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5日 星期五

唯色:疫情导致世界剧变 人人需要有价值的关怀

尊者达赖喇嘛网络直播弘法截图。(唯色拍摄)
尊者达赖喇嘛网络直播弘法截图。(唯色拍摄)












发端于中国武汉的新冠病毒席卷全球。截止6月2日的数据显示,全球超过630万人确诊感染,超过37万人染疫病故。被这个大流行的疫情导致剧变的,不只是染疫者的生命进程,还有在世者的生活方式。为避免感染,一个个公共场所纷纷关闭,如学校、商店、电影院、宗教场所;为避免感染,不计其数的人们居家隔离,取消了各种出行,远至长途旅行、短至就近出门。世界仿佛停摆了,陷入一片寂静中,人们的恐惧比疫情更肆意疯长。穷人更加绝望,不得不为生存日夜挣扎的穷人,现在连挣扎的可能性也变得渺茫。

疫情长达数月,然而人类至今没有研发出终结瘟疫的方法。还有人不幸染疫,还有人在孤独中死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隔绝,相互戒备和猜疑,现实成了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名言“他人即地狱”的再现。但与历史上的各种瘟疫比较,有一个从未有过的现象,正如《纽约时报》3月27日的文章《疫情期间,你家的网速变慢了吗?》里写道:“我们都在家里,在这个史无前例的时期,……意味着网络上有很多活动”,还有两张配图是:英国曼彻斯特的两个孩子正在观摩YouTube上的健身节目,中国的一位培训师正在介绍如何给学生上网课。

是的,被疫情困在一座座房子里的人们如今愈发依赖网络。网络直播的方式盛行起来:音乐家线上直播音乐会,艺术家线上举办画展,分析社会热点、追踪时事新闻的个人频道层出不穷。王力雄也在YouTube开设了读书频道,朗读他最新完成的长篇小说《转世》,主题是为人类的未来寻找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尊者达赖喇嘛倡导的“中间道路”在他的新书中得以完美实现,并且安然返回阔别太久的布达拉宫,这个情节令人泪下。

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在这个特殊时刻,网络显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BBC在两个多月前的一篇报道,题为《肺炎疫情致宗教仪式改变,世界各地人们如何守候信仰》,介绍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犹太教等,以改变传统的宗教活动的方式来控制病毒传播。比如,牧师不再把圣饼放在圣徒的舌头上,而是放在手中;拉比尝试在网上授课和提供服务。全世界都看见了年迈的天主教教宗打破数世纪以来的传统,独自站在昔日涌满信徒的广场,用网络直播了感人的默祷场景。也因此,当以政治难民的身份流亡印度已六十一年的尊者达赖喇嘛,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弘扬佛法,传授灌顶,给予疫情中的佛教信徒莫大的慰藉与力量,尤其对于境内藏地数百万虔信尊者的藏人而言,更是如此。

当然谁都知道,在中国不但存在着网速变慢的问题,而且早就存在着当局建立的防火墙阻挡中国网络用户的问题。全球实行网络管控和网络言论审查最严的十个国家,中国名列其中。当世界许多地方的人们在家中轻松登录YouTube、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社交网站,在中国不仅很困难,更要冒风险。事实上,已经有中国人因为在墙外网站的发声,甚至仅仅是转发真实讯息,而遭到了传唤、拘留等法律惩罚。对于藏人来说,这些困难、风险及惩罚更是翻倍。

而全藏地的疫情,虽然据中国官媒的报道相对各地较轻(需要说明的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的疫情却很重,全县5万多人口竟有73名确诊病例,并且是因武汉等地的输入性病例感染所致),各藏地还是采取了相应措施,如在1月底的藏历新年来临前,关闭了所有寺院和旅游景点。

疫情未止,一个个佛教节日依然如期而至。但在全藏地,除了继续提防疫情,当局更是将所谓的“政治稳定”放在第一位,这是重中之重。5月23日至6月21日是藏历四月萨嘎达瓦,因佛祖释迦牟尼在此月的诞生、成道及圆寂而至为神圣。一些小寺恢复开放,比如小昭寺旁边的次巴拉康,通常去得更多的是藏人,但荒谬的是,如今你要去朝拜无量寿佛,首先须得把身份证交给当局安置在门口的工作人员。在他们登记了你的个人信息之后,你才能进入佛殿,但朝拜的心情可能有了变化。
生生世世的依怙主,生生世世的追隨,祈请永久住世,直至轮回尽空。(王力雄拍摄)
生生世世的依怙主,生生世世的追隨,祈请永久住世,直至轮回尽空。(王力雄拍摄)
尊者达赖喇嘛通过网络传授无比殊胜的灌顶,是5月29日与30日两天。对于生活在中国防火墙之内的所有人,需要俗称的“翻墙”技术才能聆听、观看及修习。而要翻墙,不只是要花钱购买相关软件,还要有愿意承担后果的勇气。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得到软件并不难,难的是勇气。

这两天,住在北京的我翻墙打开了尊者的直播网页。尊者慈悲的笑容和熟悉的声音驱散了疫情的阴影,包括政治疫情带来的恐惧。尊者的开示是对治世间各种瘟疫的良药:“世界上有七十亿人,每个人都想要离苦得乐。然而,由种族、宗教不同所引发的人为灾难却一直存在着,这显示出人类社会缺乏慈悲心。”“爱我执是一切罪恶的根本,爱他心则是一切功德的来源。”“爱我执会带来痛苦,爱他心才会带来安乐。”

我在Twitter、Facebook等网站发布了用手机拍摄的现场图片,并写下:作为被困在墙内的自己,而且是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特别需要、也很感动尊者达赖喇嘛以网络直播来传播佛法的形式。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弘法的形式亦是如此,感恩嘉瓦仁波切。

我注意到,在被当局严密监控的网站如微博、微信等,藏人们虽然不能发布尊者传法的照片——这是因为被人脸识别而发不出——却用各种巧妙的方法传递讯息。比如,上传观世音菩萨的唐卡或塑像的图片,更多人其实都心领神会,以点赞或合十的表情,来表示在这一时刻与尊者心心相印。我也了解到,事实上境内相当多的族人都知道这殊胜的消息,有老人悄声地说:一心观想嘉瓦仁波切,一直默念六字大明咒;有十八岁的青年凝视尊者的形象泪流不止。尊者网络直播的第二天,正是我拉萨挚友的慈母离开人世的“四七”,随着尊者祈请观世音菩萨的仪轨庄严进行,我双手合十,深深地感受到这如同在为虔信的亡者超度祈福。

当天还有一件事值得记录。住在德国的友人Joe Hamilton为帮助一位身陷囹圄的维吾尔人的家人,把在疫情中替他人装修房屋获得的收入捐给了他们。我称赞他是一位菩萨,他回复:“……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认为他人的命运与自己无关,然而当然有关,我们都是兄弟姊妹。”这正如同尊者每次开示首先就会提到“我的兄弟姊妹”,再三呼吁提升慈悲的价值观。只有真正怀有同理心的人才会在他人受苦时伸出援手。只有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才会在众生陷入地狱困境时,不辞辛劳地践行四宏愿:“虚空尚存,轮回未尽;愿留世间,普度苦厄。”

2020/6/2,于北京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2020年5月8日 星期五

唯色:疫情期间赫然出现在大昭寺前的两座中式碑亭(下)


唯色

2020-05-07
大昭寺前正在加盖的两座中式碑亭。(唯色拍摄)
大昭寺前正在加盖的两座中式碑亭。(唯色拍摄)












从目前正在大昭寺前加盖的两座碑亭看,状如布达拉宫前的两座中式碑亭,或可能是空心的,而不像那两座碑亭有墙体和门用以封闭,但因尚未完成,所以无法判断。只是那太大的体积,占据了大昭寺前原本就并不宽敞的空间,与前些年加盖的灯房挤在一起,使得大昭寺一下子变得局促,显得庸常,如同从成千上万却沉默不语的虔信者供奉的神坛上跌落下来。

2000年11月,拉萨大昭寺及其周围环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评语包括建筑特点、历史源流、政治地位、自然风景,认为“与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并称,……构成一幅和谐融入装饰艺术之美的惊人胜景”。2004年在“第2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做出了若干项有关拉萨的决定,提到了保护拉萨老城区的必要性,其中声明:“应停止拆除历史性传统建筑,……任何有必要复建的建筑物应当符合这个地区的历史特征……”

帕廓转经道上的“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于2013年建成。(唯色拍摄)
帕廓转经道上的“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于2013年建成。(唯色拍摄)
然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这些年来,大昭寺及帕廓转经道不断地被改造成为游客布置的主题公园,包括拆除一座座有历史的老房子,迁走原住居民,迁走原本属于转经道一部分的所有摊位,改建讲述新编故事的豪华版“清驻藏大臣衙门”、“更敦群培纪念馆”,将位于帕廓北街的朗孜厦(图伯特政府甘丹颇章政权时的拉萨市政厅)设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转经道上开“必胜客”和“肯德基” ,最近还在大昭寺广场西侧的藏式房屋上增加了一面犹如文革语录牌形状的红色语录牌,以及到处密布的五星红旗和摄像头,使得拉萨乃至全藏地最重要的精神场域,即大昭寺及帕廓转经道的传统风貌不断被削弱、被改变,而越来越与本地的传统和历史、与原住民的习俗和日常脱离、无关。

帕廓转经道上的“必胜客”与“肯德基”于2019年开店。(唯色拍摄)
帕廓转经道上的“必胜客”与“肯德基”于2019年开店。(唯色拍摄)

2013年5月,出于对拉萨老城区传统建筑遗产及其周边环境遭到加速毁坏的深切关注,担忧拉萨“变成一座21世纪初的旅游城市而失去了它的独特性和固有的传统文化”,上百位国际藏学家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开信,呼吁道:“此种毁坏正在制造一个人为的旅游村,从而使得拉萨老城区不可或缺的藏式风貌和生活方式成为过去。”“现代化与保护之间无须相互排斥。有很多把文化作为关注重心的方法来实现古老城市街区的现代化,同时保护传统建筑。但是,对于正在拉萨老城区发生的一切,首先和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行为根本上是出于商业而非文化目的。这不仅仅是西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遗憾的是,再多的呼吁也无效果。

大昭寺前,在文革“破四旧”时遭到破坏的场景。(唯色父亲拍摄)
大昭寺前,在文革“破四旧”时遭到破坏的场景。(唯色父亲拍摄)
最新出现在大昭寺前的这两座中式碑亭也触动了我的回忆,与文化大革命席卷拉萨时发生在此处的变故有关,当时我父亲用相机记录了这个场景:就在“唐蕃会盟碑”和“种痘碑”、“无字碑”周围,那棵原本生长得极为茂盛的柳树惨遭破坏。柳树传说是1300多年前,随一位远嫁到藏地的异族女子从唐都长安来到拉萨,并由她亲手所栽。那个异族女子就是今天被渲染成某种政治神话的文成公主。在“破四旧”的那天,茂密的树枝被折断,堆放在大昭寺讲经场,用来焚烧经幡、经书和转经筒。时隔不久,分化为两派的“革命群众”开始武斗,双方的武器除了使用牛羊毛编织的一种甩石器——“乌多”抛掷石头,还有农药“六六粉”。“六六粉”纷纷扬扬地撒在“革命群众”的头上,也撒在活过了千年之久的“唐柳”的枝干上。于是一棵著名的古树死了,从此隐逸在书中和传说里了,仅剩下一截已无生命的干枯树桩。如今所见的在原址前生长着的另一棵稀疏的柳树,实际上是文革后不知从何处移植而来,作为“唐柳”或“文成公主柳”的替代品,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谎言。

七年前5月里的大昭寺前。(唯色拍摄)
七年前5月里的大昭寺前。(唯色拍摄)

共产党的祖宗马克思说过:“历史本身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成为闹剧了。”但历史重演得这么快,让并不想看悲剧也不想看闹剧的旁观者欲哭无泪。恰在七年前的这些日子,以“市政建设”为名的大昭寺跟前和帕廓转经道上大兴土木,没有了从边远的康和安多磕着长头到拉萨的朝圣者,没有了日日燃着千盏万盏酥油供灯的信仰灯房,有的是房顶上的狙击手和转经道上挎枪巡逻的蒙面人,有的是暴发户一样的官商勾结的巨大商场接踵开业,以及大红套金的充气圆柱正在风中炫耀着粗俗和入侵……而今天,在原址开始了又一番的“市政建设”,从网上发布的照片,除了看见相似的场景,还看见在靠近旧日那高高的幡旗杆的旁边,几个戴着口罩的黑衣人阴森森地伏在屋顶上,盯视着同样戴着口罩但低头默默转经的男女老少……

最近在大昭寺广场的藏式建筑上出现的仿文革语录牌。(唯色拍摄)
最近在大昭寺广场的藏式建筑上出现的仿文革语录牌。(唯色拍摄)

发端于中国武汉的瘟疫汹汹,至今未有止息,还在全世界肆虐,已夺去二十多万人的生命,被形容为类似世界大战的至暗时刻。伴随着疫情而来的,比如这两座改变大昭寺传统风貌的中式碑亭以及更多的我们尚不知的“新生事物”,实质上也印证了我在疫情期间写的长诗《时疫三行诗》里的诗句:“没有一个地方不沦陷/没有一种瘟疫不可怖/不,更有他疫远甚于此疫”,而“我们被制伏在同一个屋顶下/失去了声音和泪水/如同受困于离乱中的生命”。

2020/5/1-3

在大昭寺周围的帕廓转经道上的摄像头被“化妆”成藏式风格了。(唯色拍摄)
在大昭寺周围的帕廓转经道上的摄像头被“化妆”成藏式风格了。(唯色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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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赫然出现在大昭寺前的两座中式碑亭(上)

评论 | 唯色

2020-05-05
赫然出现在拉萨大昭寺前的两座中式碑亭破坏了大昭寺的传统风貌。(唯色提供)
赫然出现在拉萨大昭寺前的两座中式碑亭破坏了大昭寺的传统风貌。(唯色提供)












因武汉肺炎或新冠病毒的蔓延,早在1月27日,藏历新年即将来临时,当局宣布关闭大昭寺等寺院、布达拉宫、帕廓转经道等所有朝拜信众及游客云集的场所。这是应该实行的措施。三个月后,我从网上看到拉萨市八廓古城公安局的通知称,“八廓转经道将于4月28日向广大群佛群众开放”。“群佛”显然是笔误,应为“信佛”,却有某种戏剧效果,就像是诸佛也会在这一天获得去转经的机会。

赫然出现在拉萨大昭寺前的两座中式碑亭破坏了大昭寺的传统风貌。(唯色提供)
赫然出现在拉萨大昭寺前的两座中式碑亭破坏了大昭寺的传统风貌。(唯色提供)
虽然点亮西藏自治区疫情的,或者用俗称的“千里投毒”者,是一个如今已为拉萨人民耳熟能详的武汉人张某某,于2月13日从西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隆重出院,之后在中国的疫情地图上,西藏自治区这片再度显示疫情为零的白色,然而事实究竟怎样,民间流传的消息令人不安,当地居民私下彼此提醒,并不敢相信官宣。

既然疫情为零,帕廓转经道便率先开放。我觉得这主要还是为了“五一”长假及旅游季节开放的。西藏是旅游胜地。尤其是,自从以大昭寺及环绕大昭寺的转经道被“市政建设”改造成了旅游景区,命名为“八廓古城”的此处早已成了来自中国各地游客的迪士尼乐园,除了销售旅游商品的商场、商店、饭馆,各种招徕游客的节目频出。就在疫情爆发之前,还有汉人游客穿着模仿满清驻藏大臣的戏装穿戴漫步帕廓,搔首弄姿,各种自拍。没错,这里已是这些游客们上演各种庸俗的舞台。

赫然出现在拉萨大昭寺前的两座中式碑亭破坏了大昭寺的传统风貌。(唯色提供)
赫然出现在拉萨大昭寺前的两座中式碑亭破坏了大昭寺的传统风貌。(唯色提供)
4月28日还是有不少藏人去转帕廓。在通过了人脸识别、测体温、查口罩、查包查证件等各种检查的安检门之后,用手机拍摄的图片和视频出现在网上。结果第一眼,是的,就像是迎面所见的第一眼,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新景象。看来疫情并未中止权力者改天换地的决心和建设步伐,拉萨最神圣的古老建筑——大昭寺前面,赫然出现了正在盖的两座亭子,虽说被一圈宣传牌挡住,但整体概貌已显露,状如中国各地公园里随处可见的亭子。应该是碑亭,因为从所在位置看,这里原本有三个石碑:“唐蕃会盟碑”、“种痘碑”及无字碑。当局肯定会说,加盖这座碑亭正是为了保护这三个石碑。然而,这两座碑亭体积太大,严重遮挡了神圣的大昭寺正面,而且风格中式,虽然看得出局部与色彩采取了藏式,却不伦不类,很不协调。这两座平地而起的碑亭,就像两个丑陋的赘物,显然破坏了大昭寺的传统风貌。

2018年夏天我拍摄的立于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唯色提供)
2018年夏天我拍摄的立于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唯色提供)
公元823年立的“唐蕃会盟碑”(据文献记载,此碑是吐蕃国与唐国为划定界线,互不侵扰,信守和好,以藏汉两种文字立下的盟誓之碑。其中最著名的两句是“蕃于蕃国受安,汉亦汉国受乐,兹乃合其大业耳。依此盟誓,永久不得移易,然三宝及诸贤圣日月星辰请为知证”,可谓当年关于毗邻两国如何和睦并存的警示)、1794年满清驻藏大臣立的“种痘碑”(以示对西藏有了宗主权的满清在形式上的关怀),以及可能是宗喀巴大师在1409年整修大昭寺时立的无字碑(据说碑制是在那个时期所立),自从出现在大昭寺前,或千年或百年从未加盖过碑亭之类,与寺院古老建筑一起沐浴阳光和风霜雨雪有何不妥?固然,从保护文物的角度,鉴于石碑遭到岁月风化,铭刻其上的文字渐渐消失,需要采取相关维护措施。然而,应该不是加盖中式风格的碑亭才叫做对文物的保护吧。类似这样的做法,比如:或可以原比例仿制真碑,而将真碑移至博物馆,将仿制之碑立于原处,这是一个办法。如果不移走原碑,也可以用现代材料如坚固、抗晒、透明的玻璃罩住原碑,内部恒温,使其既免于受损,也不影响观瞻,这也是一个办法。为何非得加盖如此夺人眼球的中式碑亭,是要证明“自古以来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重复千万遍的政治宣传说辞吗?

布达拉宫前的两座中式碑亭,为满清乾隆时期满清立。(唯色提供)
布达拉宫前的两座中式碑亭,为满清乾隆时期满清立。(唯色提供)
类似碑亭这样的建筑并不是西藏传统建筑风格。古城拉萨应该只是在布达拉宫南门外的西侧和东侧有两座碑亭,即中文史料所称的“御制平定西藏碑碑亭”和“御制十全记碑碑亭”。出于对西藏领土的图谋,以帮助平定战乱为名,满清军队曾两次入藏作战蒙古准噶尔部,将其驱逐,然后于1724年雍正时期在布达拉宫前立碑,1792年乾隆时期增建琉璃瓦山顶碑亭。类似买一赠一、趁机推销,同时还立了记述乾隆皇帝十大战功的“御制十全记碑”并建碑亭。这两座碑亭与本地建筑并不协调,但因雄伟的布达拉宫高居于玛波日山上,前后辽阔,而前面过去是包括了修赤林卡的草地、林苑,增加两个相对渺小的中式碑亭,倒还不算太刺眼。但不知何故,在1965年中共对拉萨的第一次城市建设中,这两座碑亭被迁移到布达拉宫背后的鲁康(汉语称“龙王潭公园”)。又不知何故,1990年,在又一次针对拉萨的城市建设中,将它们全都迁回布达拉宫前。

需要补充的是,如果给大昭寺的三块石碑加盖碑亭被认为是保护文物,那么为何不给布达拉宫前的两块石碑也加盖碑亭,而是任其风化呢?那两块石碑是藏人自己立的。在布达拉宫宫墙内的也是一块无字碑,应该是五世尊者达赖喇嘛重建布达拉宫之后立的。从不题字这一点可以看出,藏人更看重筑塔,为敬拜神佛,而不看重立碑,那属于俗人事务。但中国文化不一样,特别重视树碑立传。不但树碑,还要加盖碑亭,生怕丰功伟绩消失,后人遗忘。在布达拉宫宫墙外的,正是著名的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现存吐蕃碑刻中最早的石碑。据记载,吐蕃君王赤松德赞时期大将恩兰·达扎路恭于763年率兵攻掠唐都长安,赞普下令在布达拉宫前立此碑,碑身北、东、南三面刻有藏文,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包括唐朝廷答应每年给吐蕃纳绢缯五万匹,以换取吐蕃罢兵。比较历史照片与今日照片,可以发现达扎鲁恭纪功碑从布达拉宫南门西侧,被迁移到了布达拉宫广场东北角,与布达拉宫隔着一条很宽的北京中路,而且还专门盖了一个有高高的围墙的小院圈起来,几乎不引人注意。出于政治盘算的心机体现于一个个大小细节,任何不符合帝国叙事的事物,都会被改变,从而取得的是重写本地历史的累累成果。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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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19日 星期日

中国全面扼杀西藏语言文字

桑杰嘉

 vot.org

【藏人谈西藏】

去年年底,媒体报导的一则消息受到西藏境外藏人的高度关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对蒙古语下达“病危通知书”,列为世界极度濒临灭绝的语言和文字行列,已经到了灭绝的临界点状态。”境内藏人大量传阅这则新闻,很多藏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下一个是—?”大家心里很清楚,只是不敢说,或说不出口。
翻拍自网络
很多人会问,中国政府不是说大力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吗?怎么会使蒙古语“灭绝”?当然,中国政府的这些话鬼才相信。但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第一个所谓的“自治区”自治民族的语言,中国官方排位第二的文字濒临灭绝是真的。既然蒙古语面临如此残酷的厄运,那么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的命运又任何呢?西藏语言文化是否会有未来?一连串的问题摆在了眼前。
从另一角度看一点也不惊奇,因为,中国人自古至今只想要其他民族的土地和财富,对于他们文化、语言等严重歧视,并不关心,遑论保护。利用其他民族的文字也是为了政治宣传和灌输中国文化。而且一直在实施消灭各族语言文化,并进一步推进消灭各民族的政策。这一点在西藏、东突、南蒙古等地过去的七十年里暴露无遗,而蒙古语成了中国人枪毙的第一个“自治”民族的语言文字。那么,能否阻止其他语言文字出现同样的厄运?
中国入侵占领西藏之后,对西藏实施文化灭绝政策,使西藏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在过去几十年里西藏人为了继承和学习语言文化进行多次的集体抗议。包括数千名小学生走上大街要求学习西藏语言文字,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纷纷致函、发表文章批评政府限制或禁止藏语言文字教学。然而中国政府采取一贯的做法,进行严厉镇压学生抗议,警告威胁知名人—封口。但是,中国政府扼杀西藏语言文字的政策继续推行,而且,范围在不断扩大。过去几年中国政府更是肆无忌惮、公开地扼杀西藏语言文字。最近中国政府在西藏多地学校再次强制推行打击西藏语言文字的政策—即在学校禁止用藏语教授其他课程,藏语只作为一门语言课。
中国政府大力推动所谓的“内地班/校”、“异地办学”,以及国家层面推动所谓的““组团式”援藏教师计划”不仅加大西藏新一代藏人与西藏文化、社会、宗教、语言等强制切割,而且,直接空降中国各大城市的普通教师,担任西藏各学习的校长、教务主任等要职,打击、监控西藏学校学习藏语文,当然汉化是他们的特等任务。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寺院在假期开办“藏语补习班”也进行了政治运动式的打压,并严格禁止举办任何学习藏院语言文化的补习班等。
中国自占领西藏开始以先消灭西藏文化,最终消灭西藏民族为最终目的实施种族文化灭绝策略,但是,由于西藏境外藏人尽其所能,甚至有很多藏人用生命在极度有限的空间里拯救西藏文化、语言,使西藏文化艰难地继承下来了,延长了西藏文化,乃至西藏民族的生命。但是,最近几年中国一波又一波地开展运动打压西藏语言文化,保护母语已经是“黑恶势力”是“扫黑除恶”严厉打击的对象。
自习近平执政以来对西藏进行严酷政治打压的同时,对西藏文化、语言文字实施严厉的抹杀政策—西藏文化中国化、西藏宗教中国化—最终西藏人汉人化!
中国政府对西藏新一代藏人采取强制汉化政策,这一政策自中国占领西藏开始启动,但是,当时中国的能力有限只创建一些所谓的民族学院、保送西藏学生到中国学习,一般都是短期性,主要的目的是加速培养为其效劳的藏人干部。但随着中国经济等的发展,开始在中国各地建所谓的西藏“内地班/校”,使西藏新一代完全与西藏社会、文化、宗教等隔离,在纯粹的中国人的社会里生活、接受教育实为汉化。
中国政府汉化藏人最主要的战场学校教育(中国政府的说法是争夺下一代)上分两种模式进行,一是在中国汉化。以各种方式将数万计的西藏学生带到中国各大城市,完全切断与西藏社会、文化、宗教信仰的关系,强制汉化。即西藏“内地班/校”、 “异地办学”。二是西藏本地汉化。在西藏本土抹杀西藏语言,禁止西藏学生接触西藏传统文化。大量中国人以“援藏”的名义空降西藏各学校掌控大权,加强汉化。
在中国汉化
有关这一问题笔者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从1984年开始中共以各种理由,如“国家为加大西藏各类人才培养力度”决定在北京等城市筹建了3所西藏学校,在上海等16个省市分别选出一至两所中学举办西藏班。1985年,首批西藏学生被送到中国。据西藏自治区教育厅统计,30年来,内地西藏班(校)为西藏培养输送中专以上急需人才3.2万余人。目前,北京、上海、广东等21个省市的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开办有130多个内地西藏班和内地中职班,共有在校生1.8万多人。”
同时也指出:“由于中共利用在中国各大城市的所谓的“西藏班”对西藏青少年学生的腐蚀取得了较高的成效,从淡化西藏民族认同、对母语和传统文化的疏远,以及最终与家庭亲属和西藏母语社会、宗教文化形成隔离,还有加强了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倾向和接受。基本做到了对新一代西藏人‘移植脑袋’的作用。”
中国政府看到了在中国汉化藏人的效果,因此,在加强西藏“内地班/校”的同时,更上一层楼,开始创办所谓的“异地办学”加大汉化西藏新一代。而且,这个所谓的“异地办学”的概念还有严重的误导性,使人不容易发现有什么弊端。
一般情况下异地办学,就是在异地开办学校。如某大学、中学、小学或者各种技术学校等在学校总部所在地之外的地方创办分校或者教学等。全世界的名校都有异地办学的情况。但是,中国政府在西藏推行的“异地办学”真好于此相反。“不是把某大学、中学、小学或者技术学校的分校、分支落脚西藏,也不是西藏什么学校在中国某地方开分校。是把大量的西藏学生送到中国各大城市学校办所谓的“西藏班”、“玉树班”XXX班。”
当然,中国政府对此会冠上很好的理由,如玉树地方政府称:“异地办学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口援青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推进青海藏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青海藏区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缩小教育区域差距、提高民族地区教育质量、促进内地和青海藏区教育交流合作的有效途径。”
据不完全统计,玉树藏族自治州有5000多名学生在异地北京、辽宁、湖北、广东、四川、西宁市等六省市的14所学校上学。玉树州政府决定:“要坚持教育兴州战略,争取每年输送1000名高一新生到异地就读,让更多的农牧民孩子接受内地优质的教育资源。”
海南州,自2013年以来在江苏、湖北、四川等地开办了“海南异地中职班”,先后输送学生2000多名。”如今这个数字不知多少倍的增加—
玉树州政府大办特办“异地办学”“ 提高民族地区教育质量”成明显对比的是玉树州囊谦县2018年12月发布了《关于停止在寺院非法举办补习班的紧急通知》该通知认为,西藏寺院在假期举办的藏语补习班为“危险”、“有害”、“对年轻人的意识形态进行渗透”。还有把提倡西藏语言文化的藏人扎西旺秀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5年徒刑,关进大牢,当然集权天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异地办学”是西藏各地当局大力推行的汉化策略之一,由于政府宣传、诱惑,以及强制推行,西藏的家长和学生没有其他选择。
翻拍自人权观察网站
西藏本地汉化
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本地汉化主要策略是改变授课模式,减少藏语课程,增加汉语课程、大力推广中国价值观等的方式,打击藏语言文字的学习。还有在西藏创办中国式学校,有中国其它省市投资修建,直接有中国人管理所有事物,教学、管理等等。另外,中国政府派遣大量中国各地学校的中国教师空降西藏各地学校加大对西藏学习的教学、管理方面的直接干预,促进汉化步伐。中国官方称其为“组团式”援藏教师计划”,由中国最高层中央部委直接领导。
中国政府占领西藏后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开办学校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 对西藏新一代进行彻底洗脑、灌输共产文化、中国文化。但是,最初中国政府急于培养干部,当然干部必须是“鲜红”的。随着中国完全控制了西藏之后加大在西藏本地汉化的进度。
十年文革浩劫之后,中国在西藏逐步加大创办学校的步伐,而且,由于当时有不少较有影响力的藏人高层干部,以及中国大肆宣传民族区域自治,因此,在西藏本地的大部分学习开设了藏文课程,而且,中国政府也开始兜售他所谓的“双语教育”。使藏语言文字出现了极度有限的空间中生存的希望,而且,在藏人的不懈努力下藏语言文字得到了可喜的发展,使藏人新一代也开始回归母语、归回西藏文化。这样的趋势是中国政府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因为,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既定政策是彻底消灭西藏民族,而藏人学习藏语、认同文化、认同西藏民族。这对中国实现其消灭西藏民族的目标当然是不利的。每个殖民者和集权政府都非常清楚消灭一个民族,首先必须消灭其语言。因此,中国政府在西藏以各种理由试图限制西藏语言文字的发展。当然,这需要从学校开始,从新一代藏人着手。
对此,中国政府首先设计“牛角式”教育体系,即从学习藏语的学生的前途越来越窄。如高中毕业之后只有创办数十年的几个民族学院,而且,同样是开设了数十年的专业,也只有一个班。无数的西藏高中生被堵在高等学府之外。没有了前途!(当然没有上大学不等于没有前途,但是,当时的社会认知如此。)
之后,就业上的问题。对学习藏语者中国政府四十多年开设的是一个专业–藏语言文学。这些学生毕业之后的选择是翻译、教师,以及出版行业等,这些非常有限的与藏语有关地的部门很早以前已经饱和、超标了。
然后在社会中炮制 “学习藏语没有用”的错觉。而如今公务员考试根本没有藏文,学习藏语的学生必须要和汉语专业者竞争—很明显根本不是对手。政府安排这样不公平的竞争,凸显“学习藏语没有用”的“真理”,使家长或学生放弃学习藏语。最终,又不是政府的责任,而是藏人自己放弃学习藏语。
但是,作为藏人学习自己的母语和文化不一定是找工作,为了生活或者获得利益,因此,很多藏人小孩仍然坚持学习母语。在西藏中国政府开设的学校(众多私立学校被关闭)教育模式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教学模式就是以藏语为主、汉语为辅,即汉语作为语文课,其他课程由藏语教授。第二类教学模式是以汉语为主、藏语为辅,即藏语作为一门语文课,其他课程由汉语教授。第三类不设藏语课,所有课程由汉语教授。(也称普通学校,城镇、汉人集聚区较多。)
多年来,在第一类教学模式接受教育的学生之藏语水平相对于第二类教学模式普遍较高。因此,第一类教学模式普遍受到欢迎,也培养了较多优秀的母语人才,也因此被中国政府给盯上了—-
早在2010年中国政府在西藏安多地区的中学推行藏语文外其他科目用汉语教学的计划,即第二类教学模式。在西藏安多热贡、恰不恰、贵德、玛曲等地的中学生为主的西藏学生举行和平抗议游行抗议。因此,中国政府暂时没有公开实施。但是,当时中国政府对举行和平抗议的西藏学生实施了镇压,拘捕了不少学生,并判处了重刑。之后不久中国政府已经在很多学校强制推行第二类教学模式。
去年,果洛藏族自治州的有关部门已下令学校一年级以上除藏语课外停止所有科目用藏语授课,即强制实施第二类教学模式。当时遭到西藏社会各界的一致反对,但是,中国当局当成耳边风,强制推行。
2020年4月,多家媒体报道,中国政府要求今年年底开始在西藏安多阿坝地区强制实施第二类教学模式。于此同时西藏日喀则地区也从今年开始实施第二类教学模式。
人权观察组织进行的研究显示,“到2019年3月,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六个农村乡镇的所有当地小学都已改用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即推行第二类教学模式。
在西藏创办中国式学校,这些学校彻底抛弃《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是纯中国式的教育,从课程安排到师资全部是中国人,在西藏本地实施最有力的汉化教育。
中共官媒的虚假宣传
西藏人权报道,“据新华社报道,北京、江苏两省市分别投资援藏资金2亿元人民币,建成拉萨北京实验中学和江苏实验中学两所学校,2015年开始正式招生。这两所学校的老师全部是从北京和江苏派遣的汉人,江苏实验中学的2350名学生中百分之90是藏人学生。从这些情况得知中国政府在西藏自治区为主的西藏以“发展藏区教育”为借口,事实上采用各种手段逐步推行和实施汉化政策。”
另外,中国政府最近今年又开始推定所谓的“组团式”援藏教师计划”,由中央部委直接领导策划。
中国《教育部 中共中央组织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新一批“组团式”援藏教育人才选派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号召下, 2019年8月,来自中国17个省市的400名教师开始在21所西藏自治区学校担任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这批人才中,在西藏各学校担任校长、教学副校长、教务主任、德育主任的管理人员共有86名,专任教师314名。范围涵盖西藏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的学校。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指出中国政府的策略是;“以“发展藏区教育”为借口,事实上采用各种手段逐步推行和实施汉化政策。”
中国政府扼杀西藏语言文字的政策是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从中国最高层到地方政府层层教育系统规划和强制实施。对西藏新一代实施彻底的洗脑。至今中国政府已经基本完成西藏各地学校实施第二类教学模式,并且加大所谓的“组团式”援藏教育项目。中国媒体称:“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为孩子未来种下希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何不是暗示种下了汉文化的种子,而且,可以燎原整个西藏?
另外,中国政府以经济建设为名鼓励大量的中国人涌向西藏,特别是开通青藏铁路之后这一状况更加糟糕。西藏社会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藏人被边缘化,西藏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西藏文化遭到最严重的破坏。但是,中国政府还在修建通往西藏的第二条铁路川藏铁路,通车之后对西藏的冲击可想而知。中国人海战术将如南蒙古一样吞没藏人并非遥远,而西藏语言文字如同蒙古语一样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下达“病危通知书”,列为世界极度濒临灭绝的语言和文字行列还会遥远吗?
2020/4/16

2020年4月2日 星期四

他用權威歷史文獻澄清西藏的歷史真相 ——讀劉漢城教授的《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是在2014年認識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劉漢城先生。當年香港朋友舉辦系列關於西藏問題的講座,劉教授和本人都是其中的講者,但因為參加的是不同的講座,彼此未見面,但知道對方的名字。他在該年4月寫了一封信給我,與我討論西藏問題,信寄到了灣仔的開放雜誌社地址,但我已有兩年是在家中上班,很少到雜誌社,直到該年12月,開放雜誌停刊,辦公室要騰空退租,我回雜誌社收拾東西,才發現劉教授的來信,而這時退休的劉教授在7月與太太已離開香港定居美國。好在他信中留下了美國的電話,我們才開始電郵聯絡。
他告訴我,他個人獨自研究西藏歷史已好多年,很希望與同道的朋友磋商討論。並隨電郵寄來他的一些研究論文。說實話,我對西藏歷史認識非常膚淺,完全不是劉教授的討論對手,於是將他的論文轉寄給有研究的藏人朋友。
劉漢城教授本身的學術專業是管理科學,退休前為城市大學管理科學講座教授,西藏史研究是他的業餘愛好。劉教授從小就對中國歷史有很大興趣,閒暇空餘時間就埋首於中國浩瀚史料讀得不亦樂乎。而劉教授會關注到西藏歷史,據他自己說,源於20多年前一次與一個英國人爭論西藏問題。劉教授是出生於新加坡的華人,當時他同華人社會的絕大多數人一樣,從小被灌輸“西藏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的扭曲歷史觀,並對此深信不疑。當時他無法說服這個英國人,於是就到史料中去查找證據。結果不查不知,越查越覺得所謂西藏自古屬於中國之說根本就是一套謊言。2012年退休後,他開始一心一意皓首窮經於中國龐大的史料中,查詢西藏歷史真相,並決心將他的研究公諸於世。
20164月我和劉漢城教授均受邀參加在台北舉行的漢藏友好會議。劉教授在會上做了關於西藏歷史真相的專題報導。這一演講讓我大開眼界,尤其是他對中國元明清時代有關西藏歷史史料的介紹和分析,史料證據如此之雄辯無礙,我猶如上了一堂前所未有的文獻學課程。而在坐的藏人也佩服得五體投地,因為他引用中國史料所作的論述,有些連這些藏人也是聞所未聞的。
在劉教授的專題演講中,劉教授尖銳地批判了中共的西藏自古屬於中國的無稽謬說。他指出,中共最先稱,西藏成為中原王朝一部分始自唐文成公主入藏,因此說太過荒誕,中共自己也覺得說不過去,後來不得不將這個“自古”的時間點修正到元朝。他說,其實自元到民國,西藏從來未被中國真正統治過,但基於時間所限,在這次演講中,他主要談明朝時期。
劉教授首先批評中國歷史地理學權威譚其驤編寫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的明朝地圖將西藏納入明朝版圖毫無任何歷史文獻可作依據,是典型的用今天的現實來改寫歷史真實的惡劣例子。他說,明朝時皇帝下令官修的地理書《敕修大明一統志》,明英宗作序,聲稱是要宣示“我國家一統之盛”,但卻沒有把西藏納入其統轄之中,而是將西蕃(即西藏)列入七十多個國家的外夷名單,附於《大明一統志》的明帝國版圖《大明一統之圖》也顯示,西藏的標註是在明帝國大一統的版圖之外,劉教授在會議上出示了這份地圖。劉教授問道,如果連明朝皇帝本人都沒有將西藏視為自己統治之地,後人又如何能夠將西藏添加到明朝版圖之中?
在劉教授對明史文獻的廣徵博引中,還提到了明朝時期的一些稱之為類書的民間通俗百科全書類的書籍,其記錄的明朝行政區,全部都沒有包括西藏在內,他特別以類書《萬用正宗不求人》為例。會後我們聊天,劉教授還談到唐朝文成公主、清朝時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金瓶掣籤認證,以及清朝駐藏大臣等歷史,他都有很深的研究,可以駁倒中國官方及其御用學者的說法。
劉教授所引中國歷史地圖之一,西藏在中國版圖之外。
我當時的感覺是,劉漢城教授對西藏和中國關係史的研究可以說具有前所未有的開創性。
記得2003年我前往西藏訪問達賴喇嘛,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告訴我說,他們不追求西藏獨立,但他們不可能因此而接受所謂西藏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這樣的中共歷史觀,因為歷史的真相只有一個,不能因為遷就現實而扭曲真相。
但要說明真相就需史料來證明。有關歷史真相的論述,中共和藏人現是各說各話。藏民族是宗教民族,其文化傳統更多專注於精神和心靈層面,歷史記載比較薄弱,相比於最重視歷史,有兩千多年寫史傳統,史書史料數量全球第一的世俗性漢民族,無疑是比較吃虧的。再加上語言的隔閡,藏人要在浩如煙海的中文史料中挖掘真相,反駁中共之論述,難度也很大。而在中國境內,有關西藏歷史的研究有很多無法突破的禁區,有實力的西藏歷史研究者卻被綁手綁腳,無法講出真相,敢於講出真相的會受到打壓和迫害。中國著名的藏人學者降邊嘉措在1989年六四之前(趙紫陽執政時候)曾寫了一本十世班禪喇嘛的傳記,因為披露了中共佔領西藏後的一些歷史真相,此書在六四之後隨即被禁。
當然西方藏學家沒有這樣的政治禁忌,但浩瀚而艱澀的古代中文史料對於他們來說,卻是很大的難關。
但所有以上的困難,對於劉漢城教授都不存在。他受過嚴格的西方學術訓練,精通中英文,還懂德語,並熟悉古漢語和中國古代史料,而更重要的是,他生活在自由世界,服膺學術自由,而且敢於面對真相,不受大中華意識形態束縛。以上種種,讓他在西藏歷史研究中能脫穎而出,開拓出一片新的空間。而他的研究特點是用中國自己的史料來反駁中國政府的西藏自古屬於中國的偽說,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最近,劉教授20年西藏史研究部分心血已寫成一本800頁的煌煌巨著《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雪域出版社出版)。此書主要是分析明清兩朝史料。而他對唐、元兩個朝代,以及民國時期的研究,將會在他第二部待出版的著作中公之於眾。

在這部巨著中,劉教授廣徵博引,幾乎引用分析了所有能夠收集到的權威明清史料,其中包括官修、半官修典籍,明清公文檔案、士大夫學者的歷史地理著作、民間通俗百科全書性質的類書,以及西方的有關史料等。所涉及的領域也非常之廣泛,如明清兩朝的歷史地理、典章官職制度、行政體制、人口統計、土地和戶口政策、學政科舉、稅賦、法制、對外關係、朝貢制度等。而他由這些廣泛資料的分析所得結論只有一個:西藏並非明清兩朝的領土。

有關明朝部分,劉教授所引述的文獻有明代出版的14種地理典籍,分析非常之深入,除了前已提到過的明英宗作序的《敕修大明一統志》,我在這裡再簡單轉述劉教授提到的其中幾例資料。在明英宗之100年後的嘉靖年間,明狀元羅洪先所著的地圖集《廣輿圖》,受到後世很高評價,但這部被現代學者譽為“流傳甚廣,影響極大”的明代地圖集所稱的明帝國版圖只 “西至嘉峪”,即是說,明帝國西部國界到今天的甘肅嘉峪關即止,而嘉峪關離西藏東部邊界尚有上千里。到明朝末代皇帝崇禎一朝,進士陳組綬所著《皇明職方地圖》,西藏仍未在明帝國版圖中。
甚至明之後的清代官修明史和民間地理輿志之類,也沒有任何史料指西藏是明帝國的一部分。如清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圖》和《肇域記》所記載明代地理,國內領土並無西藏。而劉教授查閱了明代流行的十幾本通俗類書,均未將西藏列入國內行政區,而是將西藏或列入與日本、高麗、天竺、爪哇,甚至阿拉伯國家相類的外國、外夷或諸夷之列,或根本就未提到。
劉教授通過這些歷史地理史料,以及有關明朝的封贈、朝貢、戶口記錄、徵稅和執法等歷史記載,得出的結論是,明帝國不止是對西藏沒有主權,而且也毫無主權要求的野心。所謂明帝國的在藏主權,是400年後的中共強行追加給明帝國的。可以說,即或原懷疑者,讀了劉教授這本書,也會不得不承認明代時西藏不屬中國可說是定論。
但劉教授說,清朝比較複雜,因為清帝國有一些人在某段時間曾宣示西藏屬於清朝或說過想把西藏納入清朝的話,即清朝有明朝沒有的霸占西藏的野心,因此在清朝的歷史文獻中,有把西藏納入清帝國的歷史記載,但這些記載並未能真實反映清藏之間的關係,有非常之多相互矛盾無法自圓其說之處。劉教授認為,所謂對西藏的主權根本就是清政府的精神自慰。
清朝是在雍正5年(1727年)開始向西藏派駐駐藏大臣,但此時清廷對西藏還無領土野心。其野心是始於乾隆皇帝,這位痴迷於對外武力擴張,炫耀其十全武功的侵略者,其對西藏的野心擴張經過瞻對戰事的鬧劇般的失敗和平定大小金川的慘勝而僅止於今天川西的部分藏區,未能侵入西藏。
最早清楚地把西藏劃到清帝國版圖的文獻是在清嘉慶朝欽定官修的《大清會典嘉慶》中的《皇輿全圖》,而這時已是清朝中葉,離滿洲人入關,建立中原政權已160年有餘。
劉教授列表以出版時間排序清代官修和民修的16種權威典籍中,在《嘉慶會典》之前的10種清朝典籍,包括《雍正會典》、《乾隆會典》、《大清一統志》等,或未提到西藏,或是對西藏定位模糊不清。但《嘉慶會典》雖然把西藏劃入大清版圖,但對西藏主權的歸屬界定仍然很模糊,該典籍在有關入貢互市的外國記述中,又把西藏列入與西天(今印度)、暹羅(今泰國)、蘇祿(在今菲律賓)並列的“外夷各國”。而且《嘉慶會典》有關清帝國的戶口和賦稅記錄,也沒有西藏的資料。劉教授認為,其實西藏對於清政府就是外國,大筆一揮把西藏劃入清帝國版圖只是反映清廷想染指西藏的野心而已,而西藏那一方可能還蒙在鼓中。但這幅地圖就成了中共主張清一朝對西藏擁有主權的所謂鐵證之一,譚其驤的歷史地圖集的清朝版圖即聲明以此圖為據。但諷刺的是,隨後魏源在道光年出的刻本《聖武記》又把西藏歸類到蒙古、俄國、尼泊爾、阿富汗等“外藩”之中。
其後光緒3年(1877年)王子音的《今古地理述》的重刻本仍然把西藏列為“朝貢諸國”,將西藏、與蘇祿、荷蘭、緬甸、葡萄牙、義大利、英國等歸入同一類。甚至民國時清朝遺老、大清主義者趙爾巽的《清史稿》對西藏的定位也缺乏明確認知,有時歸類為中國各省範圍,有時又列入藩部,甚至還有“西藏蓋為中英兩屬國”之記述。劉教授認為,這些記述的內在矛盾可初步反映清帝國自嘉慶開始聲稱對西藏的主權實際只是自說自話。
中共及其御用學者說,西藏在清一朝有向清廷入貢,所以是臣屬於清帝國。劉教授指出,清廷記載的朝貢國非常之廣泛。在清廷的歷史記載中,幾乎任何國家來使,都說成是來向清廷朝貢。《嘉慶會典》中提到的朝貢國有朝鮮、越南、琉球、荷蘭、西洋諸國(包括葡萄牙、義大利)。再如英使馬噶爾尼於乾隆58年訪華,民國成書的《清史稿》仍然說是“英吉利貢船”,“英吉利貢使”。
至於中共御用文人以駐藏大臣作為清廷在藏主權的證明,劉教授也作了有力反駁。清朝是在雍正5年(1727年)開始向西藏派遣駐藏大臣。劉教授指出,駐藏大臣不是清政府派到西藏的總督,而是派到西藏這個外國的外交使節,與清廷派往國外的“駐英大臣”、“駐美大臣”,或外國的“駐華大臣”類似。甚至清廷文書有時也會稱駐藏大臣是“藏使”。劉教授還指出清政府負責西藏事務的理藩院體制,只相當於西方國家的殖民地部門
但不論中國如何解釋駐藏大臣和理藩院的性質,但清朝政府未能實際擁有西藏主權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劉教授在他這本著作中,探討了清代在人口統計、戶籍制度、郵政、貨幣發行、賦稅、科舉、衣冠髮飾,以及國防外交等全方位的國家政策是否在西藏有所實際執行的情況,其結論都是否定的,均證明清廷未能對西藏實行其任何一項國家職能。比如,據清末光緒頒布的《大清會典》,清廷對全國實行的稅賦有地賦、丁賦和雜賦三項,一些少數民族政權,則以貢代賦,如貴州土司和四川某些藏區,但無論是賦還是貢,都沒有西藏噶廈政府的記錄。再如學政體系,作為清帝國臣民的權利之一是參加科舉考試,當時除漢地和八旗,雲南、貴州等邊疆,甚至新疆、蒙古都有參加科舉的學額,也獨缺少了西藏。
劉教授指,清廷未能統治西藏,但在其文獻和公文中有時卻將西藏視為其屬地,實際西藏只不過是清帝國想染指但卻未能成功染指的殖民地而已。到清朝末的光緒32年(1906年)任駐藏幫辦大臣的張蔭棠於次年上奏給朝廷的電文即明言清廷想以西藏為殖民地,電文說“藏屬地廣民稀,礦產豐富,他日當可資為殖民地。”“中國之治西藏,當如英之治印度。”
有關乾隆朝於1793年規定的選擇達賴喇嘛靈童的金瓶掣籤制度,劉教授引用大量資料證實,這只是清廷偽造對西藏有主權的自我欺騙手法。1793年後西藏一共產生了6位達賴喇嘛,但西藏政府從來沒有完全配合遵守過清廷的掣籤要求和儀禮,有好幾位甚至完全未經過掣籤,對此清廷並沒有要求嚴格執行的權力。相反,駐藏大臣還多次向朝廷上奏要求免於掣籤,顯然是無法做到,因此清政府的君臣要演一場免於掣籤的假戲。基本上,唯一可證實的是清廷送了個金瓶到西藏,至於是否以此金瓶來掣籤以認證達賴喇嘛,清廷對此可以說是悉聽尊便。
最有趣的是,乾隆皇帝引以為傲的十全武功,劉教授還以資料為證,揭露其中兩全,即兩平廓尔喀(尼泊爾)根本是乾隆和他的臣子互相作假,偽造清軍參戰並獲勝利的假消息,而且作偽內容和手法都十分拙劣可笑。第一次尼泊爾入侵西藏,參戰的只有尼泊爾和西藏兩方,最後藏人不敵,答應巨額賠款後,獲勝的尼泊爾軍隊撤退。清廷完全是未參戰的第三者,但乾隆派到西藏的幾位藏使卻報告朝廷說尼泊爾是因為被清軍擊敗而退軍,還稱尼泊爾向清廷入貢和接受清廷的冊封,並偽造尼泊爾降書。乾隆即以此作為自己的第9大武功,下令“方略館”編撰《欽定巴勒布紀略》,還稱巴勒布(即廓尔喀)為清番屬。直到22年後尼泊爾大軍第二次來犯,這個騙局才被揭破,當年派往西藏的特使巴忠聞訊後跳水自殺。但因事過年久,乾隆這個第9大武功記錄並未被消掉,仍然留載史冊,欺騙後人。
劉教授書中還提到了乾隆時清廷向今天甘孜藏區新龍縣的瞻對藏人部落發動戰爭,清軍將領因打不贏,假造戰果欺騙朝廷,但因為騙局很快被揭穿,所以未被乾隆算成他的武功。清朝對瞻對的戰爭前後打了三次,最後一次在同治年間,終清一朝始終無法征服這個地區。
走筆至此,我到網上去查了一下這個好大喜功侵略成性的皇帝所誇耀的十全武功,發現除了第9大武功是完全的捏造外,另外兩大武功,即所謂兩次平定(實際應該是侵犯)大小金川之戰也完全是吹牛皮,誇大戰功。地處今四川阿壩藏區的大小金川,當時人口僅4萬,兵力僅幾千,大清帝國兩次征伐,共出動大軍30萬,徵用民夫47萬,耗資1億白銀(相當於當時清朝13年的國庫收入),耗時近10年,竟損兵折將,死傷數萬,結果第一次是打成平手,第二次也只是慘勝。典型的勝之不武,乾隆以此誇耀為不世武功,簡直是恬不知恥。
乾隆平定金川之艱難,除了藏人的英勇反抗,也與川藏地理環境十分險要有關。川藏之地,海拔高空氣稀薄,崇山峻嶺,激流峽谷,道道山口都高達4000公尺以上。當時清軍要進軍金川,比走李白所謂“難於上青天”的蜀道還要難上加難,而且除了地理天險,八旗清軍和漢人綠營軍還需面臨高原反應的生理天險。
全球生活在缺氧的高海拔地區的人類主要是兩個民族,一是西藏高原的藏人,一是南美洲安第斯山的印第安人。但令人嘖嘖稱奇的是,生活在西藏高原已有上萬年歷史的藏人(科學家在西藏高原發現1萬年前的人類手印化石),和生活在安第斯山的印第安人適應高海拔缺氧生態的生理機能是不同的,甚至剛剛相反。
BBC一篇報導說,安第斯高原居民的血液中充滿了紅細胞和能夠輸送氧氣的血紅蛋白,當空氣變得稀薄,人的血液就會變得更粘厚,增加其能夠向身體各處細胞運送的含氧量。但奇怪的是,科學家發現藏人的血紅蛋白則低到驚人的程度,意味藏人在高海拔會降低血液送氧的量。科學家認為這會減少血管受損和心臟的負荷。因此安第斯山的秘魯人和玻利維亞人會患一種慢性高山病,這是一種因為血液粘厚造成的血管受損和心臟負荷過重所致的一種疾病,但藏人不會。所以藏人是全世界唯一適合高海拔生活的人類。我們漢人上到高原,身體發生的變化是和安第斯山人的反應相同,即血液中的的紅血球和血紅蛋白會增加,以適應高海拔。這即是說,我們漢人到高海拔地區,即使一時沒有很強的高原反應,但生活久了,也會患上慢性高原症。因此在科技醫學發達之前的前現代時候,生活在低海拔的民族是無法征服,也無法統治西藏的。
我想,金川兩戰可能打消了乾隆,以及其後歷代清帝想以武力征服西藏的念頭,但他們對西藏的殖民野心又不死,自然只好玩金瓶掣籤,或一些自欺欺人的公文遊戲來精神自慰了。因此研究清朝時候的清藏關係史,不能只在清廷自相矛盾的檔案記錄中摘取清廷自稱對西藏有主權的記述,而應該像劉教授那樣對歷史資料作全面認真的考證分析,這樣才能釐清史實,還原歷史的真相。
劉教授這部著作還大量披露了中共御用學者是如何明目張膽篡改史料,比如牙含章的《達賴喇嘛傳》強行將《西藏誌》、《聖武記》中記載無誤的“百姓”一詞篡改成“農奴”一詞,以此來配合中共官方捏造的西藏農奴制度偽史。

2020年3月10日 星期二

中国非法占领西藏七十一年

桑杰嘉

 vot.org

【藏人谈西藏】


中国非法入侵、以及殖民统治西藏七十一年了,在这七十一年里中国对西藏实施一波又一波的史无前例的文化、种族灭绝政策,使西藏民族和文化遭到了最严重的洗劫。如今随着中国使用高科技变本加厉打压西藏,西藏人的生存受到史无前例的威胁。中国正在全方位地推进其既定的对藏政策—消灭西藏民族。当然殖民者为了消灭被殖民者首先摧毁其语言、文化。因此,中国最近几年对西藏铁腕政治打压的同时对文化、语言的打击空前,保护母语已经成为“非法”。但是,自中国入侵之日起西藏人民从来没有放弃反抗侵略者,保卫家园的决心。在中国入侵的七十一年里无数西藏英雄儿女们为西藏国家和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十多万藏人流亡世界各地保护西藏传统文化,为西藏复国事业坚持奋斗。西藏境内反抗中国统治的运动也从来没有停止。 因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从1949年开始非法入侵,1959占领西藏全国,至今被非法占领了七十一周年。
自中国入侵西藏起对西藏历史、文化、宗教、经济和传统社会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压。中国为了实现彻底消灭西藏民族在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打压政策,在过去的七十一年里对藏人实施过人类史上最惨烈的打压政策。
如1949年开始入侵西藏,一方面靠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武力强占,另一方面利用诱骗,一步一步入侵和占领西藏领土。1950年10月7日,中国军队向西藏政府军发起全面进攻,利用强大的武力消灭西藏政府军队,开始向西藏全境武装入侵,并迫使西藏政府签订了非法的“十七条”,占领西藏首都等地。
从1956年开始实施所谓的“民主改革”,其对西藏社会、文化、信仰实施严厉的摧毁,藏人展开反击侵略,保卫家园的反抗运动。对藏人的反抗中国政府以“平叛”、“防叛”之名派遣当时一流的正规军队实施屠杀。对此蒙古学者俄尼斯.朝格图(杨海英)先生俄尼斯.朝格图(杨海英)先生说: “我在此重申,TU-4和TU-2是苏联赠予中国用来支援参加韩战的“志愿军”。虽然不知道轰炸机中有多少被派遣参加了对抗“美帝国主义军”的战争,但毫无疑问,其主力被用在屠杀只有刀、长矛和猎枪的藏人。”参与屠杀藏人的中国兵种包括:步兵、骑兵、炮兵、装甲兵、航空兵、工兵、防化兵、运输、通讯、侦察等部队。这一数量庞大的正规军队在西藏国土上纵横持续屠杀藏人到1962年,有些地方更晚才结束。在这次屠杀运动中中国人不仅仅屠杀藏人,并使西藏大量的文化中心、学院、博物馆、信仰中心的寺院被夷为平地,西藏传统社会体制被彻底摧毁。
有关中国所谓的“平叛”的真相,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会副委员长的第十世班禅禪喇嘛在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上午西藏代表团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一九五八年我在青海听到党内文件上说要挑起叛乱,压出叛乱,然后在平叛过程中,彻底解决宗教和民族问题。”
中国军队在西藏的残忍行为实属人类历史上罕见:第十世班禅喇嘛在官方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了冰山之一角。他说:在西藏“果洛地区打死了许多人,把尸体从山上拖下来,挖个大坑埋在里面,把死者的亲属都叫来宣布:“我们把叛匪消灭了,今天是喜庆的日子,你们在尸体坑上跳舞”并架起了机关枪,在那不管参叛不参叛把机关枪一扫,牧民的帐篷都打下去了。”这样的例子太多不胜枚举。
于此同时,中国人为的三年大饥荒使数万计的藏人被饿死,这是西藏国土上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
紧接着是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西藏人在“民改”和“平叛”期间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寺院、文物和文献等几乎全部被摧毁。无数的藏人在文革中被整死、自杀、被关押—–没有被折磨致死的藏人一贫如洗。
1989年时的真实情况: “—我们付出的代价和取得的成绩相比较,我认为代价大于取得的成绩。”第十世班禅喇嘛说。
中国政府为了挽救中国经济全面崩溃,威胁中共政权,开始在经济等领域进行改革和开放。此时西藏虽然得到了一点休养生息的机会,但是,中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打压从来没有停止。
由于当时国际局势发生变化中国担心苏联插手西藏问题,主动提出谈判解决西藏问题,邀请西藏政府代表参观西藏等假象欺骗藏人和国际社会。之后,中国谋杀了西藏领袖第十世班禅喇嘛,对西藏人争取独立自由的抗议实施了血腥镇压,数千计的藏人被关进了大牢,对西藏问题实施“拖延政策”既等待达赖喇嘛圆寂,认为没有了达赖喇嘛西藏问题会自然消失。后来中国对这一阴谋没有任何的把握,仓促制定荒唐,且野蛮的所谓的《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为控制第十五世达赖喇嘛进行策划,但是立即遭到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佛教各大传承领袖的一致否定,以及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更严重的激起了西藏人极大的愤怒。2008年,境内藏人向中国公开、明确地抗议其非法占领,以及残酷的殖民统治。虽然,中国政府血腥镇压了这场惊动世界的抗议运动,但是之后,藏人开始自焚抗议中国非法占领西藏,至今已经有163位藏人自焚抗议138人牺牲。163位藏人不伤害他人而点燃自己宝贵生命抗议中国统治,这乃史无前例。
最近几年中国有关达赖喇嘛转世的问题频发言论,招致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中国干涉宗教事务。从中国的言论和举动清楚地看到中国对其多年的“拖延政策”没有把握,因此,想控制达赖喇嘛转世事务来最终控制西藏问题。更荒唐的是据华人历史学者揭露,中国振振有词宣称有权选择达赖喇嘛等转世灵童的历史依据也如同中国市场上的假冒产品,是中国自己伪造的。而且,堂而皇之地偷窃满清之名伪造所谓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真是无耻!
谈到中国的“伪造”不得不说中国自入侵之初开始大量伪造、篡改西藏历史的问题。
中国入侵西藏的理由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西藏农奴”等—是后话)依据是历史上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在七十一年里中国有关历史上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说法自认为无法成立所以多次更改—最后实在无法自圆其说,所以,推出超级大笑话“自古以来”。中国官方最初说西藏是从唐朝开始是中国的一部分,理由却是“文成公主”嫁给吐蕃国王,但是,根本不提唐朝“公主”到吐蕃很多年之后中国史书记载吐蕃攻打占领长安、再后来吐蕃和唐朝谈判划界的事,而记载这一史实的石碑至今屹立在西藏首都拉萨觉康前。
因此,中国又说:“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理由竟然是因为蒙古“统治” 过西藏,但是,人家蒙古历史的说法又是另外一回事。退一万步说,就算当时西藏是蒙古的一部分,也跟中国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按中国的逻辑今天西藏应该是蒙古共和国一部分,而非中国的一部分。
总之,中国倾国家之力,歪曲、掩盖、篡改西藏历史七十一年,加上某些海外自称西藏历史学者的华人配合,还是不能自圆其说,只能死赖“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七十多年用谎言、歪曲、篡改的史料遇上二十一世纪的的董狐,显现的不仅仅是滑稽、荒唐,而是中国学者的丑陋和无耻!中国官方假装信心十足的称:“要了解这个地区的真实情况,还是要看事实。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事实摆出来。”
《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份》图片取自雪域出版社
2019年,华人历史学家刘汉城先生出版了第一部用中国的官方/权威文献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部掷地有声的巨著用中国最权威的官方文献证明了西藏自古以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揭露了大量中国官方学者如何篡改、掩盖、造假西藏历史的事实,还原了西藏是独立国家的真相(明、清)。“事实摆出来”了就等中国官方和御用学者们怎么说,当然,中国官方和学者会继续耍赖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他们的黑后学修行的境界是世界上最一流的,但是,被蒙骗了七多年的中国人和世界人民呈现了西藏历史的真相,而且,读者可以一一用中国权威典籍核实。刘先生《作者序》中说:“很期望读者完全不要相信本书的说法,抱着质疑的态度用典籍原文查核本书援引的史料有无造假。也期望读者用同样的态度查核中共藏事史著所描述的史迹。”
刘先生还揭露了为什么中共要坚持“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问题。他指出:
“中国是1918年国际联盟盟约和1945年联合国宪章等条约的签署国,在这些条约里(如联合国宪章的‘第一条•一’、‘第二条•三’和‘第二条•四’),加盟国都承诺在今后(即1918年之后)不用武力侵略来获得新领土(请参阅范普拉赫 Michael van Walt van Praag《西藏的地位The Status of Tibet》页150-152 的详细国际法论述)。又,中共不但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而且长期持续地将中国描画为一个被日本和西方列强军事侵略的可怜受害者,也经常谴责这些列强在18到20世纪的武力扩土行为。因此,中共在1950年进军西藏取得当地统治权后,中共不能如成吉思汗、乾隆帝等自诩这是‘开拓新领土’,而必须说成是‘统一固有的领土’。许多‘爱国人士’不明白这一点,因此辩道:
历史里各国都有侵略征服别人,整个美洲也是被欧洲移民抢过去的,我国就是在1950年靠本事征服西藏的。
可是懂得顾全国际脸面、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人是不能这样说的。否则,1937年日本既然‘有本事’侵华,岂非也是合理的?这好比如果今天某甲自夸家世说他的清代玄祖父有许多家奴和姬妾,那没问题;可是如果某乙说他今天有许多家奴和姬妾,那就不妥了。上述情况也解释为甚麽藏方一直坚拒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否则就好像自签卖身契了。
又有些‘爱国人士’会说:
讲历史没意思;要讲现实;最安定是保持现状 — 现状是‘西藏属中国’。
这又是违背中共国策的,因为中共不只在西藏问题坚持讲历史,在钓鱼台列岛问题更坚持讲历史,因为如果讲‘现状’,钓鱼岛是在日本控制之下。又,本书在‘卷2’的§2.5.12 会证明:中共辩证对钓鱼岛主权时所用的主要理据是中国古籍里的地图和地理记述,但是在辨证对西藏主权时就不敢提中国古籍里的地图和地理记述。”
中国自己权威典籍确证西藏并非中国领土,因此,中国对西藏入侵和占领是非法的,这是一个无法狡辩的事实。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国际法的角度看西藏的法律地位。国际法学专家范普拉格博士指出:“从法律的角度观之,西藏到今天为止都是没有丧失去国家的身份。西藏是一个被非法占领的独立国家。中国的军事侵略和占领都无法把西藏的主权转移给中国。”
1986年5月7日《威尔默.柯特勒.皮克林法律事务所的法律见解》中指出:“在中国一九四九年挥军入侵之前,西藏一直是事实与法理的独立国家,中国不能根据军事入侵,以及随后对西藏享有实质统治权为由,声称拥有西藏的主权。我们的结论是,今天的西藏仍然具有合法的独立国家地位,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是他的合法代表,因此,中国持续佔领西藏已经严重违反国际法。”
1987年8月12日,德国国会研究室发表的《德国国会研究室的研究结果》中指出:“西藏在被强行吞并的时候,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并未有效地取得西藏的主权,因为这与禁止使用武力强行非法兼并的原则不合。”
也因此,中国非法占领西藏不久联合国前后三次通过有关西藏的决议。联合国1959年10月21日第834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有关西藏的联合国(1353)XIV决议。1961年联合国第十六次大会期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有关西藏的《第1723〈XVI〉号决议》。1965年联合国大会再次通过了有关西藏的《第2079(XX)号决议》。而且,当时不少国家的官方文件也承认西藏是被占领的国家。
最近几年中国证明入侵西藏的合法理由之一是“解放了西藏”、“建设了西藏”,而且,很多中国人(外国人)也相信这一说法,而且觉得“有道理”。如果这个说法能成立的话,日本对中国侵略完全合法,因为,当是日本也说中国落后要帮助中国发展。那么,今天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可以入侵占领北韩,甚至中国等,因为北韩和中国落后,而且中国人和北韩人没有自由被集权统治,可以解放他们。
回顾中国侵占西藏七十一年,对西藏民族、文化和语言,以及生态环境造成前所未有的灾难,如今西藏民族在中国的政治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打压下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去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对蒙古文下达“病危通知书”,蒙古文被列为世界极度濒临灭绝的语言和文字行列,已经到了灭绝的临界点状态。非常清楚的展现了中国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就是一个摆设,中国称之为“自治老大”、在官方书写中近排汉文之后的蒙文如今落入了如此的厄运—-说明了什么?而中国政府最近几年大力推行宗教中国化、文化中国化—-其他民族汉人化只是没有说出口而已。最近人权观察警告“中国的“双语政策”威胁藏语存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西藏语言文字下达“病危通知书”还遥远吗?
当谈西藏问题的时候,有中国人总会说:“争论历史没有意义,说不清楚”(尽管中国自己权威原始文献和史书记载的一清二楚。)退一万步,就算不谈历史,看现实状况,一个屠杀无数族人、摧毁文化、宗教、语言和生态环境,千方百计利用政治权力消灭藏人的国家/政权,藏人有什么理由不反抗、不唾弃?

2019年12月31日 星期二

揭露地方官员腐败藏人遭报复被判重刑7年

作者: 桑杰嘉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31/2019  

阿亚桑扎
揭发中国地方官员腐败的西藏维权人士阿亚桑扎被中国政府关押一年多后,于12月6日被中国政府判处7年徒刑,与他一起被判刑的还有8名藏人。但阿亚桑扎对中国地方法院的判决表示不服,因此他向律师表示要上诉。
 
 
中国政府越讲“党风廉政”、“反腐败”各级官员越腐败,特别是习近平政府高调反腐,全中国的腐败越严重。但是底层民众相信中国政府的口号,揭发地方官员的腐败,但是最终贪污腐败者逍遥法外,反而给揭发者判处重刑。再一次的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体制下杜绝贪污腐败是天大的笑话,从上到下没有不贪污腐败的官员,所以,揭露贪污腐败者成为了政府官员的眼中钉,成了报复对象。其实,中国政府真想反腐败还需要揭露吗?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天下人知道的秘密。
 
 
藏人阿亚桑扎就因揭露地方官员贪污腐败而成为报复性打击的藏人之一。
 
 
阿亚桑扎,是青海省果洛州甘德县江千乡牧民。2014年12月份,因为他经牧民选举当上牧委会主任,却被官方把2008年已经了结的案件,重新拿出来说事把他抓捕冤屈判刑一年10个月,上诉也被维持原判。获释后,阿亚桑扎2018年9月4日下午在果洛州高速路口上访途中,被公安人员抓捕连夜送到西宁次日送到离果洛州600公里外的看守所乐都区看守所关押。他被抓时正在带领大家控告相关人员贪污犯罪的事情进展情况,他和200多名藏人准备向省纪委继续控告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
 
 
在一般情况下嫌疑人在本地关押,非常严重的犯罪者除外。阿亚桑扎遭捕连夜押送到遥远的西宁是因为地方官员非常清楚,当地很多民众是支持阿亚桑扎的,如果关押在本地民众就会去请愿,甚至爆发大型抗议运动。关押在西宁一方面当地民众找不到,另一方面他的家人探访很困难。第三,中国相关部门可以任意实施酷刑。在关押期间多次拒绝家人和律师探访。

根据当时的报道,中国地方当局指控阿亚桑扎“寻衅滋事案件”。
 
 
阿亚桑扎遭捕后他的妻子要吉的《投诉举报》书中她指控甘德县政府当局逮捕她的丈夫毫无根据,并指出:因阿亚桑扎为牧民维权,去青海省各部门和北京上访,所以多次遭受公安局的迫害,被抓被打。她说丈夫因阿亚桑扎为牧民维权,去青海省各部门和北京上访。她称:“多年以来将国家给予牧民的各项惠民补助款、草原补助款、林业补助款及低保户、保五保户、特困户、孤儿等的救济款统统贪占,数额高达上千万。”
 
 
根据2019年7月26日《青海师甘德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称阿亚桑扎:“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于2018年9月5日被甘德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7日经本院批准,9月18日被甘德县公安局执行逮捕。”但是,阿亚桑扎始终没有认罪,他的两位律师也一直坚持阿亚桑扎无罪辩护。
 
 
据阿亚桑扎蔺律师11月19日的消息,“该案在甘德县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被告知变更为涉恶案件,2019年10月15日,甘德县法院召开了三天半的庭前会议至今还没有开庭,2019年11月18日下午,甘德县公安局办案人多吉才让用15597572320打电话给我,要求做笔录被我拒绝,随后该人又打电话,说是原先阿亚桑扎涉嫌的诈骗罪,没有被检察院起诉到法院,要求向我了解案情情况也被我以“辩护人不能指证当事人”为由拒绝。
 
 
本案庭前会议期间十名被告人只有我的当事人阿亚桑扎拒绝认罪,我们两个辩护人也为其要做无罪辩护,并认为本案根本不是涉恶案件。据此甘德县公安局要向辩护人所谓的取证不知意欲何为,非常时期特记载之。”
 
 
当时,外界很担心中国当局又在给阿亚桑扎编造新的罪名。因为,阿亚桑扎对之前的“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指控,还是之后变更为“涉恶案件”的指控均遭到否认。因此,当局公安局办案人多吉才“说是原先阿亚桑扎涉嫌的诈骗罪,没有被检察院起诉到法院--”这样的说法,试图想再加“诈骗罪”。
 
 
中国当局甘德县法院召开了三天半的庭前会议没有开庭,反而再要求当事人的律师就“涉嫌的诈骗罪”做笔录。这是非常不正常的行为,所以,外界非常担忧。
 
 
12月6日下午,中国地方当局当庭对阿亚桑扎判处7年有期徒刑,其罪名为“寻衅滋事罪”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二罪并罚。
 
 
对此,阿亚桑扎的律师的消息称:“青海省果洛州阿亚桑扎等八人涉嫌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等涉恶案件,今天下午当庭宣判:阿亚桑扎二罪并罚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阿亚桑扎不服判决表示要上诉!”
 
 
那么,甘德县地方当局是否有贪污腐败的问题?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任何地方官员没有贪污腐败才是奇迹,因此,甘德地方当局贪污腐败绝毋庸置疑的事,这点天下人都知道,当然中国政府再清楚不过的事。而且,很滑稽的是今年8月28日青海省纪委“关于4起民生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的通报”其中一起就是“果洛州甘德县下藏科乡违规实施易地扶贫搬迁项目问题”。通报称:“直接侵害了群众切身利益,与党的初心和使命背道而驰,必须依规依纪依法予以查纠。”请注意对涉案人员下藏科乡党委书记陆继虎、乡长公保、县扶贫开发局局长周曲才等处分,“2019年5月,陆继虎、公保受到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周曲才让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降低其退休待遇;杨金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贪污腐败是存在的,对民众的危害是存在的政府也装模作样的进行了所谓的“处分、通报”,但是,揭露贪污腐败的藏人阿亚桑扎却一点也不手软被判处了7年徒刑,当然,阿亚桑扎拒绝认罪,再次上诉。
 
 
对阿亚桑扎上诉的结果并不乐观,因为,中国法院系统中地方法院的判决是上级法院批准的,因此,上级法院改判的机会非常渺小,更何况阿亚桑扎触及到利益集团的利益,很多利益集团的利益交织在一起的,所以,笔者并不乐观。而且,很多中国律师谈到在中国上诉取得胜诉的比例非常低。但是,为了正义和清白上诉是必要的是阿亚桑扎神圣的权利。
 
 
依据甘德县检察院在2019年7月的起诉的还有索东、金城、阿肖、多桑、昂加、尖参、俄百、俄金才让、昂青等藏人。外界不清楚12月6日“青海果洛州阿亚桑扎等八人涉嫌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等涉恶案件---”外界至今无法知道其中八人是谁,以及对他们判处的刑期等进一步的消息。但非常明确的是中国当局对贪污腐败者进行了内部处分,而对揭发腐败者进行报复打击,重判7年徒刑。从而明证了在中国共产党体制内贪污腐败是可以的,但是,只要你揭露贪污腐败是严重犯法。
 
2019/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