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30日 星期三

西藏:困顿轮回与良心的距离(上)

作者:唐丹鸿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一、侵略西藏势在必行

 1932年8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罗布林卡写下了他留给西藏人民的遗嘱。他警告:“就是在这里——西藏的心脏, 宗教和政府可能会受到内外夹击。如果我们不能保卫自己的国家,情如父子的达赖喇嘛和班禪喇嘛以及其他所有受人敬重的活佛就可能销声匿迹,落到无人知晓的地步;僧侣会遭到摧残,寺院会遭到毁坏;佛法统治遭到削弱;政府官员的土地和财产遭到没收,这些官员将被迫服侍敌人,或像乞丐一样飘流四方。众生万物都将陷 入水深火热之中,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苦难的日日夜夜就会没完没了,令人难熬。”

20世纪30年代末,西藏安多达泽(中国现划为青海省平安县)一家普通农家的小男孩拉木登珠,最爱玩的游戏是叉腿坐 在窗框上,煞有介事地说他是在骑马去拉萨。他要去拉萨的愿望如此强烈,常常独自一人玩著整理行装、上路奔向圣城拉萨的游戏。之后,3岁的拉木登珠奔向的是 一条艰难坎坷的、用任何语言也难以诉尽的苦涩之路:

 当中国国民党军阀马步芳得知西藏的寻访队找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这个达泽男孩的消息后,派人到塔尔寺将灵童扣为人质,厚颜无耻地先后共勒索四十万大洋(当时约相当于四十万美元)的赎身费。藏人尽管愤怒无比,但别无他法,只好付了这笔巨款。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其实之前清朝的入侵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意图,早已峥嵘显露,但似乎没有让整日念经拜佛的藏人意识到国防的重要。

 藏历16绕迥土牛年末的一个深夜,古老的、孤立自在的雪域西藏的一个寻常的冬夜。牛羊归圈,生意打烊。人们转完了晚间的林廓,磕完自定的长头数,带着为众生祈祷后的安宁感睡去。布达拉宫灵塔殿中,历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在酥油长明灯光中,珠宝黄金闪耀着璀璨的光辉。这些酥油灯光、这些珠宝的光芒都来自信徒的虔诚供奉,也见证了一个古老国度和她有效执政数百年的噶厦政府的延续。十五岁的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做了什么呢?不外礼佛诵经、念习老师布置的繁重的经课 ……

 古老的、孤立自在的西藏,已经笼罩在来自东边的威胁中。1949年9月12日西藏外交局给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写了一封 信:“‘西藏是观音菩萨教化之地,已成为宗教兴旺发达的美妙地方,不论在过去和现在,一直享受着独立自主的权利,从未丧失于外国,由于青海、新疆与西藏接壤,请不要让(共产党)军队越境进入西藏领土。你若能向手下文武官员下达如此命令并认真执行,我们就放心了,西藏的一些土地,在最近几年被中国占去了,如中国内部的战乱结束后,希望能举行谈判解决。’毛泽东给噶厦的回答是命令第一、二野战军‘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古老的、孤立自在的西藏,她很快将被东边那个新兴的共产主义血腥怪物无情地吞噬。

这个夜晚也是1950年的元旦之夜,在莫斯科郊外姊妹河斯大林第二别墅,专程赴苏联为斯大林祝寿的毛泽东,受到了共产帝国苏联老大哥的刺激:“ ……老大哥所有建设的新成就全参观了,老大哥的领导集团干得不错……‘斯大林果然站起来了,成了英美的对手……’这次来苏联,名义上是为斯大林祝寿,真实目的是想向老大哥求一些经。下一步该怎么走……‘解放西藏势在必行’”。(吉柚权著《白雪:解放西藏纪实》第一章“远方的指示”)。

 靠杀人立威和武力征服最容易获得极权统治者所垂涎的权力,刚刚在天安门宣布站起来了的毛泽东深谙此道。尽管在 1921年至1945年间,中共数次在宣言、全国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中“承认民族的独立权和民族的分裂权”,毛本人长征期间尚宣称西藏为 “外国”,然而十多年后的此时,他对侵略和占领西藏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二、“西藏什么样?”

其实几个月前毛泽东就指令让彭德怀进攻西藏。但“彭德怀这位身经百战,指挥千军万马经过数百次血战从未有过慌乱的元帅急了……成功的希望百分之四十都没有。历代从西北进藏的军队没有谁成功过...... ”彭德怀写了份报告历数从西北攻打西藏的难处,希望毛收回命令(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既然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又何来“历代从西北进藏的军队没有谁成功过”呢?

毛觉得彭德怀的诉苦有道理,就把入侵西藏的任务交给了第二野战军:“……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解放之,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惟需加以特殊的政治训练, 配备精良武器……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毛泽东1月2日上午4时于远方” (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在这封熬夜写给中央、彭德怀并转发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的侵略指令中,落款时毛泽东给莫斯科安了一个矫情的指代“远方”。早在1921年,中共在“一大”宣言里就明确说过:“蒙古,西藏,新疆都可以从中国独立出去,加入苏联。”此时在“远方”,斯大林说:“你们准备进攻西藏,很好,是该制服西藏人了。”斯大林还将苏联在中亚地区的扩张和移民经验传授给了毛泽东,建议中国向西藏、新疆等地区移民“……所有的边疆地区都应 当多迁移些汉族人去。”(张戎《毛泽东选为人知的故事》)

毛这个在杀人和弄权方面远超希特勒的后起之秀从“远方”取来的真经,成了中共的殖民政策:中国先是有样学样,在新疆、青海等地建“古拉格群岛”监狱和苦役营,输送了大批“特殊移民”,后来发扬光大诱入大量经济移民,现今已是成效盖世。

刘邓决定进军西藏主力由张国华带领18军担任。“1950年1月15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在重庆曾家岩召开了18军师 以上干部会……会上邓小平强调解决西藏问题,军事和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说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多次用兵都未解决,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既然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又何来“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多次用兵都未解决”呢?

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的指令中说“……第一步是限于三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调查什么呢?“西藏什么样?……从现在掌握的情况,西藏在刘伯承、邓小平以及十八军领导的脑子里是模糊而粗放的一个轮廓,具体情况一点也不清楚……1950年2月17, 对西藏,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全面调查。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乐于泓给刘伯承、邓小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关于西藏的概况:“在藏人认识上,以为凡藏人所分散的地区都属‘藏地’,包括西藏全部、西康省金沙江地区、滇省西北角丽江一带,川省松、潘、理、孜均属于,青海省西南部玉树一带及甘肃省西南一部分以及不丹、锡金全部、泥泊尔、印度克什米尔土邦之一部。……”

虽然这些侵略头目一再说“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但是“西藏在刘伯承、邓小平以及十八军领导的脑子里是模糊而粗放的轮廓”,唯一清晰的是自古以来的陌生;虽然这些侵略头目说“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但这份花了几个月进行的调查报告白底黑字告诉他们“在藏人认识上,以为凡藏人所分散的地区都属‘藏地’”,而非“属中国”(藏文中“博”意:图博国;“加”指中国)。当然,这份调查报告的功能,不是用来考虑藏人是否承认 “自古以来”的,而是用以制定一整套威逼欺骗、软硬皆施的政治和军事计谋,以达到全面占领的目的的。

中国的爱国者喜欢讥讽帮西藏说话的西方人“连西藏都没去过,却对中国的‘内政’说三道四”,但五十年前这些“解放” 西藏的中共首脑,以及“解放”西藏的野战军,同样连西藏都没去过,还花了几个月时间调查“西藏什么样”呢,而中国人却不仅对西藏说三道四,而且说成“内政 ”了。

《白雪:解放西藏纪实》这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的书出版不久就被禁了。从书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解 放军军旅作家吉柚权其实为党和解放军的霍霍战绩自豪不已,也许正是对战功未彰的不甘,促使他写了此“纪实”。这本在“政治态度”上毫无问题的书被禁,完全是因为太纪实从而言多必失,泄露了党的许多不愿和不敢彰显的“功劳”。

三、英国“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

刘伯承、邓小平把进军西藏的任务派给了张国华和18军,并向毛提供了一份专业详细的计划。毛泽东在1950年1月 10日的复电中说:“中央并请转刘邓贺及西北局:( 一)完全同意刘邓一月七日之进军西藏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

1949年10月1号中国共产党宣布建政后,除苏联和东欧几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承认这个新红色政权外,12月30号印度承认了红色中国。几天后的1950年1月6号,英国不顾西方国家的激烈反应,急急忙忙成为最早承认红色中国的西方国家。

何以毛泽东那么肯定,英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对中国侵略西藏是有利的呢?从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导、分党委书记金光耀的《解密首先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骑墙的英国》一文中,我们也许可以窥见个中意趣:

“1948年下半年,在辽沈战役结束之际,英国驻华使馆官员得出结论:‘共产党最后控制全中国已经不可避免了’。于是,如何处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提到了英国外交部的议事日程上。12月初,外交部远东司提交了一份题为“中国的局势”的文件,供内阁决策参考。这份文件在分析中国局势时,着重强调经济问题,表明了英国对华政策的重点所在。它估计……在一个走向工业化的稳定的共产党政权控制下,对外贸易反而可望比目前在国民党统治下有所改善。在共产党执政后,英国‘应尽力留在原地,在那些不可避免的范围内保持与中共事实上的联系,并调查在华继续贸易的可能性’。这份文件对英国在华利益前景的乐观估计得到了内阁的首肯。

英国认为“经济利益应尽可能长地在中国保持下去。因为,‘经营多年、概深蒂固的商业设施和联系一旦失去就再也无法恢复了’。‘从长远看,也不应忘记一个强大有效的政府管辖下的中国作为一个原材料和粮食供应地以及出口市场的潜力’……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将此 恰当地概括为‘对国民党政府不同情,而对中共却颇倾向于与之做生意’

10月5日,英国留驻北京的总领事格雷厄姆(Graham)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由施缔文草拟的信件,作为对10月1日周恩来信函的回答:“……英中之间友好、互利的商业和政治关系已经存在了许多年代,希望今后继续如此……以使两国政府更便于接触,并推动两国间的贸易。”

10月20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负责人邓宁(Dening)起草了一份供内阁会议决策用的备忘录,列举了应尽快承认新中国的5点理由:1.我们在华利益比其他国家大得多…… 4.我们的商业利益只有通过尽早地正式承认才能得到保护……

英国政府认为应选择对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影响最小的时候承认新中国,因此决定1950年1月6日正式承认新中国……因为印度将在12月30日承认新中国……所以1月6日是个合适的日子。这一选择避免了与印度承认相隔太远而影响英国在印度及亚洲各国的声望……”

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在利欲驱动下,当年英国对在华经济利益的幻想与算计,将对西藏产生什么影响。

四、英国提出搁置西藏问题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陷了昌都。西藏政府给联合国发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呼吁电,请求干预以“阻止中国人 的入侵”。此时,已正式被认定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的西藏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才15岁,离亲政年龄还差三年。1950年11月17日,噶厦在布达拉 宫举行了盛大仪式,历史逼迫他接受了他的人民要他亲政的恳求。后来他写到:“我不能拒不承担责任。我必须承担责任,拋弃我的少年时代,立刻准备领导我的祖国。”

1950年11月上旬,达赖喇嘛的大哥达泽仁波切,出人意外地来到拉萨。自从一年前共产党占领安多以来,他一直受到 囚禁,被迫目睹塔尔寺周围的村庄改变了其长达数百年历史的生活方式。当时中国正在为入侵康区准备,原国民党变节将领、新任青海省第一任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则动手策划推翻达赖喇嘛的计划。赵寿山以己度人,企图用当年共产党策反他的方式策反达泽仁波切。他要达泽仁波切说服西藏领袖,不要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军 进入西藏;如果不能说服,达泽仁波切就得杀害自己的弟弟达赖喇嘛。作为回报,中国人将让达泽仁波切担任西藏政府主席。

达赖喇嘛的大哥达泽仁波切佯装从命,得以离开塔尔寺前往首都。他来到拉萨后,立即将中国人的意图告诉了达赖喇嘛,并向噶厦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第一次揭露了北京的计划:北京要吞并西藏,并计划使西藏的僧俗生活方式逐渐解体,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来取代西藏的僧俗生活方 式。(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

此时,藏人又得到了更为痛苦的消息:联合国拒绝考虑西藏问题。联合国认为,西藏在国际上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确。达赖喇嘛在《我的国家,我的人民》中写到:“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决定不予考虑西藏问题。这使我们大为惊愕。我们一直把联合国当做正义之源,对它寄予全部希望,更 加令我们惊异的是,是英国首先提出才使得西藏问题被搁置的。”

由于西藏封闭孤立,当时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了解西藏历史和状况,有的国家甚至连西藏在地球上哪里都不知道,以至于长期殖民印度的英国、以及刚刚独立的西藏近邻印度仿佛天然有了发言权。“英国代表说西藏的法定地位不明,他似乎是暗示说,虽然现在我国已经三十八年没有中国 人,但法律上我们仍然有可能屈从于中国的宗主权。” (达赖喇嘛:《我的国家,我的人民》)

很难相信老牌殖民帝国英国这个“法定地位不明”的表述,仅仅是因为错误地把欧洲宗主国概念套用到了西藏与清朝的供施关系上。英国急不可耐地承认了红色中国,那时正乐观憧憬着在共产党的地盘上继续获得经济利益呢,如果反对中国入侵西藏,其利益的幻梦无疑就会立刻破灭。

五、印度提出放弃讨论西藏问题

然而,“印度可以说非常清楚西藏的历史和主权地位:1947年,在新德里参加泛亚洲会议时,西藏代表团与其他国家以 平等地位出席,西藏国旗与其他国家的国旗一同悬挂。印度独立时,印度政府以如下措词回答西藏发出的信:‘印度政府将乐于得到保证,即西藏政府有意在现存基础上继续双方关系,直到任何一方提出有关事务的新协议为止。这是印度从英皇政府继承协议关系之所有国家均接受的程序。’1948年,西藏政府派出一个贸易 代表团访问印度、中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西藏政府发给代表团成员的护照为上述所有国家接受。”

可是,在这个联合国总务委员会上,“英国代表说西藏的法定地位不明……印度代表的态度也同样令人失望。他说他确信,中国和西藏可以缔结一项和平协议,而且西藏的自治可以得到保障,因此,为了确保这点,最好放弃在联合国全体大会讨论西藏问题的想法”(达赖喇嘛:《我的国 家,我的人民》)

三年前才摆脱殖民地地位、获得独立的印度,其国家概念以及对共产中国的理想化、自我心理投射、实用主义等复杂纠结的心态,使她完成了后来的一系列动作:共产中国高调宣称反帝、反殖民,这正好挠到了反英帝国、反英殖民的新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痒痒,他在钦佩这个“反帝、反殖民主义”的中国时,似乎没看穿中国效仿苏联的共产帝国和共产殖民心态,更似乎忘了英国也曾以印度的“宗主国”自居,反而在达赖喇嘛求援时提醒西藏,“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地位是公认的事实。”(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

尼赫鲁似乎也忘了,西藏早在1913年就宣布独立,比印度独立早三十四年;或者说,尼赫鲁虽然没忘记西藏早已宣布独 立,但他同样没忘记中国不承认西藏独立,而印度的独立,是得到了英国的同意和批准的,是得到殖民者宗主国的准允的。既然印度的独立要经得英国同意,并先是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那么推己及人,印度“确信西藏的自治可以得到保障”有什么心理根源就不难寻踪了。

对尼赫鲁来说,“他崇高心爱的理想之一即:正在崛起的世界上两个最大国家的和平与团结,也就是亚洲的和平与团结”,而且在印巴分治产生的一系列麻烦中,印度不愿把中国推向巴基斯坦,而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与中国的摩擦”(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因此,印度代表在联合国提议“放弃讨论西藏问题”,让西藏牺牲吧。

《白雪:解放西藏纪实》告诉我们:“在1950年11月24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上,萨尔瓦多驻美国大使卡斯特罗提出将西藏问题列入大会议程。苏联的代表当即反对,他说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世界公认的。”哈哈,苏联老大哥当然会这么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 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为宗旨和原则的联合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尽管西藏求援信中清楚解释了供施关系,尽管求援信中提出国际仲裁:“汉人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藏人认为无论在民族、文明、地形等各方面都与汉人很不相同……最恰当的是经国际法庭提出诉讼”,联合国却采纳了英国和印度代表的建议。

而那封闭高原上,独立有效地运作了至少三百多年的西藏噶厦政府和西藏人民自己,对祖辈生活和管理的国家与主权的认定,西藏人民的自决权,在联合国眼中似乎被看成了传说中的喜玛拉雅雪人的呼号,可以姑妄置之,被“拒绝”考虑。

(未完待续)

2011年3月28日 星期一

朱瑞女士新书《拉萨好时光》新闻发布会在达兰萨拉召开


西藏之頁報導,3月25日,西藏流亡政外交部召开了华人女作家朱瑞新书《拉萨好时光》新闻发布会。外交部部长格桑央吉女士,对这部华文创作中首见的,完整描述中共入侵前的图博景象的长篇历史小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朱瑞向達賴喇嘛尊者献上了《拉萨好时光》
此小说通过描写一位西藏贵族妇人一生的喜怒哀乐,展现了1880年到1960年之间的西藏。向众说纷纭的世界,形象地证明了西藏不仅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还是一片光明的、慈悲的、文明的、丰衣足食的,甚至是超前的人类世界。反省了一个自以为是且霸气十足的邻居大国——中国,给这个弱小的高原文化佛国带来的深重灾难。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噶倫格桑央吉女士為《拉萨好时光》舉行首發式
作者花了近十年的时间,采访了境内几乎各阶层藏人,完成的这部作品,尤如一部西藏现代史,揭穿了中共的所谓”西藏是最黑暗、最落后、最野蛮、最残酷的农奴制“的谎言。

3月25日下午,达赖喇嘛尊者接见了朱瑞女士,并高兴地收下了这部饱含作者十年心血的文学作品。朱瑞女士也表示,能够把这部“献给达赖喇嘛尊者和他的不屈的子民“的书,在达兰萨拉献给达赖喇嘛尊者,是难得的圆满。

《拉萨好时光》是华人作家朱瑞所传写的第四部有关西藏内容的书。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将在今后的岁月里,更加努力地写作西藏,因为西藏,五十多年来,被中国的官媒和大炮埋藏得太深了,西藏真相,那是说不尽的。








2011年3月23日 星期三

“你們不需要擔心”----達賴喇嘛尊者于3月19日在達蘭薩拉大乘經苑的講話

達賴喇嘛尊者于3月19日在達蘭薩拉大乘經苑的講話

達賴喇嘛 我小的時候,西藏的政治權力,由攝政王掌握。我看到了一些不公正的事情。

達劄仁波切執政的時候,帕拉1 的屬民,一位波啦2 ,狀告帕拉,告到了雪3 。雪的上面,剛好是我東面的寢室,那裏有一個天窗,後來安上了玻璃,再後來安上了鐵網。當波啦申訴的時候,那些清潔工就偷聽。而我,和這些清潔工關係很好,一起喝茶、吃飯,一起玩。有個清潔工就叫我過去,我就悄悄地走了過去,從那個天窗往下看和聽。雪的尼仲4 ,本該聽完原告的全部申訴,但是,沒有。當波啦訴說時,尼仲不僅沒有聽,還說:“你不對!”“你說的不算!”等等。我親眼看到了。如果法,不能被公正執行的話,就沒有意義了。我當時就想到西藏的執政方式有問題。

後來,我成立了改革局,還有覺細列空(糾紛調查辦公室)。平時,僧人有糾紛,要到譯倉解決,譯倉是僧人的最高機構;俗人一般到孜康5 或噶廈。這些機構都是有偏袒的,效果不是很好。這種情況下,我成立了覺細列空,任命噶倫宇拓管理這個機構。當時,宇拓是公認的公正之人。有一次,宇拓處理 一個案件,當事人到宇拓的家裏送了禮物,總之想賄賂他。宇拓是個聰明人,他接受了這個禮物,但是,第二天,在覺細列空的大會上 ,當著大家的面,他叫賄賂他的人上來,說,這個東西,就是他送到我家的,以賄賂解決糾分,是絕對不可取的。只有在公正的基礎上,才能判斷出誰有理誰無理, 賄賂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於是,把東西退了回去。這件事,當時家喻戶曉。總之,我專門成立了覺細列空。這是一個創新,改革局也是一個創新。

到 了印度,1961年開始,我努力尋求民主,三、四十年來,我誠心誠意地、一步又一步地推進民主。藏人常說:“嘉瓦仁波切賜給了我們民主。”這聽起來,像給 了你們一個什麼東西。(笑)總之,就這樣過來了,到了今天。十年前, 我提出噶倫赤巴只能選舉產生,由我任命是不對的。這樣說著說著,我們就走了過來,連噶倫赤巴的直選,也已經十年了。從那天起,達賴喇嘛的噶丹頗章的拉章6 ,掌握西藏政教權力的情況就變化了,所以,我說我是半退休。這樣,過去了十年。

遲 早要實現完全符合民主概念和民主本質的民主制度,而國王或大喇嘛掌權的事,已是舊話了。在這個世界上,我們也必須走全世界走的那條路,就是真正的民主選 舉,也是最好的方式。印度是一個人口龐大的極其複雜的國家,文化、語言、東西南北都不一樣,但是,因為實現了民主、法制、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所以,印 度社會是非常穩定的。

另一邊是中國的集權,到處都是麻煩。最近,中國政府的新聞透露,維穩開支大於國防開支,就是說,內部的敵人多於外部 的敵人,這真的是讓人臉紅的事。還說“人民政府為人民”、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而真實的情況是,人民是否滿意,應該由民主選舉決定,以民主選舉的方 式當選,才是光榮的,靠武器掌握權力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所以,權力控制在一個人的手裏,不是好事,由達賴喇嘛掌握權力,也不是好事。從第一到第四世達賴喇 嘛,都沒有擔任政治權力,第五世達賴喇嘛之後,由於種種原因,在蒙古固實汗的幫助下,才擔任了政教領袖,也起過好的作用。如今,二十一世紀了,改變是遲早 的事。靠外在的壓力改變,我覺得是對前世們的聲譽的玷污。我是這樣想的。

從第五世達賴喇嘛阿旺洛桑嘉措時代起,形成了由達賴喇嘛擔任西藏政教領袖的制度。我是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作為達賴喇嘛的轉世,自願的、欣慰的,自豪的移交政治權力,是非常合適的。這件事情,除了我,沒有任何人能決定,所以,我做出了決定。

西 藏的政治責任,已由民主選舉產生的領導人承擔了,如果達賴喇嘛以政治領袖的形象繼續下去,像是留下了一個尾巴。必須改變,而改變的時刻,已經到了。誇耀一 點說,到今天為止,達賴喇嘛作出了一定的貢獻,最主要的是西藏境內外的廣大藏人信任我,在這個世界上,“達賴喇嘛”一詞,成了信賴的別名,喜歡的人很多。 由這樣一位達賴喇嘛,放棄自第五世達賴喇嘛以來掌握的權力,而後,像在宗教上被真正的一致的尊崇的第二世達賴喇嘛根頓嘉措和第四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一樣, 我的晚年會繼續承擔宗教方面的責任。比如根頓嘉措,雖然來自哲蚌寺,但是,人們稱他為“沒有傳承分別的黃帽上師”。

我個人在提升人性的價 值和促進宗教間的和諧方面,都有了成果。現在,很多大學熱忱地邀請我,並不是要我弘法,而是講授怎樣培養內心的快樂,以及分享佛法中科學的內容。所以,大 家喜歡的這個達賴喇嘛,放棄政治領袖的稱號,正如我們開會時,最後常說的大會“勝利結束”一樣,自第五世達賴喇嘛以來,已經延續了四百多年的,由達賴喇嘛 擔任政教領袖的制度,也能夠勝利結束,這是很光榮的。這就是我的想法。這個,只能由我來決定,除我之外誰都無法決定,因為,做出這個決定的,是第五世達賴 喇嘛的一個轉世。不會再有任何變化了,也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

近來,有人從境內西藏打來電話說:“嘉瓦仁波切要退休了,我們藏人群龍無首 了。”都非常擔心。根本不需要這樣!我退休後,會像前四位達賴喇嘛一樣,只承擔宗教責任。噶丹頗章是從第二世達賴喇喇嘛根頓嘉措開始的。那時候,也沒有擔 任任何政治責任,是公認的純粹的宗教領袖。我的晚年,也會在宗教上,成為公認的領袖。只要我努力,這種認可,就會繼續下去。公認的一個達賴喇嘛,把政治事 物放到一邊,專心宗教事物,會堅固和發展我們的流亡組織。世界上支援我們的人也會說,達賴喇嘛是一心一意地推進徹底的民主,我們的這個做法,世界會肯定。 中國方面總是說沒有西藏問題,只有達賴喇嘛問題。多年來,我們所有的努力,好像都是在爭取達賴喇嘛的權益,這是百分之百的謊言。西藏境內的藏人根本不需要為達賴喇嘛的退休而灰心喪氣。好好地想一想,無論從整體還是個體來看,這都應該是一個偉大的決定,從長遠來講,有益於西藏的宗教和政治。

考 慮廣大藏人的利益,會強化流亡組織,使我們向前邁進。我們這些少數的流亡藏人的民主,跟中共的集權制度相比,已建立了現代化的管理體制,這是我們的光榮。 對境內的藏人來說,也是值得自豪的,你們要知道這一點(指著坐在前面的新難民)。我並不是失去信心,也不是放棄西藏事業,絕對不是。六百萬藏人,都有責任 承擔西藏事業。我,也是藏人的一份子,是堆麥安多地方來的一個藏人、一個雪域藏人!有生之年,我都會承擔這個責任。在我身體建康的時候,你們把所有的政治 責任都擔過去,如果遇到特殊的困難,不得不由我出面時,我就在這裏!我們已走上了民主之路,你們能擔當起所有的責任,就擔起來。根本不需要擔心,知道嗎?

昨 天,我見了一位華人學者,他說,他是來觀選的。五年前他也來過,這次的選舉,他說,大家真正地擔負起了責任,是經過深思熟慮而投票的。變化非常之大,都在 履行義務,這是民眾政治意識成熟後,向前邁進的一個標誌。今天,我作出的這個決定,也是向前邁出一步,根本沒有必要失去信心,一定要認識到這一點。

在 座的人中,回到西藏以後,講給你們信任的人。說不定今天會報道。那麼,在雪域境內的藏人就會說,嘉瓦仁波切退休的事,是經過一年又一年的思考作出的決定, 是考慮到暫時的和長遠的西藏利益。所以,你們不需要擔心。另外,噶丹頗章仍然存在,噶丹頗章是我的拉章,我在這裏,還是需要一個小小的拉章的,放棄的是噶 丹頗章的政治權力。現在,還不需要著急,二、三十年以後,我的生命走到了盡頭,以藏人為主體的,跟達賴喇嘛有著特殊關係的佛教徒,如果需要達賴喇嘛,那麼噶丹頗章還會繼續,也會有十五世、十六世、十七世達賴喇嘛乘願而來。

噶丹頗章會像第二世、三世、四世達賴喇嘛時期那樣,擔負著宗教使命,從長遠考慮,有很大的好處。最近給議會的信裏,我講到噶丹頗章政府這個詞需要改一改,這不是說要撒消噶丹頗章,而是關閉了擔負著政權的噶丹頗章政府或組織,因為,我們已經走上了民主化。

(翻譯、整理:桑傑嘉 朱瑞 已由達賴喇嘛辦公室審定)

注釋:
1、帕拉,西藏貴族。早期十四世達賴喇嘛時代的卓尼欽莫(大管家)。
2、波啦2,西藏人對老年人(男性)的尊稱。
3、雪,藏語裏为下方之意。這裏指布達拉宮下面的雪村的行政機構:雪列空。
4、尼仲,雪列空的官員。
5、孜康, 西藏政府的審計機構,也處理民事糾紛。
6、拉章, 大仁波切的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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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20日 星期日

雅魯藏布江的開發不存在移民問題?

桑傑嘉 

文章來源:參與

最近,看到一位中共高官對媒體說:“對雅魯藏布江的開發不存在移民問題。”理由是:“由於這個電站在高山峽穀裏,沒有一戶因此搬遷。”這一說法很容易矇騙不知真相的人,所以,在此討論開發西藏母親河有沒有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否有“移民”的問題。

當然,這個高官是中共所謂的全國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區主席白瑪赤林先生,他3月7日在參加中共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西藏團開放日活動時對媒體講的一番話。

這位官員的原話是:“雅魯藏布江是西藏人民的母親河。幾乎所有西藏的歌曲裏都唱到她。近年來,雅魯藏布江中游在修建一個51萬千瓦的電站,除此之外,沒有搞其他建設。由於這個電站在高山峽穀裏,沒有一戶因此搬遷。”所以,就沒有“移民”問題。

是的,這個電站是在高山峽谷裏,也許也確實沒有一戶人家由於修建電站而搬遷。不過,這不能說明沒有“移民”問題。事實恰恰相反,存在嚴重的“移民”問題,而且,為修建雅魯藏布江水電站從中國進行的“移民”比水庫區內西藏民眾“移民”後果更為嚴重。

由於中共官商勾結的腐敗集團,在各地修建水電站,強迫驅趕民眾,大量遷移民眾,大私回扣搬遷費等等。使民眾怨氣沖天,憤怒無比,所以,中共高層為了矇騙民眾就放出“雅魯藏布江的開發不存在移民問題”這樣的鬼話。

作?藏人我非常理解西藏境內官員的苦衷,也很不願意指責這些官員。但是,以上這樣的言論對西藏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損失太大了,所以,本人不得不說話。

對於中國人來講,如果政府在什麼地方修建水電站只要不驅趕當地民眾,不“移民”就沒有什麼可說的。當然我這裏僅僅從民眾是否要移民的角度說的,不包括自然環境等諸多的方面。但是,在西藏任何一個地方修建水電,事情就不是以上那麼簡單。而且,後果是非常嚴重的,因為涉及到文化、經濟、生存、信仰等各各層次。而且,中共在西藏任何地方修建水電站“移民”問題存在雙重性。

其實,中共官員就是抓住一般人不太注意的雙重“移民”的其中之一說沒有“移民”問題,也就是修建水電站沒有從庫區遷移民眾,因為:“由於這個電站在高山峽穀裏,沒有一戶因此搬遷。”看上去似乎有道理。但是,雙重“移民”的另外一部分根本沒有提到,而且,這部分對於西藏國家和人民來說是災難性的“移民”。那就是在西藏建一個水電就從中國“移民”數萬計的中國人到西藏紮根、掠奪西藏經濟、自然資源,毀滅西藏文化以及民族。中共在西藏所修建的每一個大電站就是一個純中國人的城市。難道這不是“移民”問題嗎?而且,這個城市跟本地藏人沒有任何的關係。藏人不能就業、藏人不能居住在自己土地上的城市。

我在這裏隨便可以舉例,如中共在西藏安多恰蔔恰地區修建的瑪曲(黃河)上游第一大水電站,龍羊峽水電站,已經變成了一個純漢人的龍羊市,當然全是中國的“移民”。

龍羊峽水電站下面幾十公里處的拉西瓦水電站、尼那水電站都在西藏安多赤噶縣(貴德)境內。全縣人口中藏人已經成為少數,又以修建了水電站為名“空降”中國人城市到了拉西瓦和尼那。那麼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經變為少數的藏人又要面臨怎樣的命運呢?不需要回答。只要看看50年代毛澤東從中國送到這裏的舊“移民”們對 “麥十甲”的(青海漢語方言,罵從中國新移民來的漢人的稱呼---是藏語)憤怒就非常清楚。我在此不想談一個失去家園的民族對這些侵佔者----“移民”的看法了。

當然,再下面幾十公里處的尖紮縣境內又是李家峽水電站----

如果說在西藏修建水電站沒有“移民”問題,肯定是那些顛倒是非、睜著眼睛說瞎話的中共利益集團的官員。而且,很多在西藏修建水電站存在雙重的“移民”問題,即從水電站的庫區“移民”,又要從中國大量“移民”到西藏。在存在這樣嚴重的“移民”問題情況下,全國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區主席白瑪赤林先生竟然光天化日之下胡說:“對雅魯藏布江開發不存在移民問題”。使人非常吃驚。中共隨便以技術人員、建築工程隊、幹部、家屬等等理由大量移民中國人到工地。不久的將來一個漢人的現代城市就會“空降”到雅魯藏布江邊。難道這不是“移民”問題嗎?而且,其後果災難性的。

所以,我想說:只要中共開發西藏絕對有“移民”問題,而且,修建水電站存在嚴重的雙重“移民”問題。開發雅魯藏布江更難逃中國“移民”大劫難。



達蘭薩拉2011年3月20日


2011年3月15日 星期二

達賴喇嘛尊者致函第十四屆西藏人民議會全體議員

第十四屆西藏人民議會全體議員:

眾所周知,從西元前二世紀,號稱西藏第一王的聶赤贊普開始,到西元九世紀的赤熱巴巾為止,在千餘年的歷史中,先後有四十二代國王君臨雪域西藏三區,使西藏 (吐蕃)與中國和突厥並為中亞的大國和強國。西藏自從有了獨立而又豐富傑出的文字語法以來,不論宗教、文化或社會文明等均堪與印度相媲美。

公 元九世紀,西藏陷於分裂,統一的力量衰敗,各地割據自雄。到西元十三世紀,成吉思汗的蒙古勢力不僅征服了中國,而且也進入了西藏。西元1260年,眾生怙主八思巴雖然重建了涵蓋整個西藏三區的政權,但不久以後就對邊疆地帶失去有效控制。在前後三百八十多年裏,先後有帕竹、仁蚌和藏巴等君臨西藏,但除了首都 周邊地區而外,其法律或政令並不能有效地達到整個西藏,加上內部相互侵伐,使西藏政治處於極為衰弱的狀態。

西元1642年五世達賴喇嘛建立甘丹頗章政府以來,西藏就形成了由曆輩達賴喇嘛擔任政教領袖的制度,西藏實現了政治穩固、佛教興盛、人民生活自由幸福。

其 後西藏形成曆輩達賴喇嘛在成年後親政的制度,而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西藏整體的政治運作,尤其是國際外交方面未能正常運作,加上十三世達賴喇嘛親政後不久,就因各種逆緣而不得不奔波於蒙古、中國和印度等國。當十三世達賴喇嘛終於踏上自己的國土後,在宣示重申西藏主權地位的同時,基於期間親眼目睹之國 際發展情勢,為了政治安定、人民的和樂幸福而創辦了現代學校、推行制度改革等,雖然殫心竭力且成就非凡,但從水猴年遺囑中不難看出,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宏願 並未能如願實現。

同時,噶登頗章政府的攝政或官員們雖然也頗有失誤或未謹守職責的現象,但總而言之,西藏的政治主權在過去近四百年的歷史中還是得到了較好的穩固與管理。

我被認證為達賴喇嘛及登基以後,很早就有西藏的未來政治制度必須要轉變為現代化的意願。當我年僅十六歲、遑論國際通例、即使對西藏的傳統制度也不甚瞭解之 時,卻不得不提前親政。當時雖然情勢嚴峻,各種逆緣彙集,但我不願沿襲成規舊俗,希望基於夙願,根據情勢做出適當的改革,並為此成立改革部門等想方設法地進行了努力,但因內外各種逆緣而未能如願以償地進行改革。

西曆1959年4月,我剛流亡印度,便將推行民主制度視?首要問題之一,在設立現代內閣制之各專責部門的同時,著手向成立民選議會的方向邁進。

不論哪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所有國民同心協力地擔負起責任,或政治事務不是根據人民的意願處理,而是將職責托負給類似世襲的領導人,人民完全沒有責任,則這個 國家和民族不可能穩定續存,社會不可能有合理發展。這不僅是有目共睹的,而且,由一人統治的體制也已經過時,而在所有政治制度中,最好的制度無疑是寬容的民主制度。

因此,竭力推動的民主制度,絕不是簡單的仿效或點綴,而是基於對六百萬西藏人民眼前和長遠利益的考量,以及對民主制度的信心。 也因此,從1960年成立西藏人民議會,頒佈未來西藏憲法草案,到1990年成立專門的憲法起草小組,增加議員席次,並由第十一屆議會通過在流亡期間實施 的《流亡藏人憲章》,從而實現名副其實的法治;西藏人民議會也成?擁有完整法律依據的立法機構等,就流亡狀態而言,尚可稱是不小的成就。

西曆2001年,在西藏人民的政治領袖應該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的想法獲得實施以來,我就不再參預日常的行政事務,處於半退休的狀態,也因此有更多的機會和時間來從事為全人類服務的事業。

在《流亡藏人憲章》草案中規定:西藏的政治性質是不分宗教派別的公民社會國家。這一條款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通過選舉產生政治領導人,而不是依據傳統名號衍生。

總之,民主制度的性質或最終的核心是,任何政治或行政事務都不依賴於任何個人,而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領導人承擔起所有的職責和權力。今天,為了讓民主進程徹底圓滿,達賴喇嘛不再擔任領導人的職責、而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領導人承擔起所有政治權責的時代已經來臨了。

這一想法,並非近來新產生的,而是從開始推動民主的那一天起就已具有,但基於內外情勢,尤其是人民或選舉產生的民意代表之見識、經驗和民主素養等的形成需要時間和耐心的等待。

顯 然,對於近四百年來已經習慣由曆輩達賴喇嘛直接或間接地掌握政權的西藏人民、尤其是境內的藏人而言,可能由於受傳統的影響而難於想像、或一時難於接受沒有 達賴喇嘛的西藏政治體。而正是由於認識到這點,因此在過去的五十年裏,一直都是以各種方式致力於提升境內外人民的政治覺悟和責任心。例如,我在1969年 的三·一十講話中提到:“當藏人有機會可以自主管理西藏的那一天,不僅要由人民決定西藏政府採用何種政體;而且,由達賴喇嘛統理政府的體制也不一定會繼續 存在,西藏的未來必須由人民根據自己的意願做出決定,尤其是接受過現代教育的年輕菁英一代,他們的觀念必將產生影響力”。在1988年的三·一十講話中提 到:“正如我已多次說明的那樣,達賴喇嘛的體制是否繼續存在,必須要由西藏人民來決定”。

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在政府、議會或總結大會上,我一再地提到:以後你們工作時,就要當達賴喇嘛不存在,要完全擔負起政府和人民的職責。

我還對第十三屆議會的議長和當時的大法官提出:類似由我在議會通過的法律文件上簽署等,作為政治或行政領導人的身分所衍生的這些形式應予改變,今後不必再實行。但當時他們提出許多暫且需要保留的理由並堅持己見,因此拖延至今。

前年8月31日召開第一次西藏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我也曾就此做了詳細說明。

現在,這一重大問題不能再繼續拖延不決,在這次的議會會期內,對《流亡藏人憲章》等需要修正的相關法律要做出修改,從而使我因具有達賴喇嘛的名號而產生的一切政治或行政的工作或儀式必須全數取消。

在此需要鄭重申明的是,一段時期,雖有許多流亡藏人社區等境內外的人民團體或個人,非常真誠的希望我繼續擔負政治責任。但我所以提出退休的想法,絕非不願承擔責任、沮喪或不願繼續從事西藏的正義事業等,而是完全基於對西藏人民眼前或長遠利益的考量。

在 西藏的正義獲得彰顯之前,讓流亡藏人組織持續存在、讓西藏人民的正義事業繼續進行下去是極為重要的。眾所周知,如果這種狀態還要持續幾十年的話,早晚有一 天我必然將無法繼續擔任領導人。因此,在目前我還健康時,就必須要讓流亡藏人組織形成不依賴達賴喇嘛,所有職責都完全自主地行使的習慣。這樣的體制如果從 現在開始就得到實施,則一旦遇到困難,我還可以提供協助解決。否則一直拖延下去,等到有一天我突然不能行使領導職責的時候,很可能會陷入束手無策而難於應 付的窘境。因此,從現在開始就要設法避免這種狀況的發生,這已經是整個西藏民族的重大任務。

我是一個西藏人,由於西藏民族與曆輩達賴喇嘛之間的業願關係,只要有廣大人民的信任和託付,我將永不會捨棄政教公眾事務,一定會繼續投入西藏的正義事業,並在宗教方面繼續依循傳統,對此大家不必擔心。

《流 亡藏人憲章》第31條雖然有“執政委員會”的條款內容,但這僅僅是傳統的延續或過渡性的安排,並不具有否定達賴喇嘛做為國家領導人的要件。因此,此次修改 《流亡藏人憲章》時,應對整體框架做出修正,使政治和行政兩者的領導職權都由人民選舉產生的領導人在法定的期限內完整地行使之,從而使《憲章》完全符合公 民國家的架構。

為了對子法等相關條款進行修正,需要成立專門小組或其他任何的程式工作,都一定要在這次的會期內做出決定並予以實施。如此,則包括“西藏未來憲法草案”、“西藏未來政體及憲法要旨”等由我頒佈的一些政治性文件將會自然地失效。還有,“噶登頗章”這一政權的稱呼也要在適當的時候予以改變。最後,祝願議會的所有工作順利!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
於西曆2011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