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15日 星期三

為什麼中共禁止藏人參與宗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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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August 2018
【評論】為什麼中共禁止藏人參與宗教活動?
〔網上圖片〕。
多年來中共一直採取各種手段,包括灌輸西藏文化和宗教落後、野蠻及迷信,試圖讓新一代藏人遠離西藏傳統文化。但是,西藏文化及宗教在西方世界卻得到肯定和廣受歡迎。雖然,中共的謊言被揭穿之後,他們不得不停止公開民族歧視的言論,不過他們並沒停止滅絕西藏文化的政策,只是採取更隱蔽和經黨的各組織層層施壓,集中力量灌輸中國和共產文化,以此推動西藏徹底共產化、中國化。
最近幾年中共一再發布禁止藏人幹部、學生和家長參與宗教活動的通知,並警告如有幹部,包括退休和離職者等人士參加,而被發現後將嚴肅查處及處理。當局又透過校方向每位家長發放他們稱為「保證書」,類似《致家長的一封信》的「通知」,六點內容中其中兩點特別指出,在暑假期間,嚴禁學生參與任何形式的佛事活動。
其實為藏人來說,這樣的「通知」不是什麼新鮮事。在過去每逢西藏重要的文化、宗教節日,中共通過教育部門等嚴禁藏人學生、家長和幹部參加宗教活動。雖然,這些是中共公開承認「合法」的宗教活動;而整個活動都在宗教部門和軍警天網下舉行;政府也把這些宗教活動作為在西藏「宗教自由」的「標誌」大肆渲染;而大量的中國遊客,包括學生、幹部、黨員等如潮水般湧入,中共也從來沒有阻止他們參加這些宗教活動,反而阻止藏人參與。

文化隔離不擇手段
「薩嘎達瓦」又譯稱「佛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佛教節日,中共多次透過學校發放通知,要求學生和家長均不得參加有關宗教活動。還有燃燈節、藏曆新年祈願法會,甚至被中共強制取消的達賴喇嘛壽誕的西藏傳統宗教節日等,也一併不能參加。
當局列出五條規定,為抓好學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在「薩嘎達瓦」期間學生不得到寺院朝佛或參加宗教活動;家長作為學生的監護人,也不得到寺院朝佛或參加佛事活動;要求上級各部門在暗中監視調查,對所有違反規定者予以嚴肅處理;凡有私自攜帶學生朝佛或參加宗教活動的家長,應直接交於教育局處理。
他們要求家長在這些「通知」的末端簽名,目的是讓家長承擔一切責任,全面禁止學生參與宗教活動。事實上,這份通知更像校方和家長間一份秘密的「協議」,如有違者家長負全部責任。這是中共從之前禁止藏人學生參與重要宗教節日開始,轉變為全面禁止參加宗教活動。
另外,最初,中共又把數千計的西藏青少年送到大陸各省上學,與西藏的家庭、文化宗教和環境完全隔離,直接換上中國人「腦袋」叫「內地西藏班」、「內地西藏學校」。後來推行「異地辦學」,把西藏自治區之外的藏人青少年以同樣的方式送到中國進行「換腦工程」。強制從寺院驅逐年輕的僧人,並強迫進入黨開辦的學校。
據中共官方資料顯示,西藏自治區的二萬一千名青少年在中國廿二個省市,共有十七所初中、六十八所高中、四十八所中職學校舉辦內地西藏班上學,而且年招生計劃分別為初中一千五百人、高中三千人、中職三千人。
而據不完全統計,玉樹藏族自治州有五千多名學生在異地上學。從二零一五年開始玉樹州決定爭取每年輸送一千名高一新生到異地就讀;海南藏族自治州,自二零一三年以來在江蘇、湖北、四川等地開辦了「海南異地中職班」,先後輸送學生二千多名。
然而,對中共來說,在中國「淨化」數萬計的西藏學生還無法達到其種族和文化滅絕的目的。因此,如今開始「光明正大地」在西藏禁止新一代和他們的監護人接觸傳統宗教文化,他們禁止藏人黨員、幹部參與宗教活動,包括藏人轉經等等。順便說一下截至去年十二月卅一日,僅在西藏自治區的黨員總數為卅六萬四千萬名。

為了「共產黨教」,為了同化
為什麼中共禁止藏人參加宗教?就如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塔爾寺主持阿嘉仁波切所說的:「中國只有一個宗教,就是共產黨教」。中共為了用黨教「教化」人民,容不了任何宗教的正常存在,他們還有消滅(漢化)西藏民族的使命,因此,變本加厲的打壓西藏的宗教和傳統文化。
佛教在西藏經過千年的發展,成為西藏文化的主體,已經融入了藏人生活方方面面,因此,中共禁止藏人「參與」或「從事」宗教活動是非常荒唐的事。比如,藏人有轉經的傳統,其中八廓街是轉經道,那麼,藏人經過八廓街是「參與」或「從事」了宗教活動?這是什麼邏輯?
《環球時報》稱:教育法第八條的規定:「國家實行教育與宗教相分離。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似乎這是他們禁止藏人學生參與宗教活動的理由。但是,中國《憲法》第三十六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很明顯中共禁止藏人參與宗教活動的做法已經違法了《憲法》。不過中共在西藏從來沒有遵守過《憲法》,因此,中共不違法才是新聞。
其實中共的目的再也清楚不過,想用「共產黨教」取代西藏宗教,「共產黨教」的「沐浴」下再把藏人同化成中國人(漢人),為實現中國「百年大夢」而做準備。
__________
撰文:桑傑嘉,一位藏族作家及時事評論員。
【完】
原载:https://china.ucanews.com/2018/08/15/%E3%80%90%E8%A9%95%E8%AB%96%E3%80%91%E7%82%BA%E4%BB%80%E9%BA%BC%E4%B8%AD%E5%85%B1%E7%A6%81%E6%AD%A2%E8%97%8F%E4%BA%BA%E5%8F%83%E8%88%87%E5%AE%97%E6%95%99%E6%B4%BB%E5%8B%95%EF%BC%9F/

2018年8月13日 星期一

“图伯特人的日常生活和基本人权越来越受到压制”

作者: 桑杰嘉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12/2018
2018年图伯特人在抗议
图伯特灾难性的人权状况每年都是国际人权组织报告和美国政府人权报告等的主要构成部分,权威国际人权组织和政府过去一年的人权报告也对糟糕的图伯特人权状况提出了批评,并呼吁中国改善图伯特人权状况。但是,图伯特人权状况在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声中继续恶化,图伯特人的基本人权遭到严重的践踏,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受到侵犯和压制,对此,国际人权组织再次高度关注。
图伯特人权状况继续恶化的原因不仅仅与中国政府既定的对图伯特民族实施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有关,而且,与中国政府今年在全国实施的所谓“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着直接的关系。有关中国政府在图伯特实施所谓“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情况笔者曾在《中共又双叒叕“扫黑除恶”——图伯特人权灾难》、《保护母语是反动思——黑恶势力》等文章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真如笔者所担心的那样,中共所谓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使图伯特人权雪上加霜,更加严重恶化。
2018111日,中共发出所谓的《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之后,各地政府争先恐后执行。西藏自治区公安厅、拉萨市、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那曲县等纷纷列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内容清单,内容所涉及之广前所未有,引起了国际社会和图伯特人广泛的关注和批评。25日,中国最高人民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通告称“31日前自首可依法从轻处罚”。在图伯特各地政府也纷纷表示从3月开始实施“黑除恶专项斗争”。
当时,笔者、中国知识分子和律师等非常担忧所谓的“扫黑除恶”运动,理由是中共历次这样的严打运动造成严重侵犯人权的记录,以及打击异议人士、假案、错案百出的严重问题。因此,笔者指出“扫黑除恶”将会是图伯特人权的又一灾难。
不出我们所料,中国政府所谓“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经成了人权公敌和杀手。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警方和中共干部的权力早已深入图伯特人日常生活,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但图伯特人现在只要聚在一起,没有得到国家直接授权或批准,就可能遭到当局检控。”他并指出:“事实证明,图伯特人得到的只是对他们日常生活和基本人权不断升级的压迫。”
29日,BBC中文网报道中共“扫黑除恶”通知发出仅仅两周后“河南警方已经抓获涉黑犯罪嫌疑人1481人,陕西1426人,云南1029人,浙江1200余人,河北329人,山东打掉涉黑涉恶团伙597个。”而且“(26日)报道,当日山东全省检察长会议透露,「今年内,每个基层检察院至少要办理1起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或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完不成的基层检察院年终考核一票否决。」”
有关中国政府在图伯特实施“黑除恶专项斗争”运动造成的影响,人权观察730日发布长达101页的《“非法组织”--中国打压图伯特民间团体》特别报告。报告指出“新规定假借打击‘组织犯罪’名义禁止社会活动。”另外“报告详细列举了中共地方党组织努力消除宗教和家族势力在图伯特人社区的影响力。”
报告指出:“20182月,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发出通告,要求民众举报“黑恶势力”,并将一系列藏族传统或非正式社会活动列为违法犯罪行为,包括倡导环境保护、母语保存以及调解纠纷的活动。----任何支持达赖喇嘛“中间道路”(即要求提升图伯特自治程度的方案)的言行均列为黑恶势力。据我们所知,这是图伯特省级单位首度正式将相关活动和言论列为犯罪。”
报告还指出:“环保团体和其他草根倡议活动在西藏东部某些地区仍属合法,但前述警务通告的公布显示,位在西藏高原西半部的西藏自治区地方官员已获高层授权,可以禁止倡导环境保护、藏族文化或社会福利的非正式活动。这些禁令破坏西藏社会传统习俗,干扰社群正常生活方式,也使中国境内图伯特人无法享有──受到中国宪法和国际法所保障的──集会与非正式结社的权利。”
报告强调:“中国其他省份多以走私枪枝和聚赌等犯罪为扫黑主要对象,西藏自治区当局却利用这次为期三年的行动打击政治异见人士,压制公民社会倡导活动。[3] 其打击目标不仅包括维护环境与文化的组织性活动,甚至连传统社会活动也不放过,例如由喇嘛或其他传统社会贤达调解社区或家庭纠纷。这原本是西藏社会习俗,现在却被划为非法,未来在西藏自治区将只有政府官员或中共干部有权调解纷争。此外,图伯特传统的非正式社会福利组织,即俗称的基都(kyidu),现在也变成非法,显然因为它威胁到中共在基层的宰制地位。”
人权观察的报告也揭穿了中共的谎言既“达赖集团和境外敌对势力“代言人”、“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等。报告指出:“--尽管中国政府表面上宣称以抵制外国操纵渗透为目的,但这些禁令实际上是为了根除僧侣和传统社会菁英在西藏基层群众之间的影响力,借以提高中共在草根阶层的权威。”
又真因为如此,86日至30日召开的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委员会第96届会议审议中国的反种族歧视情况,并要求中国提供更多关于消除种族歧视的信息。中国政府跟以往一样拿自己都不遵守的《宪法》条例来证明消除了种族歧视。但是,其他人权团体向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完全与中国政府的说法相反。
据报道,委员会收到了大约二十份来自监督中国人权状况的民间组织发来的意见书。大多数组织提交的报告反映了中国当局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性政策和令人发指的镇压迫害政策。其中,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提交的报告中提出了中国在图伯特实施种族歧视,通报了7起图伯特羁押死亡案件,其中包括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案件。并建议:“中国政府与包括牧民和农民在内的图伯特的利益相关者进行有意义的磋商,以便开辟管理图伯特草原的新方式,并审查无效、消极和不当的现有草原政策。”
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与外交与新闻部人权处协调合作,根据中国在图伯特实施的错误政策,编写了中国如何对图伯特人民实施种族歧视政策的报告。报告重点概述了数个中共当局侵犯图伯特人人权的桉例,包括国家主导破坏西藏佛教寺院;监禁藏语保护者;就业机会不平等;限制图伯特人行动自由,以及在发放护照时歧视图伯特人等问题。
国际特赦组织递交的报告阐述了中国在图伯特、对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还有对北朝鲜难民的种族歧视问题。
东京的亚洲团结自由民主理事会也提交了报告,该组织在其报告中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制定的每个维吾尔人,蒙古人和图伯特人的政策有种族歧视,否认其民族语言、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并强迫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
人权观察的报告也对相关各国政府和联合国提出了建议:
停止政府官员、中共党代表和国家安全部队对西藏人民间社会组织之形成、维持与活动的干预。
调查并处置有关藏区地方官员被指控未如实向中央反映地方情况,以及实施中央政策指示过分严苛的问题。
停止不实或无据指控外国势力操纵民间组织或维权人士表达异议或从事暴力颠覆活动。
无条件释放为服务乡里而被任意拘押的教师、社运人士和地方官员。
遵守有关结社自由的国际人权规范。
公开呼吁中国领导人,根据其尊重法治的承诺,重新检讨限制言论、和平集会与结社自由权的法律和政策。
在与中国政府进行执法或反恐合作的同时,公开谴责其假借公共秩序、恐怖活动或分裂国家名义起诉或剥夺非政府组织权利的作为。
施压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外交人员、独立人权团体、媒体记者和联合国特别程序进入各地藏区。
中国政府对图伯特实施的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下“种族歧视”是非常普遍的问题,从国家体制、政策到普通中国人无处不在。今年随着中国政府实施所谓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其后果逐步浮出水面,打击图伯特地区的政治异议人士,压制当地公民社会活动项目的力度加大,“警察和中共干部对图伯特人日常生活几乎有着无限的权力”,因此,种族歧视问题更加严重,侵犯人权更加走向普遍化,涉及到图伯特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更加担心的是中国政府所谓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运动将会持续三年,这对于图伯特是无法躲避的灾难。
2018/8/9

2018年8月11日 星期六

在西藏问题上全是“胡鞍钢”

 vot.org【西藏之声2018年8月10日报道】在这期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流亡藏人桑杰嘉撰写的文章《在西藏问题上全是“胡鞍钢”》。

最近,在中国随着美中贸易战硝烟四起,「倒胡」运动也开始发酵,有人严厉批评“三个‘厉害了’的专家将中美关系带进了沟里”,并开始讨伐胡鞍钢为首的中国顶级研究机构学者“做假知识”、“智库多是有库无智”,称中国专家“谄媚的学术风骨,官宦化的学术风格,好大喜功的学术浮夸”,有人甚至称:“人人都是胡鞍钢”,这真倒出了中国研究机构和学者的真实面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专门从事研究西藏问题的中国智库、研究结构和学者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仔细研究会发现在中国有关西藏问题的智库和学者全是“胡鞍钢”,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将会继续是“胡鞍钢”。因为,有着强大的政府力量和大汉族主义者的坚持拥戴。
被中国政府钦定为“建言献策”的高端智库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中国综合国力全面超美论”成为笑柄,被讽“给帝王唱赞歌”,并指责是“‘厉害了’的理论源头”,千人联名要求清华将其开除。中国知识界批评胡鞍钢披着 “学术”外衣“抛常识于不顾,视学术为无物”, “水平之低劣,方法之荒谬,结论之草率” ,以及“上误国家决策,下惑黎民百姓”的研究者,并就胡鞍钢现象的社会和制度背景进行了剖析。在学术界和网络世界对“胡鞍钢现象”讨论的热火朝天,作为西藏人对“胡鞍钢现象”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自中共入侵至今研究西藏问题者全是“胡鞍钢”。
在中国没有独立研究有关西藏和西藏问题的机构,全部由中国政府设立和控制,其宗旨为政府服务。主要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为首的各地、各高等学府的藏学研究机构。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首的各省、自治区的社科院,数千计的研究者在这些部门从事研究。这些研究机构首要任务是证明“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驳西藏主权独立国家地位。其次,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必须 “深挖”旧西藏的落后、野蛮和残忍。再次,证明和阐述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当然,以上国家认定的西藏和西藏问题的权威研究机构或智库最终以“帝师”的身份为中国政府如何统治、同化、“长治久安”和稳定出谋划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我对中国所谓的智库很悲观主要是因为很多智库没有独立性,不客观。”他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跟权力或者利益靠得太近。”事实上,西藏的情况更是悲哀,不是靠近权力和利益,而是和权力、利益绑在一起。研究西藏和西藏问题的机构从来没有,也无法存有独立性和客观性研究结果,因为,政府已经给胡鞍钢们设计好了不真实、不客观的框架,如:“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就得证明这个问题,你得编造、撒谎、篡改—-独立性和客观性的边也擦不上也没关系。中国政府在西藏自治区成立社会科学院的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批判夏格巴旺秀德丹先生所著的《西藏政治史》,“当时筹备西藏社会科学院的多杰才旦同志说,如果我们不批判这本书,西藏社会科学院就不需要成立了。”就是说西藏社科院是为批判夏格巴的书而成立的,其它研究机构和智库也是为了类似的目的而成立。
胡少江在《“胡鞍钢现象”和“胡鞍钢挨打现象”》一文中指出:“胡鞍钢引起众怒的研究成果是关于中国已经全面赶超美国的一篇所谓的研究报告,这篇报告从既有的政治结论出发,披上学术研究的外衣,以小学生的水平设计了一套漏洞百出的指标体系和定量分析的方法。这套体系和方法不仅根本谈不上学术,甚至连常识那一关都过不去,清华校友在公开信就有理有据地对此进行了令其无法辩驳的质疑。其实,且不要说学者们,就连常人都可以一眼看出,胡的所谓研究完全是为好大喜功的当政者量身定制的「马屁套餐」。”其实,胡鞍钢超美言论并非只出现在该研究报告中,据邓聿文指出:“事实上,该论断并非始自今日。早在2010年,他就开始鼓吹中国的经济实力超过了美国,以后,陆续加上科技和军事等,至少在2015年,他就在一些讲座中断言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过了美国。”
既然如此,为什么最近才开始“倒胡”?虽然,中国的学者们有很多解读,事实上美国的贸易战之响亮的耳光打醒了沉醉于中国人优越感和胡鞍钢自慰中的部分中国人。
再回到西藏的“胡鞍钢现象”,中国政府对所有研究西藏和西藏问题的权威机构设计好了“框架“,对社会上的学术界划好“红线”,何止是红线应该是地雷区。因此,所谓的研究者能做什么?不做假知识还能怎么着?有智慧能用吗?在统治者设定的框架和红线内忽悠、篡改真相、撒谎,欺上骗下、制造假知识是他们的专业和特长,统治者满意的谎言、胡扯将获得权力和利益的丰富报酬,而且有国家权力的保护。郑永年提到了“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在西藏问题等研究领域确实受到严格的框架和红线的限制,但是,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学者和专家当他们远离统治者的限制后任然在西藏问题上无视真相、篡改史实,继续胡鞍钢的大有人在,这应该是郑永年提到的“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吧。其实,对于其他民族更可怕的还有大汉族主义、汉人优越感一直祸害着真相和事实的出世。
在西藏问题上的“胡鞍钢”们的权威杰作之一是名目繁多的有关西藏的《白皮书》,胡鞍钢们在每一部《白皮书》的既定框架“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框架里“胡鞍钢”们“给帝王唱赞歌”,给“旧西藏”丑化的最后自己都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妖魔化“达赖集团”最终自己也不相信;新西藏的发展编得就差“超美”似的,拉萨可成为“最具幸福感城市”等等—-举不胜举。没有任何学者公开对涉及西藏的“胡鞍钢”们质疑过,中国的知识分子集体失声不是一年两年,几十年一如既往。
六十多年来西藏问题一直无法解决的原因也与 “胡鞍钢”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在解释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既西藏在中国《宪法》框架内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而中国政府没有诚意解决西藏问题的现实情况下,“胡鞍钢”全力以赴的在“证明”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争取的是“西藏独立”,当无法证明时制造出什么“变相独立”、“半独立”、 “中间道路的实质是分裂中国”等等。尽管中国政府拿到西藏流亡政府官方有关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文件后继续耍赖。而胡鞍钢们为政府的立场继续保驾护航,虽然,全世界都知道事实真相,但是胡鞍钢们还得硬着头皮说瞎话。
当然,胡鞍钢们本身就是吃西藏的独立饭、发独立财、升独立官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是公开的秘密。
西藏和西藏问题研究领域的胡鞍钢和胡鞍钢现象真的可以写成几部书,无法在此一一列出,但可以肯定的说胡鞍钢现象已经到了全方位和泛滥性的地步。早已超过了中国抗日影片里的活劈鬼子、石头打飞机的程度。
最后,在中国知识界激烈讨论胡鞍钢和胡鞍钢现象,以及在倒胡的此刻,中国的学者和知识界能否也对西藏问题智库的胡鞍钢们进行一次讨论呢?让更多有良知的学者和知识份子揭发和批判,从而让人们了解更多的事实真相,不要总是等到挨到耳光后才惊醒。

2018年8月6日 星期一

美中贸易战能否成为机会?


作者: 桑杰嘉



民主中国首发   时间: 8/6/2018

全世界在关注美中贸易战,各国为了避免受到这场贸易战的影响采取各种措施,为防止损毁自己的利益而忧心忡忡,同样很多美国传统的同盟和友好国家都为川普政府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所困扰。这样巨变莫测的国际环境对图伯特问题产生什么影响,是否有机会在国际上找到更多支持者,并敦促中国政府改善对图伯特的政治镇压、文化毁灭等政策,以及推动图伯特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国际局势的每一次变化都是对各国政治领袖们的政治智慧的考验,因此,美中贸易战、川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同样也是对图伯特政治领袖们的严峻考验,何况又不是机遇?

美中贸易战火弥漫,表面上中国政府也现出坚决对抗的样子,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而美国政府正在进一步加码。于此同时美国和中国都在国际上试图拉邦结盟,中国拉拢金砖抗美,欧美和解、美国也有欲和俄罗斯走近,围绕着美中贸易战发生的国际局势变化中图伯特人如何争取最大利益是紧急应对的问题。图伯特人在这些巨变中不应该永远是旁观者,更不该守株待兔,要有智慧的利用局势变化为自己争取利益。


 美中贸易战是机会

 “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友谊,总有永恒的利益交易”是图伯特人一个世纪以来最深刻的体验。因此,在各大国进行利益交易角逐时图伯特人能否在夹缝中争取更多利益,甚至抓住机会改善图伯特问题现况与中共对图伯特打压政策是流亡图伯特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有人会说,图伯特问题在如今美中贸易战或者国际事务并非重量级的问题,因此,在如今美中贸易战和巨变的国际形势中无足轻重,更没有加大在国际上的宣传和寻求支持,以及向中共施压的机会。不过,我们知道中国政府一再地强调图伯特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既然是“核心利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既然“政治是相互利用的艺术”,那么,如今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特别在美中贸易战开火之际图伯特流亡政府领袖能否“利用”是对他们政治智慧的挑战。

 其实,最近美国政府也有意向中国政府的“核心利益”亮剑。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受美国之音(VOA)专访时就中共打压图伯特宗教自由问题是指出:“--国务院已经明确表态,我们认为他们在宗教自由上站错了边,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是令我们关注的国家。”蓬佩奥还指出:“你们的观众应该知道美国将宗教自由视为基本人权,这是我们与每一个国家会谈中讨论的非常关键的问题。”

 720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丹增多吉(Tenzin Dorjee)说:“遗憾的是,拆寺院、驱赶僧尼只是事态的一部分,北京推行的宗教中国化政策要在宗教中注入所谓中国特色。”、“北京傲慢地认为,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价值观取代所有信仰的核心教义。”并谴责了中国政府“忘掉宗教,崇拜习主席,北京对少数民族加强“政治再教育”运动。

 724日在国务卿蓬佩奥主持下在华盛顿开幕。美国邀请了全球80多个国家维护宗教自由的代表、175个民间组织以及100多位宗教领袖参加会议。此举旨在倡导捍卫宗教自由。并称宗教自由正“在全球范围遭到攻击”。图伯特前政治犯果洛晋美、西藏流亡政府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珠次仁、ICT副主席布琼次仁等出席了会议,达赖喇嘛尊者也透过视频,对此次会议作出祝福与期许。

725日,美国国会众院司法委员会一致通过入藏互惠法桉”。

此刻,图伯特流亡政府能否顺水推舟是关键。


面对“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川普上任至今最大的亮点之一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从大赞习近平到对中国的贸易战、对北韩的武力恐吓到川金会、炮轰盟友欧洲到和解、两普会等等。当然,川普政府对图伯特问题的立场至今没有明确的阐述,虽然,美国国会议员、美国驻印度大使等前后访问达兰萨拉,美官方人权报告等继续在严正关切图伯特宗教自由、人权等问题,还有美国副总统也单独会晤西藏政治犯等,但是,川普政府对图伯特政策同样笼罩在“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之中。如川普政府至今没有任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也没有会晤图伯特领袖达赖喇嘛尊者。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川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对图伯特问题不一定全是坏事。首先,美国社会对图伯特的支持基础任然存在。其次,美国国会的支持图伯特力量依旧坚强。再次,川普是一个商人总统。最主要的是美中之间根本的矛盾继续存在。

美国社会对图伯特的支持具有久远的历史,特别是美国民众一直支持图伯特问题,因此,在民主的美国社会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无法忽视民众的意愿,因此,虽然川普政府严重存在“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但支持图伯特问题的社会基础任然存在,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政府或者总统的在制定政策时不得不考虑民众的意愿。

美国国会中支持图伯特的力量并没有因为川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而消弱。因此,美国国会对川普政府有关图伯特问题的决策性政策上会有一定的监督和限制。另外,真因为川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和中国的关系无法走到彻底和好。 

川普是商人出世的总统,对于他利益是至高无上,交易是最佳手段,加上他有不按理出牌的作风,因此,在美中贸易战中,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咄咄逼人,对美国利益造成更大的伤害,甚至波及到美国国内,影响川普政府的支持率,以及下届选举等。川普政府怎么不会考虑打击中国的要害部位,既“核心利益”?在中国的众多所谓的“核心利益”中图伯特问题是川普政府最方便出的一张牌,也最安全。川普政府只要按美国过去几届政府的传统方式行事即可。如在白宫会晤达赖喇嘛尊者、谴责中国政府在图伯特严重侵犯人权,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等,甚至可以提及上世纪在联合国的决议,图伯特主权地位等等。全靠磨嘴皮子都能触及“核心利益”而造成“剧痛”的回击对于川普怎么不是上上选呢? 

最主要的一点是,美国和中国的根本矛盾是民主与共产专制的矛盾,而这个矛盾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加深。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普遍感受到中国共产专制政府在各个领域的威胁和挑战,因此,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根本政策无法改变,反而矛盾在激化,贸易战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根本政策未改变的大背景下对图伯特的政策不会发生大的改变,因此,只要图伯特政治领袖们智慧利用川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如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恶化而对台湾关系的提升。 

当然,让川普政府提及图伯特问题还得需要做很多工作,对川普政府和智囊团队的游说。这一工作不能停留在之前的呼吁和请愿的水平上,需要更深入和创新,而且,更重要的是图伯特政治领袖们还得能抓得住机会。 

总之,在美中贸易战使世界巨变的形势下图伯特人,以及图伯特流亡政府能否利用这个充满危险和机遇的时刻为图伯特创造更多发声的机会,敦促中共改变对图伯特的镇压政策,以及推动解决图伯特问题是考验图伯特政治领袖们有无智慧创造和把握机会的时刻。 

 2018/7/27


2018年8月1日 星期三

【評論】中共教育轉化中心內西藏尼師遭性虐,以被迫轉化

30 July 2018
【評論】傳中共教育轉化中心內西藏尼師遭性虐,以被迫轉化
穿軍服的尼師在場紅歌。[網上圖片]
天亞社

中共設在西藏的「教育轉化中心」,最近又再爆出對尼師性虐待的消息,這使西藏人權組織擔憂,遭中共這類所謂「教育中心」非法關押的西藏尼師們的處境。
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於五月廿八日發表《教育轉化中心:酷刑和性虐待現象猖獗》的報道。
有關報道的內容,是一名僧人記錄他在西藏自治區那曲地區索縣一所「教育轉化中心」的所見所聞。他把這些記錄從西藏秘密送到國外的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
這名僧人是那曲索縣人,在青海某地的寺院學習佛法。因當地政府威脅拘捕其家人,並禁止其家中小孩入學,及禁止其家人採挖冬蟲夏草等,最後他被迫返回家鄉,卻遭關進「教育轉化中心」。
當時,政府官員向他解釋:「你要去的是學校,而非監獄。」但這名僧人很快「意識到,教育轉化中心就是一所監獄」。
「中心」關押的絕大多數是僧人和尼師。他們是在中共強拆色達佛學院和亞青佛學院、驅逐院內人士時遭強制遣返家鄉;或強制從西藏自治區其他地方召回家鄉的。
從這名僧人的記錄得知,中共關押僧人和尼師,其目的主要是為政治洗腦,「轉化」他們的宗教和民族意識。而政治洗腦的手法,主要是要他們學習唱紅歌、接受軍訓,及玷污和揭發批鬥僧尼和宗教領袖。
據聞,在洗腦和轉化過程中,最嚴重的酷刑是對尼師的性虐待。有「中心」關押數月的西藏僧人指證:「軍訓時不少尼師暈倒,監管人員爭先恐後把她們帶到自己的房間。我親眼目睹有監管人員亂摸尼師乳房、身體等情況。」他還說:「也聽說有監管人員在尼師宿舍裡,把尼師壓在下面。」
在中共的監獄裡,對西藏尼師進行強姦等性侵害事件常有發生,可追溯到中共所謂的民主改革,甚至更早的時期。那時中共強制要求僧人和尼師結為夫妻,甚至強迫他們當著大眾面前進行性交,以迫使他們破戒還俗。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英國電視台第四台,播放了一部在西藏偷拍到的記綠片。內容是有關十二名西藏男女被中共拘禁後遭虐待的經歷。
當中一位尼師哭著說:「他們把我戴上手銬,帶到警察局後,把我推倒在地上。他們踩我的臉,用電棒點擊及我的胸部,並用腳踢我的胸部。他們把我們的衣服全部脫掉。有三、四個人帶著電棒強姦我們。」另外一位尼師補充說:「我們被七、八個人不斷地強姦。我們一絲不掛……。」
以上案例只是中共獄警性侵害西藏尼師的冰山一角。
以往,中共以武力手段捉拿僧人和尼師,把他們關押在監牢內,進行打壓;但如今,即以各種「教育」名義,如「法律教育」,把很多沒犯法的僧人和尼師,關押在「教育轉化中心」內,進行所謂的「教育轉化」。
這些所謂的「教育轉化中心」,實質上是監獄。僧人和尼師在「中心」,被迫穿上軍服、唱紅歌,甚至被虐待。
這是對僧人和尼師們的極大污辱。他們嚴守清規禁忌,中共卻不擇手段打擊他們的精神意志,污辱和糟蹋出家人的聖神戒律,使他們無法再返回寺院,繼續出家人的生活。
事實上,中共設立這類所謂的「教育中心」,目的就是用酷刑和虐待的手段,打壓、污辱、踐踏人格,從身體和精神上打垮藏人,扼殺西藏傳統知識分子、僧人和尼師對自己文化、傳統和信仰的堅持,從而把他們同化為中國人(漢人),甚至「轉化」成聽黨話、跟黨走、擁護共產黨的人。
西藏的僧人和尼師們,是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者,也是西藏民族精神依託的主要支柱。但中共自入侵西藏以來,從沒放棄打擊他們,現在還傳出這類聳人聽聞的事件,足見打壓只有變本加厲,甚或已達到恐怖程度。
因此,西藏人權組織指稱,這些所謂的「教育轉化中心」,只是中共聲稱早已廢除的「勞改營」或「勞教營」的變種。
__________
撰文:桑傑嘉,一位藏族作家及時事評論員。
【完】天亞社英文特稿:

China waging 'sexual abuse campaign' against Tibetan nuns


Re-education centers seen as thinly veiled prisons where monks and sisters are completely at the mercy of the state
China waging 'sexual abuse campaign' against Tibetan nuns
Tibetan Buddhist monks and nuns participate in a sit-in solidarity rally against China's rule on Tibet, in New Delhi in this Oct. 18, 2011 file photo. (Photo by Raveendran/AFP)
Sang Jieja 
China 
August 1, 2018
Activists claim Tibetan nuns are being illegally detained, sexually abused and brutally gang-raped at "political re-education" centers run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n this Himalayan region, part of a broader move to smother Tibetan culture.
On May 28, the Tibeta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TCHRD) published a report titled "Torture and Sexual Abuse Rampant in China's 'Political Re-education' Centers." This isn't the first report to shine a light on how China is "normalizing" it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in Tibet.
It cites the testimony of a monk who wrote an account of what he saw and heard at one such center in Sog County of Nagchu district in Tibet. This was reportedly funneled in secret to the TCHRD's office overseas.
While the monk was studying at a monastery in China's Qinghai province, which shares a border with Tibet, he said government officials turned up one day and warned he would face a series of punishments if he didn't leave immediately.
They gave him an ultimatum: Go back to Tibet or see your family arrested, your family's kids barred from school, and your relatives prohibited from collecting caterpillar fungus, an expensive herbal remedy that people in the region use to buttress their in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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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ly he was detained in a political re-education center. Officials insisted it was not a prison but "a school," he said, adding he quickly realized that was a lie.
Most of those detained at the center were monks and nuns who were expelled from the Larung Gar Buddhist Academy or Yarchen Gar Buddhist Institute, he said. Both Buddhist training venues were demolished by the CCP.
According to the monk's testimony, the aim was to "brainwash" them on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grounds by forcing them to memorize "red" (Communist) songs, make them undergo Chinese military training, and instructing them to criticize and denounce their peers and spiritual leaders, including the Dalai Lama.
The Chinese resorted to torture, the most egregious example of which was the molestation of Buddhist nuns, wrote the monk, who had been detained for several months when he penned his account.
"A lot of the nuns would faint during their military training and the supervisors would rush them to their rooms. I saw them fondle their breasts and grope them all over," he wrote.
"I heard some of the supervisors took advantage of the unconscious nuns in other ways back back at their rooms," he added.
Claims of party cadres sexually assaulting nuns date back to the (1966-76) Cultural Revolution, or even earlier.
At that time, the (officially atheist) party mandated that monks and nuns must marry. It forced many to engage in sexual intercourse openly in a bid to smash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force them to resume a secular life. 
 
Tibetan nuns in military uniform sings patriotic songs at the command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detention at a so-called political re-education center in Tibet, China in this undated photo captured on a smartphone. (Photo supplied)
 
 
In November 1988, Britain's BBC broadcast a documentary shot secretly in Tibet detailing the experiences of 12 Tibetans who had suffered abuse at the hands of the party. One nun broke down and cried as she recalled the appalling treatment she had suffered.
"My abusers handcuffed me, brought me to a police station and pushed me to the ground," she said.
"They stepped on my face, Tasered my chest and kicked me. Then they took off our clothes and three or four people raped us with a baton."
Another nun added: "We were constantly raped by seven or eight people. They left us naked."
There are many recorded cases of Tibetan Buddhist nuns being raped by police and prison guard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ome activists claim this is a deliberate policy to weaken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t temples, as the nuns cannot keep serving the order once they have been "defiled."
But while these centers were primarily focused on stifling dissent or any perceived threat to the Communist Party's rule through means of suppression, they are now more aggressively trying to "educationally transform" their wards.
Former inmates say the conditions have become more militarized and prison-camp-like, with forced marches, drills and patriotic songs now the norm.
Critics say Beijing is trying to break them down spiritually by insulting their beliefs and subjecting them to acts that go against their religion and put them in a quandary, unable to resume monastic life upon their release.
They want to separate Tibetan intellectuals, monks and nuns from their traditions and beliefs and turn them into party-abiding Han Chinese, activists claim.
Since the communists invaded Tibet in 1950, forcing a young Dalai Lama to flee to India for sanctuary in 1959, it has viewed these guardians of Tibet's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religious beliefs as a threat.
Tibetan rights organizations are now urg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intervene as this state-sanctioned oppression reaches what they describe as a "a new level of terror" with the centers seen as nothing more than "labor reform camps" in disguise.
Sang Jieja is a Tibetan writer, commentator and former Chinese spokesman of the exiled Tibetan government. He is currently studying in Spain.

2018年7月26日 星期四

西藏問題:新「籌藏策」——一份旁觀者手記

唐丹鴻


心理学研究证明,政治体制环境影响和塑造因应的社会人格。社会人格反过来又延续相应的政治体制。


一.为了版图

在1992年《魏京生就西藏问题给邓小平的信》中,民运先驱魏京生先生明确认为西藏“主权归属不明确”,他也明确表示诸种要点来看,西藏无疑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十七条协议》城下之盟,按国际法是无效的

但是,魏京生的这封信,并不是谴责中共侵略吞并西藏,也不是要尊重西藏人民自决权。相反,他在信中表示,邓小平和毛泽东等“商定的和平解放的抉择非常正确,虽然和平解放办法颇有城下之盟和缓兵之计之嫌”。他指责邓小平的是,中共没有遵守这城下之盟,没能成功地“弄假成真变为既成事实”。他担心西藏问题导致分裂,“引起多米诺反应还将波及远不止12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沉浸在“振兴中华”爱国情怀中的魏京生先生是坦率的,他毫不掩饰中共吞并西藏“非常正确”,而且为了“使西藏能够保留在中国版图之中,这位当时陷身监狱的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先驱,向剥夺他自由的专制统治者提了一系列如何继续将西藏人关在中国大监狱的统战计策。

2008年3.14从拉萨漫延全藏大规模抗暴事件后,在流亡西藏,批评政府中间道路,主张恢复西藏独立的声音日益增多。

二.“共藏问题”

2009年自由亚洲电台对民运圈西藏问题研究者李江琳女士做了一个专访,题目就叫《西藏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专访中记者北明这样问:“国际舆论一般认为,西藏的厄运是从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兵西藏、藏人被迫签署《十七条协议》开始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迟至1959年之后,藏人才开始逃离他们的故土?”;李江琳女士在答问中也设问:“为什么达赖喇嘛在1959年出走,而不是51年或者56年?” 当然,重点在自答:“要理解1959年的拉萨事件,必须从1956年的四川藏区开始……”在随后出版的书中,李女士也致力于引导读者关注她所阐释的“藏人为何暴动”、“达赖喇嘛为何出走”。

李江琳女士试图构建的逻辑是:如果西藏问题是1951年(即《十七条协议》签署)产生的,那为什么1951年藏人没有暴动,达赖喇嘛没有出走?而由于中共1956年开始在康区行施民主改革政策,导致了藏人暴动,最终导致达赖喇嘛流亡,因此西藏问题产生的时间点是1956年,由于“民主改革”严酷政策。

以“没有暴动、没有出走”,暗示“没有问题”;以“暴动出走”推导出西藏问题是“官逼民反”——那么此前西藏政府向联合国提起申诉、昌都战役和《十七条》等是什么呢?李江琳女士分别于2010年、2012年出版的《1959拉萨》和《当铁鸟飞过天空》两本书,都“省略”了不可缺失的背景:中国入侵和城下之盟《十七条》,而明确代之以“历史上边疆民族一直高度自治”的非事实的政治框架,将西藏人的国家认同“博”,改成了“高度自治”的“中国”认同。

李江琳强调她的书是“学术的、中立的”,既然如此,那么至少应以藏中双边的历史叙述作为背景,才谈得上“中立”。李女士也的确引用藏方资料,比如从《血祭雪域》、《我故乡的悲惨史》等书中,摘取各种暴动和屠杀案例。然而,奇怪的是,同样是这些藏人当代史书,其中藏人的历史观、主权观、国家认同以及相应的抵抗史等部分,都没能在李的书中成为参照——在领土、主权、国家认同等这些西藏问题的核心问题上,《1959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以中式政治地域的“中国西南西北四省藏区”(仅几十年历史),替换藏人政治地理叙事的康和安多(千年历史);以“四省藏区不属西藏政府管辖”,遮改了康和安多在西藏政府管辖下的高度自治;以赵尔丰“改土归流”、“设置州县”、“民国建西康省”这类单边的中式政治权力宣示消隐了藏东康区被晚清政权血腥侵略、以及民国为霸占藏东边疆进行数次战争才得以 “西康建省”等背景。

从清末“筹藏”到1951年城下之盟《十七条》,百年来血腥的吞并史,百年来藏人抵抗异邦扩张、抗拒异族统治的历史,最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被精心切割剔除,将图伯特沦亡前最后的抵抗,写成了:“历史上高度自治的藏族,在中共‘民主改革’政策下,暴动、出走,产生了西藏问题。‘民主改革’是西藏问题的起始点和本质,西藏问题其实是‘共藏问题’”。

李江琳女士自述受过专门史学研究训练。除了以上提到的框架性遮蔽,全书还多处用细节性扭曲,微妙传达“自古以来”,筛选性个案以示藏人有“中国认同”,以及过滤背景从而改变事件性质的写法。1959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从藏方史料摘取屠杀案例,用中共资料印证屠杀的真实不虚,加上对藏人苦难充满同情的笔调,彰显着作者的道德信誉。遗憾的是,过滤部分真相来写历史,以得出预先设定的政治化结论,却丧失了对史实的尊重——这两本以中共“政策问题”取代主权问题的书,在中国境内外民运、泛民运和自由派人士中赢得了广泛读者,民运理论家胡平老师撰写了书评郑重推荐。

通过继后的观察,恕我难忍不做这样的批评:中共用“农奴”的假血涂抹“大救星”的胭脂,民主转型知识份子们则用藏人的真血操作西藏问题的起点与本质。这是二十一世纪版的“筹藏策”——将西藏问题“民主转型”到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策略

三.“友谊之桥”

2010年3月,在“中国青年基金会”主席、留学生孔灵犀的组织下,50多名汉人学生和40多名藏人学生,在纽约召开第一届“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据组织者称,“会议得到中国及汉藏两族各界支持。受邀并确认出席的专家有若干位在美国各大学的学者,数位来自中国的著名学者和官员”。《北京之春》的报道说:“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数位领事以及西藏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对本次交流活动给予了鼓励、建议和帮助。”

李江琳女士的发言大意:1956年以来‘民主改革’、‘宗教改革’对藏民族造成了极大痛苦,‘治愈国家的创伤’首先需要汉人了解历史,她认为藏民族会接受汉人的道歉,并在我国宪法所赋予的自治框架下融入民族大团结中来”。

民主宪政学者王天成,向藏汉青年学生作了题为《以民主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的演讲。在报道的语境中,这一“民主方式”是未来的联邦制的中国王天成先生“赞赏达赖喇嘛寻求自治而绝不谋求独立的中间道路”,他认为汉人必须理解和尊重藏民族自由支配自己生活的愿望”同时指出,“藏人也应该理解汉人必须保持国家统一幅员辽阔的大国情感……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西藏独立”。这位宪政学者也称,西藏流亡政府中间道路政策提出的“将西藏三区的所有藏族都置于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中……由一个自治机构管理藏区,即所谓‘大藏区’是行不通的,“会使民主转型复杂化”,“增加汉人对西藏独立的担忧”。

由此看来,“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西藏独立”“大藏区行不通”,这两点不但是中共立场,也是“既要民主,又要大国统一”的汉人的立场兼容“民主”和“大一统”的汉人,是民主转型精英们的最大支持者,同时也是“中间道路”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不谋求独立”,反对“西藏三区统一”。既尊重和理解自由愿望,又不惜一切代价反自由——如果自由意味着独立。

但是,如果要理解“既要民主自由、又要大国统一”的汉人,似乎也该回溯一下,一百年前那个变法的时代:设计满清帝国转型的知识精英们,在为“十八省中国”与“多民族中国”争论不休,梁启超在抱怨支那人不爱国、“瓜分危言”在炮制、主权与疆域在想象、“中华民族”在发明、“筹藏策”在纷纭、利益集团入侵康区开发和同化“藏蛮”、“衣带诏”(体制内健康力量?)在集资、话语权在集结、军阀们在成长、民族主义在养成、奴役之路在铺展……

两个月后,“中国青年基金会”在纽约举行了第二届“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达赖喇嘛应邀出席与中国学生与学者就西藏问题展开对话。据博讯的报道“与会发言的专家包括国内高校的著名藏学专家,体制内官员……在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就西藏的发展、建设和未来发表演讲”。另据会议组织者孔灵犀介绍“在这次会议的准备过程中,我们与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几位领事有过若干次建设性对话

“中国改革杂志社”前社长、当时的“天下公言文化传媒”研究员李伟东发言说,“若达赖喇嘛去世﹐其转世的问题将会为藏汉的关系‘带来很大的隐患’”——不,实际上,绝大多数汉人,对达赖喇嘛转世问题根本不懂、也不在意。达赖喇嘛转世第14世了,从来不是“藏汉关系”的隐患,而是中共以及将来中国人统治西藏合法性的重大忧患。因为,对西藏人民来说,达赖喇嘛在政治上宗教上都是至高无上的,人民认受,这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权力合法性的真正来源,已经三百多年了。换言之,这也是中国统治图伯特不具有合法性的明证。

会上以“民族问题评论家”身份发言的李伟东先生既是学者、也有“体制内官员”身份。李伟东建议达赖喇嘛去政治化﹐“回归纯粹宗教领袖的角色来与中共妥协并重新开展谈判……宣布完全与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事务切断关系﹐然后寻求恢复自己在藏区的宗教领袖的地位﹐然后一心一意的重新专心管理佛教宗教事务﹐可能对解开这个死结有很大的帮助”。

由于宗教领袖对藏人社会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特点,从占领图伯特开始,中共就利用各地高僧大德做政治操作。对中共而言,达赖喇嘛如果放弃政治权力,藏人认受的最高统治者就虚空了,而作为最高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又能稳定和整合藏人民心。在中共中央批准的统战部《关于争取达赖集团和外逃藏人回归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报告意见是:“……根据目前国内外的情况和斗争的需要,争取达赖集团返回祖国,对我们是有利的……对达赖的工作,我们要特别重视。只要他愿意返回祖国,我们可以作为宗教领袖对待……这对于稳定西藏,巩固西南边防,巩固祖国统一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这次“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上,达赖喇嘛说:只有在中国政府真诚的、实际的落实藏人自治尊重藏人文化的前提下﹐才会考虑返回西藏。

让我们回顾一下,两次“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海外民运学者们耐人寻味的措辞:“在我国宪法所赋予的自治框架下融入民族大团结中来”,“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西藏独立”、“‘大藏区’行不通”、“宣布完全与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事务切断关系”、“寻求恢复自己在藏区的宗教领袖的地位”。李江琳是民运圈的西藏问题专家。宪政学者王天成,目前是海外“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的所长。「中国改革杂志社」前社长李伟东,目前是海外“聚焦研究中国民主转型”的“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长

早在1962年出版的自传《吾土吾民》中,尊者就写到:“我明白,中国人在想办法削弱我的政治责任,而我反对暴力的态度,正帮了中国人来摧毁人民对我的信任。然而,即使人民失去了对我作为政治领袖的信仰,但作为一个精神领袖,人民对我的信心是不会消失的,这是最主要的。世俗权力可以放下,或者说政治领袖可以让别人担任,但是作为宗教领袖无法卸责,这是我个人无法考虑的。
因此,为了西藏的最高利益,也许我可以从世俗的权力中引退……”

达赖喇嘛相信,政教应该分开,西藏人民可以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选择自己的领导人。达兰萨拉西藏和平抗暴52周年纪念集会上,达赖喇嘛正式宣布,将以达赖喇嘛名号所承担的所有政治权责交予民众直选产生的领导人。达赖喇嘛签署的最后一项政治法案,是宪法修订案,正式放弃他的政治职位,为了加强西藏运动的民主结构,如此,即使在他身后,该运动仍能继续向前

.“民主转型”

2014年,原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宪政学者张博树先生,由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出版了《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主要内容也在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网刊《民主中国》连载。该书的主要框架是,历史上“西藏臣属中国”,因此以分裂固有领土完整为目的的民族自决,中国不承认。在未来“民主转型”后的新中国,专制已终结,民族自决不必要。中国民主转型的合法性建立在“不能失掉西藏和新疆”的基础上。

作者开篇设定了西藏问题的框架:一,西藏问题是人权问题,是中共的政策以及对宗教自由的压制;二,是制度问题;三,是汉藏对“过去数百年北京-拉萨关系的不同理解”;四,西藏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未来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民族关系的整合和国家结构的重构。”

一、二基于“人权”和“制度”问题,“共藏问题”学者李江琳女士的《1959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作为权威依据,强调“1959年藏人叛乱的真实原因在于中共的意识形态、政策和党国制度导向的“结论”是“中国的民主转型在体制内外温和力量的主导下成功……民族自决将不再必要,因为专制已经被终结,少民族的公民(包括个人权和集体权)开始获得新的宪政体制的制性保障”【《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十二.关于民族自决/民族自决与中国转型】

关于第三张博树先生大量引用中共版的“中国西藏地方史”宣传材料,“论述”了:西藏自元朝起就“臣属”于中国(中土政权),辛亥后西藏宣布独立没有得到中华民国承认,1949年中共建政后占领图伯特,不是侵略而是“行使主权”——未来中国民主转型后,根据联大1514决议中有一条限制,即“凡以局部破坏或全部破坏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为目的之企图,均与联合国宪章之宗旨及原则不相容”,因此藏人没有民族自决权。

张博树先生认为西藏问题的这一层面,是汉藏对北京-拉萨关系的“不同理解”——但是,张先生不该以“理解”代替事实。“理解”是可以改变的,而中国在1949年以前从未统治过西藏、图伯特人没有中国认同这一事实无法改变。如果我们认同“理解”应基于事实,唯基于事实的理解才最接近本质的话,那么《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所阐释的“西藏臣属中国史”,就是一个在非事实基础上“理解”的伪相,是对事实和本质的蔑视。

关于第四,《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表示,“中国民主转型的战略家”要“重构”的,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新中国。依据是土地和“大一统”的汉人——张先生列举了: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稀少,东部人口压力巨大;西部土地下的自然资源;西部是战略后方基地;最主要的“西藏独立不会是单独事件,它会引发新疆独立甚至内蒙独立”,“任何正在台上或准备上台的人,无论他是自由民主派还是共产党内的改革派……管谁上台,担当起国土丢失一半的‘罪名’,也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未来民主体制转型新政权必须考虑汉人,最大选民群体的支持失掉了西藏,或失掉了新疆,民主转型的合法性就丧失了大半”【详见《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十二.关于民族自决】

在此我想比较一下魏京生在监狱中就西藏问题给邓小平的信。这封信对西藏历史主权的叙述是诚实的魏京生指责中共的治藏政策导致版图崩解将被国人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权力的主体是中共,魏京生向权力者进言怀柔同化策,更像是源自为子孙后代振兴中华的中华帝国意识形态局限。

在张博树书中,历史叙述受政治操作支配。他反对“独立”的理由,是民主转型的战略家”“必须考虑最大选民群体汉人的支持,显示出更多的是“新政权”对权力的需要,“既民主又大一统”的汉人大众,是转型新政权权力的源。正因如此,在充满民主转型的话语中,你看不到对大一统的反思,对“既民主又大一统”的怀疑。相反,用中共的历史宣传,论证西藏臣属中国中共军队入藏是行使主权,更像在为转型新政权储备权力资源——“既民主又大一统”的大众民意

张先生书中所说的“行动者”“民主转型战略家”是谁或谁们?他们似乎在民主自由的世界,掌握言论自由的平台,说着民主宪政的话语,带一些学术、一些谋略、一些仁慈、一些颂圣……以及一点胁迫的味道:只有以“留在中国之内”为基础的谈判,才是“对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的最好支持”。与辛亥革命后的“五族共和”相似的是,战略家们为未来民主新中国做着完美的设计,他们排开了藏维蒙等其他民族的战略家,假装房间里没有大象。

五.“民主中国”

2016年8月,正在进行“中国民主转型”专题研讨的民运网刊《民主中国》,在我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中,删去了关于达赖喇嘛权力来源及合法性的一段“1909年11月初,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时,西藏人民献给他一方新印,上面刻有‘圣地佛陀敕言之统辖一切人神共敬三界怙主遍知一切观世音金刚持达赖喇嘛如意佛王之印’。这方印玺是西藏人民拒绝满洲或中国人干涉的标志,是人民承认达赖喇嘛的明证,达赖喇嘛和甘丹颇章(西藏政府)的合法性就在于此——

不得不说,《民主中国》的这位编辑真专业:由于中国宣称拥有西藏主权,依据是中国皇帝的册封,即达赖喇嘛的权力来源于中国皇权。而西藏人民赠给尊者的这方印玺,却宣示达赖喇嘛的权力来自佛陀出于对被治者同意主权在民人民主权的认同和特别提醒,我文中例举了这一证据,却被《民主中国》精准地剔除了显然有人不想让读者知道这一证据,因为如果让人知道了,就会让他们设定的“西藏问题本质”显出漏洞,正因如此,《民主中国》不但删除了西藏人没有“中国”认同的证据,还给文章加上偏离事实、也偏离作者原意的导读,诱引读者将主权问题理解为“统治者政策”问题。

《民主中国》拒绝恢复这段原文的理由是虑在如此严酷时期,保留这块探讨中国民主转型阵地,实属不易。编辑为长远计,有些对来文的修改删节,应属正常——编辑甚至为此表达了个人苦衷,显示“删除”来自某种更大的压力。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这样的逻辑呢:正在进行“中国民主转型”专题研讨的“民主中国”,以“保留民主转型阵地”之名,删去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

《民主中国》的删改与中共的立场是异曲同工的《朱维群:望达赖能转变立场在有生之年作出正确选择》中说“达赖极力给自己的小集团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坚持称‘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利益的代表',‘达赖喇嘛作为西藏人民合法代表的地位,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容置疑的'……对此我们严肃指出,代表西藏人民的只能是中国中央政府及其领导下的西藏自治区政府”。更具讽刺的是,《民主中国》用抹去既往来自证: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在“控制过去”的同期,《民主中国》刊发了几篇涉及“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的文章,藉着宏大叙事的溢美辞令表达:西藏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和藏人1959年的流亡,是“宗教性大迁徙”和“宗教与文化流亡”,是“中国内部”的“文明出轨”殃及了“藏族地区”;“藏区归于民国……将来民主宪政后,‘藏区’、‘新疆区’都是‘中华大家庭的一分子’”

.“战略家们”

根据互联网信息:
「中国改革杂志社」前社长李伟东、《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作者张博树在美国成立了一个“中国战略分析智库”。李伟东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的社长,张博树是执行主编张博树先生透露:“据我所知,像李伟东等一些体制内的学者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即北京把达赖喇嘛请回来主持藏区宗教事务,实行宗教自治,党不再干预,但达赖喇嘛也不再过问西藏的政治……而如果习能打开和达赖喇嘛的重新对话之门,西藏问题有缓,对新疆乃至全国的‘维稳’都会有帮助……”。

显然中国官方并没有做出任何回答。张博树先生又向尊者提出“分解中间道路”“先找北京方面容易接受的拿出来谈。比如,可以先争取尊者回去,到五台山朝圣亦可,举行一些宗教性的交流、活动亦可。这样,对习中央而言,可表现党国的大度,符合变‘压’为‘柔’的新治理思路;而对藏人方面言,也可以就此争取宗教环境方面的某种改善……尊者听了这个建议后笑道:这是中间道路的中间道路哇!”

2017年初,由王天成、胡平和滕彪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王天成是所长,他在2010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上,《以民主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为题演讲。胡平是董事和名誉所长,李伟东、张博树、陈奎德、夏明等出席了成立会议。胡平、李江琳、丁一夫、夏明等人士支持中间道路的文章,多在陈奎德先生主编的《纵览中国》发表。
2018年4月,李江琳、丁一夫、夏明等专家们,在博文社视频节目做《西藏问题与中国民主转型》的系列专题讨论
2018年5月,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发起“华人声援‘中间道路’声明”签名活动。
2018年6月29日,张博树、夏明、李江琳、丁一夫等,以专家权威身份在明镜直播“中国研究院”做了《习近平与达赖喇嘛会相见?西藏问题的希望在哪里》研讨会。综合这次研讨会的印象:
专家们就“西藏是一个多大程度上的独立国家”、“中国”、“中国人”等作了圆滑的调整。张博树保留了他书中的观点。丁一夫认同张博树“从元代到满清西藏臣属中国”之说,丁先生似乎忘记了他在《达赖喇嘛不是您的敌人》等文中的“技巧性”笔法,转而“强调”不能淡化民国时西藏的事实独立。纪硕鸣则提醒这事实独立没有国际承认。
李江琳强调不能淡化她所研究的西藏当代史“否则汉人不能理解藏人为何要反抗,反抗的立足点和位置在哪里但李女士心里一定知道,如果她的书中不设定历史上边疆民族一直高度自治如果不遮蔽昌都战役和《十七条协议》的性质,那么,“藏人为何反抗、反抗的立足点”会不会与她的版本不同
夏明教授指出“必须承认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西藏新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56个民族在中国已经煮成了一锅汤,萝卜、牛肉是不能分开的,民族撕裂可能出现种族屠杀”——看出来了吗?观点似乎是多元的,但最终还是“统一”的。

专家们提出“淡化历史问题,注重现实问题,淡化民族问题,注重制度问题”专家们认为“中间道路”能带动中国民主化,希望习近平与达赖喇嘛见面

西藏流亡政府表示: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中间道路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流亡政府阐释中间道路的要点,除了众所周知的不寻求独立,要求三区统一实现中国宪法内名符其实的自治,还有尊重“三个坚持”,不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挑战社会主义制度。


民主转型战略家们,其实清楚中共绝不接受中间道路,正如胡平老师所说:“只因为中共已经在西藏建立起一党专制,如果让藏人自治,中共对西藏的一党专制就保不住了……,但战略家们仍然好像是中间道路最坚实的拥趸和最恳切的呼声,因为中间道路承诺了“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民主转型新政权预定的“合法性”。

政治体制环境会影响和塑造相应的社会人格。大一统专制国家制造了相应的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生成了社会的专制人格,反过来又加固政治体制,成为“大一统”续命的力量。这类社会人格的个体或大众,往往公开显示他们反统治者的立场,抨击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声称自己是民主自由派,但他们既向往民主人权,又为了大一统不惜借助极权者的相同手段:既书写历史,又扭曲历史真相;既言论自由,又言论审查;既探讨民主转型,又必须转型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在民主大一统的新中国,转型新政权合法性来源是汉人其他民族既有“名符其实的自治”,又“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的指令”;在这统一的美丽新世界,所有公民都有人权,但不包括民族自决权;分裂会导致种族屠杀,因为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反分裂”——“教育转化中心”集中营已经关押了逾百万人。

实际上,我们创造了并还在创造、经历了并要继续经历极黑的时代。

达赖喇嘛签署的最后一个政府法案,是修宪放弃他的政治权力。他在等待一位刚刚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的权力者与他见面。

尊者也曾说过:西藏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最终的解决权在于全体西藏人民。


2018.7 特拉维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