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伯特的朋友：中原一博（Kazuhiro Nakahara）

中原一博（Kazuhiro Nakahara）和他的三个孩子

西藏九十三前政治犯运动组织大楼

远眺罗布林卡

十七世噶玛巴法王普提伽耶寺院草图

达兰萨拉罗布林卡西藏文化中心

著名的德拉顿大佛塔

文/朱瑞

无法想像，当年，他作为早稻田大学理工学系建筑学科的学生，为了完成毕业论文，前往拉达克考察实习时迷上图伯特建筑的情形。多少新鲜，多少精神上的愉悦，如今都意味深长的成了一声声叹息，让他深入肌理地理解图伯特之痛。

他在达兰萨拉生活了27年， 年轻的岁月，已变成昨日的烟缕，曾经的黑发已是一片灰白。感谢日本友人藤田祐子，使我与他相识。

我是见过他的，那是在3月10日抗暴纪念日上，他背着相机，站在记者群里，我还以为他是记者呢。不仅如此，还以为他是一位藏人，后来才发现，很多藏人也都跟我想的一样。

当藤田祐子女士介绍他是日本人时，我大大地吃了一惊，而更让我吃惊的是，他是一位建筑师！

他不太爱说话，问一句，答一句。那安静的声音，却在我心中掀起了波澜。具体地说，把我这个中国人，在学校的教育中获得的对日本人的偏见，全部击溃了。

他说，他来达兰萨拉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后来，又有一个孩子出生在这里。

“您的孩子会说藏语吗？”我问。

“当然，那是他们的母语啊。”他感叹，“他们在达兰萨拉的儿童村读书，和那里的孩子们一起长大。不过，现在，我的三个孩子都长大了，两个在美国，一个在奥洲 。”

“您是哪年来达兰萨拉的？”我又问。

“1985年。当时流亡政府让我来帮助设计办公楼。作为流亡政府的职员，我工作了三年，每月有一千五百卢比的收入。”

“还不到三十美元啊？！”

“我后来要求增加工资，他们说，这是我们的公务员中，最高的工资，当然，这是很久远的事了。”

我们三个人都笑了起来。就这样， 如同久别重逢的朋友，他俩坐在我的简单的阳台上，喝着清茶，谈着往事。我还买了几个番石榴，他削去了皮，切开，可是，很不好吃，像木头。他说，是没有熟透 的原故。藤田祐子女士就拿出了他俩带来的甜点，我切了三份。好吃，比我的番石榴好吃多了，我说。

尽管我不会日语，英语也是一知半解，然而，这不打紧，图伯特一词从我们的口中一次次吐纳出来时，如水，把我们都变成了一条远源流长的河。

“刚来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会待这么多年，以为盖完楼就回日本了，可是，盖完了这个又盖那个。 ”他说。

“您都设计了哪些楼？”我问。

“太多太多了。”他摇头，打住了话题。

“比如……”我看着他。

“现在流亡政府外交部的办公楼，还有祖拉康旁边的西藏博物馆、儿童村…..”

“啊，这些楼房都非常有个性，我曾问了很多人是谁设计的？为什么有着淡淡日本气息？ 原来是您啊！”不等他说完，我就接过了话。

“还有罗布林卡，也是我设计的。”他补充着。

“罗布林卡？那是很典型的西藏式建筑群啊！”我感慨起来。

“整个建筑的平面图，是千手千眼观世音的打坐姿势，头部是曼达拉。为了保存西藏文化，我特别设计了这组西藏式的建筑。不过，一般情况下，每当我把平面图拿给达赖喇嘛尊者时，他都会让我去掉那些西藏的装饰，说：‘我们现在是难民，要简朴。’”

“您还设计了哪些建筑？”我又问。

“德拉顿的佛塔，噶玛巴法王在普提伽耶的寺院，还有西藏九十三前政治犯运动组织大楼……”

“西藏九十三前政治犯组织大楼？那里人常告诉我，这是一位日本人的礼物。”我提高了声音。

“有一次，我在家里，听到远处一 个女人的尖叫，我立刻出去，看到一个谎乱的女人，一位僧人，他是九十三的会长，正在旁边劝解。我问出了什么事儿。他们说，她因为在中国的监狱里受了太多的 酷刑，常会产生一种幻像，以为自己还是在监狱里。这些政治犯不容易，当时只有一个小小的地方，做缝纫活儿挣钱维持生存，很是需要帮助，于是，我回日本搞了 一次募捐，用这些钱，盖起了九十三运动组织现在的楼房。”

“啊，原来是您的礼物啊！”我又是感慨。

“我有一位同学，叫Shogo Hamada（浜田省吾），高中学时，我们在一个乐队里。现在，他是很著名的摇滚明星，我回日本，请他为西藏义演，仅仅一次义演的收入，后来我们就在儿童村建了一座房子，叫SHOGO HOME ，SHOGO是他的名字。”他说。

“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了摄影？”我问。

“2008年3月。”他答道。

“想起来了，唯色多次推荐过您的博客和推特啊，那么，您从什么时候起又写作了？”我问。

“学建筑之前，他在早稻田大学先学习了法国文学。”藤田祐子女士补充着，“我们是同一所大学。”

“文章，我写得不多，主要写博客，所有内容都是关于图伯特的。去年是我最忙的一年，因为自焚的藏人太多了。”他说。

“您为什么要写博客？”我问。

“因为日本人一般来说，不太看得懂英语报道，也少有人懂藏语，所以我用日语发信息。在日本，关于图伯特的新闻不多。如果他们不了解图伯特，就不会有思考和行动。”

“您现在还在盖楼吗？”我转移了话题。

“很少了，藏人自己的建筑设计师多了起来，我也渐渐停下了，不过，他们常来找我咨询……”

和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恨恰好相反，藏人对日本人是友好的。这个，我早在拉萨时就感受到了。我那时每次去帕廓街，都有藏人跟我打招呼，喊‘昆尼其哇’，这是日语的问好。

“日本和图伯特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很远的年代，从十三世达赖喇嘛时代就很密切了。阿嘉仁波切的前世，就到过日本。”藤田祐子女士说。

“您的一生几乎都是和藏人在一起的。”我转向他。

“他们也给予了我很多，我先在图书馆学习了十年佛法，后来又在辩经院学习了六年佛法，都是免费的。我没有什么可回报的，搞一点设计，算不了什么。”他说。

他和藤田祐子女士离开我的住处时，不远的小村庄里，传来了古老的图伯特六弦琴的声音，还有淡淡的煨桑的烟缕，我再次拿起他留下的名片：黑的底色上，画着是灰色的风马旗，下边写着他的日文名：中原一博，英文名：Kazuhiro Nakah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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