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葬台，是藏人将珍爱一辈子的和合之体给予其他生命的地方，是藏人一生中最后布施的地方。天葬是奉献、布施、供养的最高境界， 是最彻底利他的布施，是藏人最神圣的归宿：不求回报、不留下一丝留恋，不向人类共同的家园摄取一寸土地和空间——
《天葬台》，是我的第一本文集，也与我的博客同名。《天葬台》选录的是我多年就西藏问题、西藏历史、文化和宗教以及人权等发表的文章之合集。这些文章曾发表在各中文刊物和网站上， 向华人世界提供与中国官方和中国传统观念不同的藏人的观点。因此，《天葬台》也是为雪域奉献我微弱力量的一隅。
在共产殖民统治下接受教育而成长的我，无法逃避被洗脑、被严重腐蚀和同化的命运，无论是价值观、语言还是思维模式，仅剩血肉之躯不能被替换。因此，流亡之后我花了好几年时间，重新修复被破坏的思维、语言和价值观。虽然这是一个艰难的、失而复得的过程，但庆幸的是我找回了真正的自己。
流亡，是对自己的另一种方式的惩罚，是向伟大的赞普们的谢罪，是向捍卫国家而献出生命的祖辈们的祭祀。流亡中的写作，是对血的记录，是对霸权的抵抗，是对谎言的揭发，以及报答雪域母亲一丝养育之恩。
流亡是反抗。反抗入侵者，反抗占领者，也反抗显得更道义、更可信任的伪善——这类人留居于中国之外的自由国家，以流亡藏人的朋友或支持者的身份出现，对西藏历史事实做更精细、更别出心裁的篡改。流亡中的写作是对谎言坚决地说，不！无论炮制谎言的是强大的统治者或个人。
《天葬台》虽不能称之为雪山雄狮之吼，但这是一个雪域之子血管里回荡的赞普马蹄的声音，为倒在敌人弹雨中的西藏英雄们流下的一滴泪，是对非法入侵者罪恶行径的揭露与控诉 。
西藏流亡社区主要由第一代流亡藏人和出生在国外的第二代流亡藏人构成，他们大多接受的是藏文和英文教育，因此，五十多年来西藏流亡社会培养了大量的英文和其他语言的人才，他们对国际社会介绍西藏问题真相，争取理解与支持，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但是，由于没有学习中文的机会，西藏流亡社会中掌握中文者都是新流亡的藏人，主要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流亡的藏人。他们在西藏境内学习后，流亡印度为流亡政府和流亡社会工作。而新流亡藏人中，接受过良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者为数有限，所以，流亡社会向中文世界介绍西藏问题以及西藏历史、西藏境内现况等受到很大局限，与英语领域相比，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当然，中国政府在中文世界长期的歪曲宣传也是主要原因。
21世纪虽然是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但在中国真理部的笼罩下，中文读者想了解真实的西藏非常困难。一方面，中国大众对西藏的认识一直停留在中国官方宣传的水准上，对真正的西藏历史、文化、宗教等了解不但极为有限，而且被宣传引入中国政府设定的模式。另一方面，中国当局也清楚政府公信力越来越差，所以，正如在海外派遣或收购国外媒体一样，中国大外宣也包括收买海外某些中国人，以学者、专家、研究者和作家的身份配合中国政府需要，对西藏历史、主权、西藏问题等进行“佯骂大帮忙”式处理，手段更加隐蔽和具欺骗性，以起到中国政府直接宣传达不到的效果，在中文世界制造持续性的误导。
我于上世纪末流亡印度之后，在流亡政府外交部从事中文工作。从那时起发现了以上这些问题非常严重。因此，开始在工作之余用中文写作。正如我们西藏的女儿、作家唯色所说：“写作即游历，写作即祈祷，写作即见证”。我的目的是揭穿谎言，发出作为一个藏人的声音。我从西藏境内发生的一些事件为起点，一点一滴地诉说西藏，驳斥中国真理部的歪曲报道，揭露占领者的谎言，也向中文世界的人们介绍流亡藏人的生活、抵抗运动、教育等情况。
随着西藏境内外更多人的努力，中文世界的人们开始逐渐关注西藏问题，中国境内有更多的人突破信息封锁，在国外媒体寻找与政府宣传不同的声音，也有更多国外的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境内扩散。因此，向中文读者呈现被遮蔽的真相、揭示被误导的视角、还原西藏历史、阐释藏人的西藏观、讲诉西藏的文化等变得更为重要。我将此视为命中注定用中文来完成的使命，视为我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相信，了解真相是解决问题的首要条件，解决西藏问题，首先要让中国人了解西藏问题、了解西藏历史主权的真相。也正因为真相直指中国政府统治西藏的合法性，因此，真相不但是当前藏汉对话的现实基础，也是影响西藏未来的关键。更由于西藏境内藏人被扼喉封口，流亡者的中文写作就尤为紧迫；而且，发出藏人自己的声音，对口蜜腹剑的代言保持警醒，也是我们在殖民和后殖民处境中，不可回避的行动。
这就是我写作《天葬台》内文章时的思考。
希望《天葬台》是读者了解藏人的历史观，藏人的价值观和藏人精神、思想的一扇窗口，以便更接近西藏问题的根源与核心，了解西藏境内正在发生的诸多事件的真实原因，以及藏人的诉求。
而对我个人来说，《天葬台》的意义，也在于供养和重生。
2016年2月3日于西班牙伊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