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6日 星期三

政府插手宗教事務七歲西藏孩童失蹤廿二年

天亞社刊登日期: 2017. 06. 22

五月十七日,是根敦確吉尼瑪失蹤廿二周年日,世界各地的藏人舉行各種活動呼籲中國政府給予他和家人自由。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在最新的年度報告中,特別增設的「宗教良心犯」關注和營救項目,就有這位從七歲就被強制失蹤的孩童。
根敦確吉尼瑪,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五日出生於西藏自治區那曲地區嘉黎縣,父親名叫貢確平措,母親名叫德慶曲珍,他還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
一九八九年一月廿八日,西藏佛教領袖第十世班禪喇嘛額爾德尼確吉堅贊突然圓寂之後,按西藏佛教傳統需要尋訪他的轉世靈童。而西藏的歷史傳統是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互相尋訪和認定轉世靈童。
但是中國政府堅決控制尋找轉世靈童的事務,並成立了轉世靈童尋訪小組等,由恰紮仁波切擔任尋訪小組主要人物。這位西藏人一直和印度的達賴喇嘛保持著密切聯繫,並向其彙報靈童尋訪進程。而達賴喇嘛按報告情況仔細研究了多名孩童後,最終在一九九五年五月十四日宣布根敦確吉尼瑪為第十世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即第十一世班禪喇嘛。
中共宗教局於五月十七日宣佈不予承認新班禪,並於同年十一月廿九日,在拉薩大昭寺進行所謂的「金瓶抽籤」(參與者證實中央代表對抽籤做過手腳)立西藏孩童堅贊諾布為第十一世班禪,就是藏人稱為「加班禪」即「漢班禪」。他現為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據說,時任宗教局局長葉小文就說:「說實在的,達賴宣布了那個靈童之後,形勢真叫緊張,我們馬上行動,跟政治局常委們借調了三架飛機,把三個靈童藏到三個地方,誰都不知道—」。
從此,根敦確吉尼瑪和他的家人一起失蹤了。當時他七歲,現已經廿八歲,失蹤廿二年。他當時是世界上最年輕的政治犯,如今成為失蹤時間最長的政治犯。
中國政府長時間以來都否認他失蹤的事實,在國際社會的持續施壓下,於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四日稱他為「普通男孩」,為了防止分裂組織綁架他的企圖而提供「安全保障」。
當局發布有關他的最後一次信息是二零一五年九月六日,當時西藏自治區統戰部官員羅布頓珠回應媒體提問時說:「正在接受教育」、「正常地生活」、「健康成長」。這與中國政府前幾次的說法一樣,只是說說而已沒有任何的證據。因此,也有人懷疑他是否活在世上。
雖然,根敦確吉尼瑪已經失蹤廿二年,中共也自立了「班禪」,但是西藏境內外的藏人仍然堅信根敦確吉尼瑪是第十一班禪喇嘛。如果中共讓根敦確吉尼瑪自由,藏人會敬仰他。這在二零一六年七月,中共組織堅贊諾布的時輪金剛灌頂法會,並強制日喀則民眾和各地寺院定額參加能夠證明,也是至今不讓根敦確吉尼瑪自由的主因。
外界有一張根敦確吉尼瑪小時候的半身照,這也就是他唯一的一張照片。最近在網上有一張未得到證實照片,說是根敦確吉尼瑪的全家福。
總之,由於無神論政府插手西藏宗教傳統事務,理應由宗教界按西藏佛教轉世靈童制度可以順利圓滿完成的事情,卻被政治化強權干涉下,使得一位當時才七歲的無辜孩童及家人被政府強制帶走後從此失蹤。而且,沒有人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才能成為自由人。
中共強制根敦確吉尼瑪消失,顯然是擔心他一旦流亡國外,被世界佛教界承認為第十一世班禪喇嘛,這樣不僅僅是中共自立的「加班禪」會自然被淘汰的問題,也不僅僅是宗教問題,而是在政治上也會產生巨大的影響,這是中共堅決防範的。
另外,西藏佛教教育是系統性的教育體系,需要從年幼開始學習和修行。相信中共是要禁止根敦確吉尼瑪接觸西藏文化和宗教教育。換句話,如今這位廿八歲青年的最好學習時光已經流失了大半。這也是中共打擊根敦確吉尼瑪的另外一種方式,因為一位真正的上師需要掌握佛教知識的同時,還要自己有高水準的實修。
顯然,中國政府插手班禪喇嘛轉世靈童事務,不僅破壞了這個轉世體系,同時也嚴重毀壞了西藏佛教傳統,對廣大的西藏信徒造成無法彌補的消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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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桑傑嘉,一位藏族作家及時事評論員。

2017年8月10日 星期四

中共推行“移风易俗”扼杀图伯特

作者: 桑杰嘉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8/2017              

提要:
中共的宣传中没有明确说明什么是“移风易俗”,“移”什么?“易”哪些?只是强调它是“文明建设”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从中共的宣传中看到两部分(起码在图伯特)一是改变所谓“旧”的风俗习惯;二是由中国文化加上党文化代替图伯特传统文化、传统习俗和传统价值。在图伯特中共和中国文化优越感十足的中国人所谓的“旧风俗习惯”就是图伯特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而所谓的“文明”、“新文化”、“新风俗习惯”是以中国文化和党文化为标准,符合中国人风俗习惯和党文化的就是“文明”和“先进”的,而其他的均为“落后”、“不文明”,所以要“移除”。
 
(这是拉萨市吉崩岗小学今年五月发出的藏文公开通知:禁止学生参加宗教、迷信活动,并且要求家长保证自己也不参加宗教和迷信活动)

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政府推出“群众路线”等一系列政策,其中所谓的“移风易俗”之风也席卷了整个中国,最近又在“吹移风易俗新风,打造美丽乡村”。当然,图伯特、东突和南蒙古等也无法逃脱“移风易俗”暴风雨的袭击。如同中共的任何政治运动到了图伯特等所谓的“少数民族地区”时总是会变质、离谱和腐烂一样,“移风易俗”也在图伯特无限扩大,远远超出了在中国本土所宣传的内容,事实上已经变成了扼杀图伯特传统文化习俗,汉化图伯特人的主要途径,堪称为另类的“文革”。

中共同化、消灭图伯特人既有公开的政策,又有隐蔽、被掩盖的政策。如,公开打压图伯特宗教文化活动、限制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限制人口发展、政府鼓励与中国汉人通婚、政府大量移民、以优惠的经济政策诱惑大量的中国人进住图伯特等等是公开和直接实施的政策。学校向小孩灌输中国文化、党文化、寺院等宗教场合推广政治教育、爱国教育、移风易俗、篡改历史、分而治之等等是隐蔽和被掩盖的同化和消灭图伯特民族的政策。

“移风易俗”在中文词典中的解释是:移:改变;易:变换 “改变旧的风俗习惯”。中共的宣传中没有明确说明什么是“移风易俗”,“移”什么?“易”哪些?只是强调它是“文明建设”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从中共的宣传中看到两部分(起码在图伯特)一是改变所谓“旧”的风俗习惯;二是由中国文化加上党文化代替图伯特传统文化、传统习俗和传统价值。在图伯特中共和中国文化优越感十足的中国人所谓的“旧风俗习惯”就是图伯特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而所谓的“文明”、“新文化”、“新风俗习惯”是以中国文化和党文化为标准,符合中国人风俗习惯和党文化的就是“文明”和“先进”的,而其他的均为“落后”、“不文明”,所以要“移除”。

如,图伯特大多数地方的传统葬礼是天葬,特别在拉萨由著名的色拉寺天葬台等,而且,在拉萨没有火化的传统(图伯特其他地方有自己的火葬传统),拉萨是圣地禁忌火葬,因为火葬的烟和焦味等污染圣地。但中共就在拉萨建了火葬场---名为“西山殡仪馆”。对此,中共官方新华社这样写道:“西藏历史上第一座殡仪馆--西山殡仪馆自今年(2000年)10月中旬试运营以来,运转情况良好,培养了雪域高原上第一批火化工、殡殓整容师等,在拉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播撒着现代丧葬的种子--”。“现代丧葬的种子”很有意思,想说明你的就是落后、不文明的,而我的、我给你建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是“文明”、“先进”的。政府大力宣传火葬的“优点”、“先进”和“文明”,大加赞扬火化的图伯特人是“移风易俗”的典范---而“拉萨人说,我们的家乡已经不是“拉萨”(佛地),而是“蛰萨”(魔地)了。”(引子唯色文章)

中国西藏新闻网728日报道,《西藏劲吹移风易俗新风 打造美丽乡村
》中指出:“强化道德建设,夯实移风易俗基础。充分发挥驻村工作队作用,抓生产空隙、深入田间牧场,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讲党的惠民利民政策,教育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开展创建活动,搭建移风易俗平台。不断丰富各级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文明县城、文明社区、文明家庭创建内涵,增加移风易俗测评项目,使之成为推动移风易俗的排头兵”。还有更重要的“旗帜鲜明地移除封建迷信”。

中共图伯特推行的“移风易俗”内容可成为“丰富多彩”,相比之下中共在中国推广的“移风易俗”真是太单调和乏味了。在伯特推行的“移风易俗”既要宣传“惠民利民政策”,又要图伯特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并以涵盖城市、单位、县城、社区和家庭多层次,一层一层进行“测评”推动,迫使你“移风易俗”。还有威力巨大的“旗帜鲜明地移除封建迷信”。中共所谓的“封建迷信”概念没有明确的界限,所以,在图伯特的中共干部们眼里图伯特传统宗教、文化习俗都是 “移风易俗”对象。在中共干部看来朝拜寺庙、转经、祈祷、学习佛经、供养上师、朝拜圣山圣湖都是“迷信”,而对于图伯特人来说,这些都是他们生活,是传统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由于“移风易俗”统统需要“旗帜鲜明地移除”,如果拒绝“移风易俗”就是对党和国家的对抗,在“测评”中无法过关,将会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层层压力,严重者进行处罚。

笔者顺手在网上查看了以下中共在中国推行的所谓“移风易俗”的内容,其中山东济宁金乡县鸡黍镇东李村的“移风易俗”的内容主要是:“虚面子不再攀,实实在在少花钱”,“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反对大操大办”和“厉行节约活动”等等。河南柘城的移风易俗的主体也是:成立红白理事会 “反对大操大办,提倡节俭之风”。仔细看好像就是中共教中国的民众如何花钱。

在图伯特推行中共“移风易俗”组织队伍是非常庞大,从城市、单位、县城、社区政府部门,直至每个家庭。另外,还有一支人数庞大,涉足广泛的队伍,这就是“有名”的“驻村工作队”。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截至今年6月仅仅在中共称为西藏自治区就有13万名党员干部组成的驻村工作组干部在各地,这支工作队深入到农牧区基层,常驻在图伯特民众中进行严格监控一举一动。中共充分利用驻村工作队大力推广“移风易俗”,他们甚至提倡利用多年洗脑的地方学生对民众进行“小手牵大手”方式“移风易俗”。对图伯特学生和家长强制采取限制参与任何宗教、传统文化活动。如,图伯特拉萨吉崩岗小学多年来一直公开发出通知不仅仅要求家长禁止该校学生参加“萨嘎达瓦”(藏历四月佛吉祥日既纪念佛祖降生、成道和涅槃)等宗教活动,而且也要求保证自己也不参加“迷信”和宗教活动。荒唐至极的是连百度都解释萨嘎达瓦“是藏传佛教的传统节日。”但中共一概归为“迷信”需要“旗帜鲜明的移除”。

中共媒体称:“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續抓好移風易俗工作,倡導時代新風尚,凝聚社會正能量,文明之花在雪域高原璀璨綻放。”据研究发现,在中共这些年推动“移风易俗”出现的结果是:图伯特小孩学习图伯特语已经成为“落后”和“不文明”的“标志”,他们为了跟上中共大力推动的所谓的“時代新風尚”和“文明”在学校不学图伯特文,不说图伯特语,在学校甚至与家人用华语交流。而图伯特的年轻人们也为了表现自己跟上了“时尚”和“文明”说华语。渐渐地年幼的图伯特人不会说,不会写母语,无法与父母交流。又由于语言影响思维,使图伯特新一代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再是图伯特人的思维方式,因此,不懂母语,不会说母语,思维完全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继承图伯特传统文化就甭说了。而图伯特的中青年者半句图伯特语半句华语,说不出几句完整的图伯特语。这样中共消除图伯特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目的完成了一大半,为彻底消灭图伯特民族的目的又接近了一大步。因此,“移风易俗”是中共在图伯特实施种族灭绝罪行的证据之一,其形式是不公开的“文革”运动。

总之,中共在图伯特以政府力量有目的的推行 “移风易俗”,且不择手段。中共的“移风易俗”在图伯特有别与中国的职能和目的。中共妄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社会稳定。另外,中共自入侵占领图伯特近六十年来一直想方设法消灭图伯特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如,民主改革、文化大革命、颁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取消图伯特语言教学和“移风易俗”等等,就是为了消灭图伯特文化、习俗既同化图伯特人,认同中共统治,最终彻底消灭图伯特人。因此,事实上,中共在图伯特推行的“移风易俗”就是隐蔽或者秘密地扼杀图伯特。

2017730

2017年7月19日 星期三

希望刘晓波的生命能唤醒中国人的良知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7/16/2017              

作者: 桑杰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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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伯特人在巴黎为刘晓波声援(作者提供)
 刘晓波的逝世震惊了世界,特别引起了人权组织、中国知识分子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刘晓波肝癌晚期后才送医院治疗,病情不断恶化,刘先生自己和家人都想出国治疗,外国专业医生已经明确说明出国治疗不能拖延,并表示愿意提供国外治疗条件,中国政府以各种理由阻止,直至刘晓波先生驾鹤西去。在悲痛中希望刘晓波先生宝贵的生命能唤醒更多的中国人良知。
 713,沈阳司法局发表消息称,刘晓波“713,因多脏器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死亡。噩耗传出,世界悲痛(中共和大部分中国人除外),脸书上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在讨论刘晓波、哀悼刘晓波,更多的在谴责中国政府杀害了刘晓波。
 714,图伯特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向刘晓波先生致哀:
 获悉历经长时间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离世,我深感悲痛。 在此,向他的妻子刘霞和其家属表达我深切的慰问及真诚的祈祷。
 虽然刘晓波已经离开人世,但我们尚存的人,可以借由发扬刘晓波长期以来所坚定的原则,引领中国走向更和谐、稳定与繁荣。
 我深信,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为自由事业的努力不懈,将在不久后开花结果。

达赖喇嘛
2017714

很多图伯特人也在社会媒体上对刘晓波先生的逝世表示了悲痛,同时也对中共集权政府对异议人士的迫害深表痛恨和愤怒。
图伯特人默哀刘晓波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起草《零八宪章》被捕入狱,于200912月被北京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监禁,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媒体报道刘晓波癌症晚期住院治疗的消息后,各人权组织和政府纷纷呼吁中国政府给刘晓波先生就医治疗的自由,美国政府和德国政府还特别派遣癌症专家会诊,外国专家一致认为可以到国外治疗,而中国政府封杀信息,并发出与外国医生相反的说法。对此,德国政府则表示,主导刘晓波治疗的不是医生而是中国的安全部门。最终验证了德国政府的说法,没有医生救活,却被安全部门关死了刘晓波。
 刘晓波先生是中国人,作家、文学评论家、人权活动家、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监狱患肝癌已至晚期,生命垂危之际中国政府对他实施各种打击使中共暴政的残忍性和中共领导人的狠毒暴露无遗。中国政府对中国的良知者、律师、学生残酷的打压,特别是在全世界的目光下对国际上有着很高影响力,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如此迫害,对于非我类的图伯特人、东突人、蒙古人的迫害就可想而知了。
 刘晓波事件是二十一世纪中共集权政府对中国异议人士残忍迫害的又一罪行,刘晓波先生也是在关押中去世的第二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第一位是在纳粹德国,第二位是在所谓的崛起的、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而刘晓波事件对图伯特人等发出的信号是——中国政府对异议人士和良心犯的打压和迫害走向更极端化。中国政府不顾国际社会的呼吁和谴责最终关死刘晓波,而且,软禁其夫人刘霞。说明中国政府与文明世界渐行渐远,并无视国际社会一意孤行,霸气凌人。
 因此,图伯特人开始讨论,中国政府既然对中国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国际上知名度极高的刘晓波如此非人道的进行折磨,最后遭杀害。那么,图伯特的良心犯和异议人士的未来又会怎么样?
 在图伯特很多良心犯遭中国政府的公安人员和狱警的暴虐之后,长期无法得到治疗,生命有危险的时候送回家中去世的事件频繁发生。在监狱中关押期间没有提供医疗条件而死亡的事件不断发生。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丹增德勒仁波切事件,中共非法关押丹增德勒仁波切13年后的2015712突然通知阿安扎西(丹增德勒仁波切法名)于今日下午病故。不归还遗体给家人,监狱方面非法火化遗体连骨灰都不让家人带走。2002年丹增德勒仁波切遭中共非法拘捕后流亡图伯特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抗议,国际社会呼吁公开审理、公正判决以及要求释放。在监狱中圆寂之后家人和国际社会呼吁中国政府对去世的原因展开调查,中国政府根本不理国际社会的呼吁,至今对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圆寂没有任何的说明。因此,丹增德勒仁波切26岁的外甥女尼玛拉姆悲离母亲和六岁的女儿2016流亡印度,为的就是呼吁国际社会彻查真相。尼玛拉姆就在713继续在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作证、哭诉和呼吁国际社会调查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监狱中圆寂的真相。
 大部分从中国监狱中出来的图伯特良心犯的心灵和身体遭到非常严重的摧残。如,2012年获得国际新闻自由奖的图伯特人顿珠旺青因拍摄纪录片《无惧》拘捕,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服完刑期回家时健康状况极度不佳而需要治疗。服完五年徒刑出狱的著名西藏政治犯僧人晋美嘉措被诊断出患有多种疾病而住院治疗。
 还有今年28岁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更登确吉尼玛以及家人被中国政府强迫失踪22年。
 2009年至今有一百五十多名图伯特人自焚抗议中共政府。
 对图伯特人民的压迫和遭遇绝大部分的中国人不闻不问、无动于衷、冷漠无情,似乎跟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甚至很多中国人站在中共一边对图伯特人、南蒙古人和东突人残酷的打压推波逐浪、火上浇油,使图伯特人等遭受双重的迫害。
 刘晓波是:世界人权运动的坚定的引导者””我们时代伟大的道德的声音刘晓波的去世使得中国失去了一位有高度原则的典范,刘晓波也是中国良知的代表。中共杀害刘晓波事件证明国际社会营救中国良心犯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渺茫,中共集权政府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变本加厉,自由、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的梦想又一次被中共砸碎了。
 作为图伯特人希望中国人能继承刘晓波的精神遗产,沿着刘晓波先生的脚印为自由、民主和人权事业继续奋斗,这才是对他最好的怀念和敬仰。更希望刘晓波的生命能唤醒更多中国人的良知,更多的刘晓波站出来为中共集权统治下的所有人说话,也希望听到一百五十多位图伯特人生命点燃之熊熊大火中的呼唤,能看到数千计的良心犯在监狱中遭受的暴虐。
 愿如达赖喇嘛尊者所说:我深信,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为自由事业的努力不懈,将在不久后开花结果。 ”相信刘晓波精神之光驱逐黑暗的中共集权统治的那一天并不遥远。

2017714

2017年7月10日 星期一

中共在图伯特隐蔽地侵犯人权

作者: 桑杰嘉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7/10/2017
  
中共在图伯特(西藏)侵犯人权的问题一直受到外界关注,各国际人权组织和政府人权报告中糟糕的图伯特人权记录一直没有改写过,特别是2008年图伯特发生全国性抗议运动后,中共加大对图伯特人的打压而严重践踏人权。随着习近平政府展开所谓的“群众运动”以来,图伯特人权状况更是日益恶化,自焚抗议急剧上升,群众抗议接连不断。
 中共政府在图伯特侵犯人权的情况可以分为公开侵犯人权和隐蔽式侵犯人权。中共利用庞大的武装力量对图伯特人实施屠杀、打压、逮捕、失踪等公开严重侵犯人权。另一方面,实施隐蔽式侵犯人权,中共以各种政治宣传为掩饰监控、打压等方式践踏图伯特人权。人权组织发现最近几年中共在图伯特实施隐蔽式侵犯人权的力度变本加厉,这一问题也得到各人权组织的高度关注。
 人权观察最近发表了《中国:西藏宣传掩饰压迫---图解词汇揭露监控系统及人权侵犯》,揭露了中共在宣传掩饰下严重侵犯图伯特人权和对图伯特人的压迫。
 6月20日,在美国的人权观察发布的图解词汇指出:“中国当局日益在官方媒体上利用掩盖事实的政策词汇加大对西藏的压迫力度。”
 人权观察对中共的十二个关键术语图片配合说明,例如“综合治理”、“没有缝子、没有盲点、没有空白点”和“村村成堡垒,人人做守望”。人权观察指出:“字面上看来相当温和甚至富有积极意义,事实上却用来确保全面服从官员对藏族平民的监控。该词汇收录的术语分别代表不同形式的政治与社会控制。”
 中共的政策术语花样繁多,五花八门。这些术语背后就是严密监控每一个图伯特人,其结果是严重的践踏图伯特人权,除了人权观察列举的这些术语外,还有很多如:
 双联户:“双联户”是中共在图伯特以农牧区为主要对象实施的监控系统,是城镇网格化管理向农牧区的延伸。居民以5户或10户作为一个联户单位,每个联户单位推选一名户长,严格监控所属5户或10户藏人日常的所有活动。最后实现:“社情民意一传到顶”。
便民警务站:便民警务站是中共在其原有的公安厅、公安处、公安局、公安派出所和国家安全局,以及地方武装警察部门之外增加的维稳武装力量监控体系。是中共公安部门等延伸到村以及更小单位进行严格监控民众的体系。该体系组织庞大、人员众多,公安人员加上中共招收大量的辅助警察进行运作,并且不惜投入大量的资金。
 2013 年西藏拉萨市就有165 个便民警务站,这些警务站最远相距在500米左右,最近的仅相隔15米。警务站的管理分成一个个网格,形成“3分钟警务圈”。
 “结对子”:这是中共在媒体上最近大量宣称的运动。中共说:“结对认亲”是“党员干部进村入户、结对认亲交朋友”活动。之前中共实施干部驻村,如今在提升到“入户”,用这种方法严格控制图伯特民众,干部都“驻村入户”了,图伯特人还能怎么样?其控制效果无可置疑的,因此,中共称:“结对认亲架起党群连心桥”。据中共官方报道,仅仅在西藏自治区“截至目前,西藏有13余万名党员干部与贫困群众‘结对子’”。中共官员李小宁说:“这是党员干部联系群众的有效举措,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推动了经济长足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说穿了是中共党员干部监控群众有效的措施,推动了压迫下的“长治久安”。
 对于中共的这些政策术语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 “即便欧威尔(Orwell)再世,怕也造不出更好的极权管理词汇。”
 人权观察指出:“这些词语的运用──而且不厌其烦地通过官媒逐日反覆宣导──不仅是在指导藏区官员执行中共的规则与政策,同时也是在遏制批评党和质疑其政策。这些词语很少向民众或外界人士做全盘说明,虽然有些听起来有益无害,实际上却反映出深具压迫性的治藏政策。”
 中共依靠这些表面上无法看出践踏人权和遭受压迫的政策运动控制图伯特人的一举一动,并“消灭在萌芽中”为原则进行打击。理查森说:“中国当局利用这些词汇,传达给藏人的信息清楚不过:若不在政治上保持一致,难逃严厉惩罚。”事实上,何止政治上要和中共保持一致,在文化和宗教上也也要和党保持一致“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是一个明证,因此,中共对图伯特人以政策和运动为依据的惩罚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还涉及到宗教、文化等方面。
 中共的这些词汇非常巧妙的隐蔽了其在图伯特严重侵犯人权的真相,虽然,图伯特人权组织、国际人权组织等的年度报告中强烈谴责中共在图伯特践踏人权,但是由于中共隐蔽式的侵犯人权和压迫外界很难发现,因此被表面的风平浪静的假象所蒙蔽,加上西方民主国家为经济利益而淡化对人权问题的关注更使灾难性的人权事件接连不断。特别在图伯特中共以各种政策术语宣传的掩饰下在严重侵犯人权,而且,中共还在不断地“造”出更多的宣传术语,在不断加大对图伯特人的控制和压迫。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理查森认为中共当局的意图是:“一切日常生活行为都要监控,任何可疑活动都要立即查明严惩”。
 另外,中共推行这些眼花缭乱的政策时,违背或者拒绝接受就会得到处罚。如推行“结对子”、“双联户”时如果图伯特人拒绝就会得到处罚,而这种处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且,很多这样的运动是重叠和交错在一起,因此,中共不仅仅依据它的法律进行打击,还可以在法律之外以“政策”的名义任意打压图伯特人。中共隐蔽式践踏图伯特人权的情况非常普遍,而且,对图伯特人的迫害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2017/6/30

2017年7月2日 星期日

戰爭?種族滅絕的屠殺?

桑杰嘉

台湾民报

2017-07-02 08:50


注:原文小标题只有战争?屠杀?和“事實、闡釋與反思”,其他均有《民报》编辑改加。

中國對西藏的武力入侵,絕非「戰爭」而是屠殺。
1949年,中共入侵圖伯特(西藏)安多大部分地區和康的部分地區後,開始為進一步入侵圖伯全境做準備,1950年10月開始對圖伯特政府軍防守的珠曲(金沙江)一線軍事入侵。中共依靠強大的軍事力量打敗圖伯特政府軍隊並侵佔了重鎮昌都後脅迫談判,在北京簽訂了所謂的《十七條協議》。中共向世界宣稱圖伯特從此「和平解放」,並按設計好的《十七條協議》數萬大部隊浩浩蕩蕩開進圖伯特拉薩為主的衛藏各重鎮要地,政治攻勢咄咄逼人,全面展開剝奪圖伯特政府政治權力和控制圖伯特人民的行動。因此,1956年始,在圖伯特康區和安多陸續爆發反抗,中共為了控制這些地區的人民開展了軍事鎮壓,中共稱為 「平叛」。
1950年代中共「血洗西藏」的真相
1959年3月底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流亡印度,中共完全奪得了在圖伯特的政治權力,不過權力到手不等於就能控制了人民。為了全面控制圖伯特人民,中共繼而對衛藏為主的圖伯特其它地區展開了三年前在安多和康區推行的軍事鎮壓運動。中共投入的兵力從人數、軍種、武器等遠遠超過了入侵圖伯特時投入的武裝力量,緊急調遣抗美援朝的軍隊、南蒙古騎兵(中共稱三十一部隊和四十一部隊)、原軍閥馬步芳騎兵整編的騎兵、空軍,甚至防化部隊等,此次時間跨度為六年半之久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導致圖伯特很多措瓦(圖伯特語,傳統社群名)從地球上徹底消失、出現大量的寡婦社會、近百萬人遭殺害。
這段圖伯特國家淪亡、生靈塗炭的歷史,流亡的圖伯特親歷者們有較多證詞,並有藏、中、英等語種的出版物,二十世紀末中共官方也出版了部分資料,還有中共軍方當事人的回憶錄。另外,最近幾年也有海外華人和蒙古學者先後出版了相關著作,兩位非圖伯特人的研究者分別是:華人作家李江琳女士,蒙古學者楊海英先生。
李江琳,中國江西南昌人,解放軍家庭出生。畢業於復旦大學外語系,1988年留學美國,現居美國。李江琳女士于2012年在台灣出版了《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研究的是1956年至1962年中共的這場軍事行動。
楊海英,南蒙古(中國人稱內蒙古)人,蒙古騎兵家庭出生(父親至1957年末為騎兵第十四團士兵)。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日語系畢業。1989年留日,現居日本。楊海英先生于2014年出版了《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日語版),2017年4月在臺灣出版中文版。楊海英先生研究的是中共派遣蒙古騎兵在圖伯特參加這場軍事行動的情況,時間段為1958年8月至1961年12月。
但是,兩本書對發生在圖伯特的同一歷史事件即中共所謂的「平叛」,得出的研究結論完全不同:李江琳女士稱是發生在「中國西南西北地方」的「秘密戰爭」,而楊海英先生指出是中國對圖伯特國家的侵略,中共對圖伯特民族進行的「一場種族滅絕行動。」
那麼到底是「戰爭」?還是種族滅絕的屠殺?
世界屋脊上的種族大屠殺
《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後文簡稱《鐵鳥》)從書名不難看出,作者明確認定中共這場大規模軍事行動為「戰爭」。該書前言中說:「零散在大量資料中的描述、資料和各方參與者的會議漸漸歸攏,指向一個驚心動魄的關鍵字:戰爭。」(1)
《鐵鳥》在交代這場所謂「戰爭」的雙方時陳述:「交戰雙方一邊是擁有現代武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野戰和地方軍隊,以及受過軍事訓練的武裝民兵,另一方是以土槍步槍刀劍為主的藏區農牧民、僧侶、少數政府官員和部分藏軍」,「當時的解放軍十二軍區中,有八個不同程度參與。作戰過程中,解放軍動用了步兵、砲兵、騎兵、空軍、裝甲部隊、摩托部隊、防化部隊等兵種,戰爭物資調自九個省市。參與決策和指揮的,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些關鍵人物: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楊尚昆、彭德懷、粟裕等等。」(2)
筆者在此需要說明:其一,相對于毛、周、鄧等中方最高層決策和指揮者,圖伯特政府最高領導人等沒有策劃和指揮圖伯特人「交戰」。其二,圖伯特政府軍主力在1950年已被中共消滅,《鐵鳥》中提到的「少數政府官員和部分藏軍」,其實是1959年之後才加入的,而且,僅僅在圖伯特衛藏的極少部分地區。康區和安多地區根本沒有藏軍和政府官員,也就是說,從1956年到1962年,中國正規軍在康和安多的軍事行動,「交戰」的另一方就是農牧民和僧侶。
還須說明,即使是李江琳女士所說的「土槍步槍刀劍」也極為匱乏,因為在鎮壓前,中共開展「民主改革」運動,首先就收繳了圖伯特農牧民傳統的私有財產——槍支。筆者與華人作家唐丹鴻女士一起搜集的口述史中,多人指明「空著手就上山了」——「上山」總的來說包括兩種情況:因不願接受中國人的統治,社群的人攜全家老幼集體逃亡,去尋找一個沒有中國人的地方繼續生活,為了突破圍堵的中共軍隊,家族男丁通過伏擊中共軍車獲取槍支;也有起義,襲擊中共幹部,通過伏擊軍車搶獲槍支。但搶獲的槍支數量很少,彈藥更是稀缺。
那麼,參照李江琳女士在《鐵鳥》中所統計的:「解放軍動用了步兵、砲兵、騎兵、空軍、裝甲部隊、摩托部隊、防化部隊等兵種」、「解放軍在各地參戰部隊兵力累計23萬5千左右」,「民兵、民警」等71000餘人(3),共30多萬軍人直接參與軍事行動。在青海的不完全統計:「參戰機組三十四個,參戰飛機30架,主要戰鬥出動224次,飛行時間近700小時,對敵實施轟炸33架次,射擊53架次,照相偵察33次,目視偵察123次;轟炸23師三年間在西藏(指西藏自治區)共出動16架,飛行61架次」(4)……兩相比較,即便形容「交戰」雙方「力量懸殊」,但是,用戰爭形式進行的屠殺更是屠殺,而不是「戰爭」。
而且,另一方面,李江琳在《鐵鳥》中用中共的記載,印證了圖伯特人先已出版了的證詞:中共軍隊使用當時最先進的飛機轟炸寺院、空軍不分男女老少地轟炸和掃射民眾。騎兵追殺、步兵圍剿、空軍轟炸濫殺的情況普遍。李也指出:圖伯特人「逃亡之路也是生死之路,一旦被打死,他們就是『叛匪』;如果被捕獲,他們就是『被解救的群眾』,成批塞進卡車,押解遣返家鄉。他們中的成年男子被逐一挑出,或關進監獄,或送去集訓,大多數男子從此下落不明」(5),「戰鬥中濫殺投降人員和俘虜是普遍的情況」。李江琳女士在《鐵鳥》中還提到:「1959年之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戰爭目標之一是『練兵』,即鍛鍊解放軍高原作戰能力」,也就是把圖伯特人當成中共各軍種的活靶子——這一切難道能謂之『戰爭』?
蒙古學者楊海英先生,以蒙古人騎兵遠征圖伯特、協同中共在圖伯特「平叛」的歷史為主線,經過研究大量的珍貴資料和田野考察,著寫了《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他明確指出,中共所謂的「『對叛亂分子的和平鎮壓』事實上是一場種族滅絕行動」,這場大屠殺使圖伯特國家被徹底「亡國」。
以蒙制藏,屠殺俘虜,殺害僧侶
《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首次披露了很多當時整編在解放軍中的證人的證詞,並與中共軍方當事人的回憶錄相佐證。這些證人包括:南蒙古騎兵、圖伯特蒙古騎兵、圖伯特蒙古人幹部、嚮導和圖伯特人嚮導。他們是「平叛」參與者,不但對中共軍方如何部署、如何實施追殺、圍剿、轟炸的情況作了具體說明,而且親身見證了:蒙古騎兵屠殺圖伯特人;中共空軍、步兵和蒙古騎兵聯合屠殺;中共空軍轟炸無辜等等。還有當事人指出,一些屠殺事件是在「從未發生過叛亂」(6)的情況下,中共先自導自演然後對圖伯特人大開殺戒的。(部分事例請參閱筆者發表在民主中國網上的〈屠殺圖伯特人的又一鐵證〉一文)。
楊海英先生記錄的證言中還有很多屠殺俘虜的情況:「我們俘虜了二百人左右的女人和孩子,交給了後來的支那人步兵部隊。但是,幾天後聽說他們把那二百多人全部屠殺了」(7);「中國軍隊將那些俘虜排成一排,用機關槍掃射了他們」(8);「中國軍隊首先將被俘的西藏人分成男人、女人和孩子,然後一個不剩地處決所有男俘虜,再將女人和孩子關進果洛的監獄」(9);「1960年8月1日,騎兵第十四團一個班的八名士兵被藏人殺害。得到消息的吉爾嘎朗團長勃然大怒,屠殺了藏人俘虜,並且攻陷寺院,殺害了僧侶們」(10);「中國人的步兵總是會馬上說:『這些人妨礙行軍,收拾掉』。他們不會留下俘虜,全部殺掉」(11);「朋斯克曾數次目睹,中國軍的步兵把俘虜的耳朵割下來,也因覺得護送藏人麻煩而將他們屠殺了事」(12)……
楊海英先生認為,當時中共 「試圖創造一個沒有藏人的『世界屋脊』」。
事實、闡釋與反思
兩位原研究者的書顯示了以下事實:
1. 絕大多數「亂份子」是試圖逃避中國統治的圖伯特平民,中共以所謂的「叛亂」為藉口屠殺他們。
2. 現代化的中國正規軍隊解放軍對戰持刀劍、長矛和獵槍的圖伯特人。
3. 大量手無寸鐵的男女老少,僧俗大眾,以及所謂的「俘虜」遭到中共軍隊屠殺。
4. 中共最高層指示:「練兵,即鍛鍊解放軍高原作戰能力」,把圖伯特人當作練兵工具。
5. 這一屠殺行動實施了6年半。
6. 中共對所謂「平叛」中的圖伯特人死亡數字嚴格保密。
這些事實充分展示了一幅血腥屠殺的輪廓,而非「戰爭」。因為人們通常理解的「戰爭」,必須包括一定程度的對抗,需借由軍隊使用武器及其他軍事技術與裝備,配合軍事戰術、軍事戰略以及後勤,通過多次大規模對決,使敵方失去抵抗。而顯然,無論是華人李江琳女士書中內容,還是南蒙古學者楊海英先生的研究,都清楚顯示圖伯特方面根本不具備「戰爭」的條件,既沒有軍隊武器,更沒有軍事技術和後勤,更遑論多次大規模對決;相反地,倒證明了中國現代化武裝的正規軍在圖伯特實施的軍事行動,恰恰不是 「戰爭」而是屠殺。
然而,兩位非圖伯特作者對這段被中共稱為「平叛」的歷史,有著耐人尋味的不同闡釋:
華人作者李江琳在她的書中,引用了很多達蘭沙拉出版的圖伯特學者和親歷者的資料與證詞,這些資料和證言都論證了圖伯特1949年之前的獨立和主權,從而展示了中共所謂的「平叛」是在侵略和佔領的背景中。而李江琳女士對她所引用摘錄的資料中這重大的一環視而不見。她沒有出示任何證據、也沒有哪怕是簡單論證,但卻刻意地將圖伯特置於「中國的非漢民族地區」、「歷史上一直是高度自治」、「邊疆民族」的框架下(13),從而「推導」出是由於中共「民主改革」錯誤的「治藏」政策摧毀原有的「自治」,由於詆毀宗教迫害僧人,以及「稅收太高」、中共「地方幹部」的「大漢族主義」等,導致了「官逼民反」,並稱「1956-1958年,中共出動野戰軍在中國西南、西北鎮壓藏民暴動……事實上是一場相當規模的內戰」(14)。
而南蒙古學者楊海英在他的著作《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中,明確指出:「康巴和安多,以及羌塘和衛藏郡都是西藏的固有領土」(15),「名為『和平的民主改革』」是中國對圖伯特人民的掠奪,中共所謂的「對叛亂份子的和平鎮壓」事實上是一場種族滅絕的大屠殺,使圖伯特國家完全「亡國」。
南蒙古與圖伯特一樣,同是共產中國佔領和奴役的受害者,但楊海英先生說:「我作為蒙古人,基於必須對藏人道歉的心理,背著沉重的民族的懺悔而寫」。圖伯特著名作家唯色評價《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是悼亡之書,是悲懺之書」,還有無數蒙古人——從知識份子到僧侶、到一般民眾,對蒙古騎兵屠殺圖伯特人深感悲懺。筆者和華人作家唐丹鴻在採訪流亡圖伯特人時,也有很多老人懺悔當年逃亡中打死了中共士兵,雖然,他們一生流亡他國,至死無法返回自己的家園。
相比之下,李女士作為中國人,解放軍的後代,在以圖伯特人遭受中共最慘烈屠殺的創痛為主題的書中,展示了另類「解放者」姿態:「我已經將你們的苦難告訴了世界,你們,不再會被遺忘了」(16),不單沒有隻言片語就政府和前輩對圖伯特人造成的傷害道歉和懺悔之意,而且表示西藏問題是「共藏問題」,漢人圖伯特人都是共產黨的受害者,將佔領國國民的政治與道德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證據確鑿、事實明確的共產中國侵略者對圖伯特人的大屠殺,被精心巧妙地以「戰爭」含混和淡化。
我在此並非單單針對李江琳女士,不承認圖伯特1949年前的國家主權,將西藏問題歸於「共藏問題」的中國知識份子和「民主」人士大有人在;而真誠反思、道歉或者懺悔的屈指可數。我個人作為圖伯特人,不強求西藏問題研究者一定支持圖伯特主權獨立,但希望研究者實事求是,論證有據。因為,以歷史研究者乃至「專家」身份的塗改事實、模糊真相,是在傷口上撒鹽,也是將創痛延展到未來。圖伯特人和中國人面對的不僅是共產獨裁政權,如果不能誠實面對災難歷史和真誠反思,西藏問題不可能妥善解決。
注釋:
1,《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以下簡稱《鐵鳥》)作者李江琳、2012年台灣聯經出版社,第9頁。
2,《鐵鳥》第9頁。
3,《鐵鳥》第441-442頁。
4,《鐵鳥》第443頁。
5,《鐵鳥》第315頁。
6,《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以下簡稱《蒙藏悲劇》)作者楊海英,2017年臺灣大塊文化出版社,第354頁。
7,《蒙藏悲劇》第311頁。
8,《蒙藏悲劇》第342頁。
9,《蒙藏悲劇》第351頁。
10,《蒙藏悲劇》第327頁。
11,《蒙藏悲劇》第374頁。
12,《蒙藏悲劇》第304頁。
13,《鐵鳥》第29頁。
14, 《1959拉薩》作者李江琳2010年7月聯經出版社出版,前言ix。
15,《蒙藏悲劇》第225頁。
16,《鐵鳥》第473頁。
http://www.peoplenews.tw/news/cc5a4a39-66cf-4769-85cd-96cd24151e4e

2017年6月14日 星期三

六十六年后再看《十七条协议》


作者: 桑杰嘉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6/14/2017

1959年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后的第一次记者会
今年5月23日是图伯特(西藏)与中国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66周年日。《十七条协议》对图伯特造成史无前例的巨大影响,而且,遗留的问题延续至今无法解决。六十六年后再看《十七条协议》,以及至今忽略的一些问题,或许对更全面了解这段历史真相有所帮助。
背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后北京电台就宣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要解放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1)事实上图伯特安多和康区的大部分地区这之前已经被中共占领,并利用这些地区的资源积极准备全面入侵图伯特,如拉拢收买地方上有权势的图伯特人、吸收干部、其中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是当时在安多的班禅囊玛冈(班禅堪布会议厅)。公元1949年11月2日图伯特政府外交部就以上中国政府所谓的解放图伯特问题致电毛泽东,电文指出:“西藏是慈悲之观世音菩萨的教化圣地,是一个佛教兴盛而与众不同的国家,从远古时期开始到现在都一直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在政治统治方面从未遭受过任何国家的侵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反抗外国侵略并保卫自己家园的佛教国家。我们不仅需要中国军队不会越过中藏边界进入西藏以及不进行任何军事活动的保证,而且也希望严格管束中藏边界的文武官员,使我等西藏人安心(2)。”此外还谈到图伯特政府愿就中国政府过去侵占部分图伯特领土的归还问题进行谈判。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给西北军区的彭德怀发出准备进图伯特的电文中明确指出:“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是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3)当时,彭德怀回电说入图伯特需要两年时间的准备。1950年1月2日,毛从莫斯科发回电报,改派西南军区出兵图伯特中部。毛的电文指出:“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解放之,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并指示:“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解放西藏。”(4)
中共决定让“二野”第十八军担任入侵主力军,据资料显示中共18军3万余兵力,从图伯特康区西部向昌都进军。还有几个不同方向出兵配合主力军:陈赓一部两个团从云南入侵图伯特;在东突(新疆)的王震派一先遣部队向图伯特阿里入侵;中共西北军区的独立支队从康区玉树入侵,中共四路合围图伯特。
图伯特政府将三分之二的兵力约八千人奔赴昌都和金沙江一线迎战中共主力部队,图伯特政府多基既总督噶伦阿沛.阿旺晋美为最高军事指挥官。
1950年10月7日,中国西南军区的军官张国华和王其美指挥的中国军队兵分八路突然向昌都发起攻击,在昌都地区的八千多名图伯特虽然英勇抵抗,但因实力悬殊,寡不敌众,经过二十余次的战斗后终于19日被击败,约5799名图伯特军官兵在战斗中殉国。包括督阿沛.阿旺晋美在内的一批军官以及二千多士兵被俘虏。图伯特政府军在金沙江反击中共侵略军的战役以失败。
图伯特和中共的谈判,最终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一,“神秘”的谈判代表
1951年3月在卓莫(亚东)的图伯特噶厦政府决定派出五名代表前往北京进行谈判,其中主要的谈判代表为噶伦阿沛‧阿旺晋美、堪穷‧图丹列门、桑颇‧丹登顿珠等直接从昌都前往北京。另从亚东派出凯墨‧索安旺堆、图丹旦达、中文翻译达拉‧彭措扎西、英文翻译萨堆‧仁钦通过海路前往北京。
《十七条协议》中称图伯特首席代表是阿沛‧阿旺晋美,在图伯特谈判代表中职位最高。不过在昌都失守时他被俘虏,因此,他参加谈判当时也众说风云。而中共方面从一开始就设法让阿沛‧阿旺晋美为谈判重要官员。平措汪杰说:“他(阿沛‧阿旺晋美)并不算是我们的阶下囚,而是我们希望与之谈判的西藏政府中的重要官员。”(5)在被俘虏的日子里中共中除了展开对他的全面统战,他也向图伯特政府自愿表示“还提出如果西藏政府需要,则他愿意代表西藏政府参加谈判等意见。”(6)
另外,更有意思的是:中共称在 “1950年11月21日,成立了筹备委员会(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笔者注),王其梅为主任,阿沛·阿旺晋美和惠毅然为副主任。”之后,“1950年12月27日,召开昌都地区第一届人民代表会,来自33个宗的151名代表参加,其中有活佛、土司、头人、商人、农牧民和解放军的代表人士。在这次会议中,还成立了昌都地区各族各界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委员会,选举阿沛为主任,并在大会上发起了向西藏地方政府呼吁和平的签名运动。---于1951年1月2日,大会一致选举王其梅为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罗登协绕、邦达多吉、降央伯姆(女)、平措旺阶、惠毅然、格桑旺堆为副主任,扎西朗杰等95人为委员。(7)中共资料显示:昌都地区“1950年至1956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级行政区。”直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管辖。
因此,图伯特政府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谈判代表前他已经是中共省级行政区高级官员。所以,虽然图伯特政府和中共代表在北京激烈的谈判了多个回合,而事实上首席代表还是中共官员,感觉中共自己人跟自己人谈判。
这也是为什么“在谈判过程中,中国代表不断询问阿沛•阿旺晋美,他是否得到授权可以签署协议书。”当时“阿沛回答他获授权可以签字。”但是,“他后来承认没有把条约内容回报给错模的噶厦与达赖喇嘛,也没有权力签字。”(8)
中共官方阿沛•阿旺晋美简历中没有“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一职。

二, “武力”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和平”两字非常“鲜艳”。该协议在中共武力进犯图伯特政府军防守,占领图伯特重镇昌都后签订的。在北京谈判期间中共一而再,再而三威胁说“武力解放西藏”。事实上此时图伯特政府已经失去了主力部队,而且,从各方面看图伯特政府没有计划组织国民再次阻止抵抗中共军队,因此“武力解放西藏”也等于是空话,当时的中国军队直接屠杀对他没有作出反击和对抗的民众不太可能,因为当时需要统战,而且,还在扮演“救星”的角色。另外,中共武装军队进军图伯特是中方谈判前既定的政策,平措汪杰说:“派军入藏是个早已做出的决定,中央政府下决心要让解放军进驻西藏。”(9)更何况,除了金沙江一线的中共军队外,其他三路军队并非停止进军西藏。如,从东突和田向图伯特进犯的中共军队1950年7月31日出发8月29日已经进入图伯特大后方阿里。

中共代表威胁的“武力解放西藏”只是为了逼迫代表签订协议,事实上不管中共所谓的“武力”还是“和平解放”,中共四路军队要按计划进军图伯特中部以及全境。不管有没有“和平”协议如有民众或政府军阻挡中共将会实施武力打击。“武力”和“和平”的区别是“武力解放”中共军队以敌人、入侵者的身份,以及自己担负所有后勤等需要。而所谓的“和平解放”以“解放者”和“救星”的形象“堂堂正正”,而且,你要欢迎,还得“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图伯特”。而中共的“和平”两字当时在外交和国际宣传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三,通牒
图伯特政府从卓莫派出谈判代表时命令在重大问题上必须向噶厦汇报且有相关的公文。(10)这是政府对其谈判代表最基本的要求,而且,对于谈判代表这也是最基本的常识。
但是,在《十七条协议》谈判中这些最基本的要求被扼杀。对此,达赖喇嘛在自传中说:“协议作为最后的通牒方式提出的,不让我们的代表提出任何修改意见或者建议。对他们进行了侮辱、谩骂,并威胁要对他们使用暴力,对西藏人民採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也不让他们向我和我的政府进一步请示。”
图伯特代表没有获得签订协议的授权,而且也没有得到图伯特政府或者达赖喇嘛批准的情况下《十七条协议》“生效”了,中共向全世界宣布了《十七条协议》之后,中共当然还是底气不足,因为图伯特政府和达赖喇嘛没有表态承认。对此,中共敦促图伯特政府和达赖喇嘛公开表示承认。但没等图伯特政府的表态,中共大军开始进军图伯特,7月1日,中共大部队从甘孜向拉萨进发,7月25日,十八军先遣支队从昌都向拉萨出发;8月28日,主力部队向图伯特中部进发;9月9日,先遣支队到达拉萨。中共主力部队抵达拉萨,签订《十七条协议》5个月之后的10月24日才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发电表示“批准”《十七条协议》,而后来证实这份电报是张经武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发给北京的。
四,矛盾
《十七条协议》第四条是:“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第十五条是:“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非常明显这两条是相互矛盾。中共是为了在图伯特建立自己永久性的行政管理部门既政权而写入协议的,这样的情况下“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在谈判时也发生争议,凯墨‧索安旺堆说:“平汪啦,这个委员会(军政委员会笔者注)一点意义都没有,这好像在一个骑马人的脖子上再安一个骑马人一样。”平汪说服图伯特谈判代表们:“达赖喇嘛依然是那个骑马的人,他将担任委员会主任一职,并负责整个委员会,因此他们不必担心什么。”、“这(军政委员会)是个暂时的机构,不会削弱达赖喇嘛政府的权力。”
当时中共代表根本没有正面说明军政委员会是什么,只是说“你们是在说你们打算同中央政府作对吧?----我们将派人民解放军进藏。”
中国学者王力雄先生说:“中共不愿意明确解释军政委员会,实际上的目的是一旦形势需要,它就随时可以把西藏政府置于一旁,自行接管西藏政权。”后来中共确实这样做了。
五,秘密
签订《十七条协议》虽然已经六十六周年了,但是《十七条协议》附加《秘密协议》至今仍然不见天日。中共官方更是根本不提这个附加的秘密协议,装着根本不存在附加协议。但是,图伯特当时的谈判代表以及翻译等,还有当时参与谈判的平措汪杰先生也多次提到这份秘而不宣的附加协议。因此,《十七条协议》附加秘密协议是肯定有的,那么,为什么中共至今不公开?多方资料证明该附加秘密协议包括七条内容。
图伯特流亡政府对有关这份秘密附加协议的整理如下:
1、如果达赖喇嘛已经出境,在国外居留四、五年后回西藏时,可以保留原有的职权。居留国外的这一时期达赖喇嘛的所需品等由西藏政府提供。
2、解放军驻西藏的国防部队数量在一个军左右,在建立西藏军区时要任命一至两个噶伦为副总司令。
3、保留五百名藏军做为达赖喇嘛的警卫队,另外为了维护各地治安而保留一千名藏军,其余藏军全数解散。(在正式协议第八条中只有藏军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内容)
4、西藏政府外交部编入中国政府外交部的下属单位,西藏政府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在外交部所属担任适当的职务。(这一条和正式协议的第十四条有关)
另外还有三条,由於当事人忘却失忆或由於压力而在五十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是个秘密。(11)
六十六年了,《十七条协议》附加《秘密协议》 不仅是“秘密”,还是一个迷。
六, “解放”
中共官方说:“1951年的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12)
笔者和中国作家、诗人唐丹鸿女士在印度采访第一代流亡图伯特人时,他们讲说1956年,以及之后的情况是总是提到中共干部说要“解放”图伯特人---最初我认为老人们对中共的汉语政治词汇有混淆,难道会有第二次的“解放”?
今年4月,蒙古著名作家杨海英先生的《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中也记载,1958年中共派往图伯特的蒙古骑兵犹如狼一般,挥舞着日本刀屠杀图伯特人也是“解放西藏同胞!”,而且到1961年才结束。
另外,1959年4月14日,周恩来为班禅喇嘛设宴时再次讲:“西藏绝大多数人民需要从残酷的黑暗的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
还有,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投票决定,将每年的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因为1959年3月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图伯特政府,又是在1959年才被“解放”。
“解放!解放!”为了“解放人民”而屠杀”(此处借用《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中的两个小标题)。
七,撕毁
谁先撕毁了《十七条协议》?撕毁后是否合法?
国际法学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虽非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签署国,不过始终声称,任何条约若是在威胁或者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签署者均属无效,即使是在十九世纪的情况下签署的条约也是如此。
如果一项条约是在武力胁迫的情况下签署,被胁迫的国家可以在任何时候都指证条约无效。”(13)
巴黎高等研究实用学院宗教科学部资深教学主任安玛.布隆铎说:“至于《十七条协议》,早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它就被宣布无效了,宣布者是一群聚集在图伯特国民大会外面的民众,他们主动形成一个保护达赖喇嘛的草根运动,理由是“中国人毁约,削弱了达赖喇嘛的权力。””(14)
如果只能以官方为准的话,1959年3月28日,中共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的命令》,宣布解散图伯特政府违背了《十七条协议》的第四条,中共撕毁协议在先,已经不再具备效力。
达赖喇嘛是在1959年4月16日在提斯普尔的声明中“他表示中共因为干涉西藏的内政已经违反了十七条协议。”(15)
1959年6月20日,他再次指出︰「根据中国人的意愿簽定的十七条协议由於中国方面不予遵守,从而使协议失去效力,因此我们也无法认为其有效。」(16)
中共政府公开“解散”图伯特政府违犯了协议条款,违犯协议等于是撕毁了协议,撕毁协议当然无效,既然无效更没有合法可言。中共违犯协议而图伯特政府宣布了协议无效。因此,中共依据该协议兼并图伯特领土自然成了非法,从而也直接导致之后图伯特人全国性的反抗和中共对图伯特实施了种族灭绝行动。但是,中共至今非法占领图伯特的依据仍然是无效、不合法的《十七条协议》。
注释
1,《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图伯特流亡政府外交部2002年出版。
2,《西藏的地位》作者范普拉赫,中文版第154页。
3,《天葬-西藏的命运》作者王力雄,明镜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09页。
4,《白雪一解放西藏纪实》作者吉柚权,中国物资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3页。
5,《一位藏族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政治生涯》作者梅.戈尔斯坦、道帏喜饶、威廉.司本石初,2011年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34页。
6,《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图伯特流亡政府外交部2002年出版。
7,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E6%98%8C%E9%83%BD%E5%9C%B0%E5%8C%…
8,《龙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后的西藏》作者次仁夏加,台湾左岸文化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105页。
9,《一位藏族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政治生涯》作者梅.戈尔斯坦、道帏喜饶、威廉.司本石初,2011年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39页。
10,《图伯特政治史》图伯特文版,作者夏格巴,1976年印度新德里出版,下册第446页。
11,《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图伯特流亡政府外交部2002年出版。
12,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E8%A5%BF%E8%97%8F%E5%92%8C%E5%B9%…
13,《西藏的地位》作者范普拉赫,中文版第258-259页。
14,《遮蔽的图伯特---国际藏学家解读(中共版)《西藏百题问答》》台湾前卫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107页。
15,《龙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后的西藏》作者次仁夏加,台湾左岸文化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274页。
16,《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图伯特流亡政府外交部2002年出版。
2017年6月1日

2017年5月26日 星期五

圖伯特人看郭文貴「爆料」

民报【專文】

 2017-05-25 16:50

最近,郭文貴「爆料」在各媒體炒得火熱, 「核爆級爆料」等等網上也瘋傳。就如很多圖伯特(西藏)人也注意到郭文貴在推特上推出了達賴喇嘛尊者和隨行官員的合照,並稱尊者為「朋友」。也公開在推特上說:「尊者:和才嘉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幾乎已經完成了聖者回歸聖地西藏的任務⋯⋯ 而且,在所謂的爆料中多次提到達賴喇嘛尊者。

作為旁觀者郭文貴「核爆級爆料」是意料之中,如中國的貪污腐敗、官商勾結(他雖然說沒有官商勾結)、高層內部廝殺、中共和黑社會勢力以及中共的黑社會行為等等⋯⋯其實,中共專制制度下沒有這些才是「核爆級爆料」。

因此,筆者還是比較關注郭文貴在媒體上有關圖伯特的言詞,不過細看至今的所謂的「爆料」中涉及圖伯特的主要是多次重複他和達賴喇嘛的關係。但是越來越清晰的是:首先,郭文貴是中共安全部派出來接觸中共所謂的「敏感人士」包括達賴喇嘛。其次,郭文貴有關涉及圖伯特問題的言論與事實不符,邏輯混亂。再次,郭文貴自己言辭證明他並非 「使者」,因此,他在推特上公開宣稱的:「我幾乎已經完成了聖者回歸聖地西藏的任務。」之說也是彌天大謊。

郭文貴自己說是「國家最高領導人和國安部委託」見達賴喇嘛尊者,郭文貴與中國國家安全部的關係是合作關係,與「國家最高領導人」有沒有關係無法查證。在中共現有體制裡國家安全部不負責圖伯特事務,中共為了矮化圖伯特的主權獨立事實,特意安排統戰部處理圖伯特事務,而安全部在圖伯特主要是搞情報和打壓。郭文貴說他要接觸的「敏感人士」還包括海外中國民運人士。國安部要他接觸這些「敏感人士」做什麼?郭文貴沒有說明,不過也沒關係大家肚知心明。

其次,郭文貴在所謂的「爆料」中涉及圖伯特的言論不符合事實,且邏輯混亂。如,「那麼包括他(達賴喇嘛)本人聽到的看到的絕大多數資訊還是來自國內的普通老百姓,或者來自西藏對他朝拜的人,這些資訊不一定很準確的。」、「我發現所有官員給我傳達的資訊,那不僅僅是錯誤的,那是極端錯誤的。而這些資訊就影響了中央領導和中國政府一系列的決策。」、「見到尊者本人以後,更加讓我驚訝的事情是,他所瞭解的國內資訊絕大多數都是假的,是錯誤的。」等等。

如果把上述這些話放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還可以說的過去,但是,在21世紀的今天就有點無聊了。2000年後圖伯特和中國政府方面正式接觸會談了不下十次,再說中共政府派遣去見達賴喇嘛的何止郭文貴一個人。因此,不管圖伯特方面,還是中共都不可能不存在資訊誤導而無法解決圖伯特問題的情況。而且,很可笑的是郭文貴對「普通老百姓」和藏人「朝拜」者的極度不信任,說「這些資訊不一定很準確的」。就因為他們是普通老百姓?他們是藏人朝聖者?這些人的資訊與他去圖伯特住十幾天的資訊哪個更真確,不言而喻。更荒唐至極的是:「更加讓我驚訝的事情是,他(達賴喇嘛)所瞭解的國內資訊絕大多數都是假的,是錯誤的。」真是玷污二十一世紀人類資訊文明,明眼人看了只想笑。還說「所以這中國政府和尊者兩方面極端的錯誤和極端的假資訊,讓我很驚訝。」多麼小看自己的老闆「中國國安部」,中國政府在世界各地收集情報出了名,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都頭痛不已,還怕圖伯特流亡社會的資訊不夠嗎?其實,郭文貴用想說:「而這些資訊就影響了中央領導和中國政府一系列的決策。」然後,「我已經傳達了關於尊者各方面最準確的資訊」。最後,再證明自己是多麼瞭解情況的重要「使者」。

再看郭文貴有關達賴喇嘛尊者能返回圖伯特高談闊論:「我認為最重要的歷史契機有三個大方面」。郭文貴的理由一是,習近平的宗教觀既對宗教的理解不一樣,他還看到習近平的「內心」想解決這個問題,還有習家庭的影響(傳習近平家人是佛教徒)。二是,中國精神建設的需要。三是,改善中國在國際上形象的需要。

我在達蘭薩拉不知多少次聽過這些言詞,習近平執政以後很多海外的中國人,特別是自稱中國問題專家、自由學者的中國人在見圖伯特流亡政府官員和拜見達賴喇嘛尊者時侃侃而談這些沒有邊際的話。

看看理由一,首先習近平對宗教有沒有不同的理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對宗教採取什麼樣的政策。習近平執政後對宗教的打壓是有目共睹的,特別對圖伯特佛教的打壓全世界都知道,這就是習對宗教理解不一樣之處嗎?因此,「內心」想的是什麼,家庭的影響如何都已經清楚了。中共如此打壓宗教的情況下讓達賴喇嘛回去圖伯特或者訪問中國是不可能的事。有關為了中國的精神建設讓達賴喇嘛回去的說法更是荒唐。因為,建設中國人民的精神文明首先要廢除中共黨文化、集權統治、建設法治等,說到底就是要廢除中國共產黨開始,習近平能嗎?還有中國為了改善在國際上的形象問題,中共執政就是靠黑厚學維持至今,本來就是流氓政權,會在乎國際形象嗎?真在乎國際形象不會抓捕自己的律師、摧毀佛學院、強拆教堂、禁止網路自由⋯⋯

因此,可以明確的說郭文貴根本不知道圖伯特問題的本質。只是順著圖伯特流亡社會的一些政客的宣傳口號,以及一些海外中國人大談特說達賴喇嘛尊者先返回圖伯特之說的「便車」。這些中國學者幾年前到處這麼說的,當時立即遭到很多圖伯特問題專家和支持者的批評,也包括筆者在內,因為在大吹一個不可能的問題,說的不好聽點就是在忽悠。在這點上不知道郭文貴是接觸了「敏感人士」後統一口徑,還是一個美妙的「巧合」不得而知。

郭文貴在推特上有這樣一條推文:「尊者:和才嘉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幾乎已經完成了聖者回歸聖地西藏的任務。由於⋯⋯」等。郭文貴真的做了達賴喇嘛返回圖伯特事務嗎?筆者只能否定,理由很多,其一國家安全部不負責圖伯特事務,在中國體制內由統戰部、外交部等下設有相關科室。其二,郭文貴說,他見達賴喇嘛尊者後,尊者寫了一封「歷史性」的重要信,是給「習主席和孟建柱書記」的,但是郭文貴說這封信的原件還在他手上。最基本的邏輯是,作為「國安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委託」人如此「重要」信原件不交給最高領導人和國安部是實在說不過去。我不知道哪個國家的「使者」不需要上呈對方的信函原件。如果達賴喇嘛尊者的信件原件真的至今還在郭文貴手上,那麼說明,所謂的最高領導和國家安全部委託郭文貴的目的並非談達賴喇嘛回圖伯特的事務。因為,他們不需要看達賴喇嘛信函,更不需要歸案保存。在這種情況下郭文貴「幾乎已經完成了聖者回歸聖地西藏的任務」是天方夜譚。因此,郭文貴拜見達賴喇嘛問題上筆者同意中國政論作家、時局分析人士陳破空先生的觀點:國家安全部或者中國某個部門派遣他「刺探情報」、「傳個話」。從國安部等不要信函原件更加說明他們只關心想要得到的「情報」。

還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郭文貴大談他獲得國家安全部的「一等功」,不過網上已經有人揭露這個「一等功」是由於他干預達賴喇嘛訪問英國而獲得。而且,有關「一等功」的這部分在圖伯特流亡政府官員在網上大力推薦,多個網站轉載,並上載流亡政府官網上的《秦偉平專訪郭文貴關於尊者達賴喇嘛話題文字實錄》中被刪除。所以,看來這個了不起的「偉大功績」真見不得光。

總結以上這些情況,很多事情的原貌就浮現出來了。首先,他是中國國安部派去見達賴喇嘛刺探情報。其次,郭文貴不是達賴喇嘛尊者的朋友而是按中共的意圖阻止訪問西方國家的干預者,是中共的同夥。再次,當然他所謂「我幾乎已經完成了聖者回歸聖地西藏的任務」自然是騙人的。最後,郭文貴每次所謂的爆料時提達賴喇嘛的目的只是抬高自己,以達賴喇嘛尊者極高的國際形象給自己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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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25日 星期四

屠杀图伯特人的又一铁证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5/25/2017              



作者: 桑杰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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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供图

蒙古学者俄尼斯.朝格图(杨海英)先生的力作《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时代悲剧》荣获2015年第十届樫山纯三大奖,2016年日本“国家基本问题研究会”奖。中文版2017年4月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发行。
 杨海英出生在南蒙古鄂尔多斯高原,蒙古骑兵后代,毕业於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科,文化人类学家,现为日本静冈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教授,曾获司马辽太郎大奖、大同生命地域研究奖等。
 《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共分《民族自决》和《中国的佣兵》两部分十一章,由图伯特著名作家唯色写有推荐序。第一部分阐述了南蒙古人民借助日本的力量为获得独立而努力以及成立蒙古骑兵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阐述当时世界上一流的蒙古骑兵成为“中国佣兵”以及在图伯特(西藏)屠杀图伯特人的情况。
 在满洲国时期蒙古人为了民族自决,和日本携手创建了一支由蒙古精英组成当时世界上一流的蒙古骑兵。日本投降中共占领了南蒙古后,蒙古骑兵被中共控制。1958年6月蒙古骑兵接到中共命令,“骑兵第十三团和第十四团,分别更名为三十一部队和四十一部队,参加平叛战争。”中共派往图伯特的这支蒙古骑兵共三千二百人,1958年8月1日蒙古骑兵向图伯特人扣动扳机,挥舞日本刀来回扫荡图伯特高原---一直到1960年10月。
 这是首次由蒙古学者调查研究有关蒙古骑兵在中共指挥下屠杀图伯特人的历史真相。作者以多视角的历史观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中共被禁杀的宝贵文献《战斗在高原》、严谨学术研究,以及以巨大勇气和诚挚的忏悔之心构成了《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
 杨海英先生给唯色的邮件中说:“一段重重的历史,总得有个记录。 ---我作为蒙古人,基于必须对藏人道歉的心理,背着沉重的民族的忏悔而写。我只不过替一代老兵而写。他们本来要民族自决,却成了雇佣兵。”另外,《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中文版译者蒙古人吉普呼兰在《译者记中》说:“对于蒙古人而言,他发出了他们一直不敢发出的声音,道出了他们至今不敢讲的历史和现实的真相。因此,所有蒙古人对于俄尼斯.朝格图怀着感激和钦佩之情。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蒙古骑兵的西藏远征就一直是个禁忌,绝对不能谈论的。而俄尼斯.朝格图终于打破这一禁区,揭开了谜团,将历史真相呈献给读者。”
 公开这段历史抛开历史文献资料的稀缺、以及中共有意掩盖和严密封杀,更需要巨大的勇气。作者与历史事件没有直接关系,但作为蒙古知识分子、学者担负起公开这段“重重历史”的责任,对此作为图伯特人也深感敬仰。当然,这本书对于图伯特的价值不仅仅是历史真相的公开,是非常宝贵的证据,不!应该是中共对图伯特人实施大屠杀的罪证。打开了中共动用政府权力遮蔽很久的历史真相之门。杨海英先生调查中共利用蒙古骑兵屠杀图伯特人的事实真相,揭露中共实施种族灭绝的恶行其价值无法估量。
 图伯特作家唯色称《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是悼亡之书,是悲悔之书---悼亡为追求民族自决而玉石俱焚的蒙古骑兵。悲悔三千多蒙古骑兵被当成佣兵来杀戳“和蒙古草原的游牧民过着同样的生活,同样信奉藏传佛教的人们。”
 《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中作者以参与、经历事件的中国人、蒙古人、穆斯林、图伯特人的证词还原了这段令人发指的种族灭绝行动。中国人既“解放军”。蒙古人,包括南蒙古远征骑兵、中共在图伯特安多组建的蒙古人骑兵,以及当时和图伯特一起共患难的蒙古人。图伯特人,九死一生的幸存者、蒙古骑兵的向导等。穆斯林,图伯特安多的穆斯林,后来和图伯特人一起流亡国外。
 杨海英先生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定义非常清楚,他认为中共所谓的 “对叛乱分子的和平镇压”和“从未被宣传的战争”是中国对图伯特的“侵略战争”和“一场种族灭绝行动。”(1)
 《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中证明发生在图伯特的大屠杀 “这并不是受害者的夸张描述。扎木彦.诺尔布的经历,和中共空军的江达三的回忆完全一致;拼死逃生的藏人,和炫耀自己的战功侃侃而谈的中国人的记录完全一致。在此一致中包含了事实和真相。”
 中国人屠杀图伯特人
 《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中参与空袭图伯特人的中共空军飞行员江达三说:“某天早上八点,我发现了二十多顶帐篷,匪徒二百至三百人,牛羊千余只。我将战斗机降低到离地面二百米左右的高度做了确认。那些家伙们只是呆呆地张望着我们。我再次确定了位置,并按下了按钮,二百五十二个炸弹瞬间全部倾泻了下去。从上空望去,一片片帐篷被炸弹掀飞,一群群牛羊倒下。我用无线电向司令部报告了攻袭成功。司令部表扬了我们并“祝同志们一路平安”。(2)
 诺尔布是图伯特安多蒙古人,南蒙古骑兵向导。他亲眼所见:“玉树的结古寺战斗最为惨烈。其战术是,中国军队首先派出轰炸机,把三座寺庙炸个粉碎。僧侣们守着寺院顽强抵抗。轰炸结束后,中国人步兵用机关枪向包围圈内的人扫射,最后骑兵再冲杀进去。(3)
 图伯特安多蒙古人,原人民解放军测量大队将领指出:“一九五九年秋,约一百户西藏人牧民,共五百多人为了躲避中国人,来到这里“香巴拉”避难。---难民在这个隐蔽的谷底度过了寥寥几天宁静的生活,就被人民解放军的步兵部队包围。--他们遭到了人和家畜都不留活口的彻底屠杀。(4)
 蒙古骑兵屠杀图伯特人
 蒙古骑兵第四十团1958年11月21日在图伯特保日寺进行屠杀的情况:“歼灭了“一千余叛匪”---副团长苏日和木写道:“我环视了一下阵地,只见遍地是敌人的尸体,像砍倒的高粱秆一样-----“一人不留,全被日本刀砍杀””。(5)
 蒙古骑兵和中共军队在昂索寺的屠杀:“从四川来的中国人步兵部队也抵达了。中国人步兵团一手握着手榴弹,一手握着手枪冲进了寺里,却被僧侣所击退。深夜,寺庙因炮击遭到破坏。骑兵鞭策战马冲向从寺院跑出来的僧侣。日本刀在星夜中闪着光芒,藏人僧侣们的鲜血将白雪染成了黑色。为了中国政府,他们把日本刀刺进了藏人的胸膛浴血奋战。----清晨,他们看准西藏牧民还未从沉睡中醒来的时间进行袭击。一旦进入敌营,日本刀会使对方立刻鲜血流淌,唐古拉草原瞬间被牧民的尸体淹没。”(6)
 钦彦是图伯特康区玉树图伯特人,当时是南蒙古骑兵向导指出:“我当时和第十三团在一起,目睹了他们的战斗。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对手四散逃跑。但逃跑的人们不久就被追上,男性几乎全部被当场砍杀。女性和孩子也有被杀害的。”(7)
 屠杀“俘虏”
 在中共一三四师四零零部队的第一营第三连任机枪手的梁南和说:“解放称多县后,俘虏过多,无处收容。如果将匪贼释放,他们会再次叛乱。他们杀人放火,袭击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于是公安机关和玉树平叛指挥部经过讨论,决定对其实行枪决。处决是秘密进行的。每个连都执行过同样的处决。我们连决定在深夜处决那些西藏人。我们用卡车将八十多个西藏人拉到山间。四排负责警戒,第一、二、三排挖洞并处理了他们。我们挨个静静地处死了他们。在我们掩埋尸体时,不知谁喊了声“还有人活着”。于是营长一把夺过士兵手里的铁锹,朝那个西藏人的头砸了下去。”(8)
 蒙古骑兵第十四团机关枪手尼玛仁钦的证言:“我们俘虏了二百人左右的女人和孩子,交给了后来的支那人步兵部队。但是,几天后听说他们把那二百多人全部屠杀了。支那兵虽然非常不擅长战斗,却极其喜好毫无必要的杀戳。
 太过分了!”对着杀害了二百多名女人和孩子的中国人步兵,蒙古人连长和政治委员二人吼道。当天,此二人即被除队,经由玉树回到了故乡。”(9)
 中共从南蒙古调遣骑兵的同时,也在图伯特安多组织本地蒙古人骑兵打开杀戒。巴瓦是中共在安多组织的蒙古骑兵的一个班长,“一天,巴瓦的班逮捕了四十多名藏人,把他们带回了军营。就在蒙古骑兵走进军用帐篷,熬奶茶时,中国军队将那些俘虏排成一排,用机关枪扫射了他们。”(10)
诺尔布是图伯特安多蒙古人,是南蒙古骑兵向导。他指出:“中国军队首先将被俘的西藏人分成男人、女人和孩子。然后一个不剩地处决所有男俘虏,再将女人和孩子关进果洛的监狱。中国人说这是为了“防止再叛”,也就是为了防止再次发生叛乱而採取的行动。
战斗依然每天都在发生。我们青海的蒙古人,带着蒙古骑兵前往最寒冷、最危险的高山地带。蒙古骑兵最初将逮捕的藏人俘虏交给中国军的大部队,但都被处决了,于是也有小班偷偷地放走俘虏。”(11)
一九六0年八月一日,骑兵第十四团一个班的八名士兵被藏人杀害。得到消息的吉尔嘎朗团长勃然大怒,屠杀了藏人俘虏,并且攻陷寺院,杀害了僧侣们。青海省军区的孙光司令称赞了吉尔嘎朗行为。”(12)
钦彦是图伯特康区玉树人,是南蒙古骑兵向导他指出: “中国人的步兵总是会马上说:“这些人妨碍行军,收拾掉”。他们不会留下俘虏,全部杀掉。”(13)
自导自演的“叛乱”
一九五零年代担任中共乌兰县武装部的蒙古人允登指出:“严格地说,并没有发生什么叛乱。因为无论是在藏人社会还是在蒙古人社会,都已经没有可以领导叛乱的人物。与西藏相比,仍然受到政府信任的乌兰县也未能幸免,其过去的旗王(扎萨克)也从一九五四年开始全员遭到逮捕。中华民国时代的官员和当地有威望的知识分子,也被强制集中到州政府参加政治学习,与外界隔绝。而藏人社会受到更为严密的监视。即便如此,中国政府也并不安心。分明没有任何反抗,却谎称发生了叛乱,派出军队进行镇压。中国政府一直在等待着藏人从青海消失。”他还证实,“藏人从来没有对中国军队发起过哪怕一次有组织的抵抗。”(14)
同图伯特一起共患难的安多蒙古人沙拉布这样说中共所谓的“叛乱”:“早有阴谋”、“所谓的政府派遣的中国人工作队被叛乱分子杀害等借口,也是纯属自导自演。”他进一步指出:“部族的所有权贵和有声望的官员,事先都被中国政府集中到了西宁市,遭到监禁,当地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可以领导游牧民的人物。因此,逃亡并不是有组织的,只是随意分散地逃亡草原深处而已。中国人把这种逃亡行为认定为叛乱。”
钦彦指出:“父亲在我八岁时就去世了,我和比我大三岁的哥哥两人,在一九五八年七月迁徒到了草原的夏营地。夏营地里还留有去年的行李,我们便赶着牦牛群去了。这只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游牧移动,却被歪曲成是叛乱。“我们派遣的工作队员被叛乱分子杀害了”,这样的藉口,实际上也是中国人的自导自演。”(15)
想灭绝图伯特人
对这场惨烈的屠杀杨海英先生认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试图创造一个没有藏人的“世界屋脊”。这是侵略并占领他人土地,扩大本国“自古以来的核心利益”的中国人常用的手段。”(16)担任中共乌兰县武装部的蒙古人允登指出:“中国政府一直在等待着藏人从青海消失。”熟知政府内部事务的蒙古人沙拉布的观点也是:“中国政府想把藏人和蒙古人这些原住民从他们的原有居住地扫除出去,让中国人住进来。”
悲剧进行式
中共这场侵略和军事大屠杀导致十多万图伯特人至今流亡国外,惨烈的自焚抗议人接二连三,中共对图伯特人的残酷镇压仍然继续----另外,当时被中共追杀而逃亡的图伯特人到1994年还在无人区或者被称为“生命的禁区”的茫茫原野中过着非人非鬼的生活----(笔者在图伯特时的1998年也听说过中共屠杀时逃难者在贵南等地的深山中生存的事情。) 图伯特蒙古人,原人民解放军测量大队将领杜古尔扎证实他们不仅发现了“叛乱遗迹”,“他还曾遇到过“叛匪”。一九九四年的某天,杜古尔扎的测量大队和中国国家测量局在可可西里深处,发现了一个不会说话的男人。中国人以为发现了“野人”或者“雪人”而兴奋不已,但是蒙古人和西藏人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那是一九五八年“镇压叛乱中的幸存者”。杜古尔扎指出,幸存者不只是一两个人。”(17)
在图伯特人和蒙古人之间埋下了仇恨。(虽然,图伯特人知道这是中共借刀杀人,但是阴影或多或少存在,需要用忏悔和宽容、谅解来慢慢化解。)
总之,《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是一部充满图伯特人和蒙古人悲剧的书,但也是一部历史价值极高的力作,填补了图伯特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大空白。特别面对中共强大的宣传机器和动用一切权力封杀入侵图伯特真相,对新一代中国人包括图伯特人的洗脑,以及把图伯特历史篡改的面目全非的现况。还有海外自称为自由学者和研究者的中国人配合中共对图伯特历史真相上墙揭瓦拆屋的今天,这部著作能显现出更珍贵的价值。作者以强大的责任心和良知公开这段充满悲伤,被遮蔽了半个多世纪历史真相深为感动,作为图伯特人双手合十致谢!因为,对图伯特这是中国非法入侵、占领以及实施种族灭绝的罪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注释
1,《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235页、第260页。
2,《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248页。
3,《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50-351页。
4,《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86页。
5,《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283页。
6,《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10-311页。
7,《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74页。
8,《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256页。
9,《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11页。
10,《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42页。
11,《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51页。
12,《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27页。
13,《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74页。
14,《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55页。
15,《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69页。
16,《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56页。
17,《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87页。
2017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