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樂頓珠口述
翁立民整理
(一)
一九四五年，當時我十六歲，只是一個不懂普通話的西藏少年，不過在這一年由于一個特殊的際遇，能夠到南京去念書，開始了我奉獻給藏漢關系的一生，如今算一算，已經過了半個世紀。
記得在我學習國語以前，我族幾百萬的藏胞當中能與漢族以普通話溝通的不到五個人。十六歲那年，我奉命到南京中央政校念書，是第一次接觸到西藏以外的大千世界。此後我不但學會了漢語、學寫漢字，而且也認識了不少重要的政府官員，比方說，陳立夫先生就是我的老校長，我是他的學生；沈昌煥先生、曹聖芬先生當時在蔣委員長侍從侍室裏工作，蔣先生和蔣夫人特別關照兩位先生招呼我的生活起居和學習狀況，當時我只是個孩子，沈先生和曹先生等于是一手把我帶大的。此外，已過世的谷正綱先生、陳果夫先生、戴傳賢先生，以及孫科先生、應友仁先生、朱家骅先生都是對我加倍照顧的長輩。在那個時代，一個少年孩子告別父母、辭別家園，老遠由西藏到南京來念書，本來就是很不容易，再加上我與達賴喇嘛的家庭淵源，因此更受到政府首長們的特別愛護。另外有一位令我記憶深刻的長輩是葉恭超先生，不過那時我在一九五0年到台灣來的時候認識的，當時他是外交部長。
在我前往南京求學的時代，正是對日抗戰剛結束的時期，老總統當時是蔣委員長，委員長和夫人常常到了周末或星期天會把我接到官邸去吃飯，因此我雖然只身在外，但是由于委員長夫婦把我當成自己家裏的小孩一樣，因此客居留學的生活過得很溫馨。雖然這段回憶距今已有五十年的時間了，不過，很多鮮明的印象至今依然深刻的留在我的心中。
委員長的官邸並不華麗，非常樸實，衛兵侍從雖然不可少，但是並不如一般想想得多。有時候我們一起吃晚餐，雖然只是編反而已，但是由于他們夫婦二人常吃上海、甯波的家常菜，因此我也愛上了江南口味的菜肴。
半個世紀的光陰畢竟是相當的漫長，我可能沒有辦法記住五十年前生活上的一些瑣碎的細節，但是當時蔣委員長給我的印象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很偉大的領袖，他平日不知道費多少的心血只會去處理國政軍機等大事，按照一般的想法，怎麽可能還會想到照顧像我這樣的邊疆學生？有一天，我們一道吃過晚飯，委員長問起我的生活起居和在學校讀書的情況，他問得非常仔細，就像是父親問自己心愛的孩子一樣，最後他鼓勵我說：“你一定要好好念書，這點非常重要，不只是爲你自己，也爲了藏族的未來，我不但要你現在把書念好，將來還要送你去美國念書。”
客居南京 世事逆轉
我在南京客居的日子，一待就是五年，曆經抗戰勝利、共産黨統治大陸，直到國民政府播遷來台我才離開。說起這段由少年成長到成年的經曆，可以說是我這一生的轉折點。而我之所以會在五十年前長途跋涉前往南京念書，完全是出于長輩的安排，事情是這樣開始的：
一九四四年，達賴喇嘛只有九歲，年紀還小，因此要由[攝政王]代理達賴喇嘛的職務。當時的攝政王是熱振，熱振活佛也是一位喇嘛，我的家庭遠從青海遷到西藏拉薩，由于達賴喇嘛的關系，因此熱振和我父親很熟，平日就非常關心我麽家庭的情況，有段時間他們兩人共同商量，認爲應當在達賴喇嘛的家庭成員當中，安排一個到內地去念書，學漢文漢語，熟悉內地的情況，學成以後再回來到西藏襄贊達賴喇嘛，爲西藏政府工作，並且可以作爲藏漢倆各民族的橋梁。
不過，當年我只有十五歲，要跨越數千裏之邀到南京去念書，畢竟不是一個孩子可以辦到的，直到第二年國民政府駐西藏辦事處處長沈宗廉也要率領一個抗日戰爭勝利慶賀團回南京，我便隨沈處長一起來到了南京，已住就是四年。
到了一九四九年，我已經二十歲了，共軍占領南京，我在上海，國民政府先遷廣州，後來又遷台灣，雖然政府遷台的作業還沒有完成，不過，蔣先生已經先到台灣。我判斷當時的情勢，一來蔣先生已經下野，再者當時的代總統是李宗仁，我與政府也沒有再聯絡，因此自己作了決定到印度去住了一年。
一九五0年，我與妻子和小女兒到菲律賓去，先後拜會了中華民國大使館和中央社駐菲律賓辦事處，再由他們安排我到台灣去見蔣先生。
翁立民整理
(一)
一九四五年，當時我十六歲，只是一個不懂普通話的西藏少年，不過在這一年由于一個特殊的際遇，能夠到南京去念書，開始了我奉獻給藏漢關系的一生，如今算一算，已經過了半個世紀。
 |
| 依左向右達賴喇嘛母親/姐姐/大哥/二哥/三哥/達賴喇嘛/妹妹和弟弟 |
記得在我學習國語以前，我族幾百萬的藏胞當中能與漢族以普通話溝通的不到五個人。十六歲那年，我奉命到南京中央政校念書，是第一次接觸到西藏以外的大千世界。此後我不但學會了漢語、學寫漢字，而且也認識了不少重要的政府官員，比方說，陳立夫先生就是我的老校長，我是他的學生；沈昌煥先生、曹聖芬先生當時在蔣委員長侍從侍室裏工作，蔣先生和蔣夫人特別關照兩位先生招呼我的生活起居和學習狀況，當時我只是個孩子，沈先生和曹先生等于是一手把我帶大的。此外，已過世的谷正綱先生、陳果夫先生、戴傳賢先生，以及孫科先生、應友仁先生、朱家骅先生都是對我加倍照顧的長輩。在那個時代，一個少年孩子告別父母、辭別家園，老遠由西藏到南京來念書，本來就是很不容易，再加上我與達賴喇嘛的家庭淵源，因此更受到政府首長們的特別愛護。另外有一位令我記憶深刻的長輩是葉恭超先生，不過那時我在一九五0年到台灣來的時候認識的，當時他是外交部長。
 |
| 嘉樂頓珠訪問北京時和當時的中國巨頭鄧小平在一起 |
在我前往南京求學的時代，正是對日抗戰剛結束的時期，老總統當時是蔣委員長，委員長和夫人常常到了周末或星期天會把我接到官邸去吃飯，因此我雖然只身在外，但是由于委員長夫婦把我當成自己家裏的小孩一樣，因此客居留學的生活過得很溫馨。雖然這段回憶距今已有五十年的時間了，不過，很多鮮明的印象至今依然深刻的留在我的心中。
 |
| 嘉樂頓珠先生近照 |
委員長的官邸並不華麗，非常樸實，衛兵侍從雖然不可少，但是並不如一般想想得多。有時候我們一起吃晚餐，雖然只是編反而已，但是由于他們夫婦二人常吃上海、甯波的家常菜，因此我也愛上了江南口味的菜肴。
半個世紀的光陰畢竟是相當的漫長，我可能沒有辦法記住五十年前生活上的一些瑣碎的細節，但是當時蔣委員長給我的印象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很偉大的領袖，他平日不知道費多少的心血只會去處理國政軍機等大事，按照一般的想法，怎麽可能還會想到照顧像我這樣的邊疆學生？有一天，我們一道吃過晚飯，委員長問起我的生活起居和在學校讀書的情況，他問得非常仔細，就像是父親問自己心愛的孩子一樣，最後他鼓勵我說：“你一定要好好念書，這點非常重要，不只是爲你自己，也爲了藏族的未來，我不但要你現在把書念好，將來還要送你去美國念書。”
客居南京 世事逆轉
我在南京客居的日子，一待就是五年，曆經抗戰勝利、共産黨統治大陸，直到國民政府播遷來台我才離開。說起這段由少年成長到成年的經曆，可以說是我這一生的轉折點。而我之所以會在五十年前長途跋涉前往南京念書，完全是出于長輩的安排，事情是這樣開始的：
一九四四年，達賴喇嘛只有九歲，年紀還小，因此要由[攝政王]代理達賴喇嘛的職務。當時的攝政王是熱振，熱振活佛也是一位喇嘛，我的家庭遠從青海遷到西藏拉薩，由于達賴喇嘛的關系，因此熱振和我父親很熟，平日就非常關心我麽家庭的情況，有段時間他們兩人共同商量，認爲應當在達賴喇嘛的家庭成員當中，安排一個到內地去念書，學漢文漢語，熟悉內地的情況，學成以後再回來到西藏襄贊達賴喇嘛，爲西藏政府工作，並且可以作爲藏漢倆各民族的橋梁。
不過，當年我只有十五歲，要跨越數千裏之邀到南京去念書，畢竟不是一個孩子可以辦到的，直到第二年國民政府駐西藏辦事處處長沈宗廉也要率領一個抗日戰爭勝利慶賀團回南京，我便隨沈處長一起來到了南京，已住就是四年。
到了一九四九年，我已經二十歲了，共軍占領南京，我在上海，國民政府先遷廣州，後來又遷台灣，雖然政府遷台的作業還沒有完成，不過，蔣先生已經先到台灣。我判斷當時的情勢，一來蔣先生已經下野，再者當時的代總統是李宗仁，我與政府也沒有再聯絡，因此自己作了決定到印度去住了一年。
一九五0年，我與妻子和小女兒到菲律賓去，先後拜會了中華民國大使館和中央社駐菲律賓辦事處，再由他們安排我到台灣去見蔣先生。
(待續 )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