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種族滅絕的屠殺？

桑杰嘉

台湾民报

2017-07-02 08:50

注：原文小标题只有“战争？屠杀？和“事實、闡釋與反思”，其他均有《民报》编辑改加。

中國對西藏的武力入侵，絕非「戰爭」而是屠殺。

1949年，中共入侵圖伯特（西藏）安多大部分地區和康的部分地區後，開始為進一步入侵圖伯全境做準備，1950年10月開始對圖伯特政府軍防守的珠曲（金沙江）一線軍事入侵。中共依靠強大的軍事力量打敗圖伯特政府軍隊並侵佔了重鎮昌都後脅迫談判，在北京簽訂了所謂的《十七條協議》。中共向世界宣稱圖伯特從此「和平解放」，並按設計好的《十七條協議》數萬大部隊浩浩蕩蕩開進圖伯特拉薩為主的衛藏各重鎮要地，政治攻勢咄咄逼人，全面展開剝奪圖伯特政府政治權力和控制圖伯特人民的行動。因此，1956年始，在圖伯特康區和安多陸續爆發反抗，中共為了控制這些地區的人民開展了軍事鎮壓，中共稱為 「平叛」。

1950年代中共「血洗西藏」的真相

1959年3月底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流亡印度，中共完全奪得了在圖伯特的政治權力，不過權力到手不等於就能控制了人民。為了全面控制圖伯特人民，中共繼而對衛藏為主的圖伯特其它地區展開了三年前在安多和康區推行的軍事鎮壓運動。中共投入的兵力從人數、軍種、武器等遠遠超過了入侵圖伯特時投入的武裝力量，緊急調遣抗美援朝的軍隊、南蒙古騎兵（中共稱三十一部隊和四十一部隊）、原軍閥馬步芳騎兵整編的騎兵、空軍，甚至防化部隊等，此次時間跨度為六年半之久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導致圖伯特很多措瓦（圖伯特語，傳統社群名）從地球上徹底消失、出現大量的寡婦社會、近百萬人遭殺害。

這段圖伯特國家淪亡、生靈塗炭的歷史，流亡的圖伯特親歷者們有較多證詞，並有藏、中、英等語種的出版物，二十世紀末中共官方也出版了部分資料，還有中共軍方當事人的回憶錄。另外，最近幾年也有海外華人和蒙古學者先後出版了相關著作，兩位非圖伯特人的研究者分別是：華人作家李江琳女士，蒙古學者楊海英先生。

李江琳，中國江西南昌人，解放軍家庭出生。畢業於復旦大學外語系，1988年留學美國，現居美國。李江琳女士于2012年在台灣出版了《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研究的是1956年至1962年中共的這場軍事行動。

楊海英，南蒙古（中國人稱內蒙古）人，蒙古騎兵家庭出生（父親至1957年末為騎兵第十四團士兵）。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日語系畢業。1989年留日，現居日本。楊海英先生于2014年出版了《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日語版），2017年4月在臺灣出版中文版。楊海英先生研究的是中共派遣蒙古騎兵在圖伯特參加這場軍事行動的情況，時間段為1958年8月至1961年12月。

但是，兩本書對發生在圖伯特的同一歷史事件即中共所謂的「平叛」，得出的研究結論完全不同：李江琳女士稱是發生在「中國西南西北地方」的「秘密戰爭」，而楊海英先生指出是中國對圖伯特國家的侵略，中共對圖伯特民族進行的「一場種族滅絕行動。」

那麼到底是「戰爭」？還是種族滅絕的屠殺？

世界屋脊上的種族大屠殺

《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後文簡稱《鐵鳥》）從書名不難看出，作者明確認定中共這場大規模軍事行動為「戰爭」。該書前言中說：「零散在大量資料中的描述、資料和各方參與者的會議漸漸歸攏，指向一個驚心動魄的關鍵字：戰爭。」（1）

《鐵鳥》在交代這場所謂「戰爭」的雙方時陳述：「交戰雙方一邊是擁有現代武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野戰和地方軍隊，以及受過軍事訓練的武裝民兵，另一方是以土槍步槍刀劍為主的藏區農牧民、僧侶、少數政府官員和部分藏軍」，「當時的解放軍十二軍區中，有八個不同程度參與。作戰過程中，解放軍動用了步兵、砲兵、騎兵、空軍、裝甲部隊、摩托部隊、防化部隊等兵種，戰爭物資調自九個省市。參與決策和指揮的，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些關鍵人物：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楊尚昆、彭德懷、粟裕等等。」（2）

筆者在此需要說明：其一，相對于毛、周、鄧等中方最高層決策和指揮者，圖伯特政府最高領導人等沒有策劃和指揮圖伯特人「交戰」。其二，圖伯特政府軍主力在1950年已被中共消滅，《鐵鳥》中提到的「少數政府官員和部分藏軍」，其實是1959年之後才加入的，而且，僅僅在圖伯特衛藏的極少部分地區。康區和安多地區根本沒有藏軍和政府官員，也就是說，從1956年到1962年，中國正規軍在康和安多的軍事行動，「交戰」的另一方就是農牧民和僧侶。

還須說明，即使是李江琳女士所說的「土槍步槍刀劍」也極為匱乏，因為在鎮壓前，中共開展「民主改革」運動，首先就收繳了圖伯特農牧民傳統的私有財產——槍支。筆者與華人作家唐丹鴻女士一起搜集的口述史中，多人指明「空著手就上山了」——「上山」總的來說包括兩種情況：因不願接受中國人的統治，社群的人攜全家老幼集體逃亡，去尋找一個沒有中國人的地方繼續生活，為了突破圍堵的中共軍隊，家族男丁通過伏擊中共軍車獲取槍支；也有起義，襲擊中共幹部，通過伏擊軍車搶獲槍支。但搶獲的槍支數量很少，彈藥更是稀缺。

那麼，參照李江琳女士在《鐵鳥》中所統計的：「解放軍動用了步兵、砲兵、騎兵、空軍、裝甲部隊、摩托部隊、防化部隊等兵種」、「解放軍在各地參戰部隊兵力累計23萬5千左右」，「民兵、民警」等71000餘人（3），共30多萬軍人直接參與軍事行動。在青海的不完全統計：「參戰機組三十四個，參戰飛機30架，主要戰鬥出動224次，飛行時間近700小時，對敵實施轟炸33架次，射擊53架次，照相偵察33次，目視偵察123次；轟炸23師三年間在西藏（指西藏自治區）共出動16架，飛行61架次」（4）……兩相比較，即便形容「交戰」雙方「力量懸殊」，但是，用戰爭形式進行的屠殺更是屠殺，而不是「戰爭」。

而且，另一方面，李江琳在《鐵鳥》中用中共的記載，印證了圖伯特人先已出版了的證詞：中共軍隊使用當時最先進的飛機轟炸寺院、空軍不分男女老少地轟炸和掃射民眾。騎兵追殺、步兵圍剿、空軍轟炸濫殺的情況普遍。李也指出：圖伯特人「逃亡之路也是生死之路，一旦被打死，他們就是『叛匪』；如果被捕獲，他們就是『被解救的群眾』，成批塞進卡車，押解遣返家鄉。他們中的成年男子被逐一挑出，或關進監獄，或送去集訓，大多數男子從此下落不明」（5），「戰鬥中濫殺投降人員和俘虜是普遍的情況」。李江琳女士在《鐵鳥》中還提到：「1959年之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戰爭目標之一是『練兵』，即鍛鍊解放軍高原作戰能力」，也就是把圖伯特人當成中共各軍種的活靶子——這一切難道能謂之『戰爭』？

蒙古學者楊海英先生，以蒙古人騎兵遠征圖伯特、協同中共在圖伯特「平叛」的歷史為主線，經過研究大量的珍貴資料和田野考察，著寫了《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他明確指出，中共所謂的「『對叛亂分子的和平鎮壓』事實上是一場種族滅絕行動」，這場大屠殺使圖伯特國家被徹底「亡國」。

以蒙制藏，屠殺俘虜，殺害僧侶

《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首次披露了很多當時整編在解放軍中的證人的證詞，並與中共軍方當事人的回憶錄相佐證。這些證人包括：南蒙古騎兵、圖伯特蒙古騎兵、圖伯特蒙古人幹部、嚮導和圖伯特人嚮導。他們是「平叛」參與者，不但對中共軍方如何部署、如何實施追殺、圍剿、轟炸的情況作了具體說明，而且親身見證了：蒙古騎兵屠殺圖伯特人；中共空軍、步兵和蒙古騎兵聯合屠殺；中共空軍轟炸無辜等等。還有當事人指出，一些屠殺事件是在「從未發生過叛亂」（6）的情況下，中共先自導自演然後對圖伯特人大開殺戒的。（部分事例請參閱筆者發表在民主中國網上的〈屠殺圖伯特人的又一鐵證〉一文）。

楊海英先生記錄的證言中還有很多屠殺俘虜的情況：「我們俘虜了二百人左右的女人和孩子，交給了後來的支那人步兵部隊。但是，幾天後聽說他們把那二百多人全部屠殺了」（7）；「中國軍隊將那些俘虜排成一排，用機關槍掃射了他們」（8）；「中國軍隊首先將被俘的西藏人分成男人、女人和孩子，然後一個不剩地處決所有男俘虜，再將女人和孩子關進果洛的監獄」（9）；「1960年8月1日，騎兵第十四團一個班的八名士兵被藏人殺害。得到消息的吉爾嘎朗團長勃然大怒，屠殺了藏人俘虜，並且攻陷寺院，殺害了僧侶們」（10）；「中國人的步兵總是會馬上說：『這些人妨礙行軍，收拾掉』。他們不會留下俘虜，全部殺掉」（11）；「朋斯克曾數次目睹，中國軍的步兵把俘虜的耳朵割下來，也因覺得護送藏人麻煩而將他們屠殺了事」（12）……

楊海英先生認為，當時中共 「試圖創造一個沒有藏人的『世界屋脊』」。

事實、闡釋與反思

兩位原研究者的書顯示了以下事實：
1. 絕大多數「亂份子」是試圖逃避中國統治的圖伯特平民，中共以所謂的「叛亂」為藉口屠殺他們。
2. 現代化的中國正規軍隊解放軍對戰持刀劍、長矛和獵槍的圖伯特人。
3. 大量手無寸鐵的男女老少，僧俗大眾，以及所謂的「俘虜」遭到中共軍隊屠殺。
4. 中共最高層指示：「練兵，即鍛鍊解放軍高原作戰能力」，把圖伯特人當作練兵工具。
5. 這一屠殺行動實施了6年半。
6. 中共對所謂「平叛」中的圖伯特人死亡數字嚴格保密。

這些事實充分展示了一幅血腥屠殺的輪廓，而非「戰爭」。因為人們通常理解的「戰爭」，必須包括一定程度的對抗，需借由軍隊使用武器及其他軍事技術與裝備，配合軍事戰術、軍事戰略以及後勤，通過多次大規模對決，使敵方失去抵抗。而顯然，無論是華人李江琳女士書中內容，還是南蒙古學者楊海英先生的研究，都清楚顯示圖伯特方面根本不具備「戰爭」的條件，既沒有軍隊武器，更沒有軍事技術和後勤，更遑論多次大規模對決；相反地，倒證明了中國現代化武裝的正規軍在圖伯特實施的軍事行動，恰恰不是 「戰爭」而是屠殺。

然而，兩位非圖伯特作者對這段被中共稱為「平叛」的歷史，有著耐人尋味的不同闡釋：

華人作者李江琳在她的書中，引用了很多達蘭沙拉出版的圖伯特學者和親歷者的資料與證詞，這些資料和證言都論證了圖伯特1949年之前的獨立和主權，從而展示了中共所謂的「平叛」是在侵略和佔領的背景中。而李江琳女士對她所引用摘錄的資料中這重大的一環視而不見。她沒有出示任何證據、也沒有哪怕是簡單論證，但卻刻意地將圖伯特置於「中國的非漢民族地區」、「歷史上一直是高度自治」、「邊疆民族」的框架下（13），從而「推導」出是由於中共「民主改革」錯誤的「治藏」政策摧毀原有的「自治」，由於詆毀宗教迫害僧人，以及「稅收太高」、中共「地方幹部」的「大漢族主義」等，導致了「官逼民反」，並稱「1956-1958年，中共出動野戰軍在中國西南、西北鎮壓藏民暴動……事實上是一場相當規模的內戰」(14)。

而南蒙古學者楊海英在他的著作《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中，明確指出：「康巴和安多，以及羌塘和衛藏郡都是西藏的固有領土」（15），「名為『和平的民主改革』」是中國對圖伯特人民的掠奪，中共所謂的「對叛亂份子的和平鎮壓」事實上是一場種族滅絕的大屠殺，使圖伯特國家完全「亡國」。

南蒙古與圖伯特一樣，同是共產中國佔領和奴役的受害者，但楊海英先生說：「我作為蒙古人，基於必須對藏人道歉的心理，背著沉重的民族的懺悔而寫」。圖伯特著名作家唯色評價《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是悼亡之書，是悲懺之書」，還有無數蒙古人——從知識份子到僧侶、到一般民眾，對蒙古騎兵屠殺圖伯特人深感悲懺。筆者和華人作家唐丹鴻在採訪流亡圖伯特人時，也有很多老人懺悔當年逃亡中打死了中共士兵，雖然，他們一生流亡他國，至死無法返回自己的家園。

相比之下，李女士作為中國人，解放軍的後代，在以圖伯特人遭受中共最慘烈屠殺的創痛為主題的書中，展示了另類「解放者」姿態：「我已經將你們的苦難告訴了世界，你們，不再會被遺忘了」（16），不單沒有隻言片語就政府和前輩對圖伯特人造成的傷害道歉和懺悔之意，而且表示西藏問題是「共藏問題」，漢人圖伯特人都是共產黨的受害者，將佔領國國民的政治與道德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證據確鑿、事實明確的共產中國侵略者對圖伯特人的大屠殺，被精心巧妙地以「戰爭」含混和淡化。

我在此並非單單針對李江琳女士，不承認圖伯特1949年前的國家主權，將西藏問題歸於「共藏問題」的中國知識份子和「民主」人士大有人在；而真誠反思、道歉或者懺悔的屈指可數。我個人作為圖伯特人，不強求西藏問題研究者一定支持圖伯特主權獨立，但希望研究者實事求是，論證有據。因為，以歷史研究者乃至「專家」身份的塗改事實、模糊真相，是在傷口上撒鹽，也是將創痛延展到未來。圖伯特人和中國人面對的不僅是共產獨裁政權，如果不能誠實面對災難歷史和真誠反思，西藏問題不可能妥善解決。

注釋：
1，《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以下簡稱《鐵鳥》）作者李江琳、2012年台灣聯經出版社，第9頁。
2，《鐵鳥》第9頁。
3，《鐵鳥》第441-442頁。
4，《鐵鳥》第443頁。
5，《鐵鳥》第315頁。
6，《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以下簡稱《蒙藏悲劇》）作者楊海英，2017年臺灣大塊文化出版社，第354頁。
7，《蒙藏悲劇》第311頁。
8，《蒙藏悲劇》第342頁。
9，《蒙藏悲劇》第351頁。
10，《蒙藏悲劇》第327頁。
11，《蒙藏悲劇》第374頁。
12，《蒙藏悲劇》第304頁。
13，《鐵鳥》第29頁。
14, 《1959拉薩》作者李江琳2010年7月聯經出版社出版，前言ix。
15，《蒙藏悲劇》第225頁。
16，《鐵鳥》第4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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