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樂頓珠口述 /翁立民整理
达赖喇嘛 逃离拉萨
一九五七年二月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之后，周恩来的诺言非但没有兑现，情况反而日益恶化，西藏的抗暴活动、游击队行动，越演越烈，最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到了一九五九年三月，达赖喇嘛终于离开了西藏，经过西藏南方，透过游击队的保护，通过印藏边境，来到印度。当时中共虽然也想阻止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不过游击队已经占领了南方所有的通道要塞据点，共产党的军队在南方没有活动力。
据我了解，达赖喇嘛逃走的时候是经过乔装离开拉萨的，当时只带了五六十个随员，有的是侍卫，有的是西藏政府官员，这个人数虽然比起达赖喇嘛在拉萨时用有为数五百多人的卫队团要少了很多，不过就逃离而言仍然是太过醒目招摇。达赖喇嘛逃走的那天，正好是共军的大炮对准西藏群众开火的一个晚上，由于情势混乱，共军看不见，达赖喇嘛才能幸运的逃离拉萨。
达赖喇嘛逃到印度以后，虽然成立政府，不过我们流亡、寄居在别人的土地上，毕竟不是自己的地方，规模不能和拉萨比。我们现在在印度设立的西藏政府(Administration)，有教育部门、宗教部门、外事部门、安全部门、内政部门、财务部门，统统都有，和在拉萨的组织架构差不多，不过拉萨时代的员额和规模都比现在大，那是在西藏境内，两者当然不一样，而且过去也会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机构，相形之下，现在在印度的西藏政府比过去简单的多了。
在拉萨的时候，达赖喇嘛是政教领袖，在他之下有内阁，内阁当中有五至七名领导人，这是达赖喇嘛之下最高的行政机构，在这五至七名领导人之下就是各部门。在拉萨的时代，数百年来都有[防卫部队]，在共军进攻西藏以前，我们的兵力只有两三千人，主要的功能只是为了应付边境的紧急状况，西藏是个佛教区域，不需要庞大的防卫军，一直到一九五九年，这几千人都还在，不过慢慢的都归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里面去，如今已经没有这支部队了，而我们到了印度以后，更不可能成立武装部队。
最近十几年来，我们重新试图与中共接触，而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代表达赖喇嘛和中共沟通；从一九九三年开始，我也代表达赖喇嘛来到台湾和国民党政府沟通关系，目前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做这个事情。
当然，现实状况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评估，目前管理西藏的是[中国共产党]当局，这是问题的症结(probem)之所在，也是我先和中共接触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由于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先生派人来找我，要我到大陆和他谈西藏问题，于是我就成为达赖喇嘛和北京当局双向沟通的中间人，在过去十七年当中我总共去了北京十余次，而我们这个工作一定还要继续进行下去。
邓小平先生是个心直口快、很直爽的人，但是共产党有四大坚持，在这四大坚持之下也给他一些限制和压力。当然，过去十几年来邓小平在中共大陆也有贡献，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他魄力不够。或许是老一辈的人很保守，尤其在西藏问题上，他们固然晓得非要有所调整不可，但是推动速度依然很慢。我相信在未来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领导人及继起之后，以他们历经兵荒马乱的成长背景，应该可以务实的处理藏汉关系。我认为他们不得不重新面对西藏政策的调整，毕竟今天是一个变动剧烈的大时代，为了中国的未来，我们应该以加强沟通替代敌对状态，以和平淘汰对立，否则对中国现在的局面食物安全不利的。假如中共的领导人把所有的中国人民代领导极端去，与所有的国家敌对，那将是一个可怕的事情。
邓小平 派人找我
我们由苏联的变迁、美国的发展、日本的进步、欧洲的变化，都可以看到时代的动向，也更加验证了中国的领导人不应该把中国人民再带到极端的路子上。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深切的期盼下，尽管我认为邓小平先生的魄力不够，但是我仍然希望他在没有去世以前能有更大的魄力，以更灵活的手腕处理与西藏的关系，甚至调整与台湾的关系，不要再走极端，也不要再钻牛角尖了。
如果情势能有所改善，展望未来达赖喇嘛仍然可能返回西藏去，但是何时返藏，就要看共产党的态度了。如果共产党也能务实的话，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要求并不过分，而达赖喇嘛一切的主张对中华民族而言，也是没有害处的，更何况达赖喇嘛的主张都在邓小平一九七九年设定的范围之内----也就是：[除了独立外，什么都可以谈。]在此我要特别强调，今天达赖喇嘛之所以还没有返回西藏，主要的原因就是协议还没有达成。什么协议呢？多年来我们要求一个统一的藏族行政区，恢复自治、平等对待藏族人民，而这些要求是必须要签订一个纸上的协议才能算数，可惜的事，现在我们还没有机会真正坐下来谈这个问题，我们这些年来只是做观念沟通的工作。早在一九八八年，原来我们双方已决定在一九八九年坐下来谈判，但是碰巧一九八九年发生天安门事件，这件事就这样拖下来。到了后来，中共告诉我，希望安定下来以后再谈西藏问题，因为现在他们正忙于解决内部问题。一九九三年我到大陆去，再度要求双方早日约定谈判的事，但是至今还没有具体的答案，因此现在我们正在等待答复中。
就我们的观点来说，西藏目前已经完全在中共的掌握中，我们必须实际的看问题，为了西藏，我们非面对[中国共产党]不可。当然，台湾的国民政府对西藏的流亡政府而言，或对达赖喇嘛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但是因为民国初年以来藏汉亲密的关系基础，也不仅仅因为蒋先生的厚爱照顾而已。这几十年来，达赖喇嘛流亡在外，接触了很多海外华侨，以及由中国大陆逃亡国外的知识分子，民运人士，还有台湾的佛教团体等等，达赖喇嘛深深感觉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国民政府接触是很遗憾的事情。现在只要有机会，大家就应当互相来往，多多交换意见，进行宗教、文化方面的交流。就因为这个缘故，他才派我来台北，拜望总统，看看各方面的认识。
当然，我们与海峡两岸隔离这么久，绝不是任何一个简单的因素造成的，但是既然现在又重新有了联系，大家自然会格外的珍惜。
回想自从我们定居在印度之后，过去这段时间许多对外联系都不方便，况且既是寄人篱下，也不能不顾虑印度政府的政策，因此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和台湾的联系都停顿下来了。事实上，以我和蒋先生的关系，或和台湾长辈们的感情，想打个电话或写封信的心情常常是有的，但是这件事一直没有去做。一只到世盟总会长赵自齐先生来访问达赖喇嘛，他们两人谈得非常投机，达赖喇嘛也觉得联系国民政府的关系非常重要，所以，就告诉赵先生：[不久的将来，我会派人到台湾去访问。]因此我就奉命来到台湾。
回顾这段日子，我们受限于印度的压力，活动范围太小，人地生疏，离想背井，语言又不通，对外界情形了解不多，一隔离竟和台湾断了三十七年的联系。
我们和国民政府最后一次联系，也是我们与外界隔绝前的最后挥别---是在一九五九年西藏暴动时，蒋先生曾发表一篇文稿：[告全国同胞书]，支持藏族人民的民族自决，两地万里遥相支持，诚属不易。
一九五九年后，共产党整个封锁了西藏边境，不许西藏境内的六百万藏胞和在印度的十几万藏胞来往，我们与家乡音讯断绝了将近二十年，直到一九七九年我到香港，邓小平派人去找我，要我到北京去谈谈，此后才与中国大陆建立沟通来往的管道，我们的对外联系才算打通了。在这二十年中，别说是与汉族没有来往，就是与藏族的同胞想互相探望都不可能，在对外关系上，我们这二十个寒暑算是一片空白的。
不过，对外关系的空白，却给我们一段自我充实复建的时间，尤其在西藏文化遭受浩劫之后，这段时间对我们而言更重要。
我们在印度的各处藏区兴办学校，并且致力于西藏文化的复兴工作，达赖喇嘛尽力突破封锁，排除困难，到世界各地访问，这都是我们十几万分布在印度各藏区的藏胞共同努力的成果。
长久以来，我们非常尊重中华民国政府一贯的政策，而中华民国政府也非常支持西藏固有的政治、宗教一切传统地位，尽管正直变幻无常，未来的事情很难说，但是我们认为，达赖喇嘛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建立和沟通管道仍应尽快架设来往，以后有很多事情也才可以慢慢发展。
达赖喇嘛是个有生活规律的人，他每天早晨四点起身，第一件工作就是祈祷诵经，颂念的经文是从孩提时代就每日背颂的，经文的内容与一般普通经文不同，是一种喇嘛专属的经文，这是他们终其一生每日必须要做的功课，如果早上有事念不完，下午就必须念诵完毕，每天早上六点钟，在诵经完毕后，就是达赖喇嘛的早餐时间。
达赖喇嘛一天只用两餐，早餐非常简单，往往只是喝一杯茶或一杯牛奶，有时是一分炒面和面包，有时只是食用西藏特有的一种麦粥，我们称之为[糌粑]。
用过早餐之后,达赖喇嘛就继续钻研佛教经典,就历史渊源而言,他虽然源出于[黄教],但是却必须博览各种领域的警署和著述,这些著述涵盖了过去一千年所有的喇嘛的不同作品,每天从用餐后到早上八点,是达赖喇嘛吸收庞杂知识和资讯的时间,此外,每天早上的报纸也是在此时阅读的。
达赖喇嘛平日很重视国际新闻，他常收听的几个电台广播如英国广播公司（BBC），以及印度、美国、苏联，乃至于中国大陆的广播新闻，只要有时间，一定是这样都听。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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