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入侵西藏前的西藏政府官员彩色合照

By: 岭卡·洛绒泽仁 ]


1937年2月13日，藏礼新年期间，西藏政府官员穿上盛装，最右边的是曲布Kyibu

1948年日喀则官员


Ngapo, Sumdowa西藏政府官员阿沛·阿旺晋美和桑多瓦在拉萨德吉林卡


四个噶厦官员游拉萨德吉林卡，从左开始依次是郎色林Namseling, 鲁康哇Lukhangnga,阿沛·阿旺晋美 Ngapo 、夏格巴 Shakapa

四个噶厦官员在德吉林卡，从左边开始依次是郎色林Namseling,鲁康哇 Lukhangnga, 阿沛Ngapo 、夏格巴 Shakapa

1937年左右的西藏政府要员从左边开始是次宗Tendong, 绑宗Bhondong, 郎曲噶Langchunga

1937年2月13日藏历年西藏政府一组俗官从布达拉宫参加完纪念活动后下来

1937年2月13日藏历年西藏政府一组俗官前往布达拉宫参加纪念活动

坐着的是一名前西藏江孜贸易代理，左为索朗图登，右为让巴色

西藏政府噶厦工作人员在拉萨德吉林卡，包括俗官和僧官

Ruthog Depon 一个叫如色的西藏政府官员及6个随从，1948年

Tethong Sonam Tobgye Wangchuk特松索朗托杰旺秋的家1947年

Tethong Sonam Tobgye Wangchuk特松索朗托杰旺秋及随从，拍摄于1947年

The Ruthog Depon 一个叫如色的官员及两边的手下，拍摄于1948年

1948年的扎什伦布寺与日喀则部分官员及家属在日喀则郊外搭帐。

两只藏羚羊

作者： 邝老五（藏人）

闪电利刃在高原的头颅切割
燃着火的精灵
在拉萨的午后休息

高原的阳光此刻暗淡 佛的手掌远去
两只藏羚羊
暗夜里突奔许久
扬起的蹄子留下格桑花的芳香
侵染猩红的八廓街

为什么都不说话
矫健的的身姿是安然的紫色幻想
落下的印痕不能抹去

两只藏羚羊
来到人间烟火的拉萨
荡涤铁幕的小丑

http://kuanglaowu.blogspot.com/2012/05/blog-post_9421.html

转自唯色博客留言：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5/527.html

发贴者 朱瑞

拉萨自焚图片显示两名藏人在大昭寺与八廓街派出所之间自焚

唯色

5月27日，重要的佛教节日“萨嘎达瓦”第六天，拉萨发生了两名藏人同时自焚的事件。

已有现场图片出现在Facebook和新浪微博。而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的图片虽被网管删除，但已流传到Twitter上。

我对这组传到Twitter上的图片做了仔细分析。这四张图片实际上为两组。图片上的地点是在拉萨大昭寺广场偏西南处，这里有拉萨著名的地标，即第1、2张图片上显示的寺院建筑——大昭寺，以及第3、4张图片上显示的经幡柱“曲亚塔钦”。

不知道这四张图片是何人拍摄，何人发到网上。或有可能是想透过图片显示自焚者被便衣和警察施救的场面，那么，这是不是与CCTV制作的关于藏人自焚的外宣片如出一辙？但这四张图片值得转载和研究，因为其中透露了很重要的信息，即自焚藏人的地点。

截图

在这两张图片上，身上燃着烈火的男子正走在大昭寺广场偏西南处，身后是全藏地最神圣的佛殿——大昭寺。而在右边，注意看，在他左边的藏式建筑悬挂的两个摄像头下面，有浓烟升起，这个位置实际上距离大昭寺斜对面的八廓街派出所很近，近在咫尺。

在这两张图片上，右边穿格子衣服的男子和手拿防火毯的男子正向自焚者扑过去。这两人的装束对于拉萨人很熟悉，尤其那防火毯是消防警察的标准配置，说明这两 人是军警伪装的便衣。但奇怪的是，平时这里熙熙攘攘，此时怎么却没什么人了呢？那一排卖哈达的四川人等商贩呢？只是在第二张照片，在自焚者的火焰后面，看 见有穿藏装的妇女等人在张望。据知，当时，军警立即驱散了周围的人。

另外，从此时便衣手中的防火毯、以及平时巡逻武警背的灭火器来看，正如网友所说：“看来他们准备工作还是很充分的，早知道有这一天”。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尽管当局对自焚藏人极尽污名化之能事，但很清楚这样的污名化对于藏人不会有效，为此拉萨各单位开会传达“上面”的指示：自焚已从四川藏区蔓延到了我区的昌都地区，蔓延到了青海藏区，离藏区的中心拉萨是越来越近了，必须动员所有力量，严防在拉萨发生类似自焚事件。

依据RFA等外媒的报道并对照这两组图片，这应该是5月27日在拉萨发生的两名藏人的自焚。中国官方新华社在5月28日的英文报道说“两名藏族男子星期日下午在拉萨市中心著名的商业街自焚（Two Tibetan men set themselves on fire on a well-known market street in downtown Lhasa Sunday afternoon）”，并透露他们的名字是tobgye Tseten（托杰才旦）和Dargye（达吉）。然而，由图可见，两名藏人自焚的位置不但是在拉萨著名的商业街——帕廓街，而且是在最神圣的大昭寺与斜对面的八廓街派出所之间。新华社的报道企图遮蔽具有重要意义的自焚位置。

在这两张图片上，地点是大昭寺广场偏西南著名的经幡柱“曲亚塔钦”一侧，有警察或协警或保安在对着大片冒烟处喷射灭火器。左下角出现了一位西方旅游者模样 的男子似在拍照、在围观。据知，当时，一如往常，在这里——拉萨的中心——有很多游客，从中国各地来的游客很多，都是旅游团队，也有一些西方游客，都目瞪 口呆地看着。

在这两张图片上，被烟雾遮住的自焚者应该是前两张图片上的自焚者，这表明他并未被拿防火毯的军警便衣抓住，而是又往北跑了几步。

与大昭寺相对的八廓街派出所。此图下载于网络。

新华社的英文报道称两名藏人是在“拉萨市中心著名的商业街自焚”。但从曝露的这组图片来看，两名藏人应该是在大昭寺与其斜对面的八廓街派出所之间自焚的，一人似在原地，另一人身上裹着火焰一直跑到 “曲亚塔钦” 处，而这之间的距离并不长。

这是另一张最先曝露的有关5月27日两名藏人在拉萨自焚的照片。与上述四张图片对照来看，浓烟升起处，正是在“曲雅塔钦”的一侧。新华社说，Dargye烧伤住在医院，tobgye Tseten已身亡。

自焚牺牲的托杰才旦

据外媒及流亡西藏的报道，两名藏人自焚前在拉萨一家叫“尼玛林”的藏餐馆打工。达吉原籍为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人，25岁。托杰 才旦原籍为安多拉卜让（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博拉乡）人，19岁。5月27日，两人在大昭寺南面的达夏家庭旅馆登记房间，并做了自焚准备，下午2 点多钟在大昭寺前（注：事实上是在大昭寺与其斜对面的八廓街派出所之间）点火自焚。托杰才旦走了几十步后倒地，达吉身上燃着火焰奔走时被迅速扑来的军警包围，两人都被军警带走。托杰才旦牺牲，达吉受伤在医院。他们打工的尼玛林藏餐馆的老板和其他工作人员已被当局拘押。

以下关于拉萨现状的信息来自新浪微博，但在新浪微博上搜索“大昭寺”，出现的提示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大昭寺’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拉萨昨天发生了点事，城里到处都是巡警，武警，骑警和协查员。几乎每个路口都有扛着灭火器的大兵和警察，这治安说不出是好还是不好 

一路哨卡检查得很严，拉萨是出啥大事了？ 

抵达拉萨…火车站安检很严…并且还不让拍照… 

这条铁道部的信息是针对近日拉萨自焚……？http://pic.twitter.com/Z007br5X 

藏族人士即日起入住拉萨各酒店均需通知就近派出所，警察需当面登记询问。五星级酒店也不例外，我正在等警察。又：警察对我进行了严格审问后，对酒店说：凡西藏昌都、那曲的藏族一律不得入住，直接报派出所。

发贴者 Woeser

西藏经幡——风中的祷文

2012/03/12
　

　　印有经文的“风马”经幡，据说最早出现于噶举教派寺院的旗绳上。藏传佛教主张信徒循环往复地诵念经文，特别是六字箴言（即观音神咒“嗡、嘛、呢、叭、咪、哞”），因为这六个字被认为是一切经典的根源，只要反复诵念，便可以积累功德，功德圆满时就能够得到解脱。当印有六字箴言的“风马”经幡被风吹起时，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仿佛在诵念经文，所以 无论寺庙还是村寨，都会在空地上插立高达数米的经幡柱，将“风马”经幡高高悬挂于风口。其中最大、最著名的当数耸立于神山“冈仁波齐”峰色雄滩上的经幡 柱，它高达24米，顶端缠有五颜六色的风马。每年的藏历四月十五日，都会举行传统的更换经幡仪式，届时，无数僧众前往观礼。当破旧褪色的经幡被取下来时， 迫不及待的人们会一拥而上争相抢夺，因为藏族人相信，挂了一年的旧经幡可以消灾去祸。

　　其实，在风马从神幡到经幡的转变过程中，风马中央的“马”也逐渐从“送魂马”转变为“驮经马”。仔细观察风马中央的图案，一匹矫健的宝马，身上负有重物，藏语称“诺布末巴”，即马所驮的摩尼“三宝”。 拼图的上方左右绘有日月，四角仍然是四种动物图案，有时也干脆以四兽的文字来代替。偶尔还有其它图像，但一般都是佛像、菩萨、度母等与佛教相关的形象。而且，佛教将最初来源于“五行”的几种动物赋予了新的含义，它认为这五种动物分别象征佛教五大物质元素“地、水、风、火、空”，吼狮象征“地”，因狮居于雪 山；祥龙象征“水”，因龙游于水中；猛虎象征“风”，因虎是森林之王，而五行中讲“风生于木”；神鹏象征“火”，因鹏是藏族上古时代崇信的大神，具有生炎 热、光焰等神通，与火性类似；风马中央的马，也称之为“骏马”或“祭马”，藏语为“塔觉”，象征“地、水、风、火”所依附的虚空。

　　在 民间，每一年的藏历新年，人们都会重新插挂“风马”旗、经幡。在藏北、甘肃以及青海牧区，牧民多在藏历四月祭祀山神时，带领一家老小来到山坡等高处，将系 在箭杆上的“风马”插在石垛上。居住于城镇的藏族同胞，一般选择藏历新年初三，举行换“风马”仪式，藏语中称为“托随”。这一天，左邻右舍的男女老少都聚 集于楼顶上，按照年龄大小，长者在上，晚辈在下，依次坐下，仪式结束之后，大家不会就此散去，而是相互敬酒、唱歌、聊天。“托随”仪式原本是全院邻居们聚 在一起祭祀神灵，但实际上早已拥有了更为现实的意义。藏族民间有这样一个口头禅，“远方亲人再亲，毕竟隔着山水；眼前邻居再次，危急时刻还是管用”。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相处在一起，邻居间难免会发生一些磕磕碰碰，但大家不愿意把它带到新的一年中去，于是以新年的“托随”仪式消除过去一年的不愉快。因此，笑脸 迎新年、和睦相处倒成了“托随”仪式的实际意义了。这时候如果站到高处俯瞰整个拉萨，满城崭新的风马迎风飘扬，人们祈求福寿安康的愿望也随风升腾，新的一 年又开始了，幸福的生活也开始了……

文章出处：西藏文化网

西藏到底發生了什麼？

作者:Christoph Ricking

非政府組織會定期發布關於西藏的信息，他們報告藏人自焚、抗議示威遊行的信息情況。而這項工作需要依靠所謂的研究員才能完成，其中一位調查員來到了德國之聲做客。 (德國之聲中文網)他不想透露真名，他的化名是道爾吉（Dorji），道爾吉有充分的理由使用化名，他有一個強大的對手：中國。這位藏人向外界提供外國記者的禁區--西藏的信息。 西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音頻http://www.dw.de/dw/article/0,,15979635,00.html) 道爾吉是國際聲援西藏組織（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的調查員之一。29歲的道爾吉在西藏出生，現在他生活在印度北部的達蘭薩拉（Dharamsala），那裡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他在中國 一所大學念過書，18歲的時候他決定追隨達賴喇嘛。他自願流亡印度。他的家人至今仍在西藏生活，道爾吉使用化名也是要保護家人。 與藏區的聯繫 他在達蘭薩拉收集關於西藏的消息，道爾吉說："我採訪逃到印度的西藏難民。我當然和藏區有聯繫，比如與阿壩地區。從去年起就很難聯繫到那裡的人了，不過我們會使用多種渠道掌握當地的信息，取得最新情況。" 四川阿壩的格爾登寺（Kirti）是藏人與中國安全部隊發生衝突的主要場所。中國安全部門在格爾登寺內展開了包括"愛國主義教育"的活動，僧侶必須放棄追隨達賴喇嘛。許多格爾登寺僧侶自焚抗議中國政府的西藏政策，在過去兩年有超過30位藏人自焚。 達賴喇嘛反對這種抗議形式。不過道爾吉不認為自焚現象會停止，“達賴喇嘛沒有呼籲藏人自焚。他也不能阻止他們。在藏人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因素導致他們做出自我犧牲。” 許多政治難民 道爾吉說，以前每年大概有3000個藏人逃到印度。自2008年發生藏人不滿中國政府西藏政策的抗議活動後，中國當局封鎖了邊界。儘管如此，每年仍有約 800藏人成功逃往位於印度的流亡政府所在地。道爾吉表示："這些人的經歷都各有不同。其中有因為躲避'愛國主義教育'而出逃的僧侶。"他還補 充，2008年以後的難民中有很多是因為政治原因逃亡的。他們在2008年參加了和平示威。很多人必須躲藏起來逃避當地政府的通緝，向政府檢舉揭發者可獲 得高額獎金。與抗議活動有所牽連的人都對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自危。 道爾吉擔保，最終發布的信息都是完全可靠，他說："我們收到信息之後，比如自焚事件，我們馬上就會尋求第二個消息來源來求證這條消息。" 堅定的回鄉信念 1959年3月，藏人起義抗議中國政府統治，遭武力鎮壓，達賴喇嘛流亡印度。直至今天，達賴喇嘛都不能返回自己的家鄉。 達賴喇嘛要求在中國政府控制下的西藏實行文化自治，北京政府指責這位藏人精神領袖搞分裂。儘管處於這樣一種嚴峻的政治局勢下，道爾吉仍持有樂觀態度，他認 為終有一天，會與達賴喇嘛一起重返西藏。他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希望與夢想。也許是不現實的夢想，不過我堅信，會與達賴喇嘛一起回歸故里。也許在五年、 十年或者是二十年後。誰知道呢。 達賴喇嘛今年6月份就77歲了。歲月不待人。 (作者：ChristophRicking翻譯：文木/責編：李京慧)

5月27日，两名藏人在拉萨大昭寺前自焚

来源：唯色博客

图片来自Facebook。图为大昭寺广场及大昭寺，被认为是对5月27日拉萨自焚的记录。图中出现的多个帐篷顶实际上是安置军警的帐篷。

时间：5月27日，一年一度的佛教节日“萨嘎达瓦”的第六天。 

地点：拉萨的中心、全藏地最神圣的大昭寺前。也是藏传佛教信徒礼佛转经之路“帕廓”。但也是军警密布之地。 

人物：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25岁藏人达吉，安多拉卜让（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9岁藏人托杰才旦。

5月27日下午，在拉萨大昭寺西侧的侧门前，两位年轻藏人突然自焚，一人当场倒下，一人身上燃着火焰往北奔跑时被迅速扑来的军警包围。最先倒下的自焚藏人也被军警重重围住。

据知现场有许多人目睹到这一情景，包括很多游客（来自中国各地的旅游者和一些西方旅游者）。有人哭泣，有人因恐惧而逃。但在场者很快都被军警驱散。

这两起自焚发生在全藏地的中心——拉萨，发生在全藏地最重要的佛教节日“萨嘎达瓦”（佛祖释迦牟尼诞辰、成道、圆寂的藏历四月）期间，令人震撼！

而三天前，《西藏日报》发 表西藏当局发布关于“萨嘎达瓦”的禁令，要求“广大退休党员干部……不参加‘萨嘎达瓦’等宗教活动”、“共产党员、国家公职人员、学生一律不得参加“萨嘎 达瓦”等宗教活动。”并称“‘萨嘎达瓦’宗教活动规模大、时间长、人数多，又与旅游高峰叠加，因此维稳工作任务较重…确保‘萨嘎达瓦’宗教活动期间全区大 事不出、中事不出、力争小事也不出” ，然而，三天后，就发生了两位藏人在拉萨自焚的大事。

之前，西藏自治区当局对外多次声称“西藏没有自焚事件，总体上是非常平稳的……”，而事实上，目前西藏自治区已有三起藏人自焚事件，除5月27日在拉萨同时自焚的两位藏人，还有在去年12月1日自焚且牺牲的昌都藏人丁增朋措。

当晚，这个消息出现在新浪微博和推特上。有一条新浪微博欲言又止地写到“今天大昭寺广场……”并附上表示双泪纵横的图案，但很快被删。还有几条新浪微博写的是：

绝对出大事了，布达拉广场到处搜包，气氛紧张 

今天回到拉萨，上网真心难，中国移动信号也被封了，大昭寺出大事。。不敢细说，室友因此事发微博结果被警察带走了三个多四个小时。。 

今天手机不间断被信号屏蔽，拉萨人民很是淡定。我无语。。。拉萨完全不是我们心中所想！听风行大师讲故事，说到眼前的拉萨，我们都有点无奈却只能耸耸肩而已。还有啊~这几天打火机不知道被没收过n次了！我c！我的签证啊！我等不及要上路了！ 

不要担心 不要惊讶 我在拉萨 瞻仰圣光 过激事件 一件一件 信号封锁 特警巡查 公安出动 消防急救 生之脆弱 近在眼前 天光褪去 云阴密布 众生忐忑 八角转寺 大道昭然 不若和谐

当晚很晚，自由亚洲首先做了简短的报道：Two Tibetans Burn Themselves in Lhasa

中国官方新华社 在 5月28日承认“有两名藏族男子星期日在拉萨大昭寺前进行自焚”，“两名自焚者分别是来自四川阿坝的达吉和来自甘肃夏河的托杰才旦……托杰才旦被宣布死 亡，达吉则幸存。”新华社引述西藏自治区官员的解释是“拉萨发生的自焚事件是川青甘藏区类似事件的延续，其目的是要分裂中国。”

而这种解释，在一个个藏人以身浴火的烈焰跟前，不堪一击。

Dorjee Tseten（托杰才旦），图片转自Phayul。

事实上，从2009年2月27日，在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一起自焚，至2012年5月27日，在拉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最新发生的两起自焚，已经有40位境内外藏人连续自焚（包括境内37位、境外3位），而目前得知的是已有29人牺牲（包括境内28人，境外1人）。

据5月28日的Phayul网站报道，两位在拉萨自焚的藏人，一位是来自拉卜让（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Dorjee Tseten（托杰才旦）19岁，当场牺牲（如图）；一位是来自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的Dargye（达吉）25岁。他们在拉萨一家餐馆打工。

而在两位藏人自焚之后的第二天，拉萨大昭寺广场南北两侧已设立了两个安检门。凡是进入大昭寺广场的，不管是藏人，还是汉人，还是西方游客，都要经由安检门 的检查，还要查包、查头戴的帽子。原本是宗教节日“萨嘎达瓦”期间，应该有熙熙攘攘的藏人转经礼，但现在，帕廓街转经道上全是军警，而藏人寥寥。

与此同时，拉萨各居委会奉令开始对辖区内所有藏人进行排查。

发贴者 Woeser

拉萨两自焚藏人一人身亡 流亡藏人烛光悼念（组图）

2012-05-28

两名藏人星期天（5月27日）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大昭寺前自焚，其中一人身亡。中国官方星期一发表声明，指责这起自焚目的是分裂中国。居住在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展开烛光祈福集会，为最新自焚身亡的藏人表达哀悼。

图片：5月27日在拉萨大昭寺前自焚的藏人多吉次丹（消息人士提供）

图片：达兰萨拉藏人5月28日为拉萨两自焚藏人举行烛光祈福集会（丹珍摄）
最新自焚事件是首次在西藏首府拉萨发生。两名自焚者成为境内藏区自2009年起自焚的第36位和第37位藏人，其中来自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博拉乡年仅19岁的多吉次丹已经过世，致使境内自焚身亡人数达28人。

流亡印度达兰萨拉的夏河县博拉乡藏人珠白星期一告诉本台，多吉次丹和他的同事达杰计划好自焚后，星期天当地时间下午约1点钟租住在位于拉萨大昭寺左侧的达夏旅馆中，下午2点15分从旅馆走出引火自焚。

珠白说：“据目击者透露，两人在大昭寺前的大经杆旁自焚，当时火势很大，他们不时高呼口号，其中一人小跑10多步后倒在地上。驻守在八廓街的巡警立即赶到现场，迅速将他们身上的火扑灭，然后将两人强行带走。”

珠白表示，多吉次丹曾在拉萨冲赛康一家叫“尼玛林”的藏餐馆担任厨师，同他一起自焚的达杰也是这家餐馆的收费员，现年25岁。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英文版证实上述两名藏人在拉萨自焚。报道引述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星期一发表的声明指出，巡警灭火后将他们送医，但多吉次丹被宣告身亡，达杰的情况暂时稳定。

新华社报道援引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郝鹏的话称，这起在拉萨发生的自焚事件是受到西藏自治区以外其他藏区连串自焚事件的影响，目的在于分裂中国。报道说，拉萨市公安局正对这起自焚事件展开调查。

消息人士珠白表示，多吉次丹自焚身亡后，位于甘肃甘南州夏河县博拉乡的他的家人和拉萨餐馆的他的老板及同事都受到严查。

“ 最新获得的消息说，夏河县地方警察星期一早上来到多吉次丹的家中对其家人进行盘问，不过没有透露任何关于他已过世的情况。但博拉乡僧俗藏人已获知消息，不 顾当局严控，目前正在为多吉次丹举行祈福会。而在拉萨，地方警察来到两名自焚者曾打工的藏餐馆，将老板和全部同事强行带走，并禁止任何人进入餐馆内。”

珠白表示，现在正是长达一个月的西藏佛教节日“萨嘎达瓦节”，是藏民朝佛转经的高峰期，但星期天的自焚事件发生后，当局全面封锁信息，拉萨八廓街行人的手机和相机也被搜查。

印度达兰萨拉地方西藏青年会和妇女会组织民众星期一在当地上镇西藏儿童村体育场举行烛光祈福集会，为自焚身亡及受伤严重的多吉次丹和达杰进行哀悼与祈祷。活动组织者在集会上要求中国政府停止镇压西藏，并呼呼国际社会关注藏区局势，制止自焚事件再度发生。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丹珍发自印度达兰萨拉的采访报道。

薄熙来与“N系列”

王力雄

1.   权力“机器化”

    重庆模式正热时，很多人都认为薄熙来会在中共十八大“入常”（当上政治局常委）。我倾向不会，但不确定。我是把薄能否入常当做一个验证：能入，说明中共尚未完全“机器化”，还有破局的可能；薄入不了，则说明中共已经完成“机器化”，也就不要指望它还能有政治改革。

我非常明白，薄若真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入常主管政法，我们的处境会更糟。但如果他入常，可能会带来变化，而破局需要变化，破局也需要中共尚未完成“机器化”。

王立军的出现改变了进程。薄的下台似乎成了偶发事件所致。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已无法验证。不过，我仍然倾向在王立军事件前，中共内部已形成隐而未发的倒 薄之势。如果不是这样，仅王立军不会使其下台，哪怕其妻真有命案，也可在权力黑箱中摆平。王立军只是一个引爆点，把本可能温水煮青蛙的倒薄，变成了一场喧 闹大戏。

我用“机器化”表达这种意思：非“机器化”的权力是由领袖主导，按领袖的意志运转；而“机器化”的权力不再有真正意义的领袖。权力集团的每个成员都是机器 零件，按照刚性结构相互配合与制约。最高权力只是一个位置，由谁填充不重要，但同样不能违背机器规则，更不能破坏机器自身。

这是今日中共与毛时代的一个本质不同。毛可以扭转权力方向，改变权力规则，甚至可以将权力机器打碎重建。而倍受文革之害的官僚集团，在毛之后决心不允许文革再现，邓小平推动的“党的建设”、“发扬党内民主”，目的也是防止再出现可以凌驾于党、伤害官僚集团的毛泽东。

而薄熙来，恰好扮演了重庆的毛泽东。

2. 薄的僭越

不管薄是出于理想，还是野心，他在重庆走了一条有其自身特色的路。他要消除以往单纯经济改革的弊病，不惜触动已形成的利益格局。为此他首先要得到合法性。而他要消除的弊病和触动的格局正是经济改革的产物，已经占领经济改革的制高点，这使得他只能从政治领域寻求合法性。

中共的经济改革全盘否定了毛，但是为了维护政权合法性，政治上却一直抽象地尊崇毛，而毛的思想恰是直指当今弊病，这给薄利用毛留下了空间，也给薄为自己的 行为找到护身符。薄搞“唱红”是为了展示这种合法性，同时是利用集体记忆对民众的动员，虽然被外界视为闹剧，对薄却是十分必要。

薄的“打黑”则是为了克服权势集团的抗拒。他空降重庆，人地两生，从何下手才能打破掌握地方权势和资源的地头蛇联盟呢？­既然权势集团几乎人人违法，法治就是“合法伤害权”，想打谁打谁，也就成为打破抗拒的最好工具。不过，完全按法律程序也不行，权势集团有权又有钱，可以把法律玩弄于股掌。薄必须甩开法律的束缚，把“打黑”变成“黑打”。李庄案就是一种宣告：老子不跟你们玩法律！

“黑打”靠谁？一个和当地没有利益牵连的酷吏——王立军就是这种角色。还需要暴力机器的效忠。薄通过让重庆数万警察全部重新竞争上岗，以得到这种效忠。

历史上酷吏可以权倾一时，然而树敌太多，太过跋扈，几乎都无好下场，主子也会在达到目的后将其抛弃。聪明的酷吏需要保护自己，王立军在为薄当鹰犬时没有忘记这一点，并在最终关头铤而走险。他太知道黑箱之黑（亲手制造无数），因此进了有阳光的美国领馆。

薄随即被装进黑箱，遭到同样黑打。黑打并非他的发明，也非他首先使用。

薄唱红打黑，为的是排除阻力，在重庆实践自己的路线，为党找到出路，用以换取常委之位，再推广到整个中国。这中间到底是哪一步不被机器化的权力所容，必置他于死地呢？

3. 卡里斯玛与平庸机器

薄在刚被免职时，豪迈地宣称经历了文革的他不怕小人，那时他肯定没想到自己会被扔进搅拌着贪污、谋杀、奸情乃至间谍的龌龊粪坑。对他而言，即使倒台也只有路线斗争才与其高贵身份相配。然而除了温家宝最初暗示过路线分歧，后面的定调一概只有刑事犯罪。

这就是目的：不能让高贵者高贵！就是要让所谓的太子卑污化！机器化的权力最不能容忍卡里斯玛式人物（以个人魅力和威望获得大众追随与效忠的领袖），那是最不稳定的结构，可以被领袖任意改变，官僚安全也最无保障。中共要防范文革重演，首先就要防范卡里斯玛再现。

温家宝曾暗示薄退回文革，其实薄的重庆模式和文革并不沾边，可以让人联想文革的主要是他的卡里斯玛，包括“唱红”的群众运动，尤其是“打黑” 伤害权势集团，踩到了权力机器的底线。今日中共接受的老大是辨不出面目的“Who’s Hu” 、“Who’s Xi”。“不折腾”的平庸是官僚集团最爱。如果重庆的卡里斯玛不铲除，终有一天会变成中国的卡里斯玛。如果靠折腾可以入常，将有层出不穷的小卡里斯玛纷纷效法，党将再无宁日。正是设身处地考虑中共机器的这种逻辑，我才认为即使没有王立军，薄熙来也不能在十八大入常。

对于权力机器，王立军的价值在于把事件刑事化，有利于对薄熙来卡里斯玛的去魅，摧垮其道德形象。路线斗争是不会公开提的。一是中共的路线斗争几乎总是好人 挨整，早已不被民众相信；二是今日中共的意识形态挂羊头卖狗肉，进行路线论战只能自取其辱，反而会进一步提升薄熙来的卡里斯玛。

薄熙来事件是对党内僭越者的杀一儆百，会促使中共进一步机器化。对这一点，国内外很多人都没看清——中共并没有因为这个事件产生分裂和混乱，而是从此更加一统、有序和稳定，也就是更为彻底地机器化。

4. 官僚集团的民主性

因为专制权力只有通过官僚体系才能贯彻，只要损害官僚集团的利益，官僚就会利用拖延、扭曲、不了了之等手段，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把上级决策架空，使之无法推动落实，我把专制权力内部这种自下而上抗拒的性质，称为“官僚集团的民主性”——这是权力机器化的基础。

无论是在古代王朝还是近代的专制政体，“官僚集团的民主性”都广泛存在，它不体现于制度和程序，以潜规则方式发挥作用，更多是靠默契，或是类似物竞天择的 演化。官僚在具体问题上有竞争，总体却是相互联合的共同体。他们精于谋划，利益一致，利用现成的官僚体系串联、共谋和形成庇护网络。专制权力要得到贯彻， 便得顺应“官僚集团的民主性”，满足（或至少是不触犯）官僚利益，才能使其成为得心应手的工具，而非阳奉阴违的对抗者。

即使以毛泽东的权威，要开展触及官僚集团的运动时，甚至无法在北京发出一篇文章。毛最终的方式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越过官僚集团，直接号召底层民众造 反，自下而上摧垮官僚集团。但是毛仍然离不开官僚集团，打倒了老的，新官僚照样会演化成利益集团，“官僚集团的民主性”就会继续起作用。毛死后尸骨未寒， 老婆被关进监狱，近臣一网打尽，而被他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面复辟。

饱受文革摧残的邓小平决心在党内建立对领袖的制约，他借助的正是“官僚集团的民主性”——或称“党内民主”。今日中共，高层权斗比任何时期都弱，权力交接也有了程序。领袖不再是凌驾于官僚集团的独裁者，而是为官僚集团争取利益最大化，才能坐稳位置。

可想而知，这样的“党内民主”同中国民主与人民民主没有任何关联。

5. 制度化的派系

把中国民主希望寄托于中共“党内民主”的人，给中共最多的建言是从党内派别制度化开始，期望那会成为多党制的起点。其实，派别制度化在中共党内早已进行，基本成为成熟体制，但是多党制却因此离得更远。

外界把中共分为“团派”和“太子派”，既不准确也易误导，另一种分“江派”、“胡派”则是停留表面，缺乏分析。我认为将其称为“N派”和“N+1派”，最能体现中共分派的本质。

有人群就会有分派。连毛也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如何分派？以什么分派？怎么让派系竞争成为互补而非你死我活的恶斗？对机器化的党，更是要求分派不但不能破坏机器，反而要成为稳定机器的组成部分。

如此高难的题目，被邓小平解决。那并非是邓的有意设计，是他对权力传承的安排，同时解决了这个难题。

权力传承一直是专制政体的难关。古代按血统，简单明了，仍然免不了皇室残杀和宫廷阴谋。近代专制的权力传承往往伴随更大震荡。毛泽东几次安排接班人，却未防住他死后的宫廷政变；邓小平指定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也先后被他废黜，酿成几乎颠覆中共的“六四”。

邓小平痛定思痛，走出前所未有的一招——同时指定两代接班人，江泽民（N）和胡锦涛（N+1）。 一代只能在任两届十年，其后就要交给下一代。这种安排的好处，是在两代接班人之间形成一种制约，江到时需要交权，因此不会产生敢于背叛邓小平的自我膨胀， 其交权后，自身会落到胡的权力下，为了自身安全就会避免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胡必须仰仗邓小平给予的合法性，才能保证按时轮换到自己，避免像以往接班人那样 沦落悲惨下场，因此一定把邓小平奉为圭臬，誓死维护。

邓的权威，保证了这种安排成为权力集团共识，虽然没有明文，但在实质上形成约束。即便在邓死后，江也不敢僭越，只能按时把权力交给胡。中共第一次实现权力 平顺交接。对于邓，也许考虑的只是一次交接平顺，但是由他开的这个头，却在中共的政治生态中继续延伸——当江泽民把权力交给胡锦涛时，也仿效邓小平，指定 了胡之后的接班人习近平，由此使“隔代指定接班人”成为模式。

而党内的分派，过去总是体现为路线斗争，导致党落入生死存亡的分裂，直到新的独裁者一统全党才会稳定。但是那种凌驾所有山头的独裁者也会凌驾于党，以其个 人意志给党带来破坏，同时仍然免不了下一次传承时的震荡。隔代指定接班人，则会在党内自然形成两个山头，以隔代划分——“N派”和“N+1派”。其中的“N”随接班代数变化。两派之间没有路线斗争，区分只是轮替掌权的顺序。这种轮替完全按照规则，不需要竞争，只是等待时间，因此会比民主政治的政党轮替还要稳定。

虽然两个山头总是一强一弱，不会在同一时间势均力敌，但反而有助于避免争斗。未接班者是弱方，一般不会主动挑战，只要保证不出事，自己就会到时按程序接 班。在位者是强方，但会避免过分压制弱方，因为强弱会随接班而变化，弱方一旦接班就会变成强方，要避免那时遭受报复，就要在自己强时有所收敛。

强弱关系随接班转换后，从弱到强的一方仍然不敢过于膨胀。除了前任仍有实力，必须顾忌，还因为前任交班前指定的隔代接班人，自然属于前任的派系，也就意味 着，对方一派会在自己届满交班后又变成强方，因此在自己变强时就要考虑自己终会变弱的变化。这种规则，使得两派都能自我克制，也都得到保护，构成强弱轮 替，相互制约，又把握分寸，避免斗争，依存大于分裂，以联合为主，争斗为辅，可以长期持续平衡的机制。

可以说，专制权力从由个人掌握转为由集团掌握，从独裁者独揽大权变成权力机器化，“隔代指定接班人”是最稳定的模式。1989年“六四”之后，中共保持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稳定，空前团结，是为验证。薄熙来事件没有影响这种稳定，又验证了经得起考验。专制权力毁于传承内斗的历史教训，将使官僚集团把这种模式视为救命药而精心培育，并制约在位者不得加以改变。

中共是否已经将“隔代指定接班人”模式彻底制度化，尚待最后的检验——中共十八大（最晚十九大）是否会有胡锦涛指定的接班人“入常”？让我们对此拭目以待。

6.  N序列

以“N派”和“N+1派”称呼中共的派系，最能反映其本质：都是“N”，差别只是一个“1”——轮班所差的次序，可以统称“N系列”。

“N系 列”中的分派，没有主义、路线的不同，没有执政理念的不同，甚至没有策略的不同，只有权力遵循规则轮替，按照幕起幕落你唱罢我登场。派别之间的共同性远远 大于不同性。派别相互无需竞争，也就不需要寻找区别，因此不会有创新，也不会有因派别不同而给社会提供的选择。这样的分派，不会有变革，只会有对变革的防 范。薄熙来之落马，就是因为想在“N系列”之外有所变化。

中共从革命党变为权力集团，不再企图用阶级斗争创建劳苦大众的天堂，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创建自己的天堂，一切目标都在自身权力的巩固和利益的满足。这样 的权力集团怎会放弃专制？革命党的残暴手段，今日政权并未丧失，只是因为有了计算得失的务实，多了一些掂量。一旦认为收大于支，便会毫不犹豫。毛时代在主 义受挑战时可以杀人，今日政权在权力受挑战时也不会手软。

如果这个权力集团还会在政治上有什么改革（如温家宝宣称），要么只能是空头支票，如开展了近三十年的乡村自治至今徒剩其名；要么只是出于自我谋利的调整，或是在“治理”层面的修补堵漏。

在权力没有机器化之前，权力由领袖主导，还可能存在突破。那当然存在危险，如希特勒的战争、毛的文革，但也可能有进步，如蒋经国的开放党禁，戈尔巴乔夫的 政治转型。权力争斗造成权力集团分裂，可能导致法西斯政变，也有可能为寻求民众的支持而开放民主。而在权力机器化之后，领袖不再是主宰，只是权力集团的利 益代言人。“中共党内，政改已死”，此说一语中的。

7.  未来的突变

那么，“N系列”是不是就此千秋万世了呢？

历史上国家力量从未像今天这样强，中国民间也从未像中共统治下这样弱。力量对比的悬殊使自下而上的革命基本没有可能，悲观者似乎看不到挑战中共的任何可 能。然而问题在于专制权力总是不停地制造矛盾和自身敌人，其镇压能力却一定会到头，那时积累的矛盾，就随时可能以突变形式总爆发。

沙堆理论借助摄像机和计算机，观察和计算沙堆顶部每落一粒沙会连带动多少沙粒移动。初始，落下的沙粒对沙堆整体影响很小。但是当沙堆增高到一定程度，达到“自组织临界”（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时，沙堆就开始一体化，每粒新落下的沙都会产生一种“力波”，尽管微细，却能贯穿沙堆整体。那时沙堆的总体结构将随每粒沙的落下逐渐脆弱，说不定哪粒沙就导致结构突变——坍塌，也就是所说的崩溃。

一个西方谚语说断了马蹄钉，绊倒了马，摔伤了将军，输掉了战争，亡了国家。那国家当然不是因为马蹄钉而亡，用沙堆理论解释，就是其内部危机已经超过临界， 马蹄钉只是引起坍塌的最后一粒沙。中国也如这样的沙堆，各种矛盾冲突不断积累，迟早会使沙堆超过临界。而到了连马蹄钉都成了“不稳定因素”时，专制政权控 制再严密也无法防止突变发生，因为它不可能给每个马蹄钉都派上看守的兵。

社会不可能不变，当权力内部不再变革时，就免不了这种外部突变。目前，民变四起的局面正在中国形成，一件蝇头小事引发“暴民四起”的全局动荡某天会不期而 至。那时，因为现代社会之连锁紧密，丧失了政权整体性整合的社会，在权力真空中滑向同归于尽的速度可能远超出现在的想象。

面对这样的前景，未来中国可谓步步惊心。

2012-4-21

发贴者 Woeser

8位自焚藏人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录音的遗嘱

从2009年2月27日，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扎白自焚，至2012年4月19日，壤塘县两位青年曲帕嘉和索南自焚，共有38位境内外藏人自焚（境内35位，境外3位），28人牺牲。

至目前，有8位自焚藏人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已被陆续找到并披露（注：如有遗漏，恳请指出并提供相关资料为谢）。而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故一并呈示于此：

彭措（又写平措或洛桑彭措）：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岁。2011年3月16日自焚，重伤，遭军警殴打，牺牲，后由藏人隆重火葬。

据《“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武力镇压，他们想错了”——与格尔登寺僧人的访谈，纪念彭措自焚一周年》，彭措在寺院的同学说彭措自焚前“对几位朋友说：‘我无法继续忍受心中的痛苦，2011年3月16日我将向世人表现一点迹象。’” 

并讲述彭措自焚牺牲之后：“在处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他在笔记本上的一段话：‘运气和信心是胜利，失望和疑虑是失败。’”

丁増朋措：康昌都（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嘎玛区农民，原为噶玛寺僧人，后还俗成家，41岁。2011年12月1日自焚，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后牺牲。而西藏自治区当局掩盖这起自焚，对外声称“目前西藏没有自焚事件，总体上是非常平稳的……”。

丁增朋措在自焚前留下四份遗书——

遗书之一：
信封上写着：请张贴到噶玛寺的大门上
信中内容：
面对继承和弘扬纯正无误的藏传佛教之噶玛寺堪布洛珠绕色、朗色索朗和全体僧侣遭受抓捕、殴打——我宁愿为我们噶玛寺的堪布和僧侣们的痛苦去赴死。
持尊严者丁増朋措 

遗书之二：
同胞们，勿要失望！勿要怯懦！自他交换的道友们，请为持佛法的两位堪布和僧人们想一想，我们怎能相信一个不允许我们信仰宗教的政府？
丁増朋措 

遗书之三：
噶玛寺的同胞兄弟们：
想到堪布和僧人们的处境，我们坐在这里担忧有什么用？起来吧！
利养恭敬八法与荣誉，如野鹿远远躲避猎人。
向世间法无法欺骗之，大彻大悟的佛祖顶礼！
充满痛苦的丁増朋措 

遗书之四：
想到整个西藏和今年噶玛寺的苦难，我无法继续活下去空等。

索巴仁波切（年格.索南竹杰）：安多果洛（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人，42岁。2012年1月8日在果洛州达日县自焚，当场牺牲。后由藏人隆重火葬。

他在自焚前录音遗嘱，他的声音在这里可以听到，经记录后译为中文——

国内外六百万藏人兄弟姐妹们，在此，我向为藏人的自由而牺牲的以图丹欧珠[1]为主的英雄们、为六百万藏人的团聚和藏地的幸福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儿女 们，表示无比地感谢和钦佩。我已经四十多岁，一直没有勇气像你们那样做，以致苟活到今天。所幸的是，我也努力地为藏文化的大五明及小五明的弘扬做了一些贡 献。 

在21世纪尤其今年，是雪域的许多英雄儿女献出宝贵生命的一年，我也愿贡献自己的血肉来表示支援和敬意。我的牺牲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有多么伟大，我诚心诚意地忏悔所犯三昧耶戒以及一切罪业，特别是金刚密乘的誓言戒——不允许对自身的虐待和牺牲，我在此虔诚忏悔。 

一切众生未有不曾做过我们的父母，无边的众生由于业际颠倒，做下了不可饶恕的罪业，我诚心诚意地为他们清净业障。并且我发愿，希望遍法界的一切众生，乃至 如虱子等一切微小众生，临终时未有恐惧，不受痛苦，往生无量光佛的身边，获得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因此我愿供养自己的寿命和身体。也为了人天导师尊者达赖 喇嘛丹增嘉措为主的所有高僧大德长久住世，而把我的寿命、身体化作曼札供奉给他们。 

诸香涂地缤纷雨妙花
严饰须弥四洲并日月
观想变现供养诸佛刹
修习愿达诸佛清净刹
（译者注：以上是曼札偈） 

自他身语意三世善法、珠宝、妙善、曼札、普贤诸云供意幻供养上师三宝尊，慈悲摄受赐予我加持：“俄当，格热，然那曼札拉，康呢尔亚，答亚么”。（译者注：此为曼札偈咒语） 

再次说明，我做出这一行为，绝无贪图名誉、恭敬、爱戴等自私自利的心态，而是清净的，虔诚的，如佛陀当年舍身饲虎一般，其他牺牲的藏人同胞也是如我一般，为了真理和自由而舍生取义。 

事实上临终之际，若有嗔恨心很难得解脱，因此我希望我能做他们的引导者，愿以此供养的功德和力量使一切众生未来获得究竟佛的果位；并为国内外诸多高僧大德长久住世，尤其希望尊者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为了雪域政教永世长存： 

雪山绵延环绕的净土
一切利乐事业之缘源
丹增嘉措慈悲观世音
愿其足莲恒久住百劫
（愿事业如日中天）
（译者注：此为尊者达赖喇嘛长寿祈请文） 

愿恶缘毁坏教法者
业际颠倒有形无形
思想行为入恶劣者
三宝谛实加持永断除
（译者注：此为尊者达赖喇嘛所著的雪域祈祷文） 

（愿此等善法等两偈，略）
殊胜之最发愿王
利益无边诸众生
圆满普贤行愿力
三恶道众尽解脱

达雅塔，班赞哲雅阿瓦波达呢耶所哈。（成就所愿咒，念诵了三遍） 

呀！诸多的金刚道友和各地的信徒们，大家要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为雪域藏人未来的自由，为藏地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的家园，为这样的曙光，大家要团结一致，为 了这个共同目标而奋斗，这也是所有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们的心愿，因此无利益的一切行径必须要放弃，比如那些为了争夺草山而自相争斗等。 

年轻的藏人要努力、勤奋地学习十明等藏人的文化及理论知识，年老的藏人也要把自己的身口意融入到善法之中，大家要共同弘扬和发展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语 言、文字、风俗习惯等，大家都要力所能及地，为了藏人的幸福和一切众生暂时获得世间圆满以至究竟获得佛的果位而多做善事，这非常重要，祝愿大家吉祥如 意！ 

我还要告诉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译者注：提到一个名字但听不清楚）：我身无分文，我的一切财产早已布施在佛法方面，请你们不要说这里有我的财产、 那里有我的财产，或者这里那里有我的东西。我什么都没有，我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和施主们请记住这一点。还有，希望我做担保的一些乡亲、喇嘛、祖古的物 品，你们要按约定的时间如数交还。 

自他三世一切善法回向给一切众生等，特别是在地狱等三恶趣的众生。
（殊胜之最发愿王等一偈，略。） 

（此生三世一切功德一偈，略） 

最后，国内外的所有法友们，请你们不要难过，请你们为善知识们祈祷，乃至菩提间我们未有离别。依怙我的老人们和百姓们也请如是发愿，无论快乐与痛苦、好与坏、喜与悲，我们都要依靠上师三宝，除了三宝再没有依靠处，请你们不要忘记，扎西德勒！

朗卓：安多壤塘（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中壤塘乡）人，18岁。2012年2月19日自焚，当场牺牲。后由藏人火葬。

他在自焚前写下遗书，其实是一首诗：

昂起你坚强的头，为朗卓之尊严。
我那厚恩的父母、亲爱的兄弟及亲属，我即将要离世。
为恩惠无量的藏人，我将点燃躯体。
藏民族的儿女们，我的希望就是，你们要团结一致。
若你是藏人要穿藏装，并要讲藏语，勿忘自己是藏人；
若是藏人要有慈悲之心，要爱戴父母，要民族团结，要怜悯旁生，珍惜动物生命。
祈愿（嘉瓦丹增嘉措）达赖喇嘛尊者永久住世。
祈愿雪域西藏的高僧大德们永久住世。
祈愿藏民族脱离汉魔。在汉人魔掌下藏人非常痛苦，这痛苦难以忍受。
此汉魔强占藏地，此汉魔强抓藏人，无法在其恶法下续留，无法容忍没有伤痕的折磨。
此汉魔无慈悲心，残害藏人生命。
祈愿（嘉瓦丹增嘉措）达赖喇嘛尊者永久住世！ 

才让吉：安多玛曲（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藏族中学初三学生，女，19岁。为抗议藏语文教育遭严重削弱的教育政策，2012年3月3日自焚，当场牺牲，被军警抢走遗体。而当局却称她“头脑有病”，“学习差”。

在《卫报：一位藏人少女悲惨的自焚之路》中，去当地采访的卫报记者写到：“一月初，才让吉在与她的一个亲戚谈到一连串的自焚事件时表示，她很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人可以像这样继续生活下去。’ 她说。”

                                                                                       

江白益西：康道坞（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人，2006年流亡印度，27岁。2012年3月26日在新德里自焚，抗议中国主席胡锦涛访问印度。被同时集会抗议的藏人送往医院，但因伤势太重，于3月28日即所谓的”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牺牲。

他在自焚前写下遗书：

为了抗议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到访印度，点火自焚而被送至印度医院抢救的流亡藏人江白益西之前留下的相关遗嘱被公布，他在遗嘱上鼓励藏人团结奋斗，为六百万藏人争取人权和自由。 

遗嘱5点诉求分别是: 

第一，祝愿世界和平导师达赖喇嘛尊者万岁，希望能够迎请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坚信境内外同胞早日团聚在雪域西藏，并在布达拉宫前齐声高唱西藏国歌； 

第二，同胞们，为未来幸福和前景我们要有尊严和骨气。尊严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寻找正义的勇气，更是未来幸福的向导。同胞们，寻求与全球民众同等的幸福，必须要牢记尊严，大事小事都要付出努力，总而言之，尊严是辨别是非的智慧； 

第三，自由是所有生命物的幸福所在，失去自由、像是在风中的酥 油灯，像是六百万藏人的趋向，如果三区藏人能够团结力量必会取得成果，请不要失去信心；
第四，本人所讲的是六百万西藏人民的问题。在民族斗争中，若有财富现在就是该使用的时候，若有学识就是该付出力量的紧张时刻，更觉得现在正是该牺牲生命的 时候。在21世纪中，用火点燃珍贵的人生，主要是向全球民众证实六百万藏人的苦难、无人权及无公平的处境，如果有怜悯和慈心，就请关注弱小藏人的处境； 

第五，我们要使用传统宗教、文化和语言的基本自由，要有基本人权，希 望全世界人民能够支持我们。藏人是西藏的主人，西藏必胜！ 

道孚•江白益西。 

（右上方则留下遗嘱的日期为2012年3月16日。)

曲帕嘉：安多壤塘（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中壤塘乡）人，学生，25岁。2012年4月19日在觉囊派壤塘大寺附近与堂兄弟索南同时但不同地点自焚，当场牺牲。后由藏人僧俗将他隆重火葬。


索南：安多壤塘（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中壤塘乡）人，学生，24岁。2012年4月19日在觉囊派壤塘大寺附近与堂兄弟曲帕嘉同时但不同地点自焚，当场牺牲。后由藏人僧俗将他隆重火葬。

曲帕嘉、索南在自焚前录音了遗嘱，在YouTube上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经记录后译为中文——

藏民族是有着与众不同的宗教和文化、慈悲和善良、有利他之心的民族，但是，藏民族受到中国的侵略、镇压和欺骗。我们是为了藏民族没有基本人权的痛苦和实现世界和平而点火自焚的，我们藏民族没有最基本人权的痛苦比我俩自焚的痛苦还要大。  

在这世上最厚恩的父母和家人和深爱的兄弟姐妹们，我俩不是没有考虑你们感受，和你们生死别离是迟早的事，也不是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而是我俩志同道合地为了藏民族得到自由、佛法昌盛和众生能够获得幸福，以及世界和平而点火自焚的。  

但是你们要按照我俩的遗愿行事，如果我俩落入汉人的手中，你们不要做任何无畏的牺牲，我俩不愿任何人为此而受到伤害，如能这样则是我俩的心愿。如果你们为 了我俩而伤心，那就听从学者和上师大德的话，学习文化不要迷途，对本族要情同手足，要努力学习本民族的的文化，并团结一致，如能这样则是我俩的心愿，按照 遗愿行事是我俩由衷的愿望。

【注：上述自焚藏人写的遗书、录音的遗嘱，译者分别为桑杰嘉、东宗等。】 

发贴者 Woeser

西藏噶厦官员单人彩照----西藏政府官服

By: 岭卡·洛绒泽仁

Tendong Shappe西藏政府要员次宗夏普
拍摄于1937年间


1937年2月12日藏礼新年期间，西藏政府的改革派人物擦绒身着盛装

1937年1月29日，西藏政府司仑（相当于内阁总理）郎顿。他二十几岁就当司仑了，是13世达赖喇嘛的侄子


西藏传统节日期间，Jigme Taring晋美车仁的盛装，车仁家族来自锡金王室。图中男子还是一个摄影师和服装设计师

Tethong Sonam Tobgye Wangchuk 次松索朗托杰王秋

Changngopa Rinzin Dorje西藏政府官员强恩巴仁增多吉

Rampa Se 西藏政府官员让巴色

西藏政府官员登加Dingja

西藏政府官员登加Dingja

Dangtopa西藏噶雪吧大人的兄弟当拓拔

Labrang Chandzo Rampa中共入侵前大昭寺财务官拉不让千卓让帕在拉萨郊外的德吉林卡

Kyibu Wangdu Norbu拉萨贵族曲布旺度罗布在新年时穿盛装

这些照片确切年代有待商榷，图片都来自不用翻墙便可浏览的国外正规网站。有解说的不好请赐教。

雪域之歌

流亡，不是西藏人的選擇，而是西藏民族深沉的悲哀。當中國軍隊行進的步調入侵到這塊土地時，家鄉開始吹起變調的旋律…。1959年西藏子民隨達賴喇嘛尊者出走雪域，流亡到印度。離鄉背井遭逢苦難的流亡藏人，跟隨著達賴喇嘛尊者，過起流亡者暫居印度的生活。



http://tibetan123.blogspot.ca/2012/05/blog-post_23.html

嘉央诺布：寻求无权者的权力

来源：唯色博客

这是年轻时的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穿着“曲巴”（藏装）的照片。可能众所不知的是，昂山素季的丈夫Michael Aris是国际知名的藏学家。正如维基百科介绍，在他去世前的最后几年，他在牛津大学建立了研究图伯特/西藏和喜马拉雅的中心。而昂山素季早年曾与他一起研究、编辑、出版藏学著作。

 
寻求无权者的权力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译者：John Lee @johnlee1021
发表时间：2011年1月4日
原文：http://www.jamyangnorbu.com/blog/2011/01/04/seeking-the-power-of-the-powerless/
译文：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com/2012/01/blog-post_2455.html

时近年末，距离昂山素季【1】获释也将近两个月了，但我似乎还没有从这一事件带来的兴奋恍惚中完全平静下来。为了看到她重获自由，我已经等待良久。诚然不 如她忠实的缅甸追随者那样的专一和激情洋溢，不过依然心怀焦虑地等待着，同时也带着某种她一定能坚持到底的信念等待着。她绝不会向军政府低头，而那些军头 们总有一天不得不还她自由之身。就是这样的。

所以，当我看到她在她的追随者面前首次亮相的视频时，我原本以为心中会涌起一些崇高而深刻的情感。结果我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却只是担心她会伤到自己，至少 可能被那扇紧闭着的铁门上那些乱七八糟的尖刺割伤手指，铁门背后便是曾经囚禁她的院落。她原本站在铁门后面，但是有人搬来桌子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让她站在上 面，这样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她面带微笑而那些可恶的尖刺就挡在她的面前。后来人群中有人献给她一捧鲜花。她在头发上别了一束小花枝，而那儿原本应该是 一束她标志性的茉莉花。不管那是什么花了，反正它给我开了个玩笑。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对的。

最初出现素季可能获释的迹象时，专家们尚不能确定军政府释放她的动机背后的种种可能因素，不少报道（包括《纽约时报》、BBC、《问询报》等等）权宜性的 征用了“无权者的权力”这一便利的短语，来对素季最终战胜拘押者的原因提供一个宽泛和部分的解释。这样的解释尽管有些含混模糊但肯定不会是错的。1991 年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由她的儿子亚历山大代领），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弗朗西斯•塞哲斯特德（Francis Sejersted）【2】就曾经将素季描述为“无权者权力的杰出典范”。

这个机智的矛盾修辞术语是由捷克剧作家、异见人士和政治领袖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发明的，最初他将其作为一篇文章的标题，原文为捷克文“Moc bezmocných”，面世时间大约在1978年10月。这篇文章很快就成为那些难得一见的能经得起考验并最终被奉为经典的政论文章之一。正如哈维尔后 来提到的，这篇文章是个急就篇，并无意成为学术文章或文学作品，而是为了号召东欧和苏联集团各国的所有异见人士采取行动。事实上，当这篇文章被收进一本论 述自由和权力的文集发表后，哈维尔和这本文集中的其他一些作者遭到了逮捕。

这篇文章对当时东欧风雨飘摇中的政治反抗运动起到了深刻的和转型性的影响。曾经长期致力于在波兰的工厂里召集和组织工人的团结工会活动家Zbygniew Bujak【3】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有一段时间人们都认为我们是疯子。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为什么我们要冒这样的风险？由于看不到任何直接的和有形的成 果，我们开始怀疑我们所作所为的目的……而就在这时我们读到了哈维尔的文章。这篇文章给我们的行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它保持了我们的士气。我们最终没有放 弃……”

哈维尔的剧作有让人惊叹的可接受性。我曾经在BBC（或是ITV【4】）上看过一次由观众表演的节目，是一出长达一个小时的荒诞剧，讲述了哈维尔被捷克的 剧院封杀后被迫去一家啤酒厂工作的故事。我从来没有在电视上看过这样的节目——让我发自内心地感到沮丧和虚弱可同时又忍不住哈哈大笑。从另一方面讲，我也 始终清楚这篇只有短短76页的《无权者的权力》所具备的沉甸甸的分量。我曾试图对哈维尔的观点进行一个简要的归纳，因为产生于那个时代的政治文献只有为数 不多的一些依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的这些压制性政权和体制的“理论基础”，哈维尔的这篇文章无疑是其中之一。此外，更为至关重要的是他的这篇文章为受压迫 者成功地挑战他们的压迫者提供了一条真正具有可操作性的道路，尽管这是一条痛苦的和需要付出巨大牺牲的道路。

哈维尔在文章中首先做的也是关键性的一件事，是对当时东欧政权的性质进行了界定。它不是像斯大林政权和毛泽东政权那样的传统的独裁政体或极权政体。哈维尔 称之为“后极权主义”（ post-totalitarianism），但同时强调尽管有“后”这样一个前缀，它的本质依然是极权主义的。尽管如此，这样的体制会通过给自己戴上一 幅平淡无奇、四平八稳的面具，并且狡猾地去除掉“伟大领袖”或“帝国元首”之类的极权商标，从而让自己呈现出一个看上去中规中矩的表象，但是哈维尔告诉我 们：在这样中规中矩的表象背后，这样的体制的本质依然是“官僚机构独裁”（ dictatorship of a bureaucracy）。

之后，哈维尔让人们去认清压制他们的政权的本质。哈维尔认为，仅仅着眼于一个政权所依仗的工具——军队、秘密警察、官僚机构、宣传机构、新闻审查机构等等 或许会对这个政权的性质产生误判。虽然这样的政权依然实施酷刑，设立劳改营，依然有能力进行惊人的和随意的残酷伤害，但是它的权力的真正源泉存在于它能够 用各种不同手段（包括消费主义）强制人们“活在谎言中”（ live within the lie），去接受一个由谎言编织成的巨网（或是科幻小说迷们眼中的“Matrix”）,它编造这些谎言用来为自己永久掌权提供一件正当性外衣。

由于“后极权主义”如此依存于谎言，哈维尔认为，在最广泛意义上理解的“真相”一词是这个体制最危险的敌人。因此，滋生“后极权主义”反对者的最重要的温 床便是“活在真相中”（ living within the truth）。虽然这一点最初始的作用只是体现在存在主义层面上，但是最终它可以在街头抗议、公民协会等等公开可见的政治行动中证明自己。哈维尔提到由捷 克作家和知识分子制定的《七七宪章》（Charter 77），这些人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承认一些基本人权。这份宪章远远不是一份激进的文献，但是共产党政府依然重拳打压了宪章的作者和签名者。不过，宪章激 发了后来的种种努力。

无论哈维尔是否有意为之，他的文章有很强的甘地主义的感觉。他告诉我们“活在真相中”（可以理解为 “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一种方式）“……显然是一种道义行为，不仅仅因为一个人需要为此付出巨大，还因为这种行为基本上不是一种自利的行为。冒这样的风险 可能得到但也可能得不到局势总体改善的回报。”哈维尔强调说，“活在真相中”不仅是意指产生某些“思想概念产品”或是重大的政治行动，而是在于它可以是 “……任何一个个人或团体采取的任何反对操纵和篡改的手段方法：从知识分子的文字到工人罢工，从摇滚音乐会到学生示威游行。”

我在10月份发表了一篇——也是唯一一篇【5】——文章讨论了如何在图伯特（汉语：西藏）进行学生抗议，我认为这种抗议恰恰符合哈维尔的“活在真相中”， 是一种“无权者的权力”的表达。在图伯特高原上还没有像样的摇滚音乐会，不过来自安多【6】的年轻歌手谢旦（Sherten）发布了一段宝莱坞风格的音乐 视频《团结的声音》（The Sound of Unity）【7】，号召雪域三区的博巴（汉语：藏人）团结起来（去反对那个众所周知的东西），其中一个小节还引人注目的出现了来自“黑暗的旧社会”的“ 反革命分子”——身着盛装的拉萨贵族男女——用来强调表达博巴团结的讯息。还有另外两首类似的音乐视频（《来电话了》【8】和《精神回归》【9】）也表达 出同样颠覆性的讯息——号召“红脸膛”的博巴团结起来等待“雪狮”的回归。尽管歌曲的词作者们用委婉和双关的手法隐藏他们的政治意图，但这样的作品并非没 有风险。一年以前，歌手扎西顿珠（Tashi Dondrup）便由于他热卖的音乐专辑《没有伤口的痛处》（Torture Without Trace）而遭到逮捕，而在2008年，歌手加羊吉也因从事“颠覆活动”遭受逮捕和酷刑。

哈维尔了解这样的歌手和音乐人在社会和政治革命中的重要性，他曾经支持捷克的摇滚乐队“宇宙中的塑料人”（ 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这支乐队因不受政府欢迎而被迫转入地下，乐队成员在1976年遭到逮捕和起诉。塑料人乐队和哈维尔还都是纽约“地下天鹅绒”（ Velvet Underground）【11】乐队的颠覆性音乐的狂热爱好者。哈维尔曾经对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12】说，最终在1989年推翻共产党政府的非暴力革命正是得名于这个美国乐队。拉什迪以为哈维尔是在开玩笑，不过后来发现哈维尔确实 是这样非常严肃地对“地下天鹅绒”乐队的音乐主创卢•里德（Lou Reed）说的。

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博巴学者、作家和学生有效地利用了互联网进行相互沟通并将他们的作品在世界范围传播。他们的写作最主要是利用博伊（汉语：藏 文）和中文，而“高原净土”（ High Peaks Pure Earth）【13】网站则为他们代表性的作品提供了英文翻译。最著名同时也是最直言不讳的博客作者是诗人唯色，她最近刚刚获得“新闻勇气奖”（ Courage in Journalism），而她的电脑在上个月受到了极端民族主义的中国红客联盟（China Honker Union）的攻击，所有的文章都被删除。她住在北京，遭受着几乎持续不断的监视。中国的检查人员经常在中国和图伯特查封很多博伊博客和博客服务器。尽管 面临日益增加的困难，但是博巴博客作者依然想方设法坚持写作。很多博巴采用绕过审查和避免查封的办法是在比如“人人网”这样的中文社交网站上发帖子。

所有这些活动都反映了对于中国在图伯特的统治日益扩展的政治和社会反抗，也反映了人们在行使“无权者的权力”的手法上日趋成熟，从而避免了如以前那样绝对 冒险的和终极性的表达。早先，所有反抗中国统治的表达都是直接的和对抗性的。如果我们回顾2008年在图伯特的抗暴，以及1987年以来所有类似的抗争都 是同中国中央政权的直接对抗——示威者挥舞被禁止的图伯特国旗，呼喊要求图伯特独立和达赖喇嘛回归的口号——这些抗议示威或是起义都无一例外地遭遇压倒性 的武力镇压、枪杀、殴打、囚禁、劳改、处决和被失踪。而在图伯特出现的新的斗争手段，由于其（令北京方面感到）棘手的细微差别，或许更有机会在政府找到应 对之策前获得进展。

在流亡海外的头三十年，达赖喇嘛和流亡博巴秉持“让赞”或独立的目标，坚定不移地践行了“活在真相中”，尽管遭遇到了1970年代中期令人沮丧的形势变 化，当时共产中国因反对苏联而成为了西方盟友，而大多数自由世界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包括造访达兰萨拉的西方人士）都似乎沉迷于“毛泽东思想”。

达赖喇嘛当时在西方不如现在这样受人欢迎。事实上直到1979年，在他已经流亡二十年之后才首度访美。当然，他在印度并没有被软禁，但他的活动是受到限制 的。在西方几乎没有支持图伯特的团体，在华盛顿或者布鲁塞尔也没有有影响力的支持者和院外团体。但是达赖喇嘛紧握住了自己的武器——这当然是一种比喻。你 走进流亡博巴社区的任何一个家庭、一座寺院、一处办公室、一间教室或是一家餐厅，你都可能看到一张暗绿色的海报，上面用英文和博伊写着尊者的语录，雄辩地 表达了他的道德信念。上面没有他的照片，设计也很简单，但却能真切有效地激励人心：“我们的道路或许漫长而艰辛，但是我相信真理和正义终将获胜”。

而在某种程度上讲，博巴确实意外获胜了。随着柏林墙的垮塌，随着中国领导人公开承认他们在经济和社会项目上的失败，随着图伯特对西方游客的开放，全世界突 然了解到降临在世界屋脊上的巨大悲剧。世界各地的政治领袖、社会名流、媒体开始关注图伯特问题。那时有“野兽男孩”（ Beastie Boys）乐队举办的慈善音乐会，有李察•基尔（Richard Gere）和哈里森•福特（Harrison Ford）与达赖喇嘛拥抱，好莱坞还制作了两部有关图伯特的故事片。这一时期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达赖喇嘛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奖评委会承认达赖喇嘛 “在争取图伯特自由的斗争中始终反对使用暴力。”

但是这一时期同样也见证了中国的逐步开放，和“中国贸易”的日趋重要。于是，慢慢地同时也是非常敏锐地，从可以想象的各个方面开始向图伯特领导人施加压 力，让他们放弃争取独立的目标。中国很快就会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尽管还存在争议，但所有问题到那时便会迎刃而解。美国国会中一度相当成功的坚持以改善图伯 特人权状况为条件同中国进行贸易的支持图伯特运动，实际上被克林顿政府赶出圈外。这位总统希望让人权问题和贸易问题脱钩并吸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克林顿政府实际上“说服”了支持图伯特的院外集团【14】（即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即ICT）同北京方面进行所谓“建设性接触”。这一术语现在 已经成了图伯特活动圈子里的新咒语。英国有一个支持图伯特的团体，曾经成功地让假日酒店集团（Holiday Inn）离开拉萨，受到ICT主席的公开“指点”并被“苦口婆心”地告知要同中国进行更加“建设性接触”。

“活在这样的谎言中”，对于流亡博巴来说相当便利而且还经常是有利可图的。ICT搬进了漂亮的大办公室。直到那时一直捉襟见肘的流亡政府现在开始得到来自 西方很多国家的资助。博巴组织，尤其是达赖喇嘛，开始受到参加各种国际会议的邀请。但是在这些同情的姿态背后，所有这些邀请、奖项、资助和援助背后，常常 似乎有一个不言而喻的条件——一旦博巴提出独立问题（即中国威胁性地指称的“核心问题”），这一切都将随风而逝。

随着外界对图伯特独特的传统文化、艺术和精神世界的兴趣不断增加，相比其他像东突厥斯坦（新疆）这样的冲突地区，图伯特在世界舞台上有了更多登台亮相的机 会。然而，吊诡之处正在于对图伯特文化的这种兴趣和热情似乎也给一些西方人士提供了一种方便法门——可以无视这个古老的国家正在遭受的破坏，无视那里的人 民遭受的真正的苦难和可能遭受的灭顶之灾。已故著名摄影家加伦•罗维（Galen Rowell）【15】在《我的图伯特》（My Tibet）一书的前言中实际上为这种状况提供了正当性理由：“细细想来，他（达赖喇嘛）的存在和他传递给世界的讯息的精髓丧失殆尽才是中国人施加在他的 土地上的巨大灾难。”达赖喇嘛似乎认同他的观点，因为他曾经说过保护图伯特的精神文化要比为图伯特的政治自由而斗争更加重要。

必须要强调的是，这样新的关注和援助，尤其那些来自于一些小国家、国际组织甚或是来自像南希•佩洛西和图图主教这样的领导人，大多数都是真诚的、善意的， 当然也是受欢迎的。诚然，“中国院外集团”（很广义地讲）的影响和活动范围是广泛而有效的，但并非无所不在。存在这样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如果图伯特领导 人坚持自己基本的国家目标，或许会遇到暂时的挫折，或许会在一些西方国家的首都遭到一时冷遇，但只要坚守住支持图伯特的国际基础的关键的（和更加真诚的） 一部分，一旦中国丢掉它“软实力”的面具（如同它正在做的这样），图伯特便可以在更加真实而有意义的路径上重建国际支持。

但是达兰萨拉却选择将目前的现实看成是无法逃避和无法改变的，并且用它一部分作为借口，一部分作为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告诫流亡公众——如果提出独立问题，博巴便会失去他们在西方得到的支持，而达赖喇嘛从此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受到欢迎，博巴难民甚至会被庇护国驱逐出境。

由于所有的流亡博巴还认为他们身处一场生死攸关的争取自由的斗争之中，那么就必须给他们提供某种“替代活动”（如康拉德・劳伦兹【16】所说的）来让他们 应付眼下的现实。于是来自各种各样“冲突解决”、“冲突管理”和“冲突调解”等团体和机构的各种专家们驾临达兰萨拉，组织各种讲座、讲习班和研讨会，流亡 政府的官员有时都必须参加。这些会议上最为重要的观点莫过于一切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如何设法顺应中国。因而，任何可能妨碍这一进程的事情（比如谈论独立）必 须立即停止。似乎没人明白这些团体来此的目的不在于传达正义，甚至不是为图伯特寻求正义开启某条路径。其实他们的组织机构的名称已经说得很清楚，他们来这 里是为了让“冲突”靠边站，哪怕这样的冲突事关存亡续绝，哪怕这样的冲突事关是非善恶。当一方天下无敌、不可撼动而且又是西方世界重要的贸易伙伴，那么解 决问题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弱势的一方放弃争辩。

除了图伯特的官员们，甚至有些在自由世界生活和学习的博巴也受惑于这种新思维方式。一位博巴MBA得到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发现——跟中国人做生意是拯救 图伯特和让图伯特现代化的唯一方法。还有一位哲学博士用他新近掌握的学术方法重新解读了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认为这个短语的实际意思是奔忙于各种会 议、提交各种报告、寻求各种资助和其他一些基本上属于自利性的活动，可以在博巴的流亡世界里部分地取代“行动主义”一词。有不少曾经的独立活动人士现在也 在图伯特内部设立“延展”和“搭桥”项目（当然是与中国政府合作），甚至在有些场合里还公开声言反对“西藏独立”和那些依然谋求独立的人士。

印度小说家和社会思想家阿兰达蒂•洛伊【17】（《微物之神》作者）曾经对印度类似的现象做过评论。在她的演讲稿《帝国时代的公共权力》一文中，次大陆的 社会运动面临的最阴险的敌人之一是她所谓的“抵抗活动的NGO化”。她指出，在80年代后期，印度公众对全球化趋势以及全球化对自由经济受害者，尤其是农 民造成的可怕冲击进行的政治抗争恰巧遭遇了NGO的急速发展。她承认有些NGO确实做出了有价值的工作，但坚持认为NGO现象需要在一个更广阔的政治语境 中加以考量。人们有一种印象认为NGO对缓解社会矛盾有所贡献，而这种贡献是客观上的一种无关紧要的意外之得，并非他们实际议事日程的主要部分：

他们（NGO）的真正贡献在于平息了政治怒火，而把根据权利本该属于人们的东西以援助或慈善的形式一点一点释放出来……他们改变了公众心理。他们把人们变 成了依附于人的受害者并且钝化了政治抵抗的边缘。NGO成为了帝国和帝国臣民之间的一种缓冲层。他们已经变成了仲裁人、传声筒和分销商。从长远看，NGO 最终都是对他们的创立者负责而不是他们所服务的人群。

昂山素季那篇著名演说《远离恐惧的自由》的开头是这样的：“是恐惧而不是权力让人堕落。掌权者因恐惧失去权力而堕落，臣服于权力的人因恐惧权力带来的苦难 而堕落。”图伯特流亡政府和生活在自由世界里的那些博巴无需恐惧中国的军队、公安、劳改营、监狱、酷刑或处决，但是他们恐惧失去获得机会的途经和他们目前 在自由世界所享受的种种特权，他们已经说服自己把这些作为自己在图伯特自由和主权等最关键的问题上默不作声的交换条件。恐惧腐化了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破 坏了那些虽然被边缘化但依然忠心耿耿的博巴和朋友们正在图伯特内部甚至海外进行的革命斗争。

获释之后，有些媒体评论员建议昂山素对缅甸当前的政治局势或许应该采取一种观望态度，因为她已经和缅甸公众脱离接触而反对派阵营也已经出现新的领导人。但 是对她的获释产生的热烈而普遍的公众反响，甚至来自那些或许从没有见过她本人的缅甸年轻人，都显示出她没有丧失任何感染力。她一如既往地轻声细语、头脑冷 静。她从国家体制的角度对军人独裁和军队进行礼貌的，甚至是尊重的评说。她没有号召“政权更迭”，但是在她终身追求民主的根本问题上，“无权者的权力”从 来不存在被让渡的问题。

在《纽约时报》一次电话采访中，她清楚地表明，获释之后她将领导一场非暴力革命而不是一个递进的改良。她说她对“革命”一词的运用是正当的，因为“我认为改良是细微末节的变化，非常非常缓慢，而我想革命是重大的变化。我说这些是因为我们正处在需要重大的变化时刻。”

文章来源：http://www.jamyangnorbu.com/blog/2011/01/04/seeking-the-power-of-the-powerless/

译者注：

1、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1945年6月19日生于缅甸仰光，是领导缅甸独立的民族英雄昂山将军的女儿。1990年她带领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赢得大选的胜利，但选举结果被 军政府作废。其后21年间她被军政府断断续续软禁于其寓所中长达15年，199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2010年11月13日终于获释。被誉为全亚洲最 美丽的女性。

2、弗朗西斯•塞哲斯特德（ Francis Sejersted），1936年2月8日生于挪威奥斯陆，挪威历史学家，曾于1982年至1999年担任诺贝尔和平奖评委，并于1991年至1999年担任评委会主席。

3、Zbygniew Bujak，1954年11月29日生于波兰，曾经是华沙附近乌尔苏斯拖拉机厂的工人，后来成为波兰团结工会主要领袖之一。１９８９年波兰转型后，在波兰 立法会议选举中当选波兰国会议员，曾组织工联党（ＵＰ）并担任领导。２００２年竞选华沙市长失败后基本退出政坛。

4、英国独立电视台（Independent Television，简称ITV）是英国第二大无线电视经营商，在1955年设立，目的是为BBC提供竞争。

5、指作者2011年10月18日在其博客上发表的《WHAT MUST I DO》一文。

6、安多（Amdo）, 图伯特三区之一，主要包括今行政区划的青海（玉树地区除外）、甘肃甘南和四川阿坝等地。

7、“The Sound of Unity”， Youtube网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3P3KlEvTePM

8、“The Telephone Rang”Youtube网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3hp_Bm0OS9M

9、“Mentally Return”，Youtube网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kUEvpmGjv4M

10、图伯特歌手，2009年12月因被指控创作颠覆性歌曲遭到逮捕。
Youtube网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hndK5Y2lxbU

11、地下丝绒（英语：The Velvet Underground）是一个美国摇滚乐团，活跃于1960年代与1970年代。地下丝绒在商业上并不成功，但是却影响了许多后来的摇滚乐团与歌手。也 影响了多种不同音乐领域的发展，包括试验摇滚（experimental rock）、后庞克（post-punk）、新浪潮（new wave）、以及歌德摇滚（gothic rock）等。

12、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印度裔英国作家，因1988年出版的小说《撒旦诗篇》引起极大争议。

13、http://www.highpeakspureearth.com/ 是一家专门从事博伊（汉语：藏文）中文涉藏文章英文翻译的非营利性网站。

14、院外集团，西方国家中为了某种特定利益而组成的企图影响议会立法和政府决策的组织。其活动常在议会的走廊(lobby)或接待处进行，故有院外活动集团、罗比分子或走廊议员之称。因在很大程度上可左右议会立法过程和结果，故又被称为议会两院之外的第三院。

15、加伦•罗维（Galen Rowell）是享有崇高国际声望的的户外登山摄影家。他生于1940年8月23日，2002年8月11日和爱妻Barbara Rowell不幸双双死于飞机失事。由于他的政治倾向和行为，国内对他的相关介绍稍微少一些。Galen夫妇曾经多次去过喜马拉雅山和图伯特。他的有关图 伯特的作品完全是人类传世的佳作。

16、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Zacharias Lorenz，1903年11月7日－1989年2月27日），生卒于维也纳，奥地利动物学家、鸟类学家、动物心理学家，也是经典比较行为研究的代表人 物。受他的老师奥斯卡•海因洛斯的影响，建立了现代动物行为学。

17、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1961年出生，印度作家。十六岁时离家，只身来到新德里，在学校主修建筑；毕业后做过记者、编辑，后从事电影文学剧本写作。三十七岁凭借《微 物之神》成为第一个获得全美国图书奖、英国文学大奖“布克奖”的印度作家，震惊世界文坛。

SEEKING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BY Jamyang Norbu

It’s almost the end of the year now, and nearly two months since Aung San Suu Kyi was released, but I haven’t quite gotten over the dopamine rush of that event. I’ve been waiting a long time to see her a free woman. Not as single-mindedly and passionately, to be sure, as her loyal Burmese followers, but waiting, nonetheless, with some anxiety but also with a conviction of sorts, that she would be able to tough it out. That she would never ever give in to the junta, and one day they would have to let her go. Just like that.

So when I saw the video of her first appearance before her followers, I expected to feel lofty and profound emotions. But all I found myself doing was worrying that she might injure herself, or at least cut her fingers on the wicked looking spikes on top of the closed gate of the compound where she had been confined. She was behind the gate but someone had put a table or something for her to stand on, so you could see her quite clearly. She was smiling but those damned spikes were getting in her way. At one point she even rested her forearms on them. Then someone from the crowd handed up a bouquet of flowers. She tied a spray to her hair, it might have been her trademark jasmine. Whatever it was, it did the trick for me. All was right with the world.

When the first signs appeared that Suu Kyi would be released, but before the experts could hold forth on the possible reasons behind the junta’s motives for freeing her, quite a few reports (The New York Times, the BBC, The Inquirer.com, etc) pressed into service the convenient phrase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to provide at least a broad, partial explanation of why Suu Kyi had prevailed over her captors. Ambiguous as the explanation was it was certainly not incorrect. When she was award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in 1991 (accepted by her son, Alexander) the Chairman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Committee, Francis Sejersted, had described Suu Kyi as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This clever oxymoron had been thought up by the Czech playwright, dissident and political leader, Vaclav Havel, as the title for an essay, “Moc bezmocných“, in its original Czech, which appeared sometime in October 1978. It soon became one of those rare pieces of political reflection that outlive their time of birth and come to be regarded as a classic. The piece was written in a hurry, as Havel later mentioned, and was intended not as an academic or literary exercise, but as a call to action for all dissidents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bloc. In fact after its publication in a volume of 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 Havel and some of the other contributors to the volume were arrested.

The essay’s impact on the frail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was profoundly transformational. A Solidarity activist, Zbygniew Bujak who had for years had been trying to rally and organize workers in Polish factories explains why: “There came a moment when people thought we were crazy. Why were we doing this? Why were we taking such risks? Not seeing any immediate and tangible results we began to doubt the purpose of what we were doing… Then came the essay by Havel. Reading it gave us th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for our activity. It maintained our spirits; we did not give up…”

Havel’s plays are marvelously accessible. I saw a BBC (or ITV?) performance of Audience, an absurdist drama of an hour of Havel’s life after he was banned from the Czech theatre and forced to take a job in a brewery. It is the only thing on TV that’s ever made me deeply depressed and weak with laughter at the same time. On the other hand I have always found the dense 76 odd pages of “Power of the Powerless” heavy going. I have tried to cobble together a simple précis of Havel’s thesis, as I consider it one of the few political documents from that period that is still relevant to understanding th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of repressive regimes and systems in our day and age. Moreover, and more crucially, the essay provides a genuinely doable, though painful and high-sacrifice way, for the oppressed to successfully challenge their oppressors.

The first and crucial thing that Havel does in his essay is define the nature of the regime in the Eastern Europe. It was not a traditional dictatorship or a classic totalitarian regime like Stalin’s or Mao’s. Havel called this post-totalitarianism, but emphasizes that it was still totalitarian in spite of the prefix “post”. Nonetheless, this system was able to present a superficial appearance of normalcy by putting on a bland faceless facade, and very cunningly doing away with the trademark “great leader” or “Führer figure”. But Havel tells us that in spite of its ordinariness this system was in was in fact the “dictatorship of a bureaucracy.”

Havel then opens people’s eyes as to the nature of the power that held them in subjugation. He maintained that this power should not be mistaken for the instruments of that power: the military, the secret-police, the bureaucracy, the propaganda, the censors, et al. Though the regime still had its torturers and labor camps and was still capable of tremendous and arbitrary cruelty, the true source of its power lay in its ability to coerce people in a variety of ways (even with consumerism) to “live within the lie”; i.e. to accept the complex web (or for sci-fi fans, the “matrix”) of lies it had created to provide a cover of justification for its perpetual hold on power.

Because post-totalitarianism was so fundamentally based on lies, Havel maintained that truth “in the widest sense of the word” was the most dangerous enemy of the system. The primary breeding ground for what might be understood as an opposition in the post-totalitarian system was “living within the truth”. This operated initially and primarily at the existential level, but it could manifest itself in publicly visible political actions as street demonstrations, citizens associations and so on. Havel mentions the creation of Charter 77 by Czech writers and intellectuals, who demanded that the government of Czechoslovakia recognize some basic human rights. It was a far from radical document but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cracked down hard on the authors and signatories. But it inspired subsequent efforts.

Whether Havel intended it or not his essay has a very Gandhian feel to it. Havel tells us that “living within the truth” (which one might accept as a form of satyagraha) “… is clearly a moral act, not only because one must pay so dearly for it, but principally because it is not self-serving. The risk may bring rewards in the form of a general amelioration in the situation, or it may not”.  Havel emphasized that by “living within the truth” he did not just mean “products of conceptual thought,” or major political action, but that it could be “… any means by which a person or a group revolts against manipulation: anything from a letter by intellectuals, to a workers strike, from a rock concert to a student demonstration.”

My last post but one, was about the student demonstrations in Tibet in October, which I think fits in nicely with Havel’s “living with the truth” and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The Tibetan plateau hasn’t had a major rock concert yet but a young singer from Amdo, Sherten, has released a Bollywood style music video extravaganza “The Sound of Unity” calling on all Tibetans from the three provinces of the “Land of Snows” to unite (against you know who). Even such counterrevolutionary characters from “the bad old days” as an aristocrat lord and lady from Lhasa (in full regalia) are conspicuously depicted in one segment to press home the message of Tibetan unity. Two other similar music videos (“The Telephone Rang“, and “Mentally Return“) have appeared, with similarly subversive messages calling on “ruddy face” Tibetans to unite and await the return of “The Snow Lion”. In spite of the effort by the lyricists to hide their political meaning behind euphemisms and double entendre,  such compositions are not without risk. A year ago, the singer Tashi Dondrup, was arrested for his bestselling album, Torture Without Trace, and in 2008 the singer, Jamyang Kyi was incarcerated and tortured for “subversive activities”.

Havel saw the significance of such singers and musician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revolutions, and he supported the Czech rock group, 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 which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had harassed and forced underground, and whose members were arrested and prosecuted in 1976. The Plastic People and Havel were in turn great admirers of the subversive music of the New York based Velvet Underground. Havel once told Salman Rushdie that the final non-violent revolution of 1989 that overthrew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was called the “Velvet Revolution” after the American band. Rushdie thought that Havel was joking but later found out that Havel had said exactly that, and quite seriously, to Lou Reed, the principal songwriter for the Velvet Underground.

Tibetan scholars, writers and students have, since the late nineties, effectively used the internet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spread their writings around the world. They write near exclusively in Tibetan and Chinese, but the website High Peaks Pure Earth provides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a representative sampling of their works. One of the most well known and outspoken bloggers has been the poet, Woeser, who recently received the “Courage in Journalism” award, but whose computer was hacked last month by the ultra-nationalist China Honker Union, and all her writing deleted. She lives in Beijing, under near constant surveillance. Chinese censors have regularly shut down many Tibetan language blogs and blog hosting services, both in Tibet and China, but Tibetan bloggers have somehow managed to keep on writing, though with ever increasing difficulty. One way many Tibetans have managed to circumvent censorship and shutdowns has been by posting on Chinese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such as the popular renren.com.

All these activities reflect a broadening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opposition to Chinese rule in Tibet, and a growing sophistication in the way people have begun to exercise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without it become an absolutely perilous or terminal exercise, as it had been before. Earlier, all public manifestations of opposition to Chinese rule was direct and confrontational. If we look at the Tibetan Uprising of 2008, and also those from 1987 onwards, nearly all of them have been direct clashes with Chinese central authority, with demonstrators waving the forbidden national flag of Tibet and shouting slogans calling for Tibetan independence and the return of the Dalai Lama. These demonstrations, or rather uprisings, have, on every occasion, been met with overwhelming force, shootings, beatings, imprisonment, labor camps, executions and disappearances. But this new phase of the struggle emerging in Tibet just might, because of its awkward (for Beijing) nuances,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getting off the ground, before the authorities come up with a way to crush it.

For the first thirty years of exile the Dalai Lama and the Tibetan community practiced “living in the truth” with unwavering resolution, holding on to the goal of Rangzen or “independence”, in spite of the disheartening turn of events from the mid-seventies when Communist China became an ally of the West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and when most intellectuals and celebrities in the free world (even western visitors to Dharmshala) then, appeared to be besotted with the thoughts of Chairman Mao.

The Dalai Lama was not welcome in the West as he is now. In fact he only managed to visit the USA in 1979, although he had been in exile for twenty years before that. He wasn’t, of course, under house arrest in India, but his movements were restricted. There were practically no Tibet support groups in the West and no influential supporters or lobbies in Washington DC or Brussels. But the Dalai Lama stuck to his guns, metaphorically speaking. If you walked into a home, monastery, office, classroom or restaurant in exile Tibetan society then, you would probably have noticed a dull green poster with a quotation (in English and Tibetan) by His Holiness, that eloquently expressed his moral resolve. It had no photograph of him and design-wise was minimal, but it was effective and genuinely inspirational. “Our way may be a long and hard one but I believe that truth and justice will ultimately prevail”.

And quite unexpectedly Tibetans did prevail – up to a point. With the fall of Berlin Wall and with China’s leaders openly confessing the failure of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ams, and with the opening up of Tibet to Western tourism, the world suddenly became aware of the enormous tragedy that had befallen the roof of the world. Everywhere around the world, political leaders, celebrities and the media,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Tibet. There were Beastie Boys benefit concerts, Richard Gere and Harrison Ford embraced the Dalai Lama and Hollywood stepped in with two feature films on Tibet. The high-water mark of this period was the awarding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to His Holiness. The Nobel committee recognized that the Dalai Lama “in his struggle for the liberation of Tibet has consistently opposed the use of violence.”

But this period also saw the opening up of China and, more significantly “the China trade”. Slowly and very subtly, from every quarter imaginable, pressure began to be put on the Tibetan leadership to give up its goal of independence. China was going to become a democracy soon, anyway – the argument ran – and everything could be worked out then. Even the fairly successful Tibetan campaign in the US Congress to hold trade with China conditional to improvement of human rights conditions in Tibet, was effectively derailed by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The president wanted to de-link human-rights and trade and induct China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is administration essentially “persuaded” the Tibetan lobby (Th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or ICT) to go in for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with Beijing. This term now became the new mantra in Tibetan activism circles. One support group in Britain that had campaigned successfully to get Holiday Inn to leave Lhasa had its knuckles rapped publicly by the director of ICT and told, in so many words, to engage China more constructively.

It was made attractively convenient and often profitable for exile Tibetans to “live within this lie”. ICT moved into a posh office suite. The exile government which had till then operated virtually on a shoestring now began to receive funding from a number of Western nations. Tibetan organizations, especially the Dalai Lama, began to receive invitations to attend all sorts of international confabs. But behind the gestures of sympathy, the invitations, the awards, the grants, and the aid, there often appeared to be a kind of unspoken condition that this might all go away if Tibetans raised the issue (or the “core issue” as the PRC menacingly calls it) of Tibetan independence.

The growing interest in Tibet’s unique traditional culture, art and spirituality also gave Tibet a more substantial pres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scene than other comparable conflict areas as East Turkestan (Xinjiang). But in a bizarre way this interest and enthusiasm for Tibetan culture also seemed to provide some in the West a kind of convenient rationalization to ignore the on-going destruction of that ancient nation and the real suffering and even potential extermination of its people. The late celebrity photographer, Galen Rowell, actually justified this approach in the introduction to his book, My Tibet : “To dwell on the agony the Chinese have imposed upon his (the Dalai Lama’s) land is to lose most of the essence of his being and his message to the world.” The Dalai Lama seemed to endorse this attitude by his statement that the preservation of Tibetan spiritual culture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struggling for Tibetan political freedom.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that much of this new attention and assistance, especially from small nations, some organizations and even leaders as Nancy Pelosi and Archbishop Desmond Tutu, was genuine, well-meant and unquestionably welcome. No doubt, the influence and reach of the “China lobby” (very broadly speaking) was widespread and effective, but it was not ubiquitous. There was a real possibility that the Tibetan leadership could have stuck to its fundamental national goal, and though encountering temporary setbacks and some cold-shoulders in Western capitals for a time, have hung on to a significant (and more genuine) segment of its support base, and eventually, as China dropped its “soft power” mask (as it is beginning to do right now) rebuilt its international support in a more real and meaningful way.

But Dharamshala chose to see the new reality as inescapable and unalterable, and used it as a part excuse, part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to warn the exile public that if the issue of independence were raised Tibetans would loose their support in the West, that the Dalai Lama would not be welcome anywhere anymore, and that Tibetan refugees might even be deported from the countries where they had found refuge.

As all exile Tibetans had till then considered themselves to be engaged in a life-and-death freedom struggle, some kind of “displacement activity” (as Konrad Lorenz would have put it) had to provided for them to deal with the new reality. Experts from various “conflict resolution”,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conflict mediation” groups and institutions descended on Dharamshala to organize lectures, workshops and symposiums, which even members of the Tibetan cabinet were sometimes obliged to attended. The overriding thinking pushed at these gatherings was that that everything depended on finding a way to accommodate China. Hence anything that might impede the process (i.e. talk of independence) had to be summarily dropped. No one seemed to have caught on that these groups were not there to deliver justice, or even begin a process to seek justice for Tibet, but, as their organizational names made abundantly clear, were there to make “conflict” go away, even if that conflict was a necessary one between survival and extermination – even between good and evil. The simplest way of doing that, especially when one side was invincible, immovable, and a valued trading partner of the West, was to make the other and weaker side give up its dispute.

Besides Tibetan officialdom, even some individual Tibetans living and studying in the free world were seduced into this new way of thinking. A Tibetan MBA made the far-reaching discovery that doing business with China was the only way to save and modernize Tibet. One PhD deployed his newly acquired academic skills to re-interpreting Havel’s actual phrase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to mean the conference hopping, resume bolstering, grant seeking and other essentially self-serving activities, that passes for “activism” in a section of the Tibetan exile world. A few previous independence activists now set up “outreach” and “bridge building” projects inside Tibet (in collaboration with Chinese authorities, of course) and on a few occasions even spoke out publicly against Tibetan independence and those still contending for it.

The Indian novelist (The God of Small Things) and social thinker, Arundhati Roy, has commented on a similar phenomenon in India. In her talk/essay “Public Power in the Age of Empire” Roy mentions that one of the most insidious threats facing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sub-continent was, what she called, the “NGO-ization of resistance”. She points out that the political resistance of the Indian public to globalization and its terrible impact on the victims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especially farmers, coincided with the NGO boom in the late 1980s. She does concede that some NGO’s did valuable work, but insists that the NGO phenomenon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a broader political context. That the impression that NGO’s gave of contributing to social alleviation, that contribution was materially inconsequential and not the main part of their actual agenda:

Their (the NGOs) real contribution is that they defuse political anger and dole out as aid or benevolence what people ought to have by right …They alter the public psyche. They turn people into dependent victims and blunt the edges of political resistance. NGOs form a sort of buffer between … Empire and its subjects. They have become the arbitrators, the interpreters, the facilitators. In the long run, NGOs are accountable to their funders not to the people they work among.

Aung San Suu Kyi’s celebrated “Freedom From Fear” speech begins: “It is not power that corrupts but fear. Fear of losing power corrupts those who wield it and fear of the scourge of power corrupts those who are subject to it.” The Tibetan exile government and certain Tibetan individuals in the free world do not have to fear the Chinese military, the PSB, slave labor camps, prisons, torture or execution, but they fear loosing access to opportunities and privileges they enjoy at present in the free world, which they have convinced themselves is conditional to their silence on the most crucial issue of Tibetan freedom and sovereignty. And that fear corrupts them and undermines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that is being carried on inside Tibet, and even outside still, in a small way, by a marginalized but committed number of Tibetans and friends.

After her release some media commentators suggested that Aung San Suu Kyi, might be sidelined in the present Burmese political scene, since she had been out of touch with the Burmese public and new leaders had emerged from within the opposition groups. But the ecstatic and universal public response to her release, even from young Burmese who had probably never actually seen her in person, demonstrated that she had lost none of her appeal. She was soft-spoken and levelheaded as always. She spoke politely of the military dictatorship and even respectfully of the army as a national institution. She made no calls for “regime change”, but on the fundamental issue of her life-long struggle for democracy there was no question that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would ever be relinquished.

In a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The New York Times she made it clear that now she was free she intended to lead what she called a nonviolent revolution, rather than an incremental evolution. She said her use of the term “revolution” was justified because, “I think of evolution as imperceptible change, very, very slowly, and I think revolution as significant change. I say this because we are in need of significant change.”

发贴者 Woes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