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
好不容易找到L。前次打到雅江，说L去了西藏，王笑说L拿不到签证，难道要从西藏把喇嘛们偷运到印度不成？结果这次说他在理塘，并告诉我他新的手机号码。这L也够神秘的。给L打电话。他很高兴，但一听说要请他为活佛这个案子帮忙，并且提供洛让邓珠的亲属，他就有点迟疑了。但他还是答应去找找看。
2002年12月22日
给L打电话。L找到洛让邓珠的亲属。
2002年12月23日
给L打电话。L也害怕。转告我不要让别人知道他在帮助做这件事。
给塔贝打电话，让塔贝找洛让邓珠的孃孃。找到。但被拒绝。
2002年12月24日
给塔贝打电话。塔贝说洛让邓珠的孃孃表示不肯签字。他劝说了两个小时，还是不答应。
2002年12月25日
给塔贝打电话。一找翻译，二找洛让邓珠的母亲或者姐妹。他答应找一个通藏汉语的翻译，但是对找洛让邓珠的亲属表示不可能。他说，你不知道，人跟人不一样。他们害怕得要死。这些人坏得很。我一点办法都没得。
给H打电话，说到这件事，正在成都忙碌旅游项目的H很紧张。他说，这个案子深得很，你无法想象。又说这是甘孜州自从1959年“叛乱”之后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但是他不肯说详情，说以后再告诉我，我说到那时候这事情已经成了凉拌。但他还是不说。
H说，你要找翻译，只有依靠他们的亲戚，没有一个公职人员会敢做这件事的。
H说，洛让邓珠的家里穷得很。
在网上看见一句话：“一个民族的集体失语是这个民族的悲哀。”确实如此。
我也捐款。1000元。但我化名了，我签名也化名了：茨仁曲珍。我出于怎样的顾虑呢？就像H说过的，我也是一个公职人员。
2002年12月26日
一大早，王跟两个律师事务所联系，要去付律师费。两个律师事务所都不说要付多少，但王还是坚持一定要付。他决定给每个律师事务所3500元。电话中，祖桦认为基本是这个数。
王下午回来。说两个律师事务所都对这个案子有兴趣。钱已交。但是钱肯定是不够的。是否可以征集捐款呢？这样就会有国外捐款的。但会不会被认为有问题呢？
后天上午去见张思之大律师，咨询这个问题。
郝冰捐款1000元。柳青捐款2460元。
王给王怡打电话。王怡同意到时候陪同张老张律师去康定。王还让王怡转告在民院当老师的肖雪慧，请她帮助找一个通藏汉语的老师或者学生。
2002年12月27日
早上十点，王去见纽约时报的那个会说汉话的记者。回来后告诉我，那个老外要去雅江。这倒是有意思，看来这个案子将是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案子。
王收到一封信。他说，有人在说阿安扎西的案子没有错。我问他，是不是别人骂你了。他说是。
中午D打来电话，只有一句话，说两个人都上诉了。我反问他，是两个人吗？他说是，就放了电话。
王取钱。说明天要交给张大律师一万元，作为他们去成都和康定的费用。这不是办法，仅仅靠他或者几个人，钱哪里足够？必须另外想办法。
王给成都的唐琦打电话。唐琦是廖亦武的朋友，是一个老板，他表示可以给张大律师去康定找车，找不到就租车，租车的费用他出。
2002年12月28日
·又见张律师
还是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第二次见张大律师。这次多了一个人，萧瀚的女友。
张律师说下个月5日就去成都，然后去康定。还说四川省高法已经打电话通知他们可以阅案卷。而且还说可以委派翻译。看来对方似乎很合作。如果真的是这么合作的话，即使真相是如他们所说，但只要给一个公开的、透明的结论，让所有人口服心服，那也就没说的，但是不是这样呢？
王交给张律师一万元。王说，如果需要多跑几回，而且如果再加上洛让邓珠的案子，这个钱是不够的，能不能在网上征集捐款？如果这么做，会不会被认为接受境外捐款是违法的？
张律师表示不必考虑律师的费用。他也不说通常请律师需要的费用是多少。他说不必管这些。不过境外捐款并不存在违法的问题。
我给张大律师献哈达。他挺高兴，好像有点激动，说这是他平生第二次接受哈达。
这个季节去成都和康定，无疑很难受。康定更冷，又刮风，却没有暖气，而且还有2600米的海拔，加之要在那么差的道路上颠簸，75岁的张律师能否受得了？我又感动又担心。那么多藏人，有谁在为一个天大的冤枉这么做？西藏人应该感谢张思之张大律师。
王向张律师详细讲述了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经历，以供参考。张律师听得很认真。
萧瀚的女友发现大厅里有人很密切的关注着我们。难道有人监视我们？
后来当我们准备离开时，张律师说让我们先走，他要留下来观察有谁跟我们一起走。于是我们起身。这时，我们身后的两个人，其中一个也赶紧起身，另一个叫服务员结账。这两人都是男人，看上去就不像好人。
那个斜着眼、叼着烟的高个男人一直跟我们走出饭店。坐上祖桦的车一直到西单，发现还是有车跟着我们。
·电影《英雄》
中午1点，我和王在胜利电影院看《英雄》。
看完之后，对这部在网上挨骂很凶的电影，倒也没有跟着恶心。因为这电影首先还是一部形式化的电影，既然形式化，那么只要有美感即可。但这部电影传达的思想却不敢苟同。为了天下，为了稳定，就有理由镇压不稳定的因素吗？那么，不管丹增德勒仁波切有没有搞爆炸案，总之都是错误，是这个意思吗？
从这点来看，《英雄》太可怕。
·X电话
晚上，X电话。说雅江盛传洛让邓珠已被枪毙。说县里已派工作组去各乡，告诉乡民不要听信国外的报道。
太惨！太惨！
·关于张思之先生
王写关于张大律师为丹增德勒仁波切担任律师的消息。我扫描张律师写的“魏京生案辩护纪实断篇”。很晚才做完这一切。王连夜发往多家网站。
2002年12月29日
·网上消息
早上王上网。见“新世纪”已发关于张思之先生作阿案律师的消息，以及张律师的文章和照片。不知网上反应如何，不知国家机器反应如何。
2002年12月30日
·突变
早上八点过来电话。王很惊讶的声音。原来是另一个律师李会更打来的。他说四川法院突然通知说，阿安扎西在17日已委托甘孜州的两名律师。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这方的律师就此无权再去过问，更别提办理这个案件？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肯定有鬼。王立即去郝阿姨家打电话给张律师。
王回来后，告诉我这果然说明了这个案子有隐情，用张律师的话来说，百分之百有问题。而且张律师说，他们这么做很拙劣。
困难降临了。赶紧给理塘那边打电话。
·给塔贝打电话
找到塔贝，刚开口说他们通知我们，活佛已经自己找了律师，塔贝就叫道，这是吹牛。他们吹牛，活佛绝对不可能这么做。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其中有诈，但得赶紧想办法。我对塔贝说。
塔贝说，三天前，理塘公安局找过他，对他说，你们自己去找了北京的律师，这是不应该的，这样做会给你们带来麻烦，你们小心一点，后果自负。虽然塔贝说他们没有骂他，但这分明是威胁和恫吓。我问塔贝怕不怕，他说不怕不怕，人家汉族都在帮我们，我怕啥子？我告诉他张律师已经是75岁的老人，惊讶得塔贝大声叹道：阿嘎嘎，阿嘎嘎。
塔贝又说，阿佳，我们想的话，你能不能给我们当翻译？我一惊。说我的藏话不好。塔贝说，不要紧，你的话我们懂，就你当翻译，可以不？我说以后再说这件事，现在要赶紧想办法。
告诉塔贝，中午我们发传真给他。
·我也害怕
我当翻译？我想了想，的确，如果我去，无疑会起很大作用，至少丹增德勒仁波切看见我就会有信任感。我对王说，王表示同意。但如果真的去，就得离开王那么多天，还不如我俩都去，王听后没有异议。他说，丹增德勒仁波切看见他就会有信心。
但我说，我还是有点害怕。这是真的，我确实有点害怕。王问我，你只要不想当官没有什么好怕的。这倒是。我并不想当官。
王说，看看，你们藏人给吓成什么样子，没有一个站出来说话。当然他说的不是海外藏人。我说，那我就站出来吧。我还说，我将是一个多少被动的英雄。
是的，我不想当英雄，不想当烈士,我不愿意做刘胡兰。可是，他们逼得我不得不如此，我也无法。
中午出去吃饭。坐在王的自行车后座上，王说，藏人其实依赖性很强。国外藏人也一样。除了几个少数的，像达赖喇嘛，洛地，桑东仁波切，其他的藏人都有依赖性。这一来是好事，没有那么多不同的意见，便于带领，但也不是好事，没有自己的主见。王说我的依赖性其实也很强。
王要我写一本书。关于丹增德勒仁波切这个案子的全部。
·给塔贝发传真
中午两点半给塔贝发传真，是王起草的以丹增德勒仁波切亲属的口气写给四川高法王法官的一封信，让他们在这封信的末尾填写自仁鲁鲁的名字、住址、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码，然后传真给王法官。因担心塔贝他们不清楚，王又在另一张纸上写上该做的几件事，以及王法官的电话和传真号码。
塔贝收到，但看不懂汉文，所以又跑去找懂汉文的人，好半天才又给我打电话，说成都那边传真不过去，王让我转告转到这里来，结果幸好传到我们这里，我一看又好气又好笑，塔贝竟然是把那张纸给我传来了。我急得嚷嚷了半天还是没有说清楚，只好重新发了一回传真，这回他明白了。
语言的障碍，想不到在我们同族人之间也存在。
·王和张律师通电话
张律师不抱乐观，甚至已经悲观。认为他们既然出此下下策，那说明他们已经不顾一切。这个案子越来越可以肯定，是一个冤案。
张律师说那天在酒店的咖啡厅，差不多有四五个人盯我们。我们走以后，还有人盯他。
·又和塔贝通电话
塔贝说阿珠仁波切希望学汉语，说他在印度学习了十五年。阿珠活佛是理塘县的一个乡村里的格鲁寺院的活佛。阿珠活佛为什么会想起学习汉语？
·收到廖亦武的信
·王继续写
就丹增德勒仁波切请律师，必须得继续写每一个突变。王一直在写，他要赶在1点前把文章发出去。让舆论施加压力。
2002年12月31日
·王几乎没睡
王一直写到凌晨四点多才躺下睡觉。可是六点多就有电话响，是美国之音的记者要采访。我听着他在外屋讲突生的变故，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王几乎没怎么睡。
·菩萨画
晚上，刘毅和他的女友来。做抓饭。刘毅送给王一幅画，是他画的佛画——“多吉羌”金刚总持。在新年来临之际看到佛画真是好兆头。愿佛菩萨护佑我们。
烛光下，王说这个事件对海外藏人的打击。他们原来因为这次到中国访问而满怀希望，不想中共打击依然不减。
罗艺也来了。他和刘毅也是签名人之一。罗艺说有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采访他，说王是“辛德勒”。
·2002年最后一天
第一次和王一起辞旧迎新。在心底里为丹增德勒仁波切祈祷。
我认为这个事件很大原因是当地的从县至州，或者有部门要置丹增德勒仁波切于死敌。而省里，如周永康正好需要政绩，故而将计就计，制造冤案。原以为十分圆满，却不曾想有王揭露他们，岂不恨之入骨？
·王力雄写关于办案经费给建议人的信
各位朋友：
「阿安扎西、洛让邓珠死刑案」的进展情况如所附报道。按照正常状况，此种大案聘请辩护律师的费用昂贵，除了付律师报酬，还要交律师事务所。据说仅此费用，一般在数万至数十万之间。承接此案的张思之律师和李会更律师所属的律师事务所只收取象征性费用——每家3500元，共7000元。
二律师元旦后将前往成都和康定审阅案卷和会见当事人，差旅费预算为1万元。
前期已经支出的费用共960元，包括与阿安扎西亲属联络，寻找洛让邓珠亲属，开会和交通等方面的费用。
目前共收到建议人的捐款：
王力雄 3000元
张祖桦 1000元
萧瀚、陈威威 2000元
浦志强 1500元
另在建议人之外收到捐款 4460元。全部捐款为11960元。
目前尚存缺口6000元。
二位律师这次前往四川，可以大概摸到案情发展的脉络，如果四川省高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也就不需要再花多少费用。如果高法重新判决或要求重新侦察，律师的后续工作会很多，需要多次前往四川，还要为洛让邓珠聘请律师，费用可能增加很多，当然那也意味着我们的建议起到了作用。
我的想法是，目前尚不清楚可能的发展趋势，经费缺口又不是很大，不如先在联署建议书的朋友之间进行募捐，解决律师第一次去四川办案的费用。这样做比较简单，也可以避免过早地牵扯是非。
待二位律师这次赴川得到比较明确的判断，案件有希望进入重新审理之时，再在更大范围征求捐款。
有些朋友经济条件不好，本来我想有选择地发这封信，但考虑到让建议人随时了解情况进展也是应该。如果你有困难参加捐款，请千万不要为难，你的签字已经是最大的支持。
2003年1月1日
·凌晨电话
凌晨，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打电话要采访王。睡眠不足的王要求上午10点再说。
·给塔贝打电话
要塔贝打电话找王法官。塔贝打过后告诉我，王法官不在，出差去了。让塔贝过两天天天打。
·王见《纽约时报》记者
《纽约时报》记者说他要去理塘和雅江。
2003年1月2日
·塔贝电话
塔贝告诉我，已托人送口信找洛让邓珠的母亲，让她来理塘。听他的语气似乎很肯定。说就在这两天到。让我跟他母亲谈。
塔贝说他们从国外电台听说有很多汉人在帮助他们。
王让我问公安找他们的时间，原来是星期五的上午打过电话叫他们去公安局，塔贝和自仁弟弟，自仁鲁阿一起去的。这两人分别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叔叔和堂弟。自仁鲁鲁的年纪最大，他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叔叔，也是塔贝的岳父。王说果然，成都的王法官在跟张律师定下安排之后，又跟康定联系，结果康定惊慌，慌忙在两天之内安排了所谓阿安扎西要的律师。
王让我告诉他们，这是唯一办法。必须要让其母亲签名，否则就毫无办法了。王说，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是命该如此了。
和阿珠仁波切说话。他想学习汉语，也有这个事件的因素。
2003年1月3日
·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底片
下午去取妹妹托人从拉萨带来的计算机。里面有底片，是我在99年去雅江时候拍的。说起来真奇怪，那时候我怎么会想到今天会跟活佛的命运有这么密切的关系？一切都似乎是注定。
那底片有一整张。可是，奇怪的是，恰恰我为丹增德勒仁波切拍的个人照片的几张底片，被类似刀子似的利器给划破了。王说这是预兆。是吗？什么样的预兆？凶多吉少吗？
·塔贝说，有个叫王力雄的人来电话
晚上，塔贝打来电话，问我两个律师的名字。我一一告诉他。他又问我，王力雄是谁？我笑了。我以为他们是在国外的电台里听说的。我说，王力雄就是帮助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人。塔贝说，刚才王力雄给我们来电话。我一听觉得奇怪，忙问怎么回事，原来有人冒充王的名字，给他们打电话，找阿珠仁波切，因为塔贝懂汉语，就跟塔贝说，他想了解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情况，还说想跟他们在康定见一面。
塔贝很聪明。全说不知道不说，还说你的汉话我不懂，明天给我发传真吧。还要了对方的手机号码。那人肯定不会想到老藏民居然还懂传真。
王在他的记录中查不到这个人的手机号码（？）。王让我不必给这人打电话，以免暴露塔贝。
我又打电话给塔贝，告诉他，以后凡是有人用王力雄的名义打电话，都是假的，除非是通过我转达的。我说，真正的王力雄就是为活佛找律师、写文章、到处奔走的人，他是一个作家。结果塔贝听成了商人，有意思。
塔贝说，明天上午那人会发传真给他，他就把这份传真发给我。
·王写给廖亦武的回信。
其中写道：
“你问我的问题：抗争者会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么？其实不必问我，你早有答案。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北京举行五十年‘大庆’。在天安门广场结束阅兵的队伍经木犀地撤回军营，我正好在木犀地。开始市民是站在路两侧观看，继而有人鼓掌，接着鼓掌的人越来越多，随后变成了欢呼，人们拥下人行道，挤在机动车道两侧，奋力地挥手和摇动手中国旗。站在装甲车和军车上的军人，则频频向两侧群众敬礼和挥手致意。
“一九八九年六四那天早晨，我也在木犀地，那时的木犀地如同刚打完大仗的战场，几十辆被烧毁的军车冒着余烟，军人已经不在，簇拥在一起的北京市民，个个面呈悲色，群情激昂，似乎只要手中有枪，就会向军队开战。
“这两个画面现在经常在我眼前重迭在一起。
“有一句话似乎也是昆德拉所说：‘与强权的斗争，就是与遗忘的斗争’。”
2003年1月4日
给塔贝打电话，得知无人传真，也许对方已知塔贝与我们联系了。
2003年1月6日
晚上萧瀚和女友来。提出一个想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此案，会怎样？
2003年1月8日
塔贝打来电话，告明后天审判，丹增德勒仁波切绝食两天（6日开始）。
王给张律师打电话。被告知，李会更律师星期一打电话给成都高法，说王法官出差未归。昨天未打电话。今天打电话，对方说成都高法院长带人已去康定，后天审判。
很难过。
塔贝打来电话，说不通。如果听从我们安排，早早去找洛让邓珠母亲签字，或许不同。
王说，只有看审判结果，但对有无转机不抱太大希望。
2003年1月13日
晚上，妹妹打来电话，说小姑姑告诉她，康定的公安找过她，调查我和王去康定的事情，还把姑姑家和表妹家的电话号码要走了。还说毛建光（表妹夫）也被问过话。说毛建光的工作被停了。
妹妹很想说我几句，但被我挡回去。我说，你知道什么？！
我马上给小姑姑打电话。姑姑起先有点不高兴，但听我说这事情跟你和表妹都没有关系，你们什么也不知道，她也就多少放下心来，把经过告诉我了。
姑姑说，上午，州公安处的两个人，一汉一藏来家里找她，问我去康定的事情。先问她是不是有个侄女，从拉萨来。又问跟谁一起来。叫什么名字。姑姑说是我的男友。名字不知道，姓王。问从哪里来。说是关外，稻城，雅江，坐客车来的。问在表妹家住了多久，几个月吗？姑姑说，就住了几天。这之前住在哪里？姑姑说，东关上的接待办。还问我在康定都有些什么熟人？姑姑说，同学，朋友，多得很。姑姑提了几个名字。还问我们离开康定是谁送的，姑姑说，好像是她的同学。等等，然后要走了姑姑家、表妹家和我家的电话。
姑姑说，毛建光是在这之前被调查的。是县公安局的局长带了几个人，把他从新都桥叫来问的。问他家被谁住过？说是有人在他家上网。他们从上网使用的电话号码上查到的。
2003年8月（具体日子当时未记）
王力雄收到一封从印度发来的电子邮件，发件人自我介绍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弟子，在印度学佛。他说塔贝被捕，被甘孜州当局判了5年刑。
其实这之前，我给塔贝家多次打过电话，那边先是不说，后来再不接电话。塔贝仅仅因为替做几句翻译就被判这么重的刑，令人愤怒！无言！
2002年12月至2003年8月，于北京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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