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醒来,看着窗外的蓝天和阳光,心里涌上的是一种深感幸运的喜悦。但这喜悦很快就会无影无踪。推开窗户,会听见不远处的军营传来单调的军号声,有时候会传来充满杀气的嘶喊声,那是血气方刚的士兵在练武。
有一次,我有意去了八朗学的巷子。在离巷口不远处,有一个便民警务站,男男女女围了不少,当然他们全都是年轻的警察。我打量着他们,满脑子全是9月的一天,从甘丹寺进城来看病的僧人索朗多吉,正是在路过这个警务站时,被一位警察开枪打死。那么,是这些军警中的哪一个开枪的呢?凶手还在这里趾高气扬地欺负甚至杀害藏人吗?
而在十八大期间,更经常听见的是,不远处的道路上有车来来回回,载着的高音喇叭里传来男声女声,藏语汉语,格外铿锵有力,虽然听不清在说什么,却让人瞬间回到文革,我于是想起曾经采访过的一位老先生,只要说起文革,就会说起造反派的高音喇叭,整天不是朗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就是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整个拉萨被震得东摇西荡,以至他落下了一听到那种尖利、亢奋的声音就心悸的毛病。
我这次在拉萨住了三个多月。那之前,北京的警察说,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像我这样的人,必须离开北京。实际上,我是非常愉快地离开了正在“清场”的北京,我很愿意回到我那高海拔的家乡,尽管在拉萨的我形同一个被隔离的传染病患者,这是因为我的亲戚和朋友,可能有十几位甚至更多,都被拉萨的警察叫去谈话,受到威胁,这让我感到愤怒与歉意。而我七十岁的母亲,见到的不只是拉萨的警察,还有特地从北京赶来的警察,他们要求我母亲教育我“转变思想”。
说起来也有意思,朋友们不敢或者说不便与我见面,却也有不少新结识的朋友甚至有些还是老人特地来看我。我并非一个完全被隔离的传染病患者。所以我听到的种种故事倒也算得上是精彩纷呈,只不过有一种黑色幽默或荒诞不经的味道。同时我还是一个蒙恩的人。我收到的关怀如大大小小的礼物,令我总是在内心里感激无比。
有一次,我穿过某个小巷,很偶然地遇见一位阿佳啦(大姐),她认出了我。当我们轻声交谈时,她突然哭了。原来她的丈夫在几个月前被捕了,而这是因为他的手机里有尊者达赖喇嘛法像以及尊者开示佛法的录音,就因为这,她的丈夫被判刑。又有一次,我若有所思地穿过夏萨苏巷,却被守在巷口的警察劈头拦住:“过去安检!交出你的身份证!”我瞥了这个藏人警察一眼,转身就走。我心想我完全可以不从这个安检口去帕廓,但我的双腿却有些发软。
我这次在拉萨住了三个多月。那之前,北京的警察说,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像我这样的人,必须离开北京。实际上,我是非常愉快地离开了正在“清场”的北京,我很愿意回到我那高海拔的家乡,尽管在拉萨的我形同一个被隔离的传染病患者,这是因为我的亲戚和朋友,可能有十几位甚至更多,都被拉萨的警察叫去谈话,受到威胁,这让我感到愤怒与歉意。而我七十岁的母亲,见到的不只是拉萨的警察,还有特地从北京赶来的警察,他们要求我母亲教育我“转变思想”。
说起来也有意思,朋友们不敢或者说不便与我见面,却也有不少新结识的朋友甚至有些还是老人特地来看我。我并非一个完全被隔离的传染病患者。所以我听到的种种故事倒也算得上是精彩纷呈,只不过有一种黑色幽默或荒诞不经的味道。同时我还是一个蒙恩的人。我收到的关怀如大大小小的礼物,令我总是在内心里感激无比。
有一次,我穿过某个小巷,很偶然地遇见一位阿佳啦(大姐),她认出了我。当我们轻声交谈时,她突然哭了。原来她的丈夫在几个月前被捕了,而这是因为他的手机里有尊者达赖喇嘛法像以及尊者开示佛法的录音,就因为这,她的丈夫被判刑。又有一次,我若有所思地穿过夏萨苏巷,却被守在巷口的警察劈头拦住:“过去安检!交出你的身份证!”我瞥了这个藏人警察一眼,转身就走。我心想我完全可以不从这个安检口去帕廓,但我的双腿却有些发软。
就在这挂满红旗、戴着红袖章附近的便民警务站,甘丹寺僧人索朗多吉被枪杀。 |
2012年9月6日被枪杀的 甘丹寺僧人索朗多吉 |
我还想说的是,我住在离色拉寺很近的一幢楼房里。只要从写作的桌前抬头,就可以望见不远处的布达拉宫。那是尊者达赖喇嘛的家,至今供奉着过去数世的灵塔,以及属于尊者的法座,但这几十年来,却是人去屋空。我仍然记得许多年前的新年之夜,我第一次意识到,咫尺之遥的法王之宫,在黑幕下越来越清晰地显现着永远不倒的轮廓,我于是写到:“我因而相信,我和一个秘密……将在西藏那格外的光中真正地相遇。”
这几十年来,环绕布达拉宫的那种充满悲伤的寂寥氛围从未散去,但我还是认为,无论如何,能够见到布达拉宫就是福报,是我莫大的福报。虽然此时此刻的拉萨完全是天罗地网,兵比民多。
2012-11-15,于拉萨
(本文为RFA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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