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在圖博花園裡的異種玫瑰：達瓦諾布

作者:潘美玲

達瓦諾布教授（Prof. Dawa Norbu），一個孤獨的知識份子，他是圖博社會流亡五十多年來，第一位也是當時唯一到西方留學並拿到博士學位的人，2006年5月28日病逝於印度德 里，2010年10月有人以他的名字在臉書上開了一個帳號，上面寫著：「這個人先於他的時代。當他在世之時，他的社群從未能瞭解和認可他的貢獻。然而，歷 史將永遠記住，他是一位偉大的學者及其著作的價值。」 我們圖博人也需對自己的悲劇負責：流亡經歷與學術 達瓦諾布於1949年出生於圖博的貧農家庭，經歷了1959年中共入侵圖博的武裝衝突，達賴喇嘛出走，十歲的他和家人也隨後流亡到印度。到了印度之後，他 並沒有接受傳統圖博教育，而是到西方教會辦的寄宿學校St.Stephens College（聖史蒂芬學院）就讀，1973年以英文寫作出版Red Star Over Tibet（圖博上空的紅星），該書主要是以一個兒童的角度，同時透過他母親的敘事，紀錄1959年前後在家鄉所發生的事情，對當時圖博傳統社會文化生活 有非常詳細的描寫，中共到來所造成翻天覆地的影響，進行了第一手的觀察。 該書提供了傳統圖博社會面對共產社會體制的常民觀察與反應，根據他的觀點，當時的舊圖博政府是腐敗無能的，是封建主義的；而中共的統治「儘管借用了一切革 命的辭藻，從根本上來說，是殖民主義的，不人道的，暴虐的。」他同時追究藏人的病根，尤其是上層人物的瀆職，「我要斷言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我們藏人對我 們自己的悲劇是負有責任的」。雖然達瓦諾布完成這該書時，還是24歲大學畢業的年輕人，但三十年下來，這本書依然是研究圖博當代社會和歷史的英文經典之 一。 1972到1976年間，他擔任Tibetan Review （圖博評論）的主編，這是一個以英文出版的雜誌，提供各種有關圖博事務的觀點，財務上和觀點上力求獨立於政府和任何利益團體，雖然在達瓦諾布任職期間，該 刊物因為財務困難，而必須接受流亡政府的協助，但他們仍維持一貫的獨立主張，對流亡政府也同樣提出批評。隨後他到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就讀，1982取得博 士的學位，他的論文「Marxism,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The Rise of Neo-Nationalism in Communist Countries」（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和革命：共產國家新民族主義的興起），處理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如何共存的問題。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主張 「工人無祖國」，強調階級革命超越國界，唱的是國際歌，但當代共產國家卻表現了強烈的民族主義。他指出，這個矛盾現象，是因為反資本主義的普羅階級和反殖 民主義的民族主義者，剛好面對的是同樣的敵人：「帝國主義同時也是殖民主義」，也就是說，在當時國際政治環境脈絡下，造就了對立的兩種意識型態可以結合的 條件，進而構成共產國家的特色。 主張圖博文化主權獨立的知識份子 回到印度之後，達瓦諾布並未在流亡政府尋求官職，而是到德里的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尼赫魯大學）中亞研究系任教，除了發表期刊論文之外，也相繼出版了Tibet: The Road Ahead（圖博：未來之路，1998）、China’s Tibet Policy（中國的圖博政策，2000）、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Third World Nationalism（第三世界民族主義的文化與政治，2001）等書。達瓦諾布試圖從當代第三世界國家民族主義的發展經驗，提出中藏關係的新見解，並 思考圖博問題的出路。 作為一個歷經流亡的圖博人，達瓦諾布見證了圖博當代歷史的變遷，面對民族命運的困境尋求出路，並以此作為其個人學術生涯的知識份子使命，他在書中寫道： 「親身的經驗幫助我看透那些捉摸不定事物的內在動力本質。因此，我將民族主義看成一種普世的類別，但卻是透過特定的文化媒介而產生的，對活生生傳統的親身 經歷，使我能夠成為局內人，並因此與眾不同。」社會科學的現代教育訓練，讓他能夠以更開放的格局，從國際關係和現實政治的結構角度，尋求解決之道，因此在 China’s Tibet Policy一書寫道：「這是一個對圖博問題沒有預設立場的研究，包括從最早的中藏關係，到後來共產黨佔領圖博的權力、政策和執行都一樣。就如同我一貫所 主張的精神：對話、討論和辯論。」儘管如此，他依然強調唯有尊重圖博文化主權獨立，才是解決問題的基礎，否則任何對話都是空談。 由於受到西方社會科學的學術洗禮，他從民主政治的角度，對於流亡政府的封建作為提出批評，在當時依然保守的流亡社會中，此舉被認為是破壞團結：在國家存亡 危急之際，救亡圖存是最高使命，大家都應該砲火一致地對外，為何還要暴露自己的問題，落實中共的宣傳口實？加上他的教會教育背景，使得他經常被批評為共產 主義者、無神論者、世俗主義者，甚至被懷疑為中共間諜，遭受到各式各樣的譴責以及人身的攻擊。為了防止情勢失控，達賴喇嘛曾經出面公開呼籲：「這是一株長 在圖博花園裡的異種玫瑰，雖然品種不同，但因為有這株玫瑰，才使我們的花園更美麗，我們應該保護他，而不是將他拔掉。」但整個過程，導致他承受極大的壓 力，而造成精神上的疾病抑鬱而終，在58歲就英年早逝的原因。 長在圖博花園裡的異種玫瑰：時代的先知 近年從事流亡藏人社會經濟的研究時，一直找不到圖博相關的社會科學研究文獻，直到發現達瓦諾布的研究。他的研究是走訪藏人定居點的觀察，而所發表的論文和 專書章節。我曾在2006年年初寫信給他，希望到印度進行田野時，有機會向他請教相關的議題。然而，此時的他已經深受精神疾病之苦，無法跟我見面。當時回 信和在印度接見我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在尼赫魯大學社會系的同事。雖然我還期待著未來他能夠病癒而見面的機會，但不久之後，就傳出他去世消息，這一面永 遠再也不可能了。 2007年我有機會拜訪他的家人，跟仍保留著他研究室和宿舍的學校。在那佈滿塵埃的書架和凌亂的書桌上，排列著我很熟悉的發展社會學、第三世界國家研究等 書籍，從這裡可以看出，達瓦諾布希望持續透過跨國比較的觀點，尋求對圖博問題提出超越兩邊對立的觀點，摒棄政府宣傳之陳腔濫調的努力。出乎我意料的是，在 他的書房中，竟然蒐藏有翻譯成圖博文字的台灣海外政治反對運動刊物，可想而知，他也關注台灣和中國的關係，並希望從台灣的境遇和經驗找尋可能解決的線索。 在那一刻，我真正覺得沒有機會向他請教，實在是莫大的遺憾！ 雖然達瓦諾布已經離開人世，但隨著國際政治局勢演變，流亡社會內部民主化，以及圖博人接受現代教育的影響，越來越多流亡社會的年輕知識分子，開始注意到他 作品的價值，體會到他對圖博前途的用心，進而將他尊崇為知識份子的典範，追隨他未竟的志業。雖然我沒來得及見到他一面，但那次的書房拜訪，卻如同見到他本 人般的相會，心領神會他一生所要追求的理想。他不但是一個訓練有素的社會科學家，更是用生命將他的知識透過作品為他的圖博社會服務。由於流亡社會還是一個 尚未成熟的公民社會，他進行的公共社會學行動，就像是圖博花園中的外國玫瑰，成為異類。 再過一個月，就是達瓦諾布辭世七週年紀念，僅以此文紀念這位孤獨先知的學者。 (註:作者任教於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標題原文: 長在圖博花園裡的異種玫瑰：紀念達瓦諾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