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樂頓珠口述 /翁立民整理
可怜藏民 孤立无援
说起来当年西藏人真是可怜，即是孤掌难鸣，又是孤立无援，我们的手中没有武器，即使有武器也解决不了问题。我分析了这个状况之后深感事态严重，情势不对，西藏除了断绝与外界的所有关系之外，一来没有与印度联络，二来国民政府又远在台湾，其它各国更是谈不上。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已被中共完全控制住了，而我如果继续在西藏待下去，眼看迟早要被迫成为共产党的走狗。
但是我应不应该一走了之呢？当年我的父亲和摄政王之所以送我到内地去学汉文、汉语，就是要我日后帮助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建立汉藏关系，因此虽然我曾有机会到美国念书，但是终因心系家园而放弃学业赶回拉萨，为了服务人民我不能自私自利的只想到念书、学位、谋生这些事，因此当初才会离开美国。但是当我回到了西藏看到这种情形之后才发现，留下来只有更遭，我已经没有办法待下去了，我没有太多的选择。
更何况，我已经成为中共中央笼络的目标了。在我刚回西藏之后不久，就收到毛泽东的一封电报，毛泽东和共产党中央都表示欢迎我回来，同时也希望我带领西藏的[青年代表团]到大陆去参加一九五二年[中国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然后还要我加入[中国青年代表团]去维也纳开[世界青年代表大会]，我当然是只有答应中共要求一条路可走。
不过我一直认为共产党最大的阴险诡计是拿土地问题[挑拨离间]，因此我有几件事情必须把握时间尽速去做，以免共产党拿土地问题去扰乱西藏民间的感情，破坏西藏内部的和谐。依据共产党占据大陆后实施土地改革的残忍先例和惨痛经验，为了避免西藏发生同样的事情，我力劝达赖喇嘛和摄政王赶在共产党[土改]以前先由自己做起，让共产党没有机会搞这套东西，即使共产党要搞也搞不出名堂。
逃往之前 准备工作
当时西藏有很多喇嘛庙和地产，是沿袭古有社会制度而来，属于贵族所有，我是主张所有贵族把这些地产放弃，归还人民。我由自己的家庭开始做起，我的家庭有好几个大农庄，我把这些田产全部送给替我们耕作的佃农，然后把农村里几百年盈余下来的财产和粮食全部分给他们，全都不要了！我们在拉萨附近也有两个农庄，使西藏政府送给我家的，这是因为达赖喇嘛出身于我的家庭；另外有两个农庄是靠近西藏南方、接近印度边界的地方，我把拉萨的田产分掉之后，最后准备赶到南方去处理那两块农庄，一切土地田产都分给农民，就在全部处理完毕之前，我也积极的劝摄政王赶紧做这个事，让整个政府一起去推动，这样一来共产党就找不到借口挑拨离间了。
我当时年纪虽轻，但已是一家之主，可以全权决定如何处理这些财产。我的家里有五个兄弟，除了达赖喇嘛之外，另外三个人都是出家人，只剩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当一个庄稼人，而我的父亲已经过世，母亲完全同意我的看法。
处理尽存的两块南方土地是我最后的牵挂，也是离开拉萨最好的理由，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张经武请我吃饭，再三的告诉我说：[你得赶快回来，中央还等着你率领代表团去参加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接着还得去奥地利的维也纳。]我说：[张代表，没问题，我很快就回来，我还想尽早去中国参观，也很向往去奥地利看一看。]
第二天一早，我就小心的执行逃往计划，我先花八天的时间骑马到南部两个村庄，把土地分配掉，粮食也送给老百姓之后，立刻开溜，再骑马四十八小时，连着两天两夜不敢睡觉穿越南部印藏边境，但是过了边境之后就没有[马] 路了。喜玛拉雅山最高的部分虽然已经翻越，然而后头还有十天左右的路途，全部都是原始森林。我下了马，撑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走了十一天的路，找到了最靠近印度的火车站，再从那里坐火车到西孟加拉山锡金谷的大吉岭地区，从此在那里落脚，这么一住就是三十二年的时间。我核算一下这次的逃亡，如果实在平常，有印度到西藏必须花掉两三个礼拜的路程，路线方面是由印度到锡金，再由锡金谷到西藏边境的交通要道亚东，这条路可以干骡马或骑马，但是这次出来花的时间比较短，不到两个礼拜。我由村庄出发骑马两天两夜到边境，过了边境到[达旺]，印度人称为[尼发]，有很多藏族同胞约借住在那里。到了达旺以后再走十天的路到最近的火车站，也就是阿桑邦（ASSAM）的铁士堡(TEZEPUR)，再由那里搭火车去大吉岭，由于一九四四年我曾在大吉岭住过一段时间，对当地环境非常熟悉，因此一九五二年我逃出来的时候就在那里定居至今。
想起当年我之所以兼程赶路跑得这么快，主要的原因是为了避免被共产党利用，不愿成为共产党的走狗，另一方面也是对西藏局势感到悲观，我简直不敢想象未来西藏在共党强力控制之下的后果和发展，说是[逃难]也相去不远了。
(待續)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