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2日 星期五

心與身的陷墮: 淌血雪獅與吶喊


文:潘朵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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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起你堅強的頭,為朗卓之尊嚴。
我那厚恩的父母、親愛的兄弟及親屬,我即將要離世。
為恩惠無量的藏人,我將點燃軀體。
藏民族的兒女們,我的希望就是,你們要團結一致。
若你是藏人要穿藏裝,並要講藏語,勿忘自己是藏人;
若是藏人要有慈悲之心,要愛戴父母,要民族團結,
要憐憫旁生,珍惜動物生命。
祈願(嘉瓦丹增嘉措)達賴喇嘛尊者永久住世……」


這首詩是一位十八歲的少年朗卓寫下的。留下這首詩以後,他在身上淋滿汽油,將自己燃燒的身軀刻印在藏人記憶中。圍觀的藏人是他的朋友、親族;他們為朗卓流淚,默禱,但沒有人為他撲火-- 他們知道,他以死訴說著甚麼。
在赴死的路上,朗卓絕不孤獨。自零九年至今,藏區內已經發生三十多起自焚案件[1]。但在中共嚴密的封鎖下,外國記者難以進藏;香港媒體似乎亦不敢 觸碰這個禁區,報導少得可憐。漢人沉醉於大國崛起歌舞昇平之中,偶爾驚鴻一瞥,發現有自焚的報導,往往不知就裏,就將中共的論述照單全收,把藏人當作「無 理取鬧,兇殘暴力的西藏分裂者」;即使能抗拒中共的論述,基於民族間的隔閡和誤解,要真正理解藏民族的訴求還是極艱難。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藏民族的聲音就 被淹沒於洪流中。
要理解自焚藏人的想法,若不拋開民族之見,代入藏人的處境,便永遠都如霧裏看花一樣,將他們理解為中共建構的形象。死者已矣,我們要做的,是解讀死者的訊息,不要讓他們親人的淚白流,不要讓他們的苦難白白承受。

弱者的吶喊
自焚不是藏人獨有的現象,我們亦偶爾能聽到漢人自焚抗議。然而,藏人比漢人更有理由採取這種形式。自焚這種消極形式的抗爭,以自身的痛苦及給人們帶來的衝 擊,來喚醒人們的良知,作無言的控訴。這種效果恰恰切合了藏人的需要。藏民族並非沒有作過武力抵抗;但面對君臨廣土眾民之上,一手鈔票一手屠刀的中共,單 靠藏民族力量是注定要失敗的。藏民族需要盟友;不是那種平時動動嘴皮,必要
時卻噤若寒蟬的盟友,而是足以和中共對抗、給予切實幫助的盟友。
要逼西方國家與西藏站在同一陣線,就要先獲得西方民意認同,用中共的術語就是「統戰」。在這方面,藏民族有著先天優勢。先不要說中共專制的形象已深 入民心;西藏「遺世獨立的雪之國」的印象,是西方人寄託其古老東土想像的最後堡壘,自然容易產生好感。達賴喇嘛在國際上的地位亦使藏民族更容易攻佔道德高 地。種種條件配合下,藏民族要做的,就是要吶喊-- 只要世人都聚焦西藏,大半個世界都會倒向藏民族一方。

 重紗中的歷史 有憤怒的因緣
那麼,他們要爭的是甚麼呢?西藏獨立,雖然簡潔而有吸引力,但未免掩蓋問題的複雜性。漢族不是一個個體,藏族亦不是一個個體;兩者都包含著許多聲音,許多 歧異。況且,中共治藏並非由始至終都是鐵腕,古代西藏亦非西方人想像中的理想國。歷史的因素,人的因素,共同將中國和西藏推到死結。
「西藏獨立」這口號遠沒有我們想像中般古老。它是近三十年來隨著西藏民族主義崛起而誕生的。在此以前,填飽肚子比民族之別顯得更重要。自一九五九年 中共控制西藏到一九六五年文革爆發,中共和藏民族處於蜜月期。這段時間,中共將原來屬於貴族和寺廟的農地分給貧農,藏人生活雖然艱苦,混口飯吃總不成問 題。生活條件比以前改善,民族差距又不如今天嚴重,藏人對中共倒沒有甚麼不滿。直至文革爆發,藏人的寺廟被砸掉,又被人民公社磨得苦不堪言,不滿的種子漸 漸在心中萌芽。
文革結束以後,中共處於政治上比較寬鬆的時期,允許藏人恢復宗教。失落的信仰雖可追回,造成的創傷並非重建幾座寺廟就能修補。文革期間,由於舊時代 積累的怨氣,加上共產信仰給予的新權威,使藏人們參與了砸廟行動。從一位見證著時代狂潮的藏人尼瑪次仁的說法,可以得知那時藏人的態度。他家鄉附近的賢柏 林寺在文革時被砸掉;當時,煽動民眾砸廟的紅衛兵全都是藏人到咸陽民院上課的學生。從寺廟的廢墟中,藏人們撿走木材作燃料,卻沒有帶走文物。「他們對那些 東西都恨到不行」,尼瑪次仁如是說[2]。文革過後,傳統宗教的抬頭使舊神的威權重新發揮影響力。藏人對自己的宗教犯下彌天大罪,神的報復使他們惶惶不可 終日;共產狂熱瞬間便煙消雲散,再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保護他們免於神罰。這種恐懼使藏人遷怒於中共;憤怒由是漸漸發酵。
到現時為止,都還只是統治者與平民的矛盾;這些矛盾如何上昇至民族層次呢?共產信仰失落以後,中共為保持政權合法性,以民族主義為護身符,自詡為民 族代表。雖然中共以「中華民族」這個籠統的字眼統攝中國境內一切民族,但鼓吹民族主義,仍難免突顯少數民族與漢族有別。八十年代,達蘭薩拉[3]和西藏的 聯繫增加,令西藏人的民族意識開始覺醒。一九七九年,達賴喇嘛的考察團第一次到訪西藏。當打頭陣的達賴哥哥洛桑到達西藏時,沿途受到成千上萬藏人歡迎;代 表們驚訝於文革對西藏造成的浩劫,又見藏人百姓向他們哭訴過往的苦難,忍不住嚎啕大哭,有些人更喊出了西藏獨立的口號[4]。西方的炒作及較寬鬆的政治環 境,令藏人的不滿情緒有滋長和表達空間。至一九八九年,積累的情緒達到頂點,終於爆發了「拉薩騷亂」,槍聲一起,中共又重拾鐵腕。

血與憤怒 使你的朋友變成仇敵
自八九以後,中共的鐵腕政策便貫徹至今。「一切不穩定因素要封殺於萌芽階段」,這條中共自八九民運總結出的天條使它步步加強對西藏的控制。西藏氣候惡劣, 空氣稀薄,對於長居於平地的漢人而言,簡直有如天災。而西藏人口稀疏,更令商品交易難以進行。如此不毛之地,漢人官民都避之則吉。中共為了以漢人官員取代 藏族官員,以鞏固西藏政權,不惜以重利利誘漢人官員進藏。進藏以後官升一級已是常規;某些南方省份更會為該地進藏官員提供一筆過三十萬款項,更有形形色色 公款開銷[5]。為滿足進藏漢人的需要,在拉薩大興土木,打造成內地城市的模樣。從此,淨土聖城裏,紅塵滾滾,嫖、賭、飲一應俱全,食肆林立,內地、外國 遊客接踵而至。內地漢人見有利可圖,進藏謀財者漸增;藏人世世代代都是自給自足,不擅理財,怎能是善於逐利的漢人對手?於是,拉薩的發展成果,很大程度上 被漢人霸佔;藏人百姓得不到好處,又見漢人生活優渥,無論原因為何,很難不聯想到漢藏之別。本來,與知識分子相比,老百姓的民族主義情緒較為淡薄;但漢藏 之間的貧富懸殊,卻將普通藏人都推向民族主義的一方。
要徹底控制西藏,中共的動作當然不止於政治上的官員更替。任何能夠鼓動群眾的力量,都被中共視作潛在敵人。以藏民族的特殊處境而言,這種力量自然就 是宗教。僧人和寺廟在藏境內組成的網絡,其規模與動員力幾可與政府匹敵。中共官員強推的政令,有時還要僧人的協助才能收效。近年來,中共改弦易轍,從文革 後的寬容到現在的嚴厲打壓,中共正試圖削弱,甚至同化寺廟網絡,使它能為政權所用。比如說,在一九九六年,中共在全藏的寺廟進行「清理整頓」,透過扣押審 訊僧人,將達賴喇嘛在西藏的幫手「清理」,並規定以後藏人出家要先經過政府批淮,還要考察政治表現。零八年西藏「暴亂」,其中在阿垻縣發生的「三一六事 件」,據說起因是因為縣政府強迫縣內每個寺院都要懸掛中國國旗,結果各寺院堅決拒絕,並發起示威。事件越演越烈,最後軍警開槍鎮壓,令這個數十年來從不參 與政治事件的小縣有如戰地[6]。凡此種種,對虔誠的藏人造成的傷害難以估量,更是滋長民族主義情緒的絕佳土壤。
宗教上的箝制,政治上的打壓,這些只可以歸咎於政權,而非民族。這些錯誤雖然給予了民族主義成長空間,但若然沒有導火線,漢藏關係總不會由「不和」 演變成「仇視」。真正決定性的因素,是中共的文化政策,使藏人感到民族消亡的危機。自中共入藏以後,藏人的傳統正漸漸被漢人同化。藏區名義上實行中小學雙 語教學,實際上在許多升學途徑,藏語派不上用場,漢語水平直接影響藏族學生升學率[7];久而久之,藏文便會被邊緣化。藏人如想當公務員,別的不要說,為 了與佔主導的漢人官員合作,至少漢語要說得和漢人一樣好。在此環境下,藏語難免要成為次要語言。況且,中共在宗教上對藏人的箝制,除了引起憤激以外,亦是 關乎民族存亡的大事。佛教在藏人生命中地位,令得藏文化與佛教已密不可分。我們幾乎可以說,不信佛的藏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藏人。政治對宗教的箝制、經濟發 展帶來的世俗化、隨著漢人湧入的無神論,在在都衝擊著藏人的信仰。自中共入藏以後,西藏境內的僧人又難以接受正規的宗教訓練,使得佛教失去了抵抗衝擊的活 力。
失去的東西才更值得珍惜。文化身份的危機使藏人的民族意識膨漲起來。藏人的民族意識是透過和漢人的文化衝突才突顯出來;如果藏人由始至終都孤立在冰 天雪地中,他們根本不知道何謂民族,何況民族意識?而且,漢人亦有許多理由使自己成為藏人的敵人。因為中共的所作所為被視作漢人對藏人的欺壓,而漢人不經 意流露出的歧視,亦令藏人覺得自己是二等公民。漢藏民族之間的結,由是越打越死。

如果……
歷史成就了民族對立,對立顯現出民族意識。如果沒有專制而又奉行無神論的中共,沒有對佛教的冒犯,藏民族不會對政府如此不滿;如果沒有席捲中國的改革開 放,藏民族不會抱怨漢藏之間的差別之大;如果沒有八九民運對中共造成的驚恐,藏民族不會再一次被壓縮生存空間,亦不會在民族身份消亡時驚醒。雖然歷史沒有 如果,但如果有如果,或者那三十多條年輕的生命,就能依自己的意願而活,而非僅僅為自己的民族吶喊。
註釋
[1]《5月27日,數名藏人在拉薩大昭寺前自焚》,看不見的西藏,唯色
[2]《天葬》,王力雄著,327頁
[3]達蘭薩拉(Dharmsāla,意為休息室)是印度北部喜馬偕爾邦坎格拉縣的一個城鎮。在十四世達賴喇嘛逃出西藏後,達蘭薩拉成為了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中心。因此,達蘭薩拉時常以「小拉薩」聞名;在中文語境中,達蘭薩拉往往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代名詞。
[4]同上,503頁
[5]同上,429頁
[6]《“爱国主义教育”在藏地》,看不見的西藏,唯色
[7]《淺析現行五省區中小學藏語文教材編譯中存在的弊端及其造成的不良影響》,熱巴·格絨澤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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