦武第二天中午才回家。说是被关了一夜。
王怡还说第二天上午送杭州两朋友去机场，在机场被查得很严，昨天在茶馆遇见的盯梢他们的一个人也在场。看来四川已经在注意建议书引起的反应，开始调查。
十二点半王回来。带来萧瀚和女友的捐款2000元。
2002年12月18日
•传真
昨天说好9点半塔贝发传真过来，但等到10点还没有，担心他们已被注意，甚至更严重。打电话过去，还好，是塔贝接的。说理塘太冷，10点邮局才开门。
收到传真。一是有丹增德勒仁波切签名的授权委託书，二是昨天签名的委託人自仁鲁鲁的身份证复印件。
【授权委託书
委託人：阿安扎西
委託事项：就其委託人涉嫌犯罪一案特委託，理塘县高成镇民乐村居住的，委託人的叔叔自仁弄阿，理塘县高成镇民乐村居住的，委託人的表弟自仁弟弟，理塘县高成镇民乐村居住的，委託人的堂弟阿呷鲁日（鲁）为委託人聘请一名律师，为其辩护。
委託人：（阿安扎西藏文名和手印）
二00二年六月六日】
又发去传真六份。是关于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的委託书。一式三份。但塔贝收到四份，不过不要紧。
和塔贝两次通话。又得知一些情况。
塔贝是阿珠仁波切的妹夫。做生意的。自仁鲁鲁是他们的父亲，63岁。他说六月份州公安局的一个局长告诉他们可以为丹增德勒仁波切请律师，还交给他们有丹增德勒仁波切签名的授权委託书。他们于是准备请律师。本来想请成都的律师，但很多人都说请律师的费用很贵，有人说高达上百万。这让他们很为难，因为他们出不起这麽多的钱。但他们还是在想办法找律师，可是甘孜州法院告诉他们，阿安扎西是反革命，不能请律师，所以他们就没有再找律师了。
授权委託书上的三个人，自仁弄阿已去印度，自仁弟弟不在理塘城裡，在乡下；阿呷鲁日（鲁）好像也出了一点事情，又说他不会愿意当委託人，可能出于害怕。自仁鲁鲁是前两人的兄弟，他愿意当委託人。
至于找洛让邓珠的亲属很困难。一是不认识，二是他们去找的话也许不被同意。还说洛让邓珠不是活佛的亲戚，他很有可能是害活佛。我告诉塔贝，不管再难也要尽量找到洛让邓珠的家人，否则洛让邓珠被杀对活佛更加不利。塔贝称是。
另外，要去康定的话，塔贝说必须得经过理塘县公安局的批准，否则不让去，若是私自去就会被抓。塔贝说这是理塘县公安局警告他们的，所以上午他去公安局找人批准他们去康定，但没人上班，他表示下午还要去找。
他说，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家裡的人一天到晚就晓得哭，没有办法。我们不相信活佛会做这种事。他是佛教徒，佛教徒怎麽会乾这种事？他做的事情都是劝大家不要喝酒，不要抽烟，不要打架，不要乾坏事。他没有说过政治上的什麽话。现在这样子对待他，我们不相信，很难过，我们要求实事求是。
•理塘县公安局的命令
下午塔贝又去公安局，但是局长和副局长都不在，据说去康定好几天了，不知道什麽时候回来，也许就在这两天。
塔贝说是局长警告他们的。局长说只要你们去康定就要到我这裡来报到，我们批准了才能去，不然就要把你们抓起来。局长是藏人。
我把王的话转告塔贝，既然如此，赶紧先去雅江找洛让邓珠的亲属在委託书上签字，王很细心，连用黑色的签字笔签字，如果不会写字就按手印等细节都考虑到了。
塔贝说就是，我们明天就去。其实洛让邓珠跟活佛不是亲戚，我们一点儿不晓得他的情况，不过我们已经在街上找到了一个知道洛让邓珠家裡的女人。
•张老张律师
看张思之老先生的书：《我的辩词与梦想》。
•告诉季丹
在王的再三催促下，终于找到季丹。告诉她代她签名的事情，感觉很不好意思，竟然在她不知道整个事情原委的情况下就代她签名，其实这样很不好。但季丹说她会签名的，没关係。还说，还以为是要她去拍片呢。这倒是一个好主意，王说。
•是否上诉？
晚上王收到阿沛•晋美的信，信上说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并没有上诉，此案已交四川省高法，转入复核程序。说此消息来自甘孜州法院的一个姓康的女法官。
这是不好的消息。王给张律师打电话。张律师说这就不好办了，如果不提出上诉，律师就没有理由介入案件。
王让我赶紧打电话与甘孜州那边联繫。
C的手机是空号。Y的手机虽然通了，但听不太清楚，不过他说他听说提出上诉了。又给D打电话，D说他不清楚，但是他可以去打听，然后再回话。还是要找到C，这次打通了。C像是正在一个聚会的场合，不过还是告诉我了很重要的情况。他说，阿安扎西提出了上诉，但洛让邓珠没有提出上诉，洛让邓珠说判他死刑他「高兴得很」。还说案子已经上交省法院，要复核。至于是否执行判决还得有一段时间。
看来洛让邓珠是想求死了。真可怜。他或者是被屈打成招，或者是被栽赃，但对这样的结果——让仁波切受如此大的罪——他一定觉得无颜再活，生不如死。
王给张律师打电话。张律师一听就说有转机，只要有人提出上诉，整个案件就可以重新审察，继而案件所涉及的人也得重新审察，这样洛让邓珠的案子也可以随之一起审理。
Y打来电话，他在海螺沟，他说他问过了，确实已经提出了上诉。但他说得没有C详细。
又给塔贝打电话，要求他们明天就去雅江找洛让邓珠的亲属，塔贝说明天一早就去，尽早赶回来，最迟后天发来传真。
•散步
深夜的北京很冷。走在河边，河面上已是积雪覆盖着冰层。王说，应该把这件事情，从三年前（对于我来说是四年）开始记叙，一直到现在，以及将来的结果。这将是一部悲壮的书，比写小说有价值。
2002年12月19日
•廖亦武再次被传讯
王收到王怡信，说廖亦武今凌晨被抄家，又被带去审讯，回家后被警告不准出去。
给廖亦武打电话，我称他是「气冲冲」，这是他在网上的名字吧？廖亦武告诉王，他的电脑也被抱走了。
廖亦武真够不幸，据说原因似乎是关于16大的签名。很难说不会轮到我们头上。
•到底有没有上诉？
王收到阿沛•晋美信，说没有人上诉。这是怎麽回事？得弄清楚。
给C打电话继续追问有无上诉这回事。C对我用手机很担心，认为不安全，不过还是告诉我，有人上诉了，他看见过上诉书。问是谁上诉，他没敢说阿安扎西，而是说扎西。还说另一个人没有上诉。C说二审的时间至少是一个半月，复核的时间也比较长，长达一年的也有。
但王说，张律师讲过二审甚至半个月的也有，只要杀人更有利，这时间不会长的。
王接到电话，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告诉他确实有人上诉。
•碰见马容
上网，碰见马容。马容问这个案子，还说本来法师也想要签名的，但马容有顾虑，所以劝法师不要签名。我让马容感谢法师。
不过王的说法也很有道理。王说佛教僧侣其实应该签名支持的。不管是藏传，还是汉传，都应该站出来呼吁。一个出家人如果都看不开，瞻前顾后，那还是什麽出家人？王说已经有人在问，为什麽没有一个僧侣敢于签名？
•D电话
D打我的手机。告诉我，没有人上诉，说这个消息基本上确实。他在成都。
•塔贝没有回来
给理塘打电话。一个满口牛场话的女人告诉我，阿珠和塔贝都不在家，街上去了，今晚不回来，让我明天再打电话。看来他们是去雅江找洛让邓珠的亲属了。这很好。
2002年12月20日
•法国广播电台
下午五点半的法国广播电台说，欧洲议会要求中国重新审理丹增德勒仁波切案件，认为证据不足。
•塔贝来电话
•恐惧
六点半，郝阿姨电话，说王有同学找。但王去跑步了，我告诉她。
十分钟后，有人打来电话，听声音很温和，说找王有事情，问住在哪裡，我告诉他地址，还告诉他住在308。
七点刚过，王回来，刚说几句，那个电话来了。王接电话，说完话后告诉我是安全局的，说那人说他是安全局的小张，要跟王聊一聊。我懵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但不知道应该怎麽办。
王就告诉我，三个小时不回来就做些什麽事情。然后王就下楼了。我傻傻的，不知道应该怎麽办。我说我害怕，王说，刘晓波经常被叫去聊天，刘霞都习惯了。王说以后会经常遇到的。我不知道怎麽办，傻乎乎的，看着王离我越来越远。
关上门，我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然后坐在电脑前想继续写文革，希望这个动作抵消刚才发生的事情，就像是刚才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王不过出门去见朋友，或者去散步了。
这时候，郝阿姨打来电话，她就在楼下，她问王走了多久。我赶紧下楼，在雪地裡的一辆警车旁边见到了郝阿姨。郝阿姨说这警车不会是来找王的吧。看来不像是。可是王现在去了哪裡？他们把他带到哪裡去了？
郝阿姨说没想到我们是在这种场合见面的。郝阿姨待我很好。我送她回家。郝阿姨要我见一见陈伯伯。陈伯伯也很好。我们说了会儿话，我就回来了。我跑着回到了屋子，屋子里没有王，我想哭可哭不出来。
九点多，我正想给王打手机，或者给祖桦打电话，王回来了。我跑过去抱住他，从未有过的心情只能用这样一个词形容：失而复得。
王轻描澹写地说了几句。说他和三个安全是在一个茶馆谈话的。他说他把他们教育了一番。他们只是不住地说，是，是。看来他们不敢动王，至少目前不敢。王叫的茶是菊花茶，因为这个茶最便宜。我责备他应该叫最贵的茶。王说那还不是纳税人的钱。
•建议书
上午，王力雄将关于阿安扎西、洛让邓珠死刑案上诉审理的建议书打印了三份，要寄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法院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并在每一份末尾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王力雄让我去寄信。我多少有些心安。这麽多天，我像一个袖手旁观的人眼看着王放下正在构思的写作，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蒙冤的两个藏人身上。写文章。写信。写建议书。徵集签名。打电话。找媒体。约见可以一起想方设法的朋友。等等。从12月5日起，他的这些努力导致了一桩原本可以成为石沉大海的秘密事件得以暴露，不但汉人、藏人、西方人，不但北京、达兰萨拉、华盛顿，不但网络，不但广播，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这两个藏人的生命成为衡量人性、人权、法律、法制的尺度而受到关注。
可以设想王要为此承担的风险，身为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同族人的我，应该分担。
2002年12月15日
• 爆炸案
记得12月5日晚，在新浪网上看见一条消息：「製造成都天府广场爆炸的两名分裂分子被判死刑」。这一结果，对于既出乎意料又似在意料之中，但内心深处一直期待着转机的我不啻闷棒一击。王也看到了这条消息，早在上个月，我们还在甘孜州旅行时，他已经写了一篇关于爆炸案的调查文章从康定寄往美国之音，期望这一案件「不应该黑箱操作，必须公诸于众」，以免构成冤案。
更早是在今年4月上旬的一天，从海外网站获悉在四川警方的侦破下，发生在4月3日成都天府广场的爆炸案已破，作案者已被抓获。令我惊讶的是，作案者竟是一个名叫洛让邓珠的藏人。更令我惊讶的是，这个爆炸案以及近两年发生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另外六起长期未破的爆炸案，都被认为是由一人策划并指使，而这个人恰是我认识的一位在藏地康巴一带德高望重的活佛，也就是「两名分裂分子」之一的阿安扎西。
一位年过半百、身穿绛红色袈裟的僧侣浮现眼前。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面时他说：「什麽是佛教？要人做好事不做坏事的宗教就是佛教。什麽是菩提心？有一颗热爱众生的心就是菩提心。作为六道轮回中的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修一颗好心。」我还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时（在他被捕前半年）他说：「我的妈妈死了，我很伤心，我要为我的妈妈闭关一年，为她念经修法，祈祷她有一个好的来世。」
王也见过这位活佛。他在《活佛爆炸案》中写到：「我多次到甘孜州，早就知道阿安扎西其人，并且耳闻目睹他在甘孜州南部一带藏族百姓中的威望。他深入农村牧场讲经传法，从事众多慈善事业，创办孤儿学校，扶助孤寡老人，修路修桥，保护生态，教育百姓戒烟酒禁赌博不杀生。不少戒掉恶习重获新生的信徒甚至把他视为再生父母。我曾去过他的住处，对他的生活清贫印象深刻。当地百姓慷慨供奉他的‘供养’，他很少用在自己身上。」
这样一个出家人，谁会想到有一天他会突然有了另一个名字——恐怖分子？王说：「听到他是爆炸案的指使者，连我在心理上都难相信，更不要说敬仰他的信众。」然而审判已经宣佈，没有比死刑更重的惩罚已经降临，虽然丹增德勒仁波切因为死缓或许免于一死，而洛让邓珠若无上诉的机会就将人头落地，难道我们就只能眼看着冤案有可能造成，无辜的生命被如此草菅？
可是又有谁能够帮助身陷囹圄的他们？
2002年12月16日
•沉默
到处都是沉默。
藏区一片沉默。北京的藏人，我指的是那些在体制内的藏人，更是若无其事。六天前，跟单位（《西藏文学》）主编去藏学中心，晚上会餐，然后舞会。大多数都是藏人，见到几个位置很高的藏人：斯塔，格勒，等等。会餐时都是各种酒，白酒、红酒。欢声笑语，谄媚作态。我冷眼旁观，但因心中愤懑，终于喝醉。趁酒醉，我「大闹」了舞会，指责这些吃官饭的藏人，不为被陷害的活佛说话。舞会不欢而散，我算是出了一口气。
2002年12月17日
•和张老见面
上午八点多。王力雄、张祖桦、萧瀚、我，去北京某酒店见律师张思之先生。
张老据说是中国人权案的第一律师。但在见他之前，对他是否愿意接受阿安扎西案并无太大把握。王认为这个案子的难办程度几乎不可能，因为所要面对的是新上任的公安部部长、政治局委员周永康，而这个案子是周接手公安的第一个政绩。
因萧瀚记错见面地点，张老和我们各在一处等候，足足迟了近二十分钟才碰上，差一点失之交臂，这是不是预兆这件事情将有波折？
出乎意料的是，张老一说话，其口气已俨然是阿安扎西案的律师，丝毫不必顾虑他是否愿意接受。他的每句话都是职业律师处理案件的程序，井井有条。丹增德勒仁波切是否有救了呢？至少有希望不至于被冤枉。
同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亲属阿珠仁波切联繫上了。阿珠仁波切是阿沛•晋美通过美国的洛桑介绍的。他说他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堂弟。他对突然出现的来自远在北京的一些汉人的援助非常意外。我费了好大劲才说清楚这不是假的。
让亲属签名要求律师办理案件的委託书，从张老的律师事务所传真过来，然后给阿珠仁波切发过去了。我的藏话很糟糕，他们的汉话更糟糕，造成一些延误。所幸发去的传真他们还是收到了。阿珠仁波切派去了一个叫塔贝的人。
阿珠希望在委託书上签名的是他的父亲，也就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父亲的弟弟，这当然可以，只要是亲属就能在委託书上签字。他的父亲叫自仁鲁鲁。
又一个出乎意外的是，居然在酒店碰见康巴商人旦巴达吉。看上去憨厚其实很精明的旦巴达吉表示对这个案子不知道。也不知道丹增德勒仁波切。但他还是答应替我跟阿珠仁波切通电话。他流利的康巴话倒是说得很清楚。
看来还是很顺利。这是不是预兆事情终究有个好的结果？在拍摄合影之前，听见王说一句话：「妙手着文章，铁肩担道义」。知道他是在讲在建议书上签名的事情。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如口口声声讲中国应该出现哈维尔和曼德拉的秦晖，总是谈论法国大革命的朱学勤等等，当真正在面临的时候却不发一言，不知道是表示沉默还是置之不理。
张老接话：「我们都不是铁肩，其实是豆腐肩」。（免于恐惧的自由）是的，谁不恐惧失去自由？谁在这样的权力之下不是豆腐肩？可是，就有这样的豆腐肩在承担铁肩所要承担的事情！所有的西藏人都应该向他们致敬！我很惭愧没有带来哈达。
身陷囹圄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是否会想到，有这麽一群陌生的异族人在为他们的生命奔走呼告？这是什麽样的关係呢？前世的因缘吗？张老说：「我相信这一点。我相信缘分。」
•捐款
王给我一个笔记本，让记录在办理这件事情时的有关花费。在「收入」一栏，记下了他和张祖桦的名字。他们两人一人捐款1000元。
•和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亲属通话
下午和晚上，跟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亲属通了几次电话。大多是那个叫塔贝的接的。塔贝的汉话还可以。当然是那种康巴口音的四川话。这种话我没问题。
张老建议给洛让邓珠的亲属也发去委託书。两个人的案子放在一块办理更为有利。是这样的，否则洛让邓珠若被杀，就成了杀人灭口，就有死无对证的可能性，丹增德勒仁波切更是难以解脱。
塔贝告诉了不少情况。
一是说洛让邓珠。他说洛让邓珠是雅江四区的人，有老婆和孩子。他家裡很穷，住在牛场上，住的很远。还说他不是活佛的亲戚，因为活佛是理塘人，在雅江没有亲属，塔贝他们都不认识他。但是，L和H都说洛让邓珠的确是活佛的亲戚，是活佛已故父亲那边的亲戚。
二是说一审判决的情况。在审判前，当地通知亲属去康定州法院参加旁听。要求去三个人，但只批准了两个人，一同去的还有理塘县的七名干部，塔贝说是工作组的。看来理塘县专门为此成立了工作组，或者专案组。
塔贝说，在现场旁听的两个亲属回来后讲，活佛和洛让邓珠是一起被带上法庭的。活佛的身体看来很差，大不如从前，用塔贝的话来说，「活佛的身体垮了，垮得很凶」。当法庭宣读了审判书之后，「活佛和洛让邓珠不服，当场都闹起来了。活佛说，这些都是假的，他没有乾过爆炸的事情，他是被人害的。他还大声地喊了‘达赖喇嘛万岁’。洛让邓珠很气愤，也大声地喊了‘达赖喇嘛万岁’、‘阿登彭措万岁’。」塔贝说，「有十多分钟的样子，坐在法庭里的十几个干部一句话都不说，你看我，我看你，后来有一个女的，喊把他们两个带走，活佛和洛让邓珠就被四个警察带走了。」塔贝说，去旁听的两个亲属很伤心，但是也不敢说，更不敢闹。据说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被关押在康定，州公安局监狱。
塔贝说活佛被抓时他们找过当局，希望按照法律实事求是地调查这件事。如果活佛真的策划了爆炸案，那他们也就没有说的，也就认了。但是如果活佛没有做过这种事，那就是冤枉，应该放人。他们要求请律师。最早当局答复他们说，一定会实事求是地办案的。律师可以请。可是后来又说，这个案子是反革命案件，不能请律师。
我转告塔贝。一是要去找到洛让邓珠的亲属，也要在委託书上签名，不会写字找人代写，然后按手印。二是要去康定，从州法院争取拿到判决书，拿到之后告诉他们已在北京请了律师。还要要求见活佛，如果见不到尽量多瞭解活佛以及洛让邓珠的情况。
还转告了不必担心律师的费用，但塔贝表示他们亲属可以付费。当转告他这边已经有人捐款，他很吃惊，一直说谢谢。他们无法相信但这却是事实。而他们只能对这些陌生的人说谢谢。几乎每说一句话都要说一声谢谢。
明天上午他们将发两份传真：自仁鲁鲁的身份证复印件，有关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文件。
•打电话
X说，听到判决后，雅江县的人似乎没有像刚听说活佛被抓时那麽惊讶，好像很澹漠，不太关心了。另外，听说宣判那天，康定街上有警报响，还听说洛让邓珠已经被立即执行枪决了。X的消息并不准确，而且他说的县里的反应不过是县里那些干部的反应。
•担心
王晚上出门。十二点还不归。开始担心。想到廖亦武失踪一夜，正是与在建议书上签名有关，正是跟王这次去成都有关。
可能是12月13日晚上失踪的。王怡说当时他们在喝茶，已被盯上。在场的还有冉云飞和杭州的两个人。分手之后廖亦武骑车回家，却没有到家，晚上宋玉打电话找廖亦武，但廖亦武第二天中午才回家。说是被关了一夜。
王怡还说第二天上午送杭州两朋友去机场，在机场被查得很严，昨天在茶馆遇见的盯梢他们的一个人也在场。看来四川已经在注意建议书引起的反应，开始调查。
十二点半王回来。带来萧瀚和女友的捐款2000元。
2002年12月18日
•传真
昨天说好9点半塔贝发传真过来，但等到10点还没有，担心他们已被注意，甚至更严重。打电话过去，还好，是塔贝接的。说理塘太冷，10点邮局才开门。
收到传真。一是有丹增德勒仁波切签名的授权委託书，二是昨天签名的委託人自仁鲁鲁的身份证复印件。
【授权委託书
委託人：阿安扎西
委託事项：就其委託人涉嫌犯罪一案特委託，理塘县高成镇民乐村居住的，委託人的叔叔自仁弄阿，理塘县高成镇民乐村居住的，委託人的表弟自仁弟弟，理塘县高成镇民乐村居住的，委託人的堂弟阿呷鲁日（鲁）为委託人聘请一名律师，为其辩护。
委託人：（阿安扎西藏文名和手印）
二00二年六月六日】
又发去传真六份。是关于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的委託书。一式三份。但塔贝收到四份，不过不要紧。
和塔贝两次通话。又得知一些情况。
塔贝是阿珠仁波切的妹夫。做生意的。自仁鲁鲁是他们的父亲，63岁。他说六月份州公安局的一个局长告诉他们可以为丹增德勒仁波切请律师，还交给他们有丹增德勒仁波切签名的授权委託书。他们于是准备请律师。本来想请成都的律师，但很多人都说请律师的费用很贵，有人说高达上百万。这让他们很为难，因为他们出不起这麽多的钱。但他们还是在想办法找律师，可是甘孜州法院告诉他们，阿安扎西是反革命，不能请律师，所以他们就没有再找律师了。
授权委託书上的三个人，自仁弄阿已去印度，自仁弟弟不在理塘城裡，在乡下；阿呷鲁日（鲁）好像也出了一点事情，又说他不会愿意当委託人，可能出于害怕。自仁鲁鲁是前两人的兄弟，他愿意当委託人。
至于找洛让邓珠的亲属很困难。一是不认识，二是他们去找的话也许不被同意。还说洛让邓珠不是活佛的亲戚，他很有可能是害活佛。我告诉塔贝，不管再难也要尽量找到洛让邓珠的家人，否则洛让邓珠被杀对活佛更加不利。塔贝称是。
另外，要去康定的话，塔贝说必须得经过理塘县公安局的批准，否则不让去，若是私自去就会被抓。塔贝说这是理塘县公安局警告他们的，所以上午他去公安局找人批准他们去康定，但没人上班，他表示下午还要去找。
他说，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家裡的人一天到晚就晓得哭，没有办法。我们不相信活佛会做这种事。他是佛教徒，佛教徒怎麽会乾这种事？他做的事情都是劝大家不要喝酒，不要抽烟，不要打架，不要乾坏事。他没有说过政治上的什麽话。现在这样子对待他，我们不相信，很难过，我们要求实事求是。
•理塘县公安局的命令
下午塔贝又去公安局，但是局长和副局长都不在，据说去康定好几天了，不知道什麽时候回来，也许就在这两天。
塔贝说是局长警告他们的。局长说只要你们去康定就要到我这裡来报到，我们批准了才能去，不然就要把你们抓起来。局长是藏人。
我把王的话转告塔贝，既然如此，赶紧先去雅江找洛让邓珠的亲属在委託书上签字，王很细心，连用黑色的签字笔签字，如果不会写字就按手印等细节都考虑到了。
塔贝说就是，我们明天就去。其实洛让邓珠跟活佛不是亲戚，我们一点儿不晓得他的情况，不过我们已经在街上找到了一个知道洛让邓珠家裡的女人。
•张老张律师
看张思之老先生的书：《我的辩词与梦想》。
•告诉季丹
在王的再三催促下，终于找到季丹。告诉她代她签名的事情，感觉很不好意思，竟然在她不知道整个事情原委的情况下就代她签名，其实这样很不好。但季丹说她会签名的，没关係。还说，还以为是要她去拍片呢。这倒是一个好主意，王说。
•是否上诉？
晚上王收到阿沛•晋美的信，信上说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并没有上诉，此案已交四川省高法，转入复核程序。说此消息来自甘孜州法院的一个姓康的女法官。
这是不好的消息。王给张律师打电话。张律师说这就不好办了，如果不提出上诉，律师就没有理由介入案件。
王让我赶紧打电话与甘孜州那边联繫。
C的手机是空号。Y的手机虽然通了，但听不太清楚，不过他说他听说提出上诉了。又给D打电话，D说他不清楚，但是他可以去打听，然后再回话。还是要找到C，这次打通了。C像是正在一个聚会的场合，不过还是告诉我了很重要的情况。他说，阿安扎西提出了上诉，但洛让邓珠没有提出上诉，洛让邓珠说判他死刑他「高兴得很」。还说案子已经上交省法院，要复核。至于是否执行判决还得有一段时间。
看来洛让邓珠是想求死了。真可怜。他或者是被屈打成招，或者是被栽赃，但对这样的结果——让仁波切受如此大的罪——他一定觉得无颜再活，生不如死。
王给张律师打电话。张律师一听就说有转机，只要有人提出上诉，整个案件就可以重新审察，继而案件所涉及的人也得重新审察，这样洛让邓珠的案子也可以随之一起审理。
Y打来电话，他在海螺沟，他说他问过了，确实已经提出了上诉。但他说得没有C详细。
又给塔贝打电话，要求他们明天就去雅江找洛让邓珠的亲属，塔贝说明天一早就去，尽早赶回来，最迟后天发来传真。
•散步
深夜的北京很冷。走在河边，河面上已是积雪覆盖着冰层。王说，应该把这件事情，从三年前（对于我来说是四年）开始记叙，一直到现在，以及将来的结果。这将是一部悲壮的书，比写小说有价值。
2002年12月19日
•廖亦武再次被传讯
王收到王怡信，说廖亦武今凌晨被抄家，又被带去审讯，回家后被警告不准出去。
给廖亦武打电话，我称他是「气冲冲」，这是他在网上的名字吧？廖亦武告诉王，他的电脑也被抱走了。
廖亦武真够不幸，据说原因似乎是关于16大的签名。很难说不会轮到我们头上。
•到底有没有上诉？
王收到阿沛•晋美信，说没有人上诉。这是怎麽回事？得弄清楚。
给C打电话继续追问有无上诉这回事。C对我用手机很担心，认为不安全，不过还是告诉我，有人上诉了，他看见过上诉书。问是谁上诉，他没敢说阿安扎西，而是说扎西。还说另一个人没有上诉。C说二审的时间至少是一个半月，复核的时间也比较长，长达一年的也有。
但王说，张律师讲过二审甚至半个月的也有，只要杀人更有利，这时间不会长的。
王接到电话，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告诉他确实有人上诉。
•碰见马容
上网，碰见马容。马容问这个案子，还说本来法师也想要签名的，但马容有顾虑，所以劝法师不要签名。我让马容感谢法师。
不过王的说法也很有道理。王说佛教僧侣其实应该签名支持的。不管是藏传，还是汉传，都应该站出来呼吁。一个出家人如果都看不开，瞻前顾后，那还是什麽出家人？王说已经有人在问，为什麽没有一个僧侣敢于签名？
•D电话
D打我的手机。告诉我，没有人上诉，说这个消息基本上确实。他在成都。
•塔贝没有回来
给理塘打电话。一个满口牛场话的女人告诉我，阿珠和塔贝都不在家，街上去了，今晚不回来，让我明天再打电话。看来他们是去雅江找洛让邓珠的亲属了。这很好。
2002年12月20日
•法国广播电台
下午五点半的法国广播电台说，欧洲议会要求中国重新审理丹增德勒仁波切案件，认为证据不足。
•塔贝来电话
•恐惧
六点半，郝阿姨电话，说王有同学找。但王去跑步了，我告诉她。
十分钟后，有人打来电话，听声音很温和，说找王有事情，问住在哪裡，我告诉他地址，还告诉他住在308。
七点刚过，王回来，刚说几句，那个电话来了。王接电话，说完话后告诉我是安全局的，说那人说他是安全局的小张，要跟王聊一聊。我懵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但不知道应该怎麽办。
王就告诉我，三个小时不回来就做些什麽事情。然后王就下楼了。我傻傻的，不知道应该怎麽办。我说我害怕，王说，刘晓波经常被叫去聊天，刘霞都习惯了。王说以后会经常遇到的。我不知道怎麽办，傻乎乎的，看着王离我越来越远。
关上门，我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然后坐在电脑前想继续写文革，希望这个动作抵消刚才发生的事情，就像是刚才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王不过出门去见朋友，或者去散步了。
这时候，郝阿姨打来电话，她就在楼下，她问王走了多久。我赶紧下楼，在雪地裡的一辆警车旁边见到了郝阿姨。郝阿姨说这警车不会是来找王的吧。看来不像是。可是王现在去了哪裡？他们把他带到哪裡去了？
郝阿姨说没想到我们是在这种场合见面的。郝阿姨待我很好。我送她回家。郝阿姨要我见一见陈伯伯。陈伯伯也很好。我们说了会儿话，我就回来了。我跑着回到了屋子，屋子里没有王，我想哭可哭不出来。
九点多，我正想给王打手机，或者给祖桦打电话，王回来了。我跑过去抱住他，从未有过的心情只能用这样一个词形容：失而复得。
王轻描澹写地说了几句。说他和三个安全是在一个茶馆谈话的。他说他把他们教育了一番。他们只是不住地说，是，是。看来他们不敢动王，至少目前不敢。王叫的茶是菊花茶，因为这个茶最便宜。我责备他应该叫最贵的茶。王说那还不是纳税人的钱。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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