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一系列藏族僧人自焚事件，是中国政府的藏族政策走入恶性循环的明证，是北京的强硬政策和维稳越维越差的结果。胡锦涛的十年，在他自己最引以为傲的西藏问题上一败涂地，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译者时评】是由译者成员根据平时了解的信息，在新闻发生的第一时间给出我们的观点，版权采用cc3.0协议，欢迎注明来源转发。
新 春伊始，藏族僧尼自焚事件演化到一个新的顶点。大年初 一，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藏族人聚集起来冲击派出所，当局向示威者开枪，造成藏人示威者一死四伤，5名公安民警受伤。大年初二，邻近的色达县发生类似 事件，警察开枪后造成一死一伤。据新华社报道，炉霍县的暴力事件是因为自焚流言所致。
自 去年3月份以来，中国各省藏区已经有16名藏人自焚，其中14人来自四川省藏区。面对这些自焚事件，中国和流亡西藏两方各执一词。中国政府指责这些藏人自 焚，是海外藏人组织、煽动的结果，这些僧尼已经触犯了佛教大戒；而流亡藏人认为这些自焚事件反映了境内藏人特别是藏族僧尼阶层，生活在绝望之中，甚至一死 求生。同时，中国政府对每一处发生自焚的地点推出更加高压的政策。在自焚事件发生最多的阿坝县格尔登寺，政府驱逐一些僧人，对其他僧人进行"爱国教育"， 并在格尔登寺和邻近区域实行戒严，甚至警察巡逻都随身携带灭火器。
一系列藏族僧人自焚事件，是中国政府的藏族政策走入恶性循环的明证，是北京的强硬政策和维稳越维越差的结果。胡锦涛的十年，在他自己最引以为傲的西藏问题上一败涂地，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过 去数年中，在中国的藏区，政府和藏传佛教界的关系越来越差，尤其是未能成功培养出一个独立于流亡藏人佛教界、在境内藏区享有厚望、同时能够与政府和谐相处 的佛教高僧群体。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不恰当的文化经济政策，也未能成功培养一个将现代化和传统西藏文化有机结合，、同时认同北京的藏族精英阶层。北京对藏 区的输血经济，改善了藏区的基础设施，提高了藏人的生活水平，却把这些物质上的"现代化"深深地打上了"外来者"和"侵略者"的烙印，这带来了一个始料未 及的更大的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必须经历的信仰重构、社会变革和文化再调适，在藏区更容易被转化为民族矛盾，而不被看做是"现代性"中本来就有的内 在矛盾。这正是由 于政府和藏族之间缺乏一个良好的互动机制，很多藏族人将这些问题简单地归咎于政府，甚至认为这是政府在有意打压藏族和藏族经济文化。2009年，民间机构 公盟法律研究中心曾经出版一份《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报告》，详细分析其间的不当治理因素，但是政府却掩耳盗铃，采取经济手段并从行政上关闭了 公盟，并拘押其领导人许志永。将所有藏区的问题简单地归纳为境外达赖喇嘛集团的煽动，这套做法我们并不陌生；无论是当局去年年初对"茉莉花"事件的扩大范 围的严厉打击，还是在年底的乌坎事件中，当局都显示出绝对化的"敌我"二元思维，动辄就称这些事件是境外敌对势力所为。
很 多中国人拥有强烈的大一统意识，在此我们暂且不去深究其背后的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然而，我们应当认真地思考一下，我们想建立的究竟是一个多元包容的共和 国，还是一个将少数民族作为二等公民或潜在背叛者的中华帝国？藏族是一个笃信宗教、有着深厚文化底蕴、为自己的历史感到骄傲的民族。认为只要发展藏区经 济，藏族人就会感恩戴德，愿意安心成为一个汉族主体国家的点缀，这样的想法只不过是当局的一厢情愿，背后潜藏的是江泽民胡锦涛两任中共领导人一贯的统治逻 辑：以经济发展换取统治的合法性。然而，正如我们在中国其他地区、其他问题上所观察到的那样，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已经导致经济发展的延续性受到严重挑 战，进而对当局统治的合法性形成严重威胁。和内地的情况相似，随着经济发展和现代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新一代藏族人会更加珍视他们的过去，也会提出更多民 主化的自治要求。但已经高度僵化的"维稳"体制遇到高度敏感的边疆、民族问题（所谓的"国家根本利益"）之时，整个体制从上到下都陷入硬性"维稳"的死循 环中。因此，当局一味采用高压政策，并且压制民间的自发的汉藏之间的交流和讨论，以强力堵塞信息交流的渠道，以为这样就能压制住藏人寻求民族自治的要求， 其实只会适得其反，让更多藏人走向更加激进的方向。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藏区的反抗形式越来越走向极端，有更多的汉人也在关注中国共产党在藏区面临的"维稳困境"。根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在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的授意下，西藏举行了送领袖像进寺庙活动。这条消息在微博上引起的反响和过去相当不同。过去一提到西藏问题，就有大量汉人表示"支持统一、反对分裂"。现在，即使是不信仰藏传佛教的汉人，也能理解用这样的方式来会招致反感，不但对解决西藏问题于事无补，反而会激起更大的民族矛盾和宗教仇恨。而这样的敌意在过去数 百年来汉藏混居的历史上都没有出现，如果因为中国共产党拙劣的"维稳政策"而终于酿成这样的苦果，那无疑是汉藏两个民族共同的悲剧。对于这两个都拥有极高的处事智慧和哲学性思维的成熟民族来说，这也实在是太令人遗憾的"双输"结局。
自 焚事件正在考验中国，印度学者Abanti Bhattacharya如是说。她认为，"自焚并不表明越来越多的藏人感到沮丧。然而，它表明，尽管北京出台种种新的镇压措施，自焚是最新出现的抗议形 式。"在16起自焚事件后，我们看到炉霍、色达等地爆发大规模冲突，这些抗议形式的发展令人心惊。我 们关注的是，在如此多的"自焚"事件之后，北京当局有无可能对自己的藏区政策作出一定程度的反省，采取更为尊重民族心理、宗教信仰、文化认同的方式，重建 汉藏之间的互信互重。如果说，在"乌坎"事件的处理上，还能够看到体制内多少有些不同的声音，那么，在边疆、民族问题上，体制内是否还敢有不同的声音呢？
中 国政府一向不屑于同十四世达赖喇嘛打交道，他们在等待他的往生。然而，按照中国当局目前的思路，一 旦十四世达赖喇嘛往生，他不会得到中国政府恰当的响应；中国政府甚至试图进一步刺激藏传佛教界，用自己的方式，抛开目前的甘丹颇章，遴选下世达赖喇嘛。考 虑到目前激烈的自焚和骚乱事件，可以想象，藏族人会为第一位在藏区之外逝世的达赖喇嘛感到悲哀和冤屈，整个民族的情绪会在那一刻迎来一个爆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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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春伊始，藏族僧尼自焚事件演化到一个新的顶点。大年初 一，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藏族人聚集起来冲击派出所，当局向示威者开枪，造成藏人示威者一死四伤，5名公安民警受伤。大年初二，邻近的色达县发生类似 事件，警察开枪后造成一死一伤。据新华社报道，炉霍县的暴力事件是因为自焚流言所致。
自 去年3月份以来，中国各省藏区已经有16名藏人自焚，其中14人来自四川省藏区。面对这些自焚事件，中国和流亡西藏两方各执一词。中国政府指责这些藏人自 焚，是海外藏人组织、煽动的结果，这些僧尼已经触犯了佛教大戒；而流亡藏人认为这些自焚事件反映了境内藏人特别是藏族僧尼阶层，生活在绝望之中，甚至一死 求生。同时，中国政府对每一处发生自焚的地点推出更加高压的政策。在自焚事件发生最多的阿坝县格尔登寺，政府驱逐一些僧人，对其他僧人进行"爱国教育"， 并在格尔登寺和邻近区域实行戒严，甚至警察巡逻都随身携带灭火器。
一系列藏族僧人自焚事件，是中国政府的藏族政策走入恶性循环的明证，是北京的强硬政策和维稳越维越差的结果。胡锦涛的十年，在他自己最引以为傲的西藏问题上一败涂地，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过 去数年中，在中国的藏区，政府和藏传佛教界的关系越来越差，尤其是未能成功培养出一个独立于流亡藏人佛教界、在境内藏区享有厚望、同时能够与政府和谐相处 的佛教高僧群体。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不恰当的文化经济政策，也未能成功培养一个将现代化和传统西藏文化有机结合，、同时认同北京的藏族精英阶层。北京对藏 区的输血经济，改善了藏区的基础设施，提高了藏人的生活水平，却把这些物质上的"现代化"深深地打上了"外来者"和"侵略者"的烙印，这带来了一个始料未 及的更大的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必须经历的信仰重构、社会变革和文化再调适，在藏区更容易被转化为民族矛盾，而不被看做是"现代性"中本来就有的内 在矛盾。这正是由 于政府和藏族之间缺乏一个良好的互动机制，很多藏族人将这些问题简单地归咎于政府，甚至认为这是政府在有意打压藏族和藏族经济文化。2009年，民间机构 公盟法律研究中心曾经出版一份《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报告》，详细分析其间的不当治理因素，但是政府却掩耳盗铃，采取经济手段并从行政上关闭了 公盟，并拘押其领导人许志永。将所有藏区的问题简单地归纳为境外达赖喇嘛集团的煽动，这套做法我们并不陌生；无论是当局去年年初对"茉莉花"事件的扩大范 围的严厉打击，还是在年底的乌坎事件中，当局都显示出绝对化的"敌我"二元思维，动辄就称这些事件是境外敌对势力所为。
很 多中国人拥有强烈的大一统意识，在此我们暂且不去深究其背后的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然而，我们应当认真地思考一下，我们想建立的究竟是一个多元包容的共和 国，还是一个将少数民族作为二等公民或潜在背叛者的中华帝国？藏族是一个笃信宗教、有着深厚文化底蕴、为自己的历史感到骄傲的民族。认为只要发展藏区经 济，藏族人就会感恩戴德，愿意安心成为一个汉族主体国家的点缀，这样的想法只不过是当局的一厢情愿，背后潜藏的是江泽民胡锦涛两任中共领导人一贯的统治逻 辑：以经济发展换取统治的合法性。然而，正如我们在中国其他地区、其他问题上所观察到的那样，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已经导致经济发展的延续性受到严重挑 战，进而对当局统治的合法性形成严重威胁。和内地的情况相似，随着经济发展和现代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新一代藏族人会更加珍视他们的过去，也会提出更多民 主化的自治要求。但已经高度僵化的"维稳"体制遇到高度敏感的边疆、民族问题（所谓的"国家根本利益"）之时，整个体制从上到下都陷入硬性"维稳"的死循 环中。因此，当局一味采用高压政策，并且压制民间的自发的汉藏之间的交流和讨论，以强力堵塞信息交流的渠道，以为这样就能压制住藏人寻求民族自治的要求， 其实只会适得其反，让更多藏人走向更加激进的方向。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藏区的反抗形式越来越走向极端，有更多的汉人也在关注中国共产党在藏区面临的"维稳困境"。根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在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的授意下，西藏举行了送领袖像进寺庙活动。这条消息在微博上引起的反响和过去相当不同。过去一提到西藏问题，就有大量汉人表示"支持统一、反对分裂"。现在，即使是不信仰藏传佛教的汉人，也能理解用这样的方式来会招致反感，不但对解决西藏问题于事无补，反而会激起更大的民族矛盾和宗教仇恨。而这样的敌意在过去数 百年来汉藏混居的历史上都没有出现，如果因为中国共产党拙劣的"维稳政策"而终于酿成这样的苦果，那无疑是汉藏两个民族共同的悲剧。对于这两个都拥有极高的处事智慧和哲学性思维的成熟民族来说，这也实在是太令人遗憾的"双输"结局。
自 焚事件正在考验中国，印度学者Abanti Bhattacharya如是说。她认为，"自焚并不表明越来越多的藏人感到沮丧。然而，它表明，尽管北京出台种种新的镇压措施，自焚是最新出现的抗议形 式。"在16起自焚事件后，我们看到炉霍、色达等地爆发大规模冲突，这些抗议形式的发展令人心惊。我 们关注的是，在如此多的"自焚"事件之后，北京当局有无可能对自己的藏区政策作出一定程度的反省，采取更为尊重民族心理、宗教信仰、文化认同的方式，重建 汉藏之间的互信互重。如果说，在"乌坎"事件的处理上，还能够看到体制内多少有些不同的声音，那么，在边疆、民族问题上，体制内是否还敢有不同的声音呢？
中 国政府一向不屑于同十四世达赖喇嘛打交道，他们在等待他的往生。然而，按照中国当局目前的思路，一 旦十四世达赖喇嘛往生，他不会得到中国政府恰当的响应；中国政府甚至试图进一步刺激藏传佛教界，用自己的方式，抛开目前的甘丹颇章，遴选下世达赖喇嘛。考 虑到目前激烈的自焚和骚乱事件，可以想象，藏族人会为第一位在藏区之外逝世的达赖喇嘛感到悲哀和冤屈，整个民族的情绪会在那一刻迎来一个爆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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