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26日 星期二

一位护林员自焚牺牲;自焚藏人人数增至117人!


在自上而下、杀气腾腾地开展“反自焚运动”、“严厉打击自焚违法犯罪行为”的全藏地,继3月24日安多壤塘(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四个孩子的母亲格吉自焚牺牲,3月25日在安多拉卜让(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43岁的护林员拉毛杰自焚牺牲,使得藏人自焚人数升至117人,其中在境内藏地自焚的藏人人数为113人。

而2013年三个月内,有16位藏人自焚:1月3人,2月9人,3月4人。

中国政府对自焚藏人定性“自焚违法犯罪行为”,并实行连坐的“严厉打击”方式,一人自焚全家全村全乡全寺被株连,抓捕拘留审讯判刑不一而足,不但没有扑灭 火焰,反倒使火焰还在燃烧。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当局在全藏地颁布“反自焚专项斗争实施方案”,其中包括“加强社会面管控”,严密封锁自焚消息外泄,严厉打 击外传自焚消息者,以及对自焚者亲友或所在地软硬兼施,令其闭口或编造虚假信息等等。在这种高压下,已经出现多起自焚事件在发生后数日、甚至数十日才艰难 传出的情况,还出现了自焚者家人因遭威胁而不敢承认自焚实情的情况,还出现了西藏自治区高官矢口否认本藏区已有数起自焚发生的情况,还出现了流亡西藏政府 与民间方面在统计自焚藏人人数上不一致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极有可能的情况是,全藏地自焚事件可能不止于113起,可能有被当局动用一切力量竭力掩盖的 自焚事件已经发生,外界却不得知。

令人发指的是,当局就百多位藏人自焚所做出的解释,除了是因精神病、偷盗、抢劫、不正当男女关系、家庭不和或被他人煽动唆使等等而自焚,最新编的故事更是 惊悚,声称3月13日自焚牺牲的若尔盖县妇女贡觉旺姆,是因“夫妻感情等问题发生激烈争吵”,结果被丈夫卓玛甲掐死后焚尸,而其夫“已被抓获归案”!可以 预见,因拒绝接受当局编造自焚是因夫妻不和而遭捕的卓玛甲,将有可能被重判,此类事例已太多。


拉毛杰(Lhamo Kyab)

安多黑措(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勒秀乡人,夏河县吉仓乡护林员,43岁。

2013年3月25日早晨,拉毛杰在吉仓乡自焚,当场牺牲。当地人透露他是坐在堆起的木柴中间,倒上汽油后点火自焚,被发现时遗体几乎烧成灰,仅剩下头骨等骨骸。随即军警抵达现场,将骨骸抢走,并封锁现场和通讯。

拉毛杰为单身,家人情况目前不详。他的家乡勒秀乡与他工作的吉仓乡相邻。

他的自焚,使得藏人自焚人数升至117人,其中境内藏地的自焚人数为113人。

拉毛杰还是勒秀乡第3位自焚藏人。之前有:去年11月10日自焚牺牲的贡保才让、今年2月13日自焚牺牲的珠巴卡。

拉毛杰是合作市第5位自焚藏人。而在邻近的夏河县,已有14位藏人自焚。

日本画家井早智代(Tomoyo Ihaya):献给拉毛杰,43岁……我们能看到的唯一照片是在一片空地上留下的篝火余烬,和背后的群山。
在这里,
在干枯的柴枝
和冰冷的土地上
有鲜花
正在绽放
愿你生长、生长
如同所有那些
历劫不死的
花朵
以下,是117位自焚藏人简况——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3年3月25日,在境内藏地有113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4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17位藏人自焚,包括17位女性,已知其中98人牺牲(境内96人,境外2人)。

目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大概有38位自焚藏人(境内36人,境外2人)专门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而每位自焚藏人,在 自焚之时发出的心声是最响亮的遗言,包括“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等等。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

2月27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8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2起。
10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11月3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在印度新德里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12月1起——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起。

2012年1-12月,86起自焚(境内藏地85起,境外1起):

1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起。
2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3月1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
4月4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2起(注:这两起自焚迄今未被藏人行政中央承认,原因不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起。
5月3起——拉萨大昭寺前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6月4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2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1起。
7月2起——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1起。
8月7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6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1起。
9月2起——北京住建部门口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起。
10月10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5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2起。
11月28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9起、泽库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若尔盖县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夏河县3起、碌曲县3起。
12月5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碌曲县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

2013年1-3月,16起自焚(境内藏地15起,境外1起):

1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1起。
2月9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3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4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3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和安多,在以下记录之内;另一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安多93人,康19人,嘉戎3人,羌塘1人,卫藏1人。而安多藏区中,安多阿坝(今阿坝县)自焚藏人最多,为33人;其次是安多拉卜让(今夏河县)14人和安多热贡(今同仁县)11人。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
四川省藏区57人:阿坝州阿坝县33人、壤塘县5人、马尔康县3人、若尔盖县6人、红原县1人;甘孜州甘孜县2人、道孚县3人、康定县2人、色达县2人;
青海省藏区25人:果洛州甘德县1人、班玛县1人;玉树州称多县2人、玉树县2人;海西州天峻县1人;黄南州同仁县11人、尖扎县1人、泽库县4人;海东地区循化县1人、海东地区化隆县1人;
甘肃省藏区26人:甘南州玛曲县1人、夏河县14人、合作市6人、碌曲县5人;
西藏自治区8人:昌都地区昌都县2人;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人;拉萨市当雄县1人;那曲地区比如县4人。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100人,女性17人。

最年长的为64岁,最年轻的是16岁。

僧尼:3位朱古(Rinpoche,活佛),29位普通僧人,5位尼师。这当中大多为格鲁派僧人,1位原为噶举派僧人,3位是宁玛派僧尼,1位是萨迦派僧人;需要说明的是,在安多壤塘自焚的4位藏人,属觉囊派所在地区。

农牧民:60位。有些人曾有出家为僧的经历,但多人属被当局工作组驱除出寺,也有人属还俗离寺。其中数人是儿女的父亲或母亲。有一位是著名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学生;4位男学生;4位在拉萨、康区或青海某地的打工者;3位生意人;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退休干部;1位护林员。其中数人是儿女的父亲或母亲。

还有两位是流亡藏人,是社会活动人士。

4、自焚者状况:

117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98人牺牲(境内96人,境外2人),其中72人当场牺牲,23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2人在印度新德里医院和尼泊尔加德满都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绝食牺牲。

另有15人被军警带走,其中7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于2012年5月、12月和2013年2月播的官方宣传片中有在医院治疗的镜头,但并未回到家中,更多情况不明,他们是:

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
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尕尔让)和洛桑贡确(贡确旦巴);
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
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
2012年12月2日自焚的夏河牧民松底嘉。

还有7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
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在拉萨打工的阿坝人达吉;
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
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农民永仲;
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小生意人丹增;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的色达学生旺嘉;
2013年2月25日自焚的阿坝德普寺僧人桑达。

还有1人,即2012年2月8日自焚的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据说他已回到称多县拉布乡的家中养伤,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

还有1人,即2013年2月24日自焚的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县农民彭毛顿珠,被家人送往西宁市医院救治中被当局控制,目前情况不明。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但在境外即加德满都自焚的竹泽朱古,于2013年2月13日自焚,当晚牺牲于当地医院之后,至3月27日,他的遗体仍未被尼泊尔政府交给流亡藏人社会依照传统西藏葬俗火化。

两位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和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在自焚后,先是被藏人僧俗送到医院,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出于担心自焚 者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加央华旦本来在恢复中,但他决意赴死,绝食一周多,于自焚六 个多月后牺牲。

5、自焚者名单:

(1)113位境内自焚藏人:

2009年(1人)——扎白。

2011年(12人)——彭措,次旺诺布,洛桑格桑,洛桑贡确,格桑旺久,卡央,曲培,诺布占堆;丹增旺姆,达瓦次仁;班丹曲措,丁增朋措。

2012年(85人)——达尼,次成,索巴仁波切,洛桑嘉央,索南热央,仁增多杰,丹真曲宗,洛桑嘉措,丹曲桑波,朗卓,才让吉,仁钦,多杰,格贝,加央 华旦,洛桑次成,索南达杰,洛桑西绕,其美班旦,丹巴达杰,朱古图登念扎,阿泽,曲帕嘉,索南,托杰才旦,达吉,日玖,旦正塔,丹增克珠,阿旺诺培,德吉 曲宗,次旺多杰,洛桑洛增,洛桑次成,卓尕措,角巴,隆多,扎西,洛桑格桑,旦木曲,巴桑拉毛,永仲,古珠,桑吉坚措,丹增多杰,拉莫嘉,顿珠,多杰仁 钦,才博,丹增,拉毛才旦,图旺嘉,多吉楞珠,丹珍措,多吉,桑珠,多吉嘉,才加,格桑金巴,贡保才让,宁尕扎西,宁吉本,卡本加,当增卓玛,久毛吉,桑 德才让,旺青诺布,才让东周,鲁布嘉,丹知杰,达政,桑杰卓玛,旺嘉,关曲才让,贡保才让,格桑杰,桑杰扎西,万代科,才让南加,贡确杰,松底嘉,洛桑格 登,白玛多杰,贡确佩杰,班钦吉。

2013年(15人)——才让扎西,珠确,贡去乎杰布,洛桑朗杰,珠岗卡,南拉才,仁青,索南达杰,彭毛顿珠,桑达,才松杰,贡觉旺姆,洛桑妥美,格吉,拉毛杰。

(2)4位流亡自焚藏人:

2011年(2人)——西绕次多,博楚。

2012年(1人)——江白益西。

2013年(1人)——竹钦泽仁。

(另,还有1998年自焚牺牲的图丹欧珠,2006年自焚受伤的拉巴次仁。)

补充:

5位试图自焚的藏人是境内藏地的成列、多吉热丹、卓玛杰、久谢杰(其中多吉热丹、久谢杰身亡),以及印度流亡藏人达瓦顿珠。

——唯色记录(日本画家井早智代绘画说明由更桑东智译为中文)。

延伸阅读:

图片回答“为什么在阿坝有这么多的自焚事件?”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3/blog-post_4.html

2013年3月24日 星期日

为什么阿坝地区频频发生自焚事件?——访谈格尔登仁波切

 作者: 桑杰嘉 朱瑞
民主中国首发
时间: 3/24/2013

 所谓犯法,要从两方面看。首先,要看这个法律是不是正常的,只有在正常的法律下,才可以谈犯法。其次,确认一个法律是否正常的标准是看它是否符合国际法,是否符合国际法公认的合乎人权的法律。以这个标准来看,自焚当然不是犯法行为,就是从整个人类的价值观来说,自焚也不是犯法行为,因为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力,表达意愿的权力,甚至抗议的权力。而中共政权制定的法律,是他们自己定的,他们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而且随时都可以改动,也可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法律。

采访:朱瑞
翻译:桑杰嘉

格尔登仁波切简介

第一世格尔登仁波切,曾在宗喀巴大师跟前闻、思、修,为宗喀巴大师四大心传弟子之一。后遵循大师旨意,返回故乡安多嘉绒地区,在阿坝茸贡部落格尔登沟,创建了格尔登茸贡寺,即今天的格尔登寺,又以此为母寺,创建了众多的子寺院,被称为多麦四大贤哲之一。

现今格尔登仁波切,已为第十一世,1942年生于安多嘉绒地区,1959年流亡印度,毕业于瓦拉纳西西藏高级佛学院,1986年获拉让巴格西学位。创建格尔登寺驻印度高级佛学院、大吉岭苏克格尔登甘丹扎西曲林等,在西藏境内,恢复和创建了达仓拉摩寺曼巴扎仓(福利医学洲)、阿坝格尔登寺曼巴札仓(利益众生医学洲)等,建立了研习佛法的系统性教规制度,戒律清净。历辈格尔登仁波切,都为嘉绒地区(阿坝)僧俗百姓最为崇敬之上师。

朱瑞:我们都知道,2008年阿坝地区就发生了对中国当局的抗议,当时二十多民众被军警枪杀,如今,又频频发生自焚事件,究竟是什么原因?

格尔登仁波切:阿坝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背景,1949年以前就与中共发生了冲突,那是在红军长征的时期。现在,已经是第三代阿坝人受压迫了。

中共把西藏划分为几个地区,除了西藏自治区以外,对阿坝的监控也是非常严的。比如,2008年阿坝发生抗议后,进行了非常残酷的镇压,特别对格尔登寺,僧人们所有的行动都在监控之内,对藏人的判决,也是非常严重的,他们的处境十分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平措自焚。接下来就是镇压之上的再镇压。中国政府一直没有诚心缓和这种局势,没有把藏人当成人,否则,后面的自焚抗议都不会发生。

朱瑞:不久前,中国方面下发了《关于依法办理藏区自焚案件的意见》,不仅把自焚定性为犯罪行为,还公开对“检举”“揭发”者,制定了金钱奖励标准,展开了“反自焚专项斗争”,连自焚者的亲属也受到株连,那么,您认为这些自焚藏人,真的犯法了吗?

格尔登仁波切:所谓犯法,要从两方面看。首先,要看这个法律是不是正常的,只有在正常的法律下,才可以谈犯法。其次,确认一个法律是否正常的标准是看它是否符合国际法,是否符合国际法公认的合乎人权的法律。以这个标准来看,自焚当然不是犯法行为,就是从整个人类的价值观来说,自焚也不是犯法行为,因为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力,意愿的权力,甚至抗议的权力。而中共政权制定的法律,是他们自己定的,他们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而且随时都可以改动,也可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法律。

中国是有这个传统的,儿子犯法会牵连父母和其他亲人,一直延续到今天。从国际法的角度衡量,这是不公正的,完全不正当的,就是杀鸡给猴看。另外,在法律程序上,对待藏人和汉人也是不同的,对藏人,他们连自己制定的法律程序也不遵守。很多被判重刑的藏人,都没有经过正常的法律程序。

朱瑞:传说红军长征经过阿坝时,受到了当地民众热烈的欢迎,事实果真如此吗?

格尔登仁波切:我不知道中国历史是怎么写的,但是阿坝人对这段历史,至今记忆犹新。当时,一听说红军来了,所有的人都跑了,藏起来了,农民连地也不种了,躲到了山里。那些红军到了农民、牧民家里,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红军第一次经过阿坝时,正是种地时节,大家都跑了,也就不可能种地了,等红军走后,大家回来时,就出现了饥荒,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饥荒,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欢迎,不过,还是有人跟他们合作了,这是个别情况。

后来,阿坝人直接和他们发生了冲突,直接打。举个例子,红军经过达雅时,那里有一座很高的山,藏人都到那座山上,直接往下扔石头,仅仅阿甲贡布,就打死了四十多名红军,不过,红军也杀了不少阿坝人。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冲突?因为红军到了阿坝后,在寺院里什么坏事都干,把经书铺在地上,躺在那上面睡觉,还把唐卡当成了被子。

朱瑞:那么,未来的西藏形势,会如何发展?

格尔登仁波切:中国政府的对藏政策,让我们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号,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是不是故意促使西藏局势恶化?促使藏人反抗?促使暴力出现?这样逼的结果,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不仅对藏人,就是对中国人也是不利的。从长远来看,必然两败俱伤。作为藏人,我们和中国人民没有冲突,只是对中国政府的对藏政策不理解。当然,我们不否定中国政府往西藏投了钱,比如修了公路、铁路,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

另外,在中国境内的汉人得到的权益,而在西藏境内的藏人是得不到的。比如,在西藏境内是不能建学校的,像格尔登寺的五明佛学院等就都被关闭了,并且规定十八岁以前不准入寺。而在中国,不仅可以建学校,甚至可以在寺院内开设武术学校,武术在藏语中,就是暴力的代名词。 另外,还强行把西藏牧民搬迁到贫瘠的地方,而肥沃的土地,都被中国当局和中国人占据了,这些现象,不能不说是民族歧视。希望你们,能够推动中国当局改变这些不合理的政策,从我的经验看,如果中国人民推动的话,是可以改变政府的。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3556

帝国暮色



Imperial Twilight
A Tibetan Perspective on China after Deng Xiaoping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翻译:更桑东智(@johnlee1021
来源:《影子图伯特》(Shadow Tibet
转自:更桑东智的译文博客“说,还是不说?

为便于发帖,原文中以脚注出现的注释现改为尾注,序号以阿拉伯数字标注;译者所加的注释以罗马数字标注。——译者

大约公元七世纪时,在唐朝都城长安,有一个吐蕃使团向中国朝廷索要一些中国典籍。一位忧心忡忡的中国大臣恳求皇上:

 “今西戎,国之仇寇,岂可贻经典之事?且臣闻吐蕃之性,剽悍果决,敏情持锐,善学不迴。若达于书,必能知战;深于《诗》,则知武夫有师干之试……”[I]

这些书籍是否真的提高了吐蕃人的军事技能,《旧唐书》(Tang annals)没有给出答案,但是相比于后来的漠不关心,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当时的吐蕃人对中国事物的好奇心。按照我们自己史书的记载,吐蕃国王不仅派遣学生去印度,也派遣学生去中国。很多派往中国的学生和那些在印度学习的学生同样出类拔萃。公元672年,有一位以中文名字“仲琮”( Zhong-Zong[II]行世的吐蕃大臣,他在中国语言和文学方面的渊博知识让中国的皇帝都感到震惊。

但是在帝国时代结束之后,图伯特人一直令人费解地对中国一无所知并且毫不关心对中国的研究。和我们敏锐的先辈们不同,我们没有费心思去研究中国典籍《孙子兵法》——这本书可能就包括在那位大臣带回吐蕃的典籍当中——里的一个重要原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今,尽管有个别图伯特人精通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但是在国家和官方层面上,对研究中国令人担忧的漠然则相当普遍。

从过去若干年图伯特政府制定的所有各种中国政策的接连失败,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漠然带来的后果。虽然已经成立了几个针对中国的研究部门,但是这些研究依然是散漫无章,而且政府对这些项目并没有给予真正的关注和资金支持。

当然,这种冷漠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中国政权持久性的误判而产生的自暴自弃心理。在19601970年代,我们和西方世界有一个共同思想弱点,即假定无法在最近的将来预见的事情便是不存在的。而在苏联、东欧,甚至在中国发生的种种事件已经说明了我们是何等的错误。

历史的变迁

中国人自己传统上从来不以静态的和直线的观点看待他们的历史进程。相反,在最受欢迎的中文小说《三国演义》的一开头,便以一个现在几乎已经成了谚语的句子概括了小说的主题,同时也恰当地体现了中国历史中一个恒久不变的真相:

 “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么,中国现今正在发生什么?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对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启示?邓小平和其他的中共老人一旦寿终正寝,中国是否会像很多在西方的中国年轻异见人士 相信的那样出现民主?或者,中国是否真的像过去的王朝和帝国一样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陷入动荡和内战,同时还伴随着常人无法想象的饥荒、屠杀和流离失所?

传统的中国史学认为,绝大多数王朝崩溃是源于“内乱”和“外患”的双重打击。尽管后者的出现似乎无法预计,而前者的出现则往往有自然灾害、奇异天象或是出现类似千禧年信仰以及出现“救世主”( messiahs)等等先兆。

在四川省的一些偏远的乡村,有一个教派迅猛发展,它宣称将有一位救世主成为新的皇上。这使得有关当局非常担心,在沱江沿岸众多村镇的行政中心内江,当地警方拘捕了被查禁教派的若干“首领”和成员。警方弹压的主要目标是一个自称为“一贯道”的团体,这个教派团体在1949年以前也一直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头疼不已。尽管政府宣称已经粉碎了这个组织,但其实这个教派在农村依然根深蒂固。而这个教派的出现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迹象,预示着即将出现新一轮全国范围的各种宗教信仰、古代教派和稀奇古怪民间艺术的狂热复兴。

中国历史上,类似的准宗教运动往往出现在王朝的危机时期,有时甚至会导致王朝的崩溃:西汉末年的赤眉军、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反抗元朝的白莲教和红巾军、明 代末期的白莲教东山再起、清代晚期的太平军和义和团等等。即便除开这些历史上著名的起义不算,各种奇异的教派所激发的农民暴动在中国历史上也比比皆是,共 产党有充分的理由认真对待这种现象。

各种神秘教派和秘密社团在1951年遭到无情取缔,取而代之的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毛泽东思想。但是当今,由于中共那有目共睹的道德和意识形态的破灭,不难预见为什么尽管官方不遗余力地同“反革命封建迷信”做斗争,在中国民众当中依然可能出现各种教派和宗教的狂热,而且可能带来难以预计的后果。1

现代化的极限

着中国领导人试图实现现代化和中国部分地向西方开放,越来越多的人对共产党的幻想已经日渐破灭。同西方和日本进行的对比给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提供了一个参 照点,也更加深了人们心中的怨气。这种对比还让中国民众清楚地看到了共产党除了巨大失败之外一事无成,而遭受苦难、暴力和道德沦丧则都是民众需要为党的惨 败所要付出的代价。

现现代化的计划还迫使中共面对一个复杂而几乎无法调和的两难局面:中共最近决定要禁止西方的思想意识和政治创新自由进入中国,同时又要创建一个本质上依赖 于所有各种思想观念自由流动的经济结构。中共为了应对这个两难悖论而编造了一套意识形态解决方案,从而可以在接受西方技术知识的同时拒绝西方的政治和文化 影响。尽管从表面上看,这套方案似乎是可行的,但是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西方的科学发展源自西方的哲学,而这两者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内在联系。

西 方现代科学思想的巨大进步发生在一种政治和文化自由的氛围中。因而,在中国这样一个连真理都有“阶级性”(或者是执政者的意识形态所要求的任何特性)的社 会里,毫不奇怪西方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即“真理的客观性”,会成为一种对当政者具有危险性的病毒。像方励之这样杰出的科学家在中国成为要求人权的领军人物 并非完全出于偶然。每一项技术进步,尤其通讯领域的进步,都可能让这样的两难局面更加尖锐。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发生之后,中国人用传真机传播来自香港的异 见人士的宣传,或许暗示了一些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

(网络图片)
国在十九世纪晚期也面临类似的困境,当时的西方殖民主义列强依仗他们的军事和技术优势迫使相对落后的中国作出妥协让步。像张之洞这样的儒家学者和康有为这 样的乌托邦主义的维新派,都倾心于当时广为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说,试图以此扭转困局。这一通常简称为“体用” 学说,在那个前途未卜同时还时常面临痛苦转变的时代,在文化上有抚慰人心的作用。这个学说确信存在着一个建立在中国道德和哲学价值观基础上基本结构,此一 结构赋予中国文明以连续性和存在意义,在此结构的基础上可以嫁接西方技术和科学发展成果。但是,这个学说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实际作用,现在也难见其成,尤其 是由于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础,也就是所谓的“体”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共产党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整个国家的能量都花费在一系列野蛮 的“破四旧”运动上——“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取而代之的是最为冷酷无情和毁灭灵魂的中国版的斯大林主义,其“成果”连斯大林自己都望尘莫 及。这难道就是当今的中国领导人所寻求的用以抵挡“西方腐朽思想”的“国粹”?

社会与经济崩溃

当今的中国领导人试图迫使这个国家回到“更加纯净”的意识形态道路上的种种努力,注定会遭到失败。过去,中共对民众的掌控主要是由于民众自身所拥有的一种简单的理想主义,以及他们宁愿相信党告诉他们的任何事情,无论是多么虚妄不实。但是这层精神上的“竹幕”早已被挑开。中国的民众已经看穿了中共的谎言,不会再像过去一样地被愚弄,因为他们已经明白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对美好未来的期盼被中共所利用而变成了奴役他们的工具。

犬儒主义成了当下的社会规则,而党对社会的控制正在慢慢衰落。当然,关于这一点最为引人注目和有说服力的例证,便是19895 学生和工人们在天安门广场对中共权威的蔑视和挑战,以及后来在六月份发生的大屠杀。但是,即便是在没有如此戏剧性的层面上,中国各地数量庞大的流动工人的 出现也显示了“单位”体系的崩溃,因为这一现象明显违背了中共有关非法迁徙的禁令。“单位”体系是传统的“保甲制度”的共产主义升级版,这套体系植入了城 镇、街道、办公室、工厂和大学等等各级团体。这是一个包罗万象而近乎完美的系统,监控和规范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单位”不仅限制个人的人身活动不得超 越所允许的区域,以及工作分配、住房、教育和旅行的机会,甚至还包括结婚和生育的权力。这一套由4800万党员组成的体系,是世界上最为无孔不入的社会控制网络。

活动人士柴玲在逃出中国之前,曾经在中国各个不同地点躲藏了将近一年。类似的这些活动人士的成功出逃,也是这个近乎完美的相互监督和控制体系崩溃的另一个迹象,尽管其崩溃的程度我们尚不能确定。

甚至在农村,也开始出现藐视官方权威的明显征兆,近来发生的税收员遭到人身袭击的事件正说明了这一点。一年以前,有5名税收员被杀,有超过3000千人在履行职务时受伤。这些袭击相当暴力,受伤者中有353 因伤终身致残。有关当局也只好承认这些事件,从而暴露了整个农村地区日益增长的冲突和紧张局势。《人民公安报》最近报道了在福建省的两个村子之间因一条狗 被盗而发生的一起暴力械斗。这似乎只是更大范围的未经报道的中共官僚体系崩溃和社会动荡的冰山一角,而在中国农村到处都出现了这样的征兆。所有这些冲突的 起因往往是非政治的,甚至是鸡毛蒜皮的(例如,在四川省发生的一起骚乱的起因是为了一些西瓜),这似乎不仅显示了中共权威的衰败,同时还显示了个人社会秩 序感的丧失。

中国的经济形势同样相当严峻,甚至连财政部长王炳乾在去年都承认了这一点,并且由于从1988 末开始实施的意在控制通货膨胀的紧缩政策的影响更加雪上加霜。而沿海地区相对的经济成功导致了这些地区同中央,以及内陆贫困省份之间产生了令人担忧的裂 隙。去年秋天,“五年计划”的起草甚至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和过去无法想象的拖延,原因是某些省份的领导人拒绝接受一个提议,其内容是由比较富裕的地区去补贴 中央企业部门形成的巨额亏损,从而避免中央自身面临破产。这样的分歧只会日益扩大,原因在于中国领导人试图掌控权力,并且不可避免地要掌控经济。每一个能 感觉到的挑战其权威的苗头都会让这样的企图更加强化,无论这样的苗头是如何地无足轻重。

它岌岌可危的“苏联老大哥”相比,中国的经济在此刻看来或许还算光彩夺目,但是其优势从根本上讲都是短期的,正如在八十年代末期发生的种种事件所有力说明 的那样。从长期来看,经济的发展只能同因根本的和充分的政治与社会改革而形成的稳定与信心相伴而行,这或许正是苏联做对决策的地方,尽管目前他们正为此付 出非常高昂的代价。

领导权力继承的危机

很多中国异见人士的预计相反,中国的问题或许会因为邓小平的离世而更加糟糕,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有一个独具特色的缺陷——无法形成领导权的有序继承。这种 缺陷的根源在于中共实际行使权力时的“线状”安排,即高层领导团体被划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第一线”领导人是指定的权力继承者,负责党的日常工 作,包括一些政策的制定;而“第二线”领导人则是永远不会真正退休的最高领导人,但是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只参与有关战略和政策的重大议题。这种理念的形成 部分地是源自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早期对权力继承问题的考虑,部分地则是“大跃进”运动失败的结果。

显然,这样的安排势必会在这两线领导人之间造成摩擦。作为第一线领导人,他们要承担绝大部分的工作,但却得不到同他们的责任相应的充分的权力;而处于半退 休状态的第二线领导人,享受着真正的权威并时常干涉第一线领导人的决策。这种体系还会让新领导人承受巨大的,有时甚至是难以忍受的压力,他们为了生存必须 要建立独立的权力基础,但是这样做的人又势必要冒得罪和疏远第二线领导人的风险,而这些第二线领导人过去又曾经是自己的靠山。

正是在中共历史上为什么所有事先安排的领导权继承都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的原因。毛泽东的头两个正式制定的接班人,刘少奇和后来的林彪,不仅没有成功地继 承权力,而且被赶下台遭受羞辱、监禁,甚至死亡。邓小平的两位门徒,胡耀邦和后来的赵紫阳也经历了类似的厄运,虽然赵紫阳要比他的前任幸运一些,至少人还 活着。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邓小平在最后时刻选择了相对默默无闻的江泽民,正如毛泽东在临终时最后选择了另一个无名之辈华国锋。

复仇的政治

存在于中国未来政治格局中的危机不仅局限于领导权的继承问题。这一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一系列自毛泽东死后便已经出现的体制性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在中国有时会因为中国的政治权力具有很强的个人色彩而被掩盖。

而我深信,中国的政治行为若想取得任何进步,必须面对的决定性的难题在于中国人的文化和心理特性。早在毛泽东掌权之前很久,中国人的民族和个人精神世界已 经开始腐朽溃烂。不幸的是,就我目前所知,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乐意承认这一点。然而,中国政治文化的这种潜移默化、无孔不入和中心枢纽的作用,影响着每个 人的思想和行为。

长安街边有一幢灰沉沉四处漏风的混凝土建筑,是北京一处主要的剧院[III] 今年一月,在这里连续三个晚上再次响起了《红灯记》尖厉的革命唱腔,这部戏是由江青在充当中国文化最高代表的巅峰时期所推出的几部“样板戏”之一。演出的 结果超过了下令上演这部戏的官员们的预想。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得到的似乎不是革命热情和服从命令的教育,相反,他们从中听到了更具颠覆性的讯息,一种呼唤 复仇的讯息。当戏中的主人翁唱到“你杀不光中国人民,血债要用血来偿”的时候,观众一片欢呼。

国政治文化中一个根深蒂固的顽疾便是痴迷于复仇。这一顽症使得中国的领导人和民众无法抓住任何可以重建社会和匡正不公的机会,他们总是自认为占据了道德制 高点,从而将针对过去做过错事的人或是压迫者的——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暴力复仇行为合法化。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永无止境的“革命—镇压—再革命”的 恶性循环。在这样的循环中,妥协和常识成为了第一受害人。

有很多国际上著名的汉学家曾经对中国政治文化中的这一特性做过评论,其中包括像梅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IV]白杰明(Geremie Barmé[V]和卢西恩•W•派伊(Lucian W. Pye)等人。2 派伊感觉当今的中国每个人都“有一笔帐要算”( scores to settle)。在领导层,强硬派人士想要报复那些在前些年羞辱过他们的改革派,说这些改革派不懂如何管理中国的经济;反过来,那些改革派人士也寻机报复将他们推到一边的强硬派,说这些人会将中国引向混乱。当然,异见人士们也要报仇雪恨,而那些曾经蒙羞受辱的官员们也有帐要算。

白杰明指出,当今中国公共生活中复仇情绪的泛滥将肯定会破坏中国的社会结构。他注意到,北京市公安局的报告称,截至到19897月底,他们的举报热线共收到大约16000次来电举报“反革命分子”,其中有4000 举报涉及到举报人的邻居、丈夫或妻子,他们试图利用警方来相互“算账”。在过去允许个体经营发展的十年里,那些输钱亏本的人想要报复那些发家致富的人。实 际上,在办公室、工厂、学校和大学,那些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中飞黄腾达的人成为了“新道德”的卫道士,因为他们“是一帮除了背叛一无所长的庸才。”

恐怖的循环

一种错误的观点,把所有这些可能肢解帝国的力量看成是一种新现象,或是一种对天安门大屠杀的反应,甚或是因“文化大革命”而产生的突变。这些力量的根源可 以追溯到共产党刚一掌权时的种种政策,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那些仅仅知道(或者假装仅仅知道)天安门大屠杀和“文革”的人应该了解,这两个事件只不 过是中国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恐怖和大屠杀罪行中的两起而已。

大规模的屠杀从1949年就已经开始,首先是“土改”,然后是1950 “镇压反革命”运动,还有从1949年到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1955年的“肃反”大清洗,1957年在“百花齐放”运动之后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973年到1975年的“批林批孔”运动,1976年到1978年的揭批“四人帮”运动,等等等等,所有这些运动都导致了数万甚至数十万民众被杀害,真正的死亡人数可能永远都无法得知。

由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在19717月发布的《沃尔克报告》(Walker Report)估计,自1949年以来的死亡总人数在3225万到6170万人之间。这个被害人的天文数字使得臭名昭著的纳粹大屠杀(Nazi Holocaust)和柬埔寨的“杀戮战场”( Killing Fields)都至少在规模上相形见绌。在其统治并没有遭遇真正威胁的相对和平时期,中国共产党谋杀自己国家的公民要比死于“二战”的中国平民和军人的总数都多。

 “改革派”与“强硬派”

尽管中国领导人极力显示中国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麻烦,但是很难预计当前这种维持光鲜外表的努力能持续多久,即便是通过举办亚运会这样精心设计的铺张华丽的公关展示。共产党领导人操控中国公众思想的高明手段和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正如1989年的事件所揭示,这两者都存在自己的局限。

国文化本身憎恶个人表达、理想化集体意志还“死要面子”,尽管这些特性或许可以避免那种正在苏联发生的嘈杂、混乱和不知遮掩的“家丑外扬”,但是除此之外 剩下的就只有遗憾了。一旦中国人最终打破沉默而诉诸“控诉”和“革命”,这种愤怒和绝望的爆发势必是惊人的,也肯定是暴力的。而中国没有任何有效的宣泄手 段可以缓解这种爆发。

论多少中国人是多么地希望那种渐进的改革和变化,哪怕是这种充满不确定性和混乱的苏联模式,也很难想象会在中国出现。在中国的政治地平线上,还没有出现戈 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在未来的很长时间我也看不出会出现这样的人物。很多西方分析人士看好上海市长“一刀切”朱镕基和负责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等“改革 派”官员或许能起到类似的作用。但是在中国,一旦稳操大权,“改革派”的业绩记录实在让人无法安心。

直到最近,甚至像费正清这样比普通人会有更多了解的著名学者,都还把毛泽东看成是一位伟大的改革者。尽管邓小平在我们眼中现在只是一个恶毒的矮个子老人,但是我们一定还记得,在19764月的天安门事件之后,敢于直言的“改革者”邓小平遭到贬黜。当时“成千上万的警察和民兵”暴力镇压了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和平群众。时隔仅仅13年,邓小平对另外一位“改革者”赵紫阳做了同样的事情,并且在天安门广场用更加致命性的武力镇压了又一群参加和平示威的民众。

但是,同样无需为赵紫阳浪费眼泪。尽管他在示威者面前痛哭流涕并且被赶下台,可以相当肯定的是,一旦他大权在握并且受到示威者同样的挑战,他会和邓小平做出同样的反应。19893 发生在拉萨的屠杀事件是由当时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直接下令的。屠杀之后,他致信拉萨方面表彰武警“勇敢顽强”。那些指望中国出现改革者的中国的朋友, 当然还有中国民众自己,应当牢记鲁迅对这种模式说过的话:“掌过权的人希望复辟,正在掌权的人赞成维持现状,还没有掌权的人号召改良。情况大抵如此。”

民族性

鲁迅对中国人政治性格上的弱点的绝望,在当今得到了一位台湾中文作家柏杨的回应。在他所写小册子《丑陋的中国人》(1986 出版)中,他谴责了中国人的冷酷无情和目光短浅,他相信中国人的这种失衡的人格会体现在两个极端上。“在他自卑的时候,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奴隶;在他自大的 时候,他会变成一个暴君。这两种极端的结果是让中国人成为一种个性分裂的奇怪的动物。”甚至那些身居西方的中国民主人士似乎也不能免俗。他们希望为自己争 得自由和正义,却不愿意将其延及他人,比如博巴。

去年我曾经和我的朋友拉藏次仁(Lhasang Tsering 谈到,很多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他们都直言不讳地反对共产党政权。但是当讨论回到图伯特问题上的时候,那种“分裂人格”便表露无遗。这一分钟还在强烈谴责共 产党在天安门事件上的种种谎言,下一分钟又把共产党最赤裸裸的谎言拿出来名正言顺地为中国占领图伯特做辩护。这些中国学生当着我们的面,夸夸其谈各种在种 族和文化上对图伯特和博巴进行总体性恶劣歪曲的言论,类似的言论若是说给犹太人和黑人听,他们或许早就昏倒了。

在苏联军队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有一位俄罗斯青年帕维尔•李维诺夫(Pavel Litvinov)和他的几位朋友在莫斯科红场打出一条横幅,表达他们对一个大国压迫小国感到羞耻。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同样谴责了苏联对捷克的侵略,并且同李维诺夫和他的朋友们一样,因为他们的勇气而遭到迫害。从来没有中国人在中国曾经抗议过对图伯特的侵略,更不用说为此蹲监入狱。

于数百万生活在中国之外的中国人,也无人表达过对他们的祖国犯下的罪行有任何道德上的关注和担忧,很多人在内心实际上是赞成这些罪行的,而像台湾的国民党 这样的政权则是试图利用图伯特的悲剧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被说成是遭到镇压的民主运动幕后主使的王军涛指出,中国人不能对不公正的事情仗义执言是一种失败。 在最近偷偷带出北京的一封来自最为戒备森严的秦城监狱的信件中,他说这反映了一种精神上的萎靡不振,不仅是中共领导人,所有中国人都要为此承担责任。

我听到方励之在爱丁堡大学对中国学生的讲话之前,我一直认可媒体将这位中国最著名的异见人士和天体物理学家比作萨哈罗夫。方励之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说 者,他的讲话带有一种嬉笑怒骂而又吸引人的幽默感,这种风格在他自己的国家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他的真诚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他对中国领导人进行的有力抨 击也不像很多其他中国异见人士通常发表讲话时那样拐弯抹角,这些人还要给自己带上一副扭曲的爱国主义面具。但是当有人问到他一个关于图伯特的问题时,方励 之回答说,他对图伯特的了解非常少,但是他觉得博巴们应当同中央政府进行谈判。就是这样。他的回答让我很震惊。如果中国政府是如此地愿意接受谈判,那么为 什么他自己不去就自己的处境同政府谈判而是选择逃亡西方呢?

在其最近的历史中,中国人的心理上不知在什么地方接受了某种特殊的切断手术,因而除了自己亲身所经历的,之外就感觉不到真正的痛苦、屈辱和苦难。除非中国人“民族性”上的这一病症得以纠正,否则很难看到任何真正的和平、自由和幸福会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

帝国的终结

由于,正如人们通常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对诸如基本人权这样的问题反应迟钝是由于他们对集体意志的尊崇,因此我相信中国的道德和文化重建只能是出现在“超级集体”,即帝国的解体之后。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劝告俄罗斯人(在他最近发表于《共青团真理报》上的文章《我们必须如何重建俄罗斯》)放开波罗的海共和国,以及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还有四个中亚共和国。他的劝告同样适用于中国。索尔仁尼琴说:“我们不需要帝国,是帝国毁了我们。”

在历史上,中国的边疆从来没有扩张到现在这样的范围,而“中央帝国”的社会、道德和文化生活也从来没有堕落到如此贫瘠和无情的地步。在中国的帝国野心和残酷无情之间、疆域与幸福之间设想存在某种关联,是不是有些简单化?

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朝代,不仅是因为它有意识地放弃了帝国主义,而且因为它的统治效能和始终坚持人道主义。宋朝的统治以公众认同和法治为基础的程度 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从未试图将自己的疆土扩张到长城以外,也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严重的国内叛乱的威胁。宋朝的外交策略有意识地鼓励,有时甚 至资助边疆地区很多的缓冲国的发展。这些国家为中国有效抵御了成吉思汗的蒙古游牧骑兵势不可挡的进攻长达半个多世纪。中国的文明在这段时期也到达了一个巅 峰,很多艺术领域,尤其在绘画方面,没有任何其他朝代可以比肩。宋代也是科学和技术取得伟大进步的时期。中国的传统医学似乎也在那时达到了顶点。

在宋代,另外一个重要而显著发展的领域是司法审判方面。在哲学理论的发展方面,宋代是除了封建时代以外,中国所经历的最为活跃的一个阶段。

中国的封建时代,即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和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 诸侯林立。然而,这个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是一个各种伦理和哲学理论体系兴起的时代,对整个远东地区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类似于古希腊对 欧洲文明的影响。这个时代是“诸子百家”的时代,出现了像孔子、孟子、老子、墨子和其他一批哲学家和圣人,他们在道德和政治探索方面的成就达到一个罕见的 高度,使得直到现今这个世纪的后世所有的思想成就似乎只能是这个时代的注脚。即便是北京政府当前的御用文人何新也用抒情的笔调将春秋战国时期描绘成,中国历史上“充满活力和民主精神”的时代。(见《北京周刊》,1990820~26刊)

理解未来

国无疑正处在一场巨大危机的边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帝国光鲜外表上的裂痕,尽管还难以估计这座大厦到底何时土崩瓦解。这个国家广大的疆域和漫长的年代赋予 了这个国家的历史一种非常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韵律节奏。孔子的一位信徒问这位圣人,有没有可能预计到十代以后的未来?孔子回答说,悉心研究中国的过去就能揭 示未来朝代的生活真相,“甚至是百代之后的事情。”

必须承认,那些“中国问题专家”们在中国问题上,基本上没有能成功地做出任何同最终发生的事件相称的预测。不过还是有少数几个例外,比如玛丽安和伊万•伦敦夫妇(Miriam and Ivan London)、西蒙•莱斯(Simon Leys)和已故的拉兹洛•拉丹尼(Laszlo Ladany)神父等等,他们切实遵循了孔子“悉心研究”的教诲,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有关中国各种事件的发展路径的深刻洞见。

至关重要的是仔细鉴别同中国有关的各种信息。除了所谓“专家”们的贪欲,“中央帝国”的真相太过经常被中国领导人老练的操纵技巧和中国人“死要面子”的特性所掩盖。

(唯色编著《杀劫》封面)
 “文 化大革命”曾经将中国带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点。能够让图伯特当局稍感安慰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当时中国发生的一切同样一无所 知。当时的中国不仅仅是很多地区,甚至包括毛泽东家乡的省会长沙,都实际上发生了内战,而且面临非常现实的再次回到军阀割据状态的危险。中国最大的省份四 川出现了从中央分离出去的警讯。李井泉不仅是四川省委书记,还领导着中共西南局,控制着贵州、云南和“西藏自治区”。毛派人士指控他搞“独立王国”。经历 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一系列谋划运作之后,他最终被另一个模棱两可的人物张国华所替代。而张国华在此之前一直主管“西藏自治区”,并把那里实际上当成了自己 的私人领地。“四人帮”就此对他进行了指控并说他在“西藏自治区”大权独揽。

经常听到曾亲身经历了图伯特地区“文化大革命”无政府状态的博巴,对图伯特流亡领导人没能利用当时的局势感到惋惜。很难说如果我们抓住了当时的机遇接下来 会发生什么,这样的推测还是留给纸上谈兵的战略家们吧。我的遗憾不仅是我们没有能够利用“文革”所造成的混乱局势,而且在于我们没有根本没有花力气对中国 进行充分认真的研究,从而可以明白那里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3

在达兰萨拉,这种对中国事务令人忧心的冷漠在1976 到达了一个顶峰,当时在毛泽东死后,噶厦甚至若干星期都没有想到去开会讨论这个非常的事件会对图伯特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记得我当时在图伯特青年大会 主办的杂志《让赞》上写了一篇带有些戏剧色彩的文章,谴责图伯特内阁的疏忽大意。内阁对这篇文章的反应就如同公牛见到了红布,随即在青年大会和图伯特政府 之间发生了一场令人遗憾的严重冲突。

我的希望是,我们当今的领导人能够对中国发生的各种事件进行透彻的评估,不要只是为了从中找出一些信息来支持有关“联合地位”( Associate Status)或“真正自治”( Genuine Autonomy 的官方信条,而是要从中发现可以用来制定一项积极的行动计划的切合实际的基础,无论这一计划是如何的温和谨慎。即便是在当今这个我们历史上最为悲凉的时 刻,也许我们的命运,或是因缘或是不管你如何称呼它,正在为我们准备最后一次机会去拯救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文化免于灭绝。

19916
发表于《图伯特评论》(Tibetan Review

【原文注】
1.      19994月,数以万计的法轮功成员在北京中南海门前举行和平示威。中国在7月份作出反应,大规模逮捕了这个组织的成员。

2.      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复仇在中国》(Vengeance in China,《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36;171989119);白杰明(Geremie Barme),《复仇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Revenge),《独立月刊》,悉尼,(1989914);卢西恩•派伊(Lucian W. Pye),《天安门与中国政治文化》(Tiananmen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亚洲观察》(Asian Survey),(198944

3.      通过一次最简单的调查,我们也因此至少可以知道在图伯特地区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和派性斗争的结果,是导致了图伯特民众民族意识的增强,其结果是在1967年到69年之间全区各地发生了暴动,中国当局将这些愈演愈烈的暴动称为“第二次西藏叛乱”。由阿尼玛卿研究会(Amnye Machen Institute1996102930日在达兰萨拉举办的一次会议上,在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和发表的看法中,《无情的海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图伯特》(The Sea of Inhumanity: Tibet in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一文,谈到了当时派性斗争的激烈程度,以及后来发展为反对中国统治的起义,其规模几乎可比五十年的全国起义。

【译注】



[I] 此事发生于八世纪初。金城公主于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赴吐蕃嫁与赤德祖赞。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十月,吐蕃使者使唐。使者说:“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时唐朝大臣于休烈上疏劝阻皇上,但未获采纳。见《旧唐书•吐蕃(上)》,P.4499,《二十四史全译》,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
[II] 见《新唐书•吐蕃列传(上)》,p.4634,《二十四史全译》,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
另见苏晋仁、萧錬子著《册府元龟吐蕃资料校正》p35, p42,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
[III] 作者此处所指应为老的长安大戏院,原址在西单路口,1991年被拆除,1996年在现址重建。文章中所提到的这次重演《红灯记》或是老长安大戏院的绝唱。
[IV]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一直在追寻中国政治自由主义的胚珠,长期以来一直倡议中国实行民主化。2006,她指出,由下而上的民主化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
[V]白杰明(Geremie Barme),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国际著名汉学家,反映北京“六四”的纪录片《天安门》和反映“文革”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的撰稿人之一(两部纪录片的导演都是卡玛 Carma Hint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