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西藏民族是“三叩一身”叩头朝圣的。这样一个虔敬宗教的民族，产生了一个赋予现代性的达赖喇嘛，这不仅仅是达赖喇嘛的奇迹。
2011年8月，达赖喇嘛宣布脱离政治权力，实现政教分离―― 这标志着延续了数百年的政教合一的“达赖喇嘛制”的结束，完成了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转型。
达赖喇嘛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为西藏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在西藏这个传统宗教文化的社会形态里，融入了现代化元素。正如印度传记作家马颜克.西哈亚所说的那样，达赖喇嘛“最成功的一点就是在众人公认最科学最重科技和理性的时代，让达赖喇嘛的制度有了更新的意义。”
讽刺的是，达赖喇嘛这位受世人普遍尊重和敬仰的“世界良心的守护人”（同上），却在中国大陆被“屏蔽”了。与西藏命运息息相关的中国民众，“被知”的是一个毫无真相可言的、被官方媒体“妖魔化”的达赖喇嘛。这种情形客观上剥夺了中国人的知情权和话语权，使他们面对西藏境内外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和事件难置一词，处境尴尬。
达赖喇嘛――一介无权无国的僧侣， “独自面对一个强大的共产中国”数十年。是什么能够让他说服整个世界，将西藏这一几乎被遗忘的宗教民族纳入世界民族之林？是什么能让数以万计的不同族别、不同信仰的人们追随他的脚步并为之动容？又是什么能够在经济主导一切的当下，仅达赖喇嘛这一称谓就能让经济崛起的中国凸现精神匮乏？
这里，我们有必要避开达赖喇嘛自身的光环和所有围绕达赖喇嘛的政治话语和神秘色彩，还原一位真实可敬的达赖喇嘛。
“转世灵童”的平民意识
身着绛红色迦裟的达赖喇嘛，常常谦称自己是“一个平凡的喇嘛”。他说，“只要悟道，人人都可以成佛”（见「达赖喇嘛新传」）。实际上，除了让一般人感到奇特不解的“转世”说外，就达赖喇嘛的成长过程来说，与所有“智慧明师”或俗称中的“圣贤者”一样，是一个日复一日的苦读苦修过程。
藏传佛教的转世认证制度，源于印度古老宗教中前后世存在的宗教理论和哲学思想，浅显地说，就是佛教中的因果轮回观念。 “ 西藏人普遍相信前后世的存在，也行成对圣者前世不同化身中利益众生的功德，进行祈愿和随喜的传统 ”（引自“达赖喇嘛关于转世的声明”）。经过传统的神秘仪规被指认的转世灵童，行坐床典礼后，即升座为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灵童”五、六岁时开始系统严谨的僧侣教育，范畴包括梵文、哲学、工艺、医药、佛学、诗学、戏剧学、占星学、辞藻、声律等学科，学期长达十几年甚至更长。成年后行册封即位大典，正式成为西藏的政教领袖。
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博学与智慧，皆源于此。不同在于，由于情势所迫，达赖喇嘛刚满15岁就即位，流亡前夕获得相当于佛学博士的格西头衔，时年24岁。
达赖喇嘛自幼就是一个善于思考，兴趣广泛，生性好动的人。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童年达赖喇嘛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围绕在周围的众多杂役为伴。这些杂役多半是中年人，他们各兼其职，照料达赖喇嘛除学习修行以外的一应事宜。达赖喇嘛将他们当作朋友，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了解他们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这让他从小就明白，“藏人生活并非日日平顺”。（引自「达赖喇嘛自传」下同）孤独的达赖喇嘛的另一个“玩项”，是在课间休息时，在庭院里或屋顶上，用望远镜眺望深院以外的拉萨景色。较远处的监狱是他常常“探视”的地方，多半时间正赶上犯人放风，达赖喇嘛对他们心存怜悯。他说“我把他们视为朋友，关切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也知道我，当他们看到我，就行五体投地大礼。我全认识他们，我也知道谁获释或又有新人犯来了。”
1949年中共大军压境，次年11月17日，达赖喇嘛临危即位，开始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时代。“掌权”的达赖喇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赦所有囚犯。稍后，在往南藏的避难途中，微服的达赖喇嘛主动接触到许多西藏民众，通过与他们的交谈，获得了大量他在“深宫”根本不可能了解到的社会真相。他说：“我得知我的子民生活里所遭受的不公，因此，只要我能使状况改变，我会尽可能去解决以帮助他们”。达赖喇嘛先是废除传统的承袭债，减轻牧民的负担。接着，着手进行司法、教育改革和土地改革，试图改变落后的生产力。但这些很快就被中共推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浪潮淹没了。
1954年秋，青年达赖喇嘛与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接触和在北京的短期居住经验，让他对政治谎言有本能的敏感，认识到“中国的政治生活充满了矛盾”，滋生了他对西藏民族的忧患意识。在流亡印度之初，当他必须承担所有重担和责任，独当一面的时候，他的睿智和潜能中的民主变革思想马上就体现在行为上了。
离开“恶土”，连枝民主之菩提树
这里首先要提及的是印度这个西藏流亡者的所在国。都说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很难将它与秩序井然的西方民主国家相提并论。印度那数以千计的不同族别、宗教、语言，以及种姓、等级等封建遗留，形成一种既矛盾又复杂的社会形态。加上人口密集，贫富悬殊造成贫富两极的不同世界，想象中的印度，是一个杂乱无章、贫困落后、乞丐成群的国度。
就是这样一个国度，由于实行的是民主宪政，乱象和贫穷并没有影响这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可惜这一点迟迟没有引起盲目自傲的中国人的注意）半个多世纪前，印度国民在自身难以果腹的情况下，慷慨地接纳了西藏流亡难民，给他们划分土地和居住营，当时的总理尼赫鲁热忱地鼓励达赖喇嘛成立西藏儿童学校，让西藏儿童集中起来读书，在学习与印度教育同步的现代教程的同时，学习藏语和西藏传统文化课，将西藏宗教文化和传统传承下去。这是一种极具前瞻性的战略眼光。眼观世界，大部分国家在接纳流亡者时，都无可厚非地以融入所在国为前提条件，因而身份认同常常是困扰海外流亡者的普遍问题。很难想象还有哪个国家能象印度这样，有如此的胸怀和包容度。
有人说印度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抗衡中国政府，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并非全然如此。是的，当初对中国政府抱有幻想，希望与新政权建立友好关系的尼赫鲁，曾明确表示不支持西藏，劝达赖喇嘛遵照1951年被迫签订的“西藏和平解放的17条协议”。但“毕竟印度是个自由的国家”（尼赫鲁语），一旦达赖喇嘛逃亡到了印度，尼赫鲁那印度政治家特有的宗教情怀就代替了实用层面的政治考量。这种情形在印度政府官员中并不鲜见，恰如印度另一位前总理德赛所比喻的那样：“印度文化和西藏文化是同一棵菩提树上的两条分枝”。这种渊源足以让印度政府在如此长的历史阶段中，持之以恒地视保护西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身份为己任，在国际社会中起重要的表率作用。
正是在这块充满宗教气氛和民主意识的土地上，达赖喇嘛才得以实现自己民主改革的愿望和理想。
达赖喇嘛齐头并进地“展开全面民主化的艰难历程”。首先是安身立命，即开荒耕种，安营扎寨以立足。二是抓教育――达赖喇嘛流亡的第二年就创办了儿童学校， 55名西藏孩童成为西藏流亡者的第一批学童。同时，延续有藏人的地方就有寺院的宗教传统，开设僧侣学院，尽可能地配置与之相关的各类课程。三是抓政治改革，设立议会， 1960年9月通过第一部宪章，并且建立了非常人性化的税收制，（最早是自愿捐，以后发展为税收制，纳入印度法律。）纳税人即选民。干部实行公务员考核制，逐步建立了艺术学校等文化机构和群众组织。
尽管“这种变化对西藏人而言太过突兀，”但是，西藏流亡社团毕竟是在学习和实践民主的过程中。而当时的中国， 迷信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掌权者，继续用枪指挥着一切，迅即地将人们赖以安居乐业的家园变成了”恶土“，在中华大地进行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运动和荒诞的造反革命， 新的“三忠于”、“四无限”的“共产宗教”深深地毒害和摧残着中国人的心灵。今天看来，在那个“六亿神州尽舜饶”的鬼魅年代，达赖喇嘛能够离开“恶土”，实乃西藏之大幸。
达赖喇嘛的现代性
与民主变革同步进行的，是简化所有的宗教礼节。早在拉萨时，达赖喇嘛就深知那些繁琐的宗教礼仪，“把我和西藏人民隔绝得这么远。我心中强烈地感觉到我们不该再紧紧抱着老旧的习惯不放，这些已经落伍了。”流亡的现实，让达赖喇嘛更有一种紧迫感，他说“我不想再让西藏人对我行那些大礼”，同时 “我也规定我接见任何人时，他或她应该坐在和我相同高度的椅子，而不是传统礼节中的我坐在高位，晋见者坐在较低的位子。”宗教礼节的改革，融入了平等意识，这与民主进程无疑是相辅相成的。在这方面，达赖喇嘛身体力行，让难以计数的所有见过他的人都深受感动。
在这样一种祥和的民主氛围里，西藏流亡社团于2000年实现民主选举，产生民选政府总理。 经过十年的尝试与实践，2011年选举产生了第一任行政中央部长，与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脱钩，全权领导政府事务。达赖喇嘛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尊者，主动“屈尊” “让”权，以一介普通僧人自居。这一点，中国大陆生活在专制下的人们恐怕是难以置信、更是难以理解的。
在推进西藏流亡政府民主转型的过程中，达赖喇嘛的政治权力也经历了一个递减过程。达赖喇嘛曾说：“我和我的噶夏（内阁）在哪里，政府就在哪里。”现在噶夏成员不再由达赖喇嘛指派，而是选举产生。有独立的选举委员会， “人民代表投票通过的事项都必须依照决议执行”。达赖喇嘛以前可以指定三人和解散议会的权力，现在也取消了。就是说，达赖喇嘛让出了所有世俗政治的实权。这里要指出的是，这一切都是按照达赖喇嘛的主张进行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达赖喇嘛将民主（而不是专制）“强加”给了他的子民。他的权力的递减，每一项都是他自己提出来并执意实施的。是达赖喇嘛引领西藏流亡者走上了民主之路。
但这并不是说，达赖喇嘛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达赖喇嘛的反对派――西藏青年大会（藏青会），就是一例。藏青会1970年成立于达然萨拉，是一个拥有3万余人，分会遍布世界多国的非政府组织。他们中大多不同意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被外界视为主张西藏独立的激进组织。在中国政府的词汇里，常把达赖喇嘛和藏青会视为一体。凡是藏青会的主张，都算在达赖喇嘛的头上，不相信如达赖喇嘛所说的那样，他“没有能力完全控制藏青会的行动”。
这里有一个常识问题，在一个民主机制完善的社会，谁都有权利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何况，受过现代教育的新一代西藏人，他们有着完全不同于前辈的成长环境和知识结构，有很强的独立自由的思想意识。达赖喇嘛只能重申自己中间道路的主张，而没有理由限制他们表达诉求的权利。
将达赖喇嘛和藏青会混为一谈，不承认个人选择的权利，这不能不说是缺乏民主意识的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及其流亡社团的认知盲点。比较“现代化”的达赖喇嘛，中国政府显然 是“落伍”了。
慈悲与尊重的人格魅力
再看在国际间“只身行走”的达赖喇嘛，他向世界传达西藏人民诉求的“传道之旅”，远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
达赖喇嘛1972年曾尝试前往美国，但由于“签证”问题，直到1979年才得以成行。那次旅行，他一方面感受到美国的自由精神，“认为美国是自由的斗士”，但同时也发现，“事实上极少美国人知道西藏的命运”。达赖喇嘛当时不无遗憾地说：“现在我进一步了解美国，我已经明白，在某些方面，美国的政治制度并没有遵循它自己的理念”――自由、开放的心灵，敏锐并直接地说出真相，这是达赖喇嘛的一惯作风和魅力，也是他叩开世界各国大门的“金钥匙”。
可以想见，在中国政府的阻扰下，“行走”于国际间的达赖喇嘛的“签证问题”，是一个无休止的政治问题。但无论政治风向如何变幻，无论政府首脑的态度如何不同，会见形式隆重或简单，访问性质官方或私人，所有这些都不会影响达赖喇嘛的初衷。早在流亡前夕，当他得知一向与西藏友好交往的英美两国改变了立场，不愿对西藏伸出援手，他就清楚地知道，“西藏必须独立面对整个强大的共产中国”。
无权无国的达赖喇嘛，只能以本色面对一切。达赖喇嘛的本色即慈悲与尊重。事实证明，正是这种具普世性的价值理念及其所展示的强大道德精神力量，才使得西藏没有成为无数民族纷争中被遗忘、被消灭的一员。
达赖喇嘛于1974年拟定争取实现名符其实的西藏自治的中间道路政策，取代流亡初期寻求西藏独立的主张； 1979年，他积极响应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提出的汉藏和谈建议，在之后的十多年间，多次派代表与中共进行协商会谈，希望取得实质性进展；1987年9月，达赖喇嘛向中国政府提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建议，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1989年6月4日，中国政府调动军队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主运动，举世震惊。作为甘地的传人，坚持和平非暴力理念的达赖喇嘛成为这一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22年后的今天，深知“制度比达赖喇嘛更重要”的达赖喇嘛，终于引领西藏流亡者实现了民主，完成了政教分离的制度转型。将一个既有现代意识又保留完好传统宗教文化的“小西藏”，呈现在世人面前。达赖喇嘛再次感动了世界。
达赖喇嘛的这一步，走了半个多世纪。当他一旦走出了政治权力，那所有东、西方功利主义者的“政治正确”（或“政治不正确”）的政治话语就都被击破了。
普世精神实践“宇宙责任”
达赖喇嘛认为“宗教人士只念念祈祷文是不够的。相反地，他们实际上不得不贡献他们的一切所能来解决世界问题”。
长期以来，达赖喇嘛坚持不懈地呼吁和捍卫人权，关注人性，推进世界和平，实践他的“宇宙责任”观。不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达赖喇嘛充满慈悲的道义声援和关注。在达赖喇嘛的世界里，不同宗教、信仰之间，不同族群、种族之间都可以平等对话。上个世纪90年代，达赖喇嘛亲自促成的海外汉藏对话平台，不仅建立了一种新型的汉藏关系，而且为中国海外民运注入了新的凝聚力。
作为一位宗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与深受爱戴的前教皇保罗二世一样，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之一。多年来，通过广泛深入地接触交流，达赖喇嘛成为欧美多国和一些亚洲国家国会的常客。许多国家政要或公众人物不顾日益升级的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与他建立了友好关系和友谊，并引以为荣。他所倡导的慈悲与尊重，正在成为21世纪新的价值定位指标。达赖喇嘛――这位西藏命运的守护者，创造了个人对峙一个强大共产极权的神话。
达赖喇嘛的神话，能否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整体觉醒，进而启发或感召中国新生代当政者呢？斯如此，则幸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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