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唯色
8、無論如何，父親的老照片為我打開拉薩的門，讓我進入歷史中的拉薩，去認識曾有過卻已消失的風景、曾歷盡滄桑卻已輪回的人們，去傾聽曾發生的故事以及故事中的悲歡離合……“如果沒有革命，沒有文化大革命，我想我的一生會是一個很好的僧人，會一輩子穿袈裟的。寺院也會好好地存在，我會一心一意地在寺院裡面讀經書。可是革命來了，袈裟就不能再穿了，雖然我從來沒有找過女人，沒有還俗，但還是沒有資格再穿袈裟了，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曾在文革中砸過佛塔、燒過經書的強巴仁青老人的訴說，可謂對當代西藏的悲痛證言。
其實父親的老照片至今還在為我打開拉薩那些緊閉的門。前年夏天，一位幼年為僧、後來當過工人和幹部的老先生，指著《殺劫》中幾個“牛鬼蛇神”被學生紅衛兵及居民紅衛兵沿街游鬥的照片說：“在他們身後的這幢呈方形的房子是西藏軍區的碉堡，剛蓋的時候，拉薩人都不知道是幹什麼用。沒過多久，也就是59年的3月間，所謂的‘叛亂’發生了，解放軍把玻璃窗砸開，露出了機關槍，這石頭房子就成了軍用碉堡，打死過很多藏人。”老先生又補充了一句：“這些遍佈拉薩的碉堡，實際上就跟今天遍佈拉薩的便民警務站是一樣的。只不過，那時候叫碉堡，今天叫便民警務站，也打死過藏人。”
我從父親拍攝的文革照片去尋找屬於拉薩、屬於拉薩人的場景。也深知在這之後，一切已是發生了劇變甚至覆水難收的場景。迄今為止，藏語發音“帝洛”、漢語意為“世時翻轉”的場景仍是屬於拉薩的嗎？仍是屬於拉薩人的嗎？而十年前，不對，應是十六年前，為完成《殺劫》這本書，我帶著這些照片，騎著自行車，穿過拉薩的大街小巷，從這戶人家出來又去那戶人家，被遮蔽的文革舊事就這樣一幕幕展現眼前，雖然當時震驚且痛苦，但現在回想起來，卻是多麼難得的時光，仿佛一段幸福的日子。
如今，用我父親用過幾十年的這架老相機拍照，對於我其實是百感交集的過程。當年父親希望我成為一個攝影師可能比希望我成為一個詩人或作家更多。我還在上中學時，他就讓我試著用他心愛的相機，教我如何對焦、取景、定光圈，還帶我去他自己佈置的暗室，讓我注意觀察他怎麼沖洗照片，強調這個盤子裡的水是顯影的，那個盤子裡的水是定影的。我喜歡看一張張白紙上逐漸顯現出黑白色的畫面，全家人在一瞬間被定格的形象似乎可以永存，但這麼複雜的程式讓我興趣漸失，或者說，我的興趣可能更多在於文字而非攝影，久而久之，父親也只好任由我，所以我到底也沒學會怎麼用這架相機拍照。這麼多年過去，我指的是這幾年，當我端起這架仿佛佈滿父親手印和目光的相機，在他當年拍下數百張殺劫照片的地點拍照時，總有一種感覺，就像是每一次按動快門，父親都站在旁邊無言注視著，於是時光倒流，我與離開人世多年的父親如此親近，這是多麼難得的時光，仿佛一段幸福的日子。
我也因此領會了電影大師維姆·文德斯（Wim Wenders）所說的：“每張照片都重新證明時間的綿延連續，不可停留。每張照片都是對我們生命必會消逝的提醒。每張照片都關乎生和死。”[1]
9、最後要說明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出版的這本書，是《殺劫》修訂版。
主要修訂處，一是修正原書中個別出錯的細節，比如原書37頁的圖說中的一句，“拉薩中學的紅衛兵從學校出發去大昭寺破‘四舊’的情景”，實際上應該是，拉薩中學的紅衛兵去大昭寺破“四舊”之後，經布達拉宮正面（今北京中路）返回學校的情景。向我指出這一錯誤的，正是當年拉薩中學的一位紅衛兵。還有，原書出版時，我採訪的七十多人中，“其中已有兩人病故”，但十年之後，人生無常迅猛，所以在修訂版中改成：“其中已有兩人病故（注：至2015年9月，據我所知，已有十五人去世）”。
另外，原書中有多處出現“內地”這類詞彙，而當時，我在寫作時並未意識恰是遭致洗腦，已成習慣書寫。正如茨仁夏加先生所言，在1950年之後：“藏語對中國的稱呼是‘加那’（rgya na)，現在此用法于日常生活裡完全被消滅了。一個新造的名詞：祖國（‘每蓋’，mes rgyal)，現在成為媒體與官方出版品的經常用語，而這個名詞暗示的是一個包含西藏在內的中國。與此同時，那些到中國去進修的學生幹部，被說成是旅行到‘內地’（rgyal nang,‘蓋囊’）。還有，現在‘藏人’與‘中國人’也不存在了；相反的，現在只有‘藏族’與‘漢族’，兩族都是中國人。” [2]也因此，在《殺劫》出版十年後的修訂版中，所有的“內地”一詞，我都做了更正，如改為“中國”、“中國各地”之類。其他相似問題，概莫如是。
至此，似乎再無餘言。對大塊文化持續十年的鼎力支持，銘感五內。
另要補充的是，除藏文版，《殺劫》還被譯為日文[3]，已出版；被譯為英文，將於2016年出版。口述西藏文革的《西藏記憶》[4]，被譯為法文，也已出版。
2015年10月1日，寫於北京
2015年12月25日，定稿於北京
（又及：我父親在二十四年前的這天病故於拉薩）
2016年3月28日，修改于成都
8、無論如何，父親的老照片為我打開拉薩的門，讓我進入歷史中的拉薩，去認識曾有過卻已消失的風景、曾歷盡滄桑卻已輪回的人們，去傾聽曾發生的故事以及故事中的悲歡離合……“如果沒有革命，沒有文化大革命，我想我的一生會是一個很好的僧人，會一輩子穿袈裟的。寺院也會好好地存在，我會一心一意地在寺院裡面讀經書。可是革命來了，袈裟就不能再穿了，雖然我從來沒有找過女人，沒有還俗，但還是沒有資格再穿袈裟了，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曾在文革中砸過佛塔、燒過經書的強巴仁青老人的訴說，可謂對當代西藏的悲痛證言。
其實父親的老照片至今還在為我打開拉薩那些緊閉的門。前年夏天，一位幼年為僧、後來當過工人和幹部的老先生，指著《殺劫》中幾個“牛鬼蛇神”被學生紅衛兵及居民紅衛兵沿街游鬥的照片說：“在他們身後的這幢呈方形的房子是西藏軍區的碉堡，剛蓋的時候，拉薩人都不知道是幹什麼用。沒過多久，也就是59年的3月間，所謂的‘叛亂’發生了，解放軍把玻璃窗砸開，露出了機關槍，這石頭房子就成了軍用碉堡，打死過很多藏人。”老先生又補充了一句：“這些遍佈拉薩的碉堡，實際上就跟今天遍佈拉薩的便民警務站是一樣的。只不過，那時候叫碉堡，今天叫便民警務站，也打死過藏人。”
我從父親拍攝的文革照片去尋找屬於拉薩、屬於拉薩人的場景。也深知在這之後，一切已是發生了劇變甚至覆水難收的場景。迄今為止，藏語發音“帝洛”、漢語意為“世時翻轉”的場景仍是屬於拉薩的嗎？仍是屬於拉薩人的嗎？而十年前，不對，應是十六年前，為完成《殺劫》這本書，我帶著這些照片，騎著自行車，穿過拉薩的大街小巷，從這戶人家出來又去那戶人家，被遮蔽的文革舊事就這樣一幕幕展現眼前，雖然當時震驚且痛苦，但現在回想起來，卻是多麼難得的時光，仿佛一段幸福的日子。
如今，用我父親用過幾十年的這架老相機拍照，對於我其實是百感交集的過程。當年父親希望我成為一個攝影師可能比希望我成為一個詩人或作家更多。我還在上中學時，他就讓我試著用他心愛的相機，教我如何對焦、取景、定光圈，還帶我去他自己佈置的暗室，讓我注意觀察他怎麼沖洗照片，強調這個盤子裡的水是顯影的，那個盤子裡的水是定影的。我喜歡看一張張白紙上逐漸顯現出黑白色的畫面，全家人在一瞬間被定格的形象似乎可以永存，但這麼複雜的程式讓我興趣漸失，或者說，我的興趣可能更多在於文字而非攝影，久而久之，父親也只好任由我，所以我到底也沒學會怎麼用這架相機拍照。這麼多年過去，我指的是這幾年，當我端起這架仿佛佈滿父親手印和目光的相機，在他當年拍下數百張殺劫照片的地點拍照時，總有一種感覺，就像是每一次按動快門，父親都站在旁邊無言注視著，於是時光倒流，我與離開人世多年的父親如此親近，這是多麼難得的時光，仿佛一段幸福的日子。
我也因此領會了電影大師維姆·文德斯（Wim Wenders）所說的：“每張照片都重新證明時間的綿延連續，不可停留。每張照片都是對我們生命必會消逝的提醒。每張照片都關乎生和死。”[1]
9、最後要說明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出版的這本書，是《殺劫》修訂版。
主要修訂處，一是修正原書中個別出錯的細節，比如原書37頁的圖說中的一句，“拉薩中學的紅衛兵從學校出發去大昭寺破‘四舊’的情景”，實際上應該是，拉薩中學的紅衛兵去大昭寺破“四舊”之後，經布達拉宮正面（今北京中路）返回學校的情景。向我指出這一錯誤的，正是當年拉薩中學的一位紅衛兵。還有，原書出版時，我採訪的七十多人中，“其中已有兩人病故”，但十年之後，人生無常迅猛，所以在修訂版中改成：“其中已有兩人病故（注：至2015年9月，據我所知，已有十五人去世）”。
另外，原書中有多處出現“內地”這類詞彙，而當時，我在寫作時並未意識恰是遭致洗腦，已成習慣書寫。正如茨仁夏加先生所言，在1950年之後：“藏語對中國的稱呼是‘加那’（rgya na)，現在此用法于日常生活裡完全被消滅了。一個新造的名詞：祖國（‘每蓋’，mes rgyal)，現在成為媒體與官方出版品的經常用語，而這個名詞暗示的是一個包含西藏在內的中國。與此同時，那些到中國去進修的學生幹部，被說成是旅行到‘內地’（rgyal nang,‘蓋囊’）。還有，現在‘藏人’與‘中國人’也不存在了；相反的，現在只有‘藏族’與‘漢族’，兩族都是中國人。” [2]也因此，在《殺劫》出版十年後的修訂版中，所有的“內地”一詞，我都做了更正，如改為“中國”、“中國各地”之類。其他相似問題，概莫如是。
至此，似乎再無餘言。對大塊文化持續十年的鼎力支持，銘感五內。
另要補充的是，除藏文版，《殺劫》還被譯為日文[3]，已出版；被譯為英文，將於2016年出版。口述西藏文革的《西藏記憶》[4]，被譯為法文，也已出版。
2015年10月1日，寫於北京
2015年12月25日，定稿於北京
（又及：我父親在二十四年前的這天病故於拉薩）
2016年3月28日，修改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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