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三）

毁于文革及之后的喜德林寺废墟，与旁边的大型商场构成某种意味深长的对比。

《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三）

文/唯色

6、

我在继续用父亲留下的相机拍照的同时，好似患了“文革后遗症”，着迷于对拉萨废墟的记录与怀旧。

实际上我每次回到拉萨，兴趣尤为浓厚的是这三座毁于文革的废墟：喜德林废墟、尧西达孜废墟、甘丹贡巴（甘丹寺）废墟。第一座废墟的前生是寺院或者说经学院，第二座废墟的前生是尊者达赖喇嘛的父母及亲人在拉萨的家园，第三座废墟是今已修复大半显得辉煌的甘丹寺。

我去得最多或者说最方便去的是位于老城中的喜德林废墟，多年来，用各种相机拍下几乎雷同的照片。这里的每一处我都熟悉，就像被共产苏联迫害致死的诗人曼德尔斯塔姆(Mandelstam) 所写：“我回到我的城市，我的泪水，/我的纤维、我童年膨胀的腺曾多么熟悉它。”[1]有时候我会跟遇上的居民或孩子聊天，有时候会逗逗经过的小猫小狗，但在内心深处，感觉来这里“已经变成我非官方的礼仪”[2]。

我亦逐渐认识到，对于拉萨这座沧桑古城里的废墟，无论掩饰还是避而不谈，甚至禁止涉足，都是一种“没收记忆”的动作。所以我在记录这些废墟时总是提醒自己，既要展示宏观，也要提供细节。而细节恰恰充斥在累年来的纪实拍摄中。比如，张贴在喜德林废墟入口处的，有“中国英雄”雷锋的肖像，还有时下流行全中国的“中国梦”宣传画上写着“中国何以强，缘有共产党”这样的标语，具有意识形态的映射和殖民主义的高傲，旁边新盖的象征经济成功的大型商场则表明消费主义的泛滥。有一次，我站在这个商场顶层，第一次俯瞰到喜德林废墟的全貌，在大片与中国城市建筑相似的楼房丛中宛如一块伤疤十分醒目。就像我站在另一座商场的通道阶梯上，第一次俯瞰到尧西达孜废墟的全貌，以及插着五星红旗的布达拉宫近貌——这是令人深思的对比：纪念与消费，历史与殖民化，政治化与商业化，等等。

从另一个角度，也即站在喜德林废墟跟前望向左边，大片玻璃构成的商场外墙反射着拉萨傍晚金色的霞光，令废墟更加废墟，若有一天完全倒塌，在阳光下格外刺目的“神力·时代广场”会显得愈加具有神力，其实它是现代乌托邦的废墟，凸显人类的欲望。也即：在拉萨老城，至少在这一片，有两座废墟揭示了惊人的无常之变——一座是神力废墟状如巨大堡垒，成为被装葺得犹如舞台背景的“八廓古城”的一部分，展示着成功与繁华的幻象；一座是喜德林废墟，掩蔽在小巷深处，外人知道的不多，却成了本地人的生存隐喻，其周围过去是数百僧侣的住处，如今有八十多户人家居住，包括本土藏人、边地藏人，还有汉人民工和回族商贩，以至于“公共因素和私人因素之间界线消失”。

最令人心碎的是曾经显著且尊贵的那片白色大屋，即尧西达孜，尊者达赖喇嘛家族的宅邸，日益破败。即使从布达拉宫顶上望去，也难找到。一来，它周围毫无风格的房子太多了，太丑了，太高了，完全填满当年郁郁葱葱的林苑；二来，只要仔细辨认，还是能找到，但还不如寻它不见。因为当发现之时，突然袭来的悲哀无以言表。尧西达孜已不是白色大屋，不但外观脏污不堪，内里也倒塌不少。本依西藏传统，每年秋季吉日会为建筑物刷墙，那些具有神圣意义的建筑物的白灰涂料中还添有牛奶、蜂蜜、藏红花等，以示供奉、祈福与助力。但尧西达孜在1959年3月17日尊者达赖喇嘛及家人流亡之后，便被“解放者”——如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形容的，“穿绿色衣服的暴发户”[3]——取消了所有权，而且以革命的名义，在不同时期有了这样的称谓：“二所”、“造总”总部、西藏大厦的职工宿舍。所谓“二所”，即第二政府招待所；所谓“造总”总部，即拉萨两大造反派之一的据点，文革期间专门接待从中国各地到拉萨串联的红卫兵，极尽各种破坏之能事；在被当作旅馆并由旅馆工作人员使用时，则成了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大杂院。

2013年有三次，我与友人很幸运，得以悄悄进入外墙悬挂川菜馆、淋浴水洗理发店和招待所的尧西达孜废墟，而这之前及之后，外院铁门都被上锁，且有人看守，无法进得去。徜徉于尊者家族的往日家园，庞大的院内长满杂草，通往正屋的甬道两边稀稀落落停放着自行车、摩托车，就像一个用处不大的仓库。左右房舍为两层楼，右边房舍楼下拴着四五头巨大藏獒正在咆哮，有次遇上在附近开饭馆的汉人老板来喂食，显然这几头藏獒是他待价而沽的商品；好笑的是，这个说四川话的男子叫来了藏人保安驱逐我们，我就用藏语反问“谁才是这里的主人？”，令藏人保安十分尴尬。

尧西达孜废墟里的蜘蛛干尸。

从散发腐烂味道、垃圾成堆的正屋上楼，穿过或长或短、已有多处下陷的走廊，几排当年安装的从印度进口的铁栏杆虽已生锈却还结实，连串异域花纹在夕阳下的倒影分外别致。挨个走入尘埃弥漫、阴暗不明的房间，有的墙上贴着八十年代的中国明星画像、九十年代的《西藏日报》，有的门上贴着大红中文的“福”和扛大刀的中国门神画像，也有门上贴着一张惨白封条，上书“二00五年元月七日封”。而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从残缺的窗户逆光望见尊者从童年住到青年的颇章布达拉，不是三楼左右两侧的过道和房间已塌陷得触目惊心，而是一面挂在空空荡荡的大厅柱子上的残破镜子。如果走近，会不会瞥见1959年深夜匆匆逃走的那些生命留下的痕迹？会不会听见流亡异国他乡的尊者悲痛低语：“你的家、你的朋友和你的祖国倏忽全失……”[4]？会不会看见四面墙上的美妙壁画被杀气腾腾的文革标语及凶神恶煞的马恩列斯毛[5]的血腥头像覆盖？或者就像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的一句诗：“……在道路的尽头，/这儿有一面镜子，可以进去一游。”[6]而进去的结果，既能看见“世代在匆匆忙忙中消逝”，也能看见镜中的自己其实是那么的无依无靠，却又从未有过的美丽，如此令人着迷，仿佛可以隐身其中，不必再被国家机器盯梢、威胁和侮辱。

至于甘丹寺废墟，原本是在文革结束后，由无数藏人信众自发修复，但中国官媒却反复宣称是“国家进行大规模的修复”，还罗列了当局分批投入多少款项的数字。看上去，破坏成了无法抗拒的因素，所谓的“国家”从来都是无比慷慨的大恩人。然而在“旧西藏”毫不客气地被“解放”之前，全藏所拥有的六千多座寺院，却在一场场革命之后，仅剩十多座。虽然现如今大多数寺院已修复，但规模远不如昔日。需要明示的是，“国家”为修复付出的，根本无法与藏人自己的付出相比。每一座劫后重生的寺院，都倾注着藏人们虔诚的汗珠和忏悔的热泪，铭刻着这片土地上的众生与苦难的六道轮回和凶险的权力抗衡的信念。

我一直认为其他寺院应该修复，甘丹寺则不必修复，因为被夷为废墟的甘丹寺是活生生的文革纪念馆。就像许多蒙难的寺院都涂满了文革口号、毛语录及头像等，往事不堪回首，重温一次都是耻辱，尽管我理解藏人们将之铲除或涂抹的行为，但还是应该保留下来。废墟是任何一种修复或复原都无法替代的。如果认为非得重新修盖仿若从前的神圣建筑才算是甘丹寺永远存在的证据，这其实是一种对于实相的执着。从佛法的角度来说，废墟与死亡一样，乃是无常在人世间最为真切的教训。从美学的角度来说，疮痍满目的废墟远比崭新的雕梁画栋更为美丽。就西藏自己而言，西藏实际上需要这样一座纪念馆。

有人说我是“西藏的凭吊者”，仔细想想，我并不认为这不符合事实。因为我对这些废墟的记录，正是一种“深层哀悼”。在渐渐深切的哀悼中，正在消失的废墟似乎可以复活，或者说日益倾覆的废墟也许会获得再生的力量。这么说吧，这些废墟都是拉萨的创伤，布满历史缠绕在暴力中的烙印，是诸多变迁的见证，显示了物质的脆弱性，或佛教所说的无常，因此“可能变成反思型环境的空间”。布罗茨基早就评论过极权制造的废墟：“你不能用一页《真理报》遮盖废墟。空洞的窗子向我们张开大口，如同骷髅的眼窝，而我们虽然很小，却能感知到悲剧。确实，我们无法把自己与废墟联系起来，但这不见得是必要的：废墟散发的味道足以中止微笑。”[7]

那么，我像什么呢？是不是，我像一个隐秘的、并不专业的考古爱好者，也像一个着了魔的废墟收藏者，更像是这个被占领的老城里的流亡者之一，心怀许多个前世的记忆流亡着？当我在喜德林废墟、尧西达孜废墟、甘丹贡巴废墟反复徘徊时，其实是从废墟本身返回往昔的喜德林、返回往昔的尧西达孜、返回往昔的甘丹贡巴。这是一种类似于在中阴道路上的旅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和诱惑，在贡觉松（佛法僧三宝）的护佑下，得以重新成为这些废墟的真正居民，虽不能安住，却多少知足。

7、

逐渐地，在重新拍摄与记录中，我像是从对西藏文革的倦怠里恢复过来，重又继续研究父亲生前拍摄的照片，包括记录了儿女成长的家庭照片。并将从拉萨家里带往北京的底片扫描，于是电脑变成了让昨日再现的场域。反复地看，反复地看，又发现惊人的细节。我指的是那几张背景为布达拉宫的照片。

布达拉宫顶上的文革标语牌。

也许惊讶的只是我自己。有一次，一位外媒记者来访，我指着镶在书柜木框内的大幅黑白照片，——是的，就是那张，那个胸前戴着毛像章的四岁女孩（正是我）伏在父亲的永久牌自行车手把上，背景是影影绰绰的布达拉宫。虽然影影绰绰，却也显示出有五个数层楼高的汉字矗立其顶。“那是‘毛主席万岁’”，我告诉长相美丽的女记者，期待她惊呼一声，但无论是年轻的中国翻译还是西方人的她，似乎对此兴趣缺缺，就像是历史已翻过那一页，不必再提。

似乎从来无人提起过布达拉宫在文革时的遭遇。事实上，布达拉宫被革命者痛斥为“三大领主的总头子残酷压迫劳动人民的封建堡垒之一”险遭灭顶之灾。甚至差点被改名为“东方红宫”。而我的发现似乎只有我注意到，但当年的目睹者应该多得很，却无人说起，就像是已经集体失忆。我曾问过母亲，文革期间，是不是布达拉宫的顶上竖立起“毛主席万岁”的巨大牌子？母亲凝神回忆，才恍然记起般说道：“哦惹（对啊），当年是有五个大牌子，怎么给忘了？”但母亲的记忆是残缺的，因为除了将这五个字刻成巨大牌子，置于布达拉宫顶上俯瞰众生，外来的“解放者”还仿照北京天安门城楼，在布达拉宫的左侧竖立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标语牌，右侧竖立写有“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牌。有一度，还将五星红旗插上布达拉宫，把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高悬其间。实际上更早，在1959年3月23日，尊者达赖喇嘛被迫逃离拉萨的第六天，在枪声与硝烟中，在血泊与泪水中，“中共在布达拉宫升起了五星红旗。这是中共第一次有办法在这个最神圣、最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上升五星旗。‘象征光辉与喜悦的中国国旗在拉萨的微风中飘扬，迎接这个古老城市的新生，’扩音器大声广播解放军已经占领了布达拉宫与罗布林卡，也象征叛乱的结束。”[8]

很遗憾，我父亲似乎没有专门拍摄过文革时的布达拉宫及其局部，而全都是以布达拉宫为背景的家庭合影或其他人物合影。我只好将照片做了裁剪，以至于这些标语牌上的字不甚清晰，但仍然是历史现场的宝贵记录。

还有一个故事需要讲述。2012年9月在柏林国际文学节上，我从《杀劫》中选了二十四张照片参展。一并参加题为《无形监狱-有形监狱》展览的，还有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和孟煌、作家廖亦武、诗人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作品。我父亲是其中唯一一位已不在世者，也是唯一的一位“少数民族”、中共军官，而在这个展览上，他的身份是摄影家。德国之声报道说：“泽仁多吉的摄影作品是西藏文革的珍贵历史记录，独一无二的西藏文革记录。”

被斗的合作者。

这批照片原样由我提供，主办者洗印、放大并会适当修片。展览结束后，朋友从柏林带回照片送给我，相纸上好，制作专业，远胜过我父亲当年在西藏军区冲洗的照片。只是其中一张让我惊讶，哑然失笑，久而久之才慢慢觉出某种意义。

那张拍摄于1966年8月某日的照片，记录了拉萨大贵族、中共合作者桑颇·才旺仁增（Sampo Tswang Rinzin）在文革中被批斗的场景。他的生平、经历以及与家人的不幸遭遇，《杀劫》中都有图文介绍。从照片上可见，批斗他的红卫兵和“积极分子”强迫他穿戴西藏政府四品以上官员的服饰，看上去华丽，实则倍受羞辱，以致他尊严全无，竟当众流下长长的鼻涕。我从小就见过这张照片，印象极为深刻，因为我无法理解一个长者怎么可以当众流下鼻涕，如此狼狈不堪？

可是，桑颇·才旺仁增被批斗的照片在柏林国际文学节上展出时，那道长长的鼻涕居然消失不见了。带回照片的朋友笑说，那道鼻涕被德国修片师当作老照片底片上的划痕给修掉了。

鼻涕呢？

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的帮助下，修片是如此彻底，以致到了丝毫不见痕迹的地步。具有羞耻感的鼻涕完全被抹掉了，原因可能在于德国那位心地单纯的修片师，完全想象不到革命的风暴会使一个人有如此失去尊严的可能。而他按照“正常判断”所做的修片结果，却使我父亲拍摄的这张经典照片大大失去了原有的冲击力。而这，算不算是另一种（可以理解的）破坏呢？

原本那道长长的鼻涕像一道裂纹，将人的生命分裂为所谓的“新”与“旧”，于是我们会看见历史的剧变，在剧变中，曾经高贵无比的人上人会被打入地狱。但这并不意味着，曾经低下的人就有可能翻身做主人，譬如正在批斗桑颇·才旺仁增的两个藏人红卫兵，并未获得荣华富贵，而且早已亡故。事实上，连家园都已沦丧，每个人都是奴隶；每个人，都会在失去尊严之时，难以自控地当众长流鼻涕。

恰因那道鼻涕而意义深远的照片，却被修片师自以为合理的清除而削弱了记录的力量，也就削弱了历史的真实性。我曾以为这样的举动可能出自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但我现在认为，这应该是与对待记忆的态度有关。简单化的修复虽然让照片变得没有瑕疵，却可能意义大失，令记忆中的关键被磨灭，令生命中的悲剧感被冲淡。这一修片会始终提醒我，必须敏锐地捕捉并理解每一个历史发生的细节，才可能真正地复原记忆，留下每一道耻感的鼻涕，呈现真实的画面。

注释：

[1]诗名《列宁格勒》，选自《曼德尔斯塔姆诗选》，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俄）著，黄灿然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2]引文见《怀旧的未来》，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美）著，译林出版社，2010年。219页：“每逢到柏林来，我都要这样做，已经变成我非官方的礼仪。”

[3]引文见《怀旧的未来》(The Future of Nostalgia)，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美）著，译林出版社，2010年。293页，“那些穿绿色衣服的暴发户现在遮蔽了二层东面角落房间的窗户”。

[4]引文出自《雪域境外流亡，约翰.F.艾夫唐（美）著，记》，台湾慧炬出版社，第75页达赖喇嘛语。

[5]马恩列斯毛：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

[6]引文见《怀旧的未来》，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美）著，译林出版社，2010年。334页，作者注明这首诗是布罗茨基的诗《胴体》。

[7]引文见《小于一》，约瑟夫·布罗茨基（俄）著，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其中的随笔《小于一》。

[8]《龙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后的西藏》（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茨仁夏加著，谢惟敏译，台湾左岸文化，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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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唯色：《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一）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6/06/blog-post_28.html
唯色：《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二）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6/06/blog-post_74.html

《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二）

唯色：

 4、

到了2012年，用我父亲的老相机在拉萨拍照的“行为艺术”开始付诸实行。在中国独立电影人、摄影师王我的帮助下，多年放置抽屉深处的蔡司伊康（ZEISS IKON）相机又能使用了。

我父亲在1950年代中期用积攒了两年的军饷，在拉萨帕廓著名的夏末嘎布店里购买的这架德国相机的确品质不错。拿起来略沉，纯皮的棕色外套布满岁月的痕迹，连机器本身也有磨蚀的印迹，那是我父亲在往昔许多年里反复使用的证明。扁扁的机器，黑色的部分宛如龟壳，坚硬而且如麻的纹路；银色的部分依然泛着晶莹的光泽。打开镜头，而镜头是向前伸出去的，发出轻微却干脆的响声。闭上左眼，让右眼从小小的取景框看出去，——难道我能看见他目睹的“杀劫”吗？按下快门，耳边响起另一种轻微且干脆的响声：“咔嚓”。

一切准备就绪，我把上百个在北京买的120富士反转片胶卷带回拉萨。然而又逢敏感的时间段：这年5月的一天，两位从安多阿坝（今阿坝县）和桑曲（今夏河县）来拉萨打工的年轻藏人，在军警、游客及信众最为密集的大昭寺与八廓街派出所之间自焚，使得这几年以焚身浴火的方式，抗议中国政府、献祭西藏民族的个体抗争行为，从全藏边缘各地蔓延至腹心之地。

拉萨于是沦为 “种族隔离区”。除了在寺院、老城区、布达拉宫等景点周围部署安检门，同时从空港、铁路、公路层层设防，非拉萨本地藏人若无各种证件和“进藏许可证明”，“除非插翅，否则不可能进入拉萨，”这是一位去拉萨旅行的中国作家写的。可想而知，依照《杀劫》中的老照片所指示的地点，用同一架相机在原地拍照，是多么地不合时宜。更何况我无论去往何处，在我的身前身后，或近或远，都有多个便衣警察和他们的车跟踪。他们甚至也给我拍照。实际上我的生活完全处在这些便衣警察的监控之下。好几次，我与他们面对面错身而过，已熟悉一张张平庸之脸。当然，被他们“喝茶”（传唤的比喻说法），被他们搜查电脑、手机，被他们警告会人间蒸发，都不止一次。

我的十九个120富士反转片胶卷，在拉萨机场被警察掉包，变成了十个135的柯达负片胶卷和五个富士负片胶卷

还发生过更具戏剧性的事件。差不多有两个月，我在烈日下东奔西跑，拍了十九个胶卷。考虑到暂不离开拉萨，一位来旅游的汉人朋友离开拉萨前到我家告别时，我把拍好的胶卷托她带走，以便尽早冲洗。当时没有其他人在场，我们也从未在电话里提及，但是第二天她在机场过安检时，却被指控有一把水果刀藏在装胶卷的背包里，而那水果刀她从未见过。警察不由分说把包拿走，在她看不到的地方做“进一步检查”，直到飞机将起飞才交还。受惊吓的她匆匆登机，待飞机落地查看，我的十九个120富士反转片胶卷，变成了十个135的柯达负片胶卷和五个富士负片胶卷。

现在，这十五个被掉包的胶卷作为某种纪念品收藏在我北京家里。曾经尝试冲洗了其中一个，显示是废片。我在拉萨辛苦拍摄的摄影作品，就这样消失在国家机器制造的黑洞中。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得知朋友帮我带胶卷呢？我想不出。是我家被偷装了窃听器或摄像头？还是数公里之遥的拉萨公安局信息大厦楼顶竖立的高倍望远镜能看进我家的窗子？无论他们用什么高科技手法，都不如我对代表国家法律的部门竟用这种方式拿走我的胶卷，更让我惊骇。

5、

胶卷被掉包后，我继续用父亲的相机拍照，第二年的夏秋季节也如是。每张照片都是有意义的。因为事件：文化大革命；因为时间跨度已近半个世纪；因为空间还是这里：拉萨。所以每张照片都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当年，我父亲的照片类似于“报道体”或摄影报道，更因他拍摄的或者说记录的是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诸多事件，而成为历史性的见证。我用同一架相机在四十多年后的间隔拍摄，——是的，不是连续拍摄，更似一种影像叙事，看似没有一个个具体事件，却是许许多多看不见的故事布满其中。

起初，在今天的拉萨，带着我父亲用过的相机走在他四十多年前走过的每一处，我感受到的是“记忆被没收的困惑”，触目所及似乎都是文革照片中没有的场景与物。然而，突然间，党的扬声器——才旦卓玛的歌声从布达拉宫广场的各个扩音器传出：“喜马拉雅山再高也有顶，雅鲁藏布江再长也有源，藏族人民再苦啊再苦也有边，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哟共产党来了苦变甜……”，这恰是文革时期被挪用、被改编成“红色革命歌曲”而流行全中国的西藏民歌，并不遥远的记忆顿时返回、涌现，荒谬感与错位感陡然加重，时光亦倒流。于是会痛楚地察觉到，实际上，文革并没有结束。

不计其数的细节呈现种种痕迹。比如，布达拉宫右侧掩于玛波日山下的狭长洞穴，其实是文革中为响应毛泽东“备战”指示而开辟的防空洞，如今改造成了具有本土风味的甜茶馆，年长者居多的藏人们排排坐着喝甜茶、吃藏面、低声聊天，来自附近乡下的女孩子嚼着口香糖倒茶、收钱，小小的窗台上摆着的花盆鲜花盛开；画有西藏传统图案的门户前是被称为“颇章厦廓”的传统转经路，既有无数信徒走过，也有很多游客走过，还有我和身后的便衣警察走过，同时伴随着紧挨转经路的较为宽阔的北京东路上的车来车往。而北京东路的另一边，则是模仿天安门广场建的布达拉宫广场，有高度警惕的军警持枪守卫的升旗台飘扬着五星红旗，有炮弹形状的“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与象征旧日西藏政权的颇章布达拉遥遥相对，还有巨大的电视液晶屏幕滚动播放新西藏的旅游风光或伟大成就——这正是后文化大革命场景，因植入于拉萨，又隐含某种悲剧意义。

至于当年游斗“牛鬼蛇神”的帕廓及周围街巷、大小寺院，如今已被国家权力打造成商业化与移民化的场域，也是重新修改历史、建构国家认同的场域。在镜头里，可以看见以藏式房屋为背景主要突出“中国特色”的场景：一幅幅“中国梦”宣传画、一串串红灯笼、一个个汉文大于藏文的招牌，以及一些大的商场前鲜红的充气塑料圆柱或金色的充气狮子在风中炫耀着暴发户的粗俗和入侵。血红色的五星红旗必须插在每间店面醒目的高处。部署在多个转角的藏式楼房上面的狙击手经常闯入镜头，让你避之不及。2014年夏天我还注意到，挂满帕廓的上百个摄像头被加上了颇具藏式风格的伪装：是用模仿转经筒样式的圆形盒子套住真正的摄像头，并在这假转经筒的外表印上六字真言，一般人会以为是佛教用具，却不知是“老大哥”从那后面在看着你。

虽然在藏人眼中，帕廓依然是环绕祖拉康（大昭寺）的主要转经路，所以依然会一圈复一圈地右绕，或步行或磕长头；依然会挨肩接踵地，在祖拉康跟前此起彼伏磕长头，甚至会延伸到灯房周围的石板地上，但在冠名“八廓古城”的旅游景点，男女老少的藏人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异域景观，吸引游客驻足、猎奇。以中国游客为主，经常用各种长短镜头追拍藏人，经常很不客气地将镜头贴近被拍者的身体，根本不顾被拍摄者是不是在履行佛事，或愿不愿意被陌生人拍。拉萨显然变成了一座主题公园：专门提供给中国游客消费的展示“拉萨最幸福”的主题公园。

在拍摄时，我依照《杀劫》老照片指示的地点，做了以下几个地点的归纳：

*布达拉宫广场，即旧日的修赤林卡（尊者法座林苑）；

*罗布林卡，即尊者达赖喇嘛夏宫；

*祖拉康，即大昭寺；

*松却绕瓦，即旧日的大昭寺讲经场；

*帕廓及其周围小巷；

*“牛鬼蛇神”被游街、批斗的几处；

*甲波日，即药王山；

*宇妥路、江苏路（造反派、解放军活动的几处）；

*拉萨人民体育场，即旧日的波林卡；

*拉萨大桥；

*附近农村……

那么，有没有发现，连年来我所看见的拉萨风景，仍然是“杀劫”的风景，实质上是无常的风景；我试图讲述的拉萨故事，仍然是“杀劫”的故事，实质上是无常的故事？其中有混乱，也有秩序；有迷惘，也有坚持；有暴力，也有悲悯；等等。如果要学习佛法，可以经由这样各种的、连续的无常，慢慢学习到许多，或者一些。尽管照片本身远不如拍摄过程更富戏剧性，甚而至于，照片其实平淡无奇，需要解释或说明才能让观者明白其含义。不过，摄影师尚·摩尔（Jean Mohr）说过，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用舌头拍照的。所以无须我做更多解释或说明，惟愿每张照片可以自己叙述那些被遮蔽的真实，虽然我很想讲述今日这种情境下西藏的自我经验、藏人的自我经验。正如与尚·摩尔合作多次的作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所说：“摄影就是一种记忆。照片，与人的记忆，都同等倚赖并对抗时间的流逝。”[1]

但请原谅我的拍摄成果。对于习惯了用数码单反、Gopro、Iphone手机拍照的我来说，产自至少五十年前的蔡司伊康并不是一件得心应手的机器。尽管我竭力采取与我父亲同样的取景角度，并在内心亦竭力感受我父亲当年的心境，但这样的传统相机使我经常受制于焦距远近、曝光时间甚至胶卷的放置与进退，因此浪费了多少个胶卷！最终的成像也不尽如人意，仅有“行为艺术”的名而难具其实。不过我仍存这样一份希望：无论拍得如何，在具有特殊意义的情境下，还是为记录历史多少做了一点贡献。

这是不是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几十年来的科技进步并不一定就比当年的记录更具某种价值？而那价值与当下的真实有关，与变迁的时代有关，也与复杂的人性有关。两相比较，让人愈发珍视老照片，仿佛“被人们当作面向窗外的一瞥，藉此他们可以看穿历史，而窥见某种超越时间的领域。”（约翰·伯格）

注释：

[1] 《另一种影像叙事》（Another way of telling），约翰·伯格（英）、尚·摩尔（瑞士）著，张世伦译，台湾三言社出版，2007年。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相关节目由自由亚洲藏语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一）

唯色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说过一句名言：“关于文明的记录同时都是关于野蛮的记录。”但我要修改为：关于所谓文明的记录，其实更多是关于野蛮的记录。

——题记

1、

因藏语“革命”谐音而得名《杀劫》的图文书，十年前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那是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同时出版的，是我采访二十三位经历者口述西藏文革——《西藏记忆》，以及我在中国出版随即被禁的散文集——《西藏笔记》（台湾版《名为西藏的诗》）。

如若没有台湾，我的这三本书可能很难面世。说可能，譬如邻近的香港，彼时与今日不同，尚未被削弱的价值观允许言论自由，或找得到出版处。但在偌大中国，则绝无可能。王力雄在《杀劫》序言中写：“尽管已过四十年，文革在中国仍被列为不可触碰的禁区”，因为“文革不仅是会使中共痛楚的旧疤，而且挖掘下去，会触及中共制度的根本”，发生在西藏的文革更是禁区中的禁区。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的今天，在有毒空气——雾霾日益浓重却宣称已经崛起的中国，《杀劫》依然是禁书，文革依然是禁区。

禁书很难入关。承蒙大块文化慷慨地在合同之外额外赠送五十本《杀劫》，那是我希望书中的几十位受访者能够得到，也是他们应该得到的。但在从香港进入深圳的关卡，全部被中国警察野蛮没收。我对受访者的歉疚难以抚平，有人已经去世，实际上至今已有十五位受访者接踵去世，他们永远无法目睹自己的证言印在书上。

2009年，《杀劫》藏文版问世。藏文译者是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资深主持人卓嘎。她在藏文版译者序中写道：“很多西藏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文革期间在西藏所发生的情况，所以我翻译这本书的目的，是让我们的新一代和境外的流亡藏人了解这个真相。”感谢大块文化无偿提供版权及版式，也感谢挪威西藏委员会(Norwegian Tibet Committee)、挪威言论自由联盟(Norwegian Authors Union)和瑞士西藏友协对出版的支助。

印出的第一本藏文《杀劫》，由译者赴印度达兰萨拉替我敬献尊者达赖喇嘛。尊者在另一本《杀劫》的扉页亲笔题词：“信仰和忠诚洁白无瑕，利他的勇气始终如一的唯色啦：祈愿三宝，不论现在或未来，让你的所有愿望都能无障碍地任运成就——释迦比丘说法僧达赖喇嘛 2009年12月16日”。由尊者加持的珍本，后来辗转带给了因得不到护照而无法出境的我。

2013年，在Twitter上认识的郑玉萍女士（旅居美国的马来西亚华裔）主动承揽，制作《杀劫》的藏文电子书，并与译者卓嘎、藏文版设计者图登协力，将电子书成功上传网络，如今已有境内多地藏人读到。

在完成《杀劫》的六年里，沉浸在近三百张老照片中，以类似按图索骥的方式，去了解我一无所知的西藏文革历史，并不轻松。正如印度女学者布塔利亚·乌瓦什（Urvashi Butalia）在有关印巴分治的著作[1]中所说，不仅要通过“历史”来了解事件，“而且还要通过它的文学的、虚构的、历史的、政治的描述，通过它的个人的、证明性的陈述来了解它，因为对任何事件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事实’，同样重要的还有人们如何回忆这些事实，以及如何陈述它们。”而七十多位受访者的陈述，却因揭示并不愿意直视的黑暗，必然会重返黑暗并将记录者也不可避免地带入黑暗。

我至今记得采访时，经常会为对方突然吐露的一两句叹息——“疯了，那时候都疯了，就像吃了迷魂药”；“可怜啊，我们这个民族太可怜了”——而心痛，会暗暗指责那些以革命的名义制造毁灭的人。但当我坐在电脑前逐字逐句整理录音，一个个感叹号开始为问号代替。这么多人的心结，之纠缠，之壅塞，之沉重，察觉得到他们的精神世界其实布满某种可怕的烙印，而这烙印主要体现在语言上，只要开口，属于某个时代或者某段历史的特殊语言就会源源不绝地涌现，仿佛从来都具有如此单调却强悍的生命力。又因为，那些语言是外来的，入侵性质的，并不属于他们原本从属的民族，反而显得别扭、生硬。似乎是，当他们使用本族语言时，母语会自然消除那些丑陋的烙印，但他们用汉语学舌时，似乎只会重复那些烙印似的语言，如“解放”、“叛乱”、“破四旧”、“牛鬼蛇神”、“人民公社”之类。

作为用中文写作的我来说，有段时间，并不太愿意再次翻看记录这些烙印的老照片，也不太愿意重温当时的录音或文字，似乎是进入了对黑暗的西藏文革的厌倦期。

2、

但王力雄认为仅出版图文书还不够。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虽然只有数百张（发布于《杀劫》有近三百张），却是关于西藏文革最全面的民间照片，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充分见证那段被强权遮蔽的历史。

比如拍摄纪录片。王力雄当时的设想是：“以这些西藏文革图片为引起，以采访为线索，配合可以找到的文革影视资料，采访图片中的人物，讲述图片中的故事，结合图片中人物和场地之今昔对比，描画出西藏文化大革命的轮廓和重要断面，以及人物的命运和历史的变迁，再辅有专家学者对西藏文化大革命的辩争（藏汉之间的不同观点），同时展现西藏的文化、文物、宗教等，可以把当今世界的两个热点——西藏与文化大革命合在一起，在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之际，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

设想必然落空，因为在现实中拍摄这样一部纪录片无可能。当局对拍摄这种题材会严厉封杀，相关藏人也会畏惧出镜。我在《杀劫》的采访中使用了录音与拍照，比较而言，录音比拍照要顺利。至于摄像，难以付诸操作。

之后，王力雄又有一个类似行为艺术的拍摄设想，并与拉萨和北京的艺术家讨论过。这是他当时写的文案：

“唯色用父亲四十多年前在拉萨拍照片的蔡司伊康相机，站到父亲当年同一角度，拍摄今日拉萨图景。那些曾经上演当年戏剧的场地，今天变成了另外的世界，一边是宗教重新复兴，转经磕头，香烟缭绕；一边是世俗喧嚣，商潮滚滚，游客云集。

今天，西藏文革好像不曾存在。两个时代照片的对比，显现出历史的无常。唯色找到当年画面里的人物，希望他们进入今日照片，却发现是很大难题，无论是当年的受难者，还是当年的革命者，都拒绝现身。

摄影机跟随唯色采访，但只能被关上的门挡在外边。唯色想象，该用什么样的形象把当年的照片人物填充在今日图片中，每个想象都是诠释西藏命运的一种观点或角度。因为始终没有真人露面，最后只能是把当年底片上的形象投射在白板上，用白板剪出人形轮廓，立在与当年同样的位置上拍照——形成一组意味深长的照片。

唯色希望把两组照片——父亲的文革图片和人形白板的今日图片——放在一起办个展览，在拉萨根本不用想，在北京或是办不成，或是被阉割，或是展览遭关闭（按照真实情况记录）——总之那段历史不容许重见天日。

最终，唯色把父亲的文革照片一张一张投影在逐层凝结的冰上，带着冰在拉萨街巷穿行，阳光下的冰被喧嚣弥漫的今日信息包围，最终溶化消失。”

3、

“冰文革”的行为艺术同样无法进行，这是因为2008年来了。更确切地说，是2008年3月10日起，在拉萨乃至全藏许多地方爆发了世人瞩目的抗议。

2008年3月的抗议改变了很多事情、很多人。也改变了我。如何描述这种改变？我的一种描述是：“之后的几个月，我总是听见一个声音，它源于我青春时节的偶像、后来渐渐忘却的意大利女子法拉奇（Oriana Fallaci），她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写到：‘在这些时刻，如果我们保持沉默，那将是一个错误，而言说却是一种义务。’作为一名记者和作家，她写过、说过许多话，但惟有这一句在拷问我的内心。”[2]

我还这样描述了那年夏天返回拉萨的感受，而那次因遭警察闯入家里搜查并把我带走审讯，我与王力雄只住了七天便出逃似的匆匆离开：“这是‘3·14’之后，时隔五个多月，我再一次看到环绕拉萨的群山有着属于拉萨的形状，再一次闻到穿透拉萨的空气有着属于拉萨的味道，再一次听到乡音亲切的拉萨话有着属于拉萨的韵律……唉，我是这样地爱着拉萨，每一次回到拉萨，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都不但触及皮肉更触及我的灵魂深处！可是拉萨日益变得让我难以启齿，总使我尝到类似牙痛的滋味，既然牙痛就说不出口，我担心总有一天会不会疼得再也无言？”[3]

我正在进行的，以及计划中的写作都暂时放下，转向非虚构的记录。迄今八年来，陆续（在台湾）出版的皆为基于现时现地的著作：《鼠年雪狮吼》、《听说西藏》、《西藏：2008》、《图伯特这几年》、《自焚藏人档案》、《西藏火凤凰》、《仁波切之殇》、《乐土背后》，以及关于西藏时事的专栏写作、博客写作，等等。

藏人学者、被国际公认为“西藏现代史的重要史学家”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在《鼠年雪狮吼》的序中写道：“……记录这些席卷西藏高原的事件，对于了解所发生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藏人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储存在人心中的记忆，才会让一个民族得以生存下来。……2008年3月的事件，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忆，而它会被代代相传。今天，记忆不再只存在于我们心灵的深处，而是在网络空间里传播着，与世界共享着。在这个面向上，唯色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她是现代西藏记忆的记录者。……她认为她的要务就是传播事实，而且作为一个以中文写作的人，她认为自己特别有责任让中文读者了解她的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

似乎，《杀劫》所揭示的西藏文革已被更激烈、更当下、更迫切的现实，所替代。

注释：

[1] 《沉默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布塔利亚·乌瓦什（印）著，马爱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2]《鼠年雪狮吼: 2008 年西藏事件大事记》，唯色著，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年。

[3]《西藏：2008》，唯色著，台湾联经出版，2011年。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相关节目由自由亚洲藏语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中共当局开始清洗色达五明佛学院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7/23/2016

作者: 桑杰嘉

中国政府对西藏色达佛学院实施的强拆和所谓的改革项目，不仅仅是对佛学院宗教活动进行限制，而是强制摧毁僧尼宿舍，在分割佛学院基础上进一步从佛学院上师喇嘛和堪布手中剥夺管理寺院的权力，并安排中共的干部管理佛学院。然后，将要把佛学院改变成中共政治运动的基地，特别将要驱逐学习佛教的僧人、尼姑和居士等，全面限制以佛教为主的西藏独特文化的学习和继承。从以上中共的文件中清楚看到，其目的是摧毁西藏人民的特质和语言等文化。

1993年被美国《世界报》称为“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的色达五明佛学院（作者供图） 西藏最大的佛教学院色达五明佛学院部分僧舍遭拆除、学员被驱逐 6月，境外媒体纷纷报道有关中共计划向西藏最大的佛教学院色达五明佛学院动刀--驱逐的学员和拆除僧舍的消息，境内外藏人忧心忡忡，各人权组织也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今天7月20日中共正式实施拆除僧舍行动，据中共官方发布的文件今年将驱逐2200名学员。到2017年佛学院人数限制在5000人，网友称“意味着63%的学员要被迫离开学院”。这是色达佛学院成立以来第四次遭受如此大规模的清洗行动。中共拆除僧舍的目的是驱逐僧侣，按中共的计划拆除僧舍和驱逐僧侣学员同步进行，《色达县喇荣五明佛学院整顿清理工作》指出，“驱逐出佛学院的人数与摧毁的僧舍数目要相等，将对僧舍的数目和人数进行对比调查。”因此，说明驱逐僧侣学员行动也已经开始了。  色达佛学院,又称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位于西藏色大县境内，距离县城20公里，海拔3700米，由晋美彭措堪布于1980年创办，1993年被美国《世界报》称为“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佛学院分僧人、尼师、居士，以及留学生等。学员来自西藏三区、中国各地以及欧美、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据色达佛学院高层透露中共清洗之前派人进行调查，以及用高科技卫星等手段统计出色达佛学院共有13000座僧舍，这次行动中要拆除5000座僧舍，虽然色达佛学院没有透露驱逐僧尼和居士的人数。如果按一座僧舍居住一位学员计，中共可能会一次性驱逐5000名学员。 来自中共最高层决定 这次清洗色达佛学院是以《色达县喇荣五明佛学院整顿清理工作》为指导方针展开，该文件称：“是根据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第二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整顿色达佛学院精神”的实施，从而看出清洗色达佛学院的决定来自中共最高层。另外，色达佛学院高层透露，这次的规定不是来自县、州政府，也不是省政府，是习近平曾亲自点了色达佛学院的名字，所以，没有人敢抗拒。色达佛学院高层明确指出此次无法躲避拆除，而且说这次政府文件中明确说色达佛学院面临“关键”时刻。中共当局也警告说 “清理”也许会受到阻力，“我们有充分的准备应对”。7月初，色达佛学院高层多次强调了“拆除僧舍是既定政策”。 依据中共《色达县喇荣五明佛学院整顿清理工作》显示执行“清理”色达佛学院的是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府的各部门，还有色达县政府。负责实施的大多数官员是中国人。而且，该运动分七个步骤，并有实施小组和负责人进行限时执行。 中共文件显示参与执行的部门有：甘孜州宣传部、州统战部、州民族宗教工作室、州法律部门、州公安处、州民政、州国家安全局、州城镇住房建设部门、州国家资源部门、州民政、色达县政府等。 清洗七步骤 中共《色达县喇荣五明佛学院整顿清理工作》七个步骤进行。通过七个步骤完成对色达佛学院的清洗任务，其中包括宣传教育、登记佛学院学员、僧舍编号、驱逐学员、拆除僧舍、佛学院内安装监控摄影装置、限制佛学院进出、设置政府行政部门、政府干部进入寺院管理结构，并管理寺院的宗教活动等。 中共清洗色达佛学院的步骤一： 对佛学院实施开展政治宣传教育运动。向僧侣宣传第六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和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内容。按佛学院宗教管理层分三部分进行： 第一部分，佛学院常务代表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年长的僧尼等实施（干部）私人关系上进行宣传和说明。对佛学院各部的格给（职务）和十八部门的负责人集中宣传和说明。对324殿小（佛学院组织）组负责人进行分组宣传和说明，这一工作要在2016年6月1日前要完成。 第二部分，佛学院各林（佛学院的组织）和各聪（佛学院的组织）召开会议宣传和说明，并要写认可书。僧人和尼姑签订承认和遵守这些法规的协议，按法规学习宗教，在佛学院树立法规宣传栏。向僧人和尼姑放映中共法规宣传教育影片，要求佛学院的法规普及率达到百分之百。这一运动2016年7月3日前要完成。 第三部分，在佛学院每月进行法规宣传教育运动，这一运动要求在2016年10月31日前完成。 负责领导者：儋尼克（音译）、张潘森（音译）、香洛、香曲等。 执行部门：州宣传部、州统战部、州民族宗教工作室、州法律部门和色达县政府等。 中共清洗色达佛学院的步骤二： 对佛学院居住的居士、僧人、尼姑、老人和残疾人等的进行详细的登记注册，实施所谓的“一个标准三个实际”。对地点、人数、僧舍等分成不同的分类，为便于检查和管理对僧舍进行编号。这一运动要在2016年7月31前完成。 负责领导人：李江（音译）、张平生（音译）、舒文（音译）。 负责部门：州公安处、州民政、州国家安全局、色达县政府。 中共清洗色达佛学院的步骤三： 消减佛学院僧人、尼姑和居士的数量。2016年驱逐僧人和尼姑2200人，其中1029名居士进行另外分区。1200名僧人和尼姑将驱逐佛学院。其中包括来自其他省的僧人和尼姑600名。2017年将佛学院总人数限制在5000人，如果2017年9月30日前没有限制在5000人，2017年驱逐僧人和尼姑的人数将增加。 今年驱逐出寺院的僧人和尼姑的名单要在2016年6月15日前上交政府，10月30日前要驱逐完毕。向上级提交寺院常住的5000名僧侣的名单，其中外省僧侣不得超过1000人。调查其他居住在寺院中的人员， 2016年8月30日前提交名单给上级部门。 负责领导人：张平生（音译）、儋尼克（音译）、蔡耶芳（音译）。 负责部门：州统战部、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州教育部门、州公安处、州民政、色达县政府，还有外地僧尼各自的县、州政府部门。 中共清洗色达佛学院的步骤四： 要拆除1500座僧舍，包括2013年至今被驱逐出佛学院的僧人、尼师、违犯规定建的僧舍、进入养老院的僧尼之僧舍，以及住进旅馆的尼师之宿舍等，至2016年10月30日要完成。 负责领导：张阳都（音译）、阿吉布哲（音译）。 负责部门：州统战部、州民族宗教委员会、州公安处、州城镇住房建设部门、州国家资源部门、州民政、色达县政府等。 中共清洗色达佛学院的步骤五： 佛学院内安装监控摄影装置，规定佛学院进出的法规。2016年8月31日前要完成。 负责领导人：张平生（音译）、舒文（音译）。 负责部门：州公安处、色达县政府。 中共清洗色达佛学院的步骤六： 佛学院居士林要单独分离出佛学院，改为由政府直接控制下的行政部门。佛学院和居士林之间30米内的所有的僧舍要强拆。2016年9月30日前要完成。 负责领导人：张平生（音译）、西布（音译） 负责部门：州城镇住房建设部门、州国家资源部门、州民政、色达县政府。 中共清洗色达佛学院的步骤七： 拆除僧人和尼师宿舍要把寺院和学院分开，并保留隔离区。从保留的5000名学员中区分入寺院的僧尼和入佛学院的僧尼名单和数目。寺院管理要有政府干部和僧人负责，并管理寺院的宗教活动。佛学院按中国政府学校管理方式管理，建立一个有政府干部和僧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并将开设中国政府的教育活动，还有实施2+3办法。2016年8月31日前要完成。 负责领导人：李成明（音译）、儋尼克（音译）、张平生（音译）、香曲 负责部门：州统战部、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州公安处、州城镇住房建设部门、州国家资源部门、色达县政府。 中共为什么要清洗佛学院？ 为什么中共政府对色达佛学院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清洗？ 中共宣布要对色达佛学院进行所谓的“清理”之后，西藏境内外非常关注事态的发展，各人权组织纷纷谴责中共以改善佛学院之名清洗佛学院。也引起了境内外社会媒体上广泛的讨论。因此，中共色达县委统战部部长华科“辟谣”说：“色达五明佛学院要被拆除？假的！”，并说因为色达佛学院：“杂乱无序的生活区安全隐患非常大”、“ 政府要规划一个更加宜居宜修的禅院宝地”。西藏这六十多年的血泪长河中真的找不到中共如此关心西藏佛教和寺院的例子，相反，对于藏人更多经验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从中共发布的文件中非常清楚，其目的是驱逐僧尼等学员，控制佛学院人数，限制僧尼自由入学，以及政府直接控制佛学院的各部门和宗教活动。色达佛学院是西藏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学习和修行西藏佛教、传承和发扬光大西藏传统文化、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慈善活动。另外，由于数千名的中国学子在佛学院依靠雄厚的师资力量直接用中文学习西藏佛教。还有佛学院几位出色的堪布在中国哲学、佛学界，乃至世界各地受到广泛欢迎。特别是学院虽然由宁玛传承的晋美彭措大师创办，但一直坚持西藏各大传承哲学体系的综合式教学方式，所以，更是广受欢迎，学员云集。 中共为了控制西藏佛教以及为其独裁统治服务前后颁布多部“法规”，控制佛教机构、干涉宗教活动、涉足宗教传统等，如《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办法》、《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等等。 自从佛学院创办起，来自西藏各地的学子日益增多，现有万余学员，如此庞大的西藏佛教组织对于独裁者、消灭西藏文化和民族为目的的中共来说一直是眼中钉，早想斩草除根。但是，由于佛学院管理层和学员坚持自律，包括2008年全西藏发生抗议事件时佛学院非常谨慎，最后中共还是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但是，对于像中共这样的独裁殖民政权来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曾经多次以不同的理由进行了严厉打击色达佛学院，一直无法全面控制佛学院。因此，中共最高层“发怒”了，在中共“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第二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等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推动宗教问题始终是中共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域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并强调宗教中国化是重要任务。”因此，色达佛学院难逃一劫，也是为什么地方政府如此下定决心的原因。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谴责：“中国政府对西藏色达佛学院实施的强拆和所谓的改革项目不仅仅是对佛学院宗教活动进行限制、是强制摧毁僧尼宿舍、分割佛学院基础上进一步从佛学院上师喇嘛和堪布手中剥夺管理寺院的权力，并安排中共的干部管理佛学院。然后，将要把佛学院改变成中共政治运动的基地，特别将要驱逐学习佛教的僧人、尼姑和居士等。全面限制以佛教为主的西藏独特文化的学习和继承。从以上中共的文件中清楚看到，其目的是摧毁西藏人民的特质和语言等文化。” 佛学院别无选择 最近网上传色达佛学院堪布慈诚罗珠7月2日向僧尼众发表的讲话录音。堪布慈诚罗珠在讲话中强调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拆除僧舍，也说明了官方文件对这次清洗的既定政策。还说明了这个决定来自中共中央最高决策者。他也回顾了前几次的打压经历，以及堪布晋美彭措大师在面临打压时的立场和应对方式等。最后，堪布慈诚罗珠呼吁僧尼众要为大局着想，要从佛学院的未来着想，要为佛法既如意宝晋美彭措的法脉着想。如果采取一些极端方式将对整个佛学院带来灾难，我们作为如意宝晋美彭措的弟子相信为佛法、为如意宝的法脉考虑。也劝说不要在社会媒体发表过激言论等。他说他们在拆除僧舍时我们继续看书学习，我知道拆除僧舍是对个人是个很大的损失，因此，佛学院也在想给予个人补助等。而且，特别强调政府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向佛学院高层施压，这次是在无法摆脱拆除僧舍。 另外，在网上传发说是堪布慈诚罗珠的讲话：“我们将以‘四沙门法’方法应对这场风波；他骂不还骂，他怒不还怒，他打不还打，寻过不还报。” 中共多次打压色达佛学院 色达佛学院创办至今经历了多次中共政治打压，摧毁等，其中较大规模的打压运动如下： 在2001年6月中旬，中共军队开往喇荣高地，进行各种操练军演恐吓，之后，军队开始拆除学院部分中国学员僧舍。5月27日上午9时十五分，中共军队带着工人及监察员进入佛学院拆除尼师宿舍，工人周围是全副武装的军人守护，而且还有更多的士兵在佛学院的制高点上虎视眈眈。当时军方已经下令拆除僧舍时如有人反抗即可立即开枪。6月27日至7月12日，中共拆除2200余座僧舍，并下令佛学院只准许1000名僧人和400名尼师居留，其他一律强制驱逐。这次驱逐事件中由于无法接受中共对佛学院的清洗19岁的西藏尼师旺莫自杀，另外，还有一位中国尼师和中国僧人前后自杀。当时，佛学院僧尼约8800人。 2002年12月，中共政府官员再次来到佛学院要求拆除上次没有拆除的尼师宿舍。12月26日，中共开始拆除行动，当时遭到学员的抗议。后来又与色达县干部发生冲突，并拘捕了四名学员，佛学院按政府要求赔偿了之后，四位学员无罪释放。 2004年4月底至5月初，中共政府再次进入佛学院强制拆除房舍20多栋。 西藏著名作家采访记录“在一个清凉的早晨，有几十辆军用卡车轰鸣地冲进山谷，武警荷枪实弹，纵身跃下，强行拆毁了3000多所房屋。……整个山谷只剩下了1400名学员，法王晋美彭措在失去行动自由一年后终于得以回到了他创建的学院。但是，政府丝毫没有放松对色达佛学院的监控，常年派工作组驻守。” 2016年7月20日

ཚེ་རིང་འོད་ཟེར་ལགས་ཀྱིས་ང་དང་གྲོགས་མོ་ཐང་ཏན་ཧང་གི་དེབ་༼དུས་ལོག་༽གི་ཆེད་དུ་བྲིས་པའི་གླེང་བརྗོད་དབྱིན་ཡིག་མ།西藏著名作家唯色为《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写的---《证言是如此迫切又重要》英文版：“The Urgency and Importance of Eyewitness Testimonies – Part Two” ByTsering Woeser

“The Urgency and Importance of Eyewitness Testimonies”
By Woeser

Part Two

Eleven Tibetan eyewitnesses who recount their past experiences appear in the book “Troubled Times: Voices of Tibetan Refugees”; apart from one woman–the daughter of a resistance fighter–all of them are men, and all of them were resistance fighters. There is one of them, Chagdoe Donyon, I will never forget. This is not only because he is from Kham, the same hometown as my father and was also born in 1937, the same year my father was born, but more because when I saw his photo I was shocked to notice how much he also resembled my father. I read and re-read his oral accounts. He was the illegitimate child of a Princess from Derge. At the age of 13, he went to the Derge Imperial Palace at a time when my also 13-year-old father joined the military troops, leaving Derge for Chamdo. At 18, Donyon fled from Derge with his wife and parents and made a pilgrimage to Lhasa. Back then, my father was also in Lhasa, probably already a second lieutenant of the PLA. Later, Donyon became an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Chushi Gangdruk” trained by the CIA, leading a group of seven people to enter Tibetan airspace and organise and train resistance fighters. By that time, my father was already a high military officer working at the 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 for the Tibet Military Zone. If these two people from the same hometown, at the same age, looking so alike had met back then, they would have been bitter enemies. It is hard to even imagine this unlikely scenario; but it is certain that even if they had had something in common, they would have had to massacre each other.

Another witness is the official of the old Tibetan government Juchen Thubten Namgyal. He is also from Derge. In fact he is a relative of my father’s female cousin; more precisely, he is a relative of my father’s female cousin’s father and so he was not in direct blood relations to my father. However, I have never really understood this matter. When my father was still alive, I once asked him about their relationship, but he did not want to speak and I left it at that. Anyway, it is also not important whether the two were blood related or not, what I actually want to express is that after reading Juchen Thubten Namgyal’s oral account, I was overcome by complicated emotions. In terms of age, Juchen Thubten Namgyal was merely six years older than my father. But in real life, Juchen Thubten Namgyal took off his robes, became a guerilla fighter and left Derge to fight in Lhasa and other Tibetan areas. My father, as a PLA officer, was also in Lhasa and other Tibetan places; he did not go to war and only worked as a translator and took up an administrative post. And yet, the two men had already become bitter enemies.

I took particular notice of Juchen Thubten Namgyal’s accounts of the end of 1955 when so-called “democratic reform” was being implemented in Derge and public denunciations were daily fare, specifically demonising the religious. The royal family sent Juchen Thubten Namgyal to Lhasa to ask for armed support from the Tibetan government. But when he arrived in Lhasa he realised that “the Potala Palace, Jokhang and Ramoche Temples were embellished with butter lamps and the aristocratic officials were carrying out large-scale constructions, the noise of tamping machines was everywhere … the officials were doing big business, building new houses, singing and dancing, it was like one big happy festival.” It reminded me of Tsering Shakya’s book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in which he describes that when the Communist army entered Lhasa to “win over the patriotic upper class” they used the old silver dollar “Dayan” to crazily purchase Tibetan products. Members of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saw this as an opportunity to make big money.” They readily sold land and accommodation, they sold grain and wool and happily enjoyed lavish banquets and ballroom dances organised by the PLA; every month they would send their servants back with horses loaded with bags full of “Dayan”. Sickening indeed.

In Autumn 2012, the Tibetologist Elliot Sperling published the article “The Body Count”. When I poste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n my blog, I promoted it a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essay; for history, for Tibet, for China; and of course, even more for humanity (this sentence should be specifically and forcefully directed at those so-called scholars who deliberately distort facts and who are mass murderers shaping humanity).”

In the article Sperling writes: “It is beyond dispute that there have been massive deaths in Tibet in the period between approximately 1950 and 1975 … the fact that a large-scale slaughter took place ought to be unquestioned”. However, “the matter of mass death in Tibet has rarely been raised within the PRC, at least officially, and then, only to rebut claims of such an occurrence.”

Mr. Sperling wrote this article because of photos that had been taken in May 2012 revealing mass graves in Nangchen county (Yushu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Qinghai Province), showing human bones piling up, a ghastly sight. Local Tibetans exposed that this was where monks and laypeople had been massacred in 1958. “The past had come calling in the form of a mass grave. And the past was unconcerned about embarrass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t is not only this mass grave that makes the eyewitness testimonies in “Troubled Times: Voices of Tibetan Refugees” ever more meaningful.

Mr. Sperling points out: “There are other ways in which the suppressed history of the slaughter breaks through the barrier of silence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imposed on it.” The examples listed include a map displaying the collated data of China’s 1982 census; “the Tibetan Plateau, in 1982, had a widespread imbalance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an imbalance that can really only be explained by violent struggle. Across the entire PRC the Tibetan Plateau stands out in red as the largest expanse of territory in which the number of women so consistently outstripped that of men. And there among the red is Yushu…”. Two Tibetans who appear in “Troubled Times: Voices of Tibetan Refugees” are survivors from this red territory.

Mr. Sperling also says, “In the end, it is the records held by China that need to see the light of day. It is not enough to know, whether from direct personal accounts or indirect references in other sources, that something horrid and brutal took place in Tibet.” But of course, these records are still hidden secrets locked away and so today, the oral testimonies of survivors are ever more urgent and important. Just as the old Ratu Ngawang from Lithang said: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no belief, they forced Tibetans to destroy their monasteries. Headmen, Rinpoches and monks were accused of exploiting the people and thus massacred. They used the national army to suppress people in Kham and Amdo. They had guns, airplanes, bombs and so on, but we had no weapons other than those bought privately. The Tibetan people will never forgot that they ruthlessly massacred these helpless people, we will pass this history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 will never forget this until I take my last breath.”

Tang Danhong and I first met when she opened her Kafka Bookshop in Chengdu. She is a typical Chengdu beauty. Her bookshop was located in an old vernacular alley that has by now been turned into a fake scenic spot. Inside the shop, I was drawn to the special shelf with books about Tibet; Danhong noticed it and came forward.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20 years of deep friendship. Today, she lives far away in the Israeli city of Tel Aviv, while I live in China’s imperial capital. We have not met each other for 11 years.

Both Danhong and I were given the inborn passion and gift of writing poetry. Her documentaries are also extraordinarily valuable, documenting sky burials and Buddhist assemblies at Tsurphu Monastery, the young Karmapa and also Sershul County’s ecology and folklore. She has been to Lhasa many times, sometimes living with me. We would then go to the monastery, we would go out sightseeing or to eat Sichuan and Tibetan food.

We have so much in common; not only age, poetry and art; not only Sichuan dialect and not only our deep love for Tibet. My love comes from my flesh and bones–just as Danhong wrote in an email to me: “You love them because they are your family, I love them because of my mysterious connection with them…” But what unites us the most is our profound feeling of shame: She feels this shame because she is Chinese; I feel this shame because I am one-quarter Chinese and because my father was a PLA soldier. And because of this shame, we feel restless and even guilty. Because of this shame we want to make up for it through writing. This is also why, after the protests of March 2008, Danhong wrote the essay “Chinese views on Tibet: Tibet – Her Pain, My Shame”. She wrote: “18 years ago, when I set foot on Tibetan soil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 could not imagine that I would ever feel such deep and inconsolable regret for the place and its people; I did not know that my encounter with Tibet bestowed this precious favour on my life; I also did not know that when I received Tibet’s comfort and compassion, another feeling dissipated throughout my body and mind, it was a feeling of pain tha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me as an individual, but was relate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ethnic groups: Chinese and Tibetans…”

Because of this shame, Danhong embarked upon the path of writing eyewitness literature. We hope to eliminate nations and nationalists; we want to eliminate power, colonialists and their “Damnatio memoriae”, just as suffering has always existed and keeps accumulating. And all of this can never be wiped away, it can even less be destroyed and glossed over through “Damnatio memoriae”. George Orwell, in “1984”, writes about the “unperson”, someone who has been vaporised and thus erased from existence. The oral accounts of the 11 Tibetans in “Troubled Times: Voices of Tibetan Refugees” tell how countless Tibetans were massacred and vaporised; they were once real, but then disappeared in physical or virtual mass graves as if they had never ever existed. And it is only through such eyewitness testimonies that these compatriots continue to exist.

Finally, I need to mention Sangjey Kyab from Amdo. He was born in the 1970s and became an exiled Tibetan of the new generation. He first left Tibet for Dharamsala and then settled down in Europe. Though we have never met, we have become good friends. I would like to thank him for his continuous help in translating Tibetan essays.

August 2015, Bei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