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唯色
唯色注: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之際，我的兩本書《殺劫》和《西藏記憶》由臺灣大塊文化出版。《殺劫》是文革在西藏的歷史影像及其評述，我已經多有介紹。《西藏記憶》是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我從寫作《殺劫》時接觸的七十多位訪談者中，將二十三人的講述輯成此書。他們當中，有二十位藏人、兩位漢人、一位回族。他們當中，有拉薩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創建人，有當年的紅衛兵、積極分子和造反派，有文革中被批鬥的舊日西藏的貴族、喇嘛、醫生，有文革中的記者、解放軍軍官等等。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為此將《西藏記憶》中的相關重要訪談，在我設于自由亞洲網站的博客上發表。
唯色（以下簡稱“唯”）：你是拉中高66級的學生，也是拉中最早的紅衛兵，你還記得拉薩紅衛兵組織是怎麼成立的嗎？
韃瓦（以下簡稱“韃”）：哦，那也是稀裡糊塗。內地成立了紅衛兵，我們這邊也成立了紅衛兵。具體時間記不清楚了，反正是毛主席上天安門接見紅衛兵那段時間。只要是學生都可以戴紅衛兵袖章。
唯：都可以戴嗎？不講成分嗎？
韃：都可以戴。剛開始不講成分，沒有劃分這樣的界線，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反正都可以戴紅袖章，拿紅纓槍，不管是領主的後代還是窮人的後代。但很快就不行了，要看成分了。說是成分好的才能加入紅衛兵，成分不好的不允許，這樣才變了。那些出身不好的就把紅袖章取下來了。當時成分是很重要的。成分不好的話很受歧視。
唯：紅袖章是自己做的嗎？
韃：是啊，我就印了很多。先在鐵皮上刻好字樣，再印上油漆，塗在紅布上，然後在醫用高壓鍋裡蒸一會兒，這樣就不會掉色了。也有油印的。
唯：我從《西藏日報》上看到，8月19日拉薩第一次召開慶祝文化大革命的大會時，有拉中和師校的紅衛兵參加，師校的紅衛兵還上臺給張國華戴紅袖章。
韃：我好像沒有更多的印象了。
唯：那你記得拉中有多少紅衛兵嗎？
韃：全校都是啊。
唯：大概有多少人？
韃：新生班加起來的話有七百多人。全部是紅衛兵。當然這是剛開始那會兒。我記得很清楚，先是不管成分好壞都可以是紅衛兵，但很快就講究這個成分了，就把成分不好的人都去掉了。
唯：組織者是誰？是老師嗎？
韃：主要是老師。像陶長松老師、謝方藝老師。主要就是他們兩個。學生裡面領頭的是出身好一點的學生。我也算是一個。
唯：拉中有多少漢族學生？
韃：拉中至少有三個班的漢族學生，如67（1967年畢業）二班都是漢族學生，全部加起來差不多有七八十個人。
唯：最先成立紅衛兵的，是拉中還是師校？
韃：應該是拉中。因為當時從各方面來講，拉中的名氣要比師校大。師校的名氣不大，而且年齡很懸殊，有的四十多歲，有的很小。很多是農村的，還有不少僧人。
唯：是寺院裡還俗的僧人嗎？
韃：不叫還俗。因為當時59年嘛，解放軍“平叛”的炮聲一響，僧人們都呆不住了，年齡小的都跑出來了。
唯：那他們在學校穿袈裟嗎？
韃：不穿。穿什麼穿。都穿跟我們一樣的衣服。師校最早和拉中在一起，所以我們很熟悉，後來就搬到沙拉寺東邊一個叫普決的寺廟裡，後來又搬到過去的藏幹校那裡，就是仲吉林卡那兒，現在的西藏大學那塊兒。師校的學生畢業後分到西藏各地，我聽說農村裡那些學校的老師很多都是從師校畢業的。這就和過去西藏不一樣了，那時候，農村哪裡有老師？當時的統治者不考慮這些。我還記得在59年以前，有一個叫做“孜那紮”的學校，在布達拉宮下面，分為僧官和俗官兩個分校。說來也怪，培養僧官的學校給各個寺廟下達指標，可以從各寺廟抽人，只要學好了就能當上官，七品官沒有問題。但培養俗官的學校還是從貴族家招生，都是貴族子弟，而且是貴族裡面的“重郭”。這“重郭”指的是世襲貴族。
唯：這麼說來，第一個紅衛兵組織是在拉中產生的？
韃：對。就西藏來講是這樣，接著大家就都一哄而起了。
唯：上次你講了去砸大昭寺的經過，我想再問一次，是不是事先早就有安排呢？
韃：肯定是的。
唯：《西藏日報》上記載的有24日那天紅衛兵去帕廓街一帶搞宣傳的事情，不過沒說砸大昭寺。那報導裡提過拉中的學生，一個叫米瑪次仁的，還有師校的一個叫巴桑的學生，當場把名字改了，還提到一個叫崗珠的油漆工人。
韃：叫米瑪次仁的，拉中有好幾個，不知說的是誰。師校那個學生，對了，就是我們一塊兒在司令部開過會的。至於那個油漆工人，就是今天還在當居委會書記的崗珠。他實際上是畫畫的，給藏式傢俱畫畫。
唯：回憶當天的經歷，你認為砸大昭寺的是以什麼樣的人為主呢？
韃：學生，居民，都有。實際上，我上次不是對你說過嗎？就像大昭寺的喇嘛說過的，那一天，只是砸了表面的，大概半個月以後吧，國家派了人來收拾。那個“土則列空”，外貿廢品收購站，聽上去好像是一個收破爛的，實際上，什麼廢品，什麼破爛，都是好東西，可是國家廉價收購啊，就給一點點錢。當時很多人都把家裡的寶貝送到那裡去了，有的出於害怕，有的是生活無奈，當然也有膽子大的人悄悄地藏起來了，這些人後來就好啦。膽子小的就倒楣了。
另外，聽說城關區的一個叫劉方的書記，他拿了“覺仁波切”跟前供放的一盞金燈，“龍東司恭”，樣子很普通，但很貴重，就是這個小子拿的。最後他得到了報應，他內調（指在西藏工作的漢人調回漢地）回去時車翻了，他的箱子也倒了，裡面有很多東西，其中就有這盞金燈。
唯：文革期間，像過去在大昭寺的喇嘛，他們怎麼辦呢？還在寺院裡呆著嗎？
韃：文革期間，寺廟裡有好多僧人都不敢呆了，離開了。像我哥哥，他從小在大昭寺出家為僧，這時候也呆不下去了，我想辦法把他接回居委會，沒再當喇嘛了。他現在跟我住在一起，六年前因為青光眼雙目失明了，天天躺在床上念經、睡覺。他不起來，說是走夠了，也看夠了。
唯：當初拉中的紅衛兵去砸大昭寺，還去砸過別的寺院嗎？
韃：砸大昭寺那天，紅衛兵還去了清真寺。可是他們進去一看，裡邊什麼也沒有，沒什麼可砸的，只好在牆上貼了些標語，寫了些口號，就走了。他們剛走，聽說回民就來了，拿著棒子、鐵鍬和斧頭什麼的，他們是來打紅衛兵的。西藏的回民人數不多，但是很團結，互相之間很照顧，誰家要是有困難，只要不偷不搶，他們都會來捐助的。西藏的回民和青海、甘肅的回民不一樣，說是回民，但其實和藏族差不多，無論是語言還是生活習慣都一樣，只是宗教信仰不一樣，所以我的一些回民同學說，我們是藏族中的回民，或者說我們是藏族中的穆斯林。可是藏族人彼此就不團結。不光分地區，還要分教派。過去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在國外的流亡社會也是這樣。
唯：這是一個問題，不然當年解放軍要進來也不會那麼容易。
韃：是啊，1950年解放軍為什麼能夠那麼順利地進入西藏？跟這都有關係。當時康巴人之間流傳著一句話：漢共產就像父母一樣，那大洋就像下雨一樣地落下來。好啦，到了後來就收拾了。像我們當時上學時每個月要發三十個大洋，不管貴族還是平民，統統都要給的，哪像現在的孩子上學要收多少錢啊。當然，當時這麼做也是收買人心，畢竟共產黨那時候還沒有站穩嘛，一旦站穩了就不是這樣了，就要收成本了。
唯：以後，你們拉中紅衛兵還有過什麼活動呢？
韃：有兩次去北京的“大串聯”。記得是9月初吧，拉薩紅衛兵也要“大串聯”，這是西藏的第一批串聯隊伍，其中有我，我們要去參加毛主席10月18日的接見。我們有五六十個人，有陶老師，有拉中和師校的學生，還有山南和日喀則的學生。區黨委還派了一個幹部，這人後來是民政廳的廳長紮西平措。他是來監視我們的，必須經常向自治區彙報我們的動向。
唯：為什麼要監視紅衛兵呢？
韃：可能是不相信我們吧。但是這個人文字不行，就找到我們的一個同學讓他來抄寫，我們同學一看他的原稿，生氣地說，媽那個P，都是告狀的，不抄了。告訴我們後我們也很生氣，就跟他辯論，他辯不過我們，也就很不高興，這樣我們跟他就有摩擦了。
我們坐汽車到了柳園，從柳園坐火車到了北京。我們在北京見到了毛主席。很激動。我還在北京花了五十元買了一套紅衛兵穿的那種軍便服。從北京回來的路上，我們說要從康藏公路走，他不幹，因為康藏公路比較危險，而且他也可能是出於考慮我們的安全，可是我們當時年輕，懂什麼嘛，非要從那兒走，還說人家修路的都不怕，我們怕什麼之類的話。他爭不過就整我們，本來北京到成都的火車有直達的，他給我們的卻是到西安的火車票。當時火車直接上去就可以，不用花錢買車票的。我們不知道火車坐錯了，一下子被帶到了西安。可是陶老師先上了去成都的火車，我們說好在成都會合的，結果他一個人到了成都。我們上當了，就到西藏民院住了幾天，那幾天我們天天罵他吵他，他都頭疼死了。但師校和專區的學生挺巴結他的，我們又跟那些學生鬧。這樣我們就分道揚鑣了。我們從西安到了成都，找到陶老師，坐車回了拉薩，路上足足走了半個月。康藏公路確實挺危險的，一同進藏的有兩輛客車，一車上是我們，一車上是那些休假的幹部，他們都提心吊膽的，害怕翻車，連個氣兒都不敢出，不像我們有唱有說，很開心。回到拉薩差不多11月底了。
唯：那麼，內地的紅衛兵是什麼時候進來的呢？
韃：可能是“大串聯”開始以後他們才進來的。北京有個八十三中還是八十幾中，來了不少人，很厲害，算是比較強的力量。還有北航、青海八一八、內蒙古交通學校，等等。有了“造總”以後，他們都住在總部裡面，也就是二所。還有就是在內地民族學院上學的西藏學生，像中央民院、西藏民院等等。從西藏民院回來的人最多，比我們拉中的學生還要多，他們可能有幾千人，一擁而上，拉薩的大街小巷都是。他們大部分是“農奴戟”，是屬於“大聯指”的。我們拉中和中央民院的大部分是“造總”。當然有個別的還是站不住腳啊。除了西藏民院的大部分學生以外，其他的內地來的學生幾乎都是傾向“造總”的。
唯：內地來的學生跟你們的關係怎麼樣？是領導你們，還是互相都是平行的？
韃：應該說是平行的。但也有因為他們是從首都來的，對很多情況比我們熟悉，所以讓他們策劃什麼的。另外像從清華大學回來的達瓦次仁和阿旺次仁都是拉中學生，就好像自家人一樣。他們倆算是來發動。因為這裡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只能聽聽廣播什麼的。他們一來很多情況都清楚了。
唯：兩派就是從紅衛兵分化出來的嗎？
韃：對。“造總”和“大聯指”裡面都有紅衛兵。反正一個是保當官的，一個是打當官的。就這個意思。所以，軍隊都向著“大聯指”。他們手裡武器多得很，是部隊給的。明著不敢給，就暗地裡給嘛。所以他們還有軍裝，好吃好喝的，糧食都是足足的。我們“造總”不行，窮光蛋，幾乎沒有武器，說是總部，別人聽起來挺害怕的，可整個總部實際上只有一隻手槍，那還是機修廠的一個漢族的。我們都沒有武器，要是真的攻打的話，只能挨打。所以我們就撿了一些鐵桶桶掛在樓上，好像那是炮似的。不過我們手裡有那種鐵的裝著雷管、炸藥的土手榴彈，當時我好不容易拿到一個，可是被我們在廣播電臺的一個同學看見了，硬拿走了，沒想到回去後他向同事炫耀，不小心點著了，結果炸了，幸好別人都跑得快，他雖然負傷了，但不重。但這件事情被住在電臺的軍宣隊和“大聯指”的說成是“造總”炸電臺的事件。那會兒武鬥已經開始了。先是辯論，接著是拳頭，然後是石頭，然後就是槍炮了。
唯：“造總”後來有武器嗎？
韃：汽車三隊是“三司”，“造總”第三司令部，他們有一個小分隊，都有武器。有的是自己做的，有的可能是繳獲的。但我很少去那裡打交道。第四司令部就是居委會這一攤子。
唯：是不是當時兩派各自下面都有很多組織？
韃：對，很多，“大聯指”下面比較出名的就是“農奴戟”，我們這邊“三司”和“四司”比較凶，其次就是拉中的。拉中的辯論、寫大字報可以，打不行，所以武鬥致死的只有一個學生，是在攻報社的時候，自製的手榴彈炸了，落在他的頭上，就死了。這自製的手榴彈很不保險。當時還有自製的手槍，但我們拿不到。
“造總”下面主要有三個組織：“造反公社”、“造反總部”、“紅衛兵司令部”。這跟“大聯指”差不多，他們也主要是“大聯指”總部、“農奴戟”和“農牧民司令部”。“農牧民司令部”的總部在“居麥”也就是下密院那裡。
我們學生都屬於“紅衛兵司令部”，機關裡的幹部、職工和城市裡的居民、工人屬於“造反總部”，郊區的農民算是“造反公社”。剛辦“造反公社”時，我和拉中幾個學生在那兒稱頭，包括蔡公塘辦事處、拉魯辦事處、東風辦事處（在今天納金路一帶），由這三個農村辦事處中屬於“造總”的農村幹部和我們一起組成。蔡公塘辦事處大部分幹部屬於“造總”，但有意思的是，老百姓大部分是“大聯指”。我們的辦公室在二所裡面，也就是堯西大院東邊的角落上。有兩間房子，我們住在那裡。整個大院是屬於“造反總部”的。陶老師他們也住在那裡。陶老師算是最大的頭頭，還有一個大修廠還是機修廠的漢族也是頭頭。謝方藝主要在拉中，但他也是總部的一個頭頭。
我們在“造反公社”，主要就是給當地的農民發傳單，組織開會，進行各種宣傳和鼓動。還給農民發糧食，總部當時有一點糧食。
兩派“大聯合”以後，“造反公社”就取消了，我們就回學校了，不久“造總”不行了，掌權的幾乎都是“大聯指”，“造總”幾乎沒人能夠上去，所以我們拉中的學生全都被下放到農村了。給了我們糧票、布票和一些錢，也就是塞我們嘴巴嘛，就這麼打發去了，當然不去也不行，這在當時是一個趨勢。我被安排到蔡公塘了，在“造反公社”時認識的農村幹部的説明下，我去了一個相對較好的生產隊裡，那是69年9月份，當了整整一年的農民，然後招幹回到了城裡。
唯：你是否覺得你們這些學生紅衛兵其實是犧牲品？
韃：就是啊。都是替罪羊，被人家當槍使。我們十八九歲的孩子懂什麼？從這方面講，我們是犧牲品。我們班在當時是學校裡最高的班級，66年就應該高中畢業，分配工作，可是我們堅持要將革命進行到底，不離開學校，結果又多呆了三年，69年才畢業，下鄉當知青，後來工作年限只得從69年算起。我們是西藏最早的知青。除了文革前進校的新生班，其他學生全都趕到鄉下去了，一兩年後新生班也給放下去了。所以就有這種說法，拉中的那些老一批的學生，把大家都連累得抬不起頭。後來陸陸續續地又回來了，有的一兩年就回來了，有的在鄉下呆了六七年，這些都是出身差的同學，層層卡。我正好在農村呆了一年，運氣不錯。這也是因為我的出身好。內地的知青是在我們之後插隊的。可能是七十年代初期。
唯：拉中是一所什麼樣的學校呢？
韃：學生都要住宿。封閉式的教育。只有週末沒有課，可以出去看露天電影什麼的。藏漢老師各占一半，都非常好，現在可能找不到那種老師了。漢族老師很多都會說藏語，初中的課程如數理化都是用藏語教授，高中以後才用漢語教授。漢族老師裡面謝方藝、鄭國梁、龍國泰都不錯。陶老師雖然沒當過我們的班主任，也沒給我們上過課，但他威信高，也很有學問。他同樣很不順利，所以說文化大革命既可以造就人，也可以毀滅人。大部分人都被毀了。
拉中的名譽校長是達賴喇嘛。校長是達賴喇嘛的大經師赤江仁波切，他還是一小的校長。那是1959年以前。
唯：如今，像你對文化大革命是怎麼樣的一個看法呢？
韃：文化大革命不好。大家也知道，毛主席晚年老糊塗了，生怕別人奪自己的權。蔣介石曾經說過一句話，我不是共產黨打敗的，而是國民黨自己把自己打敗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是共產黨自己折騰自己的。
唯：但是對西藏的破壞是不是很大呢？
韃：文化大革命對西藏的破壞那是沒話可說的。全藏地包括康區和安多，7千多座寺廟在59年毀了一批，可是經過59年剩下的這些，在文革當中又幾乎全部被毀掉。包括布達拉宮，“破四舊”時雪居委會想去砸，被解放軍給攔住了，據說是周總理的命令。可是後來挖防空洞時，用炸藥炸瑪波日（布達拉宮所座落的山）兩邊，破壞相當大，導致布達拉宮現在經常這個裂縫那個裂縫的，所以為什麼現在布達拉要維修，不維修不行啊。
布達拉宮第一次維修時，中央給了四千萬，據說當時來了財政部的一個副部長，他在會上不停地說，中央財政很困難，可還是撥款4千萬來維修。當時阿沛也在場，他就說，既然國家財政這麼困難，我們就不要中央撥款了，你們把布達拉宮的金庫打開，用金庫的錢來維修布達拉宮。這金庫叫做“朗色旁准”，過去藏政府在全藏收稅之後，把稅收變成黃金和珠寶，然後放在這個倉庫裡，只存不取，只進不出，有人說有三百年，有人說有五百年，你想一想，這裡面會有多少財富？可是文革當中這個金庫被搬空了，裡面什麼都沒有了，全沒了。據說阿沛其實知道這件事，他是故意這麼說的。這一說，就有人回答，金庫早就空了，哪兒有什麼黃金啊，全都被國家拿走了。財政部的那個領導一聽，再也不吭氣了。
布達拉宮下面現在還有防空洞。西邊的在賣青稞酒，東邊也有一個，我沒進去，但是有。藥王山下麵也有防空洞。誰知道為什麼要選在那裡挖防空洞，可能是離自治區頭頭們近吧。文革前，區黨委還在易貢（位於海拔較低的林芝地區）建黨校，聽說區黨委準備遷到那裡去，這是因為張國華他們怕死，怕飛機來炸。
所以班禪大師不是說過嗎？西藏沒有一座寺院沒被破壞，最輕的可能是布達拉宮。今天布達拉宮舉行了第二期維修典禮，還要維修羅布林卡和薩迦寺，其實這些地方都在文革時候被破壞過。
唯：可是，關於西藏的寺院被破壞，現在有這麼一種說法，說是藏族人自己給砸的。你認為呢？
韃：說藏族人自己砸寺院，有沒有這種人呢？有。不過很多人是被迫的。總的來說這個責任還是在於政府。政府若是要制止的話是完全可以制止的。比如像阿沛，群眾要鬥他，中央要保他還不是保下來了。所以只要想保護的話完全可以做到。你有那麼多軍隊，你派軍隊去守著，誰敢去砸寺院啊？誰也不敢去。事後放馬後炮誰不會放啊。不過，當時政府自己的許多官員也保不住自己了，自身難保了。我聽說周總理自己也很困難。但不管怎樣，只要當時派遣軍隊去保護，還是多少都會保護下來的。
唯：我還想問一個問題，當年那麼多運動，如“民改”之後的“三教”、“四清”等，花了很長時間來發動群眾起來革命，所以是不是有不少人已經被洗了腦，以致到文革時有那麼多的群眾參加，其中有害怕的，但也有的是很真誠的，自發的，是不是？而且，宗教是不是在整個藏地都沒有地位了？共產黨變成了新的神？共產主義變成了新的信仰？
韃：文革期間，宗教的確被壓下去了，但是對於年紀大的老人來說，肯定是口服心不服的。他們對宗教是一直都沒有放棄的。雖然迫於整個社會的壓力不敢公開表示，但是潛伏在他們心中的信仰是存在的。但確實也有部分的年輕人，就像我們這批人，在宗教方面我們並不懂，也沒有人教過，只是有點印象而已。所以在當時很容易被洗了腦。但是宗教的影響力是難以想像的。比如文革結束之後，從那邊（指印度流亡藏人社區）派來的參觀團（1979年，中國政府允許流亡西藏人士和達賴喇嘛的親屬回西藏參觀）受到了特別隆重的歡迎，顯示出了宗教在人心中的地位。當時在大昭寺講經場人山人海，這之前各單位以及居委會還開會教育群眾，不要罵他們不要打他們什麼的，想不到事實上的效果恰恰相反，達賴喇嘛的哥哥在臺上每說一句話，人們都歡呼，他一招手全場都安靜得很，鴉雀無聲。沒有別的原因，就因為他是達賴喇嘛的哥哥。宗教這個東西可不一樣啊。畢竟共產黨教育的時間不長，但是宗教有著上千年的歷史，它的潛移默化的力量很大，哪裡有那麼好對付！又比如今天有很多年輕人很信仰宗教，“薩嘎達瓦”時轉經的人裡面就有很多年輕人，這也顯示了宗教的生命力，宗教是不可能滅亡的。
唯：說到達賴喇嘛派回來的參觀團引起的反響，這是不是還有一個原因？比如這是在文革結束之後，共產黨表示又可以信仰宗教，而且還把在文革中打倒的“牛鬼蛇神”重新扶起來，讓他們享受優厚的待遇，這是不是刺激了那些參加革命的積極分子？另外，經過這麼一番折騰，他們發現毛主席這個神還是不如我們西藏自己的神厲害，他那個神是要死的，而我們的神死了還可以轉世，他們於是後悔自己的行為，尤其是破壞宗教的行為，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韃：這個有可能。怎麼說呢？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修寺廟最積極的確實是當初打砸搶也很積極的那些人。為什麼呢？可能是悔過吧。這當中有一部分人是腦子比較滑，看到什麼形勢就跟什麼形勢。但是更多的人可能是出於悔過。其實，別看現在信教的人挺多，每天轉經的人挺多，可是，到底西藏的宗教是什麼？肯定知道的人很少。實際上我們看的話，西藏的宗教主要針對的是人的心靈，信仰宗教就是治療心靈，心治好了那就是宗教的目的。
唯：那麼，你對那些積極分子是什麼看法？
韃：一部分人是無知，緊跟當時的風氣，一部分人是流氓，沒有教養的，還有一部分人是滑頭，想要爬上去當官的，當然也有人是出於真誠。形形色色的人都有。
唯：積極分子在文革中起了什麼樣的作用？
韃：起了相當不好的作用，而且這個作用還挺大的。像砸寺院呀這些，都是他們帶的頭。可是這些人的素質如何呢？我舉一個例吧。我們有一個鄰居，他的兒子比較調皮，踢足球時把球踢到治保主任的頭上，治保主任就把他抓起來了。當時正在開群眾大會，治保主任就勒令這個小孩子跪在臺上，他爸爸當時去拉板車不知道這回事，回家聽人說你兒子被罰跪，就趕去了。他這個人膽子挺大的，他走到臺上跟兒子跪在一起說，老爺，我的畜生兒子不懂事，竟然敢把球踢到你頭上，真是該死。他說話的方式完全是過去舊社會時對貴族說話的方式，這下弄得治保主任下不來台，不好意思地說，算了，算了，回去吧。由此可見這些人的素質。現在這些人還是有。
唯：居委會的幹部有這麼厲害嗎？
韃：有。他們的權力大得很，比過去貴族的權力還大。再舉一個例，居委會裡的那些孤寡老人平時沒人管，一旦死了，居委會就來管了。把門一關，裡邊的東西一搜，好的就瓜分了，剩下的就充公了，或者拍賣了，類似的事情很多，所以居委會的頭頭一個二個都發了。
有些積極分子轉向起來比誰都要虔誠。比如我的一個同學的父親，是康董卓康居委會的主任，聽說他過去很積極，整那些出身不好的人很凶的，以至於這些挨整的人說，就是骨頭生銹了也忘不了這個主任，當然表面上還是對他點頭哈腰的，可現在這個主任變成什麼樣子了呢？日喀則那邊不是有個夏魯寺嗎？他給夏魯寺送過一車的綿羊，還把夏魯寺在文革時被毀的一座佛塔給蓋起來了，可是後來被水沖了，他又花了四十多萬把塔給重新蓋起來了。還有一個人，是納金電廠附近公社的書記，八幾年那會兒，他要退休了，開始去轉經，有人提意見，老頭不高興，向上面交了一份退黨報告說，年輕的時候忠心耿耿為黨工作了，年紀大了，宗教這個東西丟不了，但是共產黨員是不能信教的，所以要求退黨。但是他的要求沒有批，不過也沒有管他信教的事情。類似的基層幹部其實很多。
唯：積極分子的轉變是不是也跟那些所謂的“牛鬼蛇神”的命運的轉變有關係呢？忽而打倒在地，忽而高高在上，以至於這些群眾認為搞來搞去都一樣。
韃：是，這點早就公開的說過。曾經拉薩發生“騷亂”之後召開大會，就有人在會上說，你們說“騷亂”表示舊社會要復辟，這舊社會復辟不復辟跟我們有什麼關係？要問去問龍王潭後面的人，這是他們的事情，不是我們的事情。龍王潭後面是自治區政協，裡面住著很多過去的上層人士，所以他要這麼說。其實不管是哪一個朝代，當權者的利益總是大過老百姓的利益，不管是舊社會還是新社會都一樣。除了毛主席那個時代，反正大家的肚子都是空空的，沒什麼油水。而且這個帽子那個帽子的，誰敢搞腐敗呢？反而不管真心還是假意，總是要考慮老百姓的。
說到“牛鬼蛇神”，這些人大都是過去的上層人士，他們在文革時被整得很慘，無疑是很可憐的，但從西藏的歷史來看，這些貴族實在是太腐敗了，他們擁有一切，土地、牛羊、莊園等等。寺廟也是很有錢的。有的貴族人家、有的寺廟的財產比“甘丹頗章”（西藏原政權）還要多。聽說功德林的財產就超過了西藏政府。老百姓有什麼呢？連土地都沒有。所以有的人被鬥真的是活該，誰讓他們那麼積極地去當“愛國人士”呢？當然政治的力量很強大，他們也只有跟共產黨合作的命運，所以今天他們的日子又好過了。
唯：文革以後，西藏的官員當中是不是“大聯指”的比“造總”的要多？
韃：基本上都是“大聯指”的。像熱地書記就是一個典型，他就是搞派性上去的。他原來是那曲地區造反派的頭頭。據說在北京給兩派辦學習班時，熱地表態很積極，很會討中央領導的歡心，所以他被看中了，以後就一直得到提拔，提拔到現在這種程度。
唯：是啊，可是陶長松就被說成是“三種人”，抓起來關了一年多，但“大聯指”裡面的似乎就沒有誰是“三種人”。
韃：是，不但不抓，而且官越升越大。如果陶老師是“大聯指”就會升上去，像“大聯指”的頭頭劉紹民還當了山南地委的專員。他後來調到農牧學院，據說在那裡還出了紕漏，說是有一筆錢貸出去了，吃了利息，為這事還被專門查過，最後不了了之。
唯：你現在回顧兩派，對這兩派的看法是什麼樣的？
韃：當時倒是在說，“大聯指”是保皇派，“造總”是造反派，我到現在也還是認為，那些當官的，尤其是官越當越大的，說他們狡猾也好，搞陰謀詭計也好，總之有很多手腕的。而“大聯指”的很多是靠這樣方式上去的。“造總”單純得多，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不管你是誰，可這一說就糟了，就記恨了，從此你工作再好也上不去。
唯：那麼你第一次看見這批照片時，是什麼感受呢？
韃：很難得啊，文化大革命的這些東西很難見到啊，這些照片太珍貴了，這才是歷史的真面目，再想說假話也假不了。而且保存的也挺好。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