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採金破壞西藏生態，中國政府封鎖媒體報導

桑杰嘉 

2015-11-12 11:58

原载台湾民报

中國黑心商人在西藏高原非法採金，中國官方則封鎖消息，刪除報導文章。(圖片取自網路)

 最近，中國的《新湘報》報導有關西藏阿里噶爾縣和日土縣地方政府以「用資源換資金」 、「礦區環境恢復治理試點礦區」、「復坑回填治理，恢復生態環境」等名目，與企業勾結進行非法採金，嚴重破壞西藏阿里牧民草場和自然環境近萬畝的調查報導。該報在中國各大媒體轉載，但過沒幾天就被刪除。

這一事件是西藏各地非法採金、採礦的一個典型案例。西藏阿里地區噶爾縣政府和湖南中璽投資公司進行所謂的「用資源換資金」，藉此放任企業非法採金暴富，嚴重破壞環境。西藏政府一再聲明在該地採金是非法的，但地方政府環保、國土等部門不管。媒體從現場到企業、政府部門進行了系統性調查，並揭露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巨大經濟利益關係。

 「24支採金隊伍，1000多名工人、100多台挖掘機、200多台運土車、40多台運水車在工地上幹得熱火朝天。」

「記者看到，原本寬闊的草場，被非法採金遺留的砂石佔據了九成以上；採金形成的15個大水坑，每個都比一個足球場還大……礦山上沒有水，採金者要到3公里遠的巴措河取水……1000米長的河道裡，被採金者挖了10多個取水用的蓄水池，100多台拉水車來回奔波。美麗的巴措河面目全非，到處都是坑坑窪窪，遍體鱗傷。」 

以上是中國媒體《新湘報》在噶爾縣巴措礦區現場調查時看到的景象。在西藏，像這樣非法採金的情況非常嚴重，對西藏環境破壞之嚴重，讓人瞠目結舌。更嚴重的問題是，中國政府禁止媒體報導，國際媒體更無法接近這些現場。但難能可貴的是，有媒體記者實地揭露，而且是中國媒體做了相當深入的報導。

10月10日前後，《新湘報》網站刊登特約記者陽小青從西藏阿里發出的一篇報導〈湖南企業以復墾名義西藏阿里非法採金〉，之後很多中國網站轉載該文，「北極星節能環保網」也以〈湖南企業西藏採金背後：政府以資源換資金 9000畝土地遭毀〉為標題予以轉載，在微信（WeChat）上廣泛傳閱。但是過沒幾天，各大網站紛紛刪除該文，包括《新湘報》網站也刪了。顯然中國政府非常「關注」這篇報導，並且採取行動封鎖資訊。

                

         中國網站「北極星節能環保網」轉載《新湘報》的報導文章，遭中國網管刪除。(桑杰嘉/提供)

《新湘報》記者不僅報導非法採金者如何破壞自然環境，而且深入調查政府和企業如何以「資源換資金」進行 「合作」、企業如何暴富、當地牧民的艱難處境、政府官員的視而不見和刻意迴避、國家投資的缺乏等等。因此，該報導戳穿中共一直在鼓吹的如何保護西藏環境，以及對西藏進行大量投資的謊言。

該報記者也提到中共軍隊進入阿里之後，對當地生態環境的破壞。「當地牧民告訴新湘報，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由於天氣寒冷，當地村民和駐軍部隊為了取暖，大量砍伐紅柳等當作燃料，導致地表植被逐漸減少。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整個噶爾縣大部分土地都變成了荒漠戈壁，草場草質嚴重退化，每到起風時總會捲起飛沙走石，整個縣城便置於漫天黃沙之中。」

這類情況其實從1949年開始，就在西藏各地發生。筆者和中國作家唐丹鴻在採訪流亡藏人時，很多老人也講述同樣的情況：共軍來到西藏後，在各地濫伐導致後來這些地方成為荒漠。

共軍在各地濫伐的結果，甚至威脅當地民眾的生存。噶爾縣林業部門一度通過封沙育草、工程固沙、建立苗圃、培育防風阻沙林等措施，完成防沙治沙3000餘畝。但是在權錢交易、官商勾結之下又開始破壞，破壞的範圍還擴大了9000多畝。

根據中國官方媒體的說法：自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會議以來，西藏被定為「重要的高原生態安全屏障」。2014年4月，全國人大通過「歷史上最嚴」的《環境保護法》，明確規定「國家在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環境敏感區和脆弱區等區域，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嚴格保護」。今年5月，中央發佈《2014年西藏自治區環境狀況公報》，也明確了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要求和制度體系。

中國官方一而再、再而三地說，西藏自2006年頒布禁採令以後，任何形式的採金都是非法的。但是《新湘報》記者到現場採訪時，採金者卻告訴記者，他們的採金是辦了手續的，是合法的。

原因就是，湖南中璽公司與噶爾縣政府簽了一份協議。縣政府同意中璽公司申請對巴措礦區進行「復坑回填治理」，包括在挖過的礦區撒播種草、河道疏理、土石方平整回填。協議還規定，在回填過程中，「餘礦應充分利用」；而且在扣除工程成本後，利潤由雙方分成，甲方分40%，乙方分60%。

協定簽訂後，2014年中璽公司向噶爾縣政府繳納1000萬元礦體開採費，和1000萬元復墾保證金。也就是這份「以資源換資金」的協議，中璽公司得以在劃定的礦區復墾範圍內進行採金。換句話說，就是用「復墾」的名義偷渡「採金」。

這份協議原本已缺乏正當性，更誇張的是，採金者向《新湘報》記者直言：「我們這裡不是復墾，你只管挖砂採金就是了，根本不需要種什麼草，恢復植被。噶爾縣國土資源局也是這麼要求的。」尤有甚者，中璽公司竟然違反與噶爾縣政府的協議，將採金業務層層分包，從中賺取高額利潤。因此在巴措金礦現場，《新湘報》記者竟然看到24條生產線在非法採金。  

記者揭露，在巴措金礦，中璽公司法人代表匡玉瓊一天就可以收取500萬元承包費；而中璽所轉包出去的湖南金利投資公司法人代表劉期武，一年可以非法獲利4億元。

中國媒體新華社稱，截至2014年底，國家對西藏已累計投資到位57億元。但是，阿里地方官員卻對《新湘報》記者抱怨：「我們通過土地復墾專案，開採沙金資源，因為我們阿里畢竟是貧困地區，國家資金投入來不及，有些專案需要建設又沒有資金，所以採取『用資源換資金』的方法，為當地政府解決一些困難。」

兩相對照，一連串問題來了：到底國家有沒有投資？地方官員有沒有撒謊？還是錢進了某些官員的腰包？中國政府三句不離「援助西藏、投資西藏、建設西藏」，西藏不是「翻天覆地的變化了」？政府時不時組織民眾感恩中央政府，怎麼會出現「國家資金投入來不及」的情形？

更詭異的情形是，根據《新湘報》記者調查，證實中璽在巴措金礦復墾的專案，既沒有做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也沒有走任何招投標流程。而且該公司在湖南省工商登記註冊中，沒有地質環境治理專案，也沒有取得國土和環保部門頒發的任何資格。

此外，據記者描述，匡玉瓊見到記者的第一面，就說她這個法人代表「也只是一個打工妹」。那麼誰是真正的「老闆」？其實很多「翻船」的中國企業，總是會出現最後不知道誰是老闆的怪現象；事實上這些企業的真正老闆，就是中共的高層官員或其親屬。 

在西藏阿里，1000多人每天16小時瘋狂採金，毀滅性的破壞西藏生態環境。雖然中國政府採取對相關資訊的封鎖措施，但是網路時代為我們提供更多瀏覽資訊的機會，中國政府要一手遮天，恐怕是越來越困難。

拉薩廢墟：堯西達孜（上）

作者:唯色

1、 “亞溪”又寫“堯西”，在藏語裡，“亞”是父親的最高敬語，“溪”為莊園，藏人都知是何意。無論在藏人的傳統中，還是在學者的研究中，都認為“亞溪”指的是達賴喇嘛家族。如義大利藏學家畢達克所寫：“亞溪（yab-gzhis），即前達賴喇嘛的家族。” 中國官方體制內的藏人學者也稱：“人們用‘亞溪’（父親的莊園）這一既顯示權勢，也顯示財富的名詞來尊稱達賴喇嘛的家庭，使‘亞溪’約定俗成地成了專有名詞。” 應該說，“亞谿”的準確含義，即“國父之莊園”。 與許多藏人一樣，我也一直以為，圖伯特的歷史上有多少世達賴喇嘛，就會有多少個“居於塔尖” 的“亞溪”家族。但學者說，“現有六個亞溪家族，包括現世達賴喇嘛家族在內。” 即：七世達賴喇嘛家族桑頗；八世、十二世達賴喇嘛家族拉魯；十世達賴喇嘛家族宇妥；十一世達賴喇嘛家族彭康；十三世達賴喇嘛家族朗頓；以及來自安多當采（達孜）地方，即今中國行政區劃的青海省平安縣石灰窯鄉紅崖村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家族。這表明，有“亞溪”名號的家族乃有史可查。而我之所以將其羅列，是因為不知從何時起，憑空冒出好幾個“亞溪”家族。哦，他們在自己家族的名字前，堂而皇之添加的是“堯西”。 堯西這個，堯西那個，如昌都活佛帕巴拉家族，連他曾任政協官員的兄長名字都成了堯西•某某某某。這肯定是文化大革命之後的新生事物。那之前，誰敢與“亞溪”或“堯西”沾邊啊？那屬於被革命的大掃帚掃進歷史垃圾堆的“四舊”，唯恐避之不及的大麻煩。那時候，連真資格的貴族都恨不得自己是鐵匠、屠夫出身，有些乾脆下嫁給過去連落在地上的影子都不能挨著的“賤民”。 然而風水流轉，短短二三十年後，又似乎變回去了。現如今，又有不少藏人恨不得自己一夜變成貴族身，而已為貴族身的，則絞盡腦汁把自己虛構成皇親國戚、公主王子。甚而至於，原本持守嚴明的戒律代代相傳卻于不正常的年代不得不破戒還俗的仁波切，其子女乃是特定歷史的傷心產物，說來沉痛，無甚炫耀之處，卻也驀然間自封“堯西”。 天下堯西是一家，難道跟歷代達賴喇嘛家族並無絲毫關係的這些新生“堯西家族”，相互應該結為親戚嗎？ 而真正的、正宗的堯西家族呢？我想說的是，故鄉屬安多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家族，于拉薩留下的痕跡又在何處呢？ 容我指出：在老城與布達拉宮之間，在布達拉宮頂層向左俯瞰不遠處，如果是在1959年以前的照片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有一座龐大的白色建築坐落在廣闊的樹木與花園之中分外美麗，這正是十四世達賴喇嘛家族的府邸——亞溪達孜府，今寫堯西達孜。正如相關記錄明示，它並不與其他貴族的府邸相鄰；它是最長的轉經路——林廓路線所囊括的拉薩城裡“唯一一座獨立式的府邸”，而它之所以建在那裡，是因為居住在高高的布達拉宮裡的尊者達賴喇嘛，當他想家的時候，朝左邊望去，就能看見兄弟姊妹的身影，說不定還能依稀聞到母親烘烤著他最愛吃的安多帕勒（麵包）的香味，所以它正式的名稱是“堅斯廈”。 2、 據尊者的母親在孫女陽宗卓瑪記錄的口述自傳（1997年臺灣出版，名為《我子達賴》）中解釋，“堅斯”的意思是“達賴喇嘛陛下的目光”，“廈”的意思是“布達拉宮的東面”，如此詩意的稱謂，透露的是安頓幼小的達賴喇嘛和他的邊地家人的拉薩貴族們心思細密，富有人性。這幢專為尊者家族建造，且距布達拉宮不遠的白色宅邸，在尊者於1939年從安多迎請至拉薩後開始動工，大概在1941年完成。但無常的是，堅斯廈屬於尊者家族只有不及二十年的短促光陰，1959年3月17日夜裡，當24歲的嘉瓦仁波切悄然離別已落入佔領者手中的拉薩時，隨他踏上流亡之路的家人也從此失去了家園。 尊者的母親回憶道：“這塊地原來屬於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英國大使曾經有意購買，但是遭到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拒絕。他說這塊地方將來會有用。堅斯廈是塊很大的土地，到處都是樹木。” “我們在羅布林卡住了三年後搬到堅斯廈……政府派人來通知我們堅斯廈已經建造完成”。 “這是一個我們可以稱為家的地方。政府已經請喇嘛為這個房子祈福了，另外有四位喇嘛一直住在我們家。我們每八天就要在祈禱室祝禱，有時候還會邀請五十位到一百位喇嘛進行一個星期的祈禱。” “……堅斯廈共有三層樓，由西藏政府建造，後院之外還有一棟兩層樓的房子。房子用石塊蓋成，裡面有許多柱子。……堅斯廈大門的兩邊各有一個大輪子，大概二十尺之高，八尺寬，要用極粗的繩子才能移動。……堅斯廈一共有四個門可以進入，北南東西，每個門旁都有女侍與家人居住的宿舍。” “我有兩個兒子在堅斯廈出生，其中一個在兩歲時夭折，名叫丹增曲紮，他是個活潑的孩子，常跑到達賴喇嘛陛下的房裡，把一切東西搞得天翻地覆。……我們請了噶東國師到堅斯廈起卦……（說）雖然他離開了人世，終究還是會回到父母身邊，重新投胎到這個家庭。” “在動身前往中國之前，我們請達賴喇嘛陛下在堅斯廈住了幾天。自從我們的房子蓋好後，達賴喇嘛陛下從未看過。他能來和我們同住，實在是我極大的榮耀，也是全家人的驕傲。達賴喇嘛陛下住在堅斯廈期間，他和政府官員、隨從，以及每天來朝見他的群眾的飲食都由我們供應。那可是重責大任。達賴喇嘛在長途旅行之前，每天都要進行祈禱儀式。所有的噶廈與許多貴族都要出席。因為達賴喇嘛陛下的造訪，我們特地蓋了新廚房與車道，這樣他的座車可以直接開進房裡。” 在傳記中見到兩張尊者母親站在堅斯廈房頂上的照片。可能是在洛薩期間拍的，佛母穿的曲巴因雙肩繫有刺繡的彩色編織帶，而與衛藏款式的曲巴不同，應是安多風格。除了耳環，佛母沒戴珠寶裝飾，顯得樸素大方。如佛母所言，自尊者父親去世後，除了特別場合，沒有再佩戴過安多特有的錦緞裝飾物及其他裝飾。 3、 但是，在中國軍隊進入拉薩之後，一切都不同了。最初周旋的那幾年，尊者母親回憶道：“他們來到堅斯廈，行為跋扈粗魯，並說如果把堅斯廈變成政府辦公室倒是個不錯的主意。……但是他們又說本來打算向我買這個地方，不過別人一定會說是他們從我這裡偷的，所以他們改變主意，不打算向我買了。……只要他們高興，他們隨時都會不請自來。如果他們事先通知我，我就會非常疑惑，不知道他們又要和我談什麼事情了。每當他們離去，我就感到無比輕鬆。我一看到他們就非常害怕，因為我必須謹言慎行，否則很可能因為無心的話語而害了其他人。” 尊者母親也回憶了離開堅斯廈的那天情景。是1959年3月10日，藏人反抗中共的行動已經開始，但尊者母親並未意識到，仍在家中刺繡，料理家務。雖然布達拉宮高牆下已有成千上萬婦女在呼喊保衛達賴喇嘛，但不遠處的堅斯廈卻很平靜。當身為尊者護衛隊長的女婿趕來接佛母去尊者居住的羅布林卡，她辛酸地說道：“我沒有想到那竟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堅斯廈和我的母親，也完全沒有想到我會把所有的東西都留下，就這麼孑然一身地到印度。 “我所有的東西都鎖在堅斯廈裡面，櫥櫃鑰匙和一封短信包在皇絲布中，由我的強蘇（管家）保管。……上面寫著要他好好看顧房子，鑰匙交由他來保管。……我連和母親道別的時間都沒有，沒有帶任何衣物就離開了……”。 而尊者的外祖母，當時已經八十七歲高齡，無法騎馬長途逃亡，只能留在堅斯廈，兩年後孤寂去世於“世事反轉”的拉薩。 而幾十年後，待我走近堅斯廈時，非但沒有見到當年勝景，且有了不堪回首的另一頁。簡言之，它有了這樣的稱謂：“二所”、“造總”總部、西藏大廈的職工宿舍。所謂“二所”，即自治區政府第二招待所；所謂“造總”總部，即拉薩兩大造反派之一的據點，文革期間專門接待從中國各地到拉薩串聯的紅衛兵，極盡各種破壞之能事；在被當作旅館並由旅館工作人員使用時，則成了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大雜院。 在我看來，這堯西達孜是拉薩的地標之一，其意義不亞於任何一座老建築，卻少有人知。這倒也好，免遭遊客覆滅之災。說起來，這座尊者家族宅邸還算幸運，雖已廢墟化，而且還在繼續廢墟化，但完全坍塌也不會較快發生，至少有三分之二依然在原址。儘管在尊者家族流亡之後，就被“解放者”——如納博科夫形容的，“穿綠色衣服的暴發戶”——取消了所有權，而且以革命的名義占為己有，在幾十年裡不停安排各色人等寄居，如今去問，得到的答覆不會指認這是尊者家族府邸，而是會理所當然地說它屬於西藏大廈。 4、 一位網名叫“雪域灰土”的藏人，去年夏天在他的博客上張貼了十六張展示堯西達孜外表建築及內部房間的圖片，應該是拍攝於十幾年而非今天，彼時堯西達孜尚殘破不多，還能看到屋內牆上繪畫著共產主義魔頭群像：馬恩列斯毛。 他還寫了一些相關的介紹文字，如：“經過西藏噶廈政府與達賴喇嘛的父母，特別是與達賴喇嘛的父親數次協商，最終確定在布達拉宮東側，距布達拉宮500米左右的平地上建造達賴喇嘛父母的莊園；建造時間大概是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之間。”“大概占地面積為3500平米、建築面積為2700平米左右。建築風格為傳統藏式建築；沒有什麼特殊或現代成分。整個建築分為兩大部分、即外院和內院。外院為兩層，主要為傭人和陪同達賴喇嘛的普通官員使用；內院為三層，為主人、達賴喇嘛來時、高級官員和喇嘛使用。大小房屋（包括儲藏室等）數量為100間左右。莊園坐落在今日拉薩市最為繁華的商業街（北京中路），被周圍臨街商鋪完全掩蓋著莊園，很少人知道這裡曾經是達賴喇嘛父母的莊園。” “雪域灰土”顯然知悉內情。他寫道：“歷史十年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大破壞期間，只有以下三種因素使有些文化古跡和貴族莊園沒有被破壞：被軍隊佔用、政府辦公和招待所、人民公社倉庫或集體生活場所。達賴喇嘛父母的莊園就是因為被中共政府用作政府招待所才得以保存: 取名 (第二政府招待所)。” 堯西達孜“自一九六四年被中共政府沒收，一直到一九九0年被用作中共政府招待所，取名第二政府招待所。在中國經濟不發達時期對政府的各級官員和政治會議接待工作起到了巨大作用。” “一九九0年中共政府建造現代化的賓館：即西藏大廈。西藏大廈為半企業性質的中共政府賓館，原先的第二政府招待所（達賴喇嘛父母莊園）歸西藏大廈所有。自一九九0年至二00五年西藏大廈一直把達賴喇嘛父母莊園用作出租房，主要租給漢人打工者。在莊園大院的周圍也建造了數百間的商品出租房搞創收。莊園房屋和莊園大院周圍出租房統稱為西藏大廈的（經濟發展部）。” “自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九0年用作政府招待所，之後用作出租房並在周圍建造了數百間場品出租方，這些商品出租方現在依然在產生經濟效果。截止到二0一一年十二月，莊園房屋的使用、出租，以及周圍臨街商品房出租的綜合經濟收入估算為6600萬人民幣左右。” 而且，“對莊園內部房屋進行的改動較大，主要是把大的房屋被分成兩個房屋，以求通過出租得到最大經濟效益。裡面也是設立過幾個辦公室，主要管理租戶和收繳租費。很多房屋的內部彩畫被抹去，這應該是在被用作政府招待所時進行的。特別是莊園主樓的經堂、接待達賴喇嘛的房間等的牆面壁畫和雕刻顏色都被抹去。裡面的牆面上畫有毛澤東、史達林等的畫像。”(文章僅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立場和觀點) 轉載-自由亞洲電台

那大洋，多得像下雨

唯色

（唯色提供）

•下雨了

大洋，是银元的俗称，但不知为何要把银元叫做“大洋”，跟大洋彼岸的“大洋”有什么关系吗？博巴（藏人）也把银元叫做“大洋”，不过发音不太一样，那“洋”从口出，音调往上飘，就像跃跃欲飞，显然不是博盖（藏语），而是汉语进入图伯特（包括安多、卫藏、康、嘉绒等所有藏区）之后发生变异的例证之一。当然，图伯特是有自己银元的，叫做“章嘎”。很早的时候，拉萨就自己做章嘎了。尼泊尔的章嘎越做越伪劣，满清的章嘎刻着皇帝的年号，多麻烦啊，还不如自己做章嘎，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的地盘我做主。

忘记是在哪本书上看到，还是听哪位长辈提及，说是中共军队进入图伯特时，随军携带无数银元，带不动就让飞机跟着，随处空降一箱箱银元，传说有几箱扔错了地点，径直掉到汹涌澎湃的金沙江，被激流吞没。一路上，所遇博巴，不分高低贵贱，只要归降，那撒出去的大洋啊就跟下雨似的。

想想看，那是怎样的一个场景？一卷卷银元，突然被撕去密封的硬纸，抛向空中，又从天而降，在阳光下叮当作响，纷乱砸在博巴们的头上，“多得就像下雨呀！”有了贪欲的人们眼花缭乱着，欢呼雀跃着，张开了过于热情的双臂。但有一个人，他冷眼看着，冷静地说：“无非是刀刃上的蜜，你们去舔吧，舌头会被割掉的。”他是尊者达赖喇嘛的长兄塔泽仁波切【1】，他的这句话，我是在《雪域境外流亡记》【2】上读到的。

举几个事例来看看这雨下得有多么地瓢泼吧。为“争取爱国上层人士”，外来的“解放者”在拉萨狂撒大洋。不少大贵族和商人见钱眼开，忙不迭地，又是卖自家大屋，又是卖土地，又是卖存粮，又是卖羊毛，而且只要合作就能获得丰厚俸禄。一位名叫陈宗烈的摄影师，从北京派往新成立的《西藏日报》就职，多年后回忆说【3】，出身显贵的副主编噶雪•顿珠，当时每月工资就有一千多块大洋，每次发工资，都得叫佣人来，把几十封沉甸甸的大洋装满口袋吭哧吭哧扛走，也许是用氆氇【4】编织的那种结实的口袋吧。不过他闭口不提这位贵族副主编在文革时上吊自尽的下场【5】。算算看，享用大洋的好日子并不长。五六年、五七年，但凡就读于拉萨小学和拉萨中学的学生，无论哪种家庭出身，在学校创办初期，统统每月都能领到三十块大洋，这都是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下的赌注，不可谓不慷慨，只是没过多久就越来越少，到文革前，一级助学金才是十五元人民币。

甚至在最早与金珠玛米的战斗中被俘的康地士兵，非但没被虐待，还被亲切地称为“阶级兄弟”，又献哈达又赠大洋，一律释放回家。金珠玛米是解放军的藏语发音，与革命的藏语发音即杀劫，都属于新造的词汇。有位老人告诉过我，昌都战役之后，对被俘的藏军士兵，每人发五块大洋；若带有家属和孩子，再增加三块大洋。中共随军记者及时拍下了这些神情困惑的博巴不知所措地表示感谢的镜头，这在至今常有的展现西藏人民获得“解放”的展览中还可以见到。当然，1959年3月，发生在罗布林卡【6】那场血腥屠杀的惨状，是不会出现在展览中的。

这就要补充一个故事了。数年前，拉萨纷传在金珠西路新建的格桑林卡小区闹鬼，据说原因是那里埋葬过当年在罗布林卡被杀的许多博巴，类似于那种万人冢，结果修房子挖地基时挖出白骨累累。除了白骨，说是挖到的还有“矢”，即现在所说的价值昂贵的九眼石或天珠；还有进口手表，可能是瓦斯真、劳莱克斯之类吧，已经永恒地中止在某个特殊的时刻了；还有一些生锈的大洋，擦去锈迹后说不定吹口气还能发出响声……这从另一方面，是不是说明了当时的金珠玛米还真的不拿藏族群众的一针一线呢？说实话，我相信挖到了累累白骨但不太相信挖到的有这些宝物，即便有，也早就没收充公了。

•乡巴佬进城

我从小见过大洋，是我那喜爱收藏旧物的父亲保存的，其实是当年他在西藏军区服役时领的薪水，只剩了几块。我还知道他的一件往事，他曾经积攒了两年的军饷，用军用挎包装着沉甸甸的大洋，在帕廓著名的夏末嘎波店里买了一台120的蔡司相机。当文化大革命如同暴风骤雨席卷拉萨时，他用这台相机拍摄了祖拉康（大昭寺）【7】被砸的惨状、“爱国上层人士”被批斗的下场。如今那相机已留给了我，拿起来略沉，纯皮的棕色外套布满岁月的痕迹，连机器本身也有磨蚀的印迹，那是父亲在那么多年里反复使用的证明。打开镜头，而镜头是向前伸出去的，发出轻微却干脆的响声。闭上左眼，让右眼从小小的取景框里看出去，难道我能够看见他目睹的“杀劫”吗？至少应该让我看看，要用多少块大洋，才能买到这样一台品质不错的德国相机？

想当年，金珠玛米以及随后的加米（汉人）们刚进拉萨时，一定像乡巴佬进城，被琳琅满目的商品晃花了眼。有个于1956年进藏的地质工作者，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到帕廓：

“虽然街道不过600米长，还是鹅卵石铺成的，但是这里却云集了世界各地著名品牌。商店里到处可见琳琅满目，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名贵商品，市面所见著名品牌有：瑞士的名表劳力士、欧米茄、浪琴；德国的高档照相机康泰克斯以及勃朗宁手枪；芬兰的匕首；美国的派克笔；荷兰的菲利甫收音机；意大利的毛毯以及珠宝、金银首饰、毛料、呢绒、毛线等世界各地大、小商品，应有尽有。这些商品在国内市场上很难见到，所以我们带着猎奇心情，不紧不慢，逐间商店进进出出，经过一番调查，这里的商品还算货真价实，价格比内地市场便宜得多，只是不用人民币而用银元（俗称“袁大头”）。我们粗略的了解了部分物价：名贵手表150—170元；高档照像机150—600元；派克笔10—25元；毛线1磅∕6元；呢绒、毛料1米∕8元。所有物价都比内地市场和香港市场便宜。”【8】

甚至1956年，中共开国元勋陈毅率领浩浩荡荡八百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慰问拉萨驻军，也为物质丰富的帕廓震惊，索性不顾面子，大肆狂购，以至于“代表团”真的成了“戴表团”，据说几乎每个人的两只胳臂上都戴满了世界名表，为的是给亲朋好友送礼。当然，那都是用大洋换来的。

忍不住要啰嗦一句，难道，当时西藏社会那么多的名牌，全都是穷奢极侈的“三大领主”在消费吗？一般市民应该也过着殷实的小日子吧。至于如今各种“忆苦思甜”的展览中，那些黑白旧照上的凄惨乞丐，我在如今的拉萨街头也多多见过啊。

没多久，那像下雨一样撒遍进军路上的大洋，开始冲击图伯特的金融市场。“通货膨胀飏起，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现象，我的人民不懂为什么青稞的价值隔夜就倍涨。”【9】 “记忆中的第一次，拉萨人民被推进了饥荒的边缘。”【10】尊者达赖喇嘛在他的两部自传中，都这么回忆过。闯进家园的外来者与原住民的蜜月，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终于结束了。

•生产大洋的陈伯伯

人生中充满了不可思议的际遇。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王力雄的义父陈伯伯竟然是制造，不对，应该说是生产，成批成量地生产大洋的人。

初见他时，他已八十多岁。得知我是博巴，他笑呵呵地说：“我跟你们西藏有缘啊。知道‘袁大头’不？当年，你们西藏人用的‘袁大头’还是我造的呢。”

这下轮到我惊讶了。“袁大头”是银元的又一俗称，因那银元的正面刻着满清末期及之后的大军阀袁世凯【11】穿戎装的侧影，他巨大的光头、浓密的胡须与肥硕的耳朵闪闪发亮，成为典型标志。许多关于万恶的旧社会的电影里，常有那时候的中国人用指尖捏着“袁大头”，放在嘴边吹一下，再飞快地拿到耳边听声响的镜头，据说那是辨别银元真伪的方式，看来造假的历史源远流长，人人都须得练就火眼金睛加上好听力的功夫。

享受部级待遇的陈伯伯是资历很长的老革命，在延安窑洞里住过多年的八路军。我一直想听他讲讲怎么生产“袁大头”的往事，却耽于疏懒，一拖再拖，直到他去世前四个月，才很幸运地补上了这一课。

时值九十一岁的陈伯伯，说起“袁大头”依然兴致不减。那是1948年底，中共元帅林彪以战死国共两军五十余万、饿死长春百姓三十余万等生命的代价，取胜了辽沈战役。于是，早在三年前便从延安去长春、哈尔滨给解放军造纸币的陈伯伯，又转道沈阳，从苏联红军手中接管了沈阳造币厂。陈伯伯用了比较多的时间，给我讲述了解放军自造纸币，人打到哪里，票子就用到哪里的典故，还回忆了成立于满清末代的沈阳造币厂，跟满洲国、日本人、张学良、东三省的关系，但我兴趣不在此，也就略过不提。

而这个沈阳造币厂，历史上就造“袁大头”，那些模具一直留着，而造币设备从废铁堆里也挖出来了，造币技工也差不多都找回来了，万事俱备就差银子。陈伯伯说，当时中国许多地方已经被我们解放了，到处都在“打土豪，分田地”，这个你懂不懂？不到一个月，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运来了黄金白银。用火车运，用汽车运，全拿麻袋、大筐装着，全是金银元宝和各种金银用具，像烛台、碗筷、酒杯，甚至女人的首饰，什么头上插的簪子、发卡，手上戴的戒指、手镯，还有耳环，连着翡翠、玛瑙，很好看的，全都一股脑儿给没收了。当然，那都是地主老财的，这叫做“挖地三尺打老财”。

金子归银行，银子归造币厂。先用大炉子火化，那炉子特别大，两三个人抱不过来，烧得火红，把银子化成水，做成砖头那样，入库，化验。当时有规定，银子成色不能低于三个九，也就是要达到99.9%，成色高了也不行，得兑红铜重化，必须得是99.9%。而且，还特意将模具上“袁大头”那稍有磨损的肩章，重新做了修饰。因为我们造银元是政治任务，为大军南下做准备。西南、西北都习惯用银元，少数民族只认银元不认纸币，我们造的银元要在那些地方派用场，所以就得保持良好的信誉。

检查完了，就熔化成一米长的条，再压成厚薄一致的片，再熔化，再压成一个个圆饼，用盐酸、硫酸洗出银子的本色，又用机器冲出圆饼周边的齿轮，然后用“袁大头”的模具上下一压，正面是袁世凯的大光头，反面是“中华民国三年”，再倒在热炕上，熏上五六个小时的蒸汽，这样的话，这银元才会一吹就有响声。最后，用专门的纸，将五十个银元扎成一卷，装箱，钉死，箱子编号，运走。那时候人的素质都很高，从来没有过贪污，真要贪污也没地方藏。

说穿了，我们的“袁大头”主要就是给少数民族造的，我们要解放少数民族地区嘛，需要少数民族的帮助，要讲政策嘛。陈伯伯声音朗朗地作了总结。

“这意思是不是说拿‘袁大头’收买人心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陈伯伯笑而不答。

“难怪运到西藏的大洋跟下雨那么多，说不定藏人还以为是袁世凯那时候的大洋呢，原来都是陈伯伯您造的啊。”

陈伯伯说：“可是我们的含银量超过了真正的‘袁大头’！”

我很想再说一句，共产党起先打家劫舍，是冲着自家人；抢了自家人的东西，再去骗邻居，结果最后都成了他的“冤大头”。当然，我终究忍住没说。

陈伯伯多年前就想去拉萨。他听西藏歌，看西藏书，王力雄还带他去吃北京的藏餐，每次看见我都要聊西藏，甚至临终前，还在读王力雄新版的《天葬——西藏的命运》【12】。他是不是汉人当中年岁最高的西藏发烧友呢？而这一切，是不是缘于几十年前，为图伯特的人民特制过“袁大头”呢？

一位从未听说过“袁大头”传奇的汉人朋友，了解到“袁大头”在图伯特所向披靡、战无不克的成绩之后，对我惊叹道：“这哪里是中共解放了西藏人民，分明是北洋军阀袁世凯解放了西藏人民啊！”其实，现如今，这一收买人心的政治任务依然在图伯特贯彻、执行着，只不过，“袁大头”换成了毛泽东头像的纸币罢了，所针对的不仅是“爱国上层人士”，更有纳入体制的各色人等及编外游民，只要驯服，那撒出去的大洋啊就跟下雨似的。

•熔化在佛像里的大洋

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陶长松【13】带着拉萨中学的红卫兵，高举毛泽东的画像和“彻底砸烂旧世界！我们要做新世界的主人！”的标语，直奔祖拉康去破“四旧”。

数小时后，祖拉康的露天庭院堆满了残破不堪的佛像、法器、供具以及其他佛教象征物，金顶被砸，经书被焚，壁画像泥巴一样从墙上被挖掉了。

原本安坐在一层左侧“土几拉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佛殿）的十一面千手千眼观世音塑像，典籍中记载由赞普（君主）松赞干布【14】采集各大圣地之土亲手所塑，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也毁于革命行动。不过，其中的八个头像残面和散失的“耸秀”（装藏）【15】，以及原藏于其中、被视为心脏的蛇心旃檀天成观世音像，却被虔诚的博巴悄悄收藏起来，冒着难以想象的危险翻越雪山，辗转带往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16】，献给了尊奉为坚热斯化身的嘉瓦仁波切（尊者达赖喇嘛）。坚热斯即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经典中记载图伯特从来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圣境。

1967年，在达兰萨拉与拉萨祖拉康一样的佛殿，也要塑造一尊十一面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纯银造像时，嘉瓦仁波切特意召见一位名叫边巴的著名塑像师，将从拉萨带来的七个观世音头像残面交给他，要他修复，然后安置于重塑的造像之首，而那些珍贵的“耸秀”须放入重塑的造像内部，至为珍贵的蛇心旃檀观音像则由尊者保藏、亲自供奉；至于另一个观世音头像的残面，无需修复，就这样放置于重塑的造像旁边，以示对文革浩劫的惊醒。据一位美国记者转述，如劫后重逢，当尊者双手捧着蛇心旃檀观世音像时热泪盈眶。“宁结（可怜）”，尊者说：“我感受到极大的悲悯”。

嘉瓦仁波切还给了边巴塑像师一袋大洋，散发着陈旧岁月的味道，恰恰来自于数十年前，犹如瓢泼大雨一般，降落在雪域众生头上的“袁大头”。据说是一位逃亡到印度的博巴献给嘉瓦仁波切的供养，而尊者的意思是将其价值用于重塑这尊复活的佛像。有两种说法，一说这袋“袁大头”被熔解后，化作了观世音造像那千只救度众生的手臂；一说这袋“袁大头”被换成印度银锭，铸造了观世音造像那晶莹剔透的美妙身体。

没有比这更合适并且更美妙的结果了。这是否成了一个将孽缘转化为顺缘的方式呢？尽管银元熔解后的纯度并不够，但我还是更倾向前一种说法，遐想着，中国的银子与印度的泥土，合而为一成这尊时刻面向图伯特的坚热斯，其中所蕴含的精神意义，将会在未来怎样的契机下逐渐显示呢？

写于2010年1月的北京；

修改于2015年10月的北京。

注释：

【1】仁波切：藏语，珍宝，通常专指藏传佛教中乘愿再来的修行成就者，藏语又称“朱古”。塔泽仁波切，Taktser Rinpoche，尊者达赖喇嘛的长兄，安多大寺衮本贤巴林即塔尔寺的主持。1950年代初期出走图伯特成为流亡者，2008年圆寂于美国。西藏独立运动的倡导者。

【2】《雪域境外流亡记》，（美）约翰•F•艾夫唐著，尹建新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3】《寻访旧西藏的贵族庄园》，见http://news.163.com/06/0629/10/2KPFON2800011229.html

【4】氆氇：藏语，属于西藏特有的手工生产的一种羊毛织品，可做床毯、衣服等。

【5】见《杀劫》页115，泽仁多吉摄影，唯色文字，台湾大块文化，2006年。

【6】罗布林卡：藏语，珍宝园林。始建于七世达赖喇嘛时期，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为后来历代达赖喇嘛的夏宫。1959年3月17日深夜，十四世达赖喇嘛由此踏上流亡之路。在中共军队的炮火中，众多保卫达赖喇嘛的藏人在罗布林卡被杀被俘。罗布林卡因此成为西藏历史上一场剧变的无言见证之一。

【7】祖拉康：藏语，佛殿。这里指大昭寺，位于拉萨，被达赖喇嘛誉为“全藏地最神圣的寺院”。由图伯特君主第三十三代赞普松赞干布修建于公元7世纪初，但在文革中，古老佛像基本被毁，徒留受损建筑，直至1970年代末才重建。

【8】见《到达目的地——西藏首府拉萨》,见http://xxyyll001.blog.qhnews.com/article/120135.shtml

【9】《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康鼎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

【10】《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十四世达赖喇嘛自传》，香港支持西藏之亚太广场出版，1990年。

【11】袁世凯：1859年－1916年，清末民初的军事和政治人物。清末头号权臣。北洋军阀。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袁氏成为首任大总统，甚至于1916年称帝，但终归失败。

【12】新版《天葬-西藏的命运》，王力雄著，台湾大块文化，2009年。

【13】陶长松：江苏扬州人，1960年大学毕业自愿进藏，被分在拉萨中学教汉语文。文革时期，他是拉萨红卫兵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是拉萨造反派组织“造总”的总司令，当过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后在西藏社科院工作，现已退休，仍在拉萨居住。

【14】松赞干布：图伯特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第一位以佛法治国的法王，公元七世纪初，图伯特（吐蕃）王朝第三十三代君主，统一图伯特疆域，统一沿用至今的藏文，制定以皈依佛、法、僧三宝为主的一系列法律和制度，迁都拉萨，修建布达拉宫等等。

【15】耸秀：藏语，装藏，即指佛像内装置的金银珠宝、灵丹妙药、甘露香料、五谷杂粮等，被认为是神圣之物，而佛像不装藏，不具神圣意义。

【16】达兰萨拉，位于印度北部，达赖喇嘛于1959年3月出走印度之后，与西藏流亡政府迄今的所在地。

证言是如此迫切又重要（下）

唯色

为完成《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在德里藏人定居点采访的唐丹鸿和桑杰嘉。(唯色提供)

在《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这本书中出现的十一位口述者，除一位女性当时在逃亡中身为反抗战士的妻子与女儿，其他都是男性，都是当年投身反抗的战士。其中，口述者夏克.顿云令我难忘。因为他不但与我父亲同乡、同龄——都是康区德格人，都生于1937年——更因为我见到他的照片时很惊讶，他与我父亲长相很像。我反复读了几遍他的口述。夏克.顿云作为德格公主的非婚生子，十三岁第一次去德格城里的德格王宫时，我十三岁的父亲参加中共军队离开德格，随军开拔昌都；夏克.顿云十八岁携父母和妻子逃离家乡德格，以朝圣为名抵达拉萨，我父亲也在拉萨，大概当了解放军少尉；而夏克.顿云作为CIA培训的“四水六岗护教军”骨干，带领七人小组空降西藏境内组织和培训抵抗之时，我父亲是西藏军区联络部群工处的上尉军官，如果他们当时狭路相遇，同龄、同乡且又容貌相似，却是敌对双方，必须相互为敌，这会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场景实在悲哀，无法想象会有怎样的心灵冲撞，却又必须自相残杀。

另一位口述者，老噶伦居钦.图登朗杰，他也是德格人。他其实是我表姑的亲戚，而我表姑是我父亲的表妹。而居钦.图登朗杰是我表姑的父亲那边的亲戚，与我父亲好像没有亲戚关系。然而这一点，我从来就没有弄清楚过，多年前我问过我当时在世的父亲，但他不愿意多说，我也就不甚了了。然而到底有没有亲戚关系并不重要，我想说的是，读居钦.图登朗杰的口述，尤觉感受复杂。从年龄讲，他比我父亲年长六岁。从经历看，他脱下袈裟，成为反抗战士，离开德格去往拉萨及其他藏地战斗时，我父亲作为解放军的一名军官，实际上也在拉萨或其他藏地，虽然他没有上过战场而是当翻译或做文职工作，但他们相互之间已然是彼此为敌的关系。

我还注意到居钦.图登朗杰讲述1955年底，德格开始搞所谓的“民主改革”，天天开批斗大会，诋毁宗教信仰，他被德格王室派到拉萨，请求噶厦政府支援武器。但他抵达拉萨时发现：“在布达拉宫和大小昭寺都供有有上千盏酥油灯，而那些贵族官员们正在大兴土木盖房子，到处都有打夯的歌声。……贵族官员们大做买卖，盖新房子，唱歌跳舞，一片歌舞升平。”这让我想起藏学家茨仁夏加在《龙在雪域：1947年后的西藏》（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一书中所描述的，当中共军队进入拉萨，为“争取爱国上层阶级”，用专为西藏重新制造的“袁大头”银元极其慷慨地购置所需东西，拉萨不少大贵族和商人见钱眼开，“认为这是一个大捞一票的好机会”，欣欣然又是卖自家大屋，又是卖土地，又是卖存粮，又是卖羊毛，并且很快乐地参加解放军举办的豪华宴会、交谊舞会，每个月让仆人用马驮回装满口袋的大洋，这样的甜蜜时光实在令人作呕。

藏学家艾略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在2012年秋天撰文《死亡统计》（The Body Count）。我在我的博客转载中文译文时，推介说这是“一篇相当重要的文章。对于历史；对于图伯特（西藏）；也对于中国。当然，更对于人性（这话尤其要对某些刻意罔顾事实、被大屠杀凶手改变人性的所谓学者大声强调）。”

这篇文章写道：“在大约1950年到1975年期间，图伯特是否存在群体死亡事件是一个无需争论的问题。……发生大屠杀的事实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发生在图伯特的集体死亡事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极少被提及，至少在官方层面一直如此，而且即使提到也只是为了否认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件。”

史伯岭先生之所以撰文，是因为几张拍摄于该年5月的照片，记录了在康囊谦（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发现的乱葬坑：白骨成堆，怵目惊心。当地藏人揭露是在1958年被屠杀的僧俗人士的遗骸。于是，过往的一切用这样的乱葬坑发出自己的呐喊，过往的一切不会在乎中国政府是否感觉难堪。而不止一处的乱葬坑，佐证了《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的见证意义。

史伯岭先生指出：“被查禁的大屠杀历史还会通过其他一些渠道突破中国当局强行设置的障碍与缄默。”为此列举的事例，包括1982年的中国第一份人口调查数据图，“在整个图伯特高原普遍存在男女比例失衡，而事实上，唯一能解释这种不平衡的原因只能是暴力斗争。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伯特高原是范围最大的一片突出地呈现为红色的区域，在这个地区女性人口数量一直高于男性。而玉树地区正处在这片红色区域……”《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中就有两位藏人是这片红色区域的余生者。

史伯岭先生还说，“归根到底，中国方面掌握的档案记录必须公诸于众。若想了解发生在图伯特的恐怖和残暴行径，仅仅通过直接的个人记述和其他渠道的间接资料是不足够的。”但在今天，当局的档案记录依然封存于黑幕背后，余生者的口述及更多的见证文学尤其迫切而重要。正如属于康理塘的热珠阿旺老人所说：“共产中国人没有信仰，逼迫藏人摧毁寺院。以头人、活佛、僧人剥削人民为名，屠杀头人、活佛和僧人。他们动用国家军队对康和安多的藏人进行镇压。国家军队有枪炮、飞机、炸弹等，而我们除了私人买的枪支外，没有别的武器。他们对这样的民众进行无情的屠杀，这件事我们藏人会一代又一代讲述下去，永远不会忘记。直到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也不会忘记。”

我和唐丹鸿，最早结识于她在成都开的卡夫卡书店。她是个典型的成都美人。她的书店开在当时的古朴巷子，而今的仿古景点。我被书店里的西藏专柜吸引，而她就走到了我面前。这之后，是长达二十年的友谊日益深厚。而今，她在遥远的以色列特拉维夫，我在中国帝都，我们已经十一年未见面了。

我和唐丹鸿，我们都有着与生俱来的写诗热情与天赋。而她拍的纪录片很宝贵，记录了楚布寺的天葬与法会、少年噶玛巴仁波切的风采，还有康扎西卡（今称石渠县）的生态与民俗。她多次来拉萨，有时与我住在一起，我们去寺院朝佛，我们到处游逛，吃川菜或藏餐。

我俩的相似之处，不仅在于年龄，写诗，文艺；不仅在于都说四川话；不仅在于对西藏深切的爱，而我的爱因为来自骨血更多亲密——正如丹鸿在邮件中对我说：“他们是你所爱的乡亲，也是因神秘的因缘而为我所爱的人们……”；更在于我们都怀有深深的耻感：她的耻感，缘于她是汉人；我的耻感，缘于我有四分之一的汉人血统，缘于我的解放军父亲。因为耻感，我们心灵不安，甚至感到羞耻和罪恶；因为耻感，我们希望以写作者的身份来补过甚至赎罪，也为此，丹鸿在2008年3月的西藏抗暴事件爆发之后，写了《西藏：她的痛楚，我的耻辱》等文章，其中这样写道：“18年前，在我第一次踏上西藏的土地之前，我不能想象我将对那里，对那里的人，抱有越来越深的、无以排解的歉意；我也不知道，我的生命将因与她相遇而蒙获终身享用不尽的恩泽；我也不知道在蒙获她的抚慰与悲悯的同时，一种与我个人毫无关系，而是与藏人、汉人两个民族有关的痛苦，将在我这个个体的生命中弥散绵延……”

正因为耻感，丹鸿和我都共同走上了见证文学之路。我们希望破除的是，包括了国家与国家主义者、强权与强权授权的殖民者的“除忆诅咒”。罪恶存在过，而且还在不断累积，正如苦难存在过，而且也在不断累积。而这所有的一切，并不是不曾存在过，更不是“除忆诅咒”就能够销毁或涂改。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所写的非人(unperson)，是被肉体消灭且似乎从未存在过的人；而《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中，十一位流亡藏人所讲述的无数被屠杀的藏人，肉体在当时被消灭，曾有过的存在也被消失在有形或无形的无数乱葬坑中，就像是他们（她们）从来没有存在过。然而，证言终究让同胞的存在不被消灭。

最后要提到桑杰嘉，他老家在安多，七十年代生人，注定是新一代的流亡藏人，先是从境内藏地流亡至达兰萨拉，而今旅居欧洲，虽然我们未曾谋面，但也友情深厚，在此我要感谢他多次帮我翻译藏文文章。


2015年8月，北京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证言是如此迫切又重要（上）

唯色

2015-10-15评论

“四水六岗护教”反抗军1958年在卫藏泽当。（唯色提供）

2010年夏天，旅居以色列的汉人作家唐丹鸿，与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嘉合作，在印度达兰萨拉、贝日、达兰豪斯、芒高特等流亡藏人定居点，采访了十多位流亡老人，整理成《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一书，即将由台湾雪域出版社出版。我受邀写序。而我应从，并非因为唐丹鸿是我结识二十年的好友，恰是这本书本身。

我是这么写的：

这本书，与其说收辑的是十一位藏人的故事，更应该说记录的是十一位藏人的证言。

因为是证言，所以需要这样的说明——

时间：分两种，记录时间为2010年，但人物讲述的是上世纪1950年代及前后。

地点：分两种，记录地点位于印度流亡藏人社区，但人物讲述地点包括图伯特（西藏）诸多地区，主要为康区、安多农区和果洛牧区及卫藏。

人物：采访者是汉人作家唐丹鸿。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嘉担任翻译。受访者即十一位原籍为康、安多和卫藏的藏人，但如今身份都是流亡者，且已年迈，如今已有两人过世。

事件：是的，事件，却不是简单的事件。因为关涉家园的被占领与抗争，关涉信仰的被践踏与捍卫，关涉生命的被屠戮与反抗，关涉历史的被改写与修正，关涉真相的被代言与证言，等等。

我因此想起前些日子所读的新近出版的中文译著：《谁，在我呼喊时——20世纪的见证文学》，作者是法国作家克洛德•穆沙（Claude Mouchard）。而见证文学，如译序介绍，指的是那些亲身遭受过浩劫性历史事件的人，作为幸存者，以自己的经历为内核，写出的日记、回忆录、报告文学、自传体小说、诗歌等作品。对照《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后者是口述录而非见证文学，却具有同样的意义。这是因为这本口述录与其他口述录不同，完全没有记录者的声音，从头至尾都是十一位亲身遭受过浩劫性历史事件的藏人声音，如同十一份自传，恰在于记录者唐丹鸿与桑杰嘉忠实录制，忠实再现，使得这本口述录成为事实上的见证文学。

克洛德•穆沙写道：“这个世纪最重大惨烈的历史事件，都与国家暴力有关。在这个背景下，所谓‘见证’，就是将有组织、大规模的政治暴力如何发生这回事，从亲历者的角度诉说出来。从根底上说，‘见证者’是一个‘余生者’，因为他经历的那场暴力本应将他吞没，或起码是剥夺他的话语，使他悄无声息地自消自灭。而见证的语言，也自然就是一种劫后的语言，本应不存在，然而存在着。”

十一位藏人用藏语讲述的证言，被翻译为中文，来抵抗强权强迫下的遗忘，从而对这半个世纪以来在图伯特发生的“世事反转”或“时世反转”，做出了真实而有效的见证。

关于《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唐丹鸿在给我的邮件中写道：

“之所以产生采访这些流亡者的念头，是因为想越过所有代言者，无论是善意的还是假冒的代言人，直接听听藏人亲历者怎么说。很庆幸我这么做了，更庆幸有桑杰搭档。我们寻找的标准很简单：亲历了时世反转的一代。在达兰萨拉有几位常常接受媒体采访的亲历人士，因他们的故事已被‘广为所知’而被我回避了，虽然这‘广为所知’其实不过是有一些不同语种的出版物或专题报道，而且在中文世界远远不是‘广为所知’。

“这十一位受访者散居在印度的几个西藏流亡者社区，多数来自康区，有的有名，有的无闻。后者，桑杰费了些周折才找到他们。他们毫无准备，有的愿意说，有的经桑杰央劝才开口。在整理访谈文字过程中我发现，除了我事先设计的模式化问题，桑杰还追加了一些关键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对具体历史事件和相关事件很熟悉才会有的追问，而我是不会注意的。

“在他们的叙述中，呈现了：另一个‘自古以来’，从来不是中国一部分的自古以来；另一个‘中央政府’，噶厦；他们的国家认同是博（西藏），从来不是中国，他们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支少数民族，这种认知不是基于政治立场，而是与生俱来。另一个西藏地理，一片在他们记忆里清晰存在的山河，而在我的现实眼界里却是中文行政区划名下的幻影……在见到他们之前，好多地方我都去过：理塘、乡城、炉霍、甘孜、德格扎西卡、邓柯、江达、玉树……；我所有关于雪峰、草原、野花、寺庙、人们……的记忆，都来到了注定显现的另一层，掺杂了枪弹、炮火、夺命、家破人亡、人去楼空、客死他乡……”

在另一封邮件，丹鸿则说明：“我和桑杰共同认为，中文过去的某些习惯译法既未能完整准确传达藏语本来含义，而且还有故意矮化之傲慢、也包藏了政治用心。既然是藏人的述说，汉译就应该尽量接近愿意和本来面貌，而不是重新落入过去被处心积虑贬低了的中文翻译里。因此，把汉人统一改成了中国人，也把‘部落’恢复到藏文音译‘雪巴’，‘头人’改用藏语音译‘贲’，‘土司’改用藏语音译‘杰布’，等等，并作了相应的注释。”

我回复丹鸿：“你的话深深触动我。你说得很准确。那些别有用心的代言者，受够了。”

注意到丹鸿和桑杰向受访者提出的二十多个问题。比如，请您谈谈您对家乡的印象；您是否认识你们当地的头人（地主、庄园主）？您是否还记得周围的人，比如父母、亲戚等是怎么议论头人（地主、庄园主）的？您那时听说了汉人、汉地吗？那时您认为西藏和汉地同属一个国吗？您对到您家乡来的那些汉人军人或干部有什么印象？家里人或乡邻对汉人的到来是怎么议论的？您和到家乡来的汉人说过话吗？交没交朋友？您怎么决定逃亡（或参加抵抗活动）的？决定抵抗以后，当时你觉得你们有获胜的希望吗？您在逃亡（或抵抗）经历中，记得最深的事情是一些什么？您认为在您这一生中，最痛苦的是什么？中国政府称你们为“叛匪”，您认为自己是“叛匪”吗？等等。

丹鸿和桑杰实际上做了一件非常及时的事情。而这，更应该由被卷入翻身乱世的数百万藏人的后代们去做；应该从每个村子，每个部落，每个宗（县），每个地区，以及每一座寺院，做起。去访问，去录音，去摄影，去录像；共同回忆，共同重返已经丧失的博，共同反思何以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共同思考和努力未来的道路。这样，见证就不只是十一个人的，而是藏人习惯说的“萨亚楚”（六百万藏人）的，而是当年的牺牲者与余生者，以及重生再回来的无数同胞的。也因此，证言是如此迫切又重要。

丹鸿和桑杰采访的十一位流亡藏人，包括康7人，安多3人，卫藏1人，即来自确喀松——传统西藏地理范围的简称，意为多卫康三区，当然西藏还包括嘉绒、羌塘、阿里等地区。所采访的康巴中，有3人是德格人，正是我父亲的同乡，这让我在阅读时百感交集，感觉是替我这个德格后人补上了被空白的一课。并且，我总是想起另一本重要的见证文学——藏人研究者跋热•达瓦才仁著述的《血祭雪域》，于2012年由雪域出版社再版时，我在如今已关闭的香港《阳光时务周刊》撰写了推荐语：

“《血祭雪域》是一部关于西藏战败记录之书。依据上百个战败而流亡的藏人暮年口述，披露1950年代席卷全藏地的屠杀与抗争，其真相残酷又悲壮，反倒是奥威尔一句名言的佐证：历史就像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对于从雪域佛土蜕变成动物庄园的西藏，今天已被胜利者改写为‘解放’与‘新生’之甜蜜蜜。作者跋热•达瓦才仁生长在红旗下却翻越雪山，成为新一代流亡者。此书是他在1990年代，深入流亡西藏各难民定居点所做的记录，口述者多已抱憾离世，却留下西藏当代史上的宝贵见证。”

而《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是以个人的声音，缓缓道来图伯特悲壮战败之书。

2015年8月，北京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对藏“统一、稳定、反分裂”强硬政策的延续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11/2015

作者: 桑杰嘉

中国当局继续坚持对西藏采取强硬的“统一、稳定、反分裂”政策，加大对达赖喇嘛尊者的攻击，主要是由于中共已经在西藏完成了经过多年计划实施的最严格的监控体系“网格化管理”、“双联户”管理等，这一监控体系的严密程度和覆盖率是空前的， 从大小城市到偏远农牧区，还有“党组天罗地网”在西藏基本完成。另外，有数万名党员干部常驻农牧区、寺院等进行24小时的严厉监控。中共相信靠强力统治可以“制服”藏人，会得到藏人的认同，但是，六十多年的事实证明其结果正好相反。

今年，中共史无前例地发表两份所谓《西藏白皮书》，并召开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派遣庞大的代表团庆祝“自治区成立50周年”、中央“送礼”、中央代表团分组前往各地 “慰问各族干部群众”等等， 在这些频繁的动作中习近平政府的西藏政策也开始明朗化。   习近平执政后一直没有公开发表有关西藏的政策，所以，给人留下了很多猜测空间， 特别是那些“希望”习近平开明的流亡藏人更是如此，为了证明习的“开明”凑拼了很多“理由”，但如今习近平政府已经很明确的表明了对藏政策，因此，还期待习近平对西藏实施开明政策是非常不现实。自习近平上台起笔者对他改变西藏现况和解决西藏问题不抱任何希望，因为，中共最根本的对藏政策是：继续非法占领以及消灭西藏文化和西藏民族为终极目标，对中共或者中共领导人当下改变这一根本政策抱有幻想是极大的错误。分析2015年习近平政府发表的两部《白皮书》、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等的信息笔者的观点是正确的。如今习近平政府对藏政策已浮出了水面，对西藏的强硬政策更加清晰可见，习近平政府与中共历届政府一样对西藏万变不离其宗：“统一、稳定、反分裂”。   第一份《白皮书》   2015年4月15日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所谓《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这是习近平政府有关西藏政策的第一次公开表态，《白皮书》共五个部分：一、旧制度必然退出西藏历史舞台、二、新西藏走上了一条正确发展道路、三、“中间道路”的实质是分裂中国、四、“和平”、“非暴力”的假象、五、中央政府对十四世达赖的政策。重点部分是：中共官方对“中间道路”公开“解读”以及攻击达赖喇嘛提倡的和平、非暴力抗争运动，《白皮书》“定型”达赖喇嘛倡导的“中间道路”之“实质是分裂中国”。   简而言之，习近平政府公开否定了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提出解决西藏问题方案——“中间道路”。之前，中共一直以统战部的名义或者统战部们官员之口攻击“中间道路”，此次是首次公开由中共国务院出面表态。   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   2015年8月24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所谓“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该会是中共制定西藏政策的非常重要的会议，在本次会议上中共在根本的对藏政策为基础制定了未来五到十年的具体策略。   本次会议的与会者：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全体政治局常委，中共最高权力掌控者出席会议。由习近平、李克强和俞正声发表重要讲话。其他与会者：“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出席会议。西藏自治区党政负责同志以及各地市、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省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以及藏族自治州、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其他各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驻外使领馆有关负责同志，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有关负责同志等出席会议。”   在中共官方语言中的“西藏”指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既西藏的卫藏和康区小部分地方。因此，从第一次至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到，中共就以它所谓的“西藏”召开这个会议。从2010年1月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开始召集的与会者有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等的官员出席。这主要是由于2008年开始西藏三区既安多、康区、卫藏等地发生抗议运动后，中共首次召集其他地区官员参加会议。   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集的与会者不仅有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四省的官员，而且，还有“藏族自治州”的官員和“驻外使领馆有关负责同志”。因此，可以知道本次会议的规模和涉及的范围。   根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视窗网站透露：“西藏工作座谈会是党治藏的一种工作机制，六次会的筹备是非常充分的，从去年10月份就开始了。这次会议上的文件总共有6个，3个是领导讲话（习李俞），3个是交流文件，看完以后马上回收了。治藏工作，复杂敏感，可见一斑”。应该再加一句：中共对藏人干部的信任度也可见一斑。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登的“权威解读”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指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说这是西藏工作的重要性。“着眼点和着力点必须放到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上来”称这是西藏工作的“根子”。“分裂祖国本质没有变，但策略在不断调整”这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定型，并称：“所谓“中间道路”，实质上就是一个分裂主义的政治要求，中央过去没有、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接受” 。称民族工作要坚持什么方向是“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同化）。对西藏宗教政策是：“政治上团结，信仰上尊重”并指出：“对广大信教群众，我们总的方针是政治上团结、信仰上尊重，不能由于同达赖集团斗争而随意干涉和限制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同时，必须加强寺庙管理，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广泛培养爱国爱教宗教界代表人士，引导和支持宗教人士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教规教义阐释，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中国视窗透露更直接总结：“简单说，就是七个字：统一、稳定、反分裂。”   另外，还有一部分内容中共官方没有“解读”。如，习近平在会议上指出中共六十多年统治西藏的方略就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必须牢牢把握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方针政策不动摇——”   习近平也提出打击西藏民族和国家认同，树立认同中国、中国文化、中国民族等的政策：“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习近平还强调了西藏语言文字加速消灭政策，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各级各类学校课程，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努力培养爱党爱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所谓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汉语、汉字。   第二份《白皮书》   9月6日，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白皮书。共分除掉前言和结束语共八部分。其内容与之前中共发表的十几部《白皮书》没有任何区别， 《白皮书》是以丑化中共入侵前的西藏、美化新西藏，把“黑暗五十年”无耻地称为“辉煌五十年”。力图掩盖非法入侵西藏、对西藏造成一百二十五藏人的死亡、掠夺西藏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抹杀西藏历史文化、迫害西藏宗教等等。其目的是以谎言掩盖事实，让西藏人民认同中共的非法入侵和殖民统治，在西藏合法化其统治地位。   当然，中共一年发表两份有关西藏《白皮书》可以说史无前例，但是，两份《白皮书》、西藏工作座谈会、西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等并非没有联系的。对这一问题，我们还是看看中共御用学者中国藏研中心科研管理办公室副处长，副研究员廉湘民在“北京学者解读西藏白皮书：梳理成就，坚持方向”中 的说法。   “廉湘民说，从本次白皮书发布的时间点来看，既是对过去50周年成就的回顾，也是对不久前召开的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进行阐述。”   他总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说：“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次白皮书的话，那就是‘坚持’，坚持中央历来治藏方略。”   他还指出：“同一年中发布两份涉藏白皮书，这是在过去所未有过的。两份白皮书相互呼应，应结合起来看。“在这个时候强调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彻底否定十四世达赖集团所提出的所谓‘中间道路’。”   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   9月8日，中共在西藏首都拉萨举行所谓“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习近平政府派遣65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为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向巴平措，全国政协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张阳等。   俞正声在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重申了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强硬立场。再次要求“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和“要依法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打击各类分裂破坏活动，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西藏稳定。”等。   中共媒体称这次中央代表团中有：“重磅：三个副团长与中央统战部有直接关系”，他们分别为刘延东、孙春兰、杜青林。结束庆祝之后代表团分成几组前往日喀则、林芝、那曲、昌都、山南、阿里等开始展开所谓的“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实质就是展开“统战” 和传达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决定的对藏政策 。   习近平政府再次对西藏采取强硬政策，并加大对达赖喇嘛尊者、西藏政府的攻击。这主要是由于中共已经在西藏完成了经过多年计划实施的最严格的监控体系“网格化管理”、“双联户”管理等，这一体系监控体系的严密程度和覆盖率是空前， 从大小城市到偏远农民区，还有“党组天罗地网”在西藏基本完成。   另外，有数万名党员干部常驻农民区、寺院等进行24小时的严厉监控。中共相信靠武力镇压和殖民统治可以“制服”藏人，会得到藏人的认同，但是，六十多年的事实证明其结果正好相反。   总之，2015年习近平政府一系列的动作最终公开、明确地宣布了中共对藏政策，既要坚持到底“在60多年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形成了党的治藏方略－” 。而这个所谓的治藏方略就是：继续采用暴力殖民统治，以政治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手段为其非法占领西藏“合法化”；严厉打击藏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强制要求认同中国和中国文化；最终完成彻底占领西藏（虽然完全被军事占领，但藏人始终没有承认）和消灭西藏民族的目的。因此，自1949年起中共对西藏的政策从未跨越：“统一、稳定、反分裂”，而将来也无法跨越 。   习近平政府对西藏问题仍然坚持无视西藏问题的事实存在和藏人不满武力统治的现实，并以拖延等达赖喇嘛尊者圆寂后西藏问题就会消失之策略。   另外，无可非议的是：习近平政府对西藏的强硬政策将会加速西藏传统文化的灭亡，西藏环境的破坏和民族冲突的升级，并激化藏人的反抗，更会加大藏中民族问题解决的难度。     2015年10月7日

RFA博客：被尘封的往事

唯色

被尘封的往事

文/唯色

1、

遮蔽？是的，就是这个词：遮蔽。并且不是一点，也不是一部分，而是太多，太多，几乎全部，都被遮蔽了。我说的是那一段历史，发生在整个图伯特大地上，长达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历史，——几乎都被遮蔽了。

每当如此言说，眼前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这个感觉是形象的，就像是隐约看见了一只巨大的巴掌悬浮于头顶，用汉语的一个成语来描述即一手遮天。那么，是谁的手呢？为什么那手想要遮住天呢？

有“天”就有“地”。于是又想起汉语的一个成语：遮天蔽地。——这里面“遮”和“蔽”都有了，但显然不再被动，似有一种主动的因素驱使着。

是不是，所谓的“被动”和“主动”其实都为一体？施与者与受之者都是其本身？找一个比喻来说，就像是我扔出去的乱棒，却都纷纷打在了我自己的头上；我站在风中吐出去的唾沫，却都溅在了我自己的脸上。

不过这比喻还是不确切。这比喻太明显了，毫无“遮蔽”一词所具有的那种隐秘、蒙昧甚至几分阴谋的意味。而且，“遮蔽”还含有特意、有意或故意如此的意味。

是谁要“遮蔽”？是谁在“遮蔽”？又是谁被“遮蔽”了？

2、

我父亲拍的三百多张西藏文革照片【1】中，有一张在内容上具有震撼力、形式上具有冲击力。是熊熊燃烧的烈火，大肆漫卷着、吞没着正在烧成灰烬的无数书页——在这之前都是存放于寺院不知多少岁月的佛教经典。分不清楚谁是纵火者，谁是围观者，因为他们相互混杂，表情皆都兴奋莫名。而且，与中国各地的同类文革照片中出现的人群，无论装束还是相貌都十分相似，只有作为背景的藏式建筑提醒我们：这是西藏，这是拉萨，这是大昭寺的讲经场“松却绕瓦”。

能抢的就抢，能砸的就砸，能烧的就烧。然而，“四旧”太多，抢不完、砸不完、烧不完的就扔，扔在大街上，扔在厕所里。我母亲回忆道：“有一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有一天我去你泽仁叔叔家送东西，那是我生了你以后第一次出门。从军区后门的尧西朗顿家到帕廓街东边的鲁固汽车站，一直到摄影站的一路上，不知道是不是又在砸大昭寺还是砸附近的几个佛殿，过去放在寺院里的经书被扔得满街都是，地上撒满了经书，一页页，比树叶还多，走在上面发出“嚓、嚓”的声响。我心里还是有点害怕，觉得踩经书是有罪孽的，可是没办法呀，地上全是经书没法不踩上，躲也躲不过。我的心里很不舒服，想着人们怎么连经书都敢踩呀，车也从经书上面碾过，那些经书已经又脏又破。那时候是秋天，风一吹，破碎的经书就和树叶一起漫天乱飞。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如今住在加德满都的表姑也心有余悸地对我说：“把砸碎了的佛像装在背兜里，倒在路上和街道上，还把经书一张张地撒在路上。心里面害怕得很。每次去扔佛像的时候，每次踩着经书和佛像走路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个害怕啊，实在是说不出来。但是没有办法呀。天哪，那时候还把夹经书的木板拿去盖厕所。那木板上面还刻的有经文。贡觉松（三宝护佑）！在上面拉屎撒尿，罪孽太大了。这样的厕所在木如寺那里盖了一个，在小昭寺那里盖了一个，在木如居委会那里也盖了一个。人们都害怕去那里解手，可是不去的话，居委会的干部要骂。”

当时满大街都扔着破碎的佛像和撕碎的经书，许多信教的老年人都很难过，悄悄地说，人活这么大年纪有什么意思？活的年纪太大了，连菩萨的死都看见了，还有比这更不幸的事情吗？小时候带过我的保姆阿佳益西摇着白发苍苍的头说：“难道不是这样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连菩萨也被整死了……”

3、

我父亲拍的照片还有两张耐人寻味。在大昭寺过去的讲经场而此时批斗“牛鬼蛇神”的现场——“松却绕瓦”，一个干部架势的汉人满面笑容，他显然是这场批斗会的主持者。两张照片并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他的动作却是连续性的：微微后仰着身子，笑容不变，那不屑地指点着胸前挂着一摞经书正垂首挨斗的喇嘛的手指，即使放下来也像是随时准备伸出去。

他的笑容是这两张照片唯一的笑容。而在其他人——即使是属于同一个战壕的“翻身农奴”——的脸上，却不见如此轻松、畅快的笑容。他们的脸上更多的是激动、激昂和激愤，但又略带紧张，和一种似是不敢相信眼前突变的迷惑。那个把手搭在喇嘛肩上的藏人红卫兵，其姿势和神情不但不凶悍，竟奇怪地又吐舌又弯腰，好似带点不自觉的诚惶诚恐。只有他在笑。只有这个汉人干部开怀地笑着。这是一个占领者的笑容。是一个权力在握者的笑容。是一个新主人的笑容。

他是谁呢？有人说他像曾当过“三教工作团”团长和城关区书记的李方（音）。据说此人不但霸道而且贪婪，后来在调回汉地时私自带走不少珍贵文物，但车在半路上翻了，他受了重伤，拿走的东西滚落一地，这才暴露无遗。不过照片上的这个人，究竟是不是有一脸络腮胡的“书记加乌啦”（加乌，藏语，大胡子）？尽管我们无从确凿地得知，但不能忽略他以及他的笑容。这个人满面得意的笑容其实具有象征性。

而那位头戴高帽的喇嘛同样具有象征性。包括垂挂在他胸前的一摞珍贵的经书。包括他面前的那辆堆满了法器、唐卡等等宗教物品却被视作“四旧”的木板车。有人说他是大昭寺管理释迦牟尼佛殿的“规尼本拉”，有人说他是哲蚌寺的四大堪布之一——格巴喇嘛，也有人说他是色拉寺或甘丹寺的高僧。其实我们又何尝不可以把他看作是被勒令穿上护法法衣游街的德木仁波切，或者是被红卫兵用金刚杵打死的拉尊仁波切？

至于那么多围成几圈的看客里面，有多少人是出于被解放的欢欣鼓舞，有多少人是出于恐惧和惶惑，有多少人是出于为己盘算的心计，我们也一样无从知道。但我们知道一点，那就是，实际上，奴隶依然是奴隶。当面带如此笑容的新主人出现时，当昔日用以传播佛法的地点变成不公正的法庭时，当一个人被莫须有的罪名加以羞辱性的审判时，那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围观者们，或许还构不上帮凶的角色，但至少在表面上显得那么驯服的他们其实还是奴隶。他们其实从来也没有被真正地解放过。

“松却绕瓦”在这个时刻丧失了它原本渗透的宗教精神。这个时刻，不，这个时代，这个被藏人称为“人类杀劫”（藏语谐音，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把太多的耻辱深深地刻在了铺满讲经场的每一块石头上面。“松却绕瓦”从此成为1966年席卷图伯特的那场革命的见证。

4、

帕廓，在汉语里经常被称为“八角街”（汉语发音为“Ba Jiao Jie”），而这个容易产生歧义的错误发音，传说源于一九五0年进入西藏的解放军队伍中的四川士兵，或许更早，可以追溯至清朝驻藏大臣时代，但肯定与四川人有关，因为在四川话里，“角”被念作“Guo”，于是帕廓街变成“八角街”也就不足为怪，但它的含意绝非指这条街有八个角，它原本的发音也不是“Ba Jiao Jie”。然而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这天，帕廓，不，被汉人叫成“八角街”的这条老街，以一个充满革命意味的新名字取代了宗教含义的旧名字。破旧立新，大破大立，那种改天换地的豪迈劲儿浓缩在一块曾经矗立在旧式石墙旁边的新牌子上，更名为“立新大街”，藏语发音为“杀足朗钦”。尽管时光流转，如今又是藏人口中的“帕廓”了，又是汉人口中的“八角街”了，又是转经的街和商业的街了，还是游客观赏异域景观的街，也是秘密警察最多的街，那是因为后来在1987、1989年以及2008年，在这条街上都发生过所谓的“骚乱”。

不过要把这“立新”翻译成藏文并不容易，就像“革命”、“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意识形态化的概念，在藏文中并不能找到相应的定义。我们无法想象当时的革命者们是如何绞尽脑汁，才在语言的汪洋大海之中抓住了勉强可以解释“立新”的两个词汇，继而拼凑起来，在饱含“旧文化”的藏文中生造出、硬插入又一个崭新的词汇。我们也无法知道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如何艰难地念诵并牢记诸如此类的一个个生涩的词汇，以至于有时会闹出把“方向性”说成藏语发音的“猪肉”、把“路线性”说成藏语发音的“羊肉”这样的笑话。那时候，从未有过的新词一个个不断地涌现出来，天性爱作乐的藏族人为了加强记忆力而编造的笑话也一个个不断地涌现出来。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是西藏人要面临“立新”的问题，埃利•维塞尔（Elie Wiesel）在《一个犹太人在今天》书中写到：“在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有过许多关于革命的谈论——几乎像今天一样多，多得甚至让一哈西德教派的拉比，尽管他生活在国际时事的边缘，也决定去打听一下。但当时他在他虔诚的信徒中询问：‘一场革命，那是什么呢？’时，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它下个定义，因为这一概念并未在《塔木德经》文学中出现过。从没有这么好奇过，这位拉比要求见一下某位犹太人，一个职业的教授，享有开明的盛誉。‘好像你对我们哈西德教徒不理解的事情有兴趣：告诉我，一场革命是什么？’‘你真想知道吗？’教授怀疑。‘好吧，是这么回事。当无产阶级开始与腐朽的统治阶级展开了一场斗争，一个辩证形势就发展起来，它使群众政党化并引发了一种社会经济的变化……’‘我真不幸，’拉比打断道。‘以前我有一个词不认识。现在，因为你，我有五个词不认识了。’”

改名字也是属于“破旧立新”的重要标志之一，摒弃旧的名字，更换新的名字，这是建立一个新世界所需要的必要形式，改名成为风尚。不但街道改名，商店改名，乡村改名，甚至人人都要改名。我母亲回忆说，“当时要求人人改名字，说藏族人的名字属于‘四旧’，有封建迷信的色彩，必须改名换姓。我们是由公安厅统一改名字的，每个人的新名字都要上报政治部批准，不是姓毛就是姓林，有的就叫高原红。我先选了一个名字叫毛卫华，但公安厅里已经有人叫毛卫华，我想汉族的名字里也有叫玉珍的，干脆我就叫林玉珍吧，跟林副统帅一个姓。可是，虽说要求新名字都得用，但除了军代表点名平时都没人喊，好多人都忘记了。我的一个同事小达娃叫高原红，但每次点她的新名字她都没反应，我们就赶紧捅她，‘达娃啦，在叫你呢’，她才慌不迭地连声说‘到、到、到’。想起来简直好笑。那时候的人都跟疯了一样。真的，文革时候人都疯了，半夜三更说要去游行，‘噌’就走了，全都跑去游行，敲锣打鼓，使劲喊口号，精神还好得不得了。”

5、

印度女学者布塔利亚•乌瓦什（Urvashi Butalia）在有关印巴分治的著作中说，不仅要通过“历史”来了解事件，“而且还要通过它的文学的、虚构的、历史的、政治的描述，通过它的个人的、证明性的陈述来了解它，因为对任何事件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事实’，同样重要的还有人们如何回忆这些事实，以及如何陈述它们。”而人们的陈述，却因揭示黑暗，必然会重返黑暗并将记录者也不可避免地带入黑暗。

我至今记得采访时，经常会为对方突然吐露的一两句叹息——“疯了，那时候都疯了，就像吃了迷魂药”；“可怜啊，我们这个民族太可怜了”——而心痛，会暗暗指责那些以革命的名义造成毁灭行为的人。但当我坐在电脑前逐字逐句整理录音，一个个感叹号开始为问号代替。这么多人的心结，之纠缠，之壅塞，之沉重，察觉得到他们的精神世界其实布满某种烙印，而这烙印主要体现在语言上，只要开口，属于某个时代或者某段历史的特殊语言就会源源不绝地涌现，仿佛从来都具有如此单调而强大的生命力。又因为，那些语言是外来的，并不属于他们原本从属的民族，反而显得别扭、生硬。似乎是，当他们使用本族语言时，母语会自然剔除那些烙印，但他们用汉语学舌时，似乎只会重复那些烙印似的语言，如“解放”、“叛乱”、“破四旧”、“牛鬼蛇神”、“人民公社”之类。

作为用中文写作的我来说，有段时间，不太愿意再次翻看记录这些烙印的老照片，也不太愿意重温当时的采访录音或文字，似乎是进入了对黑暗的西藏文革的厌倦期。

6、

是的，几乎无一例外，每每在回忆那被尘封的往事时，很多人常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当时人们的状态：——“疯狂”。

“疯狂”肯定是一种生理状态，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的生活无疑充满了种种暴烈，具有骇人的力量。但若要分析却相当不易。因为单是几个人的疯狂尚能按照病理学去诊断和治疗，偏偏是那么多人都疯狂，且前所未有地集体发作，这是为什么呢？

人若疯狂总是有原因的。自身的生理与心理素质不必说，诱发疯狂的契机显然来自于外界。而在那外界弥漫着的或激荡着的，究竟是什么，竟使人陷于非人的状态之中？

难道是“权力”吗？确切地说，是“绝对权力”吗？在文革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绝对权力的网络无所不在，疏而不漏，其中的控制与被控制、监督与被监督、服从与被服从等等关系，即使两个人相处也有可能存在，更不用说数十人、数百人乃至千千万万人的集体之中。

福柯（Michel Foucault）说：“人们想要这种权力，而人们也在同等程度上畏惧这种权力。这样，一种无限制的政治权力对日常关系的干预就不仅成为可以接受的，人们习以为常的，而且是人们迫切渴望的，并同时也变成了一种普遍流传的恐惧的主题。……在日常生活层面开始运作的权力将不再是那个既身临其境又遥不可及的君主，他无所不能但又反复无常，是一切正义的来源，也是所有诱骗的目标，一身兼具政治的原则与巫术的效能。”

于是，人即使有对权力淡漠的，甚至无视的，但没有一个人能够从生活中完全地剔除那恐惧的因素。恐惧正是基于千千万万种权力而产生的，因此，一个人，你可以不去理睬权力，招惹权力，但无所不在的权力却偏偏要来理睬和招惹你，怎么躲避也是躲避不过的。

为什么会疯狂？为什么要疯狂？为什么不疯狂？——这就是问题和答案吗？

7、

假如……不，我当然不可能目击当时。除非时光倒流，而我须得保持如今的状态和心态，我并不愿意成为其中一员。在那些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有过那个当年的他们渐渐面目模糊。虽然很多时候，他们的语调和神情亦如往常，但总会有突然失控的一瞬，某一扇记忆之门突然开启，通向一个埋葬在记忆深处的世界，而在那剧变中的世界的中心或角落，孤单地伫立着他或她的青春时节的身影：惊诧，兴奋，昏了头，甚至迷狂间形影混乱。这身影如此突兀的显现使他们无法持守如今已知天命之年的矜持和稳重，终于难以控制而突然语不成句，突然泪光闪烁，但都是瞬间即逝。

他们有的是足够的叹息，遮遮掩掩的悔恨，以及将残留的恐惧蔓延到今天的时局，用一句“不敢说”就为那一段历史挽上一个不易解开的结。但说实话，我很少从他们中的哪个人身上，看到谁拥有比较完整的良心。是不是，通过对那一段历史的回顾和总结，我们所要寻找的仅仅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寻找一个人的良心，进而扩大到寻找一个民族的良心？然而，这个“良心”何以鉴别？它是否仅仅是一种对于“是非善恶的评判”？有时候，似乎只能从一个小人物的行为上看到这一点。比如，洛旺叔叔这个“当权派”（文革中对官员的通称）在挨批斗时，一个不知名的炊事员会悄悄地给他送上一缸子盛满糌粑和酥油的热乎乎的茶。

不过，寻找良心就是我们探究那一段历史的目的吗？何况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来进行这种审判性的工作？假如……我们生逢其时，毫无疑问地，肯定也是其中一员，肯定谁也逃脱不过、洗刷不掉，肯定谁都是那被当然选择的，而不是自己就可以作主选择的。或者说，我们在工作中应该记住的，只是这样一句话：“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不能解释事故”【2】。换言之，假如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即努力地“解释事故”，那已经是极其难得。而这显然困难重重，所需依凭的外在和内在的条件甚多。

是不是，惟有记录，记录，越来越多的记录，方方面面的记录，那一个个“事故”才会从那些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以无数个“偏”，渐渐地概括出一个比较真实的“全”来？

注释：

【1】1999年起，我依据我父亲在西藏文革中拍摄的数百张照片，在拉萨、北京等地做了长期的调查、采访和写作，历时六年，访谈七十多人，于2006年，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杀劫》和《西藏记忆》两本书。《杀劫》被介绍是“四十年的记忆禁区，镜头下的西藏文革，第一次公开”，是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及其评述。《西藏记忆》是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这两本书被评价为“迄今为止，这是关于文革在西藏最全面的一批民间图片记录”，“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因此不再空白”。

【2】这句话出现在黄仁宇所著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这本书里。其中写到：“……我们习写历史，警惕着自己不要被感情支配，但是这种趋向极难避免，即我自己的文字在内。有时纵不加评论，在材料取舍之间已使读者思潮起伏。……这也就是说：如果被当时人的情绪牵制，我们极易将一个范围庞大的技术问题，视作多数规模狭小的道德问题。或否或臧，我们对当时人之褒贬是否公正不说，总之，就使我们因着大时代所产生之历史观失去了应有之纵深。流弊所及，使我们对自己今日所站在的立足点惶惑。”他还写到：“……以道德名义作最后结语所写之历史，常以小评大，有如法国历史家勒费尔所述，‘（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暴，可是）不能解释事故。’”

2002年写于拉萨，2015年改于北京。

【转自唯色RFA博客：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weiseblog/woser-1002201513222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