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7日 星期五

西藏的俄巴眾

桑傑嘉

談起西藏佛教人士,人們眼前很自然的浮現出西藏絳紅色的僧眾。從西藏本土到喜馬拉雅南麓、印度平原、亞洲各國以及歐美和大洋洲,都能找到絳紅色的他們慈悲弘法的足跡,遍灑佛法甘露。無論在哪裡,他們是西藏佛教的一個標誌、西藏文化的符號。最近幾年,在歐美也有不少佛教中心的俄巴眾逐漸壯大,在很多社會媒體上曝光率較高。但是,由於很多人對西藏佛教俄巴眾比較陌生,所以,出現一些誤解和不符合事實的解。這明對西藏文化整體認識不,以及向外界介紹西藏文化方面的小失誤,因此,也生了對西藏佛教文化的認識的缺陷。通過本文,筆者嘗試向讀者介紹西藏佛教傳承中不同與僧眾的俄巴眾。

在西藏文化中對佛教傳承的主要群體分為:絳紅色之出家僧眾和白衣垂柳髮辮之俄巴眾。絳紅色出家眾,很多人比較瞭解,從西藏三大寺為母寺格魯傳承散佈世界的寺院中的僧人,還有寧瑪、噶舉、薩迦、覺囊以及本教的出家眾。很多人對「白衣垂柳髮辮之俄巴眾」比較陌生,特別在中文世界更是如此。所以,本文將對西藏俄巴眾進行簡要介紹,希望讀者能正面瞭解西藏這一主要的傳承佛教的群體——俄巴眾。

俄巴(སྔགས་པ།),有廣義和狹義的概念。俄(སྔགས།),是密宗、密乘,金剛密乘之意思,是指修煉密教的人。所以,廣義的俄巴是指修習佛教密乘法門的人。因此,只要接受過灌頂、修行西藏佛教密乘者都是俄巴。 狹義的俄巴,是指不受出家戒,但受居士戒、菩提戒、密乘戒等主要戒律者。修習西藏佛教的群體,則稱俄堆既(སྔགས་སྡེ།)俄巴眾(སྔགས་མང་།)。他們確實是西藏社會中比較特殊一個群體。


本文要介紹的是狹義的俄巴以及俄巴眾,以安多熱貢及其附近的俄巴眾為例,特別要介紹他們在西藏社會中的功能、佛教和西藏傳統文化傳承中的作用等。 「絳紅色之出家僧眾和白衣垂柳髮辮之俄巴眾為佛教傳承的兩大命脈」,這句話可以清楚肯定了俄巴或者俄巴眾在西藏社會和佛教中的作用和地位。本文介紹的俄巴以及俄巴眾以俄康(སྔགས་ཁང་།)為主,不包括俄巴札倉(སྔགས་པ་གྲྭ་ཚང་།)。

中文裡的俄巴

西藏文的「俄巴」在中文有很多不同的翻譯,其中比較常見的中譯是:「俄巴,咒師、持咒者,以念誦咒語為人禳災祈福的宗教職業者(藏漢大詞典第708頁)。」這樣的解釋,主要盛行於中國大陸的書籍中。而在中國大陸之外,還有另一種常見的中譯是把「俄巴」翻譯為「瑜伽師」,應該是來自英語的YOGi

在一些歷史文獻和地方官方檔中,也有把「俄康」翻譯為:「俄,密乘;康,房子。為藏語音譯。」而部分西藏本地居住的漢人,對俄巴、俄康的漢語翻譯就非常奇怪,如俄康,為本本寺,俄巴為本本子。

早期的中文文獻,對俄巴和俄巴眾的紀錄都很混亂,比如有的資料介紹俄康時有多少僧人,多少萬德(藏語小僧人)等。事實上所介紹的俄康根本沒有僧人,是俄巴眾。而且,中文對俄巴的翻譯沒有統一和比較普遍使用的名詞

把俄巴翻譯為咒師或者持咒師,並解釋為;以念誦咒語為人禳災祈福的宗教職業者。非常清楚顯示出這只是對俄巴的表面活動和頌持密咒等為依據的,不能體現俄巴本質。

瑜伽師,在藏語中為「南教巴」。所以,把俄巴或者俄巴眾翻譯為瑜伽師也不一定全對。因為,俄巴中有很多瑜伽師,但所有的俄巴不一定是瑜伽師。不管從廣義和狹義的俄巴分析,修行密法的瑜伽師比一般的俄巴更具有修行等方面的成就,是俄巴眾的佼佼者或者少數精英。而且,從英語的瑜伽師YOGi理解,也不能翻譯俄巴為瑜伽師,因為,俄巴修煉YOGA只是健身通脈等,並非修行主體或者全部。而且,一般的俄巴不一定修煉瑜伽YOGA。所以,把俄巴翻譯為YOGi更為不適,因為,更容易與當下很流行的健身YOGA者混淆。

得深入研究的是,在較早移居西藏的漢人對俄巴的稱呼如今官方檔中繼續使用,但對這一稱呼基本上找不到解釋,也沒有資料可考證。

西藏安多(現在稱為青海)是歷史上漢人移民較早的地區之一,其中,貴德(歸德)縣是一個漢人移民最多的地方。而貴德有很多俄康,基本上每一個村莊就會有一座俄康,每個家庭就會有一個俄巴。所以,這裡的漢人是最早近距離接觸俄巴的漢人,他們對俄巴和俄康的稱呼是得研究,有其歷史價

如今能找到的俄巴(狹義的)中文記載中使用較多,且官方繼續使用的就是早期移民到本地之漢人使用的名稱 「本本子」 俄巴和 「本本寺」 俄康。由於早起移民到西藏的漢人被藏化,所以,他們的漢語具有不同於中國本土漢語的特點,如今稱為青海話(當然今天的青海話已經被中共推廣的普通話稀釋的面目全非)很多名詞直接從藏語中音譯,而且,語法也受到藏語語法影響,多為倒裝句。

為了方便列舉幾個如下,安多藏語稱僧人為「阿克」,漢語「阿卡」(一般的僧人)加上中文的「爺」表現對高僧大德尊敬——阿卡爺。如藏語中的「錢」的發音為「果毛」,在青海話中音譯為「果魯毛」。又如,藏語中「無辜、無緣無故」,為「讓阿」青海漢語音譯為「讓讓」等等很多。其次,青海話的特點是,藏漢名詞重疊,如,「讓塔磨」讓塔為藏語,磨是漢語指磨麵粉的磨坊。「古魯熱瑪」古魯為藏語,熱瑪為漢語,指山羊。「加巴河灘」加巴為藏語,河灘為漢語。(根據西藏語言學家阿措的研究,在青海某些地方還有三種語言重疊的。)

另外,青海話中還有音譯後重複的現象,如,藏語的小水池或小「坑」是「東」,青海話音譯為「當當」等等。

因此,從本地漢人語言發展的特性推斷本本子和本本寺的來源是切入點。在安多方言,特別是俄巴集中的地區稱俄巴為「宏 」或者阿克宏(阿克敬語),宏與宏布(頭人、地方領袖)同音,宏也有大師之意。宏在衛藏和康區口語中為本,如本布、本魯(師徒)甲本、如本等。所以,本是藏語宏的音譯,而且,在農牧區事實上俄巴確實也是上師 。那麼,第二個本又是什麼?青海漢語有音譯重複的習慣,因此,第二個本是重複音,如當當。「子」,在青海方言中用為「的」之處較多,但這裡可以理解為人的敬稱更為適合,所以,願意是宏或者本,他們的寺院也就是本本寺。從而也可以看出「本本子」的歷史很悠久,因為,漢語的音譯來自西藏統一時期,或者帶有衛藏方言的發音特點。

也有些人認為本本子是來自「本教」轉音而來,但是,如安多很多地方本教和佛教俄巴眾共存的地方本教寺院的中文記載一直是本教寺,沒有記錄為本本子或者本本寺。因此,漢譯的本本子和本本寺是較早對俄巴的漢語稱謂。

西藏如今俄巴分佈情況

對於,西藏俄巴眾如今沒有一個比較詳細情況統計資料。大概情況是,西藏三區都有俄巴、瑜伽師。但,衛藏地區和康區俄巴眾寺院較罕見,更多的是瑜伽師在聖地或者修行地進行修行。也不少俄巴在各自家中修習,但沒有集體活動場所,沒有形成俄巴眾。在西藏安多熱貢(傳統的熱貢)地區(今青海海南、黃南州、海東地區等地)和果洛地區俄巴最多的地區, 也是本文將介紹的重點。

西藏佛教中俄巴的傳承

在西藏佛教各大傳承中俄巴眾主要在寧瑪、噶舉、薩迦、覺囊等較多。從俄巴眾傳承來看寧瑪傳承中俄巴眾較多,不僅僅在西藏,在不丹等的俄巴眾主要是寧瑪傳承。但薩迦、噶舉也有一定數量的俄巴。如當今的薩迦法王被稱為俄巴之王(達賴喇嘛尊者言)。廣義和狹義的俄巴有男有女,但俄巴眾或者俄康的俄巴基本為男性。在安多熱貢為中心的各地之俄巴主要歸屬寧瑪傳承,但在寧瑪傳承的來源各有不同。

俄巴眾組織

俄巴眾以俄康為活動中心,俄康因俄巴的多少而大小不等。俄康有大經堂、護法殿組成。也有少量的舍房為供燈和看護俄康的瑜伽師或者修行者居住。俄巴眾平時居家務農,在一年中定期到俄康參加宗教活動,這些宗教活動是固定的活動。一年中將舉行6次、4次不等。一般每年會有一次到兩次的金剛法舞表演,這是較大的盛況。在特殊情況下,如發生災難或者有大喇嘛圓寂等的情況下舉行臨時的祈願法會或者特殊的宗教活動,也會不定期邀請高僧大德到俄康弘法。

俄巴眾所在的地方,有一個傳統的規章,每人家的在家男人都是俄巴,從小在德高望重的俄巴足下接受宗教教育,從認字開始接受相關教育,誦經、做多瑪、做法事、跳金剛法舞等最基本的宗教儀軌外,還有一些特殊的灌頂或者秘傳特殊的法門給具有智慧的弟子。一般的俄巴要學習本寺要舉行法事活動時的所有宗教儀軌、經典。另外,每個俄巴要閉關修法,有三年三個月三天的閉關,還有更長的閉關修煉密法。擅長對「斷」具有非常高的修煉成就,常常會看到深夜俄巴們到墓地修煉斷法門。對「破瓦」、大圓滿法等具有特殊的修煉和傳承秘訣。除了在德高望重的俄巴足下學習俄康最基本的宗教儀軌外,年輕的俄巴們會去更大的寧瑪寺院學習,如前往竹青、孟林、多傑紮、白玉等各大寺院學習各種經典。

他們還學習曆算、藏醫、卜卦、驅暴、以及對咒語(解決世俗生活中各種問題的特殊咒語和秘訣)等。由於俄巴善於很多秘訣的修煉,對「咒語」有特殊的修煉和傳承。這裡的咒語不一定是佛教中的咒語,藏語稱蘭俄(無法精準音譯,中文很難發這個音)蘭,壞的或者不好的,俄,咒語。

俄巴終生留法,長長的髮辮盤在頭上,年輕的俄巴們一般會用紅色布將長髮裹起後盤在頭上,年長者一般會用黑色布裹頭髮。在舉行法會時將裹發的布去下,長髮可以垂在懷中,或者把布取掉,盤在頭上。但頭髮不會做成辮子,而是讓頭髮自然變成像西方流行的RASTA一樣,不需要梳理。如有人頭髮稀少也可以加合犛牛毛,使髮辮加長加粗,這與一般藏人的髮辮不一樣,所以叫俄熱-俄巴的髮辮。俄巴的頭髮不會佩戴裝飾品。但有特殊修行的人會在頭髮中佩戴金剛杵或者裝有經典的銀制書盒子(比一般經典小很多),俗稱:羅本各覺建——「頂戴經書者」,但這樣的大多為瑜伽師,如今很少。俄巴在法會活動時穿慢亞裙和袈裟,慢亞裙有白色和絳紅色者。袈裟有紅邊央白和絳紅色,平日在家一般穿藏服。蓄有鬍鬚。

俄康的組織情況跟其他僧眾寺院的組織基本一樣,有喇嘛、糾察師、領頌師等。喇嘛(不是上師或者僧人,是宗教活動期間最高領導者的角色)是由德高望重的俄巴輪流擔任,另外比較特殊的是,在座次中任選的喇嘛和該村傳統頭人宏布或者本布與喇嘛有同等的法座。其他按年齡大小依次就座。按舊時傳統,在不同的法會期間年輕的俄巴必須在大眾前要通過經典公開考試,如今這個傳統已經不存在。

俄巴眾在社會中的作用

俄巴眾平時居家務農牧業,所以,在社會中承擔很多角色。首先,父親、家長,在農牧業中的主要生力,養家糊口。在宗教和文化層面擔任老師、上師和師傅的重任。培養新一代俄巴,為信眾舉行祈福、大薈供、消災、驅邪等宗教活動。每月十日為蓮花生大師的特殊日子,所以,在部落裡每輪流舉行「十日法會」。還有在為信眾小孩取名、看吉日、看風水、為結婚典禮祈福、供養家神、葬禮等活動中的指導者和主持者。

俄巴還必須擔任該村的驅暴師,這是一個非常重要工作,驅暴師一般會是世襲的。秋天農作物快要收割時出現冰雹或者暴雨是對農民的災難,所以,他們會驅逐冰雹或者暴雨。驅暴師從小要修習很多不共的特殊法門,一般不會公開。而且,驅暴師每年要舉行很多祈福和行善活動。中共入侵前,村子的每人家會向驅暴師送一定數量的農作物,作為他舉行祈福活動的開支,後來,中共認為這是剝削,所以被禁止。

由於驅暴師利用特殊法門,驅逐冰雹或者暴雨,所以,很多需要雨水的生命將會死亡,造了極大的惡業,因此,驅暴師必須到其他寺院需要為這些生靈祈福、舉行很多法會消除來所造的惡業。俄巴除了正常的宗教活動外,還有很多很繁雜工作,如,從解決夫妻不合、驅鬼、招魂、防止野狼入侵、馴服烈馬、馴服猛獒、開解泉水、當然也會有詛咒等等,可以涉及農牧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俄巴眾和俄康的固定信眾為本村民眾,但俄康也會接受其他地方的信眾供養和到外地為信眾舉行法事。在傳統上這些地方不是俄康的信眾。如,俄巴們應要前往遙遠的牧區為牧民舉行各種法事活動,被集體邀請或者單獨邀請等等。因此,這些牧區也和俄康有了一些特殊關係。如,貴德的很多俄康與遙遠的環青海湖牧民以及格爾木等地以及蒙古、裕固族的信眾等有密切供施關係。

如今在西藏之外,常常由佛教徒提出一個比較很難回答的問題,起碼對在家藏人是如此。你是那個傳承?是寧瑪、薩迦、噶舉、格魯等等?在俄巴眾聚集的地方每人家的家長是俄巴(寧瑪),但不能認為這個家庭就是寧瑪傳承。因為,如果這個家庭有人出家為僧會去這個村莊的格魯寺院為僧人,所以,父親修習寧瑪、兒子修習格魯。而且,每年村子裡也會舉行寧瑪的傳統法會,也舉行格魯的各種法會。而在家中舉行宗教活動時一般會在同一天舉行法事活動,只是在不同房間中由俄巴和僧人(格魯)舉行各自傳承的法事。還有一些傳統上只有格魯寺院德信眾也會定期邀請俄巴或者俄巴眾去家中做法事。所以,當提到以上你是哪個傳承的問題時,在家藏人很難回答。因為,西藏佛教各種不同傳承在西藏本土的信眾身上很難一刀切。他們敬仰和聆聽所有高僧大德和成就者的教誨。對於今天西藏之外佛光普照的國家和地區的佛教信徒,很容易回答這樣的問題,因為,你知道學習或者跟隨那一個傳承的上師,就可以確認為這個傳承的信徒,而且,很少接觸其他傳承的上師,而西藏很難這樣區分。

俄巴眾的宗教活動

下面以西藏安多赤噶貴德縣格哇俄康(東山本本子寺)和麻巴俄康(麻巴本本子寺)的全年宗教活動為例明,其他俄康的宗教活動大同小異。

格哇俄康,每年集中活動6次,農曆正月初三至初八。正月初十至二十一日。四月初一至初七,最後一天表演金剛法舞。六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七月初六至初十。十二月初二日至七初日。麻巴俄康,全年集中活動4次,正月初四至初八。五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八月初四至初八日。九月十二至十九日。正月和九月表演金剛法舞。

在以上的集中活動期間俄巴們將舉行閉齋、極樂淨土祈願大法會、大會供等。除了俄巴中集體在俄康的宗教活動外,以各村落為單位在各自的瑪呢康(各小村落舉行宗教活動的場所,一般建有大經輪(轉經筒)以此得名,日常村裡老人們集聚這裡可以轉經輪等。)舉行每年固定得宗教活動,如,三天的大悲咒祈頌、七天的大祈供法會、每月初十法會等等都由各村落的俄巴們組織安排。

很難統計如今西藏的俄巴眾的數量,但還是有一些可以參考的資料。如1990年由浦文成主編,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甘青藏傳佛教寺院》一書收錄有近三十座俄康。由霍藏久美編寫,達蘭薩拉西藏圖書館2009年出版的《多麥史-寺院篇》中錄有41座俄康。以上兩本書均未記錄現有多少俄巴在這些俄康。當然,這個數字只是所有俄康為名的俄巴眾寺院。另外,還有很多俄巴札倉沒有算進去,因為,俄巴札倉的俄巴們是離家居住寺院,且平時不為農牧業者 。但是,新千禧年初,在西藏安多尖札縣阿瓊南宗舉行了一次俄巴眾特別法會,據稱有十萬多尖紮縣附近的俄巴參加了那次法會。因此,可見俄巴眾的數量,為數不少。

--原載《西藏的天空》第19

2015年11月17日 星期二

拉萨废墟:尧西达孜(下)

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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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尧西达孜主楼的经堂等房间的壁画被抹去,而画上马恩列斯毛的头像,文革结束多年仍保留。(唯色提供)
Photo: RFA
5、网名叫“雪域灰土”的藏人写道:尧西达孜“自一九五九年以来从未进行过维护。6600多万元经济效益里中共竟没有花一元人民币用作维修费。”“由于庄园主题建筑的多处倒塌,从二00五年就没有人住。”“整个庄园的建筑已经到了即将完全倒塌的现状。外侧的主体墙面已有多处倒塌,常年遗留下来的房顶漏雨导致内部大面积木材腐烂、墙面损坏和墙体倒塌。”“名义上已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实际上从一九五九年以来的政治立场一样,凡是与达赖喇嘛有关的为政治问题,在西藏自治区没有任何单位或个人敢于提出进行维修和保护,但是今后可能被某个与中共统战部有关系的汉人开发使用。”
2007年夏天,一位以超凡的智慧经商的康巴带我和王力雄来过这里,更多的变化我不想说了,比如周围蚁群似的外来者忙碌着各种营生,周围风格全然迥异的楼房几乎抢走了所有的空间,我当时答应不说出去而此刻必须要说的是,那位总是将自己的善行隐匿起来的康巴,他最渴望的是以时不我待的速度,修复逐日坍塌的尧西达孜的府邸——坚斯厦,但冷酷的事实是,这个愿望注定落空,却在另一处化为山寨版的现实。
就在紧挨拉萨河的那片被开发成“仙足岛”的旧日林卡,有着深厚背景的房地产商修建的类似园中园的“庄园宾馆”,由一幢巨大的、封闭式的藏式楼房组成,完全是坚斯厦的翻版,据悉正是以坚斯厦为摹本而邀藏人建筑师设计,虽然出于经商的目的,倒也算是让后人的我们瞥见了当年坚斯厦的雍容风貌。
而如今,曾经显著而尊贵的那片白色大屋,即尧西达孜,日益破败。即使从布达拉宫顶上望去,也难找到。一来,它周围毫无风格的房子太多了,太丑了,太高了,完全填满当年郁郁葱葱的林苑;二来,只要仔细辨认,还是能找到,但还不如寻它不见。因为当你发现之时,突然袭来的悲哀无以言表。本依西藏传统,每年秋季吉日会为建筑物刷墙,就像布达拉宫的外墙年年刷白,特殊的白灰涂料中还添有牛奶、蜂蜜、藏红花等,以示供奉、祈福与助力。但坚斯厦早已被他人所占,早已被他人废弃,不但外观脏污不堪,内里也倒塌不少。
然而,尧西达孜以及老城里的喜德林寺废墟等等,犹如拉萨的某种印记——且因所遭受的暴力凸显伤痕的形状——即便有一天荡然无存,依然会留存在与其血脉相连的人们心中。
6、2013年有三次,我很幸运,与友人得以悄悄进入外墙悬挂川菜馆、淋浴水洗理发店和招待所牌子的尧西达孜废墟。与它相邻的是一幢崭新而庞大的商场,我曾由侧边的通道梯子上至四楼或五楼,恰好可以俯瞰尧西达孜全貌,在被灯火照亮却插着五星红旗的布达拉宫映衬下,形容不出的凋敝。去年几次再欲进入,外院铁门已被上锁,且有人看守,无法进得去。
记得走入尧西达孜,是的,走入尊者家族在1959年3月17日之前的家园,庞大的院内长满杂草,通往正屋的甬道两边稀稀落落停放着自行车、摩托车,就像一个用处不大的仓库。左右房舍为两层楼,右边房舍楼下拴着四五头巨大的藏獒正在咆哮。如果没有铁门关闭,我们会不会被撕成碎片呢?我心惊胆战地把Gopro相机伸进铁门,一头藏獒愤怒至极,几乎跳将起来,就像是要把小相机一口吞下。有次遇上在附近开饭馆的汉人老板来喂食,显然这几头藏獒是他待价而沽的商品;好笑的是,这个说四川话的男子叫来了藏人保安驱逐我们,我就用藏语反问“谁才是这里的达波(主人)?”,令藏人保安十分尴尬。
从散发腐烂味道、垃圾成堆的正屋上楼,穿过或长或短、已有多处下陷的走廊,几排当年安装的从印度进口的铁栏杆虽已生锈却还结实,连串异域花纹在夕阳下的倒影分外别致。走入尘埃弥漫、阴暗不明的每个房间,有的墙上贴着八十年代的中国明星画像、九十年代的《西藏日报》,有的门上贴着大红中文的“福”和中国门神即拿大刀的关公画像,也有门上贴着一张惨白封条,上书“二00五年元月七日封”。
而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从残缺的窗户逆光望见尊者曾住多年的颇章布达拉,不是三楼左右两侧的过道和房间已塌陷得触目惊心,而是一面挂在空空荡荡的大厅柱子上的残破镜子。但我只敢离镜子较远,如果走近,会不会瞥见1959年深夜离去的那些生命留下的痕迹?会不会听见流亡异国他乡的尊者低语:“你的家、你的朋友和你的祖国倏忽全失……”?或者就像布罗茨基的一句诗:“……在道路的尽头,/这儿有一面镜子,可以进去一游。” 而进去的结果,既能看见“世代在匆匆忙忙中消逝”,也能看见镜中的自己其实是那么的无依无靠,却又从未有过的美丽,如此令人着迷,仿佛可以隐身其中,不必再被国家机器盯梢、威胁和侮辱。
站在这面残镜前,用手机或自拍相机给自己自拍。照片上,我的神情状如在这间老屋子游荡的魂灵。那镜中人,似我又不似我,却更似过去岁月中曾住在这里的某人。这种疏离却又亲密的感觉,让我差点落泪,因为我所说的亲密,仿佛是与尊者家族的亲密,或许说不定呢?比如说我的前世,就在对镜自拍时,仿佛悄悄地进入了另外一个维度,参与了历史的巨变。
还有一次,在某间屋里捡到一小块遗物,应该是属于老屋建筑上的木块,绘制有彩色,雕琢有形状,就像是老屋的缩影,我收藏了。
7、依然记得在尧西达孜的内部穿梭的感觉。从这间屋子走到那间屋子,从那间屋子走到这间屋子,就像是在寻找什么。而且还一直拍摄着,一个相机不够,还有一个或两个相机,甚至连手机也用上。就像是这些镜头都是眼睛,在替自己看,在替自己寻找。可是寻找什么呢?所有的屋子里一个生命的迹象也没有,只有各种痕迹属于之前在这里的生命留下的。但这些痕迹可惜太新了,就像是留下痕迹的生命离去才不过几年光阴。我其实多么想看到1959年3月17日的深夜黯然离开家园的尊者及亲人留下的痕迹。
而我在这废墟中发现的唯一一个生命,准确地说,是已经死亡的生命,一只挂在自己编织的蛛网的蜘蛛干尸,悬在半空中。它仿佛是这里唯一的主人,守护着废墟也就守护着过去,那么,它是想用这蛛网捕捉住谁呢?还有与它同类的蜘蛛,也是这废墟的守护者吗?我很想知道在我们的文化中,蜘蛛是一种什么样的昆虫?有着什么样的寓意或力量?是邪恶的还是驱邪的?我把镜头靠近它拍摄,照片上的它与周遭的残破房屋构成了奇异的仿佛意义深远的画面。而当年,在这大屋里的动物,一定不只蜘蛛这一种。一定会有猫,也有老鼠;一定会有狗,那是拉萨特有的阿布索,主人的宠物,可以进入佛堂和客厅、睡房;而大狗,我指的是獒犬,那是会与看门人呆在一起的,在院子里,在大门口。我在尊者六十年代的照片上,见到过几个阿布索,就像是它们也随着尊者一起流亡他国。很显然,蜘蛛比狗和猫的生存力都更顽强,也更容易藏身,更容易活下来。
蜘蛛的藏语发音是“董木”,后面的这个“木”轻声,几近于无,但还须发出。蜘蛛网的藏语发音是“董木哒”,中间的“木”依然是微细的轻声。
那么,我像什么呢?是不是,我像一个隐秘的、并不专业的考古爱好者,也像一个着了魔的废墟收藏者,更像是这个老城里的流亡者之一,怀着许多个前世的记忆流亡着?当我在喜德林废墟、尧西达孜废墟、甘丹贡巴废墟反复徘徊时,其实是从废墟本身返回往昔的喜德林、返回往昔的尧西达孜、返回往昔的甘丹贡巴。这是一种类似于在中阴道路上的旅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和诱惑,在贡觉松的护佑下,得以重新成为这些废墟的真正居民,虽不能安住,却多少知足。
是的,拉萨于我亦如此。这些废墟于我亦如此。然而看得见的是建筑废墟,看不见的却是精神废墟。布罗茨基在散文《小于一》中写道:“你不能用一页《真理报》遮盖废墟。空洞的窗子向我们张开大口,如同骷髅的眼窝,而我们虽然很小,却能感知到悲剧。确实,我们无法把自己与废墟联系起来,但这不见得是必要的:废墟散发的味道足以中止微笑。”
恐怕,只有当这些废墟都消失之时,才是某种“除忆诅咒”发生作用之刻。正如中国艺术评论家廖雯所言:“权力一旦掌握在无知和物质手里,文化和审美就彻底失魂落魄了。”而这样的权力者可谓天生拥有“除忆诅咒”的魔力。
8、最后,我还要转述一个故事,是我回拉萨时见到的一位退休干部讲述的。她笑称自己过去是“达赖喇嘛家的奴隶”,其实是朗生,中共宣传是“奴隶”,其实是属民的意思。我原以为她要忆苦思甜,孰料她说:“总说藏族人现在多么幸福,过去多么苦,可我们就是在过去生活过的人,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他们在撒谎。”
她接着说:
“我家过去就是达赖喇嘛家族的奴隶,如果非要说我们是奴隶的话。我父亲是亚溪达孜家的看门佣人。
“我和衮顿的妹妹吉尊白玛啦在亚溪达孜里长大,还有康珠啦,是衮顿大姐的女儿。我们每天都在一起玩耍。我们在林卡里疯玩的时候,吉尊白玛啦会说,让我们藏在树后吧,因为衮顿会在颇章布达拉上面用望远镜看这边,我们玩得这么开心,他却从小就没有这样的欢乐,宁结。有一次,康珠啦让我跟她穿过水塘,我不愿意,她就打了我,但那都是小孩子之间的打打闹闹。我哭了,也告状了,衮顿的母亲就教训了康珠和几个佣人。后来,康珠啦还来求我的父亲,让我跟她们和好,一起玩。
“衮顿的母亲很慈悲,还给我们佣人的孩子水果吃,要知道水果那时候很稀罕。大院里很多房间是给外来人、流浪者、朝圣者住的。他们偶尔也会来干活,就会得到酥油、糌粑和肉。衮顿的母亲常常送他们食物。
“衮顿的父亲我没见过,听我父亲说他脾气不太好,但是很耿直,喜欢马,常常在马厩里呆着。
“我有一次脸上生疮,流血,就在院子里晒太阳,被衮顿的三哥洛桑桑旦啦骑马回来看见,他就派佣人送给我衮顿喝过的酥油茶上面的油,我抹在脸上,再晒太阳,几天就好了。
“坚斯厦没几个朗生,有一个朗生病死了,他的儿子一直得到衮顿家很好的照顾。”
回忆往事的退休干部年约七十,犹如满月的脸上有酒窝,笑起来好看。她去过达兰萨拉,觐见过嘉瓦仁波切,心酸地泪流不止,因为全世界最著名的流亡者,他栖身的居所不是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曾经拥有无数珍宝的宫殿。当然她也和无数藏人一样,对加嘎(印度)这个国家充满感激。她还见到了儿时的玩伴——拉姜古修,这是对吉尊白玛的尊称,贵族夫人的最高敬语。她用不容置疑的口气提醒我:“他们过去是我们的主人,现在也是我们的主人,记住是我们自己的。”
我注意到,“主人”,即藏语的达波,这个词被她赋予了亲密的味道,正如一家之长。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2015年11月12日 星期四

非法採金破壞西藏生態,中國政府封鎖媒體報導

桑杰嘉 

2015-11-12 11:58

原载台湾民报
(專文) 非法採金破壞西藏生態,中國政府封鎖媒體報導


中國黑心商人在西藏高原非法採金,中國官方則封鎖消息,刪除報導文章。(圖片取自網路)


 最近,中國的《新湘報》報導有關西藏阿里噶爾縣和日土縣地方政府以「用資源換資金」 、「礦區環境恢復治理試點礦區」、「復坑回填治理,恢復生態環境」等名目,與企業勾結進行非法採金,嚴重破壞西藏阿里牧民草場和自然環境近萬畝的調查報導。該報在中國各大媒體轉載,但過沒幾天就被刪除。
這一事件是西藏各地非法採金、採礦的一個典型案例。西藏阿里地區噶爾縣政府和湖南中璽投資公司進行所謂的「用資源換資金」,藉此放任企業非法採金暴富,嚴重破壞環境。西藏政府一再聲明在該地採金是非法的,但地方政府環保、國土等部門不管。媒體從現場到企業、政府部門進行了系統性調查,並揭露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巨大經濟利益關係。
 「24支採金隊伍,1000多名工人、100多台挖掘機、200多台運土車、40多台運水車在工地上幹得熱火朝天。」
「記者看到,原本寬闊的草場,被非法採金遺留的砂石佔據了九成以上;採金形成的15個大水坑,每個都比一個足球場還大……礦山上沒有水,採金者要到3公里遠的巴措河取水……1000米長的河道裡,被採金者挖了10多個取水用的蓄水池,100多台拉水車來回奔波。美麗的巴措河面目全非,到處都是坑坑窪窪,遍體鱗傷。」 
以上是中國媒體《新湘報》在噶爾縣巴措礦區現場調查時看到的景象。在西藏,像這樣非法採金的情況非常嚴重,對西藏環境破壞之嚴重,讓人瞠目結舌。更嚴重的問題是,中國政府禁止媒體報導,國際媒體更無法接近這些現場。但難能可貴的是,有媒體記者實地揭露,而且是中國媒體做了相當深入的報導。
10月10日前後,《新湘報》網站刊登特約記者陽小青從西藏阿里發出的一篇報導〈湖南企業以復墾名義西藏阿里非法採金〉,之後很多中國網站轉載該文,「北極星節能環保網」也以〈湖南企業西藏採金背後:政府以資源換資金 9000畝土地遭毀〉為標題予以轉載,在微信(WeChat)上廣泛傳閱。但是過沒幾天,各大網站紛紛刪除該文,包括《新湘報》網站也刪了。顯然中國政府非常「關注」這篇報導,並且採取行動封鎖資訊。
                
         中國網站「北極星節能環保網」轉載《新湘報》的報導文章,遭中國網管刪除。(桑杰嘉/提供)
《新湘報》記者不僅報導非法採金者如何破壞自然環境,而且深入調查政府和企業如何以「資源換資金」進行 「合作」、企業如何暴富、當地牧民的艱難處境、政府官員的視而不見和刻意迴避、國家投資的缺乏等等。因此,該報導戳穿中共一直在鼓吹的如何保護西藏環境,以及對西藏進行大量投資的謊言。
該報記者也提到中共軍隊進入阿里之後,對當地生態環境的破壞。「當地牧民告訴新湘報,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由於天氣寒冷,當地村民和駐軍部隊為了取暖,大量砍伐紅柳等當作燃料,導致地表植被逐漸減少。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整個噶爾縣大部分土地都變成了荒漠戈壁,草場草質嚴重退化,每到起風時總會捲起飛沙走石,整個縣城便置於漫天黃沙之中。」
這類情況其實從1949年開始,就在西藏各地發生。筆者和中國作家唐丹鴻在採訪流亡藏人時,很多老人也講述同樣的情況:共軍來到西藏後,在各地濫伐導致後來這些地方成為荒漠。
共軍在各地濫伐的結果,甚至威脅當地民眾的生存。噶爾縣林業部門一度通過封沙育草、工程固沙、建立苗圃、培育防風阻沙林等措施,完成防沙治沙3000餘畝。但是在權錢交易、官商勾結之下又開始破壞,破壞的範圍還擴大了9000多畝。
根據中國官方媒體的說法:自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會議以來,西藏被定為「重要的高原生態安全屏障」。2014年4月,全國人大通過「歷史上最嚴」的《環境保護法》,明確規定「國家在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環境敏感區和脆弱區等區域,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嚴格保護」。今年5月,中央發佈《2014年西藏自治區環境狀況公報》,也明確了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要求和制度體系。
中國官方一而再、再而三地說,西藏自2006年頒布禁採令以後,任何形式的採金都是非法的。但是《新湘報》記者到現場採訪時,採金者卻告訴記者,他們的採金是辦了手續的,是合法的。
原因就是,湖南中璽公司與噶爾縣政府簽了一份協議。縣政府同意中璽公司申請對巴措礦區進行「復坑回填治理」,包括在挖過的礦區撒播種草、河道疏理、土石方平整回填。協議還規定,在回填過程中,「餘礦應充分利用」;而且在扣除工程成本後,利潤由雙方分成,甲方分40%,乙方分60%。
協定簽訂後,2014年中璽公司向噶爾縣政府繳納1000萬元礦體開採費,和1000萬元復墾保證金。也就是這份「以資源換資金」的協議,中璽公司得以在劃定的礦區復墾範圍內進行採金。換句話說,就是用「復墾」的名義偷渡「採金」。
這份協議原本已缺乏正當性,更誇張的是,採金者向《新湘報》記者直言:「我們這裡不是復墾,你只管挖砂採金就是了,根本不需要種什麼草,恢復植被。噶爾縣國土資源局也是這麼要求的。」尤有甚者,中璽公司竟然違反與噶爾縣政府的協議,將採金業務層層分包,從中賺取高額利潤。因此在巴措金礦現場,《新湘報》記者竟然看到24條生產線在非法採金。  
記者揭露,在巴措金礦,中璽公司法人代表匡玉瓊一天就可以收取500萬元承包費;而中璽所轉包出去的湖南金利投資公司法人代表劉期武,一年可以非法獲利4億元。
中國媒體新華社稱,截至2014年底,國家對西藏已累計投資到位57億元。但是,阿里地方官員卻對《新湘報》記者抱怨:「我們通過土地復墾專案,開採沙金資源,因為我們阿里畢竟是貧困地區,國家資金投入來不及,有些專案需要建設又沒有資金,所以採取『用資源換資金』的方法,為當地政府解決一些困難。」
兩相對照,一連串問題來了:到底國家有沒有投資?地方官員有沒有撒謊?還是錢進了某些官員的腰包?中國政府三句不離「援助西藏、投資西藏、建設西藏」,西藏不是「翻天覆地的變化了」?政府時不時組織民眾感恩中央政府,怎麼會出現「國家資金投入來不及」的情形?
更詭異的情形是,根據《新湘報》記者調查,證實中璽在巴措金礦復墾的專案,既沒有做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也沒有走任何招投標流程。而且該公司在湖南省工商登記註冊中,沒有地質環境治理專案,也沒有取得國土和環保部門頒發的任何資格。
此外,據記者描述,匡玉瓊見到記者的第一面,就說她這個法人代表「也只是一個打工妹」。那麼誰是真正的「老闆」?其實很多「翻船」的中國企業,總是會出現最後不知道誰是老闆的怪現象;事實上這些企業的真正老闆,就是中共的高層官員或其親屬。 
在西藏阿里,1000多人每天16小時瘋狂採金,毀滅性的破壞西藏生態環境。雖然中國政府採取對相關資訊的封鎖措施,但是網路時代為我們提供更多瀏覽資訊的機會,中國政府要一手遮天,恐怕是越來越困難。

2015年11月9日 星期一

拉薩廢墟:堯西達孜(上)

作者:唯色



拉薩廢墟:堯西達孜(上)1、
“亞溪”又寫“堯西”,在藏語裡,“亞”是父親的最高敬語,“溪”為莊園,藏人都知是何意。無論在藏人的傳統中,還是在學者的研究中,都認為“亞溪”指的是達賴喇嘛家族。如義大利藏學家畢達克所寫:“亞溪(yab-gzhis),即前達賴喇嘛的家族。” 中國官方體制內的藏人學者也稱:“人們用‘亞溪’(父親的莊園)這一既顯示權勢,也顯示財富的名詞來尊稱達賴喇嘛的家庭,使‘亞溪’約定俗成地成了專有名詞。” 應該說,“亞谿”的準確含義,即“國父之莊園”。

與許多藏人一樣,我也一直以為,圖伯特的歷史上有多少世達賴喇嘛,就會有多少個“居於塔尖” 的“亞溪”家族。但學者說,“現有六個亞溪家族,包括現世達賴喇嘛家族在內。” 即:七世達賴喇嘛家族桑頗;八世、十二世達賴喇嘛家族拉魯;十世達賴喇嘛家族宇妥;十一世達賴喇嘛家族彭康;十三世達賴喇嘛家族朗頓;以及來自安多當采(達孜)地方,即今中國行政區劃的青海省平安縣石灰窯鄉紅崖村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家族。這表明,有“亞溪”名號的家族乃有史可查。而我之所以將其羅列,是因為不知從何時起,憑空冒出好幾個“亞溪”家族。哦,他們在自己家族的名字前,堂而皇之添加的是“堯西”。

堯西這個,堯西那個,如昌都活佛帕巴拉家族,連他曾任政協官員的兄長名字都成了堯西•某某某某。這肯定是文化大革命之後的新生事物。那之前,誰敢與“亞溪”或“堯西”沾邊啊?那屬於被革命的大掃帚掃進歷史垃圾堆的“四舊”,唯恐避之不及的大麻煩。那時候,連真資格的貴族都恨不得自己是鐵匠、屠夫出身,有些乾脆下嫁給過去連落在地上的影子都不能挨著的“賤民”。

然而風水流轉,短短二三十年後,又似乎變回去了。現如今,又有不少藏人恨不得自己一夜變成貴族身,而已為貴族身的,則絞盡腦汁把自己虛構成皇親國戚、公主王子。甚而至於,原本持守嚴明的戒律代代相傳卻于不正常的年代不得不破戒還俗的仁波切,其子女乃是特定歷史的傷心產物,說來沉痛,無甚炫耀之處,卻也驀然間自封“堯西”。

天下堯西是一家,難道跟歷代達賴喇嘛家族並無絲毫關係的這些新生“堯西家族”,相互應該結為親戚嗎?

而真正的、正宗的堯西家族呢?我想說的是,故鄉屬安多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家族,于拉薩留下的痕跡又在何處呢?

容我指出:在老城與布達拉宮之間,在布達拉宮頂層向左俯瞰不遠處,如果是在1959年以前的照片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有一座龐大的白色建築坐落在廣闊的樹木與花園之中分外美麗,這正是十四世達賴喇嘛家族的府邸——亞溪達孜府,今寫堯西達孜。正如相關記錄明示,它並不與其他貴族的府邸相鄰;它是最長的轉經路——林廓路線所囊括的拉薩城裡“唯一一座獨立式的府邸”,而它之所以建在那裡,是因為居住在高高的布達拉宮裡的尊者達賴喇嘛,當他想家的時候,朝左邊望去,就能看見兄弟姊妹的身影,說不定還能依稀聞到母親烘烤著他最愛吃的安多帕勒(麵包)的香味,所以它正式的名稱是“堅斯廈”。

2、
據尊者的母親在孫女陽宗卓瑪記錄的口述自傳(1997年臺灣出版,名為《我子達賴》)中解釋,“堅斯”的意思是“達賴喇嘛陛下的目光”,“廈”的意思是“布達拉宮的東面”,如此詩意的稱謂,透露的是安頓幼小的達賴喇嘛和他的邊地家人的拉薩貴族們心思細密,富有人性。這幢專為尊者家族建造,且距布達拉宮不遠的白色宅邸,在尊者於1939年從安多迎請至拉薩後開始動工,大概在1941年完成。但無常的是,堅斯廈屬於尊者家族只有不及二十年的短促光陰,1959年3月17日夜裡,當24歲的嘉瓦仁波切悄然離別已落入佔領者手中的拉薩時,隨他踏上流亡之路的家人也從此失去了家園。

尊者的母親回憶道:“這塊地原來屬於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英國大使曾經有意購買,但是遭到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拒絕。他說這塊地方將來會有用。堅斯廈是塊很大的土地,到處都是樹木。”

“我們在羅布林卡住了三年後搬到堅斯廈……政府派人來通知我們堅斯廈已經建造完成”。

“這是一個我們可以稱為家的地方。政府已經請喇嘛為這個房子祈福了,另外有四位喇嘛一直住在我們家。我們每八天就要在祈禱室祝禱,有時候還會邀請五十位到一百位喇嘛進行一個星期的祈禱。”

“……堅斯廈共有三層樓,由西藏政府建造,後院之外還有一棟兩層樓的房子。房子用石塊蓋成,裡面有許多柱子。……堅斯廈大門的兩邊各有一個大輪子,大概二十尺之高,八尺寬,要用極粗的繩子才能移動。……堅斯廈一共有四個門可以進入,北南東西,每個門旁都有女侍與家人居住的宿舍。”

“我有兩個兒子在堅斯廈出生,其中一個在兩歲時夭折,名叫丹增曲紮,他是個活潑的孩子,常跑到達賴喇嘛陛下的房裡,把一切東西搞得天翻地覆。……我們請了噶東國師到堅斯廈起卦……(說)雖然他離開了人世,終究還是會回到父母身邊,重新投胎到這個家庭。”

“在動身前往中國之前,我們請達賴喇嘛陛下在堅斯廈住了幾天。自從我們的房子蓋好後,達賴喇嘛陛下從未看過。他能來和我們同住,實在是我極大的榮耀,也是全家人的驕傲。達賴喇嘛陛下住在堅斯廈期間,他和政府官員、隨從,以及每天來朝見他的群眾的飲食都由我們供應。那可是重責大任。達賴喇嘛在長途旅行之前,每天都要進行祈禱儀式。所有的噶廈與許多貴族都要出席。因為達賴喇嘛陛下的造訪,我們特地蓋了新廚房與車道,這樣他的座車可以直接開進房裡。”

在傳記中見到兩張尊者母親站在堅斯廈房頂上的照片。可能是在洛薩期間拍的,佛母穿的曲巴因雙肩繫有刺繡的彩色編織帶,而與衛藏款式的曲巴不同,應是安多風格。除了耳環,佛母沒戴珠寶裝飾,顯得樸素大方。如佛母所言,自尊者父親去世後,除了特別場合,沒有再佩戴過安多特有的錦緞裝飾物及其他裝飾。

3、
但是,在中國軍隊進入拉薩之後,一切都不同了。最初周旋的那幾年,尊者母親回憶道:“他們來到堅斯廈,行為跋扈粗魯,並說如果把堅斯廈變成政府辦公室倒是個不錯的主意。……但是他們又說本來打算向我買這個地方,不過別人一定會說是他們從我這裡偷的,所以他們改變主意,不打算向我買了。……只要他們高興,他們隨時都會不請自來。如果他們事先通知我,我就會非常疑惑,不知道他們又要和我談什麼事情了。每當他們離去,我就感到無比輕鬆。我一看到他們就非常害怕,因為我必須謹言慎行,否則很可能因為無心的話語而害了其他人。”

尊者母親也回憶了離開堅斯廈的那天情景。是1959年3月10日,藏人反抗中共的行動已經開始,但尊者母親並未意識到,仍在家中刺繡,料理家務。雖然布達拉宮高牆下已有成千上萬婦女在呼喊保衛達賴喇嘛,但不遠處的堅斯廈卻很平靜。當身為尊者護衛隊長的女婿趕來接佛母去尊者居住的羅布林卡,她辛酸地說道:“我沒有想到那竟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堅斯廈和我的母親,也完全沒有想到我會把所有的東西都留下,就這麼孑然一身地到印度。

“我所有的東西都鎖在堅斯廈裡面,櫥櫃鑰匙和一封短信包在皇絲布中,由我的強蘇(管家)保管。……上面寫著要他好好看顧房子,鑰匙交由他來保管。……我連和母親道別的時間都沒有,沒有帶任何衣物就離開了……”。

而尊者的外祖母,當時已經八十七歲高齡,無法騎馬長途逃亡,只能留在堅斯廈,兩年後孤寂去世於“世事反轉”的拉薩。

而幾十年後,待我走近堅斯廈時,非但沒有見到當年勝景,且有了不堪回首的另一頁。簡言之,它有了這樣的稱謂:“二所”、“造總”總部、西藏大廈的職工宿舍。所謂“二所”,即自治區政府第二招待所;所謂“造總”總部,即拉薩兩大造反派之一的據點,文革期間專門接待從中國各地到拉薩串聯的紅衛兵,極盡各種破壞之能事;在被當作旅館並由旅館工作人員使用時,則成了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大雜院。

在我看來,這堯西達孜是拉薩的地標之一,其意義不亞於任何一座老建築,卻少有人知。這倒也好,免遭遊客覆滅之災。說起來,這座尊者家族宅邸還算幸運,雖已廢墟化,而且還在繼續廢墟化,但完全坍塌也不會較快發生,至少有三分之二依然在原址。儘管在尊者家族流亡之後,就被“解放者”——如納博科夫形容的,“穿綠色衣服的暴發戶”——取消了所有權,而且以革命的名義占為己有,在幾十年裡不停安排各色人等寄居,如今去問,得到的答覆不會指認這是尊者家族府邸,而是會理所當然地說它屬於西藏大廈。

4、
一位網名叫“雪域灰土”的藏人,去年夏天在他的博客上張貼了十六張展示堯西達孜外表建築及內部房間的圖片,應該是拍攝於十幾年而非今天,彼時堯西達孜尚殘破不多,還能看到屋內牆上繪畫著共產主義魔頭群像:馬恩列斯毛。

他還寫了一些相關的介紹文字,如:“經過西藏噶廈政府與達賴喇嘛的父母,特別是與達賴喇嘛的父親數次協商,最終確定在布達拉宮東側,距布達拉宮500米左右的平地上建造達賴喇嘛父母的莊園;建造時間大概是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之間。”“大概占地面積為3500平米、建築面積為2700平米左右。建築風格為傳統藏式建築;沒有什麼特殊或現代成分。整個建築分為兩大部分、即外院和內院。外院為兩層,主要為傭人和陪同達賴喇嘛的普通官員使用;內院為三層,為主人、達賴喇嘛來時、高級官員和喇嘛使用。大小房屋(包括儲藏室等)數量為100間左右。莊園坐落在今日拉薩市最為繁華的商業街(北京中路),被周圍臨街商鋪完全掩蓋著莊園,很少人知道這裡曾經是達賴喇嘛父母的莊園。”

“雪域灰土”顯然知悉內情。他寫道:“歷史十年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大破壞期間,只有以下三種因素使有些文化古跡和貴族莊園沒有被破壞:被軍隊佔用、政府辦公和招待所、人民公社倉庫或集體生活場所。達賴喇嘛父母的莊園就是因為被中共政府用作政府招待所才得以保存: 取名 (第二政府招待所)。”

堯西達孜“自一九六四年被中共政府沒收,一直到一九九0年被用作中共政府招待所,取名第二政府招待所。在中國經濟不發達時期對政府的各級官員和政治會議接待工作起到了巨大作用。”

“一九九0年中共政府建造現代化的賓館:即西藏大廈。西藏大廈為半企業性質的中共政府賓館,原先的第二政府招待所(達賴喇嘛父母莊園)歸西藏大廈所有。自一九九0年至二00五年西藏大廈一直把達賴喇嘛父母莊園用作出租房,主要租給漢人打工者。在莊園大院的周圍也建造了數百間的商品出租房搞創收。莊園房屋和莊園大院周圍出租房統稱為西藏大廈的(經濟發展部)。”

“自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九0年用作政府招待所,之後用作出租房並在周圍建造了數百間場品出租方,這些商品出租方現在依然在產生經濟效果。截止到二0一一年十二月,莊園房屋的使用、出租,以及周圍臨街商品房出租的綜合經濟收入估算為6600萬人民幣左右。”

而且,“對莊園內部房屋進行的改動較大,主要是把大的房屋被分成兩個房屋,以求通過出租得到最大經濟效益。裡面也是設立過幾個辦公室,主要管理租戶和收繳租費。很多房屋的內部彩畫被抹去,這應該是在被用作政府招待所時進行的。特別是莊園主樓的經堂、接待達賴喇嘛的房間等的牆面壁畫和雕刻顏色都被抹去。裡面的牆面上畫有毛澤東、史達林等的畫像。”(文章僅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立場和觀點)

轉載-自由亞洲電台

2015年11月1日 星期日

那大洋,多得像下雨


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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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提供)




•下雨了

大洋,是银元的俗称,但不知为何要把银元叫做“大洋”,跟大洋彼岸的“大洋”有什么关系吗?博巴(藏人)也把银元叫做“大洋”,不过发音不太一样,那“洋”从口出,音调往上飘,就像跃跃欲飞,显然不是博盖(藏语),而是汉语进入图伯特(包括安多、卫藏、康、嘉绒等所有藏区)之后发生变异的例证之一。当然,图伯特是有自己银元的,叫做“章嘎”。很早的时候,拉萨就自己做章嘎了。尼泊尔的章嘎越做越伪劣,满清的章嘎刻着皇帝的年号,多麻烦啊,还不如自己做章嘎,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的地盘我做主。
忘记是在哪本书上看到,还是听哪位长辈提及,说是中共军队进入图伯特时,随军携带无数银元,带不动就让飞机跟着,随处空降一箱箱银元,传说有几箱扔错了地点,径直掉到汹涌澎湃的金沙江,被激流吞没。一路上,所遇博巴,不分高低贵贱,只要归降,那撒出去的大洋啊就跟下雨似的。
想想看,那是怎样的一个场景?一卷卷银元,突然被撕去密封的硬纸,抛向空中,又从天而降,在阳光下叮当作响,纷乱砸在博巴们的头上,“多得就像下雨呀!”有了贪欲的人们眼花缭乱着,欢呼雀跃着,张开了过于热情的双臂。但有一个人,他冷眼看着,冷静地说:“无非是刀刃上的蜜,你们去舔吧,舌头会被割掉的。”他是尊者达赖喇嘛的长兄塔泽仁波切【1】,他的这句话,我是在《雪域境外流亡记》【2】上读到的。
举几个事例来看看这雨下得有多么地瓢泼吧。为“争取爱国上层人士”,外来的“解放者”在拉萨狂撒大洋。不少大贵族和商人见钱眼开,忙不迭地,又是卖自家大屋,又是卖土地,又是卖存粮,又是卖羊毛,而且只要合作就能获得丰厚俸禄。一位名叫陈宗烈的摄影师,从北京派往新成立的《西藏日报》就职,多年后回忆说【3】,出身显贵的副主编噶雪•顿珠,当时每月工资就有一千多块大洋,每次发工资,都得叫佣人来,把几十封沉甸甸的大洋装满口袋吭哧吭哧扛走,也许是用氆氇【4】编织的那种结实的口袋吧。不过他闭口不提这位贵族副主编在文革时上吊自尽的下场【5】。算算看,享用大洋的好日子并不长。五六年、五七年,但凡就读于拉萨小学和拉萨中学的学生,无论哪种家庭出身,在学校创办初期,统统每月都能领到三十块大洋,这都是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下的赌注,不可谓不慷慨,只是没过多久就越来越少,到文革前,一级助学金才是十五元人民币。
甚至在最早与金珠玛米的战斗中被俘的康地士兵,非但没被虐待,还被亲切地称为“阶级兄弟”,又献哈达又赠大洋,一律释放回家。金珠玛米是解放军的藏语发音,与革命的藏语发音即杀劫,都属于新造的词汇。有位老人告诉过我,昌都战役之后,对被俘的藏军士兵,每人发五块大洋;若带有家属和孩子,再增加三块大洋。中共随军记者及时拍下了这些神情困惑的博巴不知所措地表示感谢的镜头,这在至今常有的展现西藏人民获得“解放”的展览中还可以见到。当然,1959年3月,发生在罗布林卡【6】那场血腥屠杀的惨状,是不会出现在展览中的。
这就要补充一个故事了。数年前,拉萨纷传在金珠西路新建的格桑林卡小区闹鬼,据说原因是那里埋葬过当年在罗布林卡被杀的许多博巴,类似于那种万人冢,结果修房子挖地基时挖出白骨累累。除了白骨,说是挖到的还有“矢”,即现在所说的价值昂贵的九眼石或天珠;还有进口手表,可能是瓦斯真、劳莱克斯之类吧,已经永恒地中止在某个特殊的时刻了;还有一些生锈的大洋,擦去锈迹后说不定吹口气还能发出响声……这从另一方面,是不是说明了当时的金珠玛米还真的不拿藏族群众的一针一线呢?说实话,我相信挖到了累累白骨但不太相信挖到的有这些宝物,即便有,也早就没收充公了。

•乡巴佬进城

我从小见过大洋,是我那喜爱收藏旧物的父亲保存的,其实是当年他在西藏军区服役时领的薪水,只剩了几块。我还知道他的一件往事,他曾经积攒了两年的军饷,用军用挎包装着沉甸甸的大洋,在帕廓著名的夏末嘎波店里买了一台120的蔡司相机。当文化大革命如同暴风骤雨席卷拉萨时,他用这台相机拍摄了祖拉康(大昭寺)【7】被砸的惨状、“爱国上层人士”被批斗的下场。如今那相机已留给了我,拿起来略沉,纯皮的棕色外套布满岁月的痕迹,连机器本身也有磨蚀的印迹,那是父亲在那么多年里反复使用的证明。打开镜头,而镜头是向前伸出去的,发出轻微却干脆的响声。闭上左眼,让右眼从小小的取景框里看出去,难道我能够看见他目睹的“杀劫”吗?至少应该让我看看,要用多少块大洋,才能买到这样一台品质不错的德国相机?
想当年,金珠玛米以及随后的加米(汉人)们刚进拉萨时,一定像乡巴佬进城,被琳琅满目的商品晃花了眼。有个于1956年进藏的地质工作者,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到帕廓:
“虽然街道不过600米长,还是鹅卵石铺成的,但是这里却云集了世界各地著名品牌。商店里到处可见琳琅满目,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名贵商品,市面所见著名品牌有:瑞士的名表劳力士、欧米茄、浪琴;德国的高档照相机康泰克斯以及勃朗宁手枪;芬兰的匕首;美国的派克笔;荷兰的菲利甫收音机;意大利的毛毯以及珠宝、金银首饰、毛料、呢绒、毛线等世界各地大、小商品,应有尽有。这些商品在国内市场上很难见到,所以我们带着猎奇心情,不紧不慢,逐间商店进进出出,经过一番调查,这里的商品还算货真价实,价格比内地市场便宜得多,只是不用人民币而用银元(俗称“袁大头”)。我们粗略的了解了部分物价:名贵手表150—170元;高档照像机150—600元;派克笔10—25元;毛线1磅∕6元;呢绒、毛料1米∕8元。所有物价都比内地市场和香港市场便宜。”【8】
甚至1956年,中共开国元勋陈毅率领浩浩荡荡八百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慰问拉萨驻军,也为物质丰富的帕廓震惊,索性不顾面子,大肆狂购,以至于“代表团”真的成了“戴表团”,据说几乎每个人的两只胳臂上都戴满了世界名表,为的是给亲朋好友送礼。当然,那都是用大洋换来的。
忍不住要啰嗦一句,难道,当时西藏社会那么多的名牌,全都是穷奢极侈的“三大领主”在消费吗?一般市民应该也过着殷实的小日子吧。至于如今各种“忆苦思甜”的展览中,那些黑白旧照上的凄惨乞丐,我在如今的拉萨街头也多多见过啊。
没多久,那像下雨一样撒遍进军路上的大洋,开始冲击图伯特的金融市场。“通货膨胀飏起,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现象,我的人民不懂为什么青稞的价值隔夜就倍涨。”【9】 “记忆中的第一次,拉萨人民被推进了饥荒的边缘。”【10】尊者达赖喇嘛在他的两部自传中,都这么回忆过。闯进家园的外来者与原住民的蜜月,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终于结束了。

•生产大洋的陈伯伯

人生中充满了不可思议的际遇。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王力雄的义父陈伯伯竟然是制造,不对,应该说是生产,成批成量地生产大洋的人。
初见他时,他已八十多岁。得知我是博巴,他笑呵呵地说:“我跟你们西藏有缘啊。知道‘袁大头’不?当年,你们西藏人用的‘袁大头’还是我造的呢。”
这下轮到我惊讶了。“袁大头”是银元的又一俗称,因那银元的正面刻着满清末期及之后的大军阀袁世凯【11】穿戎装的侧影,他巨大的光头、浓密的胡须与肥硕的耳朵闪闪发亮,成为典型标志。许多关于万恶的旧社会的电影里,常有那时候的中国人用指尖捏着“袁大头”,放在嘴边吹一下,再飞快地拿到耳边听声响的镜头,据说那是辨别银元真伪的方式,看来造假的历史源远流长,人人都须得练就火眼金睛加上好听力的功夫。
享受部级待遇的陈伯伯是资历很长的老革命,在延安窑洞里住过多年的八路军。我一直想听他讲讲怎么生产“袁大头”的往事,却耽于疏懒,一拖再拖,直到他去世前四个月,才很幸运地补上了这一课。
时值九十一岁的陈伯伯,说起“袁大头”依然兴致不减。那是1948年底,中共元帅林彪以战死国共两军五十余万、饿死长春百姓三十余万等生命的代价,取胜了辽沈战役。于是,早在三年前便从延安去长春、哈尔滨给解放军造纸币的陈伯伯,又转道沈阳,从苏联红军手中接管了沈阳造币厂。陈伯伯用了比较多的时间,给我讲述了解放军自造纸币,人打到哪里,票子就用到哪里的典故,还回忆了成立于满清末代的沈阳造币厂,跟满洲国、日本人、张学良、东三省的关系,但我兴趣不在此,也就略过不提。
而这个沈阳造币厂,历史上就造“袁大头”,那些模具一直留着,而造币设备从废铁堆里也挖出来了,造币技工也差不多都找回来了,万事俱备就差银子。陈伯伯说,当时中国许多地方已经被我们解放了,到处都在“打土豪,分田地”,这个你懂不懂?不到一个月,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运来了黄金白银。用火车运,用汽车运,全拿麻袋、大筐装着,全是金银元宝和各种金银用具,像烛台、碗筷、酒杯,甚至女人的首饰,什么头上插的簪子、发卡,手上戴的戒指、手镯,还有耳环,连着翡翠、玛瑙,很好看的,全都一股脑儿给没收了。当然,那都是地主老财的,这叫做“挖地三尺打老财”。
金子归银行,银子归造币厂。先用大炉子火化,那炉子特别大,两三个人抱不过来,烧得火红,把银子化成水,做成砖头那样,入库,化验。当时有规定,银子成色不能低于三个九,也就是要达到99.9%,成色高了也不行,得兑红铜重化,必须得是99.9%。而且,还特意将模具上“袁大头”那稍有磨损的肩章,重新做了修饰。因为我们造银元是政治任务,为大军南下做准备。西南、西北都习惯用银元,少数民族只认银元不认纸币,我们造的银元要在那些地方派用场,所以就得保持良好的信誉。
检查完了,就熔化成一米长的条,再压成厚薄一致的片,再熔化,再压成一个个圆饼,用盐酸、硫酸洗出银子的本色,又用机器冲出圆饼周边的齿轮,然后用“袁大头”的模具上下一压,正面是袁世凯的大光头,反面是“中华民国三年”,再倒在热炕上,熏上五六个小时的蒸汽,这样的话,这银元才会一吹就有响声。最后,用专门的纸,将五十个银元扎成一卷,装箱,钉死,箱子编号,运走。那时候人的素质都很高,从来没有过贪污,真要贪污也没地方藏。
说穿了,我们的“袁大头”主要就是给少数民族造的,我们要解放少数民族地区嘛,需要少数民族的帮助,要讲政策嘛。陈伯伯声音朗朗地作了总结。
“这意思是不是说拿‘袁大头’收买人心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陈伯伯笑而不答。
“难怪运到西藏的大洋跟下雨那么多,说不定藏人还以为是袁世凯那时候的大洋呢,原来都是陈伯伯您造的啊。”
陈伯伯说:“可是我们的含银量超过了真正的‘袁大头’!”
我很想再说一句,共产党起先打家劫舍,是冲着自家人;抢了自家人的东西,再去骗邻居,结果最后都成了他的“冤大头”。当然,我终究忍住没说。
陈伯伯多年前就想去拉萨。他听西藏歌,看西藏书,王力雄还带他去吃北京的藏餐,每次看见我都要聊西藏,甚至临终前,还在读王力雄新版的《天葬——西藏的命运》【12】。他是不是汉人当中年岁最高的西藏发烧友呢?而这一切,是不是缘于几十年前,为图伯特的人民特制过“袁大头”呢?
一位从未听说过“袁大头”传奇的汉人朋友,了解到“袁大头”在图伯特所向披靡、战无不克的成绩之后,对我惊叹道:“这哪里是中共解放了西藏人民,分明是北洋军阀袁世凯解放了西藏人民啊!”其实,现如今,这一收买人心的政治任务依然在图伯特贯彻、执行着,只不过,“袁大头”换成了毛泽东头像的纸币罢了,所针对的不仅是“爱国上层人士”,更有纳入体制的各色人等及编外游民,只要驯服,那撒出去的大洋啊就跟下雨似的。

•熔化在佛像里的大洋

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陶长松【13】带着拉萨中学的红卫兵,高举毛泽东的画像和“彻底砸烂旧世界!我们要做新世界的主人!”的标语,直奔祖拉康去破“四旧”。
数小时后,祖拉康的露天庭院堆满了残破不堪的佛像、法器、供具以及其他佛教象征物,金顶被砸,经书被焚,壁画像泥巴一样从墙上被挖掉了。
原本安坐在一层左侧“土几拉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佛殿)的十一面千手千眼观世音塑像,典籍中记载由赞普(君主)松赞干布【14】采集各大圣地之土亲手所塑,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也毁于革命行动。不过,其中的八个头像残面和散失的“耸秀”(装藏)【15】,以及原藏于其中、被视为心脏的蛇心旃檀天成观世音像,却被虔诚的博巴悄悄收藏起来,冒着难以想象的危险翻越雪山,辗转带往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16】,献给了尊奉为坚热斯化身的嘉瓦仁波切(尊者达赖喇嘛)。坚热斯即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经典中记载图伯特从来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圣境。
1967年,在达兰萨拉与拉萨祖拉康一样的佛殿,也要塑造一尊十一面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纯银造像时,嘉瓦仁波切特意召见一位名叫边巴的著名塑像师,将从拉萨带来的七个观世音头像残面交给他,要他修复,然后安置于重塑的造像之首,而那些珍贵的“耸秀”须放入重塑的造像内部,至为珍贵的蛇心旃檀观音像则由尊者保藏、亲自供奉;至于另一个观世音头像的残面,无需修复,就这样放置于重塑的造像旁边,以示对文革浩劫的惊醒。据一位美国记者转述,如劫后重逢,当尊者双手捧着蛇心旃檀观世音像时热泪盈眶。“宁结(可怜)”,尊者说:“我感受到极大的悲悯”。
嘉瓦仁波切还给了边巴塑像师一袋大洋,散发着陈旧岁月的味道,恰恰来自于数十年前,犹如瓢泼大雨一般,降落在雪域众生头上的“袁大头”。据说是一位逃亡到印度的博巴献给嘉瓦仁波切的供养,而尊者的意思是将其价值用于重塑这尊复活的佛像。有两种说法,一说这袋“袁大头”被熔解后,化作了观世音造像那千只救度众生的手臂;一说这袋“袁大头”被换成印度银锭,铸造了观世音造像那晶莹剔透的美妙身体。
没有比这更合适并且更美妙的结果了。这是否成了一个将孽缘转化为顺缘的方式呢?尽管银元熔解后的纯度并不够,但我还是更倾向前一种说法,遐想着,中国的银子与印度的泥土,合而为一成这尊时刻面向图伯特的坚热斯,其中所蕴含的精神意义,将会在未来怎样的契机下逐渐显示呢?

写于2010年1月的北京;
修改于2015年10月的北京。

注释:
【1】仁波切:藏语,珍宝,通常专指藏传佛教中乘愿再来的修行成就者,藏语又称“朱古”。塔泽仁波切,Taktser Rinpoche,尊者达赖喇嘛的长兄,安多大寺衮本贤巴林即塔尔寺的主持。1950年代初期出走图伯特成为流亡者,2008年圆寂于美国。西藏独立运动的倡导者。
【2】《雪域境外流亡记》,(美)约翰•F•艾夫唐著,尹建新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3】《寻访旧西藏的贵族庄园》,见http://news.163.com/06/0629/10/2KPFON2800011229.html
【4】氆氇:藏语,属于西藏特有的手工生产的一种羊毛织品,可做床毯、衣服等。
【5】见《杀劫》页115,泽仁多吉摄影,唯色文字,台湾大块文化,2006年。
【6】罗布林卡:藏语,珍宝园林。始建于七世达赖喇嘛时期,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为后来历代达赖喇嘛的夏宫。1959年3月17日深夜,十四世达赖喇嘛由此踏上流亡之路。在中共军队的炮火中,众多保卫达赖喇嘛的藏人在罗布林卡被杀被俘。罗布林卡因此成为西藏历史上一场剧变的无言见证之一。
【7】祖拉康:藏语,佛殿。这里指大昭寺,位于拉萨,被达赖喇嘛誉为“全藏地最神圣的寺院”。由图伯特君主第三十三代赞普松赞干布修建于公元7世纪初,但在文革中,古老佛像基本被毁,徒留受损建筑,直至1970年代末才重建。
【8】见《到达目的地——西藏首府拉萨》,见http://xxyyll001.blog.qhnews.com/article/120135.shtml
【9】《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康鼎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
【10】《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十四世达赖喇嘛自传》,香港支持西藏之亚太广场出版,1990年。
【11】袁世凯:1859年-1916年,清末民初的军事和政治人物。清末头号权臣。北洋军阀。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袁氏成为首任大总统,甚至于1916年称帝,但终归失败。
【12】新版《天葬-西藏的命运》,王力雄著,台湾大块文化,2009年。
【13】陶长松:江苏扬州人,1960年大学毕业自愿进藏,被分在拉萨中学教汉语文。文革时期,他是拉萨红卫兵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是拉萨造反派组织“造总”的总司令,当过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后在西藏社科院工作,现已退休,仍在拉萨居住。
【14】松赞干布:图伯特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第一位以佛法治国的法王,公元七世纪初,图伯特(吐蕃)王朝第三十三代君主,统一图伯特疆域,统一沿用至今的藏文,制定以皈依佛、法、僧三宝为主的一系列法律和制度,迁都拉萨,修建布达拉宫等等。
【15】耸秀:藏语,装藏,即指佛像内装置的金银珠宝、灵丹妙药、甘露香料、五谷杂粮等,被认为是神圣之物,而佛像不装藏,不具神圣意义。
【16】达兰萨拉,位于印度北部,达赖喇嘛于1959年3月出走印度之后,与西藏流亡政府迄今的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