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中共的好文章-----必由之路（上）

中国联邦革命党政策研究员
郭天剑


前言

中国人民沦陷在中共暴政魔爪中的六十几年里，他们以各种方式进行了不懈的抗争。他们为此而奉献出的英雄儿女不可胜计。可是，所有他们的反抗都如同漂浮在海面的泡沫一般消散干净。这些英雄儿女们，他们做过一些什么，他们思考过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有哪些方面的惨痛教训却无人知晓。中共每打掉一个反抗者，都把它整成一个黑洞，没有任何受害者的信息传递出来。因此，一代又一代的仁人义士都不得不又从头做起。中国人民在争自由、求解放的路上就一直这样原地踏步踏。与此相反，中共魔鬼集团却在此过程中不断地递进增长——所有深入思考中国的出路的人们都能感受到中共从六．四中吸取了多少经验用来扑灭可能出现的任何一点火星，任何一丝反抗，如同他们从苏联和东欧的革命中吸取了一切对他们有价值的东西一样。
这是中国人民埋葬奴隶主，求得自身解放的事业一直没有实质性突破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没有根本性的突破。我们难以有机会来吸取一切失败了的人们的思想成果。所以，今天虽然有无数的人们认清了中共的魔鬼本质，并愿意挺身反抗暴政，但是他们普遍地感到彷徨无措。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其实他们都清楚，他们各自的那些主张都是走不通的——它们不能够在可预见的未来引领中国人民埋葬中共黑帮势力。不仅如此，这三十几年里，世界各地的人们反抗专制暴政的斗争此起彼伏，人类普遍解放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苏联政权的解体，东欧各共产集团的纷纷倾覆，特别是近年来、非洲的也门、埃及、突尼斯，中东的伊拉克、利比亚，亚洲的缅甸、柬埔寨，乃至更久远一些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和印度的民族独立解放事业，所有这些成功的模式，似乎都能应用到中国来。人们幻想着把人类先贤走过的道路拿到中国来重走一遍。所以，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不断有人提出了与之相应的政治主张和我们当走的道路。辟如什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反抗运动、公民维权运动、访民运动、颜色革命运动、茉莉花革命运动、全民启蒙运动，等等理念。不一而足。当然，也有旁观的人们寄希望于各种突发事件，如经济危机，军队哗变之类的，引至中共自行崩溃。甚至有人从好莱坞的电影里受到启发，提出以定点清除的方式或者武装暴动、武装起义的方式一蹴而就地推翻中共暴政。但人们认真探究起来却发现所有这些在其它国家和地区走向成功的道路没有一条是在这里走得通的。那些成功的模式全都无法在中国复制。但它们却导致秉持各种不同理念和不同主张的人们之间互相攻讦、纠结了二十几年。他们互相不肯去倾听别人的意见，去思考不同意见所仍包含的价值成份。结果就是中国的自由力量在相互吵骂了二十几年后，在不同地域和不同理念、不同主张之间分崩离析，莫衷一是。
我们这个小册子正是要试图解决这个困绕我们多年的问题。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展示的思想成果，并非我个人关在某个阁楼里冥思苦想的结果。它是这六十多年来，中国一切热爱自由、正义的人们用他们数千年的“刑期”和无数条宝贵的生命提供给我们的珍贵启示，它是在个人尊严和民族自由解放的道路上苦苦求索的人们共同探索的思想结晶。这些思想也是我在和许许多多的志士仁人们多年的深切研讨和互相争吵甚至辱骂中得到提炼，逐步成熟和不断升华的。所有不同意见的人们都贡献于其中。正因为如此，所以你在读这本小册子的时候，会发现它有明显的对话的色彩。但是为了它的逻辑一致性，我还是摈弃了使用对话体而采用论文体的形式。
如它的诞生过程一样，我们也不指望它面世以后就会马上得到大家的认同。我们只是期盼它能帮大家廓清一些问题，提升大家的认识，然后使战友们在一条可行的道路上聚集起来。当此之时，则大事定矣。


一、认清中共

刚看到这个题目，肯定会有人发笑——这太幼儿园了，都什么年月了，还会有几个人没看清中共黑帮的呢？还值得你在这里作为一课题提出来？
是的。不仅在目前的整个中国大陆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把中共认作爹娘，看作救星，至少是看成主人。就是在国际上，也有相当多的政治家们选择了在中共的邪恶本质面前装睡。这至少是与这些政治家们对只要中共存在下去，它就必将有一天要极大地残害人类这个简单的事实完全缺乏认知直接相关的。
但是所有这些认识不清、认贼作父，都不是我们的课题。这些人暂时还不能进入我们的讨论范围。我们这里的“认清中共”是特别针对所有已经看清了中共残害人类的魔鬼本质并愿意挺身起来反抗的人们说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所有揭露中共的文字，其对中共的认识都还停留在表像上，停留在控诉会的水平。一说起中共，人们滔滔不绝的是它饿死了多少人，枪杀了多少义士，施行了怎样惨绝人寰的酷刑，以及它种种匪夷所思的邪恶言行。可是却没有人来把中共这只麻雀放到解剖台上，以科学理性的精神对它进行一番解剖和比较。来分析、研究它的骨骼构成、血液系统、中枢系统、神经分布，乃至它的每一个毛孔和每一个细胞。没有这一工作，我们铲除中共犯罪集团的的理论工具就无法铸成。我们不能离开我们要反抗的对象来谈解放的道路。这尤如一个工匠不能离开他的工件来选择加工工具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都会锤子说锤子有理，锯子说锯子有理——而这正是多年来中国所有的自由战士面对的局面。
那么，当我们在解剖台上切开中共这只毒蛤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什么呢？

（ 1 ）

我们首先会发现，中共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组织得最好、最完善的恐怖组织，它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依靠恐怖主义手段而成功控制政权的恐怖组织。
判定它的恐怖主义组织的性质，首先就要从它的纲领、章程入手。我们翻开中共党的《纲领》，剥开它的那些花里胡哨、蛊惑人心的东西，其中的核心内容只有三条，一个是他们毫不含糊地宣称要实现对全体中国民众的“专政”——（阶级专政是他们的晃子，实质就是党的专政——犯罪集团对全体人民的“专政”）；第二个是要剥夺、没收全体中国人民的财产。再一个就是为实现上述犯罪目的而公然诉诸恐怖暴力。与这样的反人类的犯罪《纲领》相适应，中共党的组织《章程》就完全把它的整个体系建立在对它的党徒的控制奴役的基础上。最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消灭的理论为中共的恐怖主义政治提供了充份的意识形态支持和理论掩护。因此我们从理论上就能指认中共集团具备了一个恐怖主义组织的一切要素。
而从社会实践上来说，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恐怖组织所行的一切恐怖犯罪行径的总和都无法与中共的恐怖犯罪相提并论。它们用恐怖主义手段攫夺了国家政权，建立了它的恐怖主义国家机器，它同样用恐怖主义的手段维持这台奴役整个民族，把中国人民的血肉榨成汁液的机器六十几年的运转。
说到中共集团把蒋介石政权赶到台湾去的成功，人们总是把目光盯在国际关系上，更多地认为是斯大林和他的苏共集团的军备和财政支持以及当时美国政府的那些政治家的短视（整个美国转眼就用朝鲜战争的惨痛付出为这种短视买了单。并且整个人类这六十几年来一直在为这种短视买单）让中共赢得了大陆。其实我们不应忽视了这个过程中中共自身的因素。需知一切军事上的失败首先都是源于政治上的失败，而政治上的失败则必然要导致军事上的失败。那么中共战胜蒋介石政权的“自身因素”的最大着力点就在于中共恐怖主义政治的成功运用，就在于国共双方军事上的战争还没开始的时候，中共就已经用种种恐怖主义手段摧垮了国民党的基层政权。他们用暗杀、活埋、杀灭全家（这都有史料可查，有中共自己拍的电影为证，这里不赘）等等惨无人道的手段建立的恐怖威胁，将原日统区，后来的国统区的基层保甲政权变成了一个个可以由他们影响、操控、甚至于完全由他们所掌握的“红色地下政权”。其结果就是当国民党军队被迫去自己解决兵源补充，被迫自己去抓壮丁，被迫去承担本应由各级政府承担的工作时，中共集团却可以诱逼数十万民工去为他们充当后勤炮灰。并且还一直以此事实来铺陈它的“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反动理论（现代文明告诉我们，谁“得”了天下，谁就是天下人的敌人！），以此来证明他们当年“得天下”是因为他们靠着“打土豪，分田地”而得了民心。可是，陈忠实在《白鹿原》一书中所描述的那个时代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的真实图景告诉我们，大凡对中国农村的传统社会关系有些基本了解的人一说就会明白，中国农村数千年来一直以宗法关系为主，地主和佃农、地主和长工之间既是雇、主之间的关系，更是同一个祠堂的亲族关系。尽管他们之间也会有深刻的矛盾，但当外人来侵害本祠堂本亲族的地主时，他们是绝不愿意的。不仅不会轻易追随，甚至还会拚死抵抗。这就是中共从井冈山溃败时，甚至找不到一个当地向导和挑夫来帮助他们的根本原因。既如此，那么数百万农民去充当后勤炮灰和前线炮灰就决不是那些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后的自愿行为。他们能取得这种成效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共恶魔极其残忍的恐怖主义手段对那些农民和他们的家属所产生的现实威吓。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去读中共自己编撰的《四野战史》、《三野战史》和许许多多中共老一代匪徒的回忆录以及他们自己拍摄的影视作品。不过你要学会透过它们的字里行间去抓取那些它们不经意间透露出来的信息。你也可以从近年不断被翻找出来的中共当年的宣传标语、口号和其它宣传资料，如《红军筹款方针》、《海陆丰起义纲要》之类的东西里找到答案。看过《暴风骤雨》和以各种方式了解了中共当年土改的血腥过程的人们不难明白，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正是利用土改过程的大规模疯狂的恐怖主义威慑建立和巩固了它的基层政权。因此我们说，国民党的失败首先就是传统的政权建设模式对中共的恐怖主义政权建设方式的失败！
我们尤其要指出一个长期被人轻忽的事实，那就是中共正是通过它的各种匪夷所思、闻所未闻的恐怖活动，如游街示众，割断声带，强迫人们参加“公审大会”乃至观看执行枪决的行刑现场，公开在大众眼前施行酷刑，枪毙犯人后找家属索要子弹钱等等恐怖手段所建立的恐怖威胁和它的有效的特务网络，才实现了对十三亿人的全面的人身控制。正如他们当初以同样的方式对所谓“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人口施行了有效地控制，并依靠这种控制而战胜了国民党政权一样。需知，这种对人口的控制使得他们能够进一步发展成对一切社会资源的控制——从农具到土地，从配偶到性权利，从食物到种子，从食盐到住宅，他们掌控了一切！

我们在“中共恐怖主义”后面还要加上“犯罪组织”是要强调，他们和世界上的任何恐怖组织不同，他们没有任何宗教的、民族的、地域的、文化的乃至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只是他们的一件外衣）的文化诉求。他们的团伙成员之间是赤裸裸的利益勾结。因此，他们比世界上的任何恐怖组织都更没有底线，更丧心病狂。我们的问题是，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的性质，它如此地迷信其赖以得逞的恐怖主义手段，对中国人民选择如何才能将其埋葬的方式和正确的道路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 2 ）

接下来的解剖马上就会让我们发现与第一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共犯罪组织的第二大要点，那就是这个魔鬼集团成功地把中国建设成了一个每个人都是告密者的国度，建设成了把任何一个隐秘的空间都纳入其监控的特务国家。
无论是特务组织还是特务政治，都不是中共的发明。远在古希腊时代，叙拉古的暴君们就将各种流氓手法用得非常娴熟了。发展到共产暴政在全球肆虐的时候，人们都以为苏联的克格勃在用特务手段来对付同胞方面，应该是登峰造极了。可是人类的想象力在中共这个恶魔面前还是显得太贫乏了。我们看到、我们领受到的是，中共恐怖主义团伙建成了一个超乎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所有特务组织的总和的、人类历史上最庞大、最完善的特务机构。无论规模、理念还是其运作程序的有效性乃至于技术、方法上，都是如此。
这里我们有必要耐心地罗列一下中共恐怖组织的特务统治具体在哪些方面超越了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切特务组织和特务统治。
第一：经费之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如我们前面所说，与列宁和他的苏联不同，毛泽东及其同伙是直接依靠恐怖活动打垮了国民党的政权基础进而攫夺了中国政权的。所以他们比它的老师更能深刻地理解，有效的特务活动是有效的恐怖活动的基础。所以四九年以后，中共比历史上的一切暴戾者都更舍得在它的特务组织的建设和特务活动的经费上花钱。到今天它的所谓“维稳经费”甚至已经接近它的军费开支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那只是它用来对付“群体性事件”的费用。对付那些群体事件用不了它们多少钱，而为防止发生这样的群体性事件所进行的特务活动所需要的经费却要高得多。事实上，中共的维稳费用中至少有百分之七十是用在了他们的特务组织和特务活动的开销上了。
第二：层级分明，条块细化，专业与非专业充分结合。基层政权特务化。
中共今天的特务组织及其运作模式，是完全从他们当年的地下工作模式沿袭过来的。猎物和猎杀者的双重经历使得中共恐怖主义犯罪集团进行特务统治的经验远远胜过它们的任何老师。这里我们只来揭示出它独创的、属于中共专利的特点：
所谓层级分明，不仅是指组织上的下级服从上级，还尤其指中共特务机关把它的特务活动的对象依据其能量、影响和对它政权的威胁程度细分成若干个等级，根据对象的不同层级分派不同层级的特务机构来进行不同层级的特务活动。各个层级之间既是互通互动的，又是高度统一协调的。
这种特务活动的模式，使得中共的特务活动一方面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它一般不需要动用大规模的、较为显眼的特务恐怖活动，这使得我们绝大多数人对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监控、威胁、绑架、谋杀、秘密关押等等特务活动浑然不觉，意识不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特务国家。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这使得中共的特务恐怖活动非常有效，不仅费效比高，而且能及时发现动向，扑灭火星。任何人只要进入了它的黑名单，你就终生都在它为你定制的恐怖活动的阴影笼罩之下。
让中共的特务活动如此有效的，还有它的条块细化的运作模式。所谓条块细化，是指中共恐怖主义集团根据反对派的不同理念和不同斗争方式，建立了与之相应的专门机构，有针对性的开展对特定人群的特务活动。事实上，中共的维稳办、综治办、信访办、610办、网监部门等等，都有很强的特务机能或直接的就是特务机构。
中共的特务恐怖活动之所以具有极强的隐蔽性，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之外，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共把专门的特务机关、特务人员和非专业机关、非专业人员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了。
我们许多善良的人们想不到中共除了它的军情、国安、国保、等专门的特务机构外，举凡它的党务部门、宣传部门、监察机构、它的纪检、报社、杂志社、大学的教务和党务部门，都是它的准特务机关。这些机关的从业人员、记者、大学的辅导员，都是直接承担它的特务使命的准特务。
最后，我们必须特别强调的是，中共恐怖主义犯罪集团的特务统治，最厉害之处是它的触须延伸到了社会生活的任何角落。不管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群体中，也不管你生活中的任何时段，乃至父子桌前，夫妻床头，都有中共特务的触角深入其中。
中共恐怖主义犯罪团伙的特务触须之所以如此发达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所有的街道、小区、村镇等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和各个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党政机构就是中共最庞大的基层特务组织。它们作为中共政权基础的基要职能就是从事特务活动，它们也就是中共特务活动的最大和最有效的情报来源，是中共这个犯罪集团发达的神经系统中最为发达的神经末梢。
我们绝大数人都以为，支撑中共恐怖主义组织大厦的是它的二百多万军队和一百多万武警。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必须明白，在组织起来的十三亿人面前，无论你有多少军队都是渺小的。而使得中共犯罪集团的各种反对力量无法组织起来的唯一原因就是它似乎无所不在的特务活动。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支撑中共恐怖组织大厦的那根最粗的柱石不是它的军队警察，而是它的有效的各类特务组织和特务活动，其主要载体就是它的各级基层政权和所有各社会单元的党政机构。而这也正是“茉莉花”目前在中国还开不出来的原因所在，是所有这类民主革命的模式在中国还无法施行的根本症结。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自由战士们犯的错误太多，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首先，他们就对中共特务活动的有效性严重地认识不足。在这六十多年里，中国人民试图组织起来摆脱中共奴役的任何努力都受挫在这里。所有的组织都是在还没有成形或者没有来得及开展任何活动的时候就被打掉了。无数最坚强、热忱、勇敢的志士仁人因此而被投进黑狱。仅九八年中国民主党的建党事业被中共彻底打掉，其党员的刑期总和就超过一千年。
而另一方面，面对这六十年来的种种失败，人们不是去反思失败的教训，总结经验，探索新的方式、新的道路，而是跑到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极端——他们把中共的特务统治神话化，认为有无孔不入的特务触须和现代高技术特务装备，中共的特务组织、特务犯罪是没有任何破绽的，是完全无懈可击的，因此，一切反抗思想、反抗行为和反抗组织都成为绝对无法隐藏的。一部分人甚至据此提出了完全公开的斗争道路——反正我们玩不过中共的特务系统，反正我们是无法隐蔽的，那不如索性完全公开身份，进行完全公开的斗争。这些人，他们完全不顾所谓公开的就意味着是在中共匪帮的完全掌控之中的（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就意味着你不可能有所作为）。他们既不肯去思考这种完全公开的斗争方式是否能有效地打垮中共的恐怖统治，也不肯去思考：我们是如何暴露的？在哪个环节出的问题？有哪些认识上和方法上的错误？能避免这个结果吗？还有其它方式吗？等等。那些相信中共特务神话的人，只是表明了他们思维的懒惰。人类理性的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东西都决不会是无懈可击、完全不可应对的！

（ 3 ）

对中共这只毒蛤蟆的深入解剖，我们还会发现它与东欧其它共产政权和人类所有其它的独裁暴政的一些明显不同。
一个最主要、最核心的不同点就在于中共对它的党卫军的控制是前东欧和苏联各共产政权远远无法与之相比的。中共从它的第一代魔头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不折不扣的恐怖主义纲领以后，他们最深切地体认了对全体十三亿人的控制必须牢牢地控制好它所豢养的党卫军。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是从两个方面来对它的党卫军加强控制的，即它的思想控制和它的组织控制。
中共的思想控制我们不用说它了，因为它是对一切人，包括它的党徒都要进行思想控制的。而且我们必须说，中共正是凭借着对它的党徒的深度奴役才实现了对十三亿人的普遍奴役的。虽然任何独裁暴政者都是要对它的施暴对象进行思想控制的，但不同的是在于中共集团就敢于把全部的社会文化资源都完完全全用来进行思想控制而置民族的未来全然不顾。这一点无论是希特勒还是苏联或东欧各国共产党都无法像中共做得这么彻底。因此，他们的思想控制也就远不如中共做得有成效。
但我们要特别予以强调的是中共对它的党卫军的组织控制也是斯大林或者希特勒远远赶不上的。中共自己血迹浸透了的党史里，最得意的一篇就是它们的所谓“三湾改编”。通过“把支部建在连上”，中共从一开始就是建立的一支绝对意义上的、不折不扣的充当它的杀人机器的党卫军。与苏联红军和希特勒党卫军不同的是，中共把军队内所有的人、财、物乃至部队调动的指挥权都绝对置于一支部队的党首手上，部队的首长不是它的军事长官而是它的党棍长官。
控制的不一样导致的结果不一样是明显的。埃及的军队可以不执行穆巴拉克的命令，拒绝向埃及民众开枪，莫斯科的红军同样把党的命令抛在一边坚决不向红场上的群众开火。而中共的这支党卫军，党就是让他们朝人群扔原子弹，它也不会有丝毫犹豫。
相信他们不会有任何底线，你才算理解透了中共。而认清这一点，我们才能避免再一次的天安门屠杀！充分认识到中共党卫军与其它独裁者军队的这种差别以及它所产生的效果，我们才会找到正确的道路。你才不会对中共的党卫军寄予任何的幻想——无论是它镇压的可能性、残暴性，还是它可能出现的某种哗变而言，都是如此。
你翻开纳粹帝国和前东欧各共产国家的法律，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它的法律档中明确将自己的国民作为自己军队的作战对象。而中共却敢于在它的《宪法》、《国防法》等法律档中就明确规定这支军队的作战对象包括全体十三亿中国人民！如果我们考虑到文明世界实际上不存在“外敌入侵”这个概念，那么，十三亿中国同胞就是它们唯一的作战对象了。

（ 4 ）

我们还需要解剖一下目前中共的政权交接模式。

如同所有恐怖主义黑帮团伙一样，当它的第一代教父归西以后，如何维持它原有的那种高度服从的有效运转机制都会是一个问题。而中共恐怖集团在总结了它们所有老师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别出心裁、与时俱进地开发出他们现行的这种隔代指定、并且还要“扶上马，送一程”的政权交接模式。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暴政史上的一个创举。这种政权交接模式的要害就在于它完全沿袭了黑帮接纳新成员的方式——你在从少年到老年的几十年黑帮生涯中，对你进行了充分地忠诚考查。你在任何时候有过一次对党的非议，有过任何一次表现出了一丝人类良知，你都注定永远不能进入候选行列。除此之外，你的忠诚还必须用你手上的血或你父祖辈的血（他们称这为“自己人”）来表明——一如黑社会组织在接纳新成员时，会首先要求它的新成员去杀几个人或者先去参与一些杀人放火贩毒等重大的案件来证明你自己一样。胡锦涛被邓看中、被江接受是因为他在西藏双手沾满了藏民的鲜血。最后，你还必须要有巨大的家族利益与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这样，它才能保证你不是“卧底”，或者你才不会在大难临头时抛弃党的利益。
今天的中共恐怖集团，已经与毛魔时代不一样了。在它的党内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人具有毛魔那样的绝对权威。这也就是说，哪怕有任何个人决心抛弃或者不抛弃党的利益已经丝毫不能改变这个党的恐怖主义犯罪集团的性质。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力量让团伙的其它成员来放弃他们的家族利益。并且对自己过往的种种滔天罪行的恐惧，也使得这个团伙中那批关键人物不敢放弃手里的政权——我们看看当年镇压北京学生的那些屠夫们如今都在军中身居要职，他们已经成为中共党卫军的领导核心，你就会明白这一点。中共这个犯罪团伙里已经没有任何人能够把丝毫善的因素带入到团伙内了——他们用团伙的最核心头目的各自利益相互捆绑的方式取代了毛泽东式的绝对权威。
当我们把这一中共独有的特点放在显微镜下审视时，我们不得不放弃任何这个犯罪团伙会自行启动所谓政改的任何幻想，我们也不得不对它的头目之间会因利益冲突导致内讧，并进而导致结束它的全面奴役寄予任何希望。冲突始终会有，内讧始终会存在，一如他们从井冈山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内讧不断，并且这种内讧有时还表现得十分惨烈一样。但是这种冲突和内讧却决不至于动摇它的统治，一如这种冲突和内讧当初并没妨碍他们用恐怖主义手段打垮国民党政权一样。因为一旦这种冲突和内讧发展到会牺牲掉他们的共同利益和他们的整体利益的时候，他们内部的调节机制就会起作用。他们谁都清楚，谁都不能失去这种统治。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向往自由和尊严的人们，我们只能对他疾呼：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 5 ）

我们还要继续解剖。
接下来我们会惊奇地看到一个展现在我们眼皮底下却没被我们认识清楚的中共这只魔兽的又一大恶的创设，那就是他们的武警、城管和治安联防队制度的体系。创设这一体系的罪恶目的和用心，就是中共决心要彻底打消它的军、警和警、匪之间的界线，使它的军队警察化，警察军队化；地痞土匪警察化，而警察则民匪化。这就使得中共恐怖主义犯罪集团可以无限地使用警力，甚至当它的警察和匪民合起来也不够镇压力度时，它可以使它的几百万军队在一夜之间全部变成警察。这样既能有效镇压，又能搪塞国际舆论。实际上，中共在西藏和新疆就已经是这么干的了。
我们应该思考，为什么一年几百万“群体事件”始终不能演化成“花儿革命”的导火索？决定性的原因就在于镇压者和反抗者的力量对比始终处在压倒性的优势地位。这种压倒性优势力量的取得，除了犯罪集团是在全国调度、统一部署兵力，而反抗者没有统一动员机制，只能局限于一城一地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它的军、警、民匪的一体化力量动员方式。
值得解剖的东西还太多，但因与我们这个小册子的主旨没有直接关系，我们暂且放过，待中共被葬进坟墓，中国人民要来彻底清除它的尸臭，还肯定会是一个艰巨的思想任务。但是以上的这些解剖也足以让我们清醒地看到中共恐怖主义犯罪集团是人类历史上“恶”的集大成者。它像一块“恶”的磁石，在人类历史的海洋里反复拖拽，把一切恶的元素都吸纳进它自身之内。


二、省察道路

在认真研究、解剖了中共这只毒蛤蟆之后，我们要回过头来审视中国的自由之路可供选择的行进方式。我们要把所有曾被人们提出过的一切理念、道路和斗争方式全部列举出，并认真地逐一进行省察，看看有哪些道路能让这个民族在可预见的未来以最小的付出实现铲除中共犯罪集团的伟大目标，看看有哪些道路能够引导我们走向胜利。
这里，我们首先对某些绝对悲观绝望论者以及一切向黑帮集团跪求恩赐的论调不屑一顾。这些人认为中华民族的自由之路是一条走不出来的断头路。这些人因为找不到出路，看不到铲除中共犯罪集团的任何希望，因而，他们宣称：中国人的唯一命运就是接受奴役或者等待他们的善心发现。
不！我们告诉这些人说，自由的精神永不接受奴役。一个在心灵把自己解放了的人相信真理不可战胜，相信人类决不会有走不出来的道路，相信自由必将要战胜奴役！当历史迈进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这个星球的每个角落都在敲响自由的钟声，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和信心宣告：这个民族解放的时刻正在到来！

（ 1 ）启蒙主义者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经过中共六十几年的洗脑，现在中国人已经没有了任何精神追求。在这样的土壤里是开不出民主自由的花朵的。那么，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只有揭露真相，启蒙大众。
我们是必须要高度认清中共犯罪集团对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进行精神控制的有效性。基于这种有效性，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个犯罪集团的最大罪恶不是它的贪腐、酷刑、枪杀、饿毙等等。它最大的罪恶是它屠毒这个民族的精神！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们在极其有限的空间里传播真相，启蒙大众，是非常可喜而可贵的。但是我们不认为这是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争取自由，赢得自身解放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

第一：
启蒙的绩效远远比不上中共为实现对全体人口的精神控制而施行的洗脑。启蒙者们都是自发的、业余的、个体的工作，没有任何平台和媒介，并且许多启蒙者自己也需要启蒙。而中共则是掌控了一切社会资源，他们毫不吝惜地调动一切社会资源用来对人们进行洗脑。他们的洗脑是组织化的、系统化的，而且是专门人材来进行这种工作的。因此，无论我们如何卖力地来揭露真相，启蒙大众，也不能改变中共对整个社会有效的精神控制这个事实。

第二：
如前面所言，启蒙需要平台。当你拥有一定的平台的时候，你通过媒介来揭露真相解除精神控制其实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当然，完全除毒会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我们现在无数觉醒过来的人们以各种方式进行的一对一的启蒙大众一百年，也不如利用媒介和其它社会资源工作一年半载。不错，我们现在是一无所有，但是当我们拉开对中共犯罪集团的总攻击、总清算的历史帷幕时，并且，只有当我们拉开这张大幕时，我们才会，我们也必然就会拥有相应的组织平台和媒介平台。因此，使更多的人觉醒过来不仅不应成为实现解放的先决条件，反而只能是等待自由的春雨来浇灌的鲜花。

第三：
翻开人类文明史，人类不断走向文明进步的过程，其实就是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和各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从各种不同形式的压迫和奴役下挣脱出来的历程。到今天，全世界绝大多数的民族都赢得了他们自身的解放。而在所有这些举不胜举的人类解放运动中，从来没有人预设过国民的精神状态必须达到某一种程度才可能实现。因为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它不需要、它拒绝一切预设的前提。既然关锁角斗士的笼子里尚且能走出斯巴达克斯，那就让我们在消灭中共恶魔之后再来清除其流毒，恢复真相，启蒙大众，改造国民。而不是无望地甚至是猥琐地在“启蒙”中等待这个魔鬼的寿终正寝！

（ 2 ）访民和维权运动

首先要说，访民是中国的国粹之一，自古就有。但是中共犯罪集团在其蹂躏中国的六十几年里，制造出千百万访民队伍却是中国访民队伍的登峰造极。正是在访民运动的推动下，催生了与之相应的公民维权运动。一大批义士和良知律师献身充当起法律义工。无论是访民还是维权义士，都是试图在中共的法律体系内来撬动这个体系。但是所有访民都是因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受到中共匪帮的劫夺，而维权义士们所要维护的也是被害者的经济利益。所以都只是局限在有限的经济诉求上，而没有或者不能够提出任何政治的诉求。而中华民族的民主自由宪政的事业，中国人民人身解放的果实，是必须在政治上完全打倒，在组织上完全消灭中共犯罪集团才能收获到的。企望在中共的法律体系内争取自身权益的人们，被中共法律的表面字句所迷惑。他们忘记了马克思在嘲笑杜伊勒里宫的宪法时说它“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加条件中废除自由”的话。中共法律体系的本质正是它的宪法规定了“党领导一切”。就是说，党可以做一切它想做的事情，或者说，党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合法的！——人类历史上就不曾有过这样无耻的所谓《宪法》。既然“党领导一切”是中共《宪法》的本质，那么，这个宪法和其它中共程序法中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就只能是这个宪法本质的陪衬和装饰，因为一切对中国人民的镇压都是合法的，都是在维护他们的宪法的最高本质——“党领导一切”。显然，在他们的这个法律体系内我们是无法来撼动他们的。那么，除了对访民们的不幸予以同情，对他们的抗争予以声援，对维权义士们的义举表达敬意和给予支持以外，我们也不能将民主自由的事业寄托于他们。

（ 3 ）茉莉花运动
最典型的茉莉花革命，要数埃及人和突尼斯人成功的民主革命运动了。就其主要特点来说，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街头运动”。——成千上万的民众涌上街头，从而瘫痪了独裁者的权力，进而实现了民主革命这个推翻独裁者的主要目的。
当许多人对中东的茉莉花革命的成功欢呼雀跃的时候，当他们急不可奈的要将其引入中国以图在大陆掀起一场类似的茉莉花革命的时候，他们似乎忘记了中国才正是茉莉花革命的源头。二十年前，令人尊敬的方励之先生们在中国掀起、推动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当时，他们脑子里构想的就是茉莉花的概念。为了维护这朵花儿的纯洁性，为了一厢情愿地要避免给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以镇压的“口实”，他们甚至做到了拒绝任何其它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进入这场运动，并且也成功地阻止了这场运动的向前发展。（他们完全不了解，面临威胁的时候，中共的镇压是不需要任何“口实”的，它就敢赤裸裸地开着坦克从孩子们的躯体上辗过）。可是尽管这样，这场运动还是以惨痛结局收场，以至到今天，它的惨痛场景还在折磨着中国人的心灵。然而，接过这朵花儿的俄罗斯人乃至整个东欧都栽活了它。他们成功地消灭了列宁、斯大林类的共产集团。同样的，这个概念若干年后在突尼斯、在埃及，都获得了成功。只有在中国，这朵花儿在它的发祥地、诞生地遭到的却只是机枪扫射和坦克辗压的命运。它的结局竟然是坦克履带下的了无痕迹。（说它了无痕迹，不仅是说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基本上没有动摇恐怖犯罪组织的统治，同时我们也痛苦的发现，时至今日，这场运动的峰尖人物竟然没有一个人有一个象样的总结和反思来交给历史和未来。反而是它的敌人深刻地总结了这场运动，从而更完备地发展了他们的社会管控系统，反而是它强化了大众的恐惧，使得这株茉莉更难以在中国开出花来）。

为什么同样的理念和实践在不同地区会有完全相反的结局呢？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突尼斯的阿里和埃及的穆巴拉克当局一开始就用机枪把聚集的广场扫它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埃及和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还会是这个结局吗？我们也不妨设想，如果没有叶利钦站到坦克上振臂一呼，从而表明统治者的核心领导层同样有另一种意见的话，或者红场上的军人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而开着坦克朝人群辗压过去的话，苏联和东欧的那一系列童话还会诞生吗？
显然，茉莉花革命只有在其邪恶、歹毒的程度和对社会、对军队的管控水平都远不如中共这个“集一切恶的元素于一身”的魔鬼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吕秀莲女士的姐姐吕秀英在大陆因不满和反抗而被中共枪毙，而妹妹吕秀莲对专制的反抗却让她成为了中华民国的副总统。在中共这里，正如我们在解剖中共这个毒瘤的过程中所看到的，同时历史也一再表明了的，我们前面所作的那些设想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他们只会疯狂的朝我们扫射。他们内部也不可能产生叶利钦那样的人物（对此，我们在后面还要加以论述），并且，即使有的话，也不可能有那样大的能量。经过六·四以后，如同我们刚才说的，经过他们深刻地总结六·四以后，哪怕是赵紫阳那样比叶利钦差了十万八千里的人物出现的任何可能性也都被他们彻底地从体制内排除掉了。而他们的党卫军比起当年来也只会更加凶残，更加完美地表现为这个恐怖组织的杀戮机器。因为二十年前，双手沾满孩子们的鲜血和这个民族屈辱的泪水的军头们，今天正是中共党卫军的各军政首长！
虽然我们这里并不负责来反思中国的那场茉莉花革命，但是如果要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场运动失败的最主要原因，那我们只能说，缺乏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组织的领导使那场运动必然会归于失败，必然要归于失败！
人类基本的理性告诉我们，相同的原因必然导致相同的结果。那我们必须睁开眼睛看一看，使它归于失败的诸多原因今天有任何的改变吗？中共没那么凶残了吗？党卫军有离心倾向了吗？内讧也好，良知也罢，他们内部会出现一个叶利钦了吗？再一次血洗的时候，国际力量会不顾一切地加以介入了吗？民众更富有精神了吗？有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来进行同步动员和全国调度了吗？没有，什么也没有。那场运动悲剧性的结局的一切因素都没有任何改变，不仅没有被弱化，反而得到了强化。那么，每一个抱持“茉莉花”概念的人们都有责任来问自己：我们能不能、如何才能避免六四屠城的再一次重演？当年他们的口号是“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的平安”，那么，今天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杀五十万再保他五十年的“红色江山”呢？？
当有人无耻地攻击对革命强制力的理性分析和探讨是要忽悠人们去当炮灰的时候（说它是无耻的，是因为它对人类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奉献，一切前赴后继为了别人的福祉而壮烈牺牲的先烈都进行了攻击），它们不去想一想，天安门广场那些被履带辗成了肉泥的孩子们又有谁去忽悠了呢？他们在茉莉“花儿”的方式里，在绝对和平非暴力的路径上，甚至于连做“炮灰”的机会都没有。如果我们要找出历史最典型的“忽悠”那没有人超过林肯的了。他当年把整个美国人都“忽悠”进了南北战争，却决绝地阻止他儿子当兵去加入北方军，可我们从来不见有哪个美国人在谈到林肯总统解放黑奴的功业时骂他当年是“忽悠”了美国人民的。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没有诺曼底海滩上的那些美军“炮灰”，希特勒的胜利不用怀疑；如果没有伊拉克沙漠里的多国部队“炮灰”，科威特这个国家也早已不存在。亵渎人类历史上无数这样的炮灰，你的良知何在！
何况，如果说对民主革命方式的研究是在忽悠人们去当炮灰的话，那么按照中共的所谓“法律”，提出、探讨和拥护各种武装革命的理论主张的那些人们自己就首先勇敢地充当了炮灰。《宪章运动》的刘晓波先生可以优游地蹲他们“人性化”了的监狱，而仅仅是不排除这种选项的王炳章先生就只能充当这样的炮灰而实质上被他们消灭了。
我们可怜这些软弱的人，他们宁愿去做奴隶也不肯去哪怕是充当炮灰也要搏回自己的自由。“好死不如赖活着”，中国人已经这样选择了几千年了。所以，尽管这样的选择是完全无视生命价值和意义的选择（因为它完全无视自由和尊严这些生命最核心的内容），我们还是会同情他们。你尽管去“围观”，你尽可以只是“忽悠”人们去当访民甚至顺民。至于我们，如果历史的进步需要“炮灰”，那就请将我们“辗作尘泥”。先贤早就沉毅、坚定而豪迈地宣告过了：“不自由，毋宁死”！至于共产党豢养的一些人的别有用心的攻击，并且，如果这种攻击会阻挡自由的脚步，那当然需要另外处理了。

（ 4 ）各种形形色色的等待论

还有许多要求我们要“等待”的思想，我们也把这些思想一一列举出来并逐一地加以审视。
A 只要我们耐心地等待下去，中共体制内部必有内讧，这种内讧会导致犯罪集团解体。
B 许多人清醒地看到繁荣的假像背后深刻的经济危机。他们认为，只要这个危机暴发开来，这个犯罪集团就一定会自行崩溃；
C 中共党卫军内的腐败远比地方要严重，这也使得军队内部越来越存在自己独立的利益，他们也必然越来越看重这种利益。到时候，这种利益冲突极有可能引发军队的哗变。到时候，只要顺水推舟，中国这艘船就驶向了民主的彼岸了；
D 更加荒诞的思想是认为，目前中国社会普遍的堕落，或者中共犯罪组织的邪恶并不是它本身不好，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发展程度不高。因此，只要努力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的物质文明水平，那么“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一切都就自然都会好起来，中共集团也就自然而然地改恶从善了。
由于所列举的这些思想都没有很深的内涵，所以我们只简单地加以讨论。
第一： 关于他们的内讧，我们不应寄予任何期盼，因为这个犯罪集团从第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这种内讧，从井岗山到延安再到北京，你只要看看他们屠杀了多少自己人就会明白。可是这种内部的缠斗、绞杀一天也没妨碍他们实现对全体中国人民进行奴役的罪恶目的，丝毫也没影响他们在奴役国人的纲领下，依据对它的党徒逐级进行精神控制和人身控制的章程组织起来，对中国人民进行旷古未闻并且无日无之的恐怖主义暴力犯罪。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它们今天的内讧就一定会导致它自己的解体呢？
第二：的确，今天中国大陆的经济状况已经恶化到了它的新任教父甚至不愿接手的程度。无论是它的各种泡沫还是各产业领域的诸多癌症，或者是它的各级政府的债务规模，无不像山一样的压向他们。于是天真的人们以为，只要这个危机爆发开来，那么危机引发的大规模货币贬值和失业，必将引至严重的社会动乱，也会削弱他们对社会的控制能力。由此引起的骨牌效应自然会将他们压垮。
让我们把历史翻回到五十四年前吧。然后我们来推论，今后可能产生的任何经济危机给大陆民众的生活所造成的最坏的影响，能够达到那场饿死了几千万的大饥荒的程度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概率居大。那么，饿死了三千几百万人的、使几亿人口全部处在饥饿中几年这样的经济后果都没能丝毫动摇他们的统治，那为什么现在的经济危机就一定压垮他们呢？如果说，茉莉花运动不会终结掉他们的暴政是因为造成六·四失败的那些因素依然存在的话，那么，大规模经济危机无法打垮他们的统治同样是因为五十年前那场持续了三年以上的惨烈大饥荒中他们仍然稳操权柄的各种因素今天同样没有本质的、根本的变化。谁也不会坏疑，在中国的餐桌上，当中共匪徒们把枪往桌上一摆时，叫你吃糠你就得吃糠，叫你吃屎你就得吃屎！对这一点，中共恐怖主义犯罪集团是从来就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的。对此，朝鲜的金氏共产政权做了最好的诠释！
第四：中共的党卫军会哗变吗？
这可真的值得等待。若果如当年希持勒的军人们发动政变那样，或者如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军人们一样，一颗炸弹把他们的教父送上天或者干脆逮起来毙了，然后吹着锁呐、唱着歌，敲锣打鼓地大步跨进民主社会，那是多么万福的事情啊。我们有一万个理由到寺庙去烧香拜佛，祈求菩萨成全这样足够和平，足够非暴力的，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民主馅饼。可是菩萨不这样看，菩萨比我们清醒得多。第三帝国的高级将领们的政变就不用说了，因为希特勒的党卫军只占当时德国武装力量的很小部份。它的主要军事力量仍然是第三帝国的国防军。而中共犯罪组织控制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它的准军事力量，如城管队，民兵，治安联防队等组织）都是它的党卫军，是它的“冲锋队”。至于罗马尼亚和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对军队的组织控制、精神控制和人身控制都远不如中共犯罪集团这么有效。这一点，我们在第一部份解剖中共这只毒兽的时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暴政对自己的军队控制得像中共这么成功，要不怎么说它是“集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恶之大成”的毒兽呢？试问，有哪个暴政统治者敢于堂而皇之地喷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落后是要挨打的”（这直接地就是说“打不赢是要挨打的”，所以一切弱小、老幼、妇孺、病残是要挨打的，一切“隶民”都是要挨打的——他们只相信一样东西，这就是“打得赢”）这样的毒液并且还被它的党徒奉为圭臬呢？再试问，历史上又有谁竟然做得出、做得到让自己的军队常年处在人枪分离、枪弹分离的状态呢？在这样的状态下，别说不可能有什么军队的哗变、政变，就是发生了任何的哗变、政变，也立刻会被蜂拥而至的党卫军绞杀个干干净净！
但是注意，我们说没有军队的政变、哗变而从天上掉下民主馅饼的可能，我们说他们对军队的控制是最成功、最有效的，却绝不是说它的军队就是绝对的铁板一块。（包括我们上面所讨论的中共集团内部核心层的内讧也是这种情形）。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恐怖主义犯罪组织的精神武器之唯一对立面，唯一克星，即“枪杆子里面出人权”也成为中国人民自由解放的精神武器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并且只有当这样的时刻到来的时候，它的核心层和党卫军才会发生分裂和倒戈。
是的，没有所谓的政变、内讧，只有倒戈。并且随着进程的深入，这种倒戈会是一个加速度的过程。
还有一点要加以澄清。当我们逐一讨论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机会、变局，并且说它们没有根本意义，在埋葬共产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不具有第一位的价值，就如同我们已经讨论过、后面还要加以讨论的维权、上访、茉莉花运动等各种被人提出过的斗争理念、斗争方式不具有根本意义，不足以撼动恐怖统治一样。但这并不是说它们都完全是无效的，是没有丝毫价值的。从前者来讲，时机始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术问题。当这个历史进程开始的时候，它自然会去利用、去制造各种有利于这个进程的机会和变局；从后者来讲，只要不去成为它的帮凶，那么任何射向这个邪恶肌体的子弹都是值得敬佩，应该赞美的。因为这些没有根本意义的方式至少可以消耗它们的能量，增加它的维稳成本。所以，当这个历史进程开始的时候，它也必然会去争取、去发动维权、上访、围观等一切有效的斗争方式。我们要说的只是如果仅有这些，那它们都还只是些没有意义的零。只有当它们的前面出现了一个“1”的时候，排在后面的这些“零”才成了有效数字！

这里，我们先把这个原理摆明出来，后面我们还要详加论述。

最后
值得说一下的就是很多人倡导的公开的、实名的反抗方式。有些人把公开自己的姓名当作勇气。殊不知，你尽可以公开自己的姓名身份来给共党黑帮“添麻烦”，但是当威胁真正出现的时候，那么所有的反对人物就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这使得他们可以在事态还在萌芽状态时就将所有的中坚力量控制起来，你立刻就失去了几乎全部的同步动员能力和机制。也就是说，你还没开始就已经失败了。因此，对于中共当局来说，你尽可以去“围观”，去签名，去声援，去“饭醉”，去“同城”。只要你还在他的掌控之中你就翻不了天，你就不可能形成威胁。何况哪怕你“饭醉”了，“同城”了，上街了，茉莉花了，然后，他们坦克了，机枪了，接下来就回到了我们前面论述过的必然结局——再一次的鸦雀无声了。

（ 5 ）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这已不是单一的“上访”、维权的行为了。它上升到了理论，成为了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所有方式、道路、理念的理论基础。所以它值得我们在这里多花些笔墨。
提出这一主张的人们认为，这是一种高贵的、绅士的反抗方式和斗争道路。这也是对整个社会来说最经济、最少牺牲的，也最少后遗症的斗争道路。并且，对参与者而言，这也是“风险”最小的斗争方式。他们认为，甘地在印度能做到，我们在中国也能做到，马丁·路德·金在美国实现了的，我们在中国也能实现，“光荣革命”在英国能获得成功，我们在中国也能获得同样的成功。
为了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性、道德性，这是善良的人们还有意无意地杜撰了一个“暴力革命最终必然导致暴力统治”的论调。（坦率地说，这种论调着实吓坏了许多平庸之徒）。
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来弄明白，究竟什么就是“理性”？是不是只有“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就是理性而其它一切方式和道路都是凭感性在“胡闹”呢？
翻开全世界的教科书我们马上会明白，所谓理性，只是与感性相对应的一个人类认识的高级阶段。人类的一切认识，都是由感性、知性然后到达理性的。因此，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我们就称之为理性。因此，一切建立在抽象思维基础上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成果都是人类理性的成果。
由此我们会得到一个极其简单的真理，那就是理性没有对错，一如理性本身没有善恶一样。就是说，一种思想，一种认识是否建立在人类理性的基础上并不是这种思想认识是否符合真理的充足理由和唯一标准。因此我们不能说只有哪一条道路，哪一种斗争方式就是理性的，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其它的斗争道路就都是人们在凭着感觉在胡闹。我们同样不能说，经过理性思考而得出的结论就一定是正确的，就具有勿容置疑的真理性。我们尤其不能说，出自理性的东西就具有任何的道德高度。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希特勒和马克思的思想都同样是高度理性的，一如毛魔指导共产匪帮夺取政权的那些思想同样是高度理性思维的结果。
当我们厘清上述问题以后，我们就完全有理由宣告：如果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是理性的，那么武装斗争的道路也同样是理性的！如果只有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符合人类理性，那当年罗斯福总统就不应该对日宣战，而是应该派使者去向天皇进行道德说教；林肯总统为了废除奴隶制同样不应该发动一场对南部邦联的战争，而应该对南部的奴隶主们进行道德启示；丘吉尔首相也不应该说“我们只有鲜血和胜利”，而是应该动员伦敦居民去对希特勒党卫军进行非暴力的抗争。纵观人类历史，如果正义一方永远只有“和平、非暴力、不合作”的手段，那么人类历史就不会上演任何一出正义战胜邪恶的历史活剧。没有力量的正义是无法坚持、无法实现的，因为邪恶的目的是只诉诸力量的。没有正义对邪恶的战胜，人类文明一步也不能向前迈进！这也就是今天任何人都不敢去斥责林肯、罗斯福和丘吉尔是暴力分子的原因！
那么，同样是我们的理性所提出的和平的和战争的、暴力的和非暴力的两条道路，究竟谁更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就是哪条道路能更有效地达成我们铲除中共犯罪集团的目标。请注意，在这里，第一位的是“有效性”。无论多么理想，多么善良，后遗症多么小的方式，如果不能实现中国人民从中共的恐怖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那它就都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从前面我们对中共的解剖中，我们已经清醒地看到了，对于一个“他们从不和我们啰嗦，他们只吼叫着朝我们扫射”的犯罪团伙，对于一个随时准备开着坦克从人群辗过去的恶魔，对于一个随时准备朝我们头上扔原子弹的“人类恶的集大成者”，哪怕是曼·德拉来领导，或是英·甘地、马丁·路德·金再世，也注定无法用他们的方式在今天的中国实现自由解放的梦想！因此，那些“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人们也是注定无力担负起“在政治打倒，在组织消灭”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的历史使命的！
善良的人们哪，你们不要以为经过了八九·六·四以后，他们不会再敢“朝我们扫射”或者再“开着坦克从人群辗过去”了。你不见他们是如何地在纪念那场“平暴”的胜利的吗？你没听见这个黑帮集团的新任党首习近平在他的新南巡讲话中谈到苏共犯罪集团的覆灭时，哀叹当时的苏共集团内竟没有一个邓小平、陈云这类的屠夫作他们党的“男儿”吗？时光流逝，一切都在变，但是，他们纲领章程没有变，他们为了自己家族和个人利益到死也要维持他们对十三亿人的专政、奴役的本质没有变，因此，坦克和机枪的必然镇压同样没有也不会改变。如果说六十年前的国共战争中，他们就干得出驱赶妇孺孩童为他们趟头阵，挡子弹；二十年前，他们干得出开着坦克朝静坐学生的躯体辗过去这样人类闻所未闻的暴行，并且一直鼓吹，只有这样的野兽才算是他们的“男儿”，那你还会以为有什么事是他们干不出来的吗？
综上所述，我们说，任何寄希望于中共恐怖主义犯罪集团的良善，寄希望于他们“不敢那么干”的人，不是政治上的幼稚，甚至弱智，就是别有用心！也因此，尽管我们对那些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与中共进行不懈抗争的人们同样充满了敬意，他们的牺牲和奉献同样是可歌可泣的，他们在他们所能承受的层级上的斗争也具有十分宝贵的价值。但我们还是要大声地告诉一切愿意为未来的自由中国作出担当的人们，企望只是用和平的和非暴力的方式实现中国人民自由解放的远古梦想无异痴人说梦，其实是最缺乏人类理性精神的幻想！他们认识不到，我们根本没有机会、没有资格在“和平”的还是战争的、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道路之间进行选择，我们仅仅只是被迫在自由和奴役之间进行选择，在民主革命和专制暴政之间作出选择！
面对这种令人痛苦的抉择，我们许多善良的人们却在心里嘀嘀咕咕的，他们问，你干嘛非要让人家死呢？你就不能自己活也让人家活下去吗？
对，先生们，我们就是要消灭中共恐怖主义犯罪集团，因为我们不消灭它，它就不允许我们站着。不消灭这个组织它就要对我们实行“专政”，就要抢夺、没收我们的财产，不消灭他们，我们的婴儿就只能喝有毒的乳制品，不消灭他们，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就注定要成为没有蓝天、没有洁净水、所有的资源都消耗殆尽了的废弃物。我们要消灭中共犯罪组织是因为它给自己规定的本质是要奴役我们，我们要消灭他们首先是因为他们不允许我们像人一样活，我们要消灭他们是因为我们必须消灭这样的犯罪组织，如同人类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终将纳粹组织坚决消灭了一样。
但是请注意，如同人类消灭了纳粹犯罪集团却并没有消灭每一个纳粹党徒，消灭了奴隶制却并没消灭每一个奴隶主一样，我们说要消灭中共犯罪组织也决不是要消灭他们的党徒，而是指任何依照中共党的纲领和章程建立的组织都不能允许在文明世界存在。只要这样的犯罪组织存在，人类就面临灾难，文明就面临极大的挑战。如果有一天，像前东欧和苏联共产党一样，中共放弃了现在这样犯罪组织的纲领和章程，那么，我们认为，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就已经被消灭了。因为新的纲领和章程就意味新的政党组织，那它当然可以在未来民主中国的法律架构下与其它一切政党享有平等权利。但是，在此之前，中国人民和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之间的斗争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里没有“你活我也活”的空间。因为利益可以分享，生命应该共存，但是善恶没有双赢，正义和邪恶不能两立，自由和奴役无法共存！所以，在政治上打倒、在组织上消灭一切恐怖主义犯罪组织是人类永恒的道义责任，是文明存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现在，它是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之无可回避的历史使命！我们赞赏、支持一切以和平、非暴力和不合作的方式与中共犯罪集团的斗争，但是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阻挡中国人民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步伐。不管你的表面理由如何冠冕堂皇，只要你阻挡这个进程，你就是人类道义的对立面，是人类文明的敌人，你就成了中共这个集一切恶的元素于一身的犯罪组织的帮凶！
许多和平主义者们其实也理解以上我们所讲述的这些简单道理。可是他们善良的情感和软弱的意志不愿意看到中华民族落在这样的劫难中。他们认为中国人为这一劫难付出的代价会太惨重而置其必然性于不顾地想要回避它。可是活生生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中国人在中共恐怖主义犯罪集团的奴役下已经付出了至少超过五千万无辜生命的代价，已经付出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几被屠毒干净的代价，已经付出了整个国家环境大规模不可逆的被毒化的代价。相对于在他们的管控下中华民族的如此牺牲而言，相对于未来的若干代我们的子子孙孙而言，相对于整个民族在解除了自身的一切束缚之后将要取得的长足进步而言，相对于全人类将要获得的安全保障而言，我们将要付出的代价已经算是微不足道的了。何况，谁又能告诉我们，如果不尽速地打倒、消灭它而任其继续维持和延长他们的统治，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还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尤其要说明的是，“代价”是一个经济学词汇，讲的是收益和付出之间的比例关系。可是人的自由和尊严无价！因此，在从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人身和精神奴役下赢得自己解放的民族要求面前，容不得我们来讨价还价。在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奴的境况里，你一无所有，你一钱不值，你只有任他们宰割的唯一命运，那你还有什么“价”可代！你还有什么可失去的？我们不要忘记，恐怖主义思想的本质正是要激发和夸大人们对代价的惧怕以逞其奸。


当那些“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人们鼓噪说，这是最没有危险的斗争时，他们其实也就是在说这是对中共犯罪组织最没有威胁的斗争。事实上，几十年来一切以和平方式与中共的斗争，无论是上访的、维权的、泛蓝的、茉莉花的等等运动，在中共看来都无非是些“麻烦”而已，都只不过是在给他们“添乱子”，“添堵”罢了，根本动摇不了他们的统治。他们用不着来消灭你。因此，你就显得是“最没有危险”的。对于任何犯罪组织而言，如果说你是安全的，那恰好意味着它的统治处在安全的状态。危险正是因为你威胁到了他们的统治。这就是为什么九八年组建中国民主党的头面人物、宪章运动的刘晓波以及泛蓝的人物等等，一般刑期都在十三年以下，而一个王炳章先生却一定会被他们关押到生命终结的原因，这也就是“麻烦”和威胁的区别所在！因此，我们必须放弃所谓“安全”的因而也让他们是安全的这种根本没有效应的斗争方式，我们只能走高度“危险”但却会实实在在地威胁到他们的统治根基的斗争道路——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动摇和打倒他们的统治。
讨论到这里，如果还有人要来提出什么代价的话，那我们只能借用他们老祖宗的话来回答：在中国人埋葬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唯一可以失去的只有锁链，而赢得的将是民族的未来！
那么，我们能够吗？我们一无钱米，二无枪炮，三无组织，四无媒体平台。在中共掌控了一切社会资源的条件下，在科技、运输都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要来切除掉中共这个长在人类肌体上的癌症毒瘤是可行的吗？
我要说，这是几十年来套在我们头上最大的一付精神枷锁。打开它，打破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不可战胜的神话（这是中共制造的一个最大、最荒诞然而最有欺骗性的一个神话）的工作，我们在下一部份来完成。这里，我们只需指出，如果这条路走不通，那你就是在宣告这个民族的死刑，你就是在说这个民族注定要亿万年的在中共的冷血奴役下苟存。不仅如此，你还是在宣告文明在这里终止，这里是人类的尽头。因为事实表明了并且我们已经论证了：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三、必由之路 《上》

当我们把目前已经出现的各种思潮，各种理念，各种主张逐一检视，并逐一否定了之后，人们自然要问：那么出路在哪里呢？
唯一的出路就在于我们组织起来！
现代政党政治的出现，如同铁器的使用，大航海的到来一样，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跨越。它的意义就在于让相同或相近的政治主张的人们能够在同一面旗帜下聚集起来。
许多人走到这里就把脚步退回去了。他们问，组织起来干什么？谁给我们钱作经费？谁会发给我们枪炮？你总不能把人们组织起来然后每人发给一个扫帚去打共产党吧？
是的，看起来我们一无所有，可实质上我们只有一样东西没有，其它的一切都应有尽有。如果你的思想愿意继续向前迈进，你就会问：为什么我们是一无所有的呢？不要说因为共产集团控制了一切社会资源，所以我们当然会一无所有，不要说因为屁民们都在温饱线挣扎，因此我们肯定是一无所有的。我们之所以是一无所有的，仅仅只是因为个人的所有和个人的力量当然是极其微小的。如果你能稍稍认识到，建立我们自己的政党组织的意义和价值，你就会彻底否定掉自己的这些搪塞的理由。实质上，我们只有一样东西没有，就是没有我们自己的政党组织。分散单独的个体当然会是一无所有的，然而无数个个人聚集组织起来就能拥有一切！
组织能让我们拥有一些什么呢？
首先，有了这样的组织我们就有了资金。
其实，几十年来国内外给中国民运事业的捐款并不少，更不要说千千万万个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担负起历史使命的组织的人们，他们所能奉献和创造的财富了。试想，一个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出来的人还会有什么财富会不愿意奉献出来吗？我们一定要理解，一个政党组织筹措资金的能力是无论多少松散的个人所无法比拟的。因为资金远不只是个有无和多少的问题，而更是一个如何管理、流动、转移、运作和使用的问题。没有一个有效运作的组织网络，这样的目标无法实现。显然，任何松散的个体都是永远无法解决资金问题的。六．四时期就普遍存在，到今天还依然是个顽疾的捐款收入不透明，用途不专一（许多收款人甚至迫于生计压力等各种原因而不得不挪作私用）等问题也只有在一个组织内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重要的是，组织的统筹规划、统一使用对于发挥有限资金的最大效率具有绝对的意义。
所以说我们只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被组织起来，它所需要的资金也就会水到渠成！
其次是武器装备。这个问题同我们上面所讨论的资金问题是同一个道理。即只有有了自己的政党组织，武器和装备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其实，只要你愿意学习，善于思考，我们生活中所有日常用品都可以成为我们打击中共犯罪集团的有效武器，并且，依今天世界工业化的水平而言，枪枝弹药的生产早就不是什么高科技了，几台小机床就完全可以自己制造。何况当年中共集团在井岗山就能制造枪枝弹药，在淮海战役时可以发明出用汽油桶将炸药包发送出去的办法，那还有什么能阻止用今天的科技知识武装起来的我们拥有自己的武器呢？最大的困难不过是在于掩藏、掩护好这些制造点以及购买武器的交货点和路径——而这就只有一个高度有效的组织才能做到，并且它也一定能做到。
可见，我们缺少的不是枪枝弹药的武器，我们真正缺少是思想武器。
再次，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组织领导下的社会变革才能在这种社会剧变到来的时候，保证这种变革是有序的、是可控的。
尽管我们也害怕社会的暂时失控，但是我们却更害怕中共犯罪集团的控制。所以相对于共产党的奴役而言，我们不仅丝毫也不应该害怕社会的暂时无序和失控，反而有足够的理由为这样的新的历史时刻而欢呼。因为说到底，失控就是“维稳”的失败（维稳的本质就是维持住他们的控制），失控即表明中共犯罪集团失去了继续奴役的能力。因此，任何的所谓失控和无序都不过是产前的阵痛，是新生命诞生伴随物。如果暂时失控和控制我们只能在其中选择一样的话，那么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我们也宁愿选择暂时失控！选择希望！那些嚷嚷着如果和中共展开殊死斗争就会导致社会失控的人，正是作出了和我们相反的选择：他们宁愿要中共犯罪集团的控制也不愿失去这种控制，他们宁愿接受让这个民族绝望的奴役也不愿意选择希望！他们害怕社会动乱超过了对中共暴政的害怕，而我们正好与此相反！我们坚信：民主革命是由专制转向民主的历史必然。
那些并不害怕中共暴政集团对中国社会的破坏和对包括他们自己人的中国人民的奴役，却反而害怕终结这种破坏和奴役会使整个社会有一个短暂的过渡期和阵痛期的人们，他们站在政治的象牙塔里，居高临下的指责未来的全民反抗运动的义民是“暴民”。如同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合作的人们指责武装反抗的战士是“炮灰”一样，这类恶毒攻击不仅完全丧失了是非立场，缺乏起码的价值判断，并且也显得如此地没有常识——他们把今天的中国人民结束中共暴政的运动与当年的“义和团”当成了一回事。我们要说的是，不管是“炮灰”也好，“暴民”也罢，只要有助于结束中共暴政，那么不管它导致的结局是什么，也不管社会如何变化，都只会比今天要好——人类已经不可能比在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的奴役和控制下更悲惨、更无望的了。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尽最大的努力把代价降到最低，我们还是要努力缩短可能的阵痛期。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有效途径，使这种社会剧变成为有序的、可控的唯一有效措施，就在于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组织。
四次，建立了自己的政党组织，我们才能有效地开展宣传工作。
目前利用各种手段自发地宣传民主、还原历史、启蒙大众的人已是不计其数。可是他们所作工作的效用，又大部分被同样的人们所作的同样的工作给抵消了。他们各弹各的弦，各唱各的调。其结果就是能量的相互消耗，当然也就发挥不了应有的效用。我们有了自己的政党组织，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这种能量互耗。所有的宣传就可以在组织的协调、部署下，突出重点，掌握时机，造成声势。当此之时，我们就可以掐灭共产党豢养的网评员的活动——使他们的活动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尤其重要的是，只有建立并依托自己的政党组织，我们才能有效的构筑自己的宣传阵地，搭建好中国正义力量的宣传平台，针对中国大陆的普通民众进行宣讲。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大法弟子们在中共暴政的惨烈镇压下，仍然在整个大陆地区坚持宣传活动，坚持发送数据和各种宣传光盘，我们就能得到足够的启发。
五次， 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组织，我们才能有效地防止中共特务机构的打入和渗透。同时逐步发展起对中共内部的情报工作。
几十年来，中国的民运事业饱受中共特务活动之苦。所有志士们的构想、策划、行动，无论是公开的还是半秘密的，都无不是在中共特务的瓦解下，还在萌芽状态之中就被中共恐怖主义犯罪集团所摧毁。原因无非是这些人之中早就被中共特务们打入、渗透了。中共当局对他们的一言一行无不了如指掌。并且，这种打入和渗透从国共时代起直到今天，都仍然只是单方面的，单向的。就是说，只是中共黑帮在民运体系内（当年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安插了特务，收买了大量的线人，而正义力量却无法打入黑帮内部。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敌方而言，固然是因为中共黑帮高度封闭的组织形式使得这种打入和渗透有很高的难度，就我方而言，则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坚强有力的政党组织，也就不可能有有效的甄别、考察过程，不能建立有效的滤除机制，无法对核心内容进行有效地遮蔽和对它们进行保护。因此，他们的被摧毁、被剿灭就是必然的了。（国共时期则主要是国民党方面对中共认识不足造成的——事实上他们直到今天对中共的认识仍然不到位，这里我们就不讨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几十年来，数百万向往自由，追求民主正义的人们被告密、被出卖、被迫害、被关押。我们很多人因而把中共黑帮的特务活动看得神乎其技。其实，只要细细思考我们到底是如何暴露的？是怎样进入中共的黑名单的？抓捕过程细节如何？审迅过程怎样？等等这类问题，并把点滴这类信息串起来，汇编起来，进行仔细梳理的话，那笃定的说，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目前行之有效的特务活动百分之七十以上要失去效用，大量打入、渗透的特务、线人都将要被挖掘出来。因为他们不会是出卖了某一个人以后就不干了，而持续地出卖必然要留下蛛丝马迹。信息科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信息的价值在于综合，而汇聚、综合的功用正是政党组织的核心功用之一。这么多年来，这样重要的工作竟然没有人来做，原因正在于这样的工作必须在一个政党组织的统一安排部署下才能完成。特别重要的是，没有组织，敌我之间就没有明确的边界。这种状况只对强势的一方是有利的。因此，只有当我们建立了自己有效运作的政党组织，我们才能建立专门机构来开展保密工作，才能组织专门力量和培养专门人才来进行保密工作的专项研究，并用以指导我们的斗争实践。
六次，几十年来牺牲（被关押也是牺牲）的先贤表明，人们并不害怕牺牲。但他们害怕自己牺牲以后留下孤儿寡妇老母无人照料，生活窘迫。这种担心、害怕，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了人们投身反抗暴政的伟大斗争。而中共恐怖主义犯罪集团又刻意制造了许多这样的“标本”来强化恐吓效果，来警示每一个敢于与他们作斗争的人。
作为一个政党组织，它没有权利作出任何超越未来民主中国的法律的承诺。因此它不能承诺未来的民主中国会如何补偿他们。不过，它比任何个人都有资格承诺，它一定会推动未来中国的国会通过相关的法案来补偿和抚恤一切在这场伟大斗争中受到迫害的英雄和倒在战场上的烈士。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样法案一定会获得通过。它也完全有权利承诺在这样的法案通过以前，乃至于在中共的恐怖统治之下，在政党组织内担负起尽力抚恤和照顾家属的责任。
其实，这样的剧情每天都在中国大地上演出。无数被殴打致伤残、被关押和被剥夺了工作机会（中共甚至不许任何企业接受他们去打工）的人需要帮助。实际上他们也零星得到了一些爱心人士和有正义感的人们的雪中送炭。可是这样的零星帮助与一个政党组织对自己的成员的抚恤和帮助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前者是出于道义责任，而后者除了道义责任，更是一份组织责任——它为了自己组织的凝聚力必须这么做！
因此，我们唯有建立起自己的政党组织，相信并依托于这样的组织，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解决抚恤问题。至少有一个组织承担了这种义务和责任。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帮助义士们解除终极的恐惧，这就是组织的意义所在。
综上所述，组织起来具有全方位的意义和重要性。除了我们上面讨论的内容之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组织起来才能形成网络，不管哪种斗争方式，网络才能提供有效的掩藏和保护。一个政党组织才能有效地整合各种人才、信息、装备等资源，使其发挥出最大效应。只有依托于政党组织，我们也才有可能建立广泛的、不分民族、宗教和不同政治主张和政治理念的反共联盟。如果我们理解了中共几十年来的致胜经文“相信组织，依靠组织”，那么对每一个中国的自由战士来说，这也必须成为他灵魂深处的绝对命令。对于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来说，有了这样的政党组织就有了一切，没有这样的政党组织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会有，就一切都是徒劳！
我们一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是立即会有人跳起来反驳说：老套了，幼稚！为了实现中国的多党民主制，中国人组党的故事还少吗？人们哪一次这样的努力不是失败告终？于是他们结论说，组党的路行不通而拒绝去思考他们失败的原因，不去思考他们的建党事业中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好？
一个政党的性质是由它的党的《纲领》所决定的。而它的组织形式，则由党的《章程》所规定。一个政党组织在其《纲领》中提出自己总的政治目标、政治利益、政治任务和政治诉求之后，就要求其《党章》所规定的组织形式能够担负起其《纲领》中提出的政治使命。
我们说“唯一的出路就是组织起来”。那我们组织自己政党的最首要、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就是要“从政治上打倒、在组织上消灭中共恐怖主义犯罪集团”，就是要使全体中国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天赋权利，就是要让全体中国人民从中共黑帮的精神控制和人身奴役下解放出来。显然，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担负这样的历史使命的政党组织就必须使自己的组织章程和上述的政党使命相匹配，就必须确保自己的组织形式有能力担负起如此的历史使命。任何使自己的政党组织的《纲领》和其《章程》相互切割开来，任何使自己的政治使命与自己的组织形式不相适应的政治组织都必然要归于失败。
这也正是中国的无数义士仁人在组建民主政党的历程中无一例外地失败了的终极原因！——错误的建党理念。
那么，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才有能力担负起我们的历史使命呢？
我们创造历史，不是在我们任意选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创造，我们只能在历史给定的既有条件下来创造。对于我们的政治使命而言，给定的历史条件就是我们面对的是其残暴、狡诈、欺骗性都远远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一切邪恶势力的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它存在一天、一小时，都会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是人类文明的死敌。因此，给定的历史条件就是这场斗争的性质只能是、必然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这场斗争具有高度的军事对抗的成份。对于这样的政治使命和这样的历史条件，我们就必须是一个有高度凝聚力、战斗力的秘密组织。不能满足这些条件的组织就不能担负这样的使命，就必然要被消灭掉。因此，我们说正是民运史上那些人们的错误的建党理念才导致了无数个悲剧结局。
接下来自然就会问，那么一个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从何而来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来自于“服从”！请注意，这个“服从”与中共要求它的党徒的服从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我们所讲的未来政党组织内的服从不是对个人的服从，不是出于个人崇拜或利益追逐的人身依附。我们的服从，是对担负起历史使命的组织的服从；是对你所向往的民主自由的民族伟业的服从；它更是一个战士对军令的服从！没有这种个人对组织的服从，所谓”秘密组织就无法实现她企望的秘密运作，就无法对整个组织进行秘密保护，就一定会被中共特务消灭掉。
从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诞生的第一天起，全体中华儿女实际上就和他们处在了一种战争状态。而他们的所谓《国防法》、《宪法》里，都明确规定了全体中国人民是他的党卫军的作战对象。所不同的是，这场战争一直是武装到牙齿的一方对手无寸铁、毫无还手之力的一方的肆意屠杀和蹂躏。因此，我们必须要跨出这一步，必须要建立起正义的打击力量。因此，我们建党的同时就是在建军。至少在其初期阶段，每一个组织成员都必须同时是一个自由军战士！我们必须明白，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和中共犯罪集团展开殊死搏杀；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担负起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那么，既然它只能是这种政党和军队一体化的组织，那毫无疑问，服从是一支军队的第一生命力、第一战斗力所在。
最大的不同意见集中到这里了，因为我们在思想理论上，甚至在情感上最难以翻越的山坳也在这里。
许多人在这里会发出斥问声：你这不是又搞了另一个共产党吗？
不，不！如同我们前面论述过的，一个政党的性质是由它的纲领所决定的，是由这个政党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和政治使命所决定的。我们要建立的政党组织，是一个以结束专制独裁，实现民主自由的中国梦想为己任的政党。这是我们与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的本质区别，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都不能将二者混同起来。
这不够。人们会反问说：当年中共鼓吹民主自由还少吗？你没见《历史的先声》一书所搜集的他们鼓吹民主的言论还少吗？从那里面看起来，中共当年的民主意识只怕比你们还要强。可结果呢？当它劫夺政权后，马上就开始了对全体中国人民的血腥专政。那谁能保证你将来打垮了共产党以后不会历史重演呢？
胡涂的人们哪，他们把明明是历史的欺骗却当成了“历史的先声”。中共当年也是四处对外叫喊民主是不假，可那只是他们的叫喊而从来不是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诉求。他们在对他的党徒训话时是很少讲民主而是只讲阶级的，他们在其党内的重要会上更是绝口不提民主。因为中共党的纲领从其一大开始，到井岗山、延安，再到北京，直到今天，都一直是、从来是要对全体中国人民进行“专政”的，都一直是要没收全体中国人民的财产归他们所有的。他们从来没有把民主、自由、法制的诉求写进过它的党的纲领。任何稍具理性的人都能明白，阶级斗争的理论框子里是无论如何也装不下民主宪政果子的。遗憾的是中国的读书人普遍地缺乏现代政党理论的基本素养，所以他们只是仅仅依据毛魔们的对外宣传来认知中共匪帮，他们还没学会主要地必须根据一个组织的纲领来判定这个政党。如果说当年奔向延安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因其愚昧或者因信息不畅而不能理解中共党的纲领的反人类、反文明的本质，无法因其纲领的本质而认清、而判定中共这个政党的犯罪组织性质，无法理解它的纲领所规定的政党性质与他的对外宣传和自我粉饰的明显矛盾冲突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今天的人们就一定要理解到一个组织的对外宣传与这个组织的性质不是必然相等的，正如一个政党的组织形式与它的政党性质没有必然联系是一样的。
因此，出于我们要建立的政党组织所要担负的历史使命，出于我们与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之间的斗争的性质，为了保证建立的政党组织有足够的凝聚力、战斗力和抗打压能力，我们必须在这个政党组织的党章中规定其成员必须服从组织，规定它的战士必须服从军令。但是我们却绝不可以因此就将其与中共反人类组织划上等号，切不可以为这样的政党组织和斗争方式就必然会导致另一个共产党独裁暴政，产生新一轮的“改朝换代”的循环。历史走到今天，所谓“打江山、坐江山”的循环，已经终止了，历史不会再给任何一个还想来“改朝换代”的政党组织提供任何这样的机会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辛亥革命的历史。当年孙中山先生与黄兴先生因国民党的组织建设问题而在日本发生激烈争执。其矛盾的焦点，也正是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孙中山要求国民党员重新入党，并同时宣誓效忠于他本人。这引起黄兴等人的激烈反对，认为辛亥革命的宗旨就是要废除掉这样的个人效忠和人身依附而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共和国。那你孙中山搞的这一套，不是与革命的宗旨背道而驰吗？其实，这里的争执正表现了他们双方的局限性，他们都没有看到对方的思想中所包含的价值成份。从黄兴的角度来讲，他提出的原则，事关国民党的根本性质，事关国民革命的根本目的，也关乎他本人的终极价值观。因此，他提出的是一个必须始终予以坚持的至高无上的原则；从孙中山的角度来讲，他也正是看到了辛亥革命屡战屡败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国民党的组织形式存在问题，正是看到了黄兴所坚持的现代文明、民主的社会形态下，松散的、开放性的政党组织形式所导致的议事不决、令不行，禁不止，各划各的船各荡各的桨，无法整合资源集中部署，统一协调等等致命缺陷。本来，这些形式对于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或民主社会的政党组织来说（比如对现今的台湾社会来说）都是极其正常的，是不能被认作“缺陷”的。说它是“致命缺陷”，是特别对它当时的政治使命而言的，因为它使得当时的国民党作为一个在中国第一次产生的现代政党组织难以担负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完成国民革命这样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军事范畴的使命，从而使辛亥革命的过程事倍功半。

错误在于，中山先生企图以一种极其原始的、简单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现代政治难题——向他本人宣誓效忠，这当然地遭到了黄兴等人的合理而强烈的反弹了。
今天，我们面临着辛亥革命同样的铲除独裁暴政、建立民主共和的历史使命，只是我们比之于辛亥革命的局面要困难百倍，我们面对的对手比之于大清王朝要凶残、狡诈和强大百倍。当然，我们也就要更尖锐地面对当年国民党先辈们同样的难局。那我们呢？历史走过了一百多年之后，今天的我们有能力来破解当年的政治难题吗？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既毫不偏移地坚持黄兴先生的党内民主、始终以追求平等、自由和民权为己任而又能够满足孙中山先生对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的组织要求的政党机构吗？
回答是肯定的！对今天的中华民族来说，世界历史提供了更多的范式和教材，中国历史又给出了一百多年的惨痛教训，我们也更全面、更丰富地了解、认识了人类文明最高的精神成果。因此，无论是个人品格还是民族的政治智慧，都提供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历史和现实可能性。从个人的品格上而言，如果你看到了华盛顿、南非最后一任白人总统德·克拉克、四八年哥斯达黎加的民主之父胡雷尔在通过了一场战争消灭掉独裁政权后，永远地解散军队（该国至今没有军队）而把胜利的果实还给人民；如果你看到了今天的突尼斯、利比亚人的民主革命的主要成员并没有成为新的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坏蛋；那么，你不会看不到千千万万在监狱里、在流放中的林昭、高智晟、李旺阳、谢长发、刘贤斌们。比之于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全世界的崇高人物，他们中的哪一个会稍逊风骚？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华盛顿能做到，克拉克能做到，胡雷尔能做到的，林昭、谢长发、高智晟、李旺阳、刘贤斌们同样能做到？从政治智慧来说，我们完全可以对党的章程、对它的组织形式进行阶段化处理。就是说，当这个政党组织完成了在政治上打倒、组织上消灭中共恐怖主义犯罪集团的历史使命以后，与这个使命相适应的原有章程即行废止，而代之以符合现代文明国家的政党组织法的一个如今天民主党或共和党那样的章程。当然，在组建过程中，当我们集中全党的智慧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还会有更好的、更完善的方案，以使我们能够建立起这样的组织——既坚持黄兴，又满足孙中山！
我们前面说过，公开组党的错误理念导致了无数惨痛的教训，损失了无数的民主精英。这里，我们要负责任地来给大家介绍另一种鲜为人知的悲剧。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其实也发展了很多的秘密反共组织，有些已经发展得相当好了，已经具备了一个全国性政党的规模。我现在手里就有他们的徽章和它的纲领、章程等文件。可是由于这些秘密政党排斥孙中山的凝聚力、战斗力的组织要求，放弃掉了党内服从这个军事斗争的必备条件，因此，尽管它发展得相当好，尽管它并没有被中共查获而打掉，可是它无法形成领导，因此也就无法开展活动。任何人都会明白，不能开展活动的政党等于不存在。因此最后这些秘密政党都自行消散了。他们的悲剧和我们前面所述的那些公开组建的中国民主党的悲剧的原因是同一的：也是因着他们错误的建党理念才导致了这样的悲剧——经过了十年以上的发展却在没有遭受任何打击的情况下自行瘫痪了、消散了。今天我们消灭中共犯罪组织已经具有如此的紧迫性，那就是它很快将要使这个民族沦落到万劫不复的境地了，因此，中国的正义力量再也不能这样无谓地耗费自己了。它们必须完成从公开地组党到秘密地建党，从松散地组党到军事化组党的嬗变才能肩负起我们民族自救的使命。
这是通向自由之路上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当我们建立起了这样一个秉持人类良知和正义的政党组织，并且这个政党组织具有了高度的凝聚力、战斗力，具有了基本的抗打击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那么中国人民赢得自己解放的伟大事业就成功了百分之七十以上——因为中共暴政已经天怒人怨到如此地步，它已经是一副枯骨，一堆朽木了。
这样的政党组织要如何构建、如何发展呢？什么样的基本策略才能适应它的发展？过程中应遵守怎样的基本原则？有哪些关键性的技术是我们必须学会的？等等。这些正是命运留给中华圣徒们的问题。当有一天，你我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交出你的，我再交出我的。在这里，我们只要相信：没有做不成的！
什么样的人能领此风骚？
我在另一篇文章里期待过，中华民族还有能力奉献出自己的圣徒。圣徒就是为了这个民族的苦难和希望而义无反顾地去充当“炮灰”的人；圣徒就是为了信念理想和人类良知而悲悯天下苍生的人；圣徒就是不谋私利，愿把自己的生命作为祭品，献给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的人们。这样的圣徒，他们不是完人，他们的道德生活也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瑕疵，但当他们站到和中共对决的战壕里时，他们就没有丝毫个人财富、名位、权势，他们不要任何金钱、权位，不肯在暴政奴役下苟且偷生，他们甚至可以不要坟头的鲜花和死后的掌声。只要能够实现民有主权、国有法治，你就是把我踏陷在泥淖、任我化作尘埃又有何妨！
我看见他们了。
我看见这样的圣徒们正一个一个地挺立在那儿，期待着彼此能够凝聚在一起。
中华民族的崭新时代，如同一个无限美艳的新娘，静静地躺在她的婚床上，在期待着她的新郎——她的圣徒！