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的文學成長

作者： 德辰帕巴

更新於︰2012-03-09

【這是主持high peaks pure earth網站的Dechen Pemba ， 應 Cerise Press 文學網站約請，與我做的一次關於詩歌的訪談。】

 
1.唯色啦，您在大學時期是學文學的，並且最初是拉薩的一份文學刊物的編輯。您能否談談您從何時開始愛上詩歌，並發現自己作爲一名詩人的獨特聲音？

回想起來，我小時候就喜歡講故事。最早的記憶，是我在道孚時給一群小孩子講述離開拉薩之前的故事。那時候也就四五歲吧，講到拉薩時我常常虛構一些情節來吸引小朋友。隨著講述我開始懷念拉薩。
可惜我現在找不到我寫的第一首詩了，記得是在康道孚寫的。那時讀初一，有一天，廣播裏傳來一位中國有名的詩人去世的消息，我好像有點難過，就寫了幾行字，像詩一樣排列，我自以爲那就是詩了。
不 過我現在保留的詩中，最早的一首是在1984年寫的，當時我已入讀西南民族學院漢語文系，是大一生，我的同學中有十多個“少數民族”和漢人，以漢人居多。 這首詩的名字是“印——致某些人的偏見”，依稀記得當時我與幾個漢人同學發生了爭論，我當場寫下這首詩，幷用力抄寫在教室裏的黑板上，把他們都給震住了。
現在重看這首稚嫩的詩，我驚訝的是當時18歲的自己已經有了民族意識。而且，很顯然，當想要發出自己的聲音時，我的方式是寫詩。（右圖是當年的手跡）

印——致某些人的偏見


且莫再讓
輕蔑的濁水
涌出你年輕的眼
那顆散發著
酥油糌粑味兒的印
深深烙在我心上
我不沮喪
更拒絕你冷漠的
一瞥
也許
一種當然的優越
泡大了你的人生
但我不會
奉獻一個附和的微笑
太陽
照著你也照著我
在一塊藍色的星球上
我們平等！

實 際上在讀大學時，我開始真正地寫詩，幷與民院熱愛寫詩的學生們（來自各個系、若干民族）辦詩社，用打字機和油印機出版油印的詩歌報紙和刊物，記得頗有影響 的兩本詩刊是《西南彩雨》和《山鷹魂》。我可以說是八十年代中後期成都高校最活躍的校園詩人之一，1988年夏天畢業時與四位詩人同學辦了詩展。
是的，那時候我們已經以詩人的身份自我定位。我還有了第一本詩集，是我父親把我在大學時寫的詩打印成詩集，事實上我已經或者說很願意自己成爲一個以夢想爲生的詩歌寫作者。

2.哪些詩人對您的影響最大？他們是中國詩人還是圖伯特詩人，或是其他國家的？

應該說，在我寫詩的初期，那是1980年代中期，中國詩歌正在發生革命性的變化，我在小說《我的孿生姐姐不丹》中描述過對我的巨大影響：
從外部的動蕩來看，那時代風雨中高高飄揚的一杆杆獵獵作響的大旗，和大旗下翻涌著的形態各异的潮流，以及東南西北的流浪與體驗，通宵達旦的寫作或辯論，神 經兮兮的叛逆兒，嚇人一跳的小感覺，還有，激情，激情，尋常人那裏消聲匿迹、如同40度高燒一般的激情，這一切是多麽地令人鼓舞啊！幾乎是一夜之間，不丹 經年累月不自覺積蓄的某種情懷，那充滿小小胸膛的炸藥包，終于被詩歌這一根致命的火柴點燃、爆炸，把她炸得四分五裂，粉身碎骨，再也拼不回原來的形狀了。
小說中的“不丹”其實就是我自己。
但 要說明的是，當時對中國年輕的、叛逆的詩人們産生巨大影響的，是歐洲的現代詩人們、美國和南美的現代詩人們，以及蘇聯的現代詩人們。所以我也如此，離經叛 道的詩人都是我的偶像，主要接受的是若干個中國之外的現代詩人們的影響，如愛爾蘭的葉芝，英國的艾略特和奧登，奧地利的裏爾克，法國的瓦雷裏，希臘的埃利 蒂斯，美國的金斯伯格（又寫成金斯堡）及嚎叫派詩人，美國的普拉斯及自白派詩人，蘇聯的曼德爾斯塔姆、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等等，數不勝數。大概從大學 畢業後，我基本上主要閱讀他們的詩。
也是在這時候，我讀到了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詩，以及米拉日巴的詩。不過都是中文譯本，是早年的中文譯本，有古雅之美。

3.在您的詩歌中有些經常重複出現的主題，比如旅行，比如一些特殊的地方（像拉薩），比如記憶和迷失。是這些主題激發了您的創作靈感嗎？您是如何或者在何處獲得靈感？

其實寫詩在我，如同追尋前世的記憶。所以我在詩集《雪域的白》（臺灣唐山出版社，2009年）的後記中寫過：
我一直是要做一個詩人的。這是前生往世的願力，以及，延綿的因緣。所以那年春天，終于回到離別二十年之久的拉薩，我對自己說，不爲別的，就是爲了聽見那個 聲音。有一陣，我很迷信，認爲有的詩句甚至有的字可能就是密碼，就像阿裏巴巴的芝麻開門，寫著寫著，會有一道隱蔽的大門突然打開，另一個真正親切的世界才 是屬于我們的。
我 在24歲時回到拉薩，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發現已被漢化的我在自己的故鄉猶如一個陌生人，這使我深深地糾結于身份認同。一度我自認爲解决了這個問題，我的一位 詩人朋友說，其實我們什麽民族都不是，我們的身份就是詩人。他的這句話令我如釋重負，以至于在拉薩的最初幾年，我自閉在詩歌的“象牙塔”裏，寫的詩越來越 個人化，執著于個人的感覺、個人的意象、個人的語言。而我自認爲詩人或者藝術家高于一切，或者說是超越一切，而民族的屬性可以忽略不計。但是，寫這樣的詩 幷不能解决內心的痛苦。我也不是說我有多痛苦，也許說空虛更準確。而且，寫這樣的詩也寫不下去了。
從 什麽時候起，我一步步地走出了“象牙塔”？應該是，在廣闊的圖伯特游歷的經驗逐漸地改變了我；應該是，在游歷的過程中慢慢地親近佛法，才明顯地感覺到內心 一天天地充實。安多、衛藏、康的許多地方我都去過。既是游歷，也是朝聖，因爲在我心中，我把遼闊的雪域大地視爲一座天然的、巨大的寺院！當然這是最初游歷 時的動機。當我在雪域大地上走得越遠、停留越久，那種文學情懷便逐漸被歷史感和使命感所替代。也即是說，從來只是以審美的眼光看待家鄉的我，逐漸地開始以 歷史和現實的眼光來看待這塊土地上的人和事。
我在詩集《雪域的白》“我的詩美學”中寫過：
生活在飽經滄桑的西藏，沐浴西藏那在風雲變幻之中依然格外燦爛的陽光，逐漸經驗和感悟到西藏佛教的慈悲與智慧，逐漸看見和傾聽到西藏歷史與現實中的榮耀和苦難……這一切，讓我有了使命，要對這世界說出西藏的秘密。

4. 《十二月》、《班禪喇嘛》以及《西藏的秘密》這三首很明顯是關于圖伯特的政治詩歌，還有包括您最近寫作的《拉薩的恐懼令我心碎，容我寫下！》和《惟有這無用的詩，獻給洛桑次巴……》。自從您創作詩歌以來，政治問題對您的詩歌産生了什麽樣的影響，這種影響發生了什麽樣的變化？當您考慮寫什麽的時候，有哪些因素起作用？


我想，“十二月”這首詩對我來說是一個轉折點。這之前，我的詩是“象牙塔”裏的作品。而此時，我說過，我正在轉變當中。
我在散文集《西藏筆記》中寫過這句話：“……可是我身爲藏人中的一分子，西藏龐大而苦難的身影像一塊石頭壓迫著我的脊梁，‘光榮’和‘無爲’，我只能選擇一樣，非此即彼！” 而我所認爲的“光榮”，不只是詩人的“光榮”，更是良知者的“光榮”。
良知者是需要正視現實與歷史的，現實和歷史却是非常冷酷的。身爲詩人，在圖伯特時時刻刻感受到的是與現實和歷史之間的緊張。最終這種緊張粉碎了將我包裹的 “象牙塔”，所以在1995年12月的一天，當我就職的西藏文聯召開大會，傳達中國政府確立十一世班禪的文件時，我忍不住當場寫下《十二月》（有意思的 是，這首詩多次出現在官方出版物上，似乎無人看懂）：

1、
聽哪，大謊就要彌天
林中的小鳥就要落下兩隻
他說：西藏，西藏，正在幸福
憤怒的女孩不節食
遍地的袈裟也在變色
他們說：爲了保住這條命
但那一個，呵！
滾燙的血液，滾燙的血液
誰在來世放聲慟哭？

2、
烏雲！崩潰！
這是我此刻的幻象
我也知道，此刻沉默
就永遠沉默
千萬張拉長的臉啊
請敞開心扉
那顔色尤爲絳紅的人
犧牲一次
因爲生命之樹常青
靈魂，就是靈魂

3、
更大的挫折！
萬木從未有過的雕零
小人物噤若寒蟬
那樣合攏的雙手
却被生生斬斷
要填滿鷹犬的胃
呵，一串無形的念珠
誰有資格，從肮髒的
塵世，毅然拾起？

其 實在這之後，我的詩開始觸及現實與歷史，幷有了一種叙事的風格。我在散文中寫過：“我終于明確了今後寫作的方向，那就是做一個見證人，看見，發現，揭示， 幷且傳播那秘密，——那驚人的、感人的却非個人的秘密。”“讓我也來講故事。讓我用最多見的一種語言，却是一種重新定義、淨化甚至重新發明的語言來講故 事，那是——西藏的故事。”

5.中國政府查禁《西藏筆記》時，你有何感受？這件事當時讓您很吃驚，或者您早已預料到會出現這樣的事情？這樣特別的經歷對您的詩歌創作有何影響？

呵 呵，說實話，當《西藏筆記》被查禁時，我感到有點吃驚。其實我這個人在某些方面是很遲鈍的，我以爲我寫的故事會被人們理解，或者說不至于遭到被查禁的命 運，因爲我寫的是真實的故事。這表明我真的比較蠢。其實《西藏筆記》寫完之後，北京的幾個大的出版社都看過這份書稿，很欣賞我的文字，但都表示，希望我删 除某些篇章、修改某些文字，這樣的話可以出版。而我當時雖然很願意在北京出版，但我更不願意按照他們的意見來删除和修改，所以這份書稿在北京幾的個出版社 輾轉了一年多，直到2002年，送到廣州的一家有名的出版社，而我的編輯，很有趣，她覺得我的文字像詩一樣美，可是她連達賴喇嘛都不知道（當然現在不同 了，經歷了2008年西藏抗暴之後，由于中國政府的妖魔化宣傳，如今大多數中國人都知道達賴喇嘛是“披著袈裟的惡魔”），所以當《西藏筆記》被禁之後，她 很震驚，而且她被迫幾次做過檢討。
《西藏筆記》的被查禁，以及我第二年在北京出版的《絳紅色的地圖》繼續被查禁，對于我的寫作、我的人生來說，都是重大的轉折。也即是說，我從之前的無意識的真實寫作，轉入有意識的真實寫作。但沒有改變的有一點，即文字的美，永遠是我的寫作追求。

6.我最喜歡的您的兩首詩是 《德格》和《前定的念珠》，這兩首詩是獻給或是關于您父親的。他的離世對您的寫作産生了什麽樣的影響？他生前是否也同樣喜歡文學？他是否支持你選擇作家作爲自己的職業？

我的父親起初很願意我寫詩，雖然他從一開始就看不太明白。

1999年，我的第一本書——詩集《西藏在上》（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曾在我父親的墓地跟前點燃了詩集的每一頁。熊熊的火焰很快卷走了一個個黑色的字，就像是把這些字組成的一首首詩帶往了另一個世界。我知道他會欣慰，爲的是我成了公認的詩人，哪怕他不解詩中其意。
但我現在寫的詩，尤其是那首《西藏的秘密》，我父親一看就會明白。那麽，他會說什麽呢？他還會願意我繼續寫下去嗎？畢竟我走的路跟他很不一樣。
其 實後來，我父親也許已經預見寫詩的結果會使女兒變成另一個人，變成他擔心的那種人，所以他幷不願意我繼續寫詩，他願意的是我當一個記者，攝影記者，新聞記 者，諸如此類。而成爲詩人太危險了。但見我不聽他的話，只能經常叮囑我要“兩條腿走路”。這意思是說，我可以走我自己選擇的道路，但也要走社會與環境所規 劃的道路；一條腿走自己的路，另一條腿走大多數人的路。我反問過他，兩條腿走路的話，會不會有一條腿終究會折斷。他沒有回答我。
或 者，就像詩人德裏克•沃爾科特【1】所寫：“我，染了他們雙方的血毒，/分裂到血管的我，該向著哪一邊？/我詛咒過大英政權喝醉的軍官，我該如何/在非洲 和我所愛的英語之間抉擇？/是背叛這二者，還是把二者給我的奉還？/我怎能面對屠殺而冷靜？/我怎能背向非洲而生活？”

我 不知道我是否已經表達清楚，反正我有太多的夢想，其中最爲迫切的一個夢想是寫一本書，在書裏，我依然是一個女兒，一個與父親情深似海的女兒。我有很多問題 想要問他，最要緊的問題是，我現在走的路，是不是違背了他？如果他還活著，會不會爲我的今天而生氣？可我又固執地相信，他說不定會爲我終于圓滿了他深藏不 露的某個願望而暗喜。

7.您認爲您的詩歌風格這些年來産生的什麽樣的變化？

這 個問題讓我想起在我最初結識我的丈夫王力雄時，他在Email中寫的一段話對我影響極大，足以顛覆我過去的那種爲藝術而藝術的寫作。他說：“西藏的現狀令 人悲哀，但對一個記錄者而言，却是生逢其時。你周圍存在著那麽多傳奇、英勇、背叛、墮落、俠骨柔腸、悲歡離合和古老民族的哀傷與希望……詩和小說可以寫， 但是別忘了把你的眼光多分一些給非虛構類的作品，那對你的民族可能更有意義。”
另外，對于我個人來說，在我以我今日的方式、風格寫作之時，我逐漸實現的是對自我的“西藏身份”的表達。而這個身份是與圖伯特的地理、歷史和文化，以及無數個博巴（藏人）的故事和身世緊緊相連的。
是 的，身份認同與個人的身世、其他人的身世乃至整個民族的身世是密切聯繫的，否則從何談起有關身份的問題？又有什麽要緊呢？而對于個人的以及其他人的身世的 重新述說，實際上也就是在恢復作爲個人和群體的記憶。記憶才是最重要的，因爲記憶乃是一個人、一個群體的存在之依據。而在不斷的竭力的記憶之時，曾經的焦 慮真的已經淡化了。可以說，如此對身世的重新述說反而是一種治療。至少對我是這樣的。

8.最近您創作的詩歌比較少，而是在博客和著作中寫了更多文章和評論，其中的原因是什麽？您還會繼續創作詩歌嗎？

我 一直認爲自己是詩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一直在寫詩。無論我寫散文、雜文還是小說，我都認爲是詩。從中文來說，詩這個字是由言和寺組成的；這也就是說， 詩人是言說者，同時也是有使命的、有美感的、有宗教情懷的言說者。所以當詩人同時成爲見證人、記憶工作者，才會是最高的言說者吧。
寫作中，靈感或者天賦是一回事，而職業化的工作方式才是一種恒常狀態。而今，我依賴的幷不只是偶爾閃現的靈光。當然，詩人有著對于美的不尋常的感受力，幷經由寫作，貫穿于所有文字中。所以我自認爲自己其實一直是在寫詩，從未錯過寫詩。
而在內心深處還有一個基于私人的理由。正如我在詩集《雪域的白》後記中寫到：
我想起了一首詩，不是我寫的，而是西藏最偉大的詩人、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寫的。我無以復加地熱愛這首詩：
寫出的黑黑小字，
水和雨滴沖沒了；
沒繪的內心圖畫，
要擦也擦不掉。

親愛的父親澤仁多吉，我要獻給你的詩，至今還在寫。因爲我渴望聽到的聲音，正在空中降落。你終究會爲此欣慰的，——當那個聲音終于落在心上，那才是真正的詩人如浴火鳳凰！

注釋：【1】這詩句的作者德里克•沃爾科特，聖盧西亞詩人，生長于英屬殖民地時代，于199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