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热巴·格绒泽仁
在康巴(區)南部我的家乡，我们一家上有年逾八旬的老祖母，下有咿呀学语的几岁孩童。老祖母出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太多岁月的动荡和磨难之后，她还是像个小孩子一样似乎总是乐呵呵地转着手中的小经轮。老祖母没学过藏文也不懂丁点汉语，而我六岁的侄子等一代从小学汉文说汉语，不会说藏语更不懂藏文，家乡的幼儿园不开设藏文 课。家里的小孩是老祖母的最爱，可由于语言障碍，他们之间除了简单别扭的肢体语言之外，无法进行其它交流。老祖母时常抱怨不能和孙子孙女一辈说上话，这奇 特的现象，也弄得我们不知如何是好。不是哑巴，却没有语言，我不知道初来人世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心的孩子和心如止水的老人在相对无语的那些时刻会有什么样的 感受。
我的妻子及其父母、姨妹都是民族干部，却一个藏文字也不认识。妻子和姨妹在县城长大，也在县城读书，因为那时候在家乡，干部子女是不准学藏文的，所以她们也就失去了学习藏文的机会。在家里，我除了能和老一辈用藏语交流之外，我和妻子、姨妹之间平日里就只能用汉语交流。
就像我的家庭一样，如今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十八个县，所谓藏族精英阶层之一的干部家庭，百分之九十都不懂藏文或不用藏语。甘孜藏族自治州总人口据说已逾100万，作为主体民族的藏族，其藏文文盲率最保守估计也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历 史走到今天，藏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和影响可谓巨大深远。然而，在辉煌的光芒后面，人们忽略了一个最根本也是最现实的一个问题，这就是藏文化自身内部在不断 变化的时代变迁和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与时俱进的发展、补充、丰富、完善。藏文化发源地的雪域大地的文化语境和文化生态正全面陷入空前的 危机和困境之中。
公元七世纪至十二世纪，是一个巨人辈出的辉煌之秋，涌现出了前弘期时代的吞米桑布扎、白若杂那、嘎瓦巴哲、焦茹勒耶杰 村、向耶协德，后弘期的仁青桑布、曼巴曲吉洛追等等光耀古今的大译师和大学者。他们留学古天竺（包括巴基斯坦、克什米尔）、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地，把古天 竺的医学、工艺学、声律学、佛学、正理学、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星象学等典籍知识翻译成藏文，这些引进的文明和雪域本土文化水乳交融，从而形 成了光辉灿烂的雪域文明。
然而，在这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我们后辈子孙对于文明的创新和贡献可谓乏善可陈，基本上靠吃老祖宗而苟活至今。甚 至在文明的保护与传承方面都没有尽到自己应有的责任。一说到藏语和藏文目前的危机，很多人总是抱怨民族地区民族语言文字方面的政策没有得到落实等等，这的 确是客观因素，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地区的党委、政府需要去认真反思并且需要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刻不容缓。
然而，客观因素 和主观能动性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事物发展结果的最终好坏。理性的说，我们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在保护、传承、发扬语言文字上我们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 事。就像那句 “藏人毁于幻想” 的谚语所言，特别是在藏族公职人员和知识阶层，我们多得是四肢如牦牛般发达，头脑如木桶般空洞的行尸走肉，多得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空谈家，少得是韬光养 晦默默耕耘的实践者。
为了俸禄，为了头衔，为了名利，为了融入所谓的主流社会而削尖脑袋甚至出卖族群的合法利益。这就是我们藏族大部分精英分子的真实现状，这样的精英分子，这样的民族干部会给这个民族大家庭和国家的现在及未来能做出什么贡献，需要我们扪心自问。
只 要稍微懂点藏语的人都知道，在我们的语言里，有关现代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政治、医疗教育等等方面的新词术语和词汇的翻译是严重缺失的，很多方面可以 说是一片“真空”。从中央到民族地方有不少所谓的“翻译局”、“译制中心”、“编译局”等，然而这些机构的工作仅仅局限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翻译和译制上，加 之工作经费、人员素质、人才资源等的匮乏和工作覆盖面的极度狭窄等，对于民族语言文字和整体文化的贡献可谓杯水车薪。
最近几年，民间也有 一些深有忧患意识的高僧和学者自费筹集资金和人力等就现代新词术语和专业用语等方面进行过零星的翻译和出版了一些藏汉词典、藏英词典等。但这些词典和翻译 作品缺少了国家官方平台的宣传和普及而陷于两难境地。而藏文知识阶层对与这类词典的学习应用和推广方面的状况更是令人堪忧。
如果占据社 会、经济、政治等更多资源的藏族精英阶层不加入拯救母语文化的历史任务中来，仅靠民间的微弱力量要振兴藏文化是不可想象的。希望国家领导和相关部门也切实 从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大局利益出发，大力扶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拯救和振兴工作，为真正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提供政策、资 金、人力、监督等的保障以及制定其长效机制。为祖国大家庭和人类多元文化的保护、传承、发扬负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藏族广大的公职人员和 知识阶层更应该摒弃等、靠、要的惰性思维和消极机械的工作作风，积极主动给国家领导和相关部门建言献策，为保护发扬民族文化真正发挥好民族干部 “基脚石”和“纽带”的作用。国家每年花费巨额财政资金培养民族干部，我们更应该对得起贴在自己身上的“民族”这个标签，更应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做一个 “负责任的民族干部”才配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建设者和名实相符的公民。而不是继续扮演低级趣味的“拜金者”和没有信仰，没有知识，没有美德的人。
衷 心希望国家领导和相关部门高瞻远瞩，以务实、创新的工作理念大力推进藏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从藏区各地的幼儿园和小学入手，继续推进和普及藏语文教育，编 译出汇集藏族优秀传统文化之精髓的中小学藏语文教材，高度重视基层中小学藏语文教师的培养工作。在藏区各类公务员、教师、医生等党政、企事业单位招考中增 加藏文加分数额。组织藏文界的专家学者定期不定期地对新词术语、专业用语、文学名著及各类人文、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进行藏文翻译，并鼓励和扶持相关作品 的出版发行。提倡并切实推广在藏区行政、企事业各单位的藏文应用。利用网络、广播影视、报刊杂志等现代传媒技术在藏区推广和普及藏语文教育。
美国畅销书作家欧鲁克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说：“人人都说愿意出力拯救地球，却没人愿意出力帮母亲洗碗。”
这句话用在如今的藏族年轻一代身上是再也贴切不过了。70后、80后、90后出生的藏族年轻人，在内地或藏区接受过教育的大中专学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生等 一代人，无论学过母语或没学过母语（当然，没学过母语的占绝大多数），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教育背景等因素，我们一方面缺少母语文化的滋养，对于自己的族 群世界和文化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另一方面又很难真正融入外面的主流世界。
所以“迷惘的一代”和“边缘化的一代”也成为了我们身上的另 一种标签。然而，很多时候我们总爱高谈阔论民族文化和面临的种种困境，当然，在夸夸其谈时是几乎不用藏语的。一是不会用藏语表达，二是尽量想掩饰自己对母 语的无知。但这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我们很少或从未将那些美好的想法付诸实践，也从未为拯救母语做过像样的两件事。
的确，“空口水泡，行动是金。”
在康巴(區)南部我的家乡，我们一家上有年逾八旬的老祖母，下有咿呀学语的几岁孩童。老祖母出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太多岁月的动荡和磨难之后，她还是像个小孩子一样似乎总是乐呵呵地转着手中的小经轮。老祖母没学过藏文也不懂丁点汉语，而我六岁的侄子等一代从小学汉文说汉语，不会说藏语更不懂藏文，家乡的幼儿园不开设藏文 课。家里的小孩是老祖母的最爱，可由于语言障碍，他们之间除了简单别扭的肢体语言之外，无法进行其它交流。老祖母时常抱怨不能和孙子孙女一辈说上话，这奇 特的现象，也弄得我们不知如何是好。不是哑巴，却没有语言，我不知道初来人世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心的孩子和心如止水的老人在相对无语的那些时刻会有什么样的 感受。
我的妻子及其父母、姨妹都是民族干部，却一个藏文字也不认识。妻子和姨妹在县城长大，也在县城读书，因为那时候在家乡，干部子女是不准学藏文的，所以她们也就失去了学习藏文的机会。在家里，我除了能和老一辈用藏语交流之外，我和妻子、姨妹之间平日里就只能用汉语交流。
就像我的家庭一样，如今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十八个县，所谓藏族精英阶层之一的干部家庭，百分之九十都不懂藏文或不用藏语。甘孜藏族自治州总人口据说已逾100万，作为主体民族的藏族，其藏文文盲率最保守估计也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历 史走到今天，藏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和影响可谓巨大深远。然而，在辉煌的光芒后面，人们忽略了一个最根本也是最现实的一个问题，这就是藏文化自身内部在不断 变化的时代变迁和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与时俱进的发展、补充、丰富、完善。藏文化发源地的雪域大地的文化语境和文化生态正全面陷入空前的 危机和困境之中。
公元七世纪至十二世纪，是一个巨人辈出的辉煌之秋，涌现出了前弘期时代的吞米桑布扎、白若杂那、嘎瓦巴哲、焦茹勒耶杰 村、向耶协德，后弘期的仁青桑布、曼巴曲吉洛追等等光耀古今的大译师和大学者。他们留学古天竺（包括巴基斯坦、克什米尔）、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地，把古天 竺的医学、工艺学、声律学、佛学、正理学、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星象学等典籍知识翻译成藏文，这些引进的文明和雪域本土文化水乳交融，从而形 成了光辉灿烂的雪域文明。
然而，在这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我们后辈子孙对于文明的创新和贡献可谓乏善可陈，基本上靠吃老祖宗而苟活至今。甚 至在文明的保护与传承方面都没有尽到自己应有的责任。一说到藏语和藏文目前的危机，很多人总是抱怨民族地区民族语言文字方面的政策没有得到落实等等，这的 确是客观因素，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地区的党委、政府需要去认真反思并且需要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刻不容缓。
然而，客观因素 和主观能动性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事物发展结果的最终好坏。理性的说，我们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在保护、传承、发扬语言文字上我们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 事。就像那句 “藏人毁于幻想” 的谚语所言，特别是在藏族公职人员和知识阶层，我们多得是四肢如牦牛般发达，头脑如木桶般空洞的行尸走肉，多得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空谈家，少得是韬光养 晦默默耕耘的实践者。
为了俸禄，为了头衔，为了名利，为了融入所谓的主流社会而削尖脑袋甚至出卖族群的合法利益。这就是我们藏族大部分精英分子的真实现状，这样的精英分子，这样的民族干部会给这个民族大家庭和国家的现在及未来能做出什么贡献，需要我们扪心自问。
只 要稍微懂点藏语的人都知道，在我们的语言里，有关现代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政治、医疗教育等等方面的新词术语和词汇的翻译是严重缺失的，很多方面可以 说是一片“真空”。从中央到民族地方有不少所谓的“翻译局”、“译制中心”、“编译局”等，然而这些机构的工作仅仅局限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翻译和译制上，加 之工作经费、人员素质、人才资源等的匮乏和工作覆盖面的极度狭窄等，对于民族语言文字和整体文化的贡献可谓杯水车薪。
最近几年，民间也有 一些深有忧患意识的高僧和学者自费筹集资金和人力等就现代新词术语和专业用语等方面进行过零星的翻译和出版了一些藏汉词典、藏英词典等。但这些词典和翻译 作品缺少了国家官方平台的宣传和普及而陷于两难境地。而藏文知识阶层对与这类词典的学习应用和推广方面的状况更是令人堪忧。
如果占据社 会、经济、政治等更多资源的藏族精英阶层不加入拯救母语文化的历史任务中来，仅靠民间的微弱力量要振兴藏文化是不可想象的。希望国家领导和相关部门也切实 从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大局利益出发，大力扶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拯救和振兴工作，为真正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提供政策、资 金、人力、监督等的保障以及制定其长效机制。为祖国大家庭和人类多元文化的保护、传承、发扬负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藏族广大的公职人员和 知识阶层更应该摒弃等、靠、要的惰性思维和消极机械的工作作风，积极主动给国家领导和相关部门建言献策，为保护发扬民族文化真正发挥好民族干部 “基脚石”和“纽带”的作用。国家每年花费巨额财政资金培养民族干部，我们更应该对得起贴在自己身上的“民族”这个标签，更应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做一个 “负责任的民族干部”才配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建设者和名实相符的公民。而不是继续扮演低级趣味的“拜金者”和没有信仰，没有知识，没有美德的人。
衷 心希望国家领导和相关部门高瞻远瞩，以务实、创新的工作理念大力推进藏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从藏区各地的幼儿园和小学入手，继续推进和普及藏语文教育，编 译出汇集藏族优秀传统文化之精髓的中小学藏语文教材，高度重视基层中小学藏语文教师的培养工作。在藏区各类公务员、教师、医生等党政、企事业单位招考中增 加藏文加分数额。组织藏文界的专家学者定期不定期地对新词术语、专业用语、文学名著及各类人文、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进行藏文翻译，并鼓励和扶持相关作品 的出版发行。提倡并切实推广在藏区行政、企事业各单位的藏文应用。利用网络、广播影视、报刊杂志等现代传媒技术在藏区推广和普及藏语文教育。
美国畅销书作家欧鲁克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说：“人人都说愿意出力拯救地球，却没人愿意出力帮母亲洗碗。”
这句话用在如今的藏族年轻一代身上是再也贴切不过了。70后、80后、90后出生的藏族年轻人，在内地或藏区接受过教育的大中专学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生等 一代人，无论学过母语或没学过母语（当然，没学过母语的占绝大多数），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教育背景等因素，我们一方面缺少母语文化的滋养，对于自己的族 群世界和文化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另一方面又很难真正融入外面的主流世界。
所以“迷惘的一代”和“边缘化的一代”也成为了我们身上的另 一种标签。然而，很多时候我们总爱高谈阔论民族文化和面临的种种困境，当然，在夸夸其谈时是几乎不用藏语的。一是不会用藏语表达，二是尽量想掩饰自己对母 语的无知。但这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我们很少或从未将那些美好的想法付诸实践，也从未为拯救母语做过像样的两件事。
的确，“空口水泡，行动是金。”
来源：藏人文化网博客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