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明视野展望未来中藏关系

陈破空

中共定义中藏关系，只有一句话：“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如今它已经不加论述，只摆出这个结论。因为，中共明白，它从前的论述，极其脆弱，而根本站不住脚。比如，它曾把唐朝嫁文成公主与西藏王松赞干布，作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最早证据。

王室通婚，谁是谁的一部分？

在欧洲大陆，各国与各国之间，王室与王室之间，通婚十分普遍。比如，上世纪的希腊王子迈克尔，父亲是希腊人，母亲却是法国人，其祖父是丹麦人，而其祖母则是俄罗斯人，他的另一位祖母，则有一半西班牙血统。

欧洲人绝不会据此认为，希腊是法国的一部分，或者，法国是丹麦的一部分，或者，丹麦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或者，俄罗斯是西班牙的一部分。

事实上，欧洲各国的王室，多少都有些血缘关系。比如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子嗣众多，其中，大部分在后来都成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国王。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女艾莉克斯，则成为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皇后。直至今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等，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后代。

同样，欧洲人绝不会据此认为，俄罗斯、瑞典、丹麦、西班牙，其中任何一国，是英国的一部分。

至于当代，英国爱德华国王，与美国离异女子辛普森结婚，并因此退位；巴林公主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私奔；等等绯闻，更没有人将某国视为另外一国之一部分。

蒙藏、满藏供施关系与中国无关

中共的另外一个根据，是历史上，蒙古或满清与西藏建立的“供施关系”。事实上，蒙古、满清与西藏之间建立的“供施关系”，都与中国无关，都分别发生在蒙古灭亡中国（汉人之宋朝）、满清灭亡中国（汉人之明朝）之前；汉人复国后，

蒙藏、满藏供施关系并未转承于中藏之间；其中，中国明朝建立后，退居漠北的蒙古，继续保持蒙藏供施关系；而满藏供施关系，则于1908年因满清入侵西藏而被藏方宣告终止，那是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前。（满清入侵西藏，历时四年而以失败告终。）

必须指出，不论是蒙古还是满清，与西藏建立“供施关系”，都从未改变西藏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事实。一个基本的旁证是，中国（明朝）被满清灭亡后，原中国全体国民（汉人）被强令像满人那样，留辫子、着旗装、戴斗笠，以示亡国奴之归顺与臣服。但同期，与满清以供施关系相处的西藏，则从未出现改发易装的现象。

厘清“中国”、“中国人”、“汉人”的概念

严格说来，历史上，并没有“中国”这个正式概念。汉族和异族交替涿鹿中原。历朝历代，都以朝代为国名，诸如“大秦”、“大唐”、“大清”，等等。各朝各代版图不一，时大时小。直到1911年，才出现“中华民国”这个国号，简称的“中国”，由此而来。

严格说来，历史上，也并没有“中国人”这个正式概念。比如孔子，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韩国人，而是鲁国人。而且，孔子学说中，并没有“大一统”的理念。孔子周游列国，从未宣导“大一统”，其宣导重点，是鼓励各国实施“仁政”。

孔子本身，出生和经历于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学说，也诞生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多国共处年代，如果晚至秦之后的“大一统”时代，则不可能出现孔子，即便出现孔子这个人，也不可能出现孔子学说。事实上，秦以后，两千年间，中土没有出现类似孔子之人，也没有出现类似孔子学说之学说。

以孔子观点看待大统一之后的秦，绝非仁政，而是暴政。仅此一点，孔子泉下有知，就绝不会认同这种强加意志的“大一统”。而吊诡的是，自秦以降，统治者们，都已孔子儒家思想为治国理念。与其说是治国理念，不如说是治民理念。假以孔子之名，行愚民政策之实。

即便说到今天的“汉人”，不一定就是汉人。演变至今的所谓“汉人”，早已血统复杂。在“五胡乱华”的一百三十五年间、在蒙古灭亡宋朝之后约一百年间、以及满清人亡明朝后近三百年间，汉胡、汉蒙、汉满杂交杂居，有没有纯粹意义上的汉人？早已是一个疑问（其中，仅“五胡”，就包括匈奴、鲜卑、羯、羌和氐）。或许，今天被称作“中国人”的13亿，最合适的称谓，应该是“亚州大陆人”。

袁世凯和毛泽东都承认，西藏是独立主权国家

中共本身，真的那么在意“大一统”吗？不见得。且不说历史上，毛泽东曾有“湖南独立，山东独立，各省都应该独立”的主张，也有“吾深恶爱国主义，而主张国际主义”的肺腑之言；中共“宪章”中，也有“让各民族，尤其弱小民族，完全自治直至独立”的条例。现实中，中共也从未试图从苏联手中争回历史上被俄国吞并的那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大清领地。

在中共那里，党的利益历来高于国家利益。仅此一点，就可以撕下中共“大一统”的面纱。

关于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在2009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我曾经做了几句概括。1912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曾经致电尼泊尔和西藏两国政府，邀请他们加入新成立的中华民国，遭到两国政府的一致婉拒。这证明，那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很清楚，西藏，如尼泊尔一样，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都是中国的邻国。

1934年，毛泽东及中共红军遭国军追击，仓惶之间，流窜进入西藏境内，从西藏取得粮草并借宿（另有资料证实，共军强抢强占藏人粮食与房舍）；藏人慈悲为怀，毛泽东与中共红军得以安全离境。事后，在延安，毛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承认：“这是我们对外国的唯一欠债。”这证明，那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人，都有一个基本常识：西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中国的邻国。

日后在中国得势的毛泽东和中共，不仅没有偿还、更没有加倍偿还他们所欠的这笔外国债务，而且反目相向，恩将仇报，夺人地，而驱人主。西藏与中共之间，演绎出“农夫与蛇”、“东葛先生与中山狼”的现代荒诞剧。

西藏沦亡于两个红色大国的阴谋

西藏如何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事情并不简单。起因，并不是早已承认“西藏是外国”的毛泽东和中共，要拿下西藏，而是斯大林和苏共要求中共仿效苏联，趁机扩大红色版土。1950年12 月，在前往苏联访问途中，毛泽东受命于斯大林，从列车上发电报给中共中央，部署“进军西藏”，即侵占西藏。

斯大林和苏共为什么要这么做？除了红色苏维埃本身的扩张模式使然，还涉及近代俄罗斯对西藏的野心。作为西藏周边的列强之一，俄国，与英国、满清等国一样，争相施加对西藏的影响，试图在西藏建立和扩大其利益范围。但不尽如意。

当中国被染成红色版图之后，斯大林和苏共觉得，历史的机遇终于来临，那便是，要一鼓作气，把西藏也污染和兼并为红色版图。两个红色大国的算计，便是西藏灾难的由来。当然，早在中共建政前，苏共与中共已经联手在西藏境内秘密培植、发展共产党组织。

吞并西藏，起源于俄罗斯的野心，由苏联的阴谋达成。这又牵涉到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由苏联共产党一手操办和扶持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完全不具独立性。陈独秀曾经想苏联人争取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遭列宁和苏共一口拒绝，指明，中国共产党，只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一大”、“二大”、“三大”，都是在一位外国人的主持下召开，这个人，列宁派来的马宁；中共“六大”，更是莫斯科召开，完全听命于俄国人。中共初期的所有经费，以及后来的主要经费，都由苏联开支。

中共建政之初，美国曾指望，看在美国曾援助中国抗日卫国战争的份上，中共可能在美、苏之间保持平行关系，然而，毛泽东却立即声言：“我们就是要一边倒”，果然，中共一边倒地栽入苏联怀抱。

苏共与中共扶持与发展藏共，与苏共扶持与发展中共一样，其原始目的，都是为了扩大苏维埃，扩大共产国际的版图，绝非为了西藏的利益，也绝非为了所谓“中国的统一”。

至于最终入侵并统治西藏的共产党有何所为？前中共总书记、时任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在1980年考察西藏时，已经一言以蔽之，他对当地党政干部训话时，喊道：“一定要把西藏人民的生活恢复到1959年之前的水平！”

民主中国最可能留住西藏

未来中藏关系走向如何？中共散布，一旦中国民主化，西藏会分离出去，独立出去；海内外也有人这么认为。我的判断，刚好相反。因为，分与合，动乱与稳定，成因和规律不能颠倒。

从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解体，从北非与中东的剧变，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不论分裂还是动乱，都因专制统治积累而来，并非民主运动一夕所至。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七十多年的极权统治，北非和中东，二十年、三十年、乃至四十年的独裁统治，积压、积累巨大的民怨与仇恨，犹如，地压的积累，导致地震、海啸与火山喷发一样。而民主运动，乃是转化裂变与动乱的积极轨道，变恶性为良性，化腐朽为神奇。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因民主而稳定。最近二十余年的例子，是前苏联和东欧各国。最新的验证，则来自于突尼斯和埃及。目前，在民主革命成功的突尼斯和埃及，已经，或者正在奠基可持续而经久的稳定；反观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三国，由于独裁者对民主风潮的顽固抵抗，陷入持续动乱或战乱之中。

以达赖喇嘛的博大胸怀，以流亡藏人佛教徒的仁慈与悲悯，一个民主化的中国，最有可能吸引西藏与中国一体共存。

当然，时机很关键。并非中国在任何时候实现民主，都能让西藏自愿留下。中国民主化越晚，事情越糟。中共竭力延续其独裁统治，虽能以强力控制西藏，但人心不服，对立与仇恨始终存在，随时可能爆发种族冲突，或者说，种族冲突的诱因长期潜伏，哪怕再过一百年，严重的种族冲突仍然一触即发。

以文明视野，展望未来中藏关系

今年6月份，去了一趟西班牙，深有感触。撒落世界的西班牙语和“西班牙人”，是历史上，“无敌舰队”征服的痕迹，西班牙帝国的遗产。那是人类第一个“日不落帝国”，发源于五百多年前哥伦布的探险。鼎盛时代的西班牙帝国（十五至十八世纪），疆土之广，海域之阔，横跨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今日马德里，依然耸立着数不清的凯旋门，那是历史上西班牙人屡征屡胜的纪念品。

在马德里，站立在古色古香而又极具现代化气息的十字路口，不禁浮想联翩。这里，曾经是一个环球帝国的起点，而如今，同世界上其他现代都市一样，热闹而平和。帝国回到原点，收敛闪烁的剑光。今日西班牙，幅员50万平方公里，人口4600万。作为世界上地势最高的首都，平和的马德里，从高处，静静地注视着它曾经远征的世界，无悔无怨。

不论西班牙帝国，还是葡萄牙帝国、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最后，都退出了它们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不论历史的过程如何，这都是文明演化的最后结果。如今，它们中的任何一国，都不会因为历史上与他国或异族的某种关系而宣称，哪国哪地“是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不会宣称，哪国哪地“自古以来就是它的一部分”。之于人类，这无疑是进步的标志、文明的象征。

展望中国民主化之后的中藏关系，首先，就需要在文明思维的基础之上，展开我们的文明视野。继而，在文明的视野中，界定未来中国与西藏的关系、未来汉民族与藏民族的关系。

以文明的视野和思维，必须承认，西藏自古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必须正视，中共侵占西藏的历史事实；必须面对，中共盗用汉民族名义，对藏民族实施奴役与欺凌的现实。换言之，我们必须承认，共产党在中国崛起之后，不仅为祸中国、为祸汉民族，而且殃及周边国家、殃及其他民族。

而对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面对尊者愿意面对现实、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我们汉人，或者说，中国人，或者说，亚洲大陆人，必须意识到，这是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人民的最大善意，我们只有感激、感怀、感恩，除此之外，我们无言以对。（中南海拒绝达赖喇嘛的善意，只能证明，中共才是真正的分裂者。）

（原载《纵览中国》。2011年7月10日，在华盛顿藏汉会议上的发言。）

德国之声记者拉萨见闻录(3)“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以藏治藏模式

在大昭寺前顶礼膜拜的藏传佛教信徒

中国共产党90岁生日刚刚过去，中国又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另一大庆祝活动："和平解放西藏60年"。德国之声记者秦戈正在西藏旅游，为大家发来他的见闻录。

 

不被理解的宗教信仰
每天，大昭寺里人头耸动，来自藏区各地的朝圣者络绎不绝。人们说，没有大昭寺，就没有拉萨。大昭寺才是拉萨城的跳动的心脏。
朝圣者们捧着哈达，提着酥油壶，口里默念经文，一步一步靠近心中的神。他们的身体紧紧挨着，蛇形的队伍密不透风，在酥油香气氤氨弥漫的昏暗大殿里，宛如一道人体铸成的铜墙铁壁，静默而有序地挪动着。
看起来这是最自然的宗教活动，然而在信奉无神论的汉族干部眼里，这副场景却触目惊心。一方面，中央政府明令禁止藏族干部参加宗教活动，将一切民族隔 阂归咎于境外的十四世达赖。在举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庆典前夕，当地《西藏日报》已经连续发表30多篇文革大批判式的社论，严词谴责达赖集团的 分裂用意。但是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又出巨资补贴僧人、翻修寺庙、修造灵塔，就像中央政府来始终标榜的，中央政府与内地过去60年一直无偿支援西藏，每年财 政补贴数百亿计。

然而要换得藏人的内心归顺，效果甚微。有汉族干部抱怨，现在年轻藏民的思想更复杂，他们不像老一代藏人，还曾经历过60年前喇嘛统治的苦难。让干部们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藏民的心里，感恩的对象永远是那些被供奉的菩萨？

逐渐被边缘化的藏文化

另一方面，长期推行汉化教育的效果也在逐渐显现。
在八廓街一家书店里，18岁藏族青年扎西（化名）用流利标准的汉语，主动和顾客搭话。作为书店经理引以为豪的儿子，扎西从小成绩突出，被录取进"藏族班"，嵌入内地的普通中学接受汉式教育。
在初中阶段，扎西和藏族同学们还上藏语课；等到转到另一个省份上高中后，就接受汉式普通高中教育，藏语课取消了。藏文分数也不计入最后的高考。问到平时看不看藏文书，扎西说，"看，主要是历史类的，因为我关心我们民族的过去。"
但是全拉萨的藏文书店屈指可数。在北京中路一家藏文书店里，陈列的藏文书籍不到二百种。除了藏汉词典、藏英词典外，最显眼的是藏文版的中国伟人传系列，邓小平、鲁迅传被摆在最前面。
藏文书店里没有报刊、杂志，也没有藏文报刊。对此，藏文书店店员低声解释道："藏文杂志，我们不允许卖的。"即使在拉萨最繁华的市中心街道两旁，也没有内地城市常见的报刊亭，丝毫感受不到内地的媒体文化。

进入国家体制，藏族青年的范式道路

在刚刚结束的高考中，扎西成功考上上海一所高校，专业是行政管理，"因为将来还是要回西藏工作的嘛。"
--"想象过将来做什么工作呢？"扎西有些腼腆地笑了："可能会去政府工作，当公务员。"
像扎西这样，憧憬当一名公务员，这在中国国进民退的趋势下，不仅是众多内地青年的理想职业，更是许多西藏人的首选志愿。原因是，西藏的经济产业单 调，就业面狭窄。而在政府部门工作，意味着有一份稳定、体面的收入。此外，因为有丰厚的特区津贴，西藏公务员待遇在全国比也是高的。
但是，进入政府体制的藏族干部，必须接受一定的体制制约，最突出的，宗教信仰。原则上，公务员不允许公开参加宗教活动，如转经，膜拜等。这也使许多笃信宗教的藏族干部，内心充满挣扎。
对此，18岁的藏族青年扎西表示自己"宗教信仰当然从小就有，也不会放弃"，但对未来进入体制后如何取舍，踌躇满志的他似乎还没有考虑这么多。

以藏治藏

无论扎西是否明白，从被送到内地藏族班的那一刻起，他就和无数同龄人共同被挑选进入了一个"以藏治藏"的轨道。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央政府便 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把一些优秀的藏族子弟选送到内地上汉语中学，而后升入全国重点高等院校，多学习中共党史、行政管理等政务专业，学成后再送回西藏自治 区政府部门，逐步培养成为自治区的藏族干部精英。
现在，藏区党政机关已经有越来越多这样的藏族"海归"--或者用"汉归"可能更准确。而18岁的扎西则是他们的后继者。
据一位汉族干部介绍，西藏党政机关更乐于优先"安排"藏人，对于过去的贵族家庭来说，进入政府机关门槛甚低。符合条件的藏人被录取比例高，公务员考 试难度也比内地低很多。比如西藏唯一的大学--西藏大学，每年毕业生约1万名，而面向他们的公务员名额多达7000个。在轻视手工、机械的文化传统下，政 府部门不仅成为藏人大学生的最大雇佣者，也是藏族的最大单一雇佣部门。与喇嘛统治时代相比，藏族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庞大阶层：藏族官僚。
这些逐渐壮大的无神论的、汉化的藏族官僚，正在充当统治佛教徒的藏族民众的合作代理人（Co-Agent）。然而在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虽然 藏族享有名义上的自治权，但在自治区内的任何层级，汉族干部总是充任着党的领导，通过执政党的严密体制牢牢控制着藏族干部的行动、思想和决策。
尽管如此，与其他自治区如新疆相比，因为地理、生理、语言和宗教的特殊性，藏族官僚的规模增长占有绝对优势。于是，一个"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的以藏治藏模式已然形成。

作者：秦戈

责编：文山

德国之声记者拉萨见闻录(2)难以跨越的民族鸿沟

西藏样板村-阿沛村

中国共产党90岁生日刚刚过去，中国又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另一大庆祝活动："和平解放西藏60年"。德国之声记者秦戈正在西藏旅游，为大家发来他的见闻录。

安详的城市，良好的交通
穿过繁华商业区的公共汽车上，一个年轻的汉族女子在大声打电话。女子用浓重的川音，旁若无人的与朋友煲电话粥，内容是刚发了5000元大庆特殊补 贴，不过这点钱实在不算什么，请几次客就用完了。大声"炫富"的女公务员身旁，是众多静默的藏族乘客。他们听懂了吗？或者这一切也跟他们无关？
 

市区面积不大的拉萨市，公交发展较好。公共汽车虽然速度不快，但因票价低廉且线路多，为普通市民提供了很多便利。公交司机和售票员多为藏族人，藏汉双语服务。一有老少乘客上车，总能得到及时的礼让和照顾。
奔驰在拉萨街头的蓝白色出租车颇引入注目。这两年，一大批外型气派、内座宽敞的中华骏捷轿车投入使用，这使得拉萨的出租车服务即使与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比，也毫不逊色。
与出租车的"中华"风景线相映的，是拉萨街头各种豪华越野车，其数量之多、比例之高，令人惊讶。入夜之后，连小巷里也停满了丰田4500，家用轿车 却不多见。一位在拉萨工作的朋友说，拉萨市民的平均收入仍然不高，市内轿车用处不大，人们在拉萨街头看到的豪华越野车，除部分服务于高原旅游外，绝大多数 仍为政府采购。

族群之间的有形鸿沟

得益于民族问题敏感和谨慎对待，拉萨大概是中国唯一一座老城区得以保护的省会城市。以大、小昭寺为轴心的拉萨老城仍然保存完好，幸免于拆迁改造之祸，保留了拉萨传统的街区共同体，也保持了拉萨市民的传统文化。
传统的藏式大杂院沿着狭窄街道组成街区，大人们围着院子中央的水龙头洗衣洗菜，孩子们则在院子里一起嬉戏，共同长大，街坊邻里招呼而过。遍布城区的 众多小茶馆里，人们结朋会友，喝茶阔论。与一百年前的拉萨相比，这一情景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稍不同的是，政府近年大力投入新增了铺道石、排污管线、街区公 共厕所，藏人随地便溺的现象也逐渐减少。
然而，拉萨市区泾渭分明的族裔聚居情况，说明了至今民族间的隔阂依然真实可见。布达拉宫以西，是各地机关、军区驻地；附近新建的现代高层楼盘，面向 拉萨的汉族中产阶级。而大、小昭寺之间的老城区仍属于藏人的绝对领地。在八廓街东侧，围绕清真寺是一片规模甚大的回民区。这也是带枪武警们的巡逻重点。据 说，当地藏人对经商为主、排外严重的回民的不满，较之汉人更甚。两者之间，星星点点一些四川、青海过来的汉人的店铺，以经营小餐馆、食品、服装店为主。
谈起2008年的"3·14"，一位在拉萨北京中路经营十多年餐馆的重庆老板至今心有余悸："你看对面那个旅馆的外墙，至今还是黑的，大火的痕迹还在。这一带闹得最厉害。幸好我当初及早关门逃掉，一些东西也被烧掉，还好不大值钱。"
对藏人街区恐惧，这在另一位出租车司机身上也得到印证。这位河南籍司机硬是拒绝将车开进老城区的巷子，理由是："巷子太窄，进去了不好出来……而且巷子太深，我们一般都不敢进去。"
即使是工作多年的汉族干部，若不是出于工作需要，也很少深入藏人聚居区。在他们看来，那里隐藏着某种未知的危险，连偶尔开车穿过也如惊弓之鸟。他们说："西藏很复杂。你是没碰到，我看了太多的内参报告……"

不被感恩的融合？


在拉萨开往林芝、山南等地的公路两旁，一座座新建的两层小楼不时地映入眼帘。这些仿藏式民居样式统一，屋顶上高扬着五星红旗。这是西藏地区的"洗脚上楼"，面向藏区牧民。目的是，让原来习惯迁徙的牧民，逐渐安定下来，转变成定居农民。
 
  部分牧民转变为定居农民
这个模式的灵感，似乎借鉴于林芝的样板村--阿沛新村。2001年，在林芝的援藏对接省份--福建省耗资300多万援助下，原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 旺晋美位于山沟的老家28户村民，被集体迁移到318国道边上落户。如今，在政府的关怀下，村民们在崭新、漂亮的新居养猪种菜，兼带被旅游，一副安居乐 业、其乐融融的和谐景象。阿沛新村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参观阿沛新村，成了众多林芝旅游团的经典栏目之一。
据新近的《西藏日报》，仅山南地区，今年上半年，就由内地的湖南、湖北、安徽三省共投资9368万元人民币，用于28个村落的改造。此外，村庄内外 还随处可见新发放的东方红200P拖拉机，辅助耕作。若用中国老百姓的标准，如今的藏民，已经赶超内地，提前奔入了"有房、有车"的小康生活。
然而，让藏民们告别帐篷、住上"别墅"，他们就定会感恩吗？当地人透露，这样的政绩工程虽然外表光鲜，但实际效果可疑。藏民们对于他们并不需要的东 西，并不感恩。很多新房里可能空空如也，不少藏民未必有钱添置家具。即使在拉萨老城，尽管低保额度远远高于内地1、2倍，仍有不少居民买不起酥油、数月吃 不上牦牛肉，挣扎在贫困线下。
在西藏工作近20年的某援藏干部，对汉藏文化融合表示悲观。私下里，他认为：汉藏之间存在太多的文化差异和宗教认知。在中央集权的框架下，消除汉藏间隔阂的唯一可能，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藏族逐渐被同化、"被汉化"。

作者：秦戈

责编：谢菲

德国之声记者拉萨见闻录(1)不可言说的"国家机密"

（新建的拉萨火车站空空荡荡）

中国共产党90岁生日刚刚过去，中国又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另一大庆祝活动：“和平解放西藏60年“。德国之声记者秦戈正在西藏旅游，为大家发来他的见闻录。

 

藏区插遍五星红旗
从北京西客站出发的火车T27缓缓地驶上了青藏高原--世界的屋脊。铁路两旁，广袤的高山草甸和成群的牦牛和绵羊慢慢延展而去。不时飞入眼帘的，是一面面崭新、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

从6月份开始，藏区几乎所有建筑上都插上了五星红旗。从唐古拉山山口的牧区农庄、迁徙的帐篷，到通往林芝、藏南各区的公路两边的各个单位，和一幢幢 由各地方政府援建的藏式新居。在每一条巨大的红色横幅"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旁边，是同样字体的"庆祝和平解放西藏60周年"。
青藏铁路--这条被称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线，于五年前建成通车。它使铁轨从青海格尔木延伸到西藏首府拉萨，也将西藏更紧密地联络于中国的交通版 图。据官方报道，青藏铁路的开通，使西藏每年增加100万游客，"拉近"了青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联系。不过，这条铁路也引发外界争议：西 藏只有270万人口，青藏铁路的运载能力远远超出了人口的需要。

的确，与中国所有火车站不同，偌大的拉萨火车站空空荡荡，人群稀落。一出站，与内地不同的紧张气氛也扑面而来。广场上几个荷枪大兵远远地摆手：不要 停留，走到栏杆外面去！上下火车的乘客，几乎是清一色的汉族游客和商人。这条铁路无疑更便捷了他们进藏观光、淘宝和经商。而对于生活简单、自给自足的藏人 而言，他们需要走出西藏吗？又能去往哪里呢？
庆典-不可言的"国家机密"
也是从6月份开始，外国游客便不被允许进入西藏，这将一直持续到7月底。理由是即将举行的"庆祝和平解放西藏60周年"庆典，尽管历史记录的解放西藏日期是1951年5月23日，即中央政府与西藏代表团签订"十七条协议"的日子。
拉萨内外，人们口口相传，下一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亲赴西藏主持庆典，但是到底在哪一天，"谁也不知道"。连那些参加庆典演出的藏族小姑娘们，她们 中甚至有来自墨脱县（中国最后一个不通车的县城），不辞劳苦、长途跋涉来到拉萨，也对"大庆典正式演出"日期一无所知。在7月13日晚上，她们参加了第一 次彩排。

哪一天庆祝和平解放西藏？这真是个"国家机密"。尽管如此，7月初以来，布达拉宫前临时搭建的气势恢弘的舞台和灯柱在一天天完善，各地来的联欢群众 演员入住拉萨各大旅馆并参加彩排， 7月14日起限制外地车辆进入拉萨，7月15日起关闭布达拉宫，这一切无疑泄露了天机。一周之内，也就是7月20日前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和平解放西藏 60周年"庆典将在布达拉宫前拉开序幕。
军管下的八廓街
这个国家秘密，也让一向敏感的藏区安保变得更为严密，如乌云压境。如此充满神秘主义的政治气氛，几乎与90年前，法国著名藏学家大卫·妮儿(Alexandra David Neel)进藏时感受到的窒息与压抑，没有多大变化。
在拉萨市的各条街巷，到处可见身著各种制服的警察、武警、特警、辅警、民兵、保安，他们轮番站岗，24小时巡逻。其中不乏藏族警察和保安，配合维持 治安。人群中也掺杂着身形矫健、眼神犀利的便衣野战军，武装巡逻军车间或驶过街头，其中一支部队是不久前才调来担负拱卫京畿任务的精锐武警机动师。

在人头涌动的北京中路，一个行色匆匆的喇嘛被巡警截住，查验身份证件，并询问来拉萨目的。自从去年四川甘孜、阿坝藏区僧侣骚乱以来，僧侣也成为警察 的重点查防对象。在藏人聚集的大昭寺、小昭寺附近的八廓街地区，以及拉萨周边寺庙，军警密度尤其惊人。人口仅52万的拉萨市，成为中国警民比例最高的城 市。荷枪实弹的军警重重把守，狙击手控制了制高点，监视电子眼高悬在每一条小巷。
而一到晚上，白天人群如梭的大昭寺、大昭寺一带被关闭路灯。街巷里人影憧憧，恍若鬼城。游客们也一再被忠告，不要在夜间在旧城区滞留，似乎危险无所不在。
Bildunterschrift:
与如临大敌的戒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藏族信徒依然一脸虔诚和平和，摇着转经筒穿行在八廓街的朝拜人群中，在大昭寺前五体投地磕头而行。武力在他们眼 里，视而不见。而八廓街的拉萨市民似乎也习惯了军警的监视。遍布老城的传统茶馆里，藏人们慢慢品尝着甜茶和藏面，继续他们的日常生活、公共交际，仿佛街道 上紧张的一切，与他们无关。
这表面的紧张和平静，似乎都在等待着某种释放。就像一名当地官员道出的隐忧："这里面，暗流涌动。"

作者：秦戈

责编：谢菲

中共入侵後的各種畸形产物----四川省藏族自治区

四川省藏族自治区徽章正面

四川省藏族自治区徽章背面

 中共入侵西藏后，为了其长期占领西藏，搞了很多繁华缭乱的名堂，其中四川省藏族自治区又是一个畸形产物。其目的就是长期占领西藏和打破西藏传统的地域和文化概念。

中共之前还和苏联打个签订《中華人民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友好同盟特別協定》第十七條：締約國雙方同意，內蒙，新疆，西藏，建立各民族的人民共和國，由雙方共同負責扶助其獨立。等等等等。中共就这样忽悠了当时的西藏民众和藏人共产党员们。

 

1953年1月1日撤销茂县专区，改设四川省藏族自治区。辖10县、1县级行政委员会、1县级办事处：茂县、汶川县、理县、松潘县、小金县（原懋功县）、大金县（原靖化县）、南坪县、阿坝县、芦花县、若尔盖县、绰斯甲行政委员会、马尔康人民政府办事处。 　　

四川省藏族自治区首届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52年 12月21日至29日在茂县召开。会议应到代表406人。出席会议代表363人，其中藏族168人、汉族150人、羌族31人、回族14人。列席人员 173人。会议听取了协商委员会主席张承武作的《关于茂县专区三年来施政工作情况的报告》；天宝（桑吉悦希）作的《四川省藏族自治区组织条例的报告》和 《四川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工作任务（草案）的报告》。会议作出了《关于本区三年来施政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决议》和《四川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条例的决 议》。 　　

会议宣布四川省藏族自治区于1953年1月1日成立。 　　

会议最后进行了选举事项。选举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成员： 　　

主席：天宝（藏） 

副主席：张承武、索观瀛（藏）、华尔功臣烈（藏）、苏新（羌）。 　

委员：天宝（藏）、张承武、索观瀛（藏）、苏 新（羌）、 华尔功臣烈（藏）、 江根（藏）、任明道、纳坚赞（藏）、郎介（藏）、 聂旺锁锁拉（藏）、 王珍（藏）、郜志远、特尔多 (藏 )、王 贞（藏）、色郎旺姆（女、藏）、 贡堂（藏）、杨东新、王曼佩（藏）、苏永和（藏）、纳兹观（女、藏）、 李兰珍、 张行忠、米树森（回）、古丹华（藏）、卓藏活佛（藏）、 赵步省、 鲁加汉、雍鹤龄（藏）、何廷禄（羌）、查旺扎西 (藏)、 张 原、 李振东、 欧尔孝（藏）、桑梓候（藏）、阿旺巴登（藏）、 秋吉士活沸（藏）、 阿拉究（藏）、张振福（羌）、索赵士雅（女、藏）、 泽郎华尔德（藏）王春清（土家） 　　

1955年四川省藏族自治区改设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

资料来自jigmei博客

達賴喇嘛二哥嘉樂頓珠口述曆史---神秘、挫折、流亡、奮鬥、奇遇(六)

嘉樂頓珠口述 /翁立民整理

达赖喇嘛  逃离拉萨

一九五七年二月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之后，周恩来的诺言非但没有兑现，情况反而日益恶化，西藏的抗暴活动、游击队行动，越演越烈，最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到了一九五九年三月，达赖喇嘛终于离开了西藏，经过西藏南方，透过游击队的保护，通过印藏边境，来到印度。当时中共虽然也想阻止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不过游击队已经占领了南方所有的通道要塞据点，共产党的军队在南方没有活动力。

据我了解，达赖喇嘛逃走的时候是经过乔装离开拉萨的，当时只带了五六十个随员，有的是侍卫，有的是西藏政府官员，这个人数虽然比起达赖喇嘛在拉萨时用有为数五百多人的卫队团要少了很多，不过就逃离而言仍然是太过醒目招摇。达赖喇嘛逃走的那天，正好是共军的大炮对准西藏群众开火的一个晚上，由于情势混乱，共军看不见，达赖喇嘛才能幸运的逃离拉萨。
达赖喇嘛逃到印度以后，虽然成立政府，不过我们流亡、寄居在别人的土地上，毕竟不是自己的地方，规模不能和拉萨比。我们现在在印度设立的西藏政府(Administration)，有教育部门、宗教部门、外事部门、安全部门、内政部门、财务部门，统统都有，和在拉萨的组织架构差不多，不过拉萨时代的员额和规模都比现在大，那是在西藏境内，两者当然不一样，而且过去也会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机构，相形之下，现在在印度的西藏政府比过去简单的多了。

在拉萨的时候，达赖喇嘛是政教领袖，在他之下有内阁，内阁当中有五至七名领导人，这是达赖喇嘛之下最高的行政机构，在这五至七名领导人之下就是各部门。在拉萨的时代，数百年来都有[防卫部队]，在共军进攻西藏以前，我们的兵力只有两三千人，主要的功能只是为了应付边境的紧急状况，西藏是个佛教区域，不需要庞大的防卫军，一直到一九五九年，这几千人都还在，不过慢慢的都归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里面去，如今已经没有这支部队了，而我们到了印度以后，更不可能成立武装部队。

最近十几年来，我们重新试图与中共接触，而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代表达赖喇嘛和中共沟通；从一九九三年开始，我也代表达赖喇嘛来到台湾和国民党政府沟通关系，目前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做这个事情。

当然，现实状况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评估，目前管理西藏的是[中国共产党]当局，这是问题的症结(probem)之所在，也是我先和中共接触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由于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先生派人来找我，要我到大陆和他谈西藏问题，于是我就成为达赖喇嘛和北京当局双向沟通的中间人，在过去十七年当中我总共去了北京十余次，而我们这个工作一定还要继续进行下去。
邓小平先生是个心直口快、很直爽的人，但是共产党有四大坚持，在这四大坚持之下也给他一些限制和压力。当然，过去十几年来邓小平在中共大陆也有贡献，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他魄力不够。或许是老一辈的人很保守，尤其在西藏问题上，他们固然晓得非要有所调整不可，但是推动速度依然很慢。我相信在未来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领导人及继起之后，以他们历经兵荒马乱的成长背景，应该可以务实的处理藏汉关系。我认为他们不得不重新面对西藏政策的调整，毕竟今天是一个变动剧烈的大时代，为了中国的未来，我们应该以加强沟通替代敌对状态，以和平淘汰对立，否则对中国现在的局面食物安全不利的。假如中共的领导人把所有的中国人民代领导极端去，与所有的国家敌对，那将是一个可怕的事情。

邓小平  派人找我

我们由苏联的变迁、美国的发展、日本的进步、欧洲的变化，都可以看到时代的动向，也更加验证了中国的领导人不应该把中国人民再带到极端的路子上。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深切的期盼下，尽管我认为邓小平先生的魄力不够，但是我仍然希望他在没有去世以前能有更大的魄力，以更灵活的手腕处理与西藏的关系，甚至调整与台湾的关系，不要再走极端，也不要再钻牛角尖了。

如果情势能有所改善，展望未来达赖喇嘛仍然可能返回西藏去，但是何时返藏，就要看共产党的态度了。如果共产党也能务实的话，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要求并不过分，而达赖喇嘛一切的主张对中华民族而言，也是没有害处的，更何况达赖喇嘛的主张都在邓小平一九七九年设定的范围之内----也就是：[除了独立外，什么都可以谈。]在此我要特别强调，今天达赖喇嘛之所以还没有返回西藏，主要的原因就是协议还没有达成。什么协议呢？多年来我们要求一个统一的藏族行政区，恢复自治、平等对待藏族人民，而这些要求是必须要签订一个纸上的协议才能算数，可惜的事，现在我们还没有机会真正坐下来谈这个问题，我们这些年来只是做观念沟通的工作。早在一九八八年，原来我们双方已决定在一九八九年坐下来谈判，但是碰巧一九八九年发生天安门事件，这件事就这样拖下来。到了后来，中共告诉我，希望安定下来以后再谈西藏问题，因为现在他们正忙于解决内部问题。一九九三年我到大陆去，再度要求双方早日约定谈判的事，但是至今还没有具体的答案，因此现在我们正在等待答复中。

就我们的观点来说，西藏目前已经完全在中共的掌握中，我们必须实际的看问题，为了西藏，我们非面对[中国共产党]不可。当然，台湾的国民政府对西藏的流亡政府而言，或对达赖喇嘛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但是因为民国初年以来藏汉亲密的关系基础，也不仅仅因为蒋先生的厚爱照顾而已。这几十年来，达赖喇嘛流亡在外，接触了很多海外华侨，以及由中国大陆逃亡国外的知识分子，民运人士，还有台湾的佛教团体等等，达赖喇嘛深深感觉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国民政府接触是很遗憾的事情。现在只要有机会，大家就应当互相来往，多多交换意见，进行宗教、文化方面的交流。就因为这个缘故，他才派我来台北，拜望总统，看看各方面的认识。

当然，我们与海峡两岸隔离这么久，绝不是任何一个简单的因素造成的，但是既然现在又重新有了联系，大家自然会格外的珍惜。

回想自从我们定居在印度之后，过去这段时间许多对外联系都不方便，况且既是寄人篱下，也不能不顾虑印度政府的政策，因此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和台湾的联系都停顿下来了。事实上，以我和蒋先生的关系，或和台湾长辈们的感情，想打个电话或写封信的心情常常是有的，但是这件事一直没有去做。一只到世盟总会长赵自齐先生来访问达赖喇嘛，他们两人谈得非常投机，达赖喇嘛也觉得联系国民政府的关系非常重要，所以，就告诉赵先生：[不久的将来，我会派人到台湾去访问。]因此我就奉命来到台湾。

回顾这段日子，我们受限于印度的压力，活动范围太小，人地生疏，离想背井，语言又不通，对外界情形了解不多，一隔离竟和台湾断了三十七年的联系。

我们和国民政府最后一次联系，也是我们与外界隔绝前的最后挥别---是在一九五九年西藏暴动时，蒋先生曾发表一篇文稿：[告全国同胞书]，支持藏族人民的民族自决，两地万里遥相支持，诚属不易。

一九五九年后，共产党整个封锁了西藏边境，不许西藏境内的六百万藏胞和在印度的十几万藏胞来往，我们与家乡音讯断绝了将近二十年，直到一九七九年我到香港，邓小平派人去找我，要我到北京去谈谈，此后才与中国大陆建立沟通来往的管道，我们的对外联系才算打通了。在这二十年中，别说是与汉族没有来往，就是与藏族的同胞想互相探望都不可能，在对外关系上，我们这二十个寒暑算是一片空白的。

不过，对外关系的空白，却给我们一段自我充实复建的时间，尤其在西藏文化遭受浩劫之后，这段时间对我们而言更重要。

我们在印度的各处藏区兴办学校，并且致力于西藏文化的复兴工作，达赖喇嘛尽力突破封锁，排除困难，到世界各地访问，这都是我们十几万分布在印度各藏区的藏胞共同努力的成果。
长久以来，我们非常尊重中华民国政府一贯的政策，而中华民国政府也非常支持西藏固有的政治、宗教一切传统地位，尽管正直变幻无常，未来的事情很难说，但是我们认为，达赖喇嘛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建立和沟通管道仍应尽快架设来往，以后有很多事情也才可以慢慢发展。
达赖喇嘛是个有生活规律的人，他每天早晨四点起身，第一件工作就是祈祷诵经，颂念的经文是从孩提时代就每日背颂的，经文的内容与一般普通经文不同，是一种喇嘛专属的经文，这是他们终其一生每日必须要做的功课，如果早上有事念不完，下午就必须念诵完毕，每天早上六点钟，在诵经完毕后，就是达赖喇嘛的早餐时间。

达赖喇嘛一天只用两餐，早餐非常简单，往往只是喝一杯茶或一杯牛奶，有时是一分炒面和面包，有时只是食用西藏特有的一种麦粥，我们称之为[糌粑]。

用过早餐之后,达赖喇嘛就继续钻研佛教经典,就历史渊源而言,他虽然源出于[黄教],但是却必须博览各种领域的警署和著述,这些著述涵盖了过去一千年所有的喇嘛的不同作品,每天从用餐后到早上八点,是达赖喇嘛吸收庞杂知识和资讯的时间,此外,每天早上的报纸也是在此时阅读的。
达赖喇嘛平日很重视国际新闻，他常收听的几个电台广播如英国广播公司（BBC），以及印度、美国、苏联，乃至于中国大陆的广播新闻，只要有时间，一定是这样都听。

(待續)

 

 

达赖喇嘛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

记者: 宁馨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方正达赖喇嘛接受美国之音专访

 

达赖喇嘛7月12日星期二下午在华盛顿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宁馨的专访，谈他为什么辞去西藏流亡政府首脑职务，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政府的谈判，藏人和中国民众的精神追求，藏文化的未来以及对中国人民的希望。

宁馨：自从四个月前辞去西藏流亡政府首脑职务以来，您的生活有了什么变化？

达赖喇嘛: 没有多大变化。因为从2001年到现在的10年里，我们都是通过选举产生政治领导人。所以自那以来，我的地位没有什么变化。主要的工作和主要的决定由选举 出来的官员来做，而不是由我来做。所以，我的生活并没有多大变化。当然，从心理上，我们说是退位了，我卸下了这些政治责任，感到轻松多了。我可以拿出精 力、时间去从事对于我作为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此而言，我认为，这对生活幸福是很重要的。人的终极资源存在于我们自身。大多数人表示，他们并不这样看。 他们认为只有金钱或者其它物质的东西才是幸福的根本来源。这是不对的。所以，我的道德承诺是教育民众，至于他们是不是有宗教信仰，那都无关紧要。我要做的 第二件事是宗教和谐。现在我可以在这两件事上面多花一些时间了。

宁馨：您退休对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政府间的谈判会有什么影响？您将完全置身于这个过程之外吗？

达赖喇嘛：是的，肯定是不参与了。我不再担负那方面的责任了。但如果新的领导人需要我的帮助，我随时都可以。

宁馨：您和中国政府打了六十年交道。您从这60年的经验中学到了什么？

达赖喇嘛：是的，有60年了。第一个教训是，我对马克思主义曾经非常痴迷。那时，我非常希望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哈哈，就经济理论上来说，我现在仍然是一个 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影响。后来呢，到50年代中期，情况变化了。很明显，我非常厌恶虚伪。他们嘴上说的漂亮，但做的却是另一套。过去50年中，压制太 沉重了。所以，我真正地尊重和羡慕民主跟自由。

宁馨：您和从毛泽东到胡锦涛在内的四代中国领导人都打过交道。我们知道，习近平很快就会成为中共新一代最高领导人。您对他的印象是什么？对他有什么希望？

达赖喇嘛：我对习近平了解的不多。当然，我对他父亲习仲勋非常熟悉。他人非常好，性格活泼。我没有见过习近平。有人说，习近平就是年轻时的习仲勋，他的思想更开放。不过，我不了解他。

宁馨：很多中国民众认为，政府动用了大量资源发展西藏，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内外的藏人有那么多不满。 您认为西藏人民是不知感恩吗？

达赖喇嘛：不，我们都是人。中国人自己也是一样，仅仅有饭吃、有房住的是不够的。我们是人。我们热爱其它的一些价值。印度总理在访问华盛顿的时候说过，在经 济上，印度落后于中国，但是印度有中国缺乏的一些基本价值，这就是民主、自由、法制、透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这些是人类的基本价值。中国总理温家 宝自己在好几个场合也说过，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现在需要政治改革。他是公开这样说的。和他一样，中国国内现在有很多有关自由的类似讨论。

所以，说到藏人，首先，藏人和其他人一样。我们热爱自由。但现在有太多的限制，让人感到非常不舒服。我们藏人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字。我们的语言和文字承 载着非常丰富的宗教传统和宗教哲学。而西藏当局对这些东西施加了很多限制。他们企图封锁宗教和文化，这对藏人是极大的伤害。粮食和房子是必要的，但主要的 东西是我们的文化，我们有着1000年历史的精神。如果有人不在乎这些东西，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宁馨：您刚才提到，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作为一位精神领袖，你如何评价今天中国民众的心态和精神状态？

达赖喇嘛：从我了解的一些信息看，一些中国人，包括许多党员，都对精神的东西越来越有兴趣。最近几年，有越来越多从中国来的人、汉族的兄弟姊妹来看我。他们 见到我的时候禁不住都哭了。他们对佛教表示了真诚的兴趣。据了解，中国大陆的佛教徒接近3亿人。不管怎么说，中国从历史上说就是一个佛教国家。我1954 年到55年年间在中国时候，中国有很多寺庙。世界上很多国家是物质至上的，人们什么都有，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但他们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他们中有些人逐 步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中国的经济是上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但人们还是觉得缺少点什么。只有金钱是不够的。人们现在腐败问题严重。腐败说明，人 们没有了原则，没有了道德原则。

宁馨：中国的年轻一代有很多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应该关心西藏？

达赖喇嘛：是的，有很多中国人不关心西藏。所以，中国政府必须关心西藏。我觉得，对那些对佛教感兴趣的中国人来说，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可能会对千百万汉族兄弟姊妹都是有用的。


宁馨：我们来谈谈世界局势。您如何看待今年以来中东发生的民主化浪潮？您认为这一浪潮对于中国和西藏人民有什么启示？

达赖喇嘛：自从柏林墙倒了以后，我们看到专制制度是没有未来的。毕竟，世界属于人民，每个国家都属于人民，而不属于一个政党，一个国王，或者精神领袖。同样 的，中国属于中国人民。所以，治理国家、管理民众的最佳办法是在民主制度下让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这是最好的办法。将来，全世界都必须变得更加开放，更加民 主化。

宁馨：您对于西方国家干预中东地区(如利比亚)有何看法？

达赖喇嘛：首先，情况相当复杂。我们要逐一进行研究和判断。比如干预伊拉克和阿富汗，动机很好。我认识美国前总统布什，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知道，他的动机很好。不过，干预的方式产生了不少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就具体情况做出判断。

宁馨：您此次到华盛顿还剩下四天时间，目前还没有白宫邀请您会晤奥巴马总统的消息。你对此怎么看？

达赖喇嘛：我这次来的主要的目的是弘扬佛法。我跟美国总统很熟。如果有机会见个面，我自然非常高兴。

宁馨：您的代表跟北京举行过多轮对话，您认为和中国领导保持接触的意义何在？

达赖喇嘛：无论中国政府承认不承认，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很多的问题。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也知道有问题。他们必须解决问题。如果只是知道而不解决，或者只会使 用武力，这是很愚蠢的。中央政府迟早必须找到合理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央政府总会务实地对待这个问题。

宁馨：您宣布退休了，那您的继任者呢？您的继任者会以任何方式参与政治事务吗？

达赖喇嘛：不会。我的退休实际上结束了长达近四个世纪的由达赖喇嘛担负政教领袖的制度。这个传统持续了四个世纪。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西藏只属于藏人。西藏政 府或者帮助西藏和藏人的各种组织都应该遵循民主的方式。我是有意地和自愿地结束这个400年的传统的。如果人们希望保留这个制度，这个制度会保留下去。不 过，现在，未来的达赖喇嘛无疑不再会参与政治领导。

宁馨：您为什么选择现在，而不是更早或者更晚来结束这个制度呢？

达赖喇嘛：我已经说过，需要这个位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应当做的事情就是选举，让西藏成了一个自由的地方。选举是民主制度的核心。所以，我在想，为什么要等呢？我要改革这个制度的愿望是从小就有了。我知道西藏的制度是有些落伍了，必须改变。现在我感到很高兴。

宁馨：世界许多古老文化和原住民文化都在市场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衰落甚至消失了。您对西藏的文化和传统是否也存在这种担心？

达赖喇嘛：西藏文化，也就是我所说的佛教文化，存在于藏人之中。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主要存在于个人。我通常把藏文化界定为非暴力文化，和平文化，慈悲文化。所 以，西藏文化不只是西藏人的兴趣，而是任何民族的兴趣。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厌倦了暴力、欺骗和剥削。而西藏文化富于情感、诚实、真实。我觉得这种文 化是一种有用的东西。如果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年轻人能够多关注西藏文化，他们肯定会从中受益。

另外，藏传佛教并不只是一种宗教、一种信仰，它还是对人类心灵、人类情感的一种阐释。一些西方顶尖的科学家对对藏传佛教传统里面包含的情感信息和心灵信息表现出实实在在的、相当认真的兴趣。所以，科学在发展，藏传佛教的也越来越有吸引力。

过去30年来，我和科学家们有着很深入的交往。现代科学对心灵、对情感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这一点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藏人的传统中包含了对许多这些问题的答 案，但是也还缺少一些东西。就物质方面说，佛教文化还需要科学提供更多的信息。藏人的传统和现代科学结合起来，就会很完整了。

宁馨：您希望向中国人民传达什么信息？

达赖喇嘛：中国人民有着近5000年的文化传统。中国人民勤劳肯干，总的来讲，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我们尊敬和钦佩他们。中国人民在追赶物质价值的同时，不应该忘记自己数千年的传统价值。这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