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6日 星期四

西藏問題:新「籌藏策」——一份旁觀者手記

唐丹鴻


心理学研究证明,政治体制环境影响和塑造因应的社会人格。社会人格反过来又延续相应的政治体制。


一.为了版图

在1992年《魏京生就西藏问题给邓小平的信》中,民运先驱魏京生先生明确认为西藏“主权归属不明确”,他也明确表示诸种要点来看,西藏无疑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十七条协议》城下之盟,按国际法是无效的

但是,魏京生的这封信,并不是谴责中共侵略吞并西藏,也不是要尊重西藏人民自决权。相反,他在信中表示,邓小平和毛泽东等“商定的和平解放的抉择非常正确,虽然和平解放办法颇有城下之盟和缓兵之计之嫌”。他指责邓小平的是,中共没有遵守这城下之盟,没能成功地“弄假成真变为既成事实”。他担心西藏问题导致分裂,“引起多米诺反应还将波及远不止12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沉浸在“振兴中华”爱国情怀中的魏京生先生是坦率的,他毫不掩饰中共吞并西藏“非常正确”,而且为了“使西藏能够保留在中国版图之中,这位当时陷身监狱的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先驱,向剥夺他自由的专制统治者提了一系列如何继续将西藏人关在中国大监狱的统战计策。

2008年3.14从拉萨漫延全藏大规模抗暴事件后,在流亡西藏,批评政府中间道路,主张恢复西藏独立的声音日益增多。

二.“共藏问题”

2009年自由亚洲电台对民运圈西藏问题研究者李江琳女士做了一个专访,题目就叫《西藏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专访中记者北明这样问:“国际舆论一般认为,西藏的厄运是从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兵西藏、藏人被迫签署《十七条协议》开始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迟至1959年之后,藏人才开始逃离他们的故土?”;李江琳女士在答问中也设问:“为什么达赖喇嘛在1959年出走,而不是51年或者56年?” 当然,重点在自答:“要理解1959年的拉萨事件,必须从1956年的四川藏区开始……”在随后出版的书中,李女士也致力于引导读者关注她所阐释的“藏人为何暴动”、“达赖喇嘛为何出走”。

李江琳女士试图构建的逻辑是:如果西藏问题是1951年(即《十七条协议》签署)产生的,那为什么1951年藏人没有暴动,达赖喇嘛没有出走?而由于中共1956年开始在康区行施民主改革政策,导致了藏人暴动,最终导致达赖喇嘛流亡,因此西藏问题产生的时间点是1956年,由于“民主改革”严酷政策。

以“没有暴动、没有出走”,暗示“没有问题”;以“暴动出走”推导出西藏问题是“官逼民反”——那么此前西藏政府向联合国提起申诉、昌都战役和《十七条》等是什么呢?李江琳女士分别于2010年、2012年出版的《1959拉萨》和《当铁鸟飞过天空》两本书,都“省略”了不可缺失的背景:中国入侵和城下之盟《十七条》,而明确代之以“历史上边疆民族一直高度自治”的非事实的政治框架,将西藏人的国家认同“博”,改成了“高度自治”的“中国”认同。

李江琳强调她的书是“学术的、中立的”,既然如此,那么至少应以藏中双边的历史叙述作为背景,才谈得上“中立”。李女士也的确引用藏方资料,比如从《血祭雪域》、《我故乡的悲惨史》等书中,摘取各种暴动和屠杀案例。然而,奇怪的是,同样是这些藏人当代史书,其中藏人的历史观、主权观、国家认同以及相应的抵抗史等部分,都没能在李的书中成为参照——在领土、主权、国家认同等这些西藏问题的核心问题上,《1959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以中式政治地域的“中国西南西北四省藏区”(仅几十年历史),替换藏人政治地理叙事的康和安多(千年历史);以“四省藏区不属西藏政府管辖”,遮改了康和安多在西藏政府管辖下的高度自治;以赵尔丰“改土归流”、“设置州县”、“民国建西康省”这类单边的中式政治权力宣示消隐了藏东康区被晚清政权血腥侵略、以及民国为霸占藏东边疆进行数次战争才得以 “西康建省”等背景。

从清末“筹藏”到1951年城下之盟《十七条》,百年来血腥的吞并史,百年来藏人抵抗异邦扩张、抗拒异族统治的历史,最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被精心切割剔除,将图伯特沦亡前最后的抵抗,写成了:“历史上高度自治的藏族,在中共‘民主改革’政策下,暴动、出走,产生了西藏问题。‘民主改革’是西藏问题的起始点和本质,西藏问题其实是‘共藏问题’”。

李江琳女士自述受过专门史学研究训练。除了以上提到的框架性遮蔽,全书还多处用细节性扭曲,微妙传达“自古以来”,筛选性个案以示藏人有“中国认同”,以及过滤背景从而改变事件性质的写法。1959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从藏方史料摘取屠杀案例,用中共资料印证屠杀的真实不虚,加上对藏人苦难充满同情的笔调,彰显着作者的道德信誉。遗憾的是,过滤部分真相来写历史,以得出预先设定的政治化结论,却丧失了对史实的尊重——这两本以中共“政策问题”取代主权问题的书,在中国境内外民运、泛民运和自由派人士中赢得了广泛读者,民运理论家胡平老师撰写了书评郑重推荐。

通过继后的观察,恕我难忍不做这样的批评:中共用“农奴”的假血涂抹“大救星”的胭脂,民主转型知识份子们则用藏人的真血操作西藏问题的起点与本质。这是二十一世纪版的“筹藏策”——将西藏问题“民主转型”到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策略

三.“友谊之桥”

2010年3月,在“中国青年基金会”主席、留学生孔灵犀的组织下,50多名汉人学生和40多名藏人学生,在纽约召开第一届“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据组织者称,“会议得到中国及汉藏两族各界支持。受邀并确认出席的专家有若干位在美国各大学的学者,数位来自中国的著名学者和官员”。《北京之春》的报道说:“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数位领事以及西藏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对本次交流活动给予了鼓励、建议和帮助。”

李江琳女士的发言大意:1956年以来‘民主改革’、‘宗教改革’对藏民族造成了极大痛苦,‘治愈国家的创伤’首先需要汉人了解历史,她认为藏民族会接受汉人的道歉,并在我国宪法所赋予的自治框架下融入民族大团结中来”。

民主宪政学者王天成,向藏汉青年学生作了题为《以民主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的演讲。在报道的语境中,这一“民主方式”是未来的联邦制的中国王天成先生“赞赏达赖喇嘛寻求自治而绝不谋求独立的中间道路”,他认为汉人必须理解和尊重藏民族自由支配自己生活的愿望”同时指出,“藏人也应该理解汉人必须保持国家统一幅员辽阔的大国情感……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西藏独立”。这位宪政学者也称,西藏流亡政府中间道路政策提出的“将西藏三区的所有藏族都置于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中……由一个自治机构管理藏区,即所谓‘大藏区’是行不通的,“会使民主转型复杂化”,“增加汉人对西藏独立的担忧”。

由此看来,“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西藏独立”“大藏区行不通”,这两点不但是中共立场,也是“既要民主,又要大国统一”的汉人的立场兼容“民主”和“大一统”的汉人,是民主转型精英们的最大支持者,同时也是“中间道路”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不谋求独立”,反对“西藏三区统一”。既尊重和理解自由愿望,又不惜一切代价反自由——如果自由意味着独立。

但是,如果要理解“既要民主自由、又要大国统一”的汉人,似乎也该回溯一下,一百年前那个变法的时代:设计满清帝国转型的知识精英们,在为“十八省中国”与“多民族中国”争论不休,梁启超在抱怨支那人不爱国、“瓜分危言”在炮制、主权与疆域在想象、“中华民族”在发明、“筹藏策”在纷纭、利益集团入侵康区开发和同化“藏蛮”、“衣带诏”(体制内健康力量?)在集资、话语权在集结、军阀们在成长、民族主义在养成、奴役之路在铺展……

两个月后,“中国青年基金会”在纽约举行了第二届“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达赖喇嘛应邀出席与中国学生与学者就西藏问题展开对话。据博讯的报道“与会发言的专家包括国内高校的著名藏学专家,体制内官员……在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就西藏的发展、建设和未来发表演讲”。另据会议组织者孔灵犀介绍“在这次会议的准备过程中,我们与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几位领事有过若干次建设性对话

“中国改革杂志社”前社长、当时的“天下公言文化传媒”研究员李伟东发言说,“若达赖喇嘛去世﹐其转世的问题将会为藏汉的关系‘带来很大的隐患’”——不,实际上,绝大多数汉人,对达赖喇嘛转世问题根本不懂、也不在意。达赖喇嘛转世第14世了,从来不是“藏汉关系”的隐患,而是中共以及将来中国人统治西藏合法性的重大忧患。因为,对西藏人民来说,达赖喇嘛在政治上宗教上都是至高无上的,人民认受,这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权力合法性的真正来源,已经三百多年了。换言之,这也是中国统治图伯特不具有合法性的明证。

会上以“民族问题评论家”身份发言的李伟东先生既是学者、也有“体制内官员”身份。李伟东建议达赖喇嘛去政治化﹐“回归纯粹宗教领袖的角色来与中共妥协并重新开展谈判……宣布完全与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事务切断关系﹐然后寻求恢复自己在藏区的宗教领袖的地位﹐然后一心一意的重新专心管理佛教宗教事务﹐可能对解开这个死结有很大的帮助”。

由于宗教领袖对藏人社会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特点,从占领图伯特开始,中共就利用各地高僧大德做政治操作。对中共而言,达赖喇嘛如果放弃政治权力,藏人认受的最高统治者就虚空了,而作为最高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又能稳定和整合藏人民心。在中共中央批准的统战部《关于争取达赖集团和外逃藏人回归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报告意见是:“……根据目前国内外的情况和斗争的需要,争取达赖集团返回祖国,对我们是有利的……对达赖的工作,我们要特别重视。只要他愿意返回祖国,我们可以作为宗教领袖对待……这对于稳定西藏,巩固西南边防,巩固祖国统一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这次“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上,达赖喇嘛说:只有在中国政府真诚的、实际的落实藏人自治尊重藏人文化的前提下﹐才会考虑返回西藏。

让我们回顾一下,两次“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海外民运学者们耐人寻味的措辞:“在我国宪法所赋予的自治框架下融入民族大团结中来”,“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西藏独立”、“‘大藏区’行不通”、“宣布完全与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事务切断关系”、“寻求恢复自己在藏区的宗教领袖的地位”。李江琳是民运圈的西藏问题专家。宪政学者王天成,目前是海外“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的所长。「中国改革杂志社」前社长李伟东,目前是海外“聚焦研究中国民主转型”的“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长

早在1962年出版的自传《吾土吾民》中,尊者就写到:“我明白,中国人在想办法削弱我的政治责任,而我反对暴力的态度,正帮了中国人来摧毁人民对我的信任。然而,即使人民失去了对我作为政治领袖的信仰,但作为一个精神领袖,人民对我的信心是不会消失的,这是最主要的。世俗权力可以放下,或者说政治领袖可以让别人担任,但是作为宗教领袖无法卸责,这是我个人无法考虑的。
因此,为了西藏的最高利益,也许我可以从世俗的权力中引退……”

达赖喇嘛相信,政教应该分开,西藏人民可以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选择自己的领导人。达兰萨拉西藏和平抗暴52周年纪念集会上,达赖喇嘛正式宣布,将以达赖喇嘛名号所承担的所有政治权责交予民众直选产生的领导人。达赖喇嘛签署的最后一项政治法案,是宪法修订案,正式放弃他的政治职位,为了加强西藏运动的民主结构,如此,即使在他身后,该运动仍能继续向前

.“民主转型”

2014年,原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宪政学者张博树先生,由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出版了《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主要内容也在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网刊《民主中国》连载。该书的主要框架是,历史上“西藏臣属中国”,因此以分裂固有领土完整为目的的民族自决,中国不承认。在未来“民主转型”后的新中国,专制已终结,民族自决不必要。中国民主转型的合法性建立在“不能失掉西藏和新疆”的基础上。

作者开篇设定了西藏问题的框架:一,西藏问题是人权问题,是中共的政策以及对宗教自由的压制;二,是制度问题;三,是汉藏对“过去数百年北京-拉萨关系的不同理解”;四,西藏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未来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民族关系的整合和国家结构的重构。”

一、二基于“人权”和“制度”问题,“共藏问题”学者李江琳女士的《1959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作为权威依据,强调“1959年藏人叛乱的真实原因在于中共的意识形态、政策和党国制度导向的“结论”是“中国的民主转型在体制内外温和力量的主导下成功……民族自决将不再必要,因为专制已经被终结,少民族的公民(包括个人权和集体权)开始获得新的宪政体制的制性保障”【《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十二.关于民族自决/民族自决与中国转型】

关于第三张博树先生大量引用中共版的“中国西藏地方史”宣传材料,“论述”了:西藏自元朝起就“臣属”于中国(中土政权),辛亥后西藏宣布独立没有得到中华民国承认,1949年中共建政后占领图伯特,不是侵略而是“行使主权”——未来中国民主转型后,根据联大1514决议中有一条限制,即“凡以局部破坏或全部破坏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为目的之企图,均与联合国宪章之宗旨及原则不相容”,因此藏人没有民族自决权。

张博树先生认为西藏问题的这一层面,是汉藏对北京-拉萨关系的“不同理解”——但是,张先生不该以“理解”代替事实。“理解”是可以改变的,而中国在1949年以前从未统治过西藏、图伯特人没有中国认同这一事实无法改变。如果我们认同“理解”应基于事实,唯基于事实的理解才最接近本质的话,那么《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所阐释的“西藏臣属中国史”,就是一个在非事实基础上“理解”的伪相,是对事实和本质的蔑视。

关于第四,《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表示,“中国民主转型的战略家”要“重构”的,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新中国。依据是土地和“大一统”的汉人——张先生列举了: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稀少,东部人口压力巨大;西部土地下的自然资源;西部是战略后方基地;最主要的“西藏独立不会是单独事件,它会引发新疆独立甚至内蒙独立”,“任何正在台上或准备上台的人,无论他是自由民主派还是共产党内的改革派……管谁上台,担当起国土丢失一半的‘罪名’,也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未来民主体制转型新政权必须考虑汉人,最大选民群体的支持失掉了西藏,或失掉了新疆,民主转型的合法性就丧失了大半”【详见《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十二.关于民族自决】

在此我想比较一下魏京生在监狱中就西藏问题给邓小平的信。这封信对西藏历史主权的叙述是诚实的魏京生指责中共的治藏政策导致版图崩解将被国人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权力的主体是中共,魏京生向权力者进言怀柔同化策,更像是源自为子孙后代振兴中华的中华帝国意识形态局限。

在张博树书中,历史叙述受政治操作支配。他反对“独立”的理由,是民主转型的战略家”“必须考虑最大选民群体汉人的支持,显示出更多的是“新政权”对权力的需要,“既民主又大一统”的汉人大众,是转型新政权权力的源。正因如此,在充满民主转型的话语中,你看不到对大一统的反思,对“既民主又大一统”的怀疑。相反,用中共的历史宣传,论证西藏臣属中国中共军队入藏是行使主权,更像在为转型新政权储备权力资源——“既民主又大一统”的大众民意

张先生书中所说的“行动者”“民主转型战略家”是谁或谁们?他们似乎在民主自由的世界,掌握言论自由的平台,说着民主宪政的话语,带一些学术、一些谋略、一些仁慈、一些颂圣……以及一点胁迫的味道:只有以“留在中国之内”为基础的谈判,才是“对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的最好支持”。与辛亥革命后的“五族共和”相似的是,战略家们为未来民主新中国做着完美的设计,他们排开了藏维蒙等其他民族的战略家,假装房间里没有大象。

五.“民主中国”

2016年8月,正在进行“中国民主转型”专题研讨的民运网刊《民主中国》,在我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中,删去了关于达赖喇嘛权力来源及合法性的一段“1909年11月初,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时,西藏人民献给他一方新印,上面刻有‘圣地佛陀敕言之统辖一切人神共敬三界怙主遍知一切观世音金刚持达赖喇嘛如意佛王之印’。这方印玺是西藏人民拒绝满洲或中国人干涉的标志,是人民承认达赖喇嘛的明证,达赖喇嘛和甘丹颇章(西藏政府)的合法性就在于此——

不得不说,《民主中国》的这位编辑真专业:由于中国宣称拥有西藏主权,依据是中国皇帝的册封,即达赖喇嘛的权力来源于中国皇权。而西藏人民赠给尊者的这方印玺,却宣示达赖喇嘛的权力来自佛陀出于对被治者同意主权在民人民主权的认同和特别提醒,我文中例举了这一证据,却被《民主中国》精准地剔除了显然有人不想让读者知道这一证据,因为如果让人知道了,就会让他们设定的“西藏问题本质”显出漏洞,正因如此,《民主中国》不但删除了西藏人没有“中国”认同的证据,还给文章加上偏离事实、也偏离作者原意的导读,诱引读者将主权问题理解为“统治者政策”问题。

《民主中国》拒绝恢复这段原文的理由是虑在如此严酷时期,保留这块探讨中国民主转型阵地,实属不易。编辑为长远计,有些对来文的修改删节,应属正常——编辑甚至为此表达了个人苦衷,显示“删除”来自某种更大的压力。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这样的逻辑呢:正在进行“中国民主转型”专题研讨的“民主中国”,以“保留民主转型阵地”之名,删去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

《民主中国》的删改与中共的立场是异曲同工的《朱维群:望达赖能转变立场在有生之年作出正确选择》中说“达赖极力给自己的小集团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坚持称‘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利益的代表',‘达赖喇嘛作为西藏人民合法代表的地位,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容置疑的'……对此我们严肃指出,代表西藏人民的只能是中国中央政府及其领导下的西藏自治区政府”。更具讽刺的是,《民主中国》用抹去既往来自证: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在“控制过去”的同期,《民主中国》刊发了几篇涉及“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的文章,藉着宏大叙事的溢美辞令表达:西藏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和藏人1959年的流亡,是“宗教性大迁徙”和“宗教与文化流亡”,是“中国内部”的“文明出轨”殃及了“藏族地区”;“藏区归于民国……将来民主宪政后,‘藏区’、‘新疆区’都是‘中华大家庭的一分子’”

.“战略家们”

根据互联网信息:
「中国改革杂志社」前社长李伟东、《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作者张博树在美国成立了一个“中国战略分析智库”。李伟东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的社长,张博树是执行主编张博树先生透露:“据我所知,像李伟东等一些体制内的学者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即北京把达赖喇嘛请回来主持藏区宗教事务,实行宗教自治,党不再干预,但达赖喇嘛也不再过问西藏的政治……而如果习能打开和达赖喇嘛的重新对话之门,西藏问题有缓,对新疆乃至全国的‘维稳’都会有帮助……”。

显然中国官方并没有做出任何回答。张博树先生又向尊者提出“分解中间道路”“先找北京方面容易接受的拿出来谈。比如,可以先争取尊者回去,到五台山朝圣亦可,举行一些宗教性的交流、活动亦可。这样,对习中央而言,可表现党国的大度,符合变‘压’为‘柔’的新治理思路;而对藏人方面言,也可以就此争取宗教环境方面的某种改善……尊者听了这个建议后笑道:这是中间道路的中间道路哇!”

2017年初,由王天成、胡平和滕彪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王天成是所长,他在2010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上,《以民主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为题演讲。胡平是董事和名誉所长,李伟东、张博树、陈奎德、夏明等出席了成立会议。胡平、李江琳、丁一夫、夏明等人士支持中间道路的文章,多在陈奎德先生主编的《纵览中国》发表。
2018年4月,李江琳、丁一夫、夏明等专家们,在博文社视频节目做《西藏问题与中国民主转型》的系列专题讨论
2018年5月,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发起“华人声援‘中间道路’声明”签名活动。
2018年6月29日,张博树、夏明、李江琳、丁一夫等,以专家权威身份在明镜直播“中国研究院”做了《习近平与达赖喇嘛会相见?西藏问题的希望在哪里》研讨会。综合这次研讨会的印象:
专家们就“西藏是一个多大程度上的独立国家”、“中国”、“中国人”等作了圆滑的调整。张博树保留了他书中的观点。丁一夫认同张博树“从元代到满清西藏臣属中国”之说,丁先生似乎忘记了他在《达赖喇嘛不是您的敌人》等文中的“技巧性”笔法,转而“强调”不能淡化民国时西藏的事实独立。纪硕鸣则提醒这事实独立没有国际承认。
李江琳强调不能淡化她所研究的西藏当代史“否则汉人不能理解藏人为何要反抗,反抗的立足点和位置在哪里但李女士心里一定知道,如果她的书中不设定历史上边疆民族一直高度自治如果不遮蔽昌都战役和《十七条协议》的性质,那么,“藏人为何反抗、反抗的立足点”会不会与她的版本不同
夏明教授指出“必须承认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西藏新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56个民族在中国已经煮成了一锅汤,萝卜、牛肉是不能分开的,民族撕裂可能出现种族屠杀”——看出来了吗?观点似乎是多元的,但最终还是“统一”的。

专家们提出“淡化历史问题,注重现实问题,淡化民族问题,注重制度问题”专家们认为“中间道路”能带动中国民主化,希望习近平与达赖喇嘛见面

西藏流亡政府表示: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中间道路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流亡政府阐释中间道路的要点,除了众所周知的不寻求独立,要求三区统一实现中国宪法内名符其实的自治,还有尊重“三个坚持”,不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挑战社会主义制度。


民主转型战略家们,其实清楚中共绝不接受中间道路,正如胡平老师所说:“只因为中共已经在西藏建立起一党专制,如果让藏人自治,中共对西藏的一党专制就保不住了……,但战略家们仍然好像是中间道路最坚实的拥趸和最恳切的呼声,因为中间道路承诺了“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民主转型新政权预定的“合法性”。

政治体制环境会影响和塑造相应的社会人格。大一统专制国家制造了相应的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生成了社会的专制人格,反过来又加固政治体制,成为“大一统”续命的力量。这类社会人格的个体或大众,往往公开显示他们反统治者的立场,抨击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声称自己是民主自由派,但他们既向往民主人权,又为了大一统不惜借助极权者的相同手段:既书写历史,又扭曲历史真相;既言论自由,又言论审查;既探讨民主转型,又必须转型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在民主大一统的新中国,转型新政权合法性来源是汉人其他民族既有“名符其实的自治”,又“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的指令”;在这统一的美丽新世界,所有公民都有人权,但不包括民族自决权;分裂会导致种族屠杀,因为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反分裂”——“教育转化中心”集中营已经关押了逾百万人。

实际上,我们创造了并还在创造、经历了并要继续经历极黑的时代。

达赖喇嘛签署的最后一个政府法案,是修宪放弃他的政治权力。他在等待一位刚刚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的权力者与他见面。

尊者也曾说过:西藏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最终的解决权在于全体西藏人民。


2018.7 特拉维夫

2018年7月14日 星期六

在西藏的秘密监狱“教育转化中心”


桑杰嘉
七月 14, 2018 vot.org

藏人最熟悉的是中共所建的监狱、看守所、教育中心、学习中心等五花八门的名字。近年中共又在西藏和东突(新疆)等地秘密修建所谓的“教育转化中心”,又增一个非法关押藏人的中心。国际媒体对有关东突 “教育转化中心”的报道和西藏僧人对西藏的“教育转化中心”记录都证明“教育转化中心”是非法关押藏人的秘密监狱。

之前中共对西藏宗教人士、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进行的打击手段之一就是关入“拘留中心”、“政治再教育中心”、“再教育中心”等,这些名目繁多的“中心”外界了解甚少。中共对“教育转化中心”信息监控更是非常严密,所以,很少人知道在西藏的“教育转化中心”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现在有多少个、关押有多少人、为什么关押这些人等等。中国政府一直否认有“教育转化中心”,“中国当局讳莫如深、含糊其辞,甚至明确表示否认。”一直以来国际媒体很难获悉有关信息。要想获得西藏秘密成立关押宗教人士和异议人士的所谓“教育转化中心”相关信息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多年来外界没有提到西藏的“教育转化中心”。所幸的是一位曾在“教育转化中心”关押四个月的西藏僧人冒着极大的危险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现场记录之后秘密送到了国外,并由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公布与众。因此,有关 “教育转化中心”以及内部的情况随着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报道而使外界有所了解。

5月28日,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布了一份来自图伯特境内的资料。该资料的记录者是西藏自治区那曲索县的一位僧人,他被带到索县后直接关进了“教育转化中心”大约四个月,在关押期间他们遭受了严重的酷刑,并亲眼看到监管人员对西藏尼师的性虐待等,他并对“教育转化中心”酷刑、性虐待、政治洗脑等进行了较详细的记录。

“教育转化中心”现场记录者西藏僧人关押之前他前往西藏青海某寺院学习佛法,由于中共严令要求在外地学习的所有僧人和尼师必须限期内返回家乡,否则将“拘捕父母等,禁止小孩入学,禁止家人采挖冬春夏草”等恐吓,而僧尼们不得不返回家乡。这位僧人2017年7月13日从青海强制带到索县,并关押在索县的“教育转化中心”四个月。他在被关押期间所遭受的酷刑、政治洗脑,以及他在中心四个月里对尼师们的性虐待等所见所闻进行了记录。另外,人权组织通过长期搜集的资料、国际人权组织和国际媒体的报道等证实了资料内容的真实性。据西藏人权中心收集的证据显示:“教育转化中心”是中国政府用来对 “政治上不可靠”的西藏人实施的打压。例如,西藏作家和老师岗吉•志巴加在2016年从监狱释放后不久就被迫参加了为期15天的“再教育”。同样,另一名前政治犯因违抗官方命令强迫西藏自治区外西藏地区的寺院驱逐僧侣而受到“再教育”超过两个月。事实上,接受“再教育”的地方就是关押在“教育转化中心”,中共对他们进行“转化”。

中国政府一直否认“教育转化中心”的同时对关押者称是“学校”或者“法律教育中心”等。被关进“教育转化中心”的僧人指出:“进入中心前这位官员说,你要去的是学校,而非监狱。”但是,他很快发现是监狱,“ 除了他的衣服、毛巾、牙膏和牙刷之外不让带任何物品。”把监狱中的囚服换成了军服。僧人指出:“我进入中心时看到一些穿军装的妇女走过来,她们看到国安人员立即集合蹲在了地上,他说了几句话后妇女们立即回答是!是!当时我感到奇怪。后来才发现这些穿军装的妇女都是尼姑。”

从西藏人权中心发布的资料显示,中共在西藏秘密建有“教育转化中心”,而且,其中关押有很多僧人和尼师,还有少数俗人。

对中共的“教育转化中心”国际媒体也一直很关注,《纽约时报》刊登的“中国如何对少数民族进行教育转化”文章中阐述了中共在东突修建的“教育转化中心”的情况。该文章指出:“如何才能在一年之内羁押一个民族的50万名成员这需要庞大的资源和精心组织,但中国当局并不吝啬在中国西部地区新疆,维吾尔以及哈萨克,柯尔克孜等其他少数民族的大量人口正被拘押,接受国家所谓的“教育转化”。他们当中有上万人被关在配备带刺铁丝网,防爆外层。加固门和警卫室的新型思想控制拘留营里”文章还指出:“对于有关这些拘留营的报导,中国当局讳莫如深,含糊其辞,甚至明确表示否认但现在他们将不得不解释他们自己留下的确凿证据:一个由政府建立的在线公开招标系统邀请承包商投标,帮助当局建设和管理这些拘留营。
研究者发现中共在东突建的“教育转化中心”的数量达四十多座,并投入有大量的资金:“德国科尔塔尔的欧洲文化与神学学院(European School of Culture and Theology)研究员郑国恩(Adrian Zenz)的一项新研究分析了这些政府招商广告,它们涉及新疆各地40多个地区的各种再教育设施,令外界得以窥见中国是如何投入广泛的官僚,人力与财政资源,来建设这个拘留网路的。报告显示,中国自2016年以来一直在推动新疆地区各个角落的拘留营建设,迄今为止已耗资超过6.8亿人民币。”

该文章有关东突的“教育转化中心”再次证明了西藏僧人有关索县“教育转化中心”记录的真实性。“2月,一名在美國留學的維吾爾人向《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提供了迄今公布的關於拘留情況的最詳細描述。他在去年回中國時被捕,然後在沒有受到任何已知指控的情況下被關押了17天。據他描述,他被關在一個擁擠的牢房裡,長時間地齊步走,高呼口號,觀看關於所謂非法宗教活動的宣傳教育影片。”西藏僧人指证:“没有违犯任何法律,合法的行使自己的权利,从自己的家乡前往青海学习,遭无理指控,并在2017年7月13日从学院强制带到家乡。如果没有自动返回以拘捕家人父母、兄弟等,该家庭的小孩禁止入学,禁止家人采挖冬春夏草等恐吓下而不得不返回家乡。”返回之后直接关进了索县的“教育转化中心”。“进入中心前官员说,你要去的是学校,而非监狱。”进入后他“很快意识到,教育转化中心是一所监狱”。而在中心开展的是:“批斗会、军训、罚站、学习所谓的革命歌曲,红歌“,总之,是对没有触犯任何法律的西藏僧尼进行政治洗脑、酷刑和性虐待的中心。

这位记录者指出是“新建”的“教育转化中心”。无法获悉中国什么时候开始在西藏建起“教育转化中心”的,但是,《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在2016年年底,一个原来就职于西藏的新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到来后,措施变得愈发严厉。”因此,这一打压措施是前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的‘伟业’。那么,也不排除陈全国在西藏时已经在西藏各地建了秘密监狱–“教育转化中心”,然后,在东突大力推行。

中共所谓的“教育转化中心”最早是为打击法轮功学员设立,酷刑等严厉打击起到杀鸡给猴看的效果,因此,中共又开始在西藏、东突等地方有步骤有计划的成立“教育转化中心”打击西藏的知识分子、宗教人士和异见者。因此,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称:“这些非法教育转化中心是2013年中国当局声称废除的另一种可怕的‘劳改’或‘劳教’制度。”

2018年7月2日 星期一

完整版:“教育转化中心”的酷刑和性虐待



桑杰嘉
 注:《“教育转化中心”的酷刑和性虐待》之前在6/20/2018 《民主中国》发表,今天才发现编辑删除了““教育转化中心”对尼师的性虐待”部分内容,因此,再发完整版。

最近图伯特人权组织(西藏)获得一份来信图伯特境内的资料,记录了中共在图伯特设立的“教育转化中心”实施酷刑和性虐待的情况,记录上述资料的是一位曾在索县“教育转化中心”被拘留数月的僧人,他记录了自己遭受的酷刑,以及所见所闻。这是外界首次获得境内 “教育转化中心”关押的图伯特人记录有关“教育转化中心”情况的第一手资料。由于记录者在图伯特境内,为了安全暂保密其姓名。

528日,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布了一份来自图伯特境内的资料。该资料的记录者是图伯特那曲索县的僧人,之前他前往图伯特青海某寺院学习佛教,由于中共严令要求在外地学习的所有僧人和尼师必须限期内返回家乡,否则将“拘捕父母等,禁止小孩入学,禁止家人采挖冬春夏草”等恐吓。因此,记录者于2017713日从青海强制带到索县,并关押在索县的“教育转化中心”四个月。资料记录的是他在关押期间所遭受的酷刑、政治洗脑,以及他在中心四个月里对尼师们的性虐待等所见所闻。另外,人权组织通过长期搜集的资料、国际人权组织和国际媒体的报道等证实了资料内容的真实性。

从网上有限的资料显示中共所谓的“教育转化”最初为了镇压和打击法轮功而设立,并有一套教育转化法轮功学员的体系。之后在图伯特和东突成立,专门打击知识分子、宗教人士和异见者。中共之前在图伯特和东突设立此类的中心一般称“政治再教育中心”、“再教育中心”等。最近几年中共开始在图伯特、东突等地也开始建立所谓的“教育转化中心”, “转化”图伯特人和维吾尔人的信仰、民族认同和思想等为最终目的。

有关“教育转化”纽约时报在《中国如何对少数民族进行“教育转化”》的文章称:“在中国西部地区新疆,维吾尔以及哈萨克、柯尔克孜等其他少数民族的大量人口正被拘押,接受国家所谓的“教育转化”。他们当中有上万人被关在配备带刺铁丝网、防爆外层、加固门和警卫室的新型思想控制拘留营里。”该文章还指出:“对于有关这些拘留营的报道,中国当局讳莫如深、含糊其辞,甚至明确表示否认。”不过,最近外界已经找到了“确凿证据”。

来自图伯特的最新资料显示,“进入中心前说,你要去的是学校,而非监狱。”但是,僧侣很快意识到,“教育转化中心”是一所监狱。

在图伯特设立“教育转化中心”开始于最近几年,因为,中共强制要求远离家乡在图伯特其他地方学习的僧人和尼师们限期返回。当在外地学习的僧人和尼师们返回家乡后被送入“教育转化中心”关押。特别是去年中共强拆和驱逐色达佛学院、亚青佛学院之后大量返回的僧侣和尼师关进“教育转化中心”实施酷刑和性虐待等。

据图伯特人权组织研究发现“教育转化中心”同时也是为打压政治上不可靠的图伯特人而设立。并列举了图伯特政治犯被释放之后再次强制接受“教育转化”十五天和两个月的案例。并指出:“被拘留者编写的第一手资料显示了中国当局在图伯特建立的“教育转化”隐秘的围墙内以“法律教育”名义进行恐怖活动。”

从这位图伯特僧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显示,中共设立的“教育转化中心”不仅仅在强制接受爱党爱国、拥护中共统治,对拘押者实施严重的酷刑和性虐待,且非常普遍。

这位记录者进入索县“教育转化中心”时除了两三位俗人外全部是僧人和尼师,强制他们唱国歌、红歌,并强制僧人和尼师穿军装制服,进行军训。

“教育转化中心”的酷刑
在“教育转化中心”暴虐非常普遍,政治揭发斗争会、殴打、集体惩罚、罚静站等。图伯特僧人如此记录:

“晚上有时候召开59年时的斗争会,有时候是军训,军训时最可怜的是年长的尼师和僧人们,他们听不懂汉语、身体虚弱常常遭到殴打。”

“挑出几个看不惯的人,进行殴打,一次又一次地打晕,再浇水让他醒过来,这样反复多次之后利用黑色的橡胶棒殴打,也用电棒击打。全身变成紫青色打的半死不活。---我被释放之后听说有些僧人遭殴打后手臂被打断了。”

“进行集团惩罚、禁止食物。”

“晚上,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睡觉时吹哨集合,如果没有醒过来或者迟到将会殴打,并罚背着被褥深夜跑步两个小时,并用电棒击打。”

“太阳下静站,如果稍有动弹将会遭到军人们的殴打。有一个人如有小动他们会跳到眼前,开心微笑地进行殴打。”、“贴墙静站近三个小时。”

“教育转化中心”对尼师的性虐待

中心管理人员对关押的尼师们实施性虐待。

军训时:“不少尼师会晕倒,有时候尼师晕倒后监管人员带到自己的房间,我亲眼目睹了监管人员乱摸尼师的乳房、身体等的情况。”

“有一段时间当尼师们晕倒后监管人员立即带走,无人知晓他们做什么。也听说了男性监管人员在尼师宿舍里爬在尼师身上。”

“教育转化中心”的政治洗脑
虽然中共说在中心学习法律,但事实上没有多少法律课程,最主要的是政治洗脑。

学习中国国歌、演唱中国官方藏人女高音次丹卓玛的“红色歌曲”--《太阳和月亮是一个妈妈的孩子》。

所进行的所谓的教育都“努力为了消除对图伯特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信仰和忠诚。”

“课程是玷污我们自己和玷污达赖喇嘛尊者”对此,他觉得非常可笑:“他们有时候很像一个小孩子,如此泱泱大国对一位遥远的老僧人进行秘密玷污,真是哭笑不得。”

释放后的监控
图伯特人从“教育转化中心”释放后仍然受到中共严密的监控。

图伯特僧人透露:“释放之后必须到所在地派出所登记报到,有些人每天一次,有的人三天一次,有的人一周一次报到。去报到时需要给他们打扫卫生,洗衣服和餐具等。禁止穿僧服、禁止返回寺院、禁止为他人诵经做法事。禁止到其它县、地区和城市。身份证遭国安部门扣押。

国际媒体已经报道在东突中共修建了很多“教育转化中心”,有数万计的维吾尔和其他民族信教者关押在其中进行所谓的“教育转化”。在该中心关押人员的暴虐等被媒体揭露之后震惊了世界。最近图伯特境内僧人冒着极大的危险向境外提供了他在“教育转化中心”的记录。从而也证明了之前从图伯特传到国外的一段视频中一群穿着军装制服的尼师在歌唱革命歌曲的出处和真实性。图伯特人权组织称中共非法设立的“教育转化中心”是“2013年中国政府声称废除的另一种可怕的“劳改”制度”。

中共隐秘的“教育转化中心”最初是为打击法轮功学员设立,之后由于其酷刑等打击起到杀鸡给猴看的效果,因此,中共又开始在图伯特和东突等地方有步骤有计划的设立“教育转化中心”打击图伯特等的知识分子、宗教人士和异见者。最近几年图伯特的“教育转化中心”也在隐秘中在各地纷纷登场,随着中共打压图伯特人的力度加强,将会有更多的“教育转化中心”出现,更多的图伯特人将被关押其中,而且,“教育转化中心”内实施的酷刑、性虐待等将会更加猖獗。
2018/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