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9日 星期三

三月,血!血!血!-------


作者: 桑杰嘉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3/28/2017

注释:本章的原题目是:三月,血!血!血!-------民主中国编辑先生/女士改成了““三月”藏民抗争历程”,对此本人提出反对,因为,笔者和很多图伯特作家从来不用殖民者(中共)的语言:“藏民”(指图伯特人/西藏人)词。而且,文章中根本没有“藏民”,编辑的解释是:“题目为了准确反映文意”,相信读者能辨析-----


“我们是被你们在49年前杀死的人的灵魂!我们不怕死!你们现在杀了我们,我们还会再回来的!”
——这是2008年3月图伯特(西藏)人在拉萨进行抗议时的口号。

每年的3月10日,流亡在世界各地的图伯特人展开各种活动纪念1959年3月自由抗暴和追思血染雪域大地的图伯特儿女。1959年三月起,对于图伯特人三月是屠杀和鲜血的同名词。还有1988年、1989年、2008年3月……图伯特人经历着一个又一个鲜血染红的三月,成千上万的图伯特人为自由、独立和正义用生命谱写三月,更可悲的是它不是过去而是持续进行式,这也是为什么在全球人权报告中图伯特人权紧跟战火连天的叙利亚之后而列北韩之前。
1959年3月10日拉萨罗布林卡抗议的民众
1959年3月10日,图伯特人前往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请愿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放弃去中共军营看戏的决定,并为了防止中共劫持或骗走达赖喇嘛,包围了罗布林卡。人越来越多,而且开始组织分工包围罗布林卡,对图伯特政府官员的言行进行了批评:“达赖喇嘛是我们雪域图伯特的怙主,请贵族们不要用他来换中国的大洋!”,同时也开始对中共军队占领图伯特表达了抗议。

3月12日,数千名图伯特妇女聚集布达拉宫前抗议中共军队占领图伯特。
1959年3月12日图伯特妇女在布达拉宫前举行抗议

在之后的一周里,中共军方完成了一切军事准备,并在3月17日向达赖喇嘛居住,并有数千图伯特人守卫的罗布林卡发射了两发炮弹,炮弹在离达赖喇嘛宫殿不远处爆炸,这是血腥屠杀图伯特民众的不祥的预兆。
不管当时在拉萨民众的证词,还是图伯特政府官员以及中共自己出版的资料证明,1959年中共在拉萨展开的是一次大屠杀。是装备精良,身经百战的正规军队用大炮、装甲车、喷火器对拉萨市平民展开的屠杀行动。因为,当时对抗中共的图伯特反抗军不在拉萨,有战斗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去参加了抵抗军,而且,拉萨的图伯特政府军也没有力量对抗中共军队,中共对拉萨实施军事行动过程中证明了这个事实,而当时的中共军队高层更清楚图伯特方面的实际力量。
如今的3月,被中共称为“敏感期”,草木皆兵,增派军警加强戒备,不仅封锁对外通讯渠道,还限制地方图伯特人的行动自由。在铁幕之下图伯特人为了那个遥远的不流血的三月点燃着一个个生命----
1959年3月10日,图伯特民众集聚罗布林卡发起保护达赖喇嘛的运动之后,在拉萨的中共军队以“叛乱”,打击“叛匪”之名,决定先打甲波日(药王山),因为是拉萨市的制高点。之后,东西两面对罗布林卡实施夹击,最后包围拉萨市区。

现场一1959年3月
拉萨甲波日(药王山):
3月20日,“中国人从炮兵营向(甲波日)药王山开炮,打了两个小时,没有间断,整座山上浓烟滚滚。---后来当炮火停下、浓烟散去之后,药王山已是一片焦土,山顶的所有建筑都被轰平了。”(1)这是当时在然玛岗的居钦图丹朗杰看到的情景。
中共说:“对药王山实施炮击二小时后,山上所有建筑全部被轰平,十时十五分,步兵一五九团二营四连在副营长张福臣和指导员曹志凯的带领下,向山上发起猛攻---轻重机枪一齐射击,掩护喷火器排接近目标,喷火器向前进方向的障碍物喷射摧毁性的火焰后,步兵随即发起冲锋。二营四连一个冲锋到山顶,没有遭到一点狙击。”(2)
当时的中共军方指挥官说:“药王山头烟火飞腾,尘土弥漫,乱世崩云,炮火一批比一批更加猛烈,更准确、间隙的时间更短!我感到大地在震抖,仿佛空气也在燃烧。”(3)中共军队一小时之内发射了一千多发炮弹轰炸了甲波日。甲波日是图伯特医院和历算院,有寺院等建筑。中共军队如此猛烈的轰炸之后编造甲波日“山上九千名康巴叛匪的指挥所”(4)等弥天大谎。
拉萨罗布林卡:
睡在罗布林卡的图伯特政府公务员丹巴索巴先生见证:“3月20日凌晨拉萨时间两点钟,解放军的炮弹掠过达赖喇嘛的寝宫顶,落在了寝宫与厨房之间的院子里爆炸,震得非常厉害,达赖喇嘛寝宫的窗户玻璃全部被震碎了。这是轰向罗布林卡的第一炮,当时我就在寝宫那里,被炮声惊醒了。第一声炮响让我非常紧张,听到第二,第三声炮响后,慢慢就没有恐惧了,更何况炮弹已经像下雨一样密集起来。就是说,此时中共并不知道达赖喇嘛已经出走,但他们却朝罗布林卡开炮了。”(5)
中共说:“攻打罗布林卡的战斗开始,三0八团全部大炮和一五五团设在烈士陵园炮阵上的六0炮、八二迫击炮、无后座力炮,一齐向罗布林卡轰击,采用续进弹幕的打法,即以十五公分为一个射点逐次成一条线向前推进,这是炮兵轰击最强大的火力,炮弹先从东往西一层一层地撒开,遍地开花。叛匪承受不住这猛烈炮火的打击,纷纷从东往西跑,炮弹追着他们往西炸。叛匪跑到西,见炮弹在西炸,又调头往东跑,炮弹仍追着掉进叛匪群中爆炸,这样从东往西,又从西往东来回地轰击---”(6) “用122毫米榴弹炮以徐进弹幕射击的方式轰击园内空地上的叛匪,以15米一个炸点逐次成一线推进,在猛烈火力打击下,上千叛匪窜出罗布林卡,炮弹却像长了眼睛一样追着落下,炸得其人仰马翻----”(7)
当时在罗布林卡的图伯特人堪穹达热•多阿塔钦说:“下午三点时 ,罗布林卡南门的然马岗渡口的这边,炮弹像下雨一样落到渡口对面的沙滩上,炮轰了大约两个小时。炮弹的烟雾中,数百名人马在烟雾里来回乱跑,这些人就是自愿守护罗布林卡的民众,和刚才在罗布林卡里面准备马匹要逃走的人。在这次炮轰中,数千藏人被屠杀,炮轰中死去的政府工作人员有洛桑益西,孜仲坚赞扎西,贡确多丹朱古,桑多录格登等。”(8)
中共军队轰炸罗布林卡后民众只能逃亡。在罗布林卡不远处然玛岗的居钦图丹朗杰看到:“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骑马的、奔跑的,都跑向渡口方向,被扫射得人仰马翻,罗布林卡和然玛岗之间的那一带堆满了尸体。有的人还是跑到了河边,我们脚下的军人一阵扫射后,人和马倒下在河里,河水慢慢地流,被打死的人和马的尸体堵塞了河道,堵了一阵子后,河水又把尸体冲开,一片红红地裹著尸体淌下去,我当时只觉得这世上所有的人都被杀光了吧……拉萨城内、达赖喇嘛警卫队军营、江孜军营、罗布林卡.......炮火连天直到天黑。”(9)
拉萨布达拉宫:
当时在然玛岗的图伯特人看到:“罗多林卡的新军营也向布达拉宫开炮,炮火在布达拉宫宫墙上炸开,黑烟、白烟,特别轰炸红宫时红色的尘烟滚滚,大概炮轰了一个多小时,我以为布达拉宫已经完了。”(10)
中共说:“苗中琴将炮阵地设在军区大院临近拉萨河北岸的空地上,炮一架好,扶廷修对苗中琴说给我打两炮让他们看看。苗中琴用望远镜朝布达拉宫观察一阵,发现了一个窗口有火力射击,立即命令一门无座力炮瞄准这个窗口打了一炮,这个窗口再也没有火力射击。”(11)
拉萨小昭寺:
中共军官说:“我军即以爆破、喷火器、手榴弹、冲锋枪等短兵武器,对敌展开猛烈攻击。”(12)
当时在小昭寺的僧人扎西巴登的证词:“他们发射了两颗炮弹。然后停了几分钟。他们在校正坐标。---经过试射之后,在炮声震天中,炮弹像阵骤雨地打在小昭寺。日落后,我在庙的废墟里看到大约五六十具的尸体。”(13)
另外一位图伯特人指证:“这时候,四面八方朝我们开枪,弹如雨下,弹打到墙壁上,灰尘四起。小昭寺金顶的屋脊和管家房子所在的那一排房子,辨经场里的印经院被共军放火烧着,浓烟滚滚。”(14)
拉萨大昭寺:
当时担任保卫大昭寺的图伯特政府职员强巴丹增说:“院子里有一些藏军和很多自愿来保护大昭寺的民众,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大多数人乱纷纷的各自找自己的位置。有的站在院子里,有的上到屋顶,有的跑到楼上的走廊上。有一大群人守在正门口,试图以血肉之躯保卫神圣的大昭寺。
--他们认为解放军会从各大门攻入大昭寺,因此各人分工,负责带领图伯特兵和民众把守各大门。正门口人最多,数百人拿着刀枪守卫在大门内外,准备以血肉之躯阻挡进攻的军队。
帕廓街一带遭到炮击,炮弹落到大昭寺正门前,门前的石板被炸烂,在门口守护的民众、图伯特士兵和僧人死伤惨重。煮茶的地点被炮弹击中,堆在墙边的柴草着火。附近楼房顶上的汉人朝大昭寺里扫射,子弹打在金顶上,碎片噼噼啪啪地掉在院子里。大昭寺内的图伯特军只有几挺机枪,民众有一些英式步枪,显然无法抵挡。我没有让图伯特军还击,因为附近有许多民众,他担心还击会引来对方的手榴弹,导致民众伤亡。---最后为了避免大昭寺被中共炸毁,图伯特人投降了--
辆装甲车驶入帕廓街---
以上的是中共军队在1959年实施屠杀的主要地点,据中共资料显示当时对17个目标事实了大炮的轰炸,无法一一列举。
中共1959年3月在拉萨实施大屠杀行动至今没有公开杀死图伯特人的数目。其实,中共是最清楚杀了多少人,只是不敢公开,如果公开将会震惊世界,将成为中国人的“南京大屠杀”版。据法国作家董尼德说法是4万名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对2万名图伯特人的镇压。他还说:“中国方面估计约有二千藏民死亡,不过很多消息认为死亡人数至少在一万左右,有的甚至说在这三天的屠杀中,至少有二万人死亡。”(15)另一方面,当时中共军队的伤亡情况更能证明中共实施的是大屠杀,而非当时在拉萨的中共军方和之后中共政府一再重复的“叛乱”,更不是战争。最多,图伯特人进行抗议,包围罗布林卡保护达赖喇嘛而已。

现场二 上世纪八十年代

自1987年9月起,图伯特首都拉萨为中心发生了多次要求图伯特独立等示威游行活动,而且,规模一起比一起大,到了1989年3月的抗议游行规模达到新的高度。中共政府对每次的抗议活动实施了血腥镇压。1989年3月发生抗议活动,中共展开镇压,当时中共驻图伯特最高官员胡锦涛戴着钢盔在拉萨街头指挥镇压,并对拉萨实施了长达一年多的戒严。
1988年3月拉萨:
1987年图伯特人在拉萨抗议

1988年3月5日早上九时五十分左右,图伯特首都拉萨再次发生抗议运动。僧人们通过当时举行的墨兰钦莫的麦克风高呼“图伯特要自由!、图伯特要独立!、打倒中国的压迫!、达赖喇嘛万岁!”的口号。数百名的僧人加入了抗议游行示威中沿着八廓街移动,数千计的图伯特民众也加入了游行的队伍。抗议发生不久中国政府数千名全副武装的警察部队赶到现场,发射催泪瓦斯驱逐民众。数百名的僧人被抓进军用卡车。中国军警开始大开杀戒,向抗议示威游行的民众开枪射击。一直到当天晚上,拉萨时的枪声没有停止。据后来的中国官方的消息称,当时有一万多人参加了抗议运动。其中获悉两千五百人遭入狱。
1989年3月拉萨:
这次抗议运动开始于3月5日,数百名僧人前往大昭寺前公开举行抗议游行,他们高喊“图伯特独立!”,数千计的图伯特人参与了抗议运动。他们分成四、五百人示威游行队伍,高举图伯特国旗在拉萨市到处游行,到了晚上拉萨市图伯特人社区变成了中国军警的屠杀场。半夜过后中国军警在图伯特人社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扫行动。据目击者证实,在拉萨的好几个地方发生中国军警一进门就用冲锋枪扫射,大人小孩一起杀死的事件。据拉萨的《北京青年报》记者唐达献所看到的公安局报告,拉萨居民有387人死亡,721人受伤,2100人被拘留;僧人有82人死亡,37人受伤,650人被拘留。
1989年3月7日,中国政府宣布拉萨戒严,拉萨的戒严1990年5月1日才被解除。
对图伯特人的抗议中共每次都是非颠倒地冠上很多莫须有的罪名。事实上是 “无非是一个被殖民主义压迫的忍无可忍的民族,站起来反抗的传统形式。”(16)。

现场三 2008年3月

2008年3月,在图伯特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图伯特土鼠年和平抗议运动,抗议运动席卷图伯特三区,甚至在中国北京等部分城市中的图伯特学生也加入了这一运动。参与抗议的有僧人、尼师、牧民、农民、知识分子等。更重要的是抗议运动虽然如同以往一样遭到了中共军警的血腥镇压。但是,抗议运动至今还在延续,2009年开始进行自焚抗议,至今发生145起自焚抗议。之后再以单独上街抗议游行。
拉萨,3月14日:
2008年3月14日在拉萨街头的中共军队,装甲车和军车的番号都被纸张或报纸遮盖

下午约3点,有数十名特警在帕廓街内枪杀了图伯特人。傍晚,当局大量军队入城镇压,身着武警制服的或身着陆军迷彩服的军人不满全城,到处都是军车、装甲车,但是车辆上的部队番号都被纸张或报纸遮盖。军警使用催泪弹,开枪,并封锁藏人集聚区,如嘎玛贡桑居民区、拉萨老城区一带。当晚宵禁,图伯特人集聚区枪声不断。
14日起,当局取消开枪禁令,军警可以对抗议人群开枪。据一些逃难现场的目击者反映,这天在老城区鲁固一带、小昭寺、帕廓街等地,均有示威者和行人中枪倒地,都是图伯特人,男女老幼皆有,至少上百人被枪杀,但尸体都被军警强行没收。这在后来人权组织获得《(机密)拉萨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2008]拉公刑法检字第092号》、《093号》、《093号》和《101号》以及在《拉萨市西山殡仪馆中尸体名单列表》得到了证明。(17)
安多,3月15日:
夏河县,上万僧俗(包括男女老幼)举行大规模抗议游行,与当地公安和武警发生冲突,随后当局调来兰州军区四十多辆拖着大炮的军车、二十多辆装甲车,向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开枪,打死打伤藏人,数目不详,抓捕近二十人。
2008年安多(夏河县的抗议)
3月16日:阿坝县,凌晨4点,当地知识分子觉勒达瓦等被抓走,不知下落。上午,县城中心的格尔登寺举行佛事活动,遭到寺院附近军营军人的骚扰,引发僧人和民众在县城内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游行,冲击县政府和公安局,砸毁当局官车和警车,当即军警残酷镇压,当场打死约30人,其中有僧人、学生、牧民,还有一位孕妇,一个5岁的孩子和藏文中学初二一班16岁的女学生楞珠措。
若尔盖县朗木寺的抗议事件中军警开枪,打死3人,伤多人,当地医院拒绝治疗。
玛曲县发生规模空前的抗议活动。在当地寺院僧众的带领下,玛曲县上千名民众走上街头,包括玛曲县藏文中学和藏文小学的学生。---当局急派军警镇压,当场开枪射杀12名示威的图伯特人,抓捕八十多人,有上百人受伤。
2008年在甘肃兰州的西北民族大学学生抗议
康,3月20日
20日下午4-5点,克果乡牧民为保护雪山狮子旗,被数千武装军警镇压,到目前为止死伤超过二十人,事件起因是军警像图伯特人宣布“中央直接下令谁游行就枪毙谁”,接着要取下雪山狮子旗时,被图伯特人阻拦,军警开枪。
3月24日:下午约4点半,康(四川省甘孜州)炉霍县三区朱倭乡哦格寺二百多名尼众和觉日寺二百多名喇嘛,以及约八百名农民举行和平请愿游行。炉霍县当局派军警强行阻拦,发生冲突,军警开枪,觉日寺的一僧人当场中枪身亡,有是多人中枪受伤。(18)其中有中枪后在山上躲藏一年多,后来流亡印度的次旺顿珠。
………
三月,反占领,反殖民,反镇压之血流淌了58年,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一悲惨的真相呢?没有真相无法和解,图伯特和中国的和解从了解真相开始。

注释:
1,《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2015年台湾雪域出版社出版,作者唐丹鸿、桑杰嘉,第151页。
2,《西藏平叛纪实》1993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吉柚权(中共军方作家),第114页。
3,王国珍(1959年西藏军区308炮团三连连长,炮轰甲波日、罗布林卡、布达拉宫的指挥者之一)《西藏革命回忆录》第四辑,40-41页。
4,《西藏平叛纪实》1993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吉柚权(中共军方作家),第113页。
5,《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2015年台湾雪域出版社出版,作者唐丹鸿、桑杰嘉,第197页。
6,《西藏平叛纪实》1993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吉柚权(中共军方作家),第115页。
7,徐焰:“藏区评判的五年艰苦岁月”,网络版:http://mil.news.sina.com.cn/p/2008-12-11/0810534237.html
8,堪穹达热•多阿塔钦(当时图伯特政府公务员)回忆录。
9,《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2015年台湾雪域出版社出版,作者唐丹鸿、桑杰嘉,第152页。
10,《居钦图丹朗杰自传》(藏文)第五册,2014年印度出版,作者居钦图丹朗杰,第283页
11,《西藏平叛纪实》1993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吉柚权(中共军方作家),第119-120页。
12,陈炳(解放军军官),《西藏革命回忆录》第四辑,23页。
13,《西藏生与死》作者董尼德,台湾时报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67页。
14,玉洛.达瓦次仁:《玉洛纯洁的眼泪》(藏文版),45页。
15,《西藏生与死》作者董尼德,台湾时报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68页。
16,《西藏生与死》作者董尼德,台湾时报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191页。
17,见桑杰嘉的文章《中共机密文件证明:2008年3月中共在拉萨屠杀藏人》,民主中国刊登。
18,依图伯特著名作家唯色的《鼠年雪狮吼—2008年西藏事件大事记》。
2017年3月16日

2017年3月20日 星期一

China's suppression of Tibe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decided to "normalize" its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ibet.
Sang Jieja(Sangjey Kep)
Spain
March 20, 2017
Fifty-eight years ago, on March 10, a large Tibetan protest broke out in Lhasa to fight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10/3/1959in Lhasa

10 much 2017 in Dharamsala

10 much 2017 in Dharamsala
It eventually led to Tibet's political and spiritual leader, Dalai Lama, som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ens of thousands of Tibetans fleeing to neighboring India, Nepal, Bhutan and other countries.
On March 10 this year, exiled Tibetans around the world held various activities to mark the anniversary. They called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improve its policy on Tibet and to resolve the Tibet issue.
Under Chinese reign, basic human rights of the Tibetans have been trampled on. The serious destruction of Tibet's natural environment has further threatened their surviv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policy on Tibet, or perhaps we may say, under the rule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there is no hope for improvement in the short term. The future of Tibet is deeply concerning.
Due to China's strict control on freedom of speech and severe crackdown on information sources in Tibet,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obtain information from inside the area. Thus it makes people outside feel that Tibet is very peaceful. 
Chinese propaganda misleads and deceives the world by creating the illusion that "Tibet is in the best period of its history". But the truth cannot be concealed forev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ibet
The latest annual report released by Tibeta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described Tibet as a "Giant open prison". A report of the Freedom House said that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ranked between Syria and North Korea. 
In the "State of World's Human Rights" published by the Amnesty International, the situations in China (including Tibet) and Syria are listed together as the two countries of the greatest concern.
During the 34th meet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the high commissioner Zeid bin Ra'ad al-Hussein particularly expressed his concerns on the problems currently faced by Tibet. 
On the eve of the council meeting, six U.N. experts jointly issued a statement pointing to a series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Tibet, in particular, the situations of Larung Gar Buddhist Academy in Sertar County and Yarchen Gar Monaster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ot only violates the religious beliefs of those who follow the Dalai Lama and other foreign religious leaders.  It also violates the rights of religious freedom of the numerous Tibetans who do not accept the so-called "additional Panchen" Gyaincain Norbu selected by the government to represent the Panchen Lama of Tibetan Buddhism. 
The government forces the believers to join his worship ceremony, hoping that they would recognize him. The local government also explicitly stipulates via regulation banning the propaga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in China.
Ac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otice of "Rectification and Clean-up of Larung Gar Buddhist Academy in Sertar County", the prefecture government of Ganzi expelled 20,000 students who gathered at this largest Buddhist academy in the world. 
They came from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Malaysia, Mongolia, Singapore, South Korea, Taiwan, Thail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countries, as well as all over Tibet.
The government also forcibly demolished the huts used by monks with only five students allowed to stay. It interfered with student enrollment and management of the academy. The same policy was enforced on Yarchen Gar Monastery where there were nearly 10,000 students.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Tibet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revealed that four Tibetans protest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y self-immolation in 2016 and eight others took to the street to protest alone. 
It also reported that 36 Tibetans were known to have been arbitrarily arrested for political reasons, an average of three each month.
"With the extension of a mass surveillance program,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are subjected to further restrictions forcing Tibetans to resort to unprecedented levels of self-censorship," the report said.
When Tibetans expressed their views peacefully and criticized the suppressive policy, they would be arrested arbitrarily on the accusation of "separatism" and "divulging state secrets". Many suffered from torture or forced disappearance. 
In order to monitor the Tibetans more effectively, stationary task forces of 22,000 officers were dispatched to over 5,400 villages, neighborhood committees and all monasteries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in 2016 alone.
The government also arrested Tibetans for posts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 Wechat that went against its policies. More than 10 people received prison terms from one to 13 years.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legal definitions on what is a "state secret" or other jargon-like words remains broad and vague. 
Despite this,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systematically use them to crack down on opposing views and even peaceful expression or information sharing on Tibetan issu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ramples and violates other civil rights and political rights of Tibetans. It has an unjust criminal system and abuses are rife. The state uses arbitrary arrests, detention, and torture. The Tibetan people in their own land are denied the right of peaceful assembly and freedom of movement. They suffer discriminatory travel and migration restrictions among others.

Tibet's Future
The future of Tibet needs to be considered from two aspects. Firstly,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mproves its policy on Tibet and eliminates tensions within Tibet. Secondly,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completely resolve the issue of Tibet, which has been delayed for nearly six decades.
These two aspects are interrelated. To improve the policy on Tibet by granting Tibetans more freedom would help solve the Tibet issue and remove tensions. However, under current Xi's administration, there are no signs of improvement in either of these two aspects.
The reasons are, firstly, the collective dictato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decided to "normalize" its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Thus, improvement of human rights in Tibet is out of the question. Secondly, the government's established policy on Tibet is to destroy its culture and ultimately eliminate the ra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in fact, adopting a "delay strategy" to the Tibet issue. They await the death of the Dalai Lama, believing that without him the problems would naturally disappear. Thu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only continue its hard-line policy in Tibet, which will lead to various forms of resistance from the Tibetans. 
In return, China would use a variety of groundless charges to justify any crackdown by force, further stimulating more protests against it.
The author
Sang Jieja is a Tibetan writer, commentator and former Chinese spokesman of the exiled Tibetan government. He is currently studying in Spain.

2017年3月17日 星期五

就三月十日看西藏的現況與前景

桑杰嘉

刊登日期: 2017. 03. 17

香港天亚中文网
1959年3月10日在图伯特首都拉萨罗布林卡的自由抗暴

2017年3月10日印度达兰萨拉纪念自由抗暴日

2017年3月10日印度达兰萨拉纪念自由抗暴日
五十八年前的三月十日,拉薩爆發了西藏人民反抗中國政府的大型抗議運動,最終導致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和政府官員,以及數萬藏人前後流亡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國。今年的三月十日,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開展各種活動紀念這一特殊的日子,並呼籲中國政府改善境對藏政策,以及解決西藏問題。
中國統治下藏人的基本人權被踐踏,嚴重破壞自然環境威脅藏人的生存。另外,從中國政府對藏政策的角度分析,在短期內或說在習政府統治下,沒有改善的希望,西藏的前景令人深感擔憂。
由於中國政府在西藏嚴格的言論控制,甚至對自治區內資訊來源的嚴厲打擊,獲得西藏境內資訊越來越困難。因此,感覺西藏很平靜,再加上中國大肆宣傳「西藏正處在歷史上最好時期」的誤導和欺騙,是非難辨,但真相無法永遠遮蔽。

西藏現況
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在今年的年度報告中,形容西藏成為了一個「巨大的監獄」。自由之家的報告指西藏的人權狀況緊跟敘利亞之後,而在北韓之前。國際特赦組織發表的全球報告裡,中國(包括西藏)人權現況與敘利亞並列最受關注的國家。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高級專員扎伊德.拉阿德.胡笙(Zeid bin Ra’ad al-Hussein)在人權理事會第卅四次會議上,更特別關切西藏目前所面臨的問題。而在理事會召開前夕,有六名聯合國專家共同發表聲明,指出一系列在西藏人權受到侵害的行為,特別是色達喇榮佛學院與亞青寺的狀況。
中國政府不僅僅侵犯和踐踏信仰達賴喇嘛等境外宗教領袖的信眾之宗教信仰自由,也侵犯和踐踏不信仰由中國政府自立的「加班禪」既中國班禪的廣大藏人的信仰自由權,強制他們參加法會,希望讓藏人認可和敬仰他。還有中共地方政府明文禁止西藏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等等。
中共甘孜州政府按《色達縣喇榮五明佛學院整頓清理工作》把聚集來自中國、香港、馬來西亞、蒙古、新加坡、韓國、台灣、泰國、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以及來自藏區等地二萬名學員的世界最大佛學院進行驅逐學員和強拆僧舍,只限五學員留住,當局並插手招生、管理等事務。同時還對亞青佛學院也採取了同樣的政策,該學院有上萬學員。
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發表的《2016年西藏人權狀況年度報告》顯示,在一六年四名藏人自焚抗議中國政府,八名藏人單獨上街抗議遊行。該中心的報告又稱,一六年已知卅六名藏人因政治原因遭任意拘捕,平均每月拘捕三人。
該報告還指出:「隨著大規模監視計畫的擴展見解和言論自由受到更多限制,訴諸前所未有的強制自我審查以及極度恐懼報復的新高度。」藏人和平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批評政府鎮壓政策時會受到「分裂主義」和「洩露國家秘密」的指控遭到任意逮捕,並實施酷刑和失蹤。為了更有效的監控藏人,自治區於一六年有二萬二千個「駐村工作隊」到五千四百多個村莊、居委會和所有寺院,嚴格監控基層的廣大藏人。
因中國政府侵入個人微信帳號遭拘捕,並判處一至十三年重刑的藏人達十多位。當局系統地利用法律含糊、過於寬泛的「國家秘密」等定義,在西藏對批評的觀點、和平表達或共用資訊者進行打壓。
中國政府踐踏和侵犯藏人的其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包括:不公正的刑事司法制度、任意逮捕和拘留、酷刑、剝奪和平集會的自由權、遷徒自由、歧視性的旅行限制、自治區內部遷徙的限制等等。

西藏前景
西藏的前景需要從兩個方面看,一是中國政府改善對藏政策,緩和西藏境內緊張局勢;二是當局徹底解決拖延了近六十年的西藏問題。而這兩個問題又是關聯的,改善對藏政策給藏人更多自由有助於解決西藏問題,從而徹底消除緊張局勢。
不過,從當今習政府執政的情況看,以上兩個方面沒有任何改善的跡象。原因是,一.中共獨裁集權體制決定了踐踏人權常態化,改善西藏人權無從談起。二.中國政府既定對藏政策既消滅西藏文化,最終消滅西藏民族。
中國政府其實在實施拖延政策,等待達賴喇嘛圓寂,認為沒有了達賴喇嘛,西藏問題就會自然消失。因此,中國政府對西藏只能繼續強硬,從而將會引發藏人各種形式的反抗,中國將以各種莫須有的罪名進行武力鎮壓,由此只會激發更多抗議的惡性循環。


撰文:桑杰嘉,一位藏族作家及時事評論員。

2017年3月16日 星期四

達賴喇嘛轉世干黨屁事

桑普

政治評論人,律師,台大法律系畢業,現居香港。自2007年起,在香港《蘋果日報》、《信報》、《主場新聞》、 《開放》、台灣《自由時報》、英國《BBC》中文網、美國《觀察》、《民主中國》等平面媒體與網絡媒體發表多篇政論文章,部分文章更引發廣泛迴響。著有《風雨如晦》、《革命倒影》。

2015-03-16 10:11

原载:民报

http://www.peoplenews.tw/news/40ad89fb-8570-4a2b-9a15-48fb8b9fb866

3月9日,在人大會議期間,西藏代表團舉行全體會議。全國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白瑪赤林表示:中央政府對達賴喇嘛「溝通」大門一直都敞開,與達賴喇嘛談甚麼、怎麼談、談到甚麼程度,「完全取決於」達賴喇嘛。針對達賴喇嘛去年底曾經表示「可能終止轉世制度」,白瑪赤林表示「我個人觀點就是,達賴喇嘛發表上述言論其實是在褻瀆藏傳佛教」,「一會兒說在境外轉世,一會兒說不轉世了,這都是不符合程序的」,「達賴喇嘛轉世與不轉世,必須尊重歷史、尊重宗教儀軌,不是達賴喇嘛一個人說了算的」,「達賴的轉世是有嚴格程序的,也需要中央政府的制定」,「不論美國總統還是甚麼人見達賴,都是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同日,在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華春瑩繼續指責達賴喇嘛「長期打着宗教旗號,實際上一直在國際上從事分裂中國、破壞中國民族團結的活動」。11日,全國政協常委兼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朱維群表示:達賴喇嘛「可能終結轉世制度」是一種「雙重背叛」,又指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不再轉世是一場「陰謀」,重申達賴的「轉世決定權在中國中央政府」。
「轉世決定權在中共」一說,畢竟不是新聞。為了控制宗教,中共早已於2007年頒佈《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嚴格控制「活佛轉世」,規定所有「轉世」都必須取得政府批准,否則非法或無效,而且「活佛轉世應當遵循維護國家統一、維護民族團結」,「不受境外任何組織、個人的干涉和支配」。轉世申請必須提交縣級政府宗教事務部門,逐級上報,由省級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審批;視乎重要性與轉世影響,申請可能會被要求提交至更高級的省級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省級政府、國家宗教事務局或國務院審批。
如果活佛轉世,需要由黨批准,那麼按此道理,一個人死後去輪迴投胎、做殭屍、變厲鬼、升天堂、入煉獄、落地獄,通通都要由黨批准。中國共產黨可真是比佛陀、上帝、阿拉「更有權力」,成為「宇宙最強」!這根本是十足腦殘的謊言和邪教!共產黨既信奉無神論,又要對於死後世界說三道四,自稱有「活佛轉世決定權」。如果你反對中共這種自相矛盾的說法,你就會被中共指責為褻瀆藏傳佛教,損害國家統一,破壞民族團結,說穿了,就是反對「宇宙最強」的共產黨。畢竟自古以來,藏傳佛教有哪部經書、哪套儀軌指出「中共獨享轉世決定權」?如有,這個肯定是邪教,全是「黨教」,不是「佛教」;如無,中共本身就是意圖凌駕所有宗教的邪教。事實上,即使恐怖組織「伊斯蘭國」也不會自稱擁有「升天堂決定權」,只聲稱有「升天堂指引權」。毫無宗教意識的共產黨的說法簡直連屁都不如。況且無神論共產黨最矛盾的地方,在於自稱擁有「達賴喇嘛活佛轉世決定權」。這樣不但變相公開承認了有「活佛」存在,而且還承認了被它稱為「披著羊皮的狼」的達賴喇嘛就是「活佛」。自相矛盾,莫此為甚。
難道信奉無神論的共產黨會認同「活佛轉世」的信念嗎?當然不會。既不認同,又要認證,堪稱精神錯亂。根據藏傳佛教,如要承認轉世認證制度,必先承認前後世的存在,亦即「無有間斷的前後今生」。根據佛教信仰,人類與其他動物死後都會「再生」。「前世」沒有開端,當煩惱被斷除而遠離輪迴束縛時,由煩惱所帶來的「後世」將會停止,惟意識續流仍會持續。在今世身軀壞滅之後,無間斷的意識將會結生到後世身軀,總共可分為兩種情形:「由煩惱力結生」和「由悲願力結生」。前者如同水車輪轉,凡夫們不能自主地輾轉於生死之間,反覆輪迴,趨善惡道,隨業投生,因果循環,今生之苦樂比例取決於前生與今生的善惡行為。後者已獲菩提道,成就涅槃,不再輪迴,而在涅槃境界中又有不同層次的覺悟,最高層次是無上正等正覺,亦即成佛。佛陀之所以轉世,本於成佛的助人本願,為了幫助眾生達到涅槃,唯利他人,投身娑婆,乘願而來,終究不脫涅槃境界。達賴喇嘛在《我的土地,我的人民》中對這種境界打了個比喻:「這就像月亮的倒影,在適當的條件下,當湖海平靜無波的時候,月亮的倒影就會映在水面上,而月亮本身仍在天空運行。根據同樣的寓意,月亮可能映照在不同的地方,佛也可以同時轉世在不同的身體」,「這些轉世可以根據自己的願力選擇再生的地點和時間,而且在每次轉世後,他們前世的記憶會保持一段時間,好讓人們認出他們」。如此轉世者,通稱「朱古」,亦即「化身」,「活佛」固在其中,達賴喇嘛就是其中之一。同時,大地菩薩可以在同一時間化現千百身相,亦即「未終朱古」。無論如何,達賴喇嘛不是唯一的「朱古」。
既有「轉世」,即有「認證」問題。自13世紀以來,尋訪及認證方法包括:前世臨終前的遺囑、指示、特殊跡象、轉世靈童準確無誤地講出前世生活點滴,而且能夠辨認前世遺物及侍從等。除此之外,還有祈請聖者占卜、祈求世俗護法神諭、觀察拉姆拉措湖和其他護法之魂湖等方法。如果出現多數靈童候選人而難以斷定,也有在佛像聖物前「食團問卜」決定的慣例。從歷史上考察,上述「轉世認證」方法,在濁世衰微時代曾經被人因政治需要欺騙造假。滿清帝國就是以《29條章程》規定以「金瓶掣簽」方法認定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及其他呼圖克圖的轉世。「金瓶掣簽」規則,只是滿清利用其與西藏之間「供施關係」的強橫表現,而非藏人傳統信賴的宗教儀軌,但畢竟規則如能公正實施,也可視作類似傳統的「食團問卜」方法。即使如此,9、10、13、14世達賴均未通過「金瓶掣簽」方法認定,12世達賴在「金瓶掣簽」前已獲獨立認證確立,只有11世達賴才是真正通過「金瓶掣簽」方法確立。同樣,在班禪喇嘛的傳世系統中,只有8世和9世班禪通過「金瓶掣簽」確立。這就是滿清帝國時代的「活佛轉世認證干預」。雖然違反傳統,但是勉強靠譜,干預也不徹底,乏實際強制力,更加沒有「轉世決定權在滿清皇帝」等痞子土霸式說法和做法。
滿清倒台,民國成立。1912年後,西藏(圖博)驅逐滿清殘餘軍隊,取得了事實上真正的獨立,不介入軍閥及國共內戰,不介入中日戰爭,西姆拉條約因無中國代表簽字而無法確立中國是宗主國的法律地位。13世達賴喇嘛在1933年遺囑中已經明言:「本人沒有經過金瓶掣簽,而依據預言、占卜等相同的結果,確立為達賴喇嘛的轉世,並舉行坐床典禮。」及至當今14世達賴喇嘛出生,當時已無滿清皇帝,他是由西藏攝政和民眾大會,按照聖者及護法的預言,以及拉姆拉措湖的兆象等尋訪行動,在1939年獲得認證,其中根本沒有中國政府干涉。當時青海省主席是信奉伊斯蘭教的馬步芳,其下屬曾經趁機勒索財富,但是中國官員根本從未認證達賴喇嘛轉世化身。及至中共建政,毛魔自1950年起大肆侵略和破壞西藏土地、人民、宗教、文化,罪行史無前例,達賴喇嘛《我的土地,我的人民》一書已經公佈這些血腥真相,大家不妨細讀。但是無論如何,中共從未認證達賴喇嘛轉世,而且達賴轉世認證從來跟任何世俗政權無關,後者無權審查、批准、豁免宗教領袖轉世。黨棍白瑪赤林最近謊稱達賴喇嘛當年成為轉世靈童時經過中國中央政府批准,根本是公然坑騙,捏造歷史。
然而,當今14世達賴喇嘛已經79歲,中共摩拳擦掌,有意等待其圓寂,預謀私定將來15世達賴喇嘛人選,然後謊稱是當今14世的轉世,藉以欺瞞藏人、藏傳佛教信眾及國際社會,粉碎整個藏傳佛教根基。14世達賴喇嘛深悟中共陽謀,於是在2011年9月24日發表公開聲明,指出:一、轉世皆由轉世者本人的力量,或最終的業、福報以及發願等力量所形成。因此,轉世何處?怎樣轉世?如何認證等,是轉世者自己唯有的不共因緣,絕非由他人強制壓迫,或者為所欲為的情況下產生。二、對前後世蓄意否定的中共領導人,以權力干涉轉世認證,與自己政治理論背道而馳,邪惡虛偽,因此他呼籲藏傳佛教信眾堅決拒斥。三、當他到了1世達賴喇嘛根敦珠巴的年齡(83歲)時,亦即2018年6月,將會諮詢各宗派的大喇嘛,以及藏族民眾和相關信眾,檢討並決定是否延續達賴喇嘛的轉世。如果達賴喇嘛的轉世制度必須保留,並且需要認證15世達賴喇嘛靈童的時候,尋找轉世的重任將由「達賴喇嘛噶丹頗章基金會的董事會」負責,由他們請示藏傳佛教各宗派領袖,以及與歷代達賴喇嘛如影隨形般的護法眾,按照歷史傳統尋訪和認證,而他也會留下明確指導文字,確保任何政治權威(包括中共領導人)如因政治需要選出所謂轉世靈童,誰也不要認可和信仰。還記得在1995年,一名西藏男孩曾被獨立認證為前世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可是中共卻立即把那個男孩軟禁起來,另找一名替代者,導致這位由中共認定的班禪喇嘛缺乏認受性。這正是前車之鑑。換言之,14世達賴喇嘛決定:是否轉世,依照民意;如要轉世,如何認證,依照傳統,拒斥中共。這正是達賴喇嘛最近表示「可能終止轉世」、「何不讓這一古老傳統終結在一個備受歡迎的達賴喇嘛手中」背後的真正計畫,完全公開透明。
此外,14世達賴喇嘛早已史無前例地完成「政教分離」或「僧俗分離」的制度改革。2011年3月10日,在西藏流亡政府即將舉行新任總理(噶倫赤巴)選舉的前夕,達賴喇嘛宣佈準備辭去流亡政府政治領袖身分,但仍會以宗教領袖角色繼續推動宗教使命。達賴此舉可讓新總理在追求西藏自治過程中擁有更大發揮空間,也導致中國政府更難繞過他來影響藏傳佛教信仰。達賴喇嘛表示:「2011年我完全卸了政治責任,這不僅是我退休,還代表著400多年來,達賴喇嘛要同時擔當宮廟及心靈領袖(政教合一)的傳統畫下句點。我自願地、快樂地、自豪地終止了長達4世紀的達賴喇嘛兼任政教領袖的制度。」這種不戀棧俗世政治權力的高風亮節,敢於推陳出新變革制度的開創精神,實在令人由衷敬佩。
另一方面,時至今日,中共黨員依然毫無信仰,冥頑不靈,眼前只有利益、好處,金錢、權力。中共講來講去,就是中央政府「優惠」西藏,今年又要打造「南亞大通道」,對接「一帶一路」和「孟中印緬經濟走廊」,虛張「環喜馬拉雅經濟合作帶」,炮製「青藏鐵路擴能改造」、「川藏、滇藏、新藏鐵路以及日喀則至吉隆(或樟木)口岸鐵路」云云。全國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自治區主席洛桑江村竟然公開表示:「歡迎各種經濟參與到西藏基礎建設中來。我們相信,企業家在西藏一定能夠發財。」這類「恭喜發財」式態度、官話和行動,正是破壞西藏宗教、文化、土地、環境、生活、心靈的始作俑者。佛陀轉世,黨要管;權貴發財,黨也要管。敢問:1954年毛澤東對年青達賴喇嘛耳邊這段悄悄話,黨今天要如何管:「宗教是毒藥。它有兩個缺點:一是導致民族衰落,二是妨礙國家進步。西藏和蒙古都為其所害。」放眼今天,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竟然宣稱「只有共產黨才能認證活佛轉世」,形同獨家批准和認證「毒藥」再生產,所以套用毛魔說法,結論就是: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正是「導致民族衰落、妨礙國家進步」的犯罪集團,因此肢解和粉碎今天的中共專政集團才是救國救民的必要手段。真正的無神論者,能不反共嗎?真正的有神論者,又能不反共嗎?

2017年3月7日 星期二

恐惧的大监狱---2016年图伯特人权记录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3/7/2017    
作者: 桑杰嘉

中共强拆中的色达佛学院的一角

2月16日,自由图伯特学生运动、国际声援图伯特组织、国际特赦、自由之家等十多个非政府组织联署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与所有观察员国,对中国持续打压人权的行为予以关注,促使中国遵守其宪法及国际公约。2月22日,国际特赦发表《全球人权报告》中国人权现况与叙利亚并列最受关注的国家,并称2016年是“满载苦难与恐惧的一年”。2月23日,总部设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表了《2016年西藏人权状况年度报告》,该报告称图伯特已经成为一座巨大的监狱。
 足以说明中国政府统治下的人权状况严重糟糕,中国政府严重践踏人权的形势下图伯特的人权状况更是雪上加霜。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年度报告》证实2016年中国政府严重践踏图伯特人的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隐私权利、宗教信仰自由、其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严重破坏自然环境而严重威胁图伯特人的生存。在2016年4名图伯特人在图伯特境内外自焚抗议中国政府,8名图伯特人单独上街抗议游行,虽然,他们非常清楚中国政府将进行残酷打压。西藏人权中心的报告还称2016已知36名图伯特人因政治原因遭任意拘捕,平均每月拘捕3人。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于1996年1月在印度达兰萨拉成立,是一个合法注册的非政府组织,该中心负责调查、研究图伯特境内人权状况,以及在流亡图伯特社会中担负普及和推广民主理念为主要工作。该中心发表有关图伯特人权状况的《月报》、《年度报告》以及《特别报告》,并就各种人权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分析研究、创建图伯特政治犯数据库等工作。还将有关中国政府严重践踏图伯特人权的情况向联合人权理事会投诉,并呼吁人权理事会关注和干涉等工作。
 由于中国政府严重侵犯图伯特人的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隐私权利导致人权组织获得图伯特境内的有关人权的信息日趋艰难和代价巨大,很多人权组织的信息来源遭到中国政府的迫害和监禁。另外,中国政府对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隐私权利的严重践踏造成图伯特人前所未有自我审查,也导致外界无法获悉很多严重的人权案件的相关信息。
 真如国际特赦《全球人权报告》所指出的,过去的2016年是“满载苦难与恐惧的一年”,中国政府在图伯特制造的苦难和恐惧已经达到了顶峰。对此《2016年西藏人权状况年度报告》的见解和言论自由权一章中指出:“以打击恐怖主义、互联网安全、保护国家安全等进一步践踏藏人的见解和言论自由这一基本的权利。当局有系统地利用中国法律框架下含糊的,过于宽泛的“国家秘密”等法律定义,在西藏境内对批评他们的观点,和平表达或共享信息者进行打压。”
 由于中国政府践踏图伯特人的见解和言论自由权,使在图伯特表达空间严重缩小导致图伯特人自焚、单独上街抗议示威游行频发。另外,图伯特的恐惧是来自中国政府大规模的监控。《2016年西藏人权状况年度报告》指出:“随着大规模监视计划的扩展见解和言论自由受到更多限制,诉诸前所未有的强制自我审查以及极度恐惧报复的新高度。” 《报告》强调了图伯特人和平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批评政府镇压政策时会受到“分裂主义”和“泄露国家秘密”的指控遭到任意逮捕,并实施酷刑和失踪。”并指出:“2.2万名“驻村工作队”驻扎到5467个村庄和居委会,包括西藏自治区境内所有的宗教机构。”在基层严格监控图伯特人。
 中国政府在其统治下侵犯个人隐私是非常普遍,特别是最近几年更是变本加厉。保障个人享有免受外来干涉或政府入侵的空间之隐私权已成为图伯特最严重的人权问题。特别是中国政府侵入社会媒体对个人的言论进行监控。据《2016年西藏人权状况年度报告》侵入个人微信账号遭拘捕,并判处1年至13年重刑的图伯特人已达十多位,他们仅仅在微信上分享有关达赖喇嘛的信息或者照片、庆祝达赖喇嘛生日、分享自焚抗议的信息。《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通过:“模糊和过于宽泛的法律规定进一步延续了滥用制度,允许当局针对、迫害活动家和持不同政见者。”如对图伯特青年作家周洛(笔名雪江),因在博客上撰文叙述了自己目睹和亲身经历情况,而被当局拘捕,遭判3年徒刑。玉树母语保护者扎西旺秀,因维护学习和使用母语的权利而被指控“煽动分裂国家罪”等等。
 有关2016年中国政府严重侵犯图伯特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案件中,最严重的是强拆和驱逐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学院色达佛学院,由于强拆和驱逐学员导致3名尼师自杀。中国政府还强拆和驱逐了另外一所佛学院--亚青佛学院的学员,该学院也有上万的学员。中国政府对从两佛学院驱逐的学员进行非法拘留和设临时集中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另外,中国政府不仅仅侵犯和践踏信仰达赖喇嘛等境外宗教领袖的信众之宗教信仰自由,而且,还侵犯和践踏不信仰中国政府自立的“加班禅”既中国班禅的广大图伯特人的信仰自由权,强制他们参加法会,希望以此让图伯特人认可和敬仰他。《2016年西藏人权状况年度报告》指出:“中国政府通过法律、政策和实践的结合使西藏的宗教和信仰自由权受到严重限制。无神论党和国家拒绝了对宗教自由的合法呼吁,并警告以“宗教人权的名义歪曲中国的宗教情况”。为了进一步利用法律作为遏制宗教自由的利剑,中国政府修订了2005年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并将在2017年实施。控制和利用转世制度的措施,加强了玷污和“非法化”西藏领袖达赖喇嘛个人和其地位。”有关中国政府践踏宗教信仰部分可以参阅笔者在《民主中国》发表的文章《中共严厉打击图伯特佛教的2016年》一文。
 中国政府践踏和侵犯图伯特人的其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包括:不公正的刑事司法制度、任意逮捕和拘留、酷刑、剥夺和平集会的自由权、迁徒自由、歧视性的旅行限制、西藏内部迁徒的限制等等。
 《2016年西藏人权状况年度报告》特别指出:图伯特人的“迁徙自由权受到有系统的侵犯。对迁徙自由施加明确的限制,例如禁止海外旅行、没收护照、以及威胁和恐吓性的地方指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把旅行权包括获得护照的权利视为政府授予的特权,而不是基本人权。新的和现有对护照和迁徒自由的限制,包括对西藏境内迁徒自由的限制,使西藏成为一个巨大的监狱。侵犯迁徙自由权利同时也侵犯了宗教自由、安全以及适足住房权。”
 中国政府对图伯特人采取限制办理护照、以及没收有效护照的政策已经实施了数年,2016年更加严厉,因为中国政府希望禁止图伯特人参加达赖喇嘛在印度传授的时轮金刚灌顶法会,并对已经办理护照在境外朝圣的人进行强制限时返回,导致数千计的图伯特人未能参加法会。参加法会者从入境开始受到处罚,在机场他们的护照被撕毁。
 同样,图伯特人行使和平集会自由权每次会遭到中国的武警残酷无情的镇压。《报告》对此特别指出:“中国当局过度使用武力镇压和拘捕藏人抗议采矿、占地、环境破坏和随意驱动的强拆。西藏人由于仅仅行使其人权而遭受酷刑和不人道待遇而继续死亡。”
 《2016年西藏人权状况年度报告》对中国政府严重破坏西藏生态环境的情况表示非常担忧,指出对图伯特人的生存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并导致图伯特人针对采矿、环境污染的抗议事件不断上升。
 虽然中国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为环境事务提供了更多的公众参与,但对西藏的藏人来说民间社会存在的意义不大,环保活动家常常被政治化指控入狱。中国对发展权的错误理解在2016年12月发表的发展《白皮书》中再次显现,该白皮书试图歪曲的方式阐述人权,反对人权的普遍性和不可分割性。它将“发展权”作为享受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先决条件,将经济发展作为中国的首要任务,以及解决所有其他问题的关键。这明显违背了《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的意图,既环境和自决的重要性,包括人民“对其所有自然财富和资源享有充分主权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中国“加快的经济发展威胁着数百万藏人脆弱的环境以及粮食安全。”《报告》严厉批评了中国政府对图伯特生态环境的破坏。
 图伯特和中国人权日趋恶化的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极权独裁政权为了延续其权力,不惜对其统治下的人民实施全方位的镇压政策。同时,中国政府不仅不遵守自己签署和批准的各国际公约,而且,也不遵守自己颁布的《宪法》,另外,中国政府最近几年不断颁布众多违背国际人权原则的法律,试图使践踏和侵犯人权“合法化”。因此,2016年图伯特人权前景使人更加担忧。
 《2016年西藏人权状况年度报告》最后指出:“多年来,中国采取了新的政策来审查和严格控制它想要在国际社会隐藏的信息。此外,它完全避免与国际调查机构的合作,严格的通信封锁,以及侵犯隐私权和审查制度,使得更难从西藏内部获得完整的信息。---境外获取信息变得更加困难,以及在道德上具有挑战性,因为中国政府变本加厉地迫害和监禁在西藏的信息源。”因此,还特别强调了“这份报告不能完整记录中国占领下西藏的严重局势”。

在中国政府非常严密的信息监控下图伯特人权组织获得的有限情况显示2016年图伯特人权非常糟糕,中国政府严重侵犯图伯特人的最基本的人权,使整个图伯特变成了巨大的充满恐惧的监狱。

2017/2/24

2017年2月27日 星期一

達賴喇嘛尊者再次榮登2016年世界百大精神人物第一名


二月 26, 2016 12:43 下午

2016年世界百大精神人物前二十名 照片/載自網絡
位於英國倫敦的沃特金斯書店出版的《沃特金斯評論》日前公布了一百位在世最具精神影響力人物的榜單,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排名榜單第一。
沃特金斯書店的《沃特金斯評論》(Watkins Review)從2011年開始,每年會發佈一百位在世最具精神影響力人物的「世界百大精神人物」排行榜。
該雜誌表示,「我們很高興與大家分享沃特金斯2016年世界百大精神人物名單 –改變世界的宗教導師、活動人士、作家和思想家。」
《沃特金斯評論》公布的「2016年世界百大精神人物」榜單中,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排名第一, 教宗方濟各和南非聖公會退休大主教德斯蒙德.圖圖分別排名第二和第三。第四名是,當代德國心靈大師和作家艾克哈特.托勒 (Eckhart Tolle) ,第五名,知名印度裔美國靈性大師和演說家狄巴克.約伯拉 (Deepak chopra) ;第六名,巴西小說家和「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作者保羅.科爾賀 (Paulo Coelho) ;第七名,美國小說家和短篇小說作家、詩人與社會活動人士愛麗絲.沃克 (Alice Malsenior Walker) ;第八名,澳大利亞電視編劇和製片朗達伯恩 (Rhonda Byrne) ;第九名,智利裔墨西哥籍劇作家、電影導演、演員、作曲人和製片,以及比較宗教哲學家、歷史學家和精神治療醫師亞歷山卓.尤杜洛斯基 (Alejandro Jodorowsky) ;第十名,美國脫口秀主持人歐普拉.溫弗瑞 (Oprah Winfrey) ;第十五名,希臘裔美國作家和赫芬頓郵報共同創辦人阿里安娜•赫芬頓 (Arianna Huffington) ;第二十名,英國作家和評論家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 該雜誌並表示說,「今年有很多新進榜的人物,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賈斯汀.韋爾比 (Justin Welby) ,心理學家和情緒商數之父、作者丹尼爾.戈爾曼 (Daniel Goleman) ,現居德里的物理學家、環保主義者及作家紈妲娜.希瓦 (Vandana Shiva) ,以及美國詩人、哲學家馬克尼波 (Mark Nepo)。
「如果想要讓他人快樂,請修持慈悲。要是你自己想要幸福,請履踐悲憫。」這僅是從達賴喇嘛尊者眾多語錄所摘錄經常被引用的其中一則。多年來,達賴喇嘛尊者一直排名在《沃特金斯評論》2012、2013、2014及2015世界百大精神人物的第一位。本月初公佈的百大名單,達賴喇嘛尊者再次榮登第一, 繼續排名全球最有影響力和鼓舞人心的世界宗教領袖位置。
沃特金斯書店出版的2016年度第45期《沃特金斯評論》 照片/沃特金斯書店網站
沃特金斯書店出版的2016年度第45期《沃特金斯評論》 照片/沃特金斯書店網站

2017年2月9日 星期四

唐丹鸿:2014年对美国藏/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的访谈







采访者、整理者:唐丹鸿
访谈时间:2014727
地点:纽约
201410月根据录像记录,20172月初整理。

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又写艾略特·史伯岭),生于195114日,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中亚研究系教授、图伯特研究计划主任。他不但是研究西藏历史和藏中关系史的世界顶尖学者,而且对西藏问题、中国人权问题非常关注,他基于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对西藏问题和中国人权问题勇敢发声,为因言获罪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奔走呼吁,引致中国当局不满,20147月被北京拒绝入境。史伯岭教授出版过西藏-中国冲突:历史与争论》《西藏的地位》等历史专著。 20171月下旬在纽约家中,史伯岭教授与世长辞。

唐丹鸿按:我从唯色写他的文章和他本人的著述认识了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并从他的研究里获得教益。2014年夏天,为了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和做一个访谈,我去美国访亲时特意途经纽约,拜访了这位我敬重已久的智者,尽管他希望我称他埃利亚特,但我固执地叫他“格啦”(藏语,先生)。

他亲切、风趣、本真,在曼哈顿一家咖啡馆里,他请我喝了两“碗”咖啡,因为那咖啡杯有汤碗那么大。在格啦的建议下,我们还去了不远处的公园谈话,因为他想指给我看世贸双塔的空白位置。除了回答我一些西藏历史地位方面的问题,格啦也谈了他成为西藏学家的缘起;我们还聊了我们共同的友人、图伯特作家唯色,就在我拜访前不久,由于为被捕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声援呼吁,格啦赴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在北京机场被拒入境。谈到唯色、王力雄夫妇,格啦出神了一会儿:“啊,这么说不知什么时候我才能再见到他们了,我进不了中国,他们出不来……”格啦也谈了伊力哈木:“他的情况很糟糕,被粗暴地对待,我当然对他的人权状况很担忧。我和伊力哈木常常交谈,我知道他不支持东突独立,他主张对话……可你看中国政府怎么处理他?说他是分裂主义者,说他赞扬了恐怖活动等等。中国政府如此对待愿意对话和妥协的人物,使维吾尔人完全绝望了。……我是这样看的,图伯特和新疆1949年以来的历史,流了那么多血,遭受了那么残酷的统治,经历了这样的历史之后,他们的未来必须由他们自己决定。……图伯特的历史是一个大悲剧,凭这一点,图伯特人就有权说,他们要什么样的未来。新疆也是一样,经过了这样残酷的统治,肯定必须应该由这些人自己,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愿了,在没有专制制度的压力下,他们应自由地说话,这是他们的权利。”

格啦是犹太人,我居住在特拉维夫,我先生既是以色列犹太人也是美国人。当时以色列在轰炸加沙,哈马斯的火箭弹不时飞到特拉维夫,格啦说看到我在推特和脸书上发出的关于战争的信息,“感到很难过,希望孩子会快快地超过这个可怕的时间!”他说:“巴以问题是一个大悲剧,犹太人和巴斯坦人两个民族都有权利建国。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与巴以冲突却有截然不同的方面。中国不占领图伯特不占领东突厥斯坦,不存在汉民族的存亡问题而巴以问题涉及的是两个民族的存亡,当然应该相互妥协,也应承认两方面各有过错……

因为战争,我从特拉维夫飞纽约的航班延误了近一周,使原本希望跟格啦多谈几天的计划缩短到了两碗咖啡和一条公园长椅的光阴,我全然忘了咖啡的味道,但记得那奇异的一刻:他环顾公园的游人,说“周围这些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都是美国人,这是历史和人创造的美国认同……”就在这一刻,格啦指着一位经过我们面前的手牵小女孩的亚裔路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博巴(藏语,藏人),”格啦问:“博巴热贝(藏语,是藏人吗)?”那人说:“热,热(藏语,是)!”过来与格啦攀谈起来。那人带着他的女儿,一个混血小女孩,年龄跟我女儿差不多大,他的妻子也是一名犹太人。

虽然只是两碗咖啡和一条公园长椅的光阴,但我终生难忘这位渊博、率真、稀有的人。由于太过繁忙,他还没来得及阅读这篇我根据录像整理的访谈,做出补充和校正。就在去年10月5日,他赴布鲁塞尔欧洲议会为伊力哈木申请萨哈罗夫自由思想前夜,他还在网上对我说:“你知道我还没看你2014年发我的那章。真不好意思!将来有一天一定要做,内容更敏感,更主要。”我也一如既往地表示,知道他很忙,不用介意,不着急,我可以等,我们还有时间——但是,却如他的挚友唯色所哀叹:“失去比悲痛更迅捷!”——这位杰出的藏学家和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他的渊博、诚实、勇气和良善已成永恒!

为此,我将格啦他未来得及补充、校正的访谈发表于此,献给爱戴他、也是他所热爱的人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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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丹鸿:格啦,我们从您的起点谈起,您为什么选择了藏学和汉学这样的研究领域?

埃利亚特·史伯岭在1970年代初。
伯岭:起初对西藏的兴趣不是学术上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垮掉的一代,六十年代有嬉皮运动,六七十年代我17岁上下,成长在纽约,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思潮中。纽约是一个国际城市,这样的时代潮流无处不在,那是一种对抗文化(contra culture),我们创造新的音乐形式,我们的思想,乃至穿着等等都贯注了这种对抗。也有很多人抽大麻,服用LSD,我们以为这可以给我们的意识带来大的变化,就像一种宗教一样。年轻的我们非常天真,期望我们的意识来一个大的改变我看了很垮掉一代的书籍,金斯伯格凯鲁亚克等等,心理学方面,比如卡尔·荣格的理论对我也很有吸引力,由此我也开始认识东方,对东方文化、东方哲学等发生了兴趣,东方成为了一个令我越来越有兴趣的世界对我来说是一个新世界。

到了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不知道要学什么尽管我对东方很感兴趣,但还没想选择这个专业。一年级毕业时,我效仿凯鲁亚克这些垮掉一代一个朋友一起,搭便车从纽约到加州,路上有好几个星期,我觉得这是非常垮掉一代哈哈……大学二年级毕业时,我又干了同样的事,但这次到的是欧洲。我先坐飞机到伦敦,再从伦敦搭便车希腊。有时我也考虑要学什么专业。旅行对我有好处,在新环境中我的思想比较开放,能更好地考虑我到底要做什么?到希腊后,有人说:你知道,路桥不止于希腊,你还可以继续,去土耳其、亚洲、印度……我对自己说:哇,我怎么没想到这个?

虽然那次我回到了美国,但我决定也要这么走一趟。我父母当然不怎么高兴。我白天在大学上课,晚上开出租车挣钱。一学期后,挣的钱够了,我就离开了美国,飞往欧洲,很快到了希腊。到希腊了解到亚洲不搭便车,因为当地交通非常便宜,而且搭便车可能有点危险。于是,我就搭便车从希腊到伊斯坦布尔从土耳其我乘火车和公共汽车到了德黑兰,又从德黑兰坐公共汽车到了Mashhad,从那里我进入了阿富汗。阿富汗,我什么车都坐了,还坐了马车我到了Heart,到了坎大哈,然后又到了坎布尔,从坎布尔我乘一辆公共汽车到了巴基斯坦的白沙瓦。

阿富汗和白沙瓦现在被很多人看成很可怕的地方,但是那时候的伊朗和阿富汗,人们非常有礼貌。女性是否有礼貌我不知道如果是你是一个男性,他们对男性非常客气礼貌,也很友好。我只在巴基斯坦呆了一天,从白沙瓦到了印巴边境Lahore,过了边界,我开始了在印度的旅行。

在北印度我先到了新德里要打听旅行的事情,比如家旅馆便宜什么的,就需要去问那些像我一样的嬉皮游荡者,那时有很多像宿舍一样的旅馆,一个房间好几张床。在德里我找到了一家价廉物美的旅馆,不到50美分一个晚上,房间里有一个人,他正准备回美国,就给我这个初来乍到的人传授一些旅行攻略,他说德里有个地方你肯定会感兴趣,叫Tibet House。我就去了那里,在那里我初次见到了图伯特人2。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命运和我的未来,跟他们的国家有什么关系。

埃利亚特·史伯岭初到达兰萨拉。
然后我离开了德里,去了瓦纳纳西,又去了加德满都。加德满都有很多博巴(藏语,藏人),我开始受到了他们的吸引。那时我东方思想已有了一些兴趣,读了这样那样的一些书,读了很多佛教方面的书,还去一个日本的禅宗中心。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是藏传佛教,在加德满都我还去了一些佛教寺庙在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没有笃信宗教的倾向,我对图伯特宗教的兴趣减弱了,而对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社会产生了兴趣,越来越关注图伯特人的命运,而非他们的宗教形象。

离开加德满都后,我去了大吉岭、去了甘托克……游历了两三个月后,我到了达兰萨拉。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达兰萨拉是印度之旅的一个理想之地,游客很少,没有什么外国人,麦克劳甘吉的印度人都很少,差不多都是博巴。达兰萨拉安静,绿郁,树木葱茏,只有一两家宾馆。外国人多住在冈底斯宾馆。冈底斯现在还在,但如今麦克劳甘吉已是宾馆客栈林立,设备齐全,与往日大不相同。以前每天到达兰萨拉的班车只有五趟,私人车子根本看不到。可能那时最多也就达赖喇嘛办公室有车吧如果我不是在七十年代就到了达兰萨拉,而是现在才去,我不会想象到以前的达兰萨拉那么理想安宁。所以一到达兰萨拉,噢这个地方太好了!这些博巴太好了!那时,我意识到了,对图伯特的历史和人,我真正产生了兴趣。

那时,我了解一点印度悠久的历史,也了解一点中国悠久的历史。但是,图伯特,却好像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大问题:他们是哪里来的?他们的历史是怎样的?我一无所知。我开始看书,与人交谈……

然后我回到了美国,决定专攻藏学。我就读的皇后学院没有藏学,但是有东亚学。那时所谓东亚学也就是汉学,连日本学都没有。但我们的汉学老师非常好。我的第一个中文老师,他还健在,已经九十多岁了,就住在纽约。前一两个月我还看望了他。我开始了学汉学,学了两年普通话,一年古汉语,还选修了东方思想、中国哲学、东亚经济、历史等等。

那时还不可能去大陆。中国还在文革期间,尼克松已访华,但中美关系还没正常化,美国可能设了办事处,没有大使馆。毕业后,我决定去台湾,强化我的中文。到台湾之前,我先去了印度和达兰萨拉。在台湾我呆了一年半左右,然后又去了印度,在印度学藏文。就在达兰萨拉的麦克劳甘吉,我结识了嘉央诺布3

我还想读硕士和博士。我已经清楚知道,我虽然对宗教还有兴趣,但不是学术性的兴趣。我不会是一个佛教徒,也不会是佛学研究家。第一次在印度旅行时,我就知道了自己不会成为佛教徒。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以为自己信佛什么的,但是我不敢这么说。信仰会有一种宗教式的经验,那是一种心理体验,可我是用头脑在了解这一宗教,二者不同。但是,我对西藏历史、西藏社会和文化非常感兴趣那时美国哪里有深造藏学的地方呢?如果要研究西藏历史的话,那时美国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华盛顿大学,在西雅图;一个是印第安纳大学。最后我决定去印第安纳大学。

唐丹鸿:达赖喇嘛的长兄塔泽仁波切,也是印地安纳大学的藏学教授,您是他的学生吗?您可不可以谈一点关于他的事情?

埃利亚特·史伯岭与导师塔泽仁波切。
史伯岭:在印第安纳大学我们有几老师,包括塔泽仁波切,就是晋美诺布教授4。图晋美诺布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做人相当好。那时当然有很多学生想选他的课,这样他们就可以吹嘘哦,我是图晋美诺布的学生什么的。有的人学习其实并不用功,也没什么成就,图晋美诺布对这些都无所谓。他只是说,如果选他的课,也想用功学习的话,他就会尽力帮助。所以有的人在他那里并不认真学习,他也不管,他说这是他们的事。可是如果有学生愿意多读藏文资料,无论多少资料,或者愿意学普通话等等,他都尽心尽力帮忙。因此我师从了塔泽仁波切和另一位导师【5】。

四年半后我通过了博士考试,但论文还没写。我开始着手博士论文的研究,认为应该回印度去准备我的论文。我在达兰萨拉的图伯特文献档案图书馆呆了一年多。我有一个好朋友贡桑措,英语不是太好,但因为五、六十年代(即1950-1960年代),他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呆过几年,所以他的中文很好。那时在达兰萨拉,会汉语的博巴非常稀少,可能最多三、四个人吧。而我的藏文差不多都忘了,所以我和贡桑彭措用中文说话麦克劳甘吉,我又见到了嘉央诺布,我们成了好朋友,友谊持续至今

唐丹鸿:那时您的研究题目是什么?您主要从事过哪些方面的研究?

史伯岭: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明代的汉藏关系。我想研究,这汉藏关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而这关系的实质内容是什么?

我知道,满清的版图上有图伯特,元的版图上也有。可是越学越发现,那种关系跟中国政府所说的很不一样。现在对中国人似乎已经很难解释现在的中国人以为什么都是他们的,这与中国的新历史观有很大关系。但是我们认为,元代是蒙古帝国的政权,清代是满清帝国的政权,我们认为这是两个“征服政权”。如果西藏真是属于“中国”,那应该看看明代。明代并非征服政权。而且明代对蒙古人的看法很有意思,并不以为蒙古人是他们的“兄弟民族”。

在研究中我发现,明代汉藏关系差不多就是没有关系。中国人认为明代是元代的承继,改朝换代;可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元世祖忽必烈,他并不认为他是中国的皇帝,他认为他是世界大帝。怎么能简单地认为明代承继元代呢?

在印地安纳大学时,我研究了一些明代的汉文资料和藏文资料,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第五世噶玛巴,他受到过明成祖的邀请去了南京。我读了五世嘉瓦噶玛巴的藏文传记,也读了中文资料,根本找不到中国控制图伯特的证据,找不到明代控制图伯特的第一手资料,没有。在达兰萨拉文献档案馆,我做了一年多的研究,也找不到。有意思的是,我又研究中国民国时期的说法,发现民国时期还没有人说什么明代时西藏属于中国,民国充其量说的是“清代西藏被纳入我国版图”。现在中国说明代时西藏属于中国,这是一个空虚的说法。

已成为藏/汉学家的埃利亚特·史伯岭。
然后我回到了美国,在印地安纳大学用了两年左右时间完成我的博士论文。论文内容就是明代汉藏关系,题目是是否对西藏实施了“分而治之”政策》【6,我的结论是:没有。明代时,图伯特境内政权分裂割据,分裂持续到第五世达赖喇嘛时。但这些与明朝的政策没有关系,而是图伯特国内的自情况。明代皇帝与图伯特的关系,最多也就是宗教性的,施主与喇嘛的关系。学术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历史,出版的学术著作有《西藏-中国冲突:历史与争论》【7】,和在一些学术期刊上的学术文章,比如:《西藏与中国:1950年以来的历史解释》【8】。我也写文章,翻译成中文的文章有《进逆耳忠言,盼公民社会》、《死亡统计》等等。

唐丹鸿:中国的官方话语认为,元朝的时候,中国就对西藏行使了主权。现在的中国人把满清也看成中国政权,并根据满清对西藏的政治控制,坚持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那么从学术的角度,您怎么判断这个问题?西方研究这个领域的学术界一般怎么认为

史伯岭:在西方历史学者通常的认知中,有一个蒙古大帝国,也有一个满清大帝国。在蒙古大帝国时期,图伯特和中国都是蒙古大帝国的一部分。中国说西藏是在元代进入中国版图的,但如果你问中国学者“在元代什么时候?”他们的回答却不一致,因为就没有一个文献、包括皇帝御令诏书什么的,能说明“西藏属于中国了”,没有。西藏臣属蒙古人,藏文资料充满了证据,却没有一条证明属于中国,他们臣服的是蒙古帝国。既然蒙古帝国已经控制了图伯特,为什么会把图伯特放进“中国”的版图?这说不过去。所以,我写了文章9,论西藏何时“属于”中国的根据我的研究,我的看法是:历史文献证明了,“西藏在元代并入中国版图”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没有逻辑的,理由也很明显。

满清也是一个征服王朝。满清大帝国并不等于中国,中国只是满清大帝国的一部分。满清直到末年时的图伯特政策,使用的也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语言。比如二十世纪初期,满清官员赵尔丰,他提出满清应该模仿英国在澳大利亚、模仿法国在越南、模仿美国在菲律宾那样处理西藏。这样的说法本身,已经证明是百分之百的殖民主义。赵尔丰的这些资料都是汉文的,中国大陆出版的书籍中也能看到,中国学者一看这样的资料,就能明白这是一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思维。现代人的观念里,“帝国”是一种坏的事物,但在赵尔丰的那个时代,“帝国”不是一个贬义词,而体现的是“我们征服了你们,你们败给了我们,你们应该服从我们”这种观念。那时“帝国”代表伟业,所以不用骗人的把戏,什么“我们是一个中华民族”、“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等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人、法国人是航海从太平洋到中国的。他们在太平洋沿岸打交道的那些满清官员已经汉化,到处是中文写的“大清”,所以外国人不了解“满清”和“中国”有什么区别。但是在亚洲内陆,满清大帝国一如既往,俄国人就知道满清帝国和中国的区别。因为满清处理俄国事务的机构理藩院,也处理蒙古和西藏事务,可见理藩院是一个帝国性质的机构。而英国人、法国人却搞不清楚,写文书、与满清签条约之类,就写什么Chinese Empire,满清皇帝也认可了这一表述。

但是,满清帝国不是中国,这在西方学术界已无可争议。中国以外有很多学者,包括一些汉学家,他们的学术潮流叫“新清史”(New Qing Studies),“新清史”的基本特点是,承认“清代”是一个“帝国”,满清帝国。而中国学术界却不愿意接受这一点否认历史,是伪史

唐丹鸿:您跟中国境内的西藏学研究者交流过西藏和满清这个问题吗?您觉得中国学者的史学研究方法,跟西方的学术方法有什么不同

1980年代,北京,埃利亚特·史伯岭与阿沛·阿旺晋美握手。
史伯岭:由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学术界不仅不能说满清不等于中国,还得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统一国家都是中华民族等等。大概四年前,中国恢复了八十年代的一种理论,就是谭其骧的理论。谭其骧编辑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他可能被官方视为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家。他写了一篇文章,谈历史上的中国版图是什么10,认为中国的历史地图,应该依清朝最强盛时期的版图而定。这意思就是说,要把十八世纪满清疆域最大的地图作为自古以来的中国。

那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英国也可以说英国版图应该包括印度、澳大利亚什么的西方学者一般承认历史版图是变化的,过去是什么样,现在又是什么样。但中国却是这样,要把清代最强盛时的版图算成自古以来的版图。谭其骧还解释了西藏何时进入中国版图的,他说“自青藏高原有人类活动以来,西藏就是中国的了”他对西藏不属于元朝中国,而是归顺蒙古帝国的事实也有解释,他的大意是这样的:我不是要说朝代,比如唐朝是否控制吐蕃,我们而是要说:吐蕃和唐代都是中国的!我们要说南北朝、唐朝和吐蕃、五代十国、宋朝、金朝、朝……都是中国的!所以他已经歪曲了正常的历史观。这太可笑了中国外的学术界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这个,我在英语世界里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主张。但中国却宣扬这种主张,这样吹牛,自我陶醉呵呵……我批驳了这个理论。

而且,西方学界也认为,民族认同不是固定的,民族认同也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法国人是什么民族?美国人也如此。民族认同既是历史创造的,也是人创造的。我们现在在中央公园,在我眼中,周围这些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都是美国人,这是历史和人创造的美国认同。可是,如果你说两百年前来美国的东方人也是美国人,没人会承认的。而中国,却是根据现在的政治需要,创造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新认同,然后将中华民族认同附历史背景中,那就是歪曲历史。在中国学界,如果有人怀疑藏族的民族认同并非官方描述的那样,那就脱离了“中华民族”概念,这非常严重。2001年我在中国时,一个比较有名的中国学者,他针对民族认同说:“外国人可以那样说,我们不行,我们不接受。” 中国学术界在其学术方面,例如比较文学哲学之类的领域,还是比较进步也比较开放的,可以有各种讨论争议,但在藏学方面不行。西藏历史地位这一点不可争议,因为这是极度敏感的、不准辩论的问题。我还没有遇到过中国学者公开否认“中华民族”这一认同。

中国藏学研究也有很大成就,有的学者相当棒,但是如果你谈西藏问题,他们的用词就是“恢复中国大家庭”什么的。谈民族认同,或历史认同,那中国方面就会有诸多歪曲,还是中国五十年代的水平。这些五十年代的学术都还没有固定西藏历史的说五十年代也有人说唐代西藏就并入了中国版图,从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起,西藏就是中国的了。当然中国五十年代那些学者的学问都不高,藏文水平也不行。“元代西藏并入中国版图”是后来的说法。去年我在中国时还有学者说,西藏是清代并入中国版图的。

2011我去中国参加了一个非公开会议,题是“西藏问题和达赖喇嘛的形象”,你可能看过我的讲演《与北京谈西藏问题》。讲完之后,会上反应很激烈,他们说:我同意史伯岭讲的部分观点,但是不同意他说的这个、那个……我想了想他们所说的,嗯,可能他们同意我说的“大家好!我叫史伯岭”,还有我说的“谢谢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议”,这可能他们也同意,除此之外可能就没什么同意的了。当时有一两个小时他们都在问问题,但……不是真正厉害的问题,实际上可以说是批斗,比如有个人说“我不接受你把达赖喇嘛比作甘地”,诸如此类的反应。

中国当然有非常高明的学者,我所掌握的藏文资料、中文资料他们也读了,我写的关于赵尔丰、关于西藏历史地位的书,中国当然不会公开出版,但我知道已经译成了中文内部资料,他们一定也读,但我没有见到有谁在学术期刊上,针对我的观点进行辩论或否认。

文章里我也谈到了萨德的东方主义。按理说萨德的东方学理论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因为中国大陆学者喜欢用“东方主义”来应对西方批评,将西方对中国的批评归咎为一种东方主义视觉。萨德的《东方》在中国是公开出版的。中国大陆学者也用唐纳德·洛佩兹的《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指责西方学者在西藏问题上充满了“香格里拉观”,可是《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这本书不能在中国公开出版,也是内部资料。为什么呢?因为唐纳德·洛佩兹在这本书里同时也批评了中国的西藏观,他认为中国在西藏的统治是残酷的。

专制制度不容异见者的看法,而且动用警察和法院控制异见思想。中国体制内的学者在西藏问题上不能随便发言,它太敏感了。不同的声音,像伊力哈木、唯色、王力雄等这些异见学者和作家的看法,会把改写的历史、把中国构建的历史理论大厦给推翻了。

唐丹鸿:您在台湾学了中文。后来您和台湾西藏学方面的学者有没有过交流?他们怎么看待西藏的地位问题?

史伯岭:我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去台湾。在我的印象中,台湾研究西藏学的人中,有一些人藏文还可以,但他们多集中在宗教研究方面。研究西藏历史和西藏问题的人,他们多数使用的是汉文资料。八十年代我在台湾时,还是国民党专制统治,国民党对西藏问题的看法,跟中共对西藏问题的看法是一样的。国民党的政策和处理西藏的方式跟共产党不同,但对西藏历史地位的看法,跟共产党是一样的。台湾的历史书一般说,西藏在清朝中国版图,这是国民党官方的陈述,仍然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国民党仍然有蒙藏委员会,还没有注销,因为继续保留蒙藏委员会,才能证明“一个中国”。如果注销了,假如西藏要独立什么的,那这就不关台湾的事了。我想中国大陆也不希望国民党注销蒙藏委员会,不然就更进一步接近“台独”了。以前蒋介石被中国大陆称为蒋匪,可现在改成赞扬蒋介石了。中国大陆官方宁愿国民党保留“统一”政策。

唐丹鸿:能不能谈谈您在达兰萨拉和流亡藏人社区从事的活动流亡政府对您的研究有没有限制,或提供帮助?

埃利亚特·史伯岭与印第安纳大学的师生拜见尊者达赖喇嘛。
史伯岭:我也反对流亡社会的一些观点。他们说满清没有控制西藏、蒙古没有控制西藏,仅仅是宗教的供施关系等。供施关系我承认,但这个供施关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很多藏人说,皇帝认为佛教非常好,修身养心,他们把皇帝看成像普通人学佛教一样。其实并非如此,皇帝懂得运用巧妙的策略可以控制战略、战争,运用“神”来击败敌人等政治手段。我从这方面研究皇帝何以尊崇佛教。蒙时期,忽必烈对佛教的兴趣就是如此,这是一个征服者对佛教的兴趣,他当然认为可以用佛教来征服,而且佛教当时已经传入了他所占领的国家。我开始研究西夏,因为蒙古人是从西夏获得的这个经验。西夏灭亡之前,皇城里有来自图伯特的喇嘛,藏文资料里记载了他们的活动,我读了那些藏文资料。西夏皇帝请喇嘛做了玛哈嘎拉(大黑天)的佛教仪轨,用玛哈嘎拉来抵抗蒙古侵略者,而且还起作用,修完玛哈嘎拉护法仪轨后的第一场仗,西夏打败了蒙古人。藏文、中文资料都有记载,藏文更详细。这我的关于汉藏关系来源的学术文章里写到过

而像我发表在 Wrongs and alliance网站的《进逆耳忠言,盼公民社会》这些文章,不是学术文章,而是“好公民”文章。一个好公民应该对社会有批评精神。我对流亡政府和中共都有批评,但后果是不一样的。在达兰萨拉批评流亡政府,没有人会被虐待、被打死这种事情。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政府没有可比性,二者完全不同,但流亡政府还是有值得批评之处。也有藏人说“他怎么老是批评流亡政府?他怎么不批评中国?”其实我两边都批评,但批评方法不一样。流亡政府对我也没有任何限制。它是一个流亡政府,在印度没有主权,不能限制我。我一到达兰萨拉就可以使用西藏文献档案图书馆还有西藏高等研究中心阿尼玛卿研究所那是私立的,非政府的。我在达兰萨拉,流亡政府没给我任何我在达兰萨拉和德里藏人流亡社区也做过讲演流亡政府没有限制我,只要有人请我讲演都是可以的。两三年前,我还在达兰萨拉文献档案图书馆做了讲演,挺有意思,图书馆的馆长向听众介绍我时说:“他上次就骂了我们,真骂!哈哈……”

埃利亚特·史伯岭在达兰萨拉与嘉央诺布、李科先等。
我也批评达赖喇嘛。我批评达赖喇嘛有人不高兴。我想,如果我是流亡藏人,批评达赖喇嘛可能就有点问题,但在流亡藏人眼里我是一个外国学者。不过的确有藏人不喜欢我,但他们没有阻止我,不像中国政府阻止我入境,他们没有阻止我去达兰萨拉。他们知道,我不会永久住在那里,几个星期、一两个月后我就会回美国。我不能说我是达兰萨拉的“元老级”外国人,但是从七十年代到现在,还跟藏人流亡社会保持接触的外国人很少,我算其中之一吧……总之,我批评中国政府他们很高兴,我批评流亡政府他们不高兴,差不多就是这样呵呵。我是就事论事,但他们有很多人对此不满意,他们觉得……嗯其实你可以委婉一点说,嗯其实你可以说得客气一点什么的,他们觉得这儿可以改个说法,那儿可以修正一下……可是长此以往,你会连你自己在想什么都不知道了,连自己的思想都不认识了。

唐丹鸿:您怎么看“中间道路”政策?

史伯岭:达赖喇嘛是一个伟大的人,但他毕竟是人,像所有的人一样可能判断错误。在中间道路这方面,我真的认为他错了,只是很多人不愿意说出来。我认为,因为实行“中间道路”政策,藏人流亡社会很多人就绝望了,他们不会公开说出这种绝望,于是就放弃抗争个人幸福,比如设法获得美国绿卡、设法移民到西方国家,现在很多流亡藏人就是这样的。他们说,“现在的中国是流亡领导层幻想的中国,未来的西藏是流亡领导层幻想的西藏”,就是说,不可能存在一个没有人权的、共产主义统治之下的、自由的西藏。他们都了解这一点,而且我认为流亡领导层内心也知道如此……西藏自由本是一场正义的斗争,而现在的流亡领导层,太可怜了……

唐丹鸿:2008年以来,在海外的汉藏交流中,也有很多华人支持中间道路。您怎么看中国人支持中间道路

史伯岭:我想很多中国人支持中间道路的因素,跟博巴支持中间道路的因素一样,是因为中间道路是达赖喇嘛提出的。在中国很多人都知道达赖喇嘛是谁,政治上中国指责他,但许多人从佛教意义上还是把他看成一个“活佛”,我不喜欢“活佛”这种称呼,中国人中有很多迷信的信徒,他们说达赖喇嘛主张中间道路,所以他们就支持中间道路,但他们不去思考中间道路的非逻辑性。如果仔细思考,就该明白,中间道路在中国是不可能实行的,不可行。中国当局很希望达赖喇嘛坚持幻想的、没有希望的、不可能实行的中间道路乐见达赖喇嘛就这样跟国际社会、跟各方人士反复讲中间道路,因为这对中国当局来说,是浪费达赖喇嘛时间的理想方法,他们就这样等着达赖喇嘛逝世。即使有这些天真支持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中国人,他们也不是大多数。大多数中国人对西藏问题根本不关心。有些海外中国人支持中间道路,他们不是面对境内西藏,而是面对达赖喇嘛,像一些境外的藏人,像一些外国人一样,他们支持的不是图伯特,他们支持的是达赖喇嘛,附和达赖喇嘛。他们愿意把他看成神。而有些人支持达赖喇嘛则是为了自己的某种虚荣,利用达赖喇嘛的名字光耀他们自己。这样的人不仅境外中国人里有,西方人也有,流亡藏人领导层里也有。要利用达赖喇嘛的名字,当然要“支持”达赖喇嘛。所以这样的情况很可悲。

达赖喇嘛和一些流亡藏人说:“我们在中国有很多朋友,中国人越来越了解我们的立场……”,我认为这完全不对。有些人问我“中国人对西藏问题有什么看法?”我说:一般的中国人想都不想西藏问题,他们根本不管。可是如果西藏发生了大事的时候,他们就听政府的说辞。他们就说“我们不是把西藏解放了吗?他们还要背叛我们?他们还不感谢……”,还有很多人说“西藏人很落后,很野蛮,他们没有发展……”一般的中国人,他们自己的利益和政府有冲突的时候,他们才生政府的气。他们没有公民意识,只要与他们自身无关的事,他们不管,或者害怕干涉。他们不会去想:这些少数民族和政府发生冲突,是怎么回事?也许这些少数民族的想法也是有道理的?2008年,很多境内的博巴都有这种经历:一些在北京的藏人,他们受到了各种侮辱,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知道他们是藏族后,就拒载,甚至骂他们,有宾馆拒绝接待他们,说“你们辜负了党和国家的大恩”等等。普通中国人心里虽然知道这是一个专制政权,但他们不愿意听、也不愿意想。新疆的情况是一样的,维吾尔人的境况是一样的。

唐丹鸿:每一次巴以冲突,国际反应都很大,对以色列的批评也很严厉。但是,对于中国在图伯特和新疆的政策,好像并没有很尖锐的批评,您觉得是这样吗?

史伯岭对,没有那么严厉。我认为至少有这样的原因,达赖喇嘛总是说“我们不寻求独立,我们追求自治”什么的,西方人就迷糊了,失去了支持的方向或焦点。

唐丹鸿:中国异议人士里有一种观点:认为西藏问题是共藏问题,人权问题。中国无民主,西藏无自由;中国民主了,人权问题没有了,西藏就不必独立了。您怎么看

史伯岭:我认为还是“大中国”思想。如果西藏问题是“共藏问题”,为什么十三世达赖喇嘛不承认图伯特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根本就不接受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后来受到了共产党的影响,但归根结底不是共藏问题,是“大中国”的问题,是中藏问题。满清大帝国覆灭以后,革命党和民国想保留大帝国,只不过改了一套说法:我们不是帝国,我们是多民族国家……这是大中国主义,是中国“天下”观,“中”国控制着“天下”的思想。

再说,强调西藏问题是“共藏问题”,达赖喇嘛也不会满意吧达赖喇嘛常常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喜欢共产主义,那把西藏问题说成“共藏问题”,这就矛盾啦。不过,达赖喇嘛并不真的了解马克思主义。你听达赖喇嘛形容马克思主义,听起来就好像是一次基督教运动,帮助穷人之类的。他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不了解专政、不了解阶级斗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有区别的,马克思的理论很有意思,但在行政中有大问题。世界上号称马克思主义的行政制度,都是专制制度,都没有人权。现在达赖喇嘛说他不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且洛桑森格甚至说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共产党的统治。如果不反对共产党的统治,那就是说你接受人权限制?如果没有人权限制,那就不是共产党了。

唐丹鸿:认为,中国人否认西藏主权,跟图伯特和东突厥斯坦的自然资源有没有关系?

史伯岭:我认为最初是历史观的原因,辛亥革命时候的中国人还没有想到资源问题,他们就是认为那是属于中国的。虽然他们常常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如何如何,自己却追求最大的殖民主义版图。印度不是半殖民地,是一个正宗的殖民地,但他们承认自己的历史,承认印度历史版图的改变。而中国所说的殖民“创伤”,是世界上别的国家控制了中国的领土,比如英国控制了香港日本占领了满洲等等,所以中国要恢复以前帝国时期最大的版图!

唐丹鸿:我以前对您的了解是,您是一位藏学家和汉学家。最近我注意到,您为了营救伊力哈木做出了很大的努力。那么,您也研究新疆问题吗?能不能介绍一下您在新疆问题方面的工作?

2012年,北京,王力雄、伊力哈木、埃利亚特·史伯岭、唯色。
史伯岭:我对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的状况感兴趣,但我不愿意说自己是新疆问题的专家。伊力哈木·土赫提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你看伊力哈木办的网站“维吾尔在线”,是很重要的,很多关于维吾尔的信息、新疆的信息,就登在这个网站上。我最早关注他是在2009年,他被公安控制了,大家都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我因此在一封呼吁释放伊力哈木的公开信上签了名。但我是在2012年才面对面地认识他,非常高兴的会面,就这样成了朋友。我就请他来美国,到印地安大学做访问学者,安排的是20132014年,一年。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在机场被抓了,不准出境。他还经历了好几次软禁。今年一月他被抓捕了。从那时到现在11,只有他的律师见到他,只见到一次。他的情况很糟糕,被粗暴地对待,我当然对他的人权状况很担忧。我和伊力哈木常常交谈,我知道他不支持东突独立,再说他的文章是用汉语写的,他的维吾尔文非常棒,但是他用汉语写,他希望中国的汉人能够通过他的网站他的文章,了解在新疆发生了什么,中国政府做了什么。他主张对话。正如王力雄说的,伊力哈木并不支持东突独立,在维吾尔知识分子里,他可能是少数不主张独立的。他主张对话可你看中国政府怎么处理他?说他是分裂主义者,说他赞扬了恐怖活动等等。中国政府如此对待愿意对话和妥协的人物,使维吾尔人完全绝望了。

唐丹鸿:虽然您说您不是新疆问题专家,但我还是想问一问,根据您的常识,您怎么看待中国说“新疆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

史伯岭:首先,我是这样看的:图伯特和新疆1949年以来的历史,流了那么多血,遭受了那么残酷的统治,经了这样的历史之后,他们的未来必须由他们自己决定。

有的人问我认为图伯特是否应该独立?我说,这不是我的事,这是图伯特人的事。当然我还是想像过,如果图伯特独立了,我最大的愿望是,图伯特与中国是平等的、友好的。我希望双方都是民主制国家,我还希望中国人继续到图伯特,当然不控制经济,而是来旅游,学习佛法,帮助发展。我也希望博巴去中国学习,希望民族学院还继续存在,双方平等互利,两个国家都在联合国有位置。我不愿意看到双方留下仇恨……这是我由衷的希望。我认为,图伯特的未来,应该通过民族自决权来决定。图伯特的历史是一个大悲剧,凭这一点,图伯特人就有权说,他们要什么样的未来。

新疆也是一样,经过了这样残酷的统治,肯定必须应该由这些人自己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愿了,在没有专制制度的压力下,他们应自由地说话,这是他们的权利至于说新疆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当然是歪曲历史。中国说在新疆发现了汉代的文物,这就证明新疆属于中国了。但是,丝绸之路,每公里你都可以发现什么在罗马,也发现了中国的古钱币,那就能说欧洲属于中国吗?这是没有道理的。中国这样的说法,跟宣称在南太平洋的权利是一样的性质,但是在新疆的说法更疯狂。近几个世纪以来,新疆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政治背景等,跟中亚有最接近的关系,跟中国却没有什么关系。中央亚细亚民族,他们被并入沙俄帝国的版图,然后是苏联的版图,而现在,他们不再在俄国版图内了……新疆历史是复杂的,不能说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这是谭其骧的“历史方法”。历史总是变化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不一定是下个世纪版图的形状。

中国以历史上曾经几年、几十年统治过这些地区,就把他们当作中国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这样的认同也是一个大问题,“少数民族”是中国独创的,不是一个自然的种类。什么是“少数民族”?有什么特点?事实上每个民族都是不一样的,可是你看中国八十年代的资料,关于“少数民族”,只有“能歌善舞”、“色彩缤纷”什么的,除此之外,比如藏族、壮族、族,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共同特点?语言、文学、历史……都没有共同点。

按照维吾尔人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他们应该是属于中央亚细亚,中国根据他们的当代史,把维吾尔归于东亚文化圈,然而从历史观的角度看,维吾尔是属于中央亚细亚文化圈的。中国官方表述西藏古代壁画的年代、寺庙建造年代、图伯特历史文物什么的,不用公元多少多少年,而是用中国历法,什么唐代的、宋代的等等。对新疆也是这样,很明显。我们都知道在新疆的原住民,他们的祖先有印欧的、中亚的、突厥的等等,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们的语言也是印欧的语言突厥语等,但是中国的理由是:自从有一个中国汉人进入了那里,那里就变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对南洋的领土主张也是一样的,只要郑和到过那个地方,那里就是中国的了,这当然要和别的国家发生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毫无逻辑。

唐丹鸿:有人把西藏问题、新疆问题跟巴以问题对照,您怎么看?

史伯岭:有些人说这几个问题一样,其实很不一样。或者说存在这种相似性:有些西方人虽然说支持西藏,但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西藏问题的很多方面。中东问题也是如此,许多人说支持巴勒斯坦,或支持以色列,却并不是基于了解了这个问题的多方面之后。

中东问题错综复杂。穆斯林世界也有反犹太传统,虽然并非每个人如此。过去很多穆斯林社会没有对个人的认同,都是认同族群或团体,的确存在过排犹问题。西方世界也是这样,历史上经常发生针对犹太人的骚乱和排犹事件。德国历史上,中世纪的时候就有了“犹太人要发财了,要屠犹,不能让他们发达”的说法。我不是说要原谅以色列现在的政策,我很不喜欢内塔尼亚胡,也不认同利库德的政策。我的意思是,阿拉伯世界的确存在反犹势力,巴以冲突不是单方面的问题。我必须说,我是反对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殖民政策的,而且我认为以色列是可以和阿巴斯对话的,他作了很多妥协,这方面他比阿拉法特还好,但是他却没有获得机会,这是以色列的大过错。

可是有些人没有看见问题的多方面,对哈马斯抱一种幻想的看法。比如在加沙,以色列撤出了八个月后,边界都没有关闭的,哈马斯从加沙攻击以色列,大家对此好像视而不见,可是以色列打了哈马斯,大家就都看见了。这说明外界支持西藏的、或者支持巴勒斯坦的,很多属于一种心态上的因素,跟人和文化有关,却忘记了问题的本性。我还是要强调,说这个并非要原谅以色列的政策。在西藏问题上也类似,有些人并不真了解问题的复杂性比如像我批评达赖喇嘛、批评流亡政府,他们就说“你是反对西藏的你是反达赖喇嘛的”等等,实质问题是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复杂性。

2012年,埃利亚特·史伯岭在耶路撒冷。
巴以问题是一个大悲剧,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两个民族都有权利建国。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与巴以冲突却有截然不同的方面。中国不占领图伯特,不占领东突厥斯坦,不存在汉民族的存亡问题。而巴以问题涉及的是两个民族的存亡,当然应该相互妥协,也应承认两方面各有过错。

现在一般人用脸书或推特,看和接受简单的观点,对巴以冲突或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也简单地看待。现在也有人说“维吾尔人都是恐怖分子”第一,有恐怖活动当然要承认,但不等于他们争取自由的运动是恐怖运动第二,不能因为他们中有人使用了某些恐怖的手段,就说所以中国的镇压是正当的正如巴勒斯坦人也使用了恐怖手段,那并不等于内塔尼亚胡和利库德是对的。另一方面,在以色列社会,有的人反对内塔尼亚胡、反对利库德的巴勒斯坦政策,他们可以示威抗议,有些反对占领政策的军人,就拒绝去西岸或加沙服役,在中国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可是如果你问一般的西方人,巴勒斯坦人、西藏人或维吾尔人,他们谁的情况更糟?他们会说是巴勒斯坦人。

在西方和穆斯林世界仍然存在犹太问题。有很多人是反以色列的,我不说他们是反犹主义者,但是他们所说的反以色列的看法是反犹太的。最近看到欧洲有很多反以色列的文字,他们说的却是“杀光犹太人”。可是你看俄国人正在乌克兰干什么,有人说“杀光俄国人”吗?他们唯在反以色列时说这种话,说这是犹太人的问题。这恰恰说明反犹主义在欧洲依旧存在。这些人不承认他们反犹,可他们不知道这些话语反映出,他们受了某种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认为犹太人是特别坏。当然如果你直接问他们是否这样认为,他们会否认。在过去他们可以公开这样说,因为那时有反犹的社会基础,他们无所顾忌,现在他们虽然不会公开承认,但其实就是受了反犹思想的影响。

我说过,我最讨厌萨义德的《东方》这本书。我认为这本书是简单的,把西方人笼统地、集体地说成:西方人是如此这般的,他们不得不有偏见、而且是势利的。他们对东方人必须实行帝国主义,不得不如此,西方人的文学、艺术都受这种势利的影响等等。这是意识形态说,就像中共说“无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道德”,所有无产阶级的人都有相同的意识形态

有意思的是,萨义德却不愿意说,反对以色列的人里,哪些人、在哪一个方面,受到了穆斯林世界的影响。穆斯林世界里,他们对犹太人的偏见也不怎么样,尽管也有犹太人发了财,正如在欧洲也有发了财的犹太人。穆斯林世界当然有很好的人,但是对犹太人有偏见,我不是说一个社会有偏见,就是每一个非犹太人都压迫犹太人;在美国南部,也不是每一个白种人都有偏见、都打骂非裔,而且也有黑人像在北方一样发了财,但他们还是处在一个很残酷的有偏见的社会。所以情况不是简单的。萨义德不愿意用这个方法分析穆斯林对犹太人的看法,有的人说犹太人把巴勒斯坦人从他们居住的村庄赶走了,这没错,有的是因为有战争,他们要保护犹太人,有的却没有好的缘由,很复杂;但是,第一次驱逐事件是发生在1929年,在希伯伦,是阿拉伯人驱逐犹太人,杀了很多犹太人,然后全部赶走。这大家就都不提了。这不是要原谅以色列的政策,但犹太人也权利,这是他们必须考虑的……我的意思是情况非常复杂,可是大家只想看简单的一面。1967年以前,美国人认为以色列是好的,阿拉伯人是坏的,现在又反过来了,很多人喜欢简单看问题。当我跟人解释问题的复杂性时,他们又说“噢,你支持内塔尼亚胡”在印度也有藏人说“噢你是支持中共的,你批评我们,不批评中共”也有人说“史伯岭每次都能获得中国签证,他肯定是中国的特务”。这就像有一个疯子说“唯色为什么没有被抓?她肯定是中共特务”,伊力哈木被抓以前也有人这样说他现在我被中国拒绝入境了,不知那些说我是中国特务的人会怎么想呵呵。

2011年夏天,在承德(唯色拍摄)。
唐丹鸿:我听说中国有关方面跟你提出过“学术合作”,似乎还想给你研究经费。有这样的事吗?

史伯岭:这回事,很可笑的故事他们要我做一个间谍,在美国。他们说“你曾经跟美国政府有关系”,这是对的,克林顿当总统时,我是国务院一个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他们说“史伯岭,你认识美国官员,不是吗?”我说“是啊,我认识几个”,他问是谁,我装没听懂,没回答。他们说“史伯岭,你了解美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对西藏政策是怎样的?我们想请你给我们一些报告……”我又假装误会说“我的看法是公开的,网络上都能查到,大家都知道的”“不不,我们需要你的独家报告”我说不行,拒绝了。这是2010年我在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时的事情我报告了美国大使馆,我说我是美国人,中国有人请我在美国做他们的间谍。这些人给我名片来自这个单位:北京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有人告诉我这是假的。他们几个人包括一个负责人,请我在一家饭馆的包间吃饭,你知道中国饭桌上的情况:白酒,喝、喝,干杯、干杯……然后我回了宾馆房间

二天我们参加会议的人被带去参观北京附近的几家明代寺庙,并请我和另外两三个外国学者吃晚饭,是一顿大宴会。几个游说我的人中,有个人拥有很多藏传佛教的像,非常珍贵宴后邀请我们去看了他收藏的佛像回宾馆时大概已经十一点了,第二天我就要回美国了可是电话来了,还是宴会上那几个人中的一个,他说“史伯岭,我们还想跟你商量一下……”我说“对不起,现在很晚了,我想睡觉”,他说“那明天可以见面吗?”我说“明天我就走了”,就把电话挂了。第二天早上七、八点,他们的电话又来了,问我可不可以再见一面。我说“可是我今天就走了”,挂了电话。过了十分钟,电话又来了“史伯岭啊,我们可以送你去机场。”可是我已经约好唯色送我去机场,我就拒绝说有朋友送我。我不想在房间里呆,立刻离开宾馆去了附近星巴克等唯色

2016年12月21日,埃利亚特·史伯岭在脸书上
发布为江天勇律师呼吁的图片。
我估计是这样的:头一次跟他们吃饭时,他们想我为他们提供“独家报告”,被我拒绝了,他们当时没提钱,可能以为这是我拒绝的理由所以第二天继续来找我,可能是想提钱的事吧。2011年,我做过北大的访问学者,那次他们又来找我,还是同样的人请我吃饭,继续请我跟他们合作,还是慢慢地、谨慎地试探,说“我们想请你来我们的办公室,你想好了要来我们办公室的话,提前几天通知我们”。我想:难道他们的办公室不存在吗还要我提前几天通知,是为了赶紧买办公家具,找几个演员扮演秘书什么的哈哈2012年,我参加北京藏学中心的一个国际藏学研讨会,提前到了北京我先带我的女儿四处游览一下,没有通知其他学者。但又收到了他们一封电子邮件,说他们知道我要参加这个会议,要我和他们联络。开会前,他们又发来邮件,让我告诉他们手机号码。我回信说我的手机卡在中国有问题,如果你们想见我,可以来会上见我。他们没有来。我想可能是这样,在中国的情报机构,可能有资本主义式”的竞争,他们想从当局那里拿到经费,可能说了“我们要跟史伯岭合作”什么的,我答不答应无所谓,但他们想通过这个来争取经费。这是我的猜测,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注释:
1】史伯岭教授精通中文,他全程用中文回答我的问题。
2史伯岭教授在访谈中始终称西藏为“图伯特”,称藏人为“博巴”。
3】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西藏流亡作家。曾加入在尼泊尔木斯塘为反抗基地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他开创了流亡政府的税收系统绿皮书,该系统支持了流亡政府自1972年起的财政收入。在达兰萨拉创办并领导了西藏高等研究中心阿尼玛卿研究所。他在印度居住超过四十年,后迁居美国。嘉央诺布追求西藏独立。他用英文藏文出版了多部著作和论文。1989年出版了政论集《Illusion and Reality》(幻想与现实)。2000年,他以《The Mandala of Sherlock Holmes》(夏洛克·福尔摩斯曼荼罗)一书获印度的哈茨纵横字谜图书奖并于2001在美国出版被译成十几种文字
4泽仁Taktser Rinpoche全名晋美诺布Thupten Jigme Norbu),著名藏人作家,致力于西藏独立的社会活动家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亚研究系藏学教授,也是第十四世尊者达赖喇嘛的长兄。
5】史伯岭教授说了另一位导师的名字,由于该处录像声音不清晰,无法辨识他提及的名字
6Elliot SperlingEarly Ming Policy toward Tibet: An Examination of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Early Ming Emperors Adopted a "Divide and Rule" Policy toward Tibet, in 1983.
7Elliot Sperling: 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olemics (PDF). Washington: East-West Center. ISBN 1-932728-13-9. ISSN 1547-1330. (2004).

8Elliot Sperling :"Tibet and China: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Since 1950" 有关史伯岭教授的出版物相对完整列表,请参阅: Trails of the Tibetan Tradition: Papers for Elliot Sperling

9Elliot Sperling :"Tibet and China: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Since 1950" china perspectives.revues.org/pdf/4839
10】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这是谭其骧在19815月下旬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互联网可

11】对史伯岭教授的采访时间是2014727日,当时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尚未判刑一个半月后,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被关押在乌鲁木齐第一监狱。国际笔会于2014331日授予伊力哈木“芭芭拉·戈德史密斯写作自由奖”。包括达赖喇嘛、埃利亚特·史伯岭等国际著名人士以及多个国际组织和团体,提名他获“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20161011日,伊力哈木获2016年马丁·恩纳尔斯人权捍卫者奖,一直为伊力哈木奔走呼吁的埃利亚特•史伯岭陪同伊力哈木女儿菊尔·伊力哈木在日内瓦领奖。 


唯色补充:
本帖图片,图2-图7、图9、图10是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教授生前发给我的照片。图8转自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