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说过一句名言：“关于文明的记录同时都是关于野蛮的记录。”但我要修改为：关于所谓文明的记录，其实更多是关于野蛮的记录。
——题记
1、
因藏语“革命”谐音而得名《杀劫》的图文书，十年前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那是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同时出版的，是我采访二十三位经历者口述西藏文革——《西藏记忆》，以及我在中国出版随即被禁的散文集——《西藏笔记》（台湾版《名为西藏的诗》）。
如若没有台湾，我的这三本书可能很难面世。说可能，譬如邻近的香港，彼时与今日不同，尚未被削弱的价值观允许言论自由，或找得到出版处。但在偌大中国，则绝无可能。王力雄在《杀劫》序言中写：“尽管已过四十年，文革在中国仍被列为不可触碰的禁区”，因为“文革不仅是会使中共痛楚的旧疤，而且挖掘下去，会触及中共制度的根本”，发生在西藏的文革更是禁区中的禁区。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的今天，在有毒空气——雾霾日益浓重却宣称已经崛起的中国，《杀劫》依然是禁书，文革依然是禁区。
禁书很难入关。承蒙大块文化慷慨地在合同之外额外赠送五十本《杀劫》，那是我希望书中的几十位受访者能够得到，也是他们应该得到的。但在从香港进入深圳的关卡，全部被中国警察野蛮没收。我对受访者的歉疚难以抚平，有人已经去世，实际上至今已有十五位受访者接踵去世，他们永远无法目睹自己的证言印在书上。
2009年，《杀劫》藏文版问世。藏文译者是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资深主持人卓嘎。她在藏文版译者序中写道：“很多西藏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文革期间在西藏所发生的情况，所以我翻译这本书的目的，是让我们的新一代和境外的流亡藏人了解这个真相。”感谢大块文化无偿提供版权及版式，也感谢挪威西藏委员会(Norwegian Tibet Committee)、挪威言论自由联盟(Norwegian Authors Union)和瑞士西藏友协对出版的支助。
印出的第一本藏文《杀劫》，由译者赴印度达兰萨拉替我敬献尊者达赖喇嘛。尊者在另一本《杀劫》的扉页亲笔题词：“信仰和忠诚洁白无瑕，利他的勇气始终如一的唯色啦：祈愿三宝，不论现在或未来，让你的所有愿望都能无障碍地任运成就——释迦比丘说法僧达赖喇嘛 2009年12月16日”。由尊者加持的珍本，后来辗转带给了因得不到护照而无法出境的我。
2013年，在Twitter上认识的郑玉萍女士（旅居美国的马来西亚华裔）主动承揽，制作《杀劫》的藏文电子书，并与译者卓嘎、藏文版设计者图登协力，将电子书成功上传网络，如今已有境内多地藏人读到。
在完成《杀劫》的六年里，沉浸在近三百张老照片中，以类似按图索骥的方式，去了解我一无所知的西藏文革历史，并不轻松。正如印度女学者布塔利亚·乌瓦什（Urvashi Butalia）在有关印巴分治的著作[1]中所说，不仅要通过“历史”来了解事件，“而且还要通过它的文学的、虚构的、历史的、政治的描述，通过它的个人的、证明性的陈述来了解它，因为对任何事件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事实’，同样重要的还有人们如何回忆这些事实，以及如何陈述它们。”而七十多位受访者的陈述，却因揭示并不愿意直视的黑暗，必然会重返黑暗并将记录者也不可避免地带入黑暗。
我至今记得采访时，经常会为对方突然吐露的一两句叹息——“疯了，那时候都疯了，就像吃了迷魂药”；“可怜啊，我们这个民族太可怜了”——而心痛，会暗暗指责那些以革命的名义制造毁灭的人。但当我坐在电脑前逐字逐句整理录音，一个个感叹号开始为问号代替。这么多人的心结，之纠缠，之壅塞，之沉重，察觉得到他们的精神世界其实布满某种可怕的烙印，而这烙印主要体现在语言上，只要开口，属于某个时代或者某段历史的特殊语言就会源源不绝地涌现，仿佛从来都具有如此单调却强悍的生命力。又因为，那些语言是外来的，入侵性质的，并不属于他们原本从属的民族，反而显得别扭、生硬。似乎是，当他们使用本族语言时，母语会自然消除那些丑陋的烙印，但他们用汉语学舌时，似乎只会重复那些烙印似的语言，如“解放”、“叛乱”、“破四旧”、“牛鬼蛇神”、“人民公社”之类。
作为用中文写作的我来说，有段时间，并不太愿意再次翻看记录这些烙印的老照片，也不太愿意重温当时的录音或文字，似乎是进入了对黑暗的西藏文革的厌倦期。
2、
但王力雄认为仅出版图文书还不够。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虽然只有数百张（发布于《杀劫》有近三百张），却是关于西藏文革最全面的民间照片，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充分见证那段被强权遮蔽的历史。
比如拍摄纪录片。王力雄当时的设想是：“以这些西藏文革图片为引起，以采访为线索，配合可以找到的文革影视资料，采访图片中的人物，讲述图片中的故事，结合图片中人物和场地之今昔对比，描画出西藏文化大革命的轮廓和重要断面，以及人物的命运和历史的变迁，再辅有专家学者对西藏文化大革命的辩争（藏汉之间的不同观点），同时展现西藏的文化、文物、宗教等，可以把当今世界的两个热点——西藏与文化大革命合在一起，在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之际，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
设想必然落空，因为在现实中拍摄这样一部纪录片无可能。当局对拍摄这种题材会严厉封杀，相关藏人也会畏惧出镜。我在《杀劫》的采访中使用了录音与拍照，比较而言，录音比拍照要顺利。至于摄像，难以付诸操作。
之后，王力雄又有一个类似行为艺术的拍摄设想，并与拉萨和北京的艺术家讨论过。这是他当时写的文案：
“唯色用父亲四十多年前在拉萨拍照片的蔡司伊康相机，站到父亲当年同一角度，拍摄今日拉萨图景。那些曾经上演当年戏剧的场地，今天变成了另外的世界，一边是宗教重新复兴，转经磕头，香烟缭绕；一边是世俗喧嚣，商潮滚滚，游客云集。
今天，西藏文革好像不曾存在。两个时代照片的对比，显现出历史的无常。唯色找到当年画面里的人物，希望他们进入今日照片，却发现是很大难题，无论是当年的受难者，还是当年的革命者，都拒绝现身。
摄影机跟随唯色采访，但只能被关上的门挡在外边。唯色想象，该用什么样的形象把当年的照片人物填充在今日图片中，每个想象都是诠释西藏命运的一种观点或角度。因为始终没有真人露面，最后只能是把当年底片上的形象投射在白板上，用白板剪出人形轮廓，立在与当年同样的位置上拍照——形成一组意味深长的照片。
唯色希望把两组照片——父亲的文革图片和人形白板的今日图片——放在一起办个展览，在拉萨根本不用想，在北京或是办不成，或是被阉割，或是展览遭关闭（按照真实情况记录）——总之那段历史不容许重见天日。
最终，唯色把父亲的文革照片一张一张投影在逐层凝结的冰上，带着冰在拉萨街巷穿行，阳光下的冰被喧嚣弥漫的今日信息包围，最终溶化消失。”
3、
“冰文革”的行为艺术同样无法进行，这是因为2008年来了。更确切地说，是2008年3月10日起，在拉萨乃至全藏许多地方爆发了世人瞩目的抗议。
2008年3月的抗议改变了很多事情、很多人。也改变了我。如何描述这种改变？我的一种描述是：“之后的几个月，我总是听见一个声音，它源于我青春时节的偶像、后来渐渐忘却的意大利女子法拉奇（Oriana Fallaci），她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写到：‘在这些时刻，如果我们保持沉默，那将是一个错误，而言说却是一种义务。’作为一名记者和作家，她写过、说过许多话，但惟有这一句在拷问我的内心。”[2]
我还这样描述了那年夏天返回拉萨的感受，而那次因遭警察闯入家里搜查并把我带走审讯，我与王力雄只住了七天便出逃似的匆匆离开：“这是‘3·14’之后，时隔五个多月，我再一次看到环绕拉萨的群山有着属于拉萨的形状，再一次闻到穿透拉萨的空气有着属于拉萨的味道，再一次听到乡音亲切的拉萨话有着属于拉萨的韵律……唉，我是这样地爱着拉萨，每一次回到拉萨，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都不但触及皮肉更触及我的灵魂深处！可是拉萨日益变得让我难以启齿，总使我尝到类似牙痛的滋味，既然牙痛就说不出口，我担心总有一天会不会疼得再也无言？”[3]
我正在进行的，以及计划中的写作都暂时放下，转向非虚构的记录。迄今八年来，陆续（在台湾）出版的皆为基于现时现地的著作：《鼠年雪狮吼》、《听说西藏》、《西藏：2008》、《图伯特这几年》、《自焚藏人档案》、《西藏火凤凰》、《仁波切之殇》、《乐土背后》，以及关于西藏时事的专栏写作、博客写作，等等。
藏人学者、被国际公认为“西藏现代史的重要史学家”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在《鼠年雪狮吼》的序中写道：“……记录这些席卷西藏高原的事件，对于了解所发生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藏人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储存在人心中的记忆，才会让一个民族得以生存下来。……2008年3月的事件，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忆，而它会被代代相传。今天，记忆不再只存在于我们心灵的深处，而是在网络空间里传播着，与世界共享着。在这个面向上，唯色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她是现代西藏记忆的记录者。……她认为她的要务就是传播事实，而且作为一个以中文写作的人，她认为自己特别有责任让中文读者了解她的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
似乎，《杀劫》所揭示的西藏文革已被更激烈、更当下、更迫切的现实，所替代。
注释：
[1] 《沉默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布塔利亚·乌瓦什（印）著，马爱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2]《鼠年雪狮吼: 2008 年西藏事件大事记》，唯色著，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年。
[3]《西藏：2008》，唯色著，台湾联经出版，2011年。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相关节目由自由亚洲藏语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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