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7日 星期一

中国对西藏的入侵、屠杀和奴役70年之四——枪口下的游戏“谈判”

桑杰嘉

【藏人谈西藏】

 vot.org
中国侵犯西藏政府军在珠曲(金沙江)的防守之前,抓紧多路大军的进攻策略部署。另一方面,中国非常清楚从军事而言西藏政府军无法阻止其侵占整个西藏。但是,对大军占领西藏全境,需要考虑国际社会,特别是邻国的反应,进军首都拉萨等需要讲究策略,他们要求西藏政府派人与北京谈判,并且,中国早在1950年5月已经制定所谓“谈判十条”即中国政府文件称“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条件”,由邓小平起草中央批准。
夏格巴·旺秋德丹ཞྭ་སྒབ་པ་བདེ་ལྡན་དབང་ཕྱུག西藏谈判代表
该文件中明确指出“我们意见这十条可作为秘密谈判的条件,不宜全文公布,以免帝国主义捣鬼。”这也是西藏政府早在1949年中国大肆宣称要“解放西藏”后,为了阻止中国进一步入侵提出愿意谈判,并派出谈判代表,5月时西藏谈判代表团仍留在印度争取谈判,“谈判十条”是为了应付西藏政府提出的谈判而起草的,后来成为在北京谈判条件。
有关中国下定决心军事入侵西藏的事实非常清楚,“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等只是策略,包括中国武力侵犯西藏政府军防线前后所提出的谈判都是这一策略的一部分。如1950年9月8日毛对军方发出“占领昌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并指出:“现印度已经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惟希和平解决勿用武力。英国原不许西藏代表团来京,现已允许。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现我们正争取西藏代表团来京并使尼赫鲁减少恐惧的方针。西藏代表到京时,我们拟以既定的十条作为谈判条件,争取西藏代表签字,使十条变为双方同意的协定。果能如此,则明年进军拉萨会要顺利些。—”
西藏政府官员和军官
中国军队侵犯西藏政府军防线,击垮西藏政府军主力,并占领西藏重镇昌都是中国入侵非法占领西藏的既定政策中最主要一步,与西藏政府代表未前往北京、帝国主义没有任何的关系,与“解放”西藏人民、“解放百万农奴”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中国侵略军于1950年10月7日,对驻守珠曲一线的西藏政府军发起全面攻击,经过近两周的苦战,西藏政府军寡不敌众,防线失守,中国军队占领了昌都,并俘噶伦总督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藏军官兵,基本消灭西藏政府军主力部队,但是,中国在舆论和宣传上仍然鼓吹“和平解放西藏”。就如平措汪杰先生回忆录里说的:“尽管解放军刚用武力拿下昌都,但此刻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和平解放全西藏—”
1949年11月2日西藏外交部就中国宣称“解放西藏”问题致电中国主席毛。同时,西藏政府通过电台以藏、英、中三种语言作出回应,除了解释历史上的中藏关係是宗教上施者与被施者的关係以及西藏不属于中国等历史事实而外,还指出:“强大的中国如若想弱肉强食,以大国吞併小国西藏,则西藏哪怕是男尽女绝也将战斗到底。”并表示愿在俄罗斯、新加坡或香港等任何第三国举行双边谈判,结果中共方面选择香港作为谈判地点。西藏政府对此予以承认,并选任泽夏堪琼.图丹嘉吾和孜本.夏格巴旺秀德登二人为西藏代表。
早期的西藏军队
1949年藏历12月26日,西藏代表从拉萨起程,于3月7日抵达印度噶伦堡,代表们从西藏政府那裡接受的使命是有关西藏外交部给毛泽东的致函以及争取得到中国对整个西藏的完整与统一不予破坏的保证。并向中国政府表明中国如果干涉西藏事务,则西藏在任何时候都绝对无法接受等。
但由于西藏代表遭英国政府拒发前往香港的签证等原因,西藏代表未能前往。9月6日和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会谈,表示西藏代表团作好了准备等中国驻印度大使抵达后马上谈判,同时也要求中国克制,不得在康区制造任何麻烦。9月16日,西藏代表团和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进行了会谈。会谈一开始西藏代表重申了西藏政府的态度和立场,并向大使保证,没有必要西藏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因为西藏一直受达赖喇嘛的保护和统治,并没有被任何外国统治过。
袁仲贤表示,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就西藏继续保持独立的问题举行谈判。并提出三点:1,西藏必须承认是中国的一部分。2,西藏防卫由中国政府负责。3,西藏与任何国家的政治或商贸等外交活动必须通过中国处理。他还承诺说,西藏政府答应以上三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就驻扎在金沙江东岸,不会向西藏进军,西藏就和平解放。同时警告不接受三点战争将不可避免。
西藏代表团向西藏政府汇报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先决条件,西藏政府表示无法接受中国的条件。
很明显中国大使所说的不会向西藏进军是在撒谎,因为,中国最高层已经非常明确的决定了大军占领西藏,也决定对西藏政府军的防守进行军事侵犯,甚至,在定了“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条件”之后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如谈判成功停止进军。相反,8月23日,已经指示军方“占领昌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所以,如果西藏政府全部接受中国大使提出的三点,中国的进军西藏和侵略计划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西藏政府军
不过中国高呼谈判的同时有关对西藏入侵的“理由”似乎在开始变化,1950年8月21日周恩来给印度驻中国大使的《备忘录》中中国入侵西藏的理由不再是“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变成了要“必须要肃清”“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在西藏的任何影响”。9月8日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文件中也称:“解放军进入西藏,驱除国民党影响—”。另外,1950年11月10日,中国军方“关于进军西藏各项政策的布告”中称:“—-西藏人民长期遭受英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压迫,特令本军开入西藏—-”这个说法更是荒唐之极,而且,真冤枉了国民党,早在1949年7月西藏政府驱逐出境国民党有关人员,当时中共的《人民日报》发文谴责过西藏政府。现在西藏突然出现了国民党影响——-谎言编来编去,自己都不知道编到哪里了—–当然,“解放西藏人民、三座大山”等是之后的谎言,“解放百万农奴”更21世纪弥天大谎之“杰作”。
中国军队入侵昌都后,1950年11月7日西藏政府指示夏格巴向联合国提出紧急请愿,请愿书指出:“西藏人民深知阻止不了中国人的进攻,我们已接受与中共进行谈判,虽然始终热爱和平的西藏人民要抵抗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中共军队似乎并没有战胜之希望,但我们坚信不论世界任何国家发生侵略战争,联合国都会给予帮助和制止”。
同时西藏政府召开西藏国民大会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要求达赖喇嘛亲政,在西藏面临生死存亡之危难时刻,年仅十五岁的达赖喇嘛于1950年11月17日登基。达赖喇嘛给中国主席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在我年幼期间,我们国家之间的关係出现紧张,如今我已承接了全部的责任,因此真诚期望能恢复双方以往的友好关係。另外请求放回被俘虏的西藏人,并把军队撤出他们武装佔领的西藏地区”。
西藏的请愿书于11月13日抵达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在联合国萨尔瓦多代表团的主席赫克特.卡斯楚要求把“西藏受外国武力入侵”一事排入大会的议程里。并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
和平的国家西藏并未作出任何挑衅行为,却被一个外来武装势力入侵,它来自北平政府所控制的领土。我们决议:
一,就西藏未行挑衅却遭侵略一事予以谴责。
二,建立委员会,专责研究联合国大会可以就此事采取什么行动。
三,指示该委员会在从事研究时,特别考虑西藏政府的请愿书,并在本会期尽早将报告书呈交给联合国大会。
同时建议此事急迫,决议草案应该不必送交联合国总务委员会,迳行排入大会的议程。
但是,各大国为自己的利益和国际各阵线利益进行辩论之后,促使搁置了西藏决议案,其中英国的建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外,西藏问题在联合国被搁置的主要原因正如西藏学者茨仁夏加说的:“一开始,英国和印度都刻意误导联合国,对西藏地位问题提供不正确信息,还说西藏与中国之间有和平解决的可能。”
西藏政府军
对此,达赖喇嘛尊者在自传中写道:“另一个对我们的严重打击是,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决定对西藏问题不加考虑。这使我们惊慌失措。我们曾信任联合国为正义的支柱,而且更惊异地听说那是由于英国的发言才废除了这一论题。我们曾与英国有相当长的密切关系,而且从许多英国官员的智慧和经验裡大获收益。而且,也是英国以把我们作为独立主权而与我们缔结协约的方式,暗示了承认我们的独立。然而今天,英国代表却说什么法定地位并不清楚。”
尽管在联合国的请愿遭到挫折,西藏政府仍然没有放弃投诉有关中国入侵西藏的努力。1950年12月8日再向联合国提出新的动议,并邀请联合国派遣一个调查事件真相的使团来西藏。同时,派出西藏代表到联合国向各国代表游说支持西藏。
西藏重镇昌都沦陷、噶伦阿沛等被俘虏之后,中国继续“兜售”“和平解放西藏”,当然是策略上的需要,因为,自昌都被占领之后西藏政府和人民根本没有计划再次组织军民抵抗中国,只是希望对话说服或者呼吁国际社会干涉,事实上根本没有再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除非中国军队见藏人就杀,这也不可能,因为,他们还要扮演“救星”。
但是,对于西藏政府谈判是唯一的选择,而联合国搁置西藏问题更促使西藏政府谈判。中国政府为了表面上争取“合理化”进军拉萨等地,以及清楚西藏政府的现实处境,因此,再次高唱“和平谈判”。对此,西藏政府文件称:
“当时昌都在中共控制下,中共为了收买被俘的总督阿沛‧阿旺晋美及其工作人员,不断地向他们讲解中共的民族平等政策,宣称与中共合作将会得到宽大处理等,一直处于政治教育之中。”
西藏军官
这一点得到平措汪杰先生的证实:“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教育他们有关新中国政府的事情。我花很多白天和夜晚的时间,向阿沛和崔科介绍苏联、共产主义和中国的现状,最重要的是向他们解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平等和宗教自由方面的政策。—-除了与他们一起谈话以外,我私下和崔科单独谈。—–除了花大量的时间向他们介绍中国政策的好以外,我还竭力强调,西藏要想在军事上反抗中国是徒劳的。—–”
“在中共策划鼓励下,阿沛‧阿旺晋美从昌都前后派出孜仲‧坚参彭措、噶仲‧桑凌以及堪穷‧洛智格桑和嘉仲‧吉嘉等到拉萨,向西藏政府提出中共要求西藏方面派出和平谈判代表前往昌都,在谈判解决之前中共保证不会进军拉萨;对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的安全和事业可以由阿沛及多麦总督全体工作人员担保,以及政府最好是及时派出代表团等等。此外,阿沛‧阿旺晋美还提出如果西藏政府需要,则他愿意代表西藏政府参加谈判等意见。”
平措汪杰称以上安排是他争取的“就在我们和阿沛和其他拉萨官员建立良好关系的努力渐有成果之时,我们讨论出一个办法,—–阿沛应该写信给他的噶厦的同事,—并且敦促拉萨派代表前来。—阿沛同意了。我们谨慎地商量了这封信的内容,在崔科草拟出第一稿之后,他、阿沛和我一起讨论并修改了好几次,然后我把信给王其梅看,他和阿沛又仔细讨论过,再修改了几次。最后,阿沛和其他所有西藏官员都在信上署了名,我们派人把信送往拉萨。”
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任命阿沛为西藏首席谈判代表,并派遣勘穷‧图丹勒蒙、桑颇‧丹增顿珠为助理带著西藏政府的文件从拉萨启程前往昌都进行谈判。他们持有的西藏政府文件除了证明他们的代表身分,还指示他们可以和中共进行谈判,但必须坚持西藏的主权独立地位以及不能同意解放军进入西藏等。
在西藏政府给他们的另一份文件中则指出了西藏与中共进行谈判的五条原则内容,即:
1、西藏根本没有帝国主义势力,西藏和英国间存在的外交关係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前往印度后产生的,西藏和美国只是贸易关係。
2、归还以前的旧政府和现在解放军所佔领的西藏领土。
3、西藏如果遭到外国入侵,则请中国政府给予帮助。
4、请进入康区和青海的解放军撤出。
5、今后请勿听信班禅和热振方面的挑拨。
以上为内容的西藏政府文件由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转交给到中国军官王其美,没有资料显示西藏代表团和中国进行过正式的会谈。对西藏政府的立场中国方面的狡辩、反驳。因此,中国又要求阿沛向西藏政府发电说谈判在拉萨举行,而且,请求准许中国的一小队代表前往拉萨谈判,西藏政府同意了阿沛的请求。
“一个新方案浮出水面:王其梅和阿沛将在一支小分队的护卫下一同去拉萨,直接与噶厦会谈。我刚准备要实施这个计划—-”平汪说。
这更能说明西藏政府和人民没有对抗中国人情况,中国的一支小分队都可以去拉萨,数万大军更可浩浩荡荡开进拉萨,但中国在实施完全占领西藏全境设计策略,按茨仁夏加的说法是:“—然而,从策略上考量,他们想要替中国军队进入西藏首都取得名正言顺的理由—”。而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发动一场‘和平解放’西藏的新战役。”
多次提到对于中国“谈判”策略,中国争取阿沛到北京谈判是利用阿沛稳定“亚东和拉萨”迫使派代表谈判。中国官方文件明确指出:“即使谈判不成,在适当时将谈判经过公布,亦能增加争取分化的作用。有利于—-宣传活动。至于我军入藏的方针及时间均已定妥,不论谈判及谈成与否,均不动摇。”
中国入侵占领西藏重镇昌都后,数万大军磨刀霍霍,并全力洗脑被俘的西藏官兵,大力宣传“和平西藏”,迫使西藏政府谈判,至于谈判的结果并不重要,因为,中国已经确定入侵和占领西藏。而且,数万大军进军西藏更是不动摇的政策,只是在国际上争取英国等,特别是争取印度对中国入侵西藏的默认,为进一步占领西藏全境实施策略。
而西藏方面主力军被击溃,在军事上没有任何对抗中国军队的计划,国际上的支持也受到挫折,因此,只能进行对话,但一直坚持国家主权独立的原则立场。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中国军队停止进军卫藏等,并且撤离西藏领土,以及归还不仅仅共产党政府非法占领的土地,而且,归还国民党和满清非法占领的西藏固有领土。有人觉得当时西藏政府的要求是非常“荒唐”,但是,这是西藏政府对国家主权立场,在国家主力军被击垮、数万大军逼近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维护国家主权独立。
中国叫的最亮的所谓的“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都是游戏,是蒙骗世人,要挟西藏,而且,继续要玩这游戏直至强迫签订十七条。而世人皆知的事实是中国对西藏一开始就是武力入侵,且非法占领和殖民统治,而“和平”两字连边都沾不上一点。

2019年5月11日 星期六

中国对西藏的入侵、屠杀和奴役70年之三——侵犯西藏政府军防线

桑杰嘉

 vot.org
1950年10月,中国军方经过数月的准备完成了四万多士兵在珠曲(金沙江)东岸等地的军事部署,珠曲西岸是西藏政府军的防线前沿。中国的先遣部队更早已经抵达,并与西藏政府军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中国在部署军队的同时,向外界塑造本想“和平解决”问题,不得已而采取军事行动的假象,和平谈判、“劝和团”—-统统上阵。事实上,毛泽东早在1950年1月已经下达5月入侵西藏、10月前“占领全藏”的指示。
中国侵略军渡珠曲向昌都进攻
中国因考虑舆论和国际社会的反应,更重要的是军队部署需要时间,在这期间中国大力鼓吹和西藏“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等,目的是掩盖或淡化挑选最精锐的三万士兵,以及其他部队的协助下从四川、云南、青海、新疆对西藏“多路向心进兵”入侵西藏行动。中国入侵西藏占领全境必须要清除西藏政府军在珠曲边的防线,处理西藏政府军。
说到珠曲,西藏政府军为什么在珠曲边上防守?很多中国官方资料误导珠曲为西藏的“边界”,很多人也误认为当时西藏的边界是珠曲。说明这个问题需要回到1932年,甚至更早的1918年。
中国侵略军渡江入侵西藏
1913年,西藏政府驱逐了在拉萨的所有满清官兵之后,西藏政府加紧收复满清时期在康区占领的领土。1917年西藏政府军队开始攻击在昌都等地的中国军队(又称川军),中国军队连战连败,珠曲以西完全由西藏政府收复。最终迫使昌都的中国军队签订了《缴械协定》五条,1918年4月19日中国军队缴械,中国第七营营长张南山投江自杀,21日西藏政府军进驻昌都。西藏政府军收复昌都后兵分南北两路,北路军很快收复了珠曲西岸十三县,攻占娘荣,包围甘孜、巴塘等地,西藏军队目标是收复达孜多(康定)等全部被占西藏领土。当时,中国军队遭到很大打击,处境非常不利,因此,中国方面请求英国协调藏中停战。英国政府派遣重庆的英国副领事台克满(TEICHMAN)协调停战。最终在1918年8月19日西藏和中国方面签订了《昌都停战条约》共十三条。参与谈判的西藏军方代表是藏军司令噶伦喇嘛降巴丹达,中方刘赞廷,英国副领事台克满,三人均签字盖印。为了实施《昌都停战条约》1918年10月10日藏中再次签订了《绒坝岔撤兵条约》共四条内容,条约上有藏方、英方和中方代表签字。藏中军事冲突告一段落,西藏政府收复领土的战事暂时停止。
1918年停战不久后,藏中军队再次发生冲突,因为,西藏政府决心收复所有被占领的领土,虽然,1918年签订了停战条约,但收复领土的目标并未放弃。1930年西藏和中国军队再次正式发生冲突。1931年2月9日,西藏军队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中国军队大败退出甘孜、章果、娘荣全境。当时中国政府:“国难方殷,对藏极宜亲善,甘事从速和解”,中国军队无奈之下再次与西藏政府签订《暂时停战条约》,共八条。西藏代表代本琼仁,中国代表刘赞廷。
但是,1932年2月,刘文辉撕毁停战条约命令其部下多路进攻西藏军队,并勾结青海的马步芳军阀部进犯西藏多地,刘文辉部再次侵占了邓柯、石渠、德格和白玉等。西藏政府军虽然顽强抵抗,由于寡不敌众,失去了之前收复的多地。此时,中国军队内部发生危机,刘文辉无力继续战斗,立即让邓骧与西藏和解。在1932年10月8日,西藏代表琼仁和中方代表邓骧再次签订了《岗托停战条约》,共六条。第一条:双方接受和议,协定停战,弃仇言好。所有藏汉历年悬案,候听达赖佛与中央决定。第二条:汉军以珠曲上下游东岸为最前防线。藏军以珠曲上下游西岸为最前防线。双方军队,不得再逾越前进一步。条约最后一条称:“如有未尽,将来由达赖佛同中央修正之。”
西藏政府多吉总督、噶伦阿沛被俘虏
签订了条约之后,停战直至1950年,由于“达赖佛和中央没有修正”,双方也没有违犯条约。因此,西藏政府军主力继续驻守在珠曲西岸,很清楚珠曲并非藏中边界线,而是临时停战防守的阵地前线。
再回到1950年,1950年5月22日北京电台广播称:“西藏当局派出代表去北京和谈,这样会避免西藏人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很明显这是中国的舆论迷惑,事实上在争取军事部署的时间。于此同时,中国方面派遣各路“劝和团”,有藏人、也有中国人,其中如,格西喜绕嘉措、格达、达赖喇嘛大哥达采仁波切、志清法师(中国人,曾在西藏寺院学习佛学多年),其目的就如中国官方文件中显示的“使达赖留在西藏并与我和解”。
另外,中国方面也提出有十条内容的谈判条件(当时保密),内容基本上与后来的《十七条》差不多。第一条就莫名其妙“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事实是在西藏根本没有什么“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显然,这只是中国入侵西藏的借口而已,如今中国官方都不好意思提起这个说法,从2009年彻底变成了“解放百万农奴”弥天大谎。
由于中国军队必须要经过康区和安多地区,为了防止康区和安多藏人的抵抗,中国采取了各种手段,其中包括借道等。主要措施还是竭力表示将维持康区现状的方式安抚康巴人,防止抵抗或者同西藏政府军联合。另外,中国军对大量的后勤运输需要靠康区藏人支持,当时,平措汪杰为中国军队从理塘到巴塘的供给运输组织了十万头牦牛,因此,可见当时康区藏人的合作或者不对抗对中国何等的重要,而且,中国共产党复制大量的国民党时期的大洋,大撒钱创造了“大洋哗哗如下雨”的“美景”康区藏人的抵抗。
西藏政府多吉总督、噶伦阿沛被俘虏之后
1950年4月18日,十八军五十二师先遣支队到达甘孜,一五四团二营抵达邓柯。6月22日,渡过珠曲,收集藏军情报。早上十点钟左右在邓柯西四十里处与藏军三代本牟霞部几十名骑兵相遇。中午时分藏军主力赶到,包围了中国情报探员,击毙几十名士兵,俘虏八名。
1950年7月,藏汉军队在昌都北部的邓柯发生了军事冲突,中国军队在这次行动中摧毁了西藏军方设在邓柯的无线电台。
1950年10月7日,中国军队向西藏军队发出总进攻,十八军是主力军。中国军队的具体部署:“一支部队从大本营甘孜进发,由北路向昌都地区发起攻击;另一支部队从大本营巴塘由南路向昌都发动突然袭击,这样就可以从背后打击昌都藏军,并且切断其逃跑路线;第三支部队在中心开花,直接袭击昌都。”
中国四万大军武装侵占西藏,全面攻击西藏政府军在珠曲西岸防线的时间是1950年10月7日,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官方文件有如下记载:1950年10月7日,中国西南军区的军官张国华和王其美指挥的四万多名中国军队兵分八路突然向康区首府昌都发起攻击,在昌都地区的八千多名藏军虽然英勇抵抗,但因实力悬殊,寡不敌众,经过二十馀次的战斗后终于在19日被击败,约5799名藏军官兵在战斗中殉国。中国军队攻佔昌都并俘虏了时任昌都总督的噶伦阿沛.阿旺晋美。”
中国军队供给在运输途中
当然,中国官方对这次军事入侵杀害西藏军人的数字至今未公开,是国家“机密”。
以昌都为总部的西藏政府军在珠曲西岸苦战,10月18日昌都总督、噶伦阿沛.阿旺晋美撤离昌都,10月21日在昌都南五十公里处遭中国军队包围迫使投降,俘虏了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政府军要员。
中国入侵占领了西藏重镇昌都,西藏政府军主力被摧毁。
中国对这次军事入侵策略除了人海战术外是:“敌人对于此广大地域的地形了如指掌,还有他们很会骑马,我们好像老虎拍苍蝇一样—-有力使不上。因此,西南军区的领导人指示我们进行包抄动作。我们被告知,全靠我们是否能够捉住敌人,如果我们能够包围敌人,即可取得胜利。” 而西藏政府军方恰恰没有认识和利用自己的优势进行抗击。
中国军队的藏人运输队
中国四万多实战兵力极强的军队对不到一万人的兵力,且没有多少实战经验和先进武器装备的西藏政府军,结果可想而知,但是,用兵史上不全是因多、强而注定赢。在这次反抗侵略的战斗中,西藏政府、西藏军方领导人也有着直接责任,有失职,无智慧策略等是肯定的。最重要的还是西藏国民整体缺乏国家意识、政治意识和保卫国家精神所造成,西藏政府军再厉害,没有全国人民的支援是绝对不能取胜的,更何况,中国军队攻打西藏政府军的危机关头安多和康区绝大部分藏人袖手旁观,甚至为中国军队支援后勤和政治上进行协助,这是对西藏政府和政府军致命的打击。假设当时西藏全体国民或者大部分国民反抗中国入侵,中国占领西藏并非如此顺利。
很多人认为当时西藏政府军是绝对不是久经沙场的中国军队的对手,这样的想法似乎是铁钉道理,但是,兵家之言并非完全如此。我们不妨看看当时十八军第二参谋长四十年后怎么看这场战争的。
“如果噶厦不死守珠曲而是采用游击战来截断我供给线,分割、分散我兵力,拉长我的战线,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将我各个击破,有可能彻底拖垮入藏部队。—–
—只可惜当时西藏噶厦没有懂军事的人。—-没有作战经验,没有正规编制,没有精良装备、没有后勤保障的—–不应与经验丰富、兵强马壮的共产党军队搞阵地战。他们应该主动放弃珠曲防线,把我们的入藏部队放进去,集中优势兵力打后勤,阻我后撤,让天然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发挥作用,让入藏部队自行毁灭。用这种方法来对付入藏部队,何愁西藏守不住?
—-当时势态发展,他们没有朝这个方向努力。”
这样的判断确实有根据,而且,中国从新疆派出入侵西藏军队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西藏的地理和气候确实是西藏军队的巨大优势。
被俘虏的西藏军人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想,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夺下中国的天下,数百万计大军一下子“失业”,这对统治者是非常危险的问题,因为,共产党教导他们“枪杆子里出政权”。所以,入侵西藏等地可以减轻中国政府这方面的压力,以“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等等为口号,把万计的军队送入战场当炮灰,中国当权者一点也不吝啬,因此,就算西藏政府军1950年守住了各地防线,中国的入侵野心不会改变,中国政府涂炭士兵生命的行为也不会收敛,中国当权者为了侵占西藏不惜把中国士兵的尸体铺满西藏大地,血流成河。而西藏政府要长期抵抗如此强大的军力也是非常艰难和残酷的问题,除非西藏国民进行全民性的防御抵抗,但是,可能性并不高,因中国的统战已经把藏人分化的非常严重。
中国侵略大军进入昌都
中国以“解放西藏”、“驱逐美帝国主义势力”等宣传口号下,部署数万计部队从之前非法占领的安多和康区向西藏中部推进,并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舆论下对昌都地区防守的西藏军队发起全面战争,摧毁西藏政府军的防守,屠杀藏军、占领西藏重镇昌都后,中国的说法仍然是:
“尽管解放军刚用武力拿下昌都,但此刻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和平解放全西藏。”
“和平解放”多么好听、多么万能、多么模糊、多么美丽的谎言!
中国侵略军占领的消息传到首都拉萨后震惊了西藏政府和国际社会。
而中国人所谓的“和平解放西藏”还要继续演唱,直至完全占领西藏。

2019年4月29日 星期一

中国对西藏的入侵、屠杀和奴役70年之二——占领康区向卫藏侵犯

桑杰嘉

 vot.org西藏之声
在上篇文中已经提到中国入侵西藏安多和康区部分地区之际,中国最高层权利部门已经在全方位地为全面入侵西藏(中国人的说法解放“西藏”)进行计划、做准备。包括对班禅喇嘛、安多和康区当地领袖的大力统战,以及坚持(暂时)不侵犯安多和康普通民众的利益,注重宣传消灭国民党和军阀势力,有些地方还宣传帮当地人消灭土匪等,对之后他们要统治这些地区的问题尽量回避不谈,只大说特说“解放”,共产党的好与军阀国民党的万恶,以及宣布你们被“解放”了—西藏人莫名其妙晕头转向。
中国大部队入侵西藏
当然,中国高层一直在策划入侵占领西藏全境的计划,1949年10月13日中国政府已经指示西南局占领康区的同时,“着手考虑进军西藏的问题了。”其实,更早的1949年3月5日至3月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将解放西藏正式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之后开始启动官媒舆论造势如1949年9月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中国的任何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分裂,必将沦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奴隶,西藏人民是决不要愿意做殖民地奴隶的—-”、“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署名文章,指出“希望西藏人民团结起来,揭穿帝国主义阴谋,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中国政府公开的宣布入侵康和卫藏是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后北京电台广播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要解放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
中国宣布要“解放”西藏之后,西藏政府立即作出了回应。1949年11月2日西藏外交部就此新闻致电中共主席毛泽东。电文指出:“西藏是慈悲之观世音菩萨的教化圣地,是一个佛教兴盛而与众不同的国家,从远古时期开始到现在都一直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在政治统治方面从未遭受过任何国家的侵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反抗外国侵略并保卫自己家园的佛教国家。我们不仅需要中国军队不会越过中藏边界进入西藏以及不进行任何军事活动的保证,而且也希望严格管束中藏边界的文武官员,使我等西藏人安心。”此外还谈到西藏政府愿就中国政府过去侵占部分西藏领土的归还问题进行谈判。
中国军队入侵至康区甘孜
此电文的内容也分别转告了英、美、印度等政府,并要求说︰“共产党领导如无视电文内容,强制派兵侵入西藏,西藏政府有责任竭尽全力保卫自己的国家,届时请贵国政府给予协助”。
从1949年开始西藏政府驻守昌都的总督拉鲁向政府请求增派军援,供给自动武器以防昌都遭到中国袭击。1949年12月,派遣无线电报员培训无线电操作员。西藏政府1950年3月运去轻机冲锋枪,并派军官培训军队使用新武器,招募民兵近2千多人等。
1949年11月23日,中国最高掌权者向中国军方下达入侵西藏的指示,当时命令是西北军区负责“解放”西藏,西南军区负责管理西藏。
由于西藏一直是独立的国家,中国国民党对西藏中部地区情况掌握的信息非常有限,对于中国共产党更是对西藏中部没有任何的概念。因此,中国军方焦头烂额,最高领导人彭德怀称入侵西藏“成功的希望百分之四十都没有”,因此开始着手搜集情报—-
中国军方经过收集有关西藏中部、西藏政府的情报近一个月后,中国政府再次调整入侵部队的安排,决定改由西南军区负责。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从莫斯科发的电报确定了有西南局负责入侵西藏。其电报的第二点很有意思:“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中国后来公开的很多资料引用该电报时把毛赤裸裸“占领”西藏,改为“解放”西藏。
另外,毛泽东在1950年1月10日给军方刘邓贺的复电的第(一)点也还有意思:“完全同意邓一月七日****军西藏的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进军西藏是有利的。”(*电报文字被遮盖部分)
中国军队向昌都移动
中国在大肆宣传所谓的“解放”西藏的同时,大部队向与中国四川接壤的康区推进。中国入侵西藏康区还是以消灭国民党军队、借道经过等,主要宣传“解放”,而且,也对当地藏人宣称我们不是“红军”,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因为,这些地区曾经与共产党红军进行过惨烈战斗,以及红军洗劫过的地方,所以,当地藏人对共产党非常警惕。
一九三五年四月,朱德(红军总司令)和毛泽东带领第一方面军越过珠曲(金沙江)经过西藏康区。中国共产党第四方面军也在一九三五年进入西藏康区,并停留了近一年之久。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军队抢劫藏人村庄、寺院,并和藏人发生激烈的战斗。对此情况埃德加.斯若写道:“进入(蛮人和)藏人地区,红军第一次遇到了同仇敌忾视他们为敌人的民众,他们在此地行军所吃到的苦头远远超过了以往。”
中国共产党因国民党政府军围剿逃亡途中经过西藏的情况藏人有很多记载。1927年出生在理塘,1950年代表理塘寺和理塘人民前往达孜多(康定)于中共接触,曾受邀参观过中国,1957年成立西藏自愿抵抗军四岁六岗者之一热珠阿旺在回忆录中写道:“就在我出家的那年(1935年),共产党被国民党追赶,红军到过达孜多(康定)、理塘、甘孜等地,跟当地藏人发生很大的武装冲突。当时共产党从郎仓到了理塘,那些红军是沿着娘曲来的。理塘的僧俗民众守候在河边阻挡,与红军打了惨烈的一仗,双方都有很大伤亡,但理塘人最终未能挡住红军,民众退回了寺院和家里,红军就直接开进了理塘寺,强行占领理塘寺十多天,抢了粮食和钱财,但是没有摧毁寺院。然后中国红军去了甘孜,一个也没有留下。—-”
红军当时经过德格时也与当地藏人发生冲突,洗劫西藏民众。在阿坝也发生同样的军事冲突,可以参阅《三代人的反共》等书籍。总之,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这些地区臭名昭著,因此,中国人再次进入这些地区藏人很警惕。可是,中国人还是骗了很多地方的藏人,为了不与藏人发生冲突中国人尽量绕道德格等地,或者“借道”深入西藏境内。对此1937年出生在西藏章果的彭措回忆中:“我12岁时,(1949年左右)听说共产中国人要来了。老人们讲中国人和俄罗斯人来了,他们来了后会占领我们的家乡。由于我们认为“博”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我们那里还有专门关于“中国匪”的歌谣,所以当说起共产中国人要来时,就知道是土匪、骗子要来了,就像以前国民党来我们那里时一样。—-大家都非常恐惧,确信中国人肯定会迫害我们。而我们若要抵抗,中国人的实力非常强大,即使我们能杀几个中国人也无济于事。但我们那儿的各寺院和措瓦民众还是做了抵抗的准备—
大概1949年,章果来了几个共产党中国人,带着藏人翻译,把我们地方的贲们召集去,说:“我们是来做和平工作的,要经过你们这里,希望你们借道让我们过去。”虽然寺院和民众做了抵抗的准备,但共产中国人来时只说他们要借道:“我们只是路过你们的地方—-”没有抢占的意思,所以我们很多人就以为,他们只是路过我们家乡罢了。”
就这样,先“借道”过去等军队部署好以后再回来整你。
中国人在这些地区主要当争取当地西藏人站到自己一边来,或者至少也应当说服他们在人民解放军同西藏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虽然,中国高层入侵西藏的真正目的是:“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但是,从中国最初公开所谓的“解放”西藏的所有宣传和官方资料说法是:“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西藏;以及“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还有更滑稽的“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希望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事实是,当时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计划侵略西藏、更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占领西藏,只有中国新帝国主义决定入侵、占领。当然,这是中国政府给中国人,特别是对军人打精神兴奋剂。所谓“百万农奴解放”当然是六十年后2009年的“创举”。
中国入侵西藏的消息传到中国军队中 “当听说我们军要进军西藏,—有一些人开始闹情绪睡大觉,小病跑医院,要求下地方工作—- 部队的病号一天比一天多了“病得卧床不起”的与日渐增, 到了开饭时间没有人来吃饭。牢骚话充满军营,连长喊不动排长,排长喊不动班长,班长喊不动士兵。–¬他跑到排里,想把排长派的几个战士喊起床出公差。几个战士用被子蒙住脑袋,理都不理。连长急了,说老子枪毙你们。战士们一下翻身坐起来,齐声吼:你枪毙谁?连长一看这阵势,愣了。说:好好好,你们睡你们睡—-
部队有逃兵了,而且越来越多,严重的一个班就只剩班长、副班长这一对空架子。 各连连长慌了、指导员慌了,天天晚上不敢睡觉,轮流值班看着战士们。— “ 那时团里天天都在向各连追问逃兵数字,天天统计逃兵数字。
各部队行动了,组织了强有力的抓逃兵队伍,—称为“抓兵队”,大部分逃兵被抓回来。被抓回来的逃兵,–首先脱去上衣,用棕绳五花大绑,受这种捆绑的人时间久了大都承受不了,哭爹叫娘,一个劲地求连长饶命。干部则挽着衣袖,提着皮带,高着嗓门,咬牙切齿,横眉瞪眼地怒吼“:老子看你还跑不跑 ?”说到愤怒的时候,皮带就噼噼叭叭地抽在逃兵那勒得青肿的手臂上、屁股上。这一道“弄”过了, 就是接受批评、接受教育、作自我检讨、写检查、写反省,之后就算是痛改前非,重新回到革命队伍,立功赎罪了,重新做人。”
中国资料记载称“不仅战士中有逃兵,干部中也有公开提出不进藏的了。如,一表人才,文文静静、有知识、聪明能干—52师154团副政委的刘结挺,第一个向张国华、谭冠三提出身体不好,不愿进藏。张国华气得把下唇都咬出血,一个劲地说“这个刘结挺太坏了,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坏,他为什么会这么坏。”谭冠三是气得怒发冲冠,拍着桌子、口水四溅、破口大骂:“他不去?能由得了他?给我把他捆来!不去?捆,我也要把他捆到拉萨。他走不动?我把他捆在马尾巴上拖死,拖成碎片也要把他拖到拉萨。”
因此,中国军方开始对入侵西藏的主力部队进行了多天的说是动员大会,事实上是逼着军人接受进藏。军官们软硬并用,甚至,用可以娶西藏勤劳、善良、漂亮姑娘为老婆等诱惑士兵入侵西藏。“个人老婆问题的解决—完成进军西藏的任务,找个老婆是不成问题的;不管是农村或城市的姑娘都会爱你们的。—-现在我们到了西藏,可以同西藏姑娘结婚,而且藏族姑娘都非常勤劳和善良,也很漂亮。—-”(用老婆诱导是中国军队的一大法宝,有些部队从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到四川一路骗过来的,再从四川骗往西藏。)
中国军方高层对军队软硬兼施之后最后逼迫“人人写了决心书”。
1950年2月3日,中国入侵西藏18军先遣支队从乐山出发。4月18日抵达甘孜、邓柯等地。中国入侵西藏心脏的主力军分:四川、云南、青海、新疆对西藏“多路向心进兵”的战略计划,主力军三万多军人,其他部队、空军等协助,总共四万多人。於1950年10月6日完成部署,10月7日,中国军队向西藏政府军发去全面进攻,西藏政府军和民兵英勇抵抗。

2019年4月25日 星期四

中国打击西藏民间维权人士9名藏人遭重判

开庭现场
2019年4月10日至14日,中国政府在西藏安多热贡(同仁)县对9名藏人判处3年至7年不等的徒刑,引起西藏社会的关注。中国媒体称这是“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同仁县人民法院办理的首起恶势力犯罪案件。”这是中国政府自2018年三月实施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之名打击藏人的最新公开的案件,涉案人员之多,且遭重判。但是,从起诉到判刑,以及从西藏境内传出的相关资料显示,中国政府以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击维护村民利益的民间维权力量,其中涉及政府抢占土地等诸多问题。

据同仁县法院消息:“2019年4月10日至14日,同仁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以被告人斗某等九人为主要成员的“看郭瓦”非法组织犯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依法判处九名被告人三至七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法院的信息结合其他消息来源,9名藏人分别是:更登索巴、青桑、完德多吉、扎西才让、索南加、斗杰、夏吾才让、卡先加和周本才让。

西藏人权组织和人权研究者从去年开始关注这一案件,2018年7月13日,同仁县公安局行刑事拘留了西藏安多热贡县霍尔加村藏人斗某等9名。8月14日同仁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当时中国官媒的说法是:“本着“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的工作要求,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县公安局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对全县治安重点地区和重点事情进行全面排查发现,辖区霍尔加村有24人组成的“看郭瓦”组织。

经审理查明,2017年2月21日,被告人斗某、更某某某、青某、完某某某、扎某某某、索某某、夏某某某、卡某某、周某某某为主要成员的 “看郭瓦”非法组织成立。”

全体村民和村委会的保证书
以上中国媒体提到的“看郭瓦”是西藏安多热贡地区普遍存在的“组织”,(事实上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组织)是由于村子集体需要组织或处理某些集体事务时有民众推举产生数人承担责任组织解决问题,一般都是村子里有公信力、有名望的人士被推举担当,而且是全体村民尊重这些人的任何决定,并坚决支持他们。这从该案提到的霍尔加村全体村民,以及村委会的《保证书》中得到证明。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称:““看郭瓦”或领导人是传统的西藏领导体系的一部分,他们的建议和意见在社区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官媒也称:“看郭瓦”翻译成汉语是“管理者”。在同仁县村镇普遍存在,针对村内民间组织活动而产生,保障某项活动的顺利实施,活动结束,“看郭瓦”组织自动解散。”

中国政府也承认该地区普遍存在“看郭瓦”,因此,也可以证明“看郭瓦”并非什么“非法组织”,当然中国媒体更是回避了“看郭瓦”是怎么产生的问题。由于西藏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因此,中国政府领导的村组织不一定承担村里的所有活动的组织,如宗教活动(中国政府禁止党员参加宗教活动)、文化活动,包括维护村民的利益等。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西藏村子继承了传统的担负村子活动等的负责人,委托他们办理集体事务,这样就有了“看郭瓦”,而且,各地很普遍的社会现象。

那么,为什么霍尔加村“看郭瓦”成了非法组织?

中国官媒称:“同仁县隆务镇霍尔加村的“看郭瓦”组织成立于2017年2月21日,主要组成人员有24人,骨干分子斗某、更某、完某、扎某、卡某、青某六人,负责管理和召集组织,由索某、夏某、周某管理财物,目的是为了收回分别出租给本村村民周某、夏某、巴某个人开砖瓦厂的村集体土地---”

很清楚这个“看郭瓦”是为了收回出租给他人的村集体的土地而成立的。当时推选“看郭瓦”时有一份藏文写的《保证书》上面有村委会的公章,日期也是2017年2月21日,《保证书》的标题就是“退还三个砖瓦场厂地给村集体保证书”。

《保证书》指出,“按道理说,建造三座砖厂的土地属于霍尔加村集体。 2002年,他们多次请求村委会,让他们建造砖瓦场,声称这对人民和政府都有利。村委会每年1.6亿元的土地租赁金额进行了妥协和安置。”后来,“2011年,当地政府关闭砖厂实施环保政策。在接下来的七年里,工厂不再向村缴纳租金。然而,工厂关闭后工厂分别获得了60万,70万和80万元的补偿。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呼吁将社区土地归还给村委,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村里的所有人,无论大小都呼吁归还社区土地。”因此,“村委经过与当地人民的多次讨论,任命24人“看郭瓦”,交换意见,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全体500名村民坚决支持“看郭瓦”,并且发生什么后果都有村委负责,村委选出的“看郭瓦”名单如下:

更登索巴、青桑、华克嘉、旦正、扎西次仁、多吉嘉、周先卡、完德多吉、周本次仁、卡先嘉、罗巴、当增嘉、夏吾次仁、次仁东主、索南嘉、曲佩、南拉嘉、斗杰、吉先嘉(每个名字上按有手印,其他名字无法辨认)”

之后,再次强调“全村五百人支持以上“看郭瓦”的所有决定,并是坚定的后盾,所有的后果将有村委会承担责任。”

最后部分另有这些人签名:(应该是村委会的成员)斗嘉、斗德嘉、罗奔措、卓玛、多吉旺杰、楞本扎西、吾建、嘉先次仁、卡嘉、周拉太、仁青多吉、多杰嘉、多吉次仁、确丹、多吉次仁。和霍尔加村委公章。2017年2月21日

霍尔加村为了收回被出租的三个砖瓦场厂地而推选“看郭瓦”24名成员。由于砖瓦场因国家环保关闭,但厂方不但多年缴纳出租费,而且还占有土地,因此,村民一致要求收回厂地,而且,全体村民和村委会保证支持“看郭瓦” 在为收回土地中任何决定和产生的后果负责。

中国官媒2018年11月以《黄南警方摧毁“看郭瓦”恶势力组织》为标题进行了报道,当时的报道中的一部分指控,在最新审判情况的信息中被删除了,值得注意。“同仁县建市撤县项目中,政府征用该村土地的测量亩数190亩,该亩数村两委认可,但“看郭瓦”组织拒不认可,并要求以他们测量的590亩为准。征地无法开展,项目停止不前,严重阻碍政府工作。”另外,强调了“把持基层政权”。在有关审判的消息中没有提到以上的土地纠纷。但是,也强调了“取代了应由村“两委”履行的职责,实际掌控了村“两委”,把持了基层政权。”

中国政府扫黑除恶在西藏打击对象“个别宗族宗教势力、老人组织、部落头人和“尕保”、 “看郭瓦”都是藏人社会中民众认可、尊重和推举出来为村民众持公道,具有一定威望和信任度的人。由于中共在县、乡、镇、村的官方组织都听从中共的指挥不断侵和剥夺犯民众的权利,因此,解决村民实际困难方面村民更信任“看郭瓦”,因为他们是村民的一分子,维护村民利益,所以,被民众推举负责解决问题、监督村干部。这是地方官员最不想看到的,而且也是最想斩草除根, 但一直找不到下手的机会,2018年地方官员终于有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把“尚方宝剑”。

有关“同仁县建市撤县项目中,政府征用该村土地的测量亩数190亩,该亩数村两委认可,但“看郭瓦”组织拒不认可,并要求以他们测量的590亩为准。”的问题,笔者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非常明显政府在征用村民土地的亩数和“看郭瓦” 亩数相差400亩。谁最了解自己的土地?政府压低征用村民土地亩数,然后官商勾结出售、开发谁获利?损害谁的利益?退一万步,政府为什么不公开、光明正大地测量土地?很明显政府想把590亩地压缩到190亩敲诈村民,而村两委只能认可,但是,“看郭瓦”知道在欺骗所以进行维权抵制,截断了地方官员的巨大利益,因此,地方政府官员耿耿于怀借以“扫黑除恶”之名对“看郭瓦”成员进行报复,对他们的指控地方政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果然,在最新有关审判“看郭瓦”9位藏人的消息中官媒果然删除了泄露蛛丝马迹真相的土地纠纷。

中国政府从2018年开始展开的“扫黑除恶”运动不需要任何法律依据,以中共中央的《通知》替代法律,地方官员任意打压和逮捕维权或批评政府的藏人,严重践踏藏人人权,同时也是严重违犯了中国自己的法律。如有关热贡“看郭瓦”案件,中国官媒称: “根据两高两部印发的《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及黄南州委、州政府两办下发的《黄南州打击整治黑恶宗族部落势力暨强化基层组织建设专项活动实施意见》的规定,霍尔加“看郭瓦”组织被认定为恶势力组织---”并重判其成员。

中国地方政府对西藏热贡9名藏人判处3年至7年不等重刑的案件存在报复和打击西藏民间社会,官商勾结,政府非法侵占村民土地等严重的违法行为。

2019/4/21

2019年4月19日 星期五

一甲子的流亡進行式-西藏問題六十年


天亚社
標籤連結:  ,  ,  ,  , 
18 April 2019


今年是達賴喇嘛尊者和西藏政府,以及數萬藏人流亡六十周年,各媒體紛紛報道藏人流亡的前因後果,中國對西藏七十年洗劫,以及如今在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的立場等。當然,也特別關注達賴喇嘛尊者個人的流亡生涯和未來展望。
1959年达赖喇嘛尊者在流亡途中
不過很多報道幾乎也忽視了流亡藏人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幾十年數千人翻越喜馬拉雅山,直至現在,仍是源源不斷的藏人流亡進行式。
一九五九年三月,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官員等大批藏人前後流亡印度等國家,從此開始了漫長六十年的流亡史。不過這只是西藏流亡史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很少人提及,那就是一批又一批新的西藏難民流亡印度,他們有如喜馬拉雅山上流下來的一條小溪流入印度的藏人流亡社會,銜接著西藏和流亡社會。
因此,不僅以達賴喇嘛為首在一九五九年開始流亡的藏人繼續在異鄉過著流亡生活,有家難歸;而且,西藏境內的藏人踏著達賴喇嘛流亡的腳印繼續流亡──譜寫藏人流亡進行式。
嚴格地說,西藏人的流亡始於從一九五九年三月前,由於西藏政府、達賴喇嘛當時還在西藏,因此,沒有形成大規模的流亡。在這日子後,藏人公開起義遭中國政府血腥鎮壓和開始圍剿藏人導致大規模藏人隨著流亡。之後藏人的流亡生涯就再沒間斷過,只是規模大小不同而已。
【評論】一甲子的流亡進行式-西藏問題六十年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的新難民在翻越喜馬拉雅山流亡的途中。
據不完全統計,從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八年,平均每年新流亡的藏人人數高達二千五百至三千人。而且,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青少年,他們是為了在印度的藏人學校學習西藏傳統文化和現代知識。因此,當時中國提出「與達賴爭奪新一代」的鬥爭口號,打壓送孩子到印度的家長。
這些流亡者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是中國所謂的「翻身農奴」,或他們的第二代是「紅旗下長大」的一代,也有不少是受過很好教育的青年。當然,還有中國政府幹部和官員,以及中國政府認可,並高度被關照的高僧大德。
有人說流亡不僅僅是離開自己國土者,還有精神流亡者。那麼,西藏的精神流亡者可以說是亡國的全體西藏人,但是這裡說的是從行動上表現出來的精神流亡者的數目也是龐大的。如中國政府有限允許境內外藏人互探。
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朝聖達賴喇嘛的藏人從未間斷過,每當他舉行大型法會時,更是數千計的藏人設法參加。如二零零六年,達賴喇嘛尊者在印度南部舉行的法會,中國境內藏人參加人數近七千人;二零一二年,參加者數目約有九千人,他們只是西藏的精神流亡者的一小部。他們朝拜了尊者、聆聽法會精神洗禮之後返回西藏。
上述第二代從西藏本土流亡或新流亡藏人,如今遍布世界各地的流亡社區,並與出生在國外的第二代藏人一起並肩為西藏自由事業奮鬥,且不少成為主要力量,在政府職員和非政府組織成員,以及高層也佔一定的比例。
這也是中國媒體禁忌的問題,更是中國頭疼的問題。本來認為藏人流亡社會將會自取自滅,沒想到數萬計的新流亡藏人卻為流亡社會注入新生命和力量。
中國媒體六十來一直妖魔化達賴尊者、西藏政府,以及所謂的「叛亂分子」,不敢洩露自己培養的新一代大批流亡的現實問題。特別對國內的宣傳「達賴集團」永遠是一九五九年逃亡的幾個「農奴主」、「叛國者」。
出生於黨國天下,黨國培養的大批「接班人」逃亡形成的藏人流亡進行式,始終是「秘密」。儘管中國政府對西藏前所未有地監控,邊境封鎖、限制藏人自由遷徙的去年,仍然有八十名藏人已經成功流亡印度。
事實上,西藏不僅存在國家被侵佔吞併的問題,還有殘酷的殖民統治。而新的難民證實了中國「沒有西藏問題,只有達賴喇嘛個人問題」之謊言,以及對恢復國家自由的願望。
中國對西藏問題的既定政策是「拖延政策」,以為等待達賴喇嘛圓寂,西藏問題就會消失。但是,中國制定這一「策略」時似乎沒有想到藏人的流亡進行式的影響。中國需要面對現實存在的西藏問題,並應該開創新的解決方法而不是回避,七十年的歷史經驗已經清楚的證明,靠打壓解決不了問題,拖延更使問題無解。
__________
撰文:桑傑嘉,一位藏族作家及時事評論員。

2019年4月13日 星期六

中国对西藏的入侵、屠杀和奴役70年之一——入侵安多和康

桑杰嘉
April 13, 2019 vot.org
【藏人谈西藏】

【西藏之声2019年4月13日报道】今年是中国入侵西藏70周年,也是西藏政府流亡六十周年。在这七十年里中国在西藏人为制造的灾难比西藏有历史记载以来的灾难之总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屠杀藏人、毁灭文化、掠夺、篡改历史、奴役藏人等等在西藏史无前例。可悲的是七十年后的今天这些事实仍然被专制政府用谎言掩盖,严厉封西藏人之口,而中国人“自觉”地无视非法吞并西藏国家,以及对西藏人民造成的灾难,更可悲的是中国人对此没有一丝反省,一点歉意,相反充斥着傲慢自大、无理和霸道,处处为入侵、屠杀、掠夺辩护、—虽然,统治者对他和族人同样任意宰割。

1949年,中国开始入侵西藏安多和康区,当时中国人以两大宣传口号为迷惑入侵真相。一是藏人觉得莫名其妙的所谓的“解放全中国”,二是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由于西藏安多和康区多年被国民党收编的军阀占领,遭剥削和欺压多年。突然,不知从哪里来的一群“埋加”(藏语指中国的汉人)说要消灭这些军阀,藏人当时的感受是俩汉人打架,一个说:他剥削你,我要解放你们,另一个说:他们要消灭佛教,是吃人肉的—–真的打起来时除了强征的藏人士兵以外,基本上是看热闹的“观众”。当然,开打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派遣大量的特务在康区和安多活动,对很多当地实力较大的地方自治王、有实力的贲等进行笼络和收买,主要是争取不支持国民党军阀,不对抗共产党。

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安多和康区的入侵在表面上是共产党打国民党军阀,藏人那时感受不到在入侵和占领,没有掠夺家园、财产和伤害当地人—–因此,藏人一直以第三者的身份或者是“观众”的角色观察眼前发生的一切。

1949年9月,在西藏安多中国共产党消灭了军阀马步芳和国民党其他主要实力,9月26日成立了“青海省人民军政委员会”。 1949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向西藏的安多和康区其他地区(西南)进军。

新来的共产中国人立即向当地有影响力的藏人、高僧大德、著名寺院进行看望、慰问和送“官名”县长、主任、委员—–当然,紧接着是是开会、学习、参观—-。当时,中国政府对西藏人的政策是《中共中央关于注意处理藏民部落及寺院要求的指示》中指出:“处理原则应该是向各少数民族极力表示好感,多和他们发生关系,不侵害并保护他们的利益,不论他们是上层或下层,是僧侣或平民都好。如此去求得多了解他们的情况,和他们弄好关系,安定他们,然后再慢慢地去帮助他们,训练他们的干部。待他们的干部成熟,情况了解,群众中有了准备,才能谈得上他们内部制度的改革。”

在康区大撒中国共产党新制造的“大洋”,被中国送了“官名”的藏人不接收大洋都送到家里,请求收下,当时制造了“大洋哗哗如下雨,加(中国人)共产似如父母”的景象。

中国共产党当时在西藏安多和康区实施这样的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入侵西藏中部卫藏地区完全侵占西藏全国创造有利条件。毛泽东在“甘、青两省境内的西藏人”的指示:“由于西北较早获得解放,这些藏族同胞较西藏更早直接接触了我党我军,做好团结他们的工作,不仅对这些藏族同胞本身,而且对于西藏的解放—无疑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真因为这样的目的,中国人进入安多和康区的藏人自治王、贲的领地时怕藏人抵抗,总是解释说借道经过,不会停留此地等方式欺骗当地人,逐渐建起兵站等驻地,再后来—–什么主任、委员的东西站在了藏人面前。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这招也不是骗过了所有的藏人,还有一部分最初受骗后来觉醒。如当时在安多(青海)出现“小台湾”,在阿坝出现“陆上台湾”就是一个证明。中国人公开的说法是1949年9月“解放”了青海(当然指消灭了军阀实力),但这不等于当地藏人就承认中国人在该地区的统治。

血洗昂拉

昂拉是西藏安多的一个地方,现属尖扎县,中国入侵前昂拉是一个自治贲(首领、王)统治的地区,该地区的首领是昂拉贲项谦。他统治的昂拉下属八个雪巴。昂拉贲是吐蕃王朝赤热巴坚的后代,相传公元5世纪中叶赤热巴坚派贡叶西达杰到达这里,成为尖扎黄河两岸的领袖。

1948年昂拉贲项谦召集八个雪巴的负责人,在昂拉贲家里开会决定男尽女绝也要抵抗中国人。此时,中国在一步步向安多地区推进。因此,1949年中国军队进入西藏安多时遭到尖扎昂拉藏人的坚决抵抗,历时三年未得以进入该地区,故当时尖扎昂拉被中国人称作“小台湾”。在中国官方记述中,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委的习仲勋,先后十数次“政治争取”昂拉贲项谦无效后,最终1952年5月1日进行了“军事进剿”,中国官方说法是:仅用10天时间“小台湾”就土崩瓦解了。1952年7月11日中国人抓获了昂拉贲项谦,后再次统战利用。对此,毛泽东:“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这里引一小段一位当事人的亲身经历,下面讲述的是中国人军事攻打昂拉后的当天晚上的情况。

“到了晚上,贲让识途熟路的人带路,我们来到了一个叫采隆的村庄附近,在村庄旁拉孜集合,当时大概有一千人。昂拉贲项谦讲了一席话,他说:“如果有谁想去投降,就去投降吧。共产党是接受投降的,但是投降后你不要说自己不该说的话。”大家一致表示不投降。然后,我们又继续赶路。

—我们继续往前走,枪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多,当我们走到一个平滩上时,解放军开始向我们扫射了,机枪和布朗子弹如同下雨一样。如果要突围,就只能迎着中国人的扫射冲过去。我们大吼着直接冲向中国人,我们无人有马,都在拼命跑。当时我觉得所有人都肯定被打死,无人能幸免。但我们冲过去的时候,中国人军人居然闪开跑了,我们突破了他们的埋伏。但是,我们的人也跑散了。”(1)

据中国官方的说法“至5月12日,击毙伤匪264人,俘467人—-在作战中,我剿匪部队指战员牺牲89人,负伤71人。

中国人就这样把抵抗它的藏人说成是“匪”进行血腥屠杀。

飞机、数万兵力“围剿”绰曲
中间者为梭磨多吉巴桑

绰曲(中译黑水)西藏嘉荣十八王国之一梭磨王领地。中国军队进入绰曲时当地藏人并没有被中国人的统战、谎言和恐吓所降伏,相反遭到顽强抵抗,梭磨王多吉巴桑(中文名苏永和)组织其统治的嘉荣梭磨地区的藏人抵抗直至1953年,最后中国人动用两万多军队和飞机进行血腥屠杀,镇压了绰曲藏人的反抗。

1952年6月15日,毛泽东指示贺龙:就全国的军事来说,本年度头一是抗美援朝,进军西藏第二、第三就是黑水剿匪。从而可以看出当时绰曲人民的抵抗程度和中国政府对其的重视。当时中国中央军委复电指示:宜集不宜赶,对黑水用兵要慎重,兵力不足不要贸然进攻,切忌再把集结黑水的土匪赶往其他地区。

1952年7月20日,中国军队开始向绰曲发起总攻。朱德总司令由北京飞抵重庆,坐镇指挥攻打绰曲。中央军委同时电令:西北军区部队一部于川、甘边藏区扫荡甘南藏族自治区境内之匪,配合西南军区在南线黑水歼敌。西南军区抽调2.1万人的兵力,同时命令空9师战斗机4架、空8师轰炸机5架、空13师运输机1架,配合地面作战。从西南公安部队司政机关和川西军区司政机关抽调人员,组织“川西军区黑水前线指挥部”,—-分别组成西、东、北三个指挥所兵进黑水。

中国军队经过3个月多的陆、空军事打击后摧毁了绰曲藏人反抗主力,但是,剩余人员继续抵抗中国军队,直至1953年4月才被完全镇压。绰曲反抗人员中的一部分一边抵抗,一边向西藏中部撤离,多吉巴桑等最后经西藏中部流亡印度。

中国人所称 “陆上台湾”的绰曲藏人抵抗中国的运动直至1953年4月才被“解放”。

由于中国军队对西藏以上地区多年的军事镇压,以及在“会议”、“参观”和“学习”中中国人的真面目逐渐露出,因此,上当受骗的部分西藏地方王、贲等开始想法脱离中国人,自己被中国人以县长、委员、主任之名控制起来后,很多人通知其家人尽快逃亡—-甚至有的直接走上反抗之路。但是,已经太晚了,中国人在安多和康区部署了大量的军队,在康和安多站稳了脚。

1949年中国入侵西藏安多和康区的大部分地区,打开了西藏的两扇大门,为长驱直入西藏中部占领西藏全国打开了路。当时,安多和康区的藏人对共产党的了解除了国民党军阀的宣传外没有其他信息来源,虽然,部分地区与曾经逃亡的共产党红军有惨烈交战,但是,49年的共产党又以全新的面貌出现,所以,没有对此提高警惕,另外,也不了解共产党真正的目的。由于共产党当时主要攻打军阀,没有对藏人直接造成威胁,因此,藏人很天真的认为中共产党打完国民党军阀就会回中国,不会占领他们的家园。因此,最初没有激起藏人抵抗中国人进入安多和康区。只有部分较为清醒和有见识的极少数的自治王和贲自发抵抗中国人进入其领地。

但,后来中国人开始剥夺安多和康区藏人财产和权力的公开化后,安多和康区各地纷纷揭竿而起抵抗中国人。但是,已经太晚了,中国人在近十年的时间部署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修建了公路和完善了军事后勤。没有统一组织、武器匮乏的藏人根本不是身经百战的中国正规军队的对手。

注: (1)《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历史》,唐丹鸿、桑杰嘉,台湾雪域出版社,2015年,昂拉人洛日甲的采访。
https://www.vot.org/…/%E3%80%90%E8%97%8F%E4%BA%BA%E8%B0%88…/

2019年3月24日 星期日

中国舆论再次攻击达赖喇嘛尊者在传递什么信号?



桑杰嘉

【藏人谈西藏】

 vot.org

中国对西藏的政策进一步强硬是最近几年非常明显的变化,特别是习近执政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对西藏境内的全方位的严厉打击和控制到国际上以经济利益施压扼杀西藏问题,打压达赖喇嘛尊者等流亡藏人的活动空间。特别最近在宣传攻势上更是大开倒车,回归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反达赖”时期的舆论战,中国政府的这些举动在传递什么样的信号?值得流亡藏人关注和研究。


据媒体报道2019年初中国政府已经禁止外国人进入西藏中部,这是美国政府颁布《西藏旅行对等法》后中国政府公开禁止外国人入藏。中国官员称:“考虑到(西藏)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我们对进入西藏的外国人依法采取一系列规定。—”这样的回答大家心知肚明风马牛不相及。3月初,中国政府的宣传攻势再次大力发作,其宣传内容、言辞重回二十四年前的无理指责和污骂,将达赖喇嘛尊者“彻底视为敌人”的宣传轨道上。
3月8日起,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媒体《西藏日报》发表所谓的《认清十四世达赖反动本质系列》社论,以及部分涉藏文章。从《西藏日报》五篇长篇社论中可以看出中国浩劫西藏七十年,西藏政府、达赖喇嘛尊者和数万计藏人流亡六十年、150多位藏人自焚抗议后的今天中国仍然坚决实施强硬路线,而且,中国对达赖喇嘛尊者的态度返回到1995年主管民族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
中国学者称这是中国政府把达赖喇嘛“彻底视为敌人”开始。
中国政府如此定性达赖喇嘛尊者后,从此开启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对西藏的再次政治和宗教大清洗运动,对此,中国著名学者王力雄先生这样写道:
“然而由于达赖喇嘛与西藏宗教不可分割的关系,反对达赖的运动必然不会只限于他个人,也不可能只限于政治,而一定会延伸到整个西藏宗教。例如要对达赖进行‘揭批’,所有寺庙和多数藏人家却都供奉着达赖像,每天对其朝拜,如何‘揭批’?于是便下令收缴和销毁达赖像。这样一个似乎只有古代社会才可能有的行为,却大张旗鼓地于1996年开始在整个西藏实施。”
“对寺庙进行‘清理整顿’。由党政官员和公安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寺庙,僧侣被要求人人过关,接受审查;众多当局不信任的僧侣被赶出寺庙,遣送回乡,还有一些关进监狱—-”
“西藏所有的中共党员、干部和国家职工都被明文要求不许信仰宗教,还要把达赖当作敌人,每人家里除了严禁挂达赖像,还不允许设经堂佛龛,不许请僧侣念经,不许做佛事,不许挂宗教性标志,不许让子女去西藏流亡政府办的学校上学,违反者要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退休者扣发退休金,学生则不予升学。西藏自治区目前有6万多干部,9万多党员,15万职工,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藏族,加上他们的家属,总的算起来,受这些规定影响的藏人超过西藏总人口的百分之十。”
中国政府的清洗运动遭到了藏人的反抗,导致“甘丹寺四百多名僧人高喊‘西藏独立’砸毁了驻寺庙的警察机构;拉萨的色拉寺、哲蚌寺、大昭寺则以停止佛事活动,关闭寺属学校,反锁寺庙大门等行动进行抗议。”
中共治藏一把手吴英杰日前称“达赖没有为西藏办一件好事” 图片:MARK SCHIEFELBEIN AP
从此之后,中国政府的爱国主义教育、政治教育等在寺院等宗教场所铺天盖地的实施,导致更多的抗议事件爆发,最终导致爆发了2008年席卷西藏三区的和平抗议运动。
二十四年后,中国政府再次启动官媒大力宣传 “彻底视为敌人”为主题的内容,另再加《披着宗教外衣祸藏乱教的政客》,并信誓旦旦《“坚定不移把反分裂斗争进行到底!”》。这一举动必须要引起流亡藏人和西藏政府的严正关切,并应该采取积极的对应措施。中国政府在开展三年(还剩两年多)所谓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今天,官方高调攻击达赖喇嘛尊者不仅仅是流亡藏人纪念西藏政府和达赖喇嘛流亡60周年,或者中国政府的所谓“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的原因,而是在传达中国政府对西藏政策走向。
每当中国政府严厉攻击达赖喇嘛尊者或者流亡藏人时,有人很喜欢自我想象解读。如,《西藏日报》等地方官媒攻击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政府时称那是地方媒体,不是中国中央政府媒体,想解释成这不是中国中央政府媒体报道,所以,不代表中国政府。西藏自治区或中国统战部官员释放强硬姿态时,会说这是某些官员说的,意思是说这非最高领导人说的,所以,也不是中国政府最高决定—因此,很多关键性的问题上会出现判断失误。只要对中国政府有一点点了解就明白上面提到的那些想法是多么的天真。

因此,三月中国官媒《西藏日报》大篇幅的社论系列攻击达赖喇嘛尊者,不管内容有无新意,其主题重归1995年“反达赖运动”,宣传前行开路,随之而来的就是运动,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做法。如今中国政府“轰轰烈烈”进行所谓“扫黑除恶”运动再加上“反达赖运动”,另外还有,中国政府就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发表措辞强硬的言论等中国政府一系列的举动对西藏人来说是极其不利的信号,是将对西藏境内更严厉的打压,对西藏问题采取更强硬政策的前奏。
当然,中国政府采取这些强硬政策有其对西藏的既定政策和中国国内形势有着直接的关系。
首先,中国入侵占领西藏之后消灭(同化)西藏民族的政策实施了七十年后仍然没有实现,中国急于实现这一“宏伟”目标。
其次,中国对西藏问题的解决一直是“拖延政策”,其策略是等达赖喇嘛尊者不在了西藏问题会自然消失,因此,不接触、不对话—继续抹黑、攻击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流亡社会。
再次,迫于中国国内经济形势等问题的凸现,中国政府必须要加强民族主义宣传和威权。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最好使用的就是拿“达赖”和“台湾”大批特批、恐吓,对此中国人不仅津津乐道,而且,激发出莫名其妙的愤怒,利用这一强大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中国当局何乐不为?
由于以上原因,中国政府不仅仅大力宣传,而且,会行动,因此,西藏面临严厉打压的危险,“扫黑除恶”还在“轰轰烈烈”的进行之际中国政府高调“反达赖”对宗教界、信众、语言文化的打压如同大开杀戒。过去的一年里中国政府已经利用“扫黑除恶”打压西藏的宗教、文化、语言、维权事件不断发生,另外,中国政府关押一百多万东突人进行“改造”等使很多人不由对境内藏人捏了一把汗。
相对于中共强大的“反达赖”宣传攻势,流亡社区的应对似乎有点乱了阵脚的感觉,一方面强调自立、规划五十年,达赖喇嘛也很早前已经提出以他不在时的状况处理政府事务,因此,从2011年完全退出政治,权力移交给了民选的政治领导人,另一方面又在呼吁中共抓住达赖喇嘛尊者在世的机会解决西藏问题。面对中国的强大舆论攻击还有人提出“极端非暴力”或“似极端非暴力”—既反对西藏流亡议会官方文件里称中国政府为 “敌人”,理由是这违背非暴力和中间道路原则,甚至称违背达赖喇嘛尊者理念而争论不休。但是,有关中国对西藏的既定政策、中国政府面临的国内问题,以及中国政府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强化其统治地位的大背景下,将对西藏境内和西藏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的研究和分析仍然重视不够。最重要的是对中共产党本质和全球野心,以及中国人本质特性等的了解还拉下来一定的距离。这不仅仅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而且,也非常危险。
另外,在习近平政府里中央到地方由常年在西藏工作的中国官员坐镇,加上以矮化西藏问题为主要攻势,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最高领导人直接参与西藏问题讨论到全权由中央统战部负责,最近几年统战部几乎不再大谈特谈西藏问题,由西藏自治区政府、人大和官媒发挥主要角色,最多由外交部发言人回答有关西藏的问题。因此,中国一直在国际上努力使西藏问题内政化,在中国国内矮化、地方化西藏问题的策略在不断推进。
从各种迹象显示,特别中国官媒再次攻击达赖喇嘛尊者在传达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和对藏政策向极端恶劣的方向发展,应该引起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社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